1815年维也纳会议新论范文

第一篇：1815年维也纳会议新论范文

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新论

吴木生（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１８１４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８１５年６月９日，欧洲反法同盟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国际会议。在“正统”原则和“补偿”原则的指导下，各个大国极力扼杀弱小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愿望和要求，肆意践踏他们的主权，随意地把一些民族买进、卖出、分割与合并，重新绘制欧洲政治地图；竭力恢复欧洲封建秩序，并运用反革命神圣同盟，残酷地镇压了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对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作用，中外学者早有定论，勿庸置疑。尽管如此，欧洲列强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力图以国际公法的方式确定划分国界的原则，制定划一各国外交代表的等级与位次的规则，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此，国内学者很少提及。本文试图从这个新角度评论维也纳会议的地位与作用。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一、首创以国际公法确定划分国界的原则

“国际法”亦称“国际公法”，即调整国际交往中国家间相互关系，亦即规定其权利与义务的原则和制度的总称。［①ａ］国际公法的主体（权利与义务的承担者）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和国际组织；它来源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国际组织的决议及有关国际问题判例等；它是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各国的协议来制定、修改和执行。与此相反，国际私法，即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规范的总称。因其调整的法律关系已越出一国的范围而冠之以“国际”。

虽然从１１世纪后半期起，就有不少法学家企图把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us,483—565年）主持编纂的《查士丁尼法典》及其后汇编为《国法大全》解释为适用于国际关系的国际法。其实，它至多只是调整罗马人及与其友好国家的人民之间关系的国家法律，即东罗马帝国法，而不是国际公法。

我同意台湾学者刘达人、王卓然等人的看法，在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之前，具有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公法尚未形成。［②ａ］因为，第一，在封建主义时代的西欧，长期处于神圣罗马帝国（９６２—１８０６年）的统治下。在法国大革命前欧洲大陆发生的多次战争，实际上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王位继承战争或者罗马天主教诸侯与新教诸侯之间的战争。第二，虽然法国著名学者让·博丹（Jean Badin,1530—1596年），早就提出国家主权概念，并且在１８世纪下半叶的一系列国际条约中使用“Superioritas Territorialis”或“Territorial—Oberherrschaft”等词来暗示领土主权。［①ｂ］但是，这些国家并不是严格意义的主权国家，它们的领土，从某种意义上说，被认为是个人世袭财产的一部分。正如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国际法学教授贝谢尔（J.H.W.Verzijl）指出：“领土一般地被认为是个人的财产权，或起码被认为它是其最高所有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国王和较低等的亲王授予的所有权与合法的让与权。”［②ｂ］其条件是封臣必须向封君、大领主进行宣誓效忠，为其效力。如果封臣们拒绝尽义务，或犯重大罪行，他们的领地就被封君、大领主收回并可转让给他人。得到新领地者应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进行宣誓效忠和服从，被更换主人的臣民也应向新的领主进行宣誓效忠和服从。［③ｂ］第三，这种领地更换的法律依据，主要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与传统习惯，法律的主体是大领主、小领主与封臣、仆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而不被认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拿破仑通过对外战争方式向欧洲各地输出革命，废除了统治西欧长达８００多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使成打的封建王冠落地，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民族独立国家的形成。他提出国家基本主权与义务的概念，强调国家主权包括领土主权、民族自决权、对境内外国公民的管辖权等，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这为维也纳会议以国际公法方式确定划分国界的原则奠定了基础。

虽然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制定国际公法，而是如维也纳的主谋者、名符其实的会议主席、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指出：“第一个愿望就是把政治和领土状态恢复到１７９２年以前。”［④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与会国还建立了被称之为第一个“近代国际政府机构”（ＩＧＯＳ）的欧洲协调机构。按当时的标准，这种“国际政府机构”又可分为两类，“高级政治”体系和“低级政治”体系。“高级政治”体系，包括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全体代表大会、八国委员会、四国委员会（后改为五国委员会）等国际机构，通过各国政府及其代表进行外交谈判、商讨并决定处理战后欧洲的一切事务，草拟并通过了《巴黎和约》、《最后议定书》等一系列国际条约，规定了许多国际关系的准则。这些条约和原则，不仅以原有的国际条约体现的原则与惯例为依据，而且也符合当时欧洲国际政治的新特点，符合国际社会的需要，因此，它不仅对缔约国具有束缚力，而且使之成为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法律效力的国际公法。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另一类具有功能性的“低级政治”体系，［⑤ｂ］即根据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的有关决定，建立了关于莱茵河自由航行的中央委员会等相应的执行机构，确保国际法有关规定的实施。

维也纳会议以国际公法方式确定划分国界的基本原则与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从欧洲列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出发，人为地确定政治与安全边界线。梅特涅为维也纳条约制定的总原则就是恢复欧洲封建王国的家族统治及其边界。［①ｃ］这就是划分政治边界的总原则。据此，第一次《巴黎和约》规定：“法兰西国王保持１７９２年１月１日时存在的边界的完整。”［②ｃ］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后，反法同盟在第二次《巴黎和约》中规定将法国领土退至１７９０年时的边境。［③ｃ］法国海外领地亦如此。

不仅如此，欧洲列强还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要求邻国在其边境附近的军事战略要地或划归自己的领土版图，或者要求对方拆除该地区的军事防御设施，建立安全边界线。

第二，确定变动地区的国民可自由选择国籍的原则。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第１７—２７条规定：对于必须或将要更换主人的各国，对其本国居民和外国人，不管他们的条件如何，所属国家如何，均应给予一个６年期限（自互换批准书时算起），以便处理他们在这次战争以前或此次战争以来所得的财产并撤退到他们乐于选择的国家，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话。［④ｃ］

第二，建立混合勘界委员会。由有关国家派员组成一个混合勘界委员会，负责划分边界、调整有关标示各国边界的一切事宜。一俟该委员会的工作完成，各委员签字的地图应予以制定，并建立界碑以确认相互间的边界。

第四，制定了便于操作的划分边界的实施细则。在这以前的国际条约中涉及划分边界的规定极其模糊、粗糙。它们通常规定以边境地区、荒芜地带、山脉、沼泽、河湖为边界。如１６５９年《比利牛斯条约》规定法国与西班牙两国以比利牛斯山脉为边界，山脉东侧土地归法国，山脉西侧归西班牙。但方圆数百公里的比利牛斯山脉，无法确定两国界在何处。维也纳会议的有关规定则比较细致，由过去的二维平面划分法变成一维直线划分法。［⑤ｃ］它规定：以山脉为界时，应以山脊之分水线为边界线。在以河川、湖泊为界时，改变过去以整个河床或湖面为界的做法，规定视具体情况而定：（１）、可航行之河川、湖泊，以其航路的主航道或中心线为分界线，莱茵河主航道为法德边界线；［⑥ｃ］（２）、不可航行之河湖，以两岸距离之中心线为边界线，而河湖中的岛屿及产业之归属并不依水位之变化而变化；（３）作为边界之桥梁，应以该桥中点各分一半，斯特拉斯堡与克尔之间的桥梁，一半归法国，另一半归巴登大公国。［⑦ｃ］

