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杨玉良人物

第一篇：复旦大学杨玉良人物

政管1004.学号：201027920402陈飞

分析杨玉良

2009年1月，杨校长踏上了复旦大学校长之路，本人花费了近2个小时，观看了杨玉良的生平，观看了他的一些言论，以及一些新闻，终于决定从杨校长着手，来开展我的作业，分析复旦这所中国第一所国人自办学府校长的办学理念，管理理念，以及对大学的看法，和学术方面的看法。

杨玉良，1952年出生于浙江海盐，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并留校工作。1984年在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获博士学位，并荣获中国化学会首届青年化学奖。1986年，留学联邦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成为国际著名学者Spiess教授核磁共振技术研究的博士后。1988年，回到复旦大学工作。1993年晋升教授。1999年成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第一批特聘教授。200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连续两次任国家“973”计划首席专家，2008年度又被聘为国家“863”计划首席专家。1993年以后，历任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分子科学系首任系主任、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99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6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年1月任现职。（摘自复旦大学校网），从以上简介可以看出，杨玉良在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学联邦德国之后，开始发迹。

网上传闻杨校长作假，说自己1988年获得联邦德国Leibniz大奖，但是我却怀疑，他本人应该不太可能说出这种话来，因为从他的言论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崇尚和坚守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人，不太可能进行学术作假这种事情。杨玉良曾经称我们的大学应该具有了大学精神有所消散，而且承认现在复旦大学大学精神比起50.60年代的复旦，甚至30.40年代的复旦是有所消解的，他公开宣称对现在的复旦现状不满，批评学校的教师，领导，学生，变得越来越世俗，批评高等教育体制，和SCI制度，使得中国大学出不了学术大师。试问这样一位坦诚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低劣的事情？并且显的很明目张胆的低劣？

杨玉良称，大学的回归和坚守比起改革更为重要，回到大学应该承担的使命，而不是学生为了就业而学习，老师为了让学生就学而教学，教授为了SCI和课题项目而研究学术，却忘记了，做学术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杨玉良崇尚一个纯粹的学术殿堂。这里也说明杨玉良在学术上是锱铢必较的人。

接下来谈一谈杨玉良的办学理念。杨玉良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功利就摆在眼前，学生要就业，老师也有职称和收入的压力，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现在我们学术至上的精神坚持得不够。再看看当年西南联大，那时学者也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啊，但当时为什么就能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所以说，现在缺的是精神。

作为教育来讲，就业是一个结果，但不能把就业作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就业不是一个学校能包揽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系。经济不好了，岗位就少，就业可能就有问题。就业还和学生自己的选择有关系，如果不一哄而上，我们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构，就业也会得到改善。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分地赶时髦，成为服务站。

大学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传统。世界一流的大学表面上看起来都显得很保守，剑桥、牛津、耶鲁都是以保守著称的。

所以，大学教育不能纯粹为了就业。学校教得好不好，学科布局合理不合理，招生太多或太少，社会经济情况如何，企业的用人理念，学生的选择和就业观念……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就业的情况。社会上现在有种不良倾向，把就业都怪罪于学校，这是不对的，学校只是负责各环节中的一部分。高校不能像农民，今年大蒜好卖就种大蒜。

我反对现在大学从边缘移向中心的观点。大学不是边缘也不是中心，它有自己的位置。这里可以看出，杨玉良的教学理念与复旦的校训“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以及学风“学风：刻苦、严谨、求实、创新”是所吻合的。

杨玉良还主张废除现在对大学，以及大学老师，教授的一些定量评价指标，比如SCI论文。他举的例子是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现在这本书成为了经典著作。但他讲课非常认真，当他讲完一学期的课后向大家告别，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他已经离开教室很远，学生还在鼓掌，为他的学术精神而鼓掌。有在场的中国学生问，你们要鼓到什么时候？他们回答，要这个教授在很远的地方仍然能听到掌声。

他排斥现在的一些所谓的“大学排行榜”，担忧繁琐的评价指标、严密的操作程序、定量的计算方法的评价体系会遏制学术研究的灵魂，并且制造出大量的“学术泡沫”，鄙视一些大学主动，半主动的配合，并且产生与“大学排行榜”相对应的评价，评估方法，批评某些大学为了撑场面，聘请一些“大师”做兼职。

这说明张玉良的一位务实的校长，他以出真正的学术成果为目标导向，而且复旦大学现在也正在尝试为了废除不符合科学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学术评估和评价制度，净化“学术空气”，努力并且艰难的推行者改革，和回归。

最为一个优秀校长需要做些什么？复旦应该培养出怎样的人才？杨校长也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首先复旦培养出来的学术应该具有全球视野，非常开放的心态，其次要对本专业有深入的理解，否则你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第三伦理道德标准要高，最后需要有适当的口才和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对自然和人文必须有批判性的理解。