第五，关于国际河川自由航行的规定。自查理曼大帝以来，作为西欧国际河流之一的莱菌河，一直被视为沿岸国家的内水而被分割管理：水源归瑞士所有，河口归低地国家（即尼德兰，后称荷兰）所有，流经法、德等国地段归它们各自所有。莱茵河从上至下，层层设卡，各自为政：沿岸国家禁止非沿岸国家的航舶自由航行；即使沿岸国家也是上游国家阻止河水下流，下游国家拒绝上游国家的船舶通过，使该河障碍重重，无法畅通，彼此纠纷丛生。为了彻底解决国际河川的问题，维也纳会议专门做出有关规定，制定了国际河川的总原则与管理体制。［⑧ｃ］ 首先，关于“国际河川”的概念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国际河川”的概念虽首次使用于１９１９年巴黎对德和约，但始于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①ｄ］在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关于莱茵河自由航行章程中暗示了“国际河川”的概念，即分割或流经的国家超过一个以上的河流被称为国际河流。

其次，维也纳会议创立了国际河流的总原则：（１）、国际河流自由航行原则。《最后议定书》规定，作为国际河流的莱茵河、内卡河、美因河、摩泽尔河、默兹河和埃斯科克各河流，“河流全程的航行，从可航行的起点到河口，应完全自由，并不得禁止任何人进行贸易。”［②ｄ］（２）、共有共管原则。作为边界组成部分的国际河流，应为该河沿岸国家所共有，并由他们共同协商解决涉及该河的有关问题。正如《最后协定书》指出：“被同一可航行河流所分隔或流经的各国，保证以共同协议规定有关该河航行的一切事宜。”［③ｄ］（３）、设置国际管理机构，实行统一管理而不侵犯各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为了保证国际河流的自由航行，维也纳会议决定，流经不同国家的河流应由沿岸国家任命委员共组国际性的专门委员会（如莱菌河中央委员会），经协商一致，制定航行管理章程，保障该河的自由与安全可靠的运输，并允诺不侵犯各国国家主权。［④ｄ］（４）、国际河流管理章程的法律地位。《最后议定书》规定，关于莱茵河、内卡河、美因河等各河流的专门航行章程与《最后议定书》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要求有关国家严格遵守，“章程一经决定，除非全体沿岸国家同意不得更换。”［⑤ｄ］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关于划分国家边界的总原则与具体规定，不仅在国际法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具有现实意义。首先，它首创各独立的主权国家元首及代表举行国际会议，通过外交谈判协商一致，以国际公法确定划分国界的各项原则。［⑥ｄ］这为今后解决各国边界纠纷、划分国界提供了重要原则与法律依据。当时划分的各国边界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其次，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国际法学荣誉教授Ｊ．Ｈ．Ｗ．贝谢尔认为，经过安尼克斯（Annex）修定并经维也纳会议批准的《最后议定书》所创立的关于莱茵河自由航行的章程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一直保持到现在。［⑦ｄ］最后，为执行国际条约中的有关规定，建立相应的国际机构，已成为国际惯例，为世人效仿。但我们也应看到，正是这些欧洲大国在重绘欧洲政治地图、划分边界时，只重视“正统”与“补偿”原则而完全忽视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弱小国家、弱小民族的根本利益，任意肢解它们，“最终导致维也纳会议功能的毁灭。”［⑧ｄ］

二、关于国君及外交代表等级位次的规定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国王（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封建主、封建地主阶级的首脑，并依与之血缘关系的亲疏程度与个人好恶，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封公、侯、伯、子、男等贵族爵位与等级；并严格依其爵位的高低、等级的大小规定不同的接待规格。在国际交往中，无论是从中国封建王朝为代表的东方封建帝国，还是统治西欧达数百年之久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控制天主教国家的罗马教皇，概以“我”为中心并依与“我”关系亲疏、臣服程度决定其在外交礼仪中的等级、位次和接待规格。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民族意识的增强，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日益强烈。在１５—１７世纪，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公共利益”，许多国家设置外交事务大臣和专门的管理机构，向国外派遣外交使团，设立使馆。［①ｅ］通过各国元首之间或他们的外交代表间的谈判，平等协商解决国家间的矛盾和国际冲突，已成为当时欧洲各国外交活动的显著特征。在１４０９年举行的比萨万国宗教会议上，第一次把与会代表分为四个民族：意大利民族、法兰西民族、西班牙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在１４１４—１４１８年举行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不仅承认英格兰人为第五个民族，而且首次按民族分别聚会、讨论问题，并且抛弃了按人头进行表决的传统方式，［②ｅ］代之以民族为单位进行表决的新方式。

从此以后，各国统治者十分关注本国在国际外交活动中的位次与投票的先后次序，并时常为此发生冲突。在天主教统治西欧的“世界主义”时期，罗马教皇认为只有他才有权决定各国君主、邦君、诸侯的位次。罗马教皇朱利叶斯二世（Julius Ⅱ，1443—1513年）于１５０４年颁布训谕，规定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与公爵的位次表：

基督教国王次序：恺撒皇帝、罗马王［③ｅ］、法兰西国王、西班牙国王、阿拉贡国王、葡萄牙国王、英格兰国王（同前三位国王有争执）、西西里国王（同葡萄牙国王有争执）、苏格兰国王和匈牙利国王（两者之间有争执）、纳瓦尔国王、塞浦路斯国王、波希米亚国王、波兰国王、丹麦国王。

公爵次序：布列塔尼公爵、勃艮第公爵、巴伐利亚公爵（宫廷公爵）、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侯爵、奥地利公爵、萨包迪亚公爵、米兰公爵、威尼斯公爵、巴伐利亚诸公爵、法兰西公爵、洛林公爵、波尔旁尼公爵、奥里列安公爵、耶路易公爵、弗拉拉公爵。［④ｅ］但台湾外交史学家刘振鹏提出了一张与英国学者萨道义不同的位次表。［⑤ｅ］

荷兰学者路德维克·德宾斯克指出，关于外交代表的等级与优先位次问题是过去经常发生外交纠纷的根源。［⑥ｅ］在公开的国际外交场合中，许多国家的外交代表根本不遵守罗马教皇规定的位次，屡次引起流血冲突。１６６１年９月３０日，在伦敦举行瑞典大使入城式。按当时的外交惯例，各国驻伦敦使馆都要由大使率各自的车队到托尔码头等候，参加入城仪式。当瑞典大使上岸后乘英国皇家车前行时，法国大使率车队紧随其后。突然，西班牙大使瓦特维尔率车队冲上来，企图抢在法国车队之前，不惜挥刀砍伤法国人马，导致流血冲突与法西两国关系恶化，险些兵戎相见。只因西班牙国王派特使赴法，公开认错并保证今后不与法国大使争先后位次，遂使**平息。１７６８年冬，俄、法两国大使在伦敦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因争夺谁坐在罗马教皇使节旁边的座位而引起口角和决斗，致使俄国大使受伤。

为了避免发生类似事件，国际社会曾实行位次轮流制。在国际条约的署名上，一致公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位居各国之首，其他国家实行轮流制，各文件保存国第二个签名。［①ｆ］后来在某些国际场合下，各国全权代表通常只在给对方的文本上签名以代替轮流签名制。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欧洲反法国同盟击败拿破仑之后曾在里茨威克（Ryswick）举行会议时，德国使节再次挑起位次之争。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棘手的老问题，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曾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草拟解决方案。经各国代表多次磋商，最终达成共识：“在采取轮流制的国际文件或条约中，各使节签名时应遵循的次序以抽签方式决定之。”［②ｆ］尽管如此，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名时却按各国国名第一个法文字母顺序决定位次：Autriche（奥地利）、Espagne（西班牙）、France（法国）、Grande-Bretagne（英国）、Protugal（葡萄牙）、Prusse（普鲁士）、Russie（俄罗斯）、Suède（瑞典）。这等于宣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在国际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成为国际社会应遵循的惯例和基本准则之一。１８１５年—１９１９年期间签署国际文件使用的外文语言为法语，各国代表签名次序依其第一个法文字母的顺序而定。１９１９年凡尔赛会议规定使用英语为外交语言，故依各国第一个英文字母顺序签名。此后，在举行国际多边会议时，除非议定采用其他次序，均以各国国名的法文或英文第一个字母顺序决定各国代表签名次序。［③ｆ］事实证明：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关于各国元首及代表位次的规定，从根本上解决了国际外交活动中的位次之争。从而“结束了１８世纪外交实践在地位高下问题上经常发生的无止无休的争吵和冲突。”［④ｆ］

不仅如此，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还第一次以国际公法的形式承认各国驻外使馆是其国家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并统一了各国外交代表的名称、等级和位次。

在这以前，各国外交代表的名称极不相同：大使（Ambassador）、代表（Agent）、公使（Envoye或Minister）、驻外代表（Resident）、特命全权公使(Envoye-Extraordinay或Minister-Plenipotentiary）、常驻代表（Charges d’affaires entitere）、临时代办（Charges d’affaires udinterin）等。［⑤ｆ］甚至，荷兰在１６７５年与外国签约时曾使用“崇高和强大的荷兰政府的主人派驻荣誉和神圣的瑞典王国宫廷的公使”或称为“驻办代表先生”。［⑥ｆ］同时，由于各国驻代表的职责、等级与位次不明确，在国际外交场合中常出现大使、领事、驻办代表之间的位次之争、普通大使与特别大使、普通公使与特别公使之间的位次之争。加之，当时各国接待外交代表的规格不统一，造成国际外交活动的混乱局面，以致出现将特命全权和全权两类不同等级的勋章授予同一人的奇怪现象。［⑦ｆ］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从《最后议定书》附件《关于外交代表等级章程》的国际公法形式结束了国际外交活动中长期存在的这种混乱现象。

第一，统一了各国驻外使馆及其外交代表的名称与等级。它把各国驻外使馆长分为三级：第一级为大使、教宗特使或教廷大使。只有他们有权代表本国君主与所驻国君主本人直接谈判。如果所驻国君主拒绝接见他，就意味着两国断交。第二级为公使或君主向国外派遣的其他代表。通常由本国元首授予信任状，到驻外使馆执行国家公务，但不代表国家元首本人，故不能享受大使殊荣，不能请求所驻国元首接见，或与之进行直接谈判。第三级为代办（或称代理）。通常受本国外交部长委派，并将随身携带的代办介绍信或委任状交给所驻国的外交部长。只是在使馆长离任期间或在派遣继承人之前负责代理使馆长（大使或公使）职务。

第二，统一各国外交代表的位次问题。首先，统一了国级外交官的位次问题。《章程》规定：外交代表应依照他们正式通知到达的日期决定他们在各等级中的位次。所谓到任日期，是指向国家元首递交国书的日期或外交部通知到达并向外交部递交国书副本的日期，以各国的惯例而定。如果两国使馆长在同一天递交国书，决定其位次先后有两种办法：或者按他们执行职务的时间顺序决定，或者按其国名的法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决定。［⑧ｆ］但各国必须前后一致，如无事通知，不得更改。其次，《章程》规定对教宗代表的位次不发生变化，即尊重天主教国家的传统惯例：教宗使节或教廷大使，不问其到任日期的先后，均居驻该国各国使节之前。１９６１年《维也纳外交公约》再次承认这种传统惯例。再次，《章程》规定，各国宫廷间血统或姻亲关系不赋予他们的外交代表以任何位次，故任何正式派遣的外交官都应排在他的前面。但法国外交学家热内指出，在外交实践中，为了表示对特使的“特别尊敬”，也给予他优先的位次，“他们本身并不具有优先位次权，而是他人给予。”［⑨ｆ］路德维克·德宾斯基进一步阐明了热内的说法，认为只是在第三国领土上举行各国特使会议上或接待国举行的正式典礼上才享有临时性的优先位次。［⑩ｆ］

第三，《章程》规定，各国对接待各级外交代表应统一接待规格与方式。维也纳会议通过的《关于外交代表等级的章程》第一次以国际公法形式“划一了各种外交代表的等级，这在后来的长时间里一直作为国际法规而成为外交惯例，并且直到今天依然有效。”［①①ｆ］路德维克·德宾斯基认为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存在着同样性质的国际交往、承认相互关系和各国普遍懂得了外交使团作为传达信息的手段、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①②ｆ］

①ａ 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６１５页。

②ａ 刘达人、王卓然主编：《外交大辞典》，中华书局１９３８年版，第１０４７页。

①ｂ Ｗ．Ｌ．通：《组织世界的国际法》（W.L.Tung ed.,International Law in Organizing World），纽约托马斯．Ｙ．克罗维尔公司１９６８年版，第５页。

②ｂ Ｊ．Ｈ．Ｗ．贝谢尔：《历史透视中的国际法》（J.H.W.Verzijl,International Law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Vol.Ⅲ），纽约Ａ．Ｗ．西哈托夫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第１页。

③ｂ 《国际条约集，（１６４８—１８７１年）》，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７页。

④ｂ Ｃ．Ｊ．Ｈ．海斯编：《近代欧洲政治文化史》（Carlton J.H.Hayes,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Vol.I），纽约麦克米伦公司１９３２年版，第７２２页。

⑤ｂ Ｄ．Ｓ．萨普：《现代国际关系》（D.S.Sapp,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纽约麦克米伦公司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９页。

①ｃ 海斯：《近代欧洲政治文化史》，第７２５页。

②ｃ ③ｃ 《国际条约集１６４８—１８７１年》，第２６０、３３４、２６３页。

④ｃ 《国际条约集（１６４８—１８７１年）》，第２６５—２６６页。

⑤ｃ 贝谢尔：《历史透视的国际法》，第５１４页。

⑥ｃ ⑦ｃ 《国际条约集（１６４８—１８７１年）》，第４８、９０、９２、２３８、３２１、２６１—２６３页。

⑧ｃ 贝谢尔：《历史透视的国际法》第三卷，第１２０页。

①ｄ 王云五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四册，台湾商务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２６页。

②ｄ ③ｄ《国际条约集（１６４８—１８７１年）》，第３２７—３２８页。

④ｄ Ｄ．Ｓ．萨普：《现代国际关系》，第５９页。

⑤ｄ 《国际条约集（１８４８—１８７１年）》，第３２８页。

⑥ｄ Ｗ．Ｌ．通：《组织世界的国际法》，第１５３页。

⑦ｄ Ｊ．Ｈ．Ｗ．贝谢尔：《历史透视的国际法》，第１２８页。

⑧ｄ 《大美百科全书》第２８卷，光复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４２页。

①ｅ １４５５年威尼斯共和国米兰公爵弗朗西斯科·斯福礼率先在热那亚设立公使馆，开常驻外交使团之先河。１５８９年法国设单独的外交部。见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９页。

②ｅ Ｂ．Ｎ．波将金主编：《外交史》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８页。

③ｅ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常被称为罗马皇帝或恺撒皇帝，在其加冕前被称为“最尊严的罗马王。”

④ｅ 《格拉西斯日记手稿》，保存于英国博物馆，日记手稿类８４４０和８４４４号。见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２９—３１页。

⑤ｅ 刘振鹏：《外交掌故》，台湾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１—２２页。

⑥ｅ 路德维克·德宾斯克：《近代外交法》（Ludwik Dembinski,The Modern Law of Diplomacy），尼德兰，马蒂努斯·伊哈霍夫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８页。