而优秀的大学校长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要出来发警示之言。第二，大学校长是社会道德的楷模，自己不能失范、失德。第三，大学校长是大学使命和传统理念的守卫者，包括新的传统的创造者，是一所大学精神的代表。第四，大学校长是这所学校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该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

而如何做到以上四点，杨校长也给了我们明确的答复，第一，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因为世界上是没有大学校长这个专业的；第二，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作；第三，必须要给自己有冷静思考的时间；第四，必须是全校教职工的校长，不是新闻媒体的校长，也不是上级官员的校长。

总之杨玉良校长，是一位的为人上值得学习，在学术态度上值得尊敬，在教学理念上令人崇尚的好校长。

第二篇：复旦大学开学典礼杨玉良校长演讲整理稿

大学使命与当代青年责任

杨玉良校长（2009年3月31日）

一、大学的使命

1、大学的使命在于传承

大学担负着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个似乎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大学的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组织结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这样一股思潮，说大学校长不是简单的管理大学，而是要经营这所大学，注意用了“经营”这两个字，这是差别很大的。但是很快就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对。因为你这所大学如果你去经营它的话那么就相当于你把这个大学当做一个大型的公司。如果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大型的公司的话那么大学是非常的大。即使是世界五百强，也绝对办不出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所规模很小但是很有名的大学。

从一个大学来说，他是一个民族性极其强的学术型机构。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民族性。因为曾经我们国内有这样一种思潮，认为我们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做我们办大学的一个参照物。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所谓的一流大学当做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忽略了大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民族性极强的大学。我记得大概十年以前，国际上一个大学排行榜把北大排在了第十七位。那是非常高的。但当时的一些教育学者包括北大一些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的教师，他们讲如果你要数一数科研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等这些硬指标的话，那么北大根本算不上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是如果你要看一个大学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以及在这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能起到像北大起到的这么重要的作用。所以包括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和钱理群教授他们写过文章，他们非常清楚北大为什么能排到这么高的名次，原因就在于在一个如此巨大的民族崛起过程中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大学还承担着培养人才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的大学所要做的工作一个就是要把思想、文化系统化，这是大学的教授在做的事情，规范化并且把它传授给学生。因为思想文化需要人对它进行总结规范化，这样就可以变成课程进行传承。这样就是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文明、精神进行传递，这个传递是学者们先进行研究然后才能传递的。在大学里面，老师和学生共享着人类的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吸收着人类最广泛的资源，用人类文化和一切人类知识财富来充实我们大学生的头脑。他们不仅学了专业知识，比如说医学的、化学的、物理的等等，更应该为其一生的精神成长打下基础。

同时，大学培养的学生继承着将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和发扬的任务。任何专业，请大家注意这不仅仅指的是人文社会学科，实际上包括自然学科医学在内都要起到这个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复旦在前些年开始了通识教育。虽然它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大学尤其像复旦这样的一所大学，培养一个人的精神观念那将是我们大学的最最重要的任务，而传授专业知识固然也重要，但是首先应该是把学生培养成有德性的人。

英国著名教育家Eric Ashby经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实际上，环境是外部力量来促成大学的改变，所谓的遗传是整个大学在坚守和传承道德。所以它处在这样一个平衡的状态下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更重要的作用是传递积淀和创造人类文明。所谓传递与积淀人类文明，你得保护她。

保守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在这里的话保守就是坚守的概念，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大学的这个保守的文化品格使得大学非常的稳定而且非常有力量，是世界上所有机构中最稳定的。这种稳定来自于大学的自信，自己所采取的镇定自若的态度，也源于大学本身自己的自尊和自贵。

当然，大学也不能脱离现实。我说过，它另外一头的力量实际上就来源于整个环境对它施加的外力，促使它变化。但是从保守性来说的话，大学尽管不能脱离现实，但我们又必须要和世风和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经常讲大学要远离尘嚣，所以她与社会要有相当的介入和接近，但是不能完全混为一谈。前些年有些说法，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如果它只是物理的围墙，我觉得应该拆掉，但是大学的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这一拆以后，大学存在的价值就没了。这样保持大学的宁静和保持大学的清醒，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对世风恶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不良现象，如果你来衡量一下的话，这些年的大学，有不少有失规范的地方，国外的大学也有，国内的大学也有。大学应该是社会的一记清新剂、社会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民族危难的时候和社会有失规范的时候，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极其重要。所以大学也只有在稳定宁静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排除各种纷繁和躁动的社会干扰，潜心钻研学问，而学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才能够一心向学，否则所受的干扰就太大。我刚才主要讲大学的保守性的一面，有些人说是引领社会，如果我们保守一点地说，我们不是去引领社会，但是我们要跟社会上的世风恶俗保持相当的距离，这样才能使大学保持清醒，这是它保守性的一面。

2、大学的使命在于创造

大学同时也具有它创造性的一面，大学还必须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类本身要不时地做出各种各样的深刻的反省，这是大学应该做的，所以她在跟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的情况下，然后对社会、人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来对它进行反省。

人类的社会永远不是完美的，所以总应该有一批人，在非常认真地反省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现在文化当中的糟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就丧失了大学应该担负的文化建设的责任。反省实际上一方面是批判，一方面是创造。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说当今的金融风暴和社会的道德问题等等。这是现实，我们要进行讨论，要进行反省，而且大学要为这个讨论提供思想的武器，它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谈，发发牢骚，这是大学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候最最重要的方面。但是将来我们也不排除有一些大学教授，他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比如说他在课堂上可以煽动学生的情绪，但是他没有为他所批判的问题提供思想和理论的武器，那么这样的教授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不是一个节目主持人，他不应该如此的煽情，他应该为学生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武器。在当今中国，我们要对未来的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给出我们的回答，就如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中提到的“大学要仰望星空”。这些问题看来好像跟当今的问题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它可能是非常纯的理论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恰恰是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创造了新的精神资源、新的思维方法，丰富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大学具有极其革命性的一面，或者说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在一个保守和革命、坚守学术和创造之间维持着一个张力，而这种张力是必要的，如果大学完全偏到复古，大学也丧失了你的责任；如果大学忘记了传统，如果想完全流俗，那么也是丧失了大学的责任。实际上，好多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都认为，大学的这种坚守性，或者说保守性，以及她的革命性，或者说创造性，实际上构成了大学之魂，大学的魂就在这里。

3、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

除了这两个功能之外，大学还有第三个功能，第三个功能实际上是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是一个新增加的功能，如果你去念纽曼（Newman）的书《大学之理念》，他这个书里不会明确地提到我下面要提的，就是大学必须服务于国家与社会。我们并不认同大学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功能划分，因为教学不等于培养人，教学和教育不是同一回事，科研也不等于培养人，因为科研必须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你才能真正地培养人，所以我更情愿用我前面的说法，就是大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大学对新的文化的创造，以及大学对社会的服务，这三大功能来看大学的真正的使命和功能。

说到大学的历史，为什么会把服务国家和社会这一点加上去呢？实际上这个特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有点像我们先秦战国时期一样，所以孔夫子当时就要教育，说礼崩乐坏，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人类心灵当中邪恶的一面得到了巨大的爆发。在那个时候，全世界为了反对法西斯，所以在很多国家尤其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他们也要服务国家和社会，所以政府给了这些大学很多资源的投入，希望他们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在这场世界性的竞争当中崛起的，因为他们发明了雷达，使得德国人的飞机还没有飞到伦敦上空的时候，就可以检测出来。所以自从政府介入到大学以后，大学就带有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大学又扩展它另外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跟工业界、实业界的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大学里头一下子建设了两三百个和工业界联合建立的工业实验室，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对科技知识以及各种其他的知识，它能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有着充分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所以大学就扩展了这一方面的功能。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马上就开始反省，他们认为在这一头走地太远了。

所以加州大学的原来的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在《大学之功用》这本书当中就认为：“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事实上，大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所以他认为大学就是服务社会的。但是总是希望及时地就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为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

而我要说，有些调整是应该的，而有些调整是有问题的，大学服务社会的任务也应该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前社会发展当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卫生、国际关系等等诸多问题，实际上都需要依靠综合的、并且非常深奥的知识来予以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事实上，要完成这个任务，只有大学，因为只有大学有那么综合的知识和一批学者在里边研究非常深奥的问题。其次随着社会、国家和国际上各种竞争局面日益加剧，所以知识和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所以作为知识的积淀、生产、传播者和人才培养的机构，大学必须为一个国家、民族乃至社会提供知识和人才的服务，大学也将为此为自己谋得一个更加合适的发展环境，因为一所大学你要获得政府的支持、获得社会的支持、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与政府、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密，大学成为整个社会知识工业的中枢，所以有些大学有些自大，他们说，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也不是一个万能者，她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正因为大学把自己挪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就是社会的中枢，所以大学就会遭受到社会各方面对她的诟病，任何事情都说你大学出了问题。就像我们国内近些年来关于大学的讨论，关于教育的讨论，实际上就带有很强的这种倾向，当你把大学或者把教育强调地过头的时候，社会上就会用这个过头的要求来衡量大学或者整个的教育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认为自己的大学已经堕落成为“服务站”，不是说为社会服务是错误的，但是它自己堕落成为服务站，人们怎么样来评价“服务站”呢？他们说，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学也就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你大学也就给什么。这样的话，大学就渐渐地过重地社会化、政治化、市场化，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清醒的距离就丧失了，我前边说的大学保守的一面就丧失了，这样必定导致学术精神或者我们说“象牙塔”精神的丧失，所以有好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大学从办起来以后，就从来没有出现象牙塔精神，如果确实这个情况的话，那中国的大学对学术精神的坚守可能比美国欧洲的大学更加重要一点。