①ｆ ②ｆ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３６、３５页。当热贝：《维也纳会议》（d’Angeberg,Le Congres de Vienne），第一编第５０１、５０３、５０４、６１２、６６０、７３５页，第二编９３２、９３９页。

③ｆ 费多萨姆：《外交手册》，中国对外翻译公司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４２页。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３３２页。

④ｆ Ｂ．Ⅱ．波将金主编：《外交史》第一卷上册，第６３５页。

⑤ｆ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１２４—１３０页。

⑥ｆ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１２５页。

⑦ｆ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１２６页。

⑧ｆ 费多萨姆：《外交手册》，第３０页。

⑨ｆ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５３页。

⑩ｆ Ｌ．德宾斯基：《近代外交法》，第１１６页。①①ｆ Ｂ．Ⅱ．波将金等主编：《外交史》第一卷下册，第６３５页。

①②ｆ Ｌ．德宾斯基：《近代外交法》，第８页。

第二篇：第七章维也纳会议

第七章维也纳会议

提纲

一、维也纳会议与神圣同盟二、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的革命

风暴

The Congress of Vienna

（7-1-1）

The conference(1814-1815)of Europe powers at the end of Napoleonic

Wars.Although many small states were of represented, the principle

decisions of th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were made by the five great

powers—Russia(沙俄), Austria（奥地利）, Prussia（普鲁士）, England and

France.Statesman present included Metternich（梅特涅）, Castlereagh（卡

斯尔累勋爵）,and Talleyrand（塔列郎）.Besides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s, innumerable（无数的，数不清）ladies and gentlemen of

Europe’s aristocracy（贵族）came to dance and gossip（闲话，流言蜚语）

and intrigue（密谋）.The Congress of Vienna维也纳会议

（7-1-2）

维也纳会议

Metternich(1773-1859)梅特涅(7-1-3)

Austrian statesman, minister of Austrianforeign affair（奥地利外交

大臣）.He is credited（信任）with arranging the marriage between

Napoleon and Marie-Louise of Austria(1810).He helped to form the

Quadruple Alliance（四国同盟）(1814)and dominated the Congress of

Vienna.His attempt to repress 镇压liberalism dominated Europe

until his fall from power(1848).The Congress of Vienna: three main aims维也纳会三原则（7-2-1）

In making the Settlement of 1815 the great powers were guided by three

main aims, which they called principle of



1、Compensation;补偿原则



2、Legitimacy;正统主义原则

3、Containment;遏制原则

Europe After the Congress of Vienna

维也纳会后的欧洲

第三篇：《庄子》新论

一·评价悬殊

《庄子》是一本奇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高层知识分子中间，更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庄子“其言 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说他利用各种言论论证自己的观点，当时的统治者不能用他为自己服务。他的书在汉代已经流行，但影响还不大，因此，《史记》将他附在老子传后，只写了二百三十三字。汉代经学随汉代的统治衰微以后，《庄子》在魏晋时代就开始盛行起来，被玄学家尊为经典“三玄”之一。许多人都研究、注释它，扩大了它在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唐代道教盛行，与《老子》并称“老庄”的《庄子》也是身价百倍，被尊为《南华真经》。受到许多著名的思想家、艺术家，特别是画家的欣赏和崇拜。历史上如唐代的李白、宋代苏东坡、清代曹雪芹都深受庄子的影响。近现代的一些思想家都对《庄子》有很高的评价。例如，鲁迅说：《庄子》一书，“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晚周指春秋战国时代，晚周诸子，就是现在常说的“先秦诸子”。先秦诸子的作品没有超过《庄子》的。顾颉刚说：“在战国时代里，《庄子》是最高的哲学表现，《楚辞》是最高的文学表现。” 闻一多阅读《庄子》以后，特别崇拜庄子。他说：

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也许甚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闻一多还认为，魏晋时代，庄子成了“整个文明的核心”，《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他的书成了经典。他屡次荣膺帝王的尊封。至于历代文人学者对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别的圣贤，我们也崇拜，但那像对庄子那样倾倒、醉心、发狂?quot;（同上）后来，徐复观的研究证实了闻一多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上留着庄子的烙印。徐复观研究认为：”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徐复观认为庄子思想对艺术界影响极大，特别是绘画指中国画是庄学的私生子。为此他写了一本500页的专著，详细论述了庄学对中国历代文学艺术界的深刻影响。1979年在太原召开第一次全国中国哲学史研讨会时，冯契先生说：”我很喜欢庄子，让我写《辞海》的辞条，很想给他写几句好话，结果写不上去?quot;有一天，张岱年先生说：“庄子水平最高，提出的问题多而且深刻，是汉代以后所不及的。”任继愈先生对庄子情有独锺，为了把庄子说成是唯物主义者，绞尽脑汁，费九牛二虎之力，做了十分牵强的论证。冯友兰先生在九十岁的时候，向祝寿的朋友和学生说自己悟到处世道理，用庄子的两句话表达。这两句话就是：“举世而喻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绝顶聪明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到了九十岁才认识到庄子这两句话的深刻含意。从此可见，《庄子》的思想是相当深刻的，也说明过去冯先生对庄子的批评还多少有点肤浅或者幼稚。也许，他过去对庄子的批评只是按照某种模式，讲给别人听的，并非自己的本意。总之，高水平的思想家都是比较推崇庄子的。

但是，现代对《庄子》的评价却很不相同，从出版的教科书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出来。

一本教科书的目录是：

第五章 庄周的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

第一节 追求无条件精神自由的虚无主义人生观

第二节 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

第三节 主观唯心主义体系

另一本教科书的目录是：

第二节 庄周的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

一、“物物者非物”的天道观

二、以相对主义为基础的认识论

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quot;的宿命论

再一本的目录是：

第六节 庄子的相对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

一、”齐是非“、”齐万物“的相对主义

二、”齐物我“的主观唯心主义

举一反三，举三为众。三种教科书可以代表当时多数人的看法。所谓”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在当今的中国哲学界，都是批评的对象，都是错误的代名词。在教材上都是这样给庄子哲学定性，表明中国大陆整个学术界对于庄子的看法基本是否定的。颇有影响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二版）第十二章题目是”庄子――先秦最大的唯心主义者“。因此，此书肯定庄子的”主要作用是消极的、反动?quot。

我在上大学和上研究生时，在我的心目中，庄子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是反面人物，是应该全盘否定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是相对主义的，人生观是悲观厌世的，认识论是不可知论，还有宿命论，没有一点合理性。当时，我曾经想过，庄子的思想既然没有一点合理性，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他的思想呢？当时虽然也说反面教材是很有必要的，但我还是想不通。看得书多了，才发现许多高水平的学者对庄子的评价与教材上的评价竟有如此悬殊，这就更引起我的关注。我就开始对这个奇怪现象进行思考，成了悬在头脑中经常想到的研究课题。这个课题是我在研究实践中发现的，不是哪一个指南提出来的。科学研究的课题可以从实际需要中提出来，也可以从个人研究实践中发现，这是不言而喻的。哪一种成果更有用呢？很难说。

二·内外有别

《庄子》一书有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和杂篇十一篇。传统说法，内篇是庄子自著，而外、杂篇是其后学所著。任继愈先生认为内篇是后学所著，而外杂篇才是庄子自著。刘孝敢先生对此作了详细深入的研究，进行复杂的统计，有力地论证了内篇是庄子自著，外杂篇才是后学所著。一时间，这一观点受到学术界普遍赞同。似乎成了无懈可击的定论。