为什么“服务站”这个想法会使得美国的大学沿着这条路走得很远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服务站”能够为大学带来财富和各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大学的这个做法是有点媚俗的。所以，这种服务站理念它所带来的祸害，我们不能忽视；也就是它对学术精神和道德的削减。大学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媚俗、媚众，也就是媚大众，或者媚上的这种陋习，这就使得大学本身独立的精神有所丧失。因此，这样的大学就受到了很多学者，乃至大众的诟病。当时，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Hutchins）在上世纪70年代时，对大学“服务站”的做法提出了非常严肃的批评。

因此，为了维持大学的精神品格，需要保持大学本身应该有的稳定性和宁静性。我们不能老是说改革，改革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实际上改革本身是没有方向性的，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所谓改革你改回去也叫改革，往前改一个新的也叫改革。但是如果说你把改革完全认作是一项全新的东西的话，那么我想说的是，可能当今对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是或许更重要的是对一些大学精神的回归。

二、大学生的责任

1、大学生的第一责任就是学习

1912年，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在严复辞职以后代理北大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诸君皆系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严明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需尊重道德，专心学业。”这段话要我们不辜负“大学生”三个字。你要尊重道德，不辜负学业。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变，这是我们所需要坚守的。

1919年，英国的教育家Whitehead,他又是个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西方哲学史》的作者罗素（Russell）就是他的学生。他1919年说过一句话：“归根结底，作为学生，你们必须要把学习当作一种享受、一种乐趣”。我刚提到的香港大学的前校长金耀基在一篇题为《大学之功能与大学生的责任》当中也提到，“当一个青年进入到大学以后，他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即他应该以充实的学问为责任，他应该沉浸在理性的精神当中，于图书馆、实验室、教室里与教师一起，在知识的大洋中做创造性的航程。”所以学习是学生一进入大学的职责。

最近我收到一份调查报告，说我们有些学生进入复旦以后找不到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导致学习成绩出现不及格。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学习的动力哪里来，只要问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学，为何来到复旦，就马上能找到答案。我想可能是因为有些学生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大学的生活方式和大学的学习方式，因为和你们在高中学习的有巨大的差别。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每个学生都要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来到复旦上大学，你为了考大学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复旦大学，所以我希望大家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尽管可能每个人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五花八门的，但是你归一下类的话，没多少大的差别。有些学生为了毕业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比如说他不喜欢体力劳动，要找一份白领的工作，所以他要上好的大学，因为会比较容易找到这样的工作，尤其在现在就业问题似乎有点严峻的前提下。有些人会毫不忌讳地回答，我为了毕业以后能够赚大钱，这个在国内外都一样；也有一些纯粹是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也就是让父母亲和亲戚朋友觉得很荣耀，自己的孩子考取了复旦、北大、清华；也有不少学生对他所选择的学问有非常大的兴趣，或者说有着更大的报负，他意识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性，他意识到这个国家民族依然有很大的危机在，他想对此负担责任，所以他来复旦学习。当然这个几种答案不是说每个人只有一种，而可能是几种交织在一起，但是看哪些东西是占了主导地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比较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李登辉先生对于为了前面的那些目标而来求学的不是很赞成。我想即使在现在，我们复旦的历任校长，也不会对因前面的那几种理由来上复旦大学的学生投以非常赞成的眼光。事实上在国外也是，德国的大学是非常鄙夷那些为了谋生而求学，因为你去掉了为了谋生而求学这个纯粹的目标的话，那么你的学习就有了一定的高尚性，你对学问就有一种尊崇的概念。

2、大学生应保持一种理想主义 一般来讲，年青人是很有理想主义的。一个人年龄大了就会老于世故，所谓老于世故就是缺掉了理想主义的成分。我认为理想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些年在我们国家带有一定的贬义，人们认为它和“不食人间烟火”似乎是一个同义词，这是错误的。

如果你有那个理想主义的情怀，那么你就应该认真学习，并设法让这个有缺点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人类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如果大家认真思索一下，我们整个人类所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比如现在世界上所存有的原子弹的量，如果爆炸的话可以把地球毁灭掉几十次，人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我们也应该认真地保护理想主义，为理想主义而学习，而复旦大学也会为这样的学生提供精神家园。你们同学间去接触不同高校的学生，会感到有一些差别，这就是因为大学的文化氛围。复旦的学生包括教师们，包括校领导，和其他周边高校相比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包括我自己在内。

理想主义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复旦大学校友王沪宁教授，他有一段话非常有道理，他说，复旦大学的氛围让我立刻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魅力，是复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对于人的人品和情操，理想主义也是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这块磨石上磨砺的人，也就越会在生命中放出异彩，因此王沪宁教授提出“我们应该时时审问，我还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吗？”我觉得不仅是年轻人，包括我们年龄大的人，都需要审问自己这个问题。

1960年，有学者对哈佛大学1520名学生做了学习的动机的调查，就一个题目：你到哈佛商学院上学就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理想？结果有1245个人选择了为了赚钱，占到了81.9%，有275人他们选择了为了理想而到哈佛上学。有意思的是，20年之后，人们对于这1520名学生做了跟踪，让人大吃一惊，1520名学生有101名，成了百万富翁，而其中100名当时他选择的是“为了理想”。

为什么是这样？我想是因为如果没有理想，你就会感到学习的苦。理想主义是深藏人心灵深处的精神源泉。因为理想主义，在世俗干扰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滋养生息，重新出发，有理想主义的人是一棍子打不倒，因为他有信仰。所以历来理想主义者面对挫折面对死亡，他都可以坦然处之，他相信信仰，所以才能克服困难。作为学生，有了理想，就会懂得怎样学习，为了什么学习。必须懂得尽管上各种课，但是最为重要的是自己教导自己。台湾有位学者叫吴咏慧，他早年留学哈佛，写了一本书叫做《哈佛琐记》，人们认为这本书写得非常生动，而且深有体会。这本书栩栩如生地体现了哈佛那些人文学者的素养、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这本书里叙述了一个名叫John Rose的教授在哈佛讲课的情景。Rose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正义论》被公认为西方政治哲学、法学、道德哲学领域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和一些著作等身的学者不同，他只有《正义论》这一本著作。这本书是1971年出版的，全世界单单是研究它的论著就超过了5000多部，所以这本书显然是很有影响力的。在《哈佛琐记》里头，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Rose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授课的时候，教室里的所有学生立即自发地起立鼓掌。Rose走出教室以后许久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没有停下来。”作者忍不住悄悄问坐在身边的同学：“你们鼓掌要鼓到什么时候为止？”这个同学回答道：“让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能听到为止。”这个故事说明了两点：第一，这个教授很有学养，学问过人，我相信他也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但是另一面，我们不能忽视，我们要问问自己，还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恐怕这也是一个试金石。当你面对一个品学兼优的学者，在他讲课结束后，你会不会站起来鼓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鼓掌？这就代表在学生当中，有没有这样一种对学术尊崇的理念。如果你一心想着赚钱的话，我相信Rose的课不会交你如何赚钱，你也不会去鼓掌，因为他是讲哲学课的。

Whitehead对学生说过，你们不是一块让聪明的老师们随心所欲的捏成文化人的胶泥。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是独身子女者，父母对你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父母们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期望都加在了你们身上，不像我们这一代，父母对我们没什么期望。因为你们的父母绝大多数都是在文革中丧失了受教育机会的一代，所以他们把受教育看得极其重要。因此他们对你们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这有好的一面，但是我想我们的学生应该清楚，你们也不是被父母随心所欲塑造成某个人的胶泥，因为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在自己教育自己。

对于那些值得做的事情和值得想的事情，同学们还是要做到：一是要培养一种兴趣；二是要把这个看成一种享受。其实我们科学家在追求某个科学答案的时候，在别人看来是很苦的事情，但作为探求它的科学家，他没有感到辛苦，他觉得很有乐趣。所以对于任何一件事情，取决于你们怎么看它。再次引用Whitehead的话，你们不可能对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发生兴趣，除非你们树立了崇高的理想，也就是说，渴望改变人类社会，乐于造福祖国人民，勇于赢得困难前进。

3、大学生要承担各种社会责任

大学主要是栽培普遍的理性和理想，平等、公正、和平等等，正因为这样，所以学生要去参加很多社会志愿者的活动。耶鲁大学也极其重视这一点，把他的学生派到社区去做义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的一部分。但是，大学的公平、公正、正义的理念，对纯洁而有朝气的大学生有启发和激励的作用，但是也有另外的一面，如果到现实中去，就会感觉到，现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当现实和你的理想产生差距的时候的话，学生的素养在这个时候又是一个试金石，你就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个时候，绝大部分的大学生都会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的事件的话，就会难以容忍，慷慨激昂，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正义一面，大学生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一般来说不会采取妥协的态度，因为他们比社会上的一般人更有的理想和道德精神的色彩，而且这种状态是世界级的。