刘孝敢先生证明了：1·《庄子》全书都是成书于先秦时代，没有汉代以后撰写的。2·内篇比外、杂篇早。3·内篇是庄子自著，外、杂篇是弟子或后学所著。这些论证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利用概念的差异，内篇中使用道、德、性、命、精、神，没有使用过道德、性命、精神这样的复合词。而在外杂篇中开始使用复合词。文字发展史肯定先出现单字词，后出现复合词。二是根据思想，先生提出观点，学生解释观点。刘先生所论，证明内篇早于外、杂篇，显然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是否就是学生所写，其根据就不太充分了。

先秦著作中很多是集体创作的，如《论语》、《管子》、《墨子》、《吕氏春秋》等。但它们都没有分内外篇。而《孙子兵法》、《商君书》、《孟子》、《韩非子》、《歇冠子》等都可以看成是个人专著。以前虽然也有人提出怀疑，理由不充分，因此，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分成内外篇的古籍并不多，据我所知，在《汉书·艺文志》的医经类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经》二十五卷。在杂家类中，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在《诗》家中，有《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在《春秋》家中，有《公羊传》和《公羊外传》，《谷梁传》和《谷梁外传》。现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失传。今存《淮南内》二十一篇即《淮南鸿烈》又称《淮南子》，《淮南外》失传。《韩外传》六卷即《韩诗外传》。《韩内传》四卷失传。《公羊传》、《谷梁传》今存，外传均失传。先秦两汉的著作中，内外均存的，除《庄子》外，其他一本也没有。现存葛洪所著《抱朴子》内外篇均存，内篇讲道教的内容，外篇讲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按内容分内外篇，而全书还是葛洪自己一人所著。学术界没有人提出有根据的怀疑。另外，孟子也有学生，也有后学，为什么没有外篇呢？至于书中一些概念的变化，只能说明前后之别，并不能说明是两代人的作品。一个人生活时间可达几十年，前后时代会有许多变化，思想与语言也会有许多变化。现实的例子有，冯友兰先生早年写的《中国哲学史》（1930年），与后来于1964年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和晚年于八十年代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都有极大差别，可以说判若三人。如果先出的为内篇，后出的为外杂篇，那么，我们能说后出的就一定是他的学生写的吗？冯先生活了九十五岁，庄子可能活不到这个年龄。《庄子》内外篇的差别没有冯先生的前后三本书的差别大。战国时代与中国现代同样都是变化特别急剧的时代。因此，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说庄子个人在著述中不会在语言与思想方面有那么大的变化。

因此，我同意刘孝敢的考证，认为《庄子》内篇早于外篇，但我以为外篇未必是庄子的学生或后学所写。不能排除他自己在晚年写成的这种可能性。

三·精神自由

如何评价？如何定性？首先就有一个标准的问题。过去，我们采取西方的哲学模式来给庄子定性的，定他为主观唯心主义者。如果采取别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这个性就会有变化。

首先，哲学应该可以分为三大类型：求真哲学、求善哲学与求美哲学。全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这些哲学是千差万别的。如果从宏观上进行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人类追求真、善、美，因此，哲学也可以分为这样三大类。通过观察、试验、实践，来认识客观世界的实际情况，探讨事物的本质，最终目的是要认识宇宙的本质或宇宙的终极本原。这是需要自然科学作为基础的，需要有科学精神的。研究的最后结论，认为宇宙的终极本原是物质性的东西，那么，这个哲学体系就是唯物主义的；如果认为宇宙的终极本原是精神性的东西，那么，这个哲学体系就是唯心主义的。我们把这一类型的哲学称?quot;求真哲学“。对社会进行深入研究，对于人际的复杂关系有了系统、全面的了解，为了解决各种矛盾，照顾各方面的利益，提出处理各种关系的法则。为了使这些方针与措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必须建立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就是政治哲学，也可以说是求善的哲学。宗教哲学也有一些内容是求善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重视艺术，重视情感，陶冶情操。他们既不拘泥于客观事物的真实性，也不关注政治活动。这些哲学家可以说是求美的哲学家。

西方哲学家有这三种哲学家，而求真的哲学家是多数的，是主流。中国的哲学家也有这三种哲学家，却是以求善的哲学家为主。我以为这三种哲学家应该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评论。对于求真哲学，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而且只有在这种哲学中才有这种区别。对于求善哲学，就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只有善与恶，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区别。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都是求善的哲学家，他们都是想提出一个可以把天下治理好的理想方案，都是善的理论。给他们戴上唯心主义，是张冠李戴。他们不探讨宇宙的本原，只是讲了精神，讲了心性修养，就成了唯心主义者，是否有点冤枉？

庄子受到的冤枉也很大。过去许多人都说他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庄子不研究宇宙的本原问题，也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只是追求自己的精神自由。他所讲的道，实际上是讲艺术精神。徐复观说：”庄子的所谓道，本质上是最高的艺术精神“。追求美，追求精神自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因为他没有研究宇宙的本原，因此，他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他的哲学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问题。他也不研究政治问题，也没有参加宗教活动，所以也没有关于善恶的问题。他的艺术精神只有美丑、雅俗的问题。庄子讲的道，是最高的艺术精神，是非常高雅的。因此，庄子哲学应该是高水平的。中国历史上高水平的学者都十分欣赏庄子哲学，就是欣赏他的高雅情趣，而不是欣赏他的唯心主义。庄子讲精神自由，是主张超越一切局限。他称那种思维方式?quot;拘墟”，比喻为井底之蛙，用现代话说，就是局限性。他要以道观天下，要摆脱任何束缚。这些束缚包括人间所有的思想顾虑。他认为，儒家提倡仁义道德，就是给人一种精神束缚。按人的本性本来应该这样做，因为有了仁义，人们就要考虑如何做才符合仁义，这样一来，人就不能按自己本来的想法做，处处要以仁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法则。因此，庄子认为，仁义破坏或者摧残了人的本性。毁誉也是人们比较普遍的思想负担。人们总是不太了解自己，经常要通过周围人们的反映来认识自己，如果大家说好，就认为自己做得对；如果大家反对，就是自己做错了，就要纠正。于是，做什么事都要看大家的反映，自己的精神就不能自由。庄子提出?quot;举世而喻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世间的毁誉对自己没有任何影响，当然更不会成为精神负担。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家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绝对正确的，而别人的主张则是十分错误的。所谓”自是而相非“。在辩论的时候，都站在自己的学派性上，是讨论不出是非的，也是无法确定是非的。这是学派性的思想局限。他提出，人在床上睡觉，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在烂泥中睡觉，就会得风湿病，但是，难道泥鳅也是这样吗？人要是在树上睡觉，会发抖，难道猿猴也这样吗？如果让泥鳅在床上睡觉，第二天一早，它就干了。如果让猿猴在床上睡觉，它们也会很不习惯的。从物种的角壤纯矗髦治镏忠灿凶约旱氖欠恰Ｕ馐峭蛭锲降鹊墓勰睿胛鞣剿”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说法，是很不一样的。后来北宋张载提出”民胞物与“，可以认为是这种思想的继承。过去，提倡优胜劣汰，似乎人类是优胜者，而万物是劣汰的对象。但是，人类后来发现，把万物淘汰以后，人类也就失去自己的家园。保护万物成了人类的责任。保护万物，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人类有了这种觉悟以后，对庄子的这种万物平等的观点，应当有新的评价。总之，庄子的精神自由，实际上就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摆脱各种束缚：时代的束缚、地区的束缚、阶级的束缚、传统的束缚、观念的束缚、自己的肉体与心灵的束缚等。庄子的这些思想与观点都是有合理性的。但是，用西方的求真哲学的标准来衡量庄子的求美哲学和精神自由，得出了全盘否定的结论。这也是学术上的冤案，应该平反。学者的欣赏与教材的贬抑的矛盾，在这里可以得到一种解释。

四·相对论与辩证法

相对论即相对主义，似乎是庄子哲学的一大特点。甚至可以认为是庄子哲学的代名词。理由大体一致。主要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齐物篇》）这也是可以作详细分析的。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此，都是指示代词，代表那与这。可以代表某个人，某个集团，某个时间，某个地区，某个条件，以及某种情况等。例如，这个人认为鱼好吃，那个人却认为蛋好吃，这里就有不同的是非。又如，儒家认为需要用仁义治理天下，天下才会安定；法家认为仁义不管用，只有用法制才能治理好天下。儒家提倡礼乐制度，道家认为礼是搅乱社会的首要因素，墨家认为乐不解决吃穿问题，是劳民伤财的东西，所以他们主张”非乐“。现代，无产阶级认为资本家是靠剥削起家发财的，资产阶级认为资本家是靠自己本事起家发财的。在时间上，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是非。例如，晚上该睡觉时，睡觉是正确的，如果唱歌，就不对。如果在上音乐课，老师要求唱歌时，不唱歌，却要睡觉，那就是错误的。唱歌与睡觉都有适当的时间，在不适当的时候进行这些活动都是错误的。过去，武松打虎成了英雄，现在再打虎，可能就要坐牢，因为老虎已经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韩国人爱吃狗肉，美国人不吃狗肉，爱吃牛肉；印度人不吃牛肉，却吃猪肉；回族不吃猪肉，多吃牛马肉。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不能说吃法与我不一样的都不对，都是陋习。例如，不吃猪肉的民族不能反对其他民旅吃猪肉，爱吃狗肉的国家不能说不吃狗肉是陋习。同样道理，美国人不应该说韩国人吃狗肉是野蛮的，也不应该说印度不吃牛肉是不开化的表现。应该互相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些人有狭隘心理，只要与自己习惯不一样的，他们就一定要说东道西，这也指责，那也批评。似乎真理都在他那里，总喜欢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别人、评论别人、指责别人，甚至还要用经济制裁别人，用武力干涉别人。缺乏的就是平等观念。

同样是天下雨，评价可有很大差别。由于大旱，下雨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已经大水成灾，再下雨，就要加重灾情。农民播种后盼着天下雨，城里人为了行动方便，希望晴天。收获季节，农民怕下雨导致新收的粮食发霉；也许气温太高，城里人还希望下一些雨，降降温，凉爽一些。养鱼人没有水不能养鱼，水多了又怕冲走鱼苗。总之，下雨好不好？谁也答不出来，因为在这里确实无法确定是非。这并不是没有是非，而是没有固定的普遍的是非。这不是相对论，而是从实际出发的真正辩证法的是非观。

关于辩论的问题，庄子提出来说，我与你辩论，你赢了，难道你就正确吗？或者我胜了，难道我就对吗？或者都对，也可能都不对？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并不理解，总以为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实际上是非并不象黑白那样分明。中国历史上曾经讨论过天体是圆球形的（浑天说），还是伞形的（盖天说），后来好象是说圆球形的赢了，因为浑天说统治中国天文学界达两千年之久。西方近代天文学传进来以后，说天是空的，既没有圆球形的天体，也没有伞形的天体，只是无限的空间。庄子接着说，如果来了一个第三者，他支持你的意见，你也不一定对；如果赞成我的观点，我也不一定正确；如果他的主张是与你我都不一样的观点，那么，是非就更难判断了。第三者是有代表性的。再来第四者，第五者，也可以类推。总之，辩论是判断不了是非的。所?quot;道理越辩越明”，只能说明在辩论中使双方的观点都更加明白了，并不能最后确定是非。

辩论不能最后确定是非。那么，如何确定是非呢？我们可以说通过实践的检验，可以确定是非。这个问题是否就因此有了结论呢？还没有。例如，浑天说与盖天说的辩论，在两千年前的汉代浑天家可以用实验的办法证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实验的具体做法是：用一个圆球，标上天上的各种星象，做成浑天象这么个仪器。将这仪器放在地下室里作缓慢匀速的旋转运动，与地面观察到的天上星象的出没，一一相应。在制订历法的时候，历代历法家都是根据浑天说的理论来制订的。这些历法的精确度是很高的，有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千年的实践不断证明浑天说是正确的。但是，千年以后，西方传来近代天文学，浑天说也就被取代了，被证明是错误的。千年实践所不断证明的结论，为什么还会被推翻呢？实践证明究竟能不能判断真理呢？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这些问号，只是说明一种事实：所有具体真理都是相对的，不同层次的真理的总合，才构成绝对真理。正如黑格尔所说：真理是一个过程。一定时期的实践可以检验这一时期的真理，也就是说，可以判断这一时期出现的事物的是与非。实践发展了，认识也发展了，是非问题还要继续研究，还要再检验。世界历史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所谓实践检验，不是有一两个人实践一下，就能确定是非的，也不是一两次实践就可以检验出真理来的，甚至不是几万人几百年的实践就能盖棺论定的。所谓实践检验，必须讲“社会实践”。有了“社会”，就不是个别人的，也不是局部的，地区性的，更不是短时期的。所谓“社会实践”，就是指世界历史上所有人的实践，应该包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世界上所有人的一切实践。一时一事的实践，只能检验人们对于一时一事的认识是否正确或者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不能因此就检验出绝对真理来。研究历史，只知道结论，没有领会历史精髓的人，研究自然科学，只有许多科学知识，没有科学精神的人，研究哲学，只会背诵教条，没有接受辩证方法的人，都不能参透这个似乎非常简单的道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曾经对这一句话中除了“是”与“的”两个字以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进行过讨论，发表过几百篇文章，但是，有一些人还是在辩证法门外困惑、徘徊、探索。个别人自以为什么都明白，实际上他们更惨，因为至今还摸不到门。他们看到在辩证法门内走动的人，就指责他们是相对论者。这种误解是有原因的。辩证法与相对论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一位哲学家说：辩证法包含相对论，但不归结为相对论。我的理解是：相对论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相对性才是绝对的。辩证法也认为一切都是流动的，即相对的，但相对中包含绝对性，即在一定条件下，都有某种绝对性。例如讲到真理，相对论认为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性，所有真理的总和也只是一堆相对真理。辩证法认为具体真理都是相对的，但是，所有真理都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这是绝对的。否则就不能称为真理。而无数具体真理的总和，可以形成绝对真理。具体真理象一滴水，而绝对真理就是无尽长江。

五·无道则隐

庄子不愿意做官，是很有典型性的。楚国派使去聘请庄子做令尹（相当于丞相），并且送去很多礼金。庄子说：“你见过牲牛呢？用好料养几个月，然后洗得干干净净，宰杀后还精致的容器盛着，送进太庙，供在神案上，还用红布盖着。愿意做这种牺牛，还是愿意做那在野地寻找杂草吃的野牛呢?quot;使者说愿意做活着的野牛，不愿意做牺牛。庄子说那好了，你走吧，我就在这里当野牛。又有国君要聘他，他用乌龟做比喻，把龟杀了，把它的壳供在神庙里，让人以虔诚的心情用它进行占卜。庄子宁可做野龟在水沟里爬着，也不愿意当神庙里的供品。总之，他不愿意当官。他认为做官是用隋侯之珠去弹麻雀，损失是巨大的，得到的却十分微小。在他看来，个人精力、身体健康和生命，都是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即使贵为天子，庄子的朋友惠施是很喜欢当官的，听说魏国相死了，他就匆匆忙忙地赶去接任，怕迟到，相位被别人先占了。惠施任梁惠王相时，庄子到梁国去，惠施派人搜查，又怕庄子来争夺他已经到手的相权，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水平不如庄子。庄子讥笑他抱着已经腐烂的死老鼠，还怕被别人抢走。他把相位比作死老鼠，其他级别的官员就更不用说了。