我们的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故居有他亲笔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所以这明显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当国家民族出现危难的时候，大学生总是冲在前头唤起民众。复旦的学生也是有此光荣的革命传统的。“五四运动”是北大发轫的，而“五四运动”在上海、甚至于讲南方的策源地和组织者是复旦大学，当时的复旦被视为新思想和新思潮的摇篮。大学坚守的力量和创造的力量是非常的清晰。

在日本侵华时，复旦的学生是组建了学生义勇军，组建了学生请愿团去南京请愿，逼着蒋介石当着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代表，当面签字“保证抗日”，所以说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在民族国家为难的时候，这个时候份额民族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李登辉老校长在当时提出了复旦的精神：牺牲、团结和服务。我有时候把这个称之为“S of 3S”，因为精神就是spirit，牺牲、团结和服务分别是sacrifice、solidarity和service。

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我反复强调这是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期，大学生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转换成国民的责任，是一个有着一定的知识、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国民责任。这套方式在非国难时期，我们的学生是不能用的。我认为是无为的，没有什么作用，没什么意思。

国家永远不是完美的，如果这时采取了激烈行动走向社会，实际上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达不到的，结果就会出现向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情况。包括法国在内一些大学生的**，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辱没了大学的理性和尊严。如果像文化大革命这样，我们就走到了大学该做的事情的反面。所以要保持理性。

很多假革命中，大学生沦为了祭品。如果不是非常时期，而社会必须要大学生去鸣不平，这是对社会一种极大的讽刺，因为正常的社会应该有种调节的功能，用不到大学生采取激烈的行动。这也是学生的大不幸。服务社会是学生的功课之一，但是不是刚才的那种方式，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先生有过评价，如果让学生这样参与社会的话，那就是让学生莫名的承担了无限责任。

“五四时期”的蔡元培先生鼓动学生游行，因为要阻止巴黎和约的签订，导致了大量学生被捕，但是这些学生被营救出来以后，他说“你们一定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因为学习是学生的天职，以研究为第一责任，使大学成为文化中心，所以在大学当中学生应该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再对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要离开教室、离开图书馆、离开实验室的直接参与的话，这并不是社会对你的期待。这也是有识之士最近所呼吁的，要给大学一张安静的书桌，因为大学已经不够安静，我认为大学生责任在此。

最后我简要地讲一下大学对大学生为什么如此重视？而且大学生比研究生更重要。哈佛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说过，哈佛之所以成为哈佛，全在于哈佛的学术；你们这些出类拔萃的学生聚集于此，这才成就了哈佛。一所大学的影响力就来自于学生的影响力，因为绝大部分学生都要离开学校，留下的只是一下部分。耶鲁大学校长在新生的欢迎会上说过“耶鲁是什么，你们在座的就是耶鲁”。

大学生的存在在一所大学保守还是改革张力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Donald Kennedy在担任校长期间，每年就要给几个新生作指导。他发现这项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回报，事实上，它有时是无可估价的观察方式，因为他找到了一个窗口，可以从学生的视角来观察这所学校。通过学生的眼光来发现大学里到底什么是管用的，什么是不管用的。这是他当了大学校长之后后来的感受。而最终要的收获在于，通过对这些聪明而又充满精力的年轻人发展私人交往关系，他们总是提醒我，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事实上大学真正的存在就是为了你们本科生而存在的。

所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前校长Stern Kimpton说过：“我非常愿意告诉大家，我认为你们是这所大学里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你们也是最有趣的部分。他说你们很重要，因为帮助你们培养自我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你们有趣，因为你们聪明伶俐，但是尽管有个别迹象表明你们并非那么样的聪明伶俐，你们有时很幼稚。”

我觉得这很实在。因为如果跟一个大学校长来比的话，可能你们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幼稚，但是正因为这些幼稚，才能成为大学发展的主动性的，非保守性的一面。所以学校和老师就是要帮助你们克服这些幼稚里面不良的部分。要培养你们好的德行，树立远大的理想，为人类的进步，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而培养你们。

说句实话，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教师也能抱着这样的情怀来培养我们的学生。所以，最后我借用一句复旦人常说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今天我们以复旦为自豪，明天复旦以我们为骄傲”。我相信复旦的每一位有理想的学生，你们将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所以复旦大学一定会以你们的明天而感到骄傲。

（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字略有调整）

第三篇：杨玉良在2014年复旦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知识、智慧与道

杨玉良

2014年9月12日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起，你们成为一个复旦人，我首先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你们在国内外如此众多的一流大学里选择了复旦，我要对各位表示感谢！

复旦将成为你们学习、生活和成长的地方。但是，我相信有一个问题你们还来不及思考，那就是你们到复旦来到底学什么，到底怎么学？从刚才学长们和导师们的视频当中，你们听到了、看到了一些他们的感悟。所以，今天我并不想发表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而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对你们到复旦来到底要学什么的思考。

韩愈说过“古之学者必有师”。任何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必定会有一个导师。这个导师可以是学校的老师，也可以亲戚、朋友或同学，等等。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真正的“自学成才”并不存在。韩愈还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与此对应，对于学生，来到复旦自然就是为了“悟道”、“受业”和“释惑”。

你们都会归属于某个专业学科，因此你们当然将要学习相应的专业知识。这或许可以认为是学生的“受业”。

然而，英国的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家怀特海（A.N.Whitehead）曾经批评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学教育，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已经卑微到只教给学生某些学科专业的一部分知识，而古代书苑中的哲学家给弟子传授的是智慧。”当时，爱因斯坦(A.Einstein)也以他的切身体验呼吁：“仅仅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得人类获得快乐而又有尊严的生活。„„虽然，通过专业知识的教育可以使他成为一部有用的机器，但不能造就其和谐的人格。„„学生必须对美和良好道德的有深切感受。否则，仅有专业知识的学生更像是一条经过良好训练的狗。”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粗”，但是爱因斯坦不是一个讲粗话的人。反观当前，由于现代职业极度分化、多元化，导致高等教育的过度专业化。各类具有明确职业指向的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让教育的意义变得越来越窄。学校设定的教学内容只是为了“就业”这个唯一的目标，这似乎是为了适应和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为社会提供一种即时的服务，但这样的教育其实是在“制器”而不是“育人”。它严重地违背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基本原则，因为人不应仅仅是社会当中的一个部件而已。

事实上，现在的大学，包括复旦在内的毕业生的职业和所学专业的对口比例已逐年下降，而且已经降到很低了。换言之，你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并不一定是跟你学的专业有关的。因此，这就迫使我们对高等教育的理念、方法、内容进行新的思考，并做出相应的改变。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综合性的大学，比如复旦大学必须有别于通常的职业学校。大学不能沦为金耀基先生所批评的那种“职业培训所”。因此，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你们来到复旦当然要认真地学习足够的专业知识，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也是卑微的。恰如爱因斯坦一贯的认为，纯粹的专业技能学习并不保证你能够学好专业，有时反而“将扼杀相关的文化生活和专业的精神基础。”

专业知识是必须学习的，但是作为复旦的学生，更重要的是“悟道”。何为“道”？“形而上者谓之道。”

“道”首先是一套价值系统。

儒学经典《大学》当中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中国人认为智慧是以善为基础的，道同时自然也就包含了善。不仅如此，善还是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是道的终极目标。就现实来看，如果一个人对人类的存亡一点都不关注，对国家和民族将赋予你们的历史责任和未来担当一点都没有感觉，对崇高的价值体系没有一点执着的追求，他就会缺少一个积极而又严肃的价值系统。这样的人在思想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必定会迷失自我。责任和担当应该是对“道”的一种“开悟”，也是“道”的一种具体外在表现。我曾经多次说过：“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对自己、对他人，对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有责任感。如果学校只重视一些专业的知识教育，而不重视德性的培养，那么它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

我们每一个人在追求积极而严肃的价值过程中，都不得不去思考一些十分基本的问题，这也是建立自我价值系统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这些问题包括：人类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类的终极命运到底会怎样？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很大，现在甚至于未来没有人能够对这样的问题提供完整的答案，但是我们必须去思考。因为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才有可能获得一套崇高的价值。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人文精神应该总是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并宣示崇高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他把他对崇高的价值体系的追求永远置于他在物理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上。复旦大学实行通识教育，就是希望通过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与专业课程改革，使整个教学体系体现出一种对价值的追求。虽然，这些课程就这类问题也不可能提供一个终极答案，但我们至少能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这种思考线索的重要性在于，它启示人们如何使得这个世界成为有道德，有精神和理智的世界，从而为这个仍然充满种种困难和困惑的现实世界中不至于迷失，并为它提供希望和理性。

在今天的中国，这套积极而严肃的价值系统，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才能够更具有使命感，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具有更大的担当。总书记在今年教师节的讲话中指出，“教师的第一要务是‘传道’”，而这个“道”就是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学生的第一要务就是“悟道”，就是去追求、践行崇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系统。“道”还是一种智慧。

智慧很难定义。在我看来，智慧就是一种思考、分析和探求真理的综合能力，是掌握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方法；它包含了一套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因此，智慧使人能更深刻地理解世上的事、物，乃至社会和宇宙。与智慧相比，我们常说的学习“知识”只是获取智慧和“悟道”的一种途径而已，而“智力”则只是“形而下谓之器”的“器”而已。

就知识的获取而言，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我们有了更多的渠道来获取知识。尤其是诸如慕课（MOOCs）等各类网络视频课程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获取知识的方式。以至于有人认为，在网络教育的时代，大学的教师将沦为只是一个“节目主持人”。甚至，更加危言耸听的是，传统的大学教育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