庄子自己不愿意做官，对于当官的人也不会那么敬畏。有一个叫曹商的人，为宋王出使秦国，回来时后面跟着一百辆车，装满秦王送给他的财物。路上遇见穷困潦倒的庄子，很神气地说自己没有能力忍耐贫穷，只有一点发财的小本事。以此挖苦庄子的贫穷。庄子毫不客气地回敬他。庄子说：”秦王有病请医生，治疗一个疖疮，给一辆车；舔一下痔疮，给五辆车。干越卑下低级的活，得到的车也越多。你难道也给秦王舔过痔疮，要不怎么会得到这么多车呢？你真行呀！“（《庄子·列御寇》）

庄子不但对个别当官的人反感，而且对整个政治界都有反感。他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肤箧》）小偷被杀头，窃国大盗当诸侯。诸侯家里有仁义，一定也是从哪里偷来的。诸侯是富人之家。按孟子的说法，”为仁者不富，为富者不仁?quot;诸侯应该属于“为富者”，就不应该有仁义。因此，庄子认为，他们家有仁义，一定是从哪儿偷来的。

总之，在政治与生命两者间，庄子重生命，轻政治。

庄子不愿意从事政治工作，能不能说他就是悲观厌世的人生观。我们可以作一番分析。首先，庄子生活的是战国那个战乱时代，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更甚。古称“乱世”。其次，参与不义之战，是犯罪行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孟子认为在不义战争中立大功的人应该 “服上刑”，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庄子不参加这种为不义战争而奔走的政治活动，与儒家所谓的“隐”是相一致的。孔子曾经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与孟子的说法也是一致的。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在这乱世的时代，天下无道，庄子退隐民间，甘受贫贱，独善其身。这完全符合孔子和孟子的说法，有什么不可以呢？庄子也曾经说自己这样避世，“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间世》）。

那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情况如何呢？吴起为楚国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都做出突出贡献，最后被乱箭射死。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为秦国立了大功，最后赐死。蒙恬为秦国名将，也被赐死。李斯为秦国所作的贡献可以说是最大的，最后与他的儿子一起被车裂。秦国是战胜国，战胜国的将军尚且如此，那些战败国的将军自然更惨了。所谓“将军百战死”，“十个将军九没头”。从这些参战将军的下场来看，庄子的避世还是有根据的，也可以说是明智的选择。庄子不愿意当这些政治集团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和殉葬品，是否也有合理性呢？它只不过是儒家所说的“无道则隐”而已。

第四篇：走进维也纳

我印象中的指挥皇帝

我以前很少听古典音乐作品，从上了老师的课以后才慢慢地开始对西方古典音乐有点关注。而我第一次认识到赫伯特·冯·卡拉扬，就是从老师给我们看的1987年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的视频上。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不是很明白像这些古典音乐演奏会上为什么都要有一个音乐指挥家，难道没有他就不能演奏了吗？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举行五四青年歌唱比赛的时候，每个班也都会选出一个指挥，但是我不明白指挥具体起什么作用，没有指挥我们一样能唱。直到我看了1987年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的视频，看到乐团在卡拉扬的指挥下，演奏得时而充满激情，时而又细腻精致，乐队各声部之间达到了心有灵犀般的默契，我才知道一个优秀的指挥对演奏会是多么的重要，他直接决定了乐团演奏结果的好坏。同时这场演奏会让我知道了1987年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也认识到了“指挥皇帝”、“欧洲音乐总指导”赫伯特•冯•卡拉扬先生。

1987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可谓空前绝后，因为这是赫伯特•冯•卡拉扬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指挥新年音乐会，为广大观众留下了几乎不可复制也不可超越的经典。年近80的卡拉扬以他对斯特劳斯舞曲无比优雅、华丽的诠释，以他君临天下的气度与独特幽默感，赋予了这场音乐会太多值得人们留恋的地方。有乐评人这样评价道“卡拉扬的指挥棒有一种魔力，任何平淡无奇的作品到他的棒下都能散发出无穷的魅力”，而这次在他棒下的本来就是活色生香的施特劳斯家族作品，当然就更加相得益彰，出奇精彩了。

《无穷动》的最后，乐曲到了最后部分开始回到开头，老卡先是假装一脸不屑，然后抹抹鼻子，双手示意不用再演了，一句也没有说。《电闪雷鸣》快速波尔卡的最后，隐藏在管风琴后面突然伸出一个小钢炮“嘭”的一炮，童心未泯的老卡还手扶胸口做出“中弹”状，下面观众一片惊呼，镜头切回，老卡一脸坏笑的扶着指挥台的栏杆向观众示意。《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一曲终了，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老卡献给全部乐手一个飞吻，在管风琴的上部突然展开一面纸扇，上面用德文写着“新年快乐”。《拉德茨基进行曲》开始了，老卡先是捏着指挥棒抖了两下，突然听到观众席上有合着音乐鼓掌，于是潇洒的转身，把手放在耳边，示意掌声加大，随后开始指挥全场观众跟着音乐的起伏鼓掌，对于一生“得瑟”的老卡来说，这无疑也是最为得意的时刻。从视频上看，老卡时而俯视全场时而抬头示意二楼的观众，眼神里透出的是对音乐的热爱和对指挥台的不舍。据称乐团曾经和老卡约定一定再次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合作，无奈老人家1989年突然辞世，1987年便成了“孤本”。看到现在普老年过八旬还精神矍铄还能两次登台，不禁让人唏嘘不已，为什么上天不能让我们再度感受一次“指挥皇帝”的魅力呢？

第五篇：维也纳音乐会

今年的指挥家是音乐会上的老朋友，第五度登台的祖宾· 梅塔。这几乎是一个快被大家认为不再可能登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人选，也几乎是当代还在世的指挥家中的一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代表式人物。他曾经带给我们的四次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留给了大家深刻的印象，是传统时期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同时，这一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不再像往年那样引入一位全新的作曲家的作品。这倒不是说维也纳爱乐乐团打消了这个念头，乐团本来打算在这一年里引进芬兰的耶安·西贝柳斯的《悲伤圆舞曲》来纪念这位作曲家的150周年冥诞，可是后来由于该作曲家的作品的版权问题，乐团最终不得不取消了这部作品的演出。

但这却成全了今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新年气息。西贝柳斯的《悲伤圆舞曲》本是一部描绘死神与病妇的场景的音乐，虽然名为圆舞曲，却实质上更像是一首交响诗。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奏这部作品显然与新年气息不符。而如果真的要选一首西贝柳斯的作品，其实本人更倾向于他的《卡雷利亚组曲》中的进行曲。当然，这种设想已经成为泡影，在这一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不再包含新作曲家的作品。

相较于梅塔上一次指挥的200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状态上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梅塔的指挥动作幅度更小了，不似当年的铿锵有力，大开大合。岁月的侵蚀让这位79岁的指挥家不再意气风发，音乐也更加柔和平缓。这也让这一年的新年音乐会听起来在处理上更加细致，更加注重乐句之间的对比和乐团整体的音色的和谐。在这一点上，梅塔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要更胜于往年。而这一风格在这一年的开场曲目，苏佩的《维也纳的早中晚序曲》中就已奠定。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大提琴独奏时均匀的呼吸，不同乐句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强弱对比，同时，乐团在整体音色上更加和谐融洽。音色一直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最引以自豪的特点之一，但并非所有指挥家都能调动起这个乐团演奏最美妙的音色。而今年梅塔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这种音色出现了。

不可否认，梅塔这几年正如所有垂垂老矣的指挥家一样，无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哪怕在八年前的那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我们都能感受到梅塔铿锵有力的乐声，那一年的第二首曲子《意气风发圆舞曲》（央视译作《不安鬼魂圆舞曲》）就与梅塔的指挥风格相得益彰。而今年的第二首曲子《东方童话圆舞曲》在2009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给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全曲充满了浓郁的东方气息，旋律优美，生机盎然。而我曾一度以为，如果梅塔以当年指挥《意气风发圆舞曲》的风格来诠释《东方童话圆舞曲》的话，效果很有可能会胜过巴伦博伊姆在2009年的版本。然而正如这几年梅塔的风格变换，这首《东方童话圆舞曲》梅塔并没有将精力放在调动气氛上，而是用更加柔和平实的方式进行演绎。这就让这首圆舞曲乍一听起来在层次上就显得欠缺，情绪上也不尽如人意。

但是，我们还是能听出梅塔更加注重音乐的转承启合的态度的，因而，在这一年的音乐中，各乐段的衔接也更加巧妙，更值得一听。比如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奥地利的村燕圆舞曲》中，我们就很明显地发现了这一点。《奥地利的村燕圆舞曲》是一首纯粹的维也纳风格的圆舞曲，讲述了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因而，这首圆舞曲听起来也像是一个讲故事的老者一般，娓娓道来，一唱三叹。梅塔的处理不似普莱特那般添油加醋的演绎，也不似哈农库特那般细致入微，面面俱到的演绎，更不似克莱伯那般大开大合，酣畅淋漓。梅塔对这首圆舞曲的处理更加平和，更加注重音乐内在的联系。因而，我们很难听出这首圆舞曲在技术上的破绽，同时也的确流露出了维也纳的味道。用同样的手法，梅塔还演绎了今年的《加速圆舞曲》——这首小约翰·施特劳斯用一顿饭的功夫构思出来的作品。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在《奥地利的村燕圆舞曲》中，梅塔赋予的额外的东西太少，同时，用来模仿鸟鸣的哨子偶尔会被乐团的声音盖过去，因而也让点睛的鸟鸣声黯然失色。不得不说，这是梅塔在这首圆舞曲诠释上的百密一疏。

而那首《易北河畔圆舞曲》则让蒂勒曼在德累斯顿国立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上的版本黯然失色。在我们常听的能够与梅塔形成对比的版本也就只有蒂勒曼的版本。然而蒂勒曼与德累斯顿国立交响乐团浓厚的德国风格在演奏这首圆舞曲时，失掉了维也纳特有的沙龙的味道，更多的是严谨厚重的织体和规整的节奏。而梅塔在诠释这首曲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圆舞曲中更自由的节奏和更清晰的织体。同时，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演奏起这首曲子的时候也显得更信手拈来，轻松自如。不得不说，维也纳出动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五朝元老祖宾·梅塔来跟蒂勒曼比拼，毫无悬念地赢得了这场“比赛”。

而正式曲目单上最后的那首《美酒、女人和歌圆舞曲》则是这几年中最令我满意的演绎。这首圆舞曲有着长大的序奏，而且序奏中的进行曲式的段落占着非常重要的部分。2000年穆蒂演绎的版本过于清淡，节奏也过于平滑，削弱了进行曲的节奏感。而普莱特在2010年的演绎又显得过于软，他更注重音乐中甜美的一面，而在序奏的气氛烘托上稍有欠缺。而今年梅塔的版本却兼顾序奏的节奏感和音乐的气氛，序奏中很好的推进让气氛在圆舞曲还未开始的时候就已达到了高潮，给了呼之欲出的圆舞曲极好的铺垫，也让整首圆舞曲的演绎更加顺理成章。

今年出现的几首波尔卡也非常令人惊喜。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维也纳的生活法兰西波尔卡》是一首典型的施特劳斯家族式的法兰西波尔卡，音乐在节奏上充满了跳跃性，同时在结构上也有着明确的对比。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做是施特劳斯家族中法兰西波尔卡的代表性作品。梅塔的演绎也遵循了作品本身的特点，恰如其分地将其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而下半场爱德华·施特劳斯的那首《蒸汽快速波尔卡》则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又一首描写火车的作品。施特劳斯家族，包括后来的伦拜，在描写火车的手法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小约翰的《游览列车快速波尔卡》用小鼓和铜管乐器模仿了火车运行时的声音，伦拜的《哥本哈根的蒸汽机车加洛普》则是用刮胡和摩擦板来模仿火车的声音。爱德华的这首《蒸汽快速波尔卡》则是用一个特大号的棘轮来模仿火车，棘轮摩擦时“嚓嚓嚓”的声响就仿佛是火车烟囱不断喷出的蒸汽。

此外，今年的新年音乐会上还出现了在往年的正式曲目单中极少出现的老约翰·施特劳斯的进行曲：《自由进行曲》。这首曲子与他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创作时间非常接近，因而我们几乎可以把两首曲子放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中去欣赏。此外，今年还是维也纳大学650周年校庆，因而，这首曲子连同小约翰的《大学生波尔卡》被一同献给了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梅塔演绎的进行曲一向为观众所津津乐道。今年的《自由进行曲》同样有着梅塔特有的突出的节奏感，是对这首进行曲完美的演绎。

也许是梅塔指挥过太多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并且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太过熟络的缘故，在今年的很多作品中，梅塔在配器和旋律上都作了不少小改动。比如开场的《维也纳的早中晚序曲》、《自多瑙河之滨快速波尔卡》、《无穷动》和《爆炸波尔卡》。这种改动无所谓好与不好，而且在音乐的整体表现力上与以往的版本不分伯仲，反而可以看做是梅塔带给大家的一个小惊喜。或许我们曾经都期待过梅塔在这场音乐会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就如他在2007年的《威尼斯狂欢节梦幻般的回忆》中表现的一样。而今年，梅塔在音乐会上玩的噱头却只能用中规中矩来形容：伦拜的《香槟加洛普》理所当然地会出现香槟，而小约翰的《爆炸波尔卡》也理所当然地会漫天飞纸花——就像他在1990年所安排的那样。大概是因为在这次的《爆炸波尔卡》中，“爆炸”的节点安排与1990年有所不同，因而这一年的“爆炸”让很多人都吓了一跳。漫天的纸花与香槟、《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前的新年致辞以及《拉德茨基进行曲》一样，成了今年梅塔对全世界最由衷的新年祝福。

总的来说，梅塔在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虽然鲜有新意，中规中矩，不过在音乐会曲目的演绎上也算完成度极高，几乎无懈可击。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一位年逾八十的指挥大师的大脑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冒出层出不穷的新想法，而今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算是近几年中最为贴近传统的一次。或许正是这种我们最为习惯的传统式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才会让我们在最为熟悉的气氛中迎接新的一年。对于每一位喜爱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人们来说，聆听这场音乐会几乎也成了新年伊始的一种仪式，而对于台上的指挥家，我们也会对他们带给我们的愉悦表示以最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