其实，这种担忧并非新鲜事。早在上世纪60年代，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就指出：“学习并不是一个传播知识的过程。当然，其中某些东西确实需要传播，但教师不是唯一起作用的人，也不是最重要的人”，因为，“任何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可以从图书馆获取信息。”现在,除了图书馆以外，我们有了更多的途径来获取信息。

如果大学只是起到课堂的知识传授，即“授业”的作用，学生也只是“受业”，上述担忧不无道理。因此，罗素提醒“教师不应该仅仅是知识传播者。教师应该做的就是引导学生自己领悟知识。”其实，自古教书育人就是为了使得学生的心智更成熟，人格更独立。唯有人格独立，方可获得智慧。因此，教育更为重要的内涵就是传授“思维方法”，而学习就是“悟道”。

“悟道”就是要获取智慧。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既然道难以言说，中国古人说“学必悟”。因为他们认为，认识“道”的最佳方法就是“悟”。“悟道”这个过程我想是不太可能通过网络或者软件来完成的。

首先，网络和软件能够做什么？在我看来，只有当某些知识能够非常准确地被定义，且学生在学习这类知识的成效能够非常定量、精确地来进行考核时，那么相应的课程和教材确实可以实现一种网络化、自动化。然而不是所有的课程都可以实现计算机编码，课堂教学的成功与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授的能力，只有好的教授才能引导学生获得意想不到的洞见。

其次，网上论坛无法完整复制现实的讨论中的这种微妙的互动关系和各种对话的丰富性。除非在网络上参与讨论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小说家一样的娴熟技巧，有能力以散文的形式重现复杂的思想和体验。这个要求是太高了。

更为重要的是，“悟道”的过程贯穿于学生与学生，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中，大学教育的精髓所在。因此，除了课堂教育以外，复旦大学将通过“书院”的方式来创造更好的这种互动空间和方式。这种互动是任何机器无法模仿的，不管程序编制得如何先进，不管技术如何发达，人毕竟是人。学生会对课堂和书院里所遇到的辩论情境、以及他与他人的实时接触进行思考，机器无法复制。而恰恰就是这些，将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影响。

因此，因此教师和大学的存在，其意义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显得更为重要。在现代技术的挑战下，大学应将教育、教学更多的转向“传道”意义上的“智慧教育”，即“授人以渔”，以传授“思维方法”为主的教育。这种转变，与其说是变革，还不如说是高等教育的某种回归，回归到古代的教育理念，即，从注重“知识的传授”回归到更加注重“智慧的传授”，也是中国古人说的“传道”。而也能让学生在大学里的学习获得更多的智慧，获得一套崭新的、合适的思维方法。“悟道”还必须持续地思考。

“学而不思则罔。”思就是思考和思想。若没有感觉到思想的力量，那是因为思想的贫乏。只有经过思考才能达到“释惑”，也才能解决你心中长期感到迷惑的问题。曾经有人说过，“没有经过审视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这也表明思考的重要性。

当然，“思”更是思想。我们经常人云亦云地说，“这个世纪确实是一个知识的时代。”这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我要强调，仅仅“知识”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思想”。脱离了思想，脱离了道德知识，无论其属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双刃剑”。它们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祸害人类，甚至于毁灭人类。要让“知识”真正服务于全人类的未来命运，我们更需要“思想”和“智慧”，即，我们更需要中国人所谓的“道”,以及对“道”本身的思考。我们要思考人类的“大道”，也要思考我们每一个专业学科中的“学科之道”。

人类近两个世纪的巨大发展基本上是基于20世纪以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的思想。由于技术上的巨大成功，也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的巨大成功，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对人类自由的限制，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思考所依据的思想，大多尚未突破中世纪的思想家们的成就。因此，我更希望在新世纪里，将“知识的时代”转化为“思想的时代”，即成为一个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思想家辈出的时代。我曾经说过：“一个国家，有再强的经济、军事，但没有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它就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它至多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侏儒’而已。”同样，如果人类出不了一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们就很难解决当今和未来人类所面临的各类重大而又复杂的挑战。

“博学而笃志，切问近思，仁在其中矣”

复旦的先贤们为我们选择的校训十分深刻，我认为它是对传道、授业和解惑的一种具体诠释。所以我最近在对校训有关的诠释中提到，复旦的校训当中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在逻辑，也就是“唯有博学方可笃志，惟有切问方有近思”。如果这样去做了，那么自己内心，以及与自然、与他人和社会都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关系，“仁在其中矣”。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们来到复旦学习一定是正确的选择，但是这也意味着你们将开始痛苦而又快乐的学习和思考的过程。我为什么要把痛苦放在前面呢？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快乐学习的说法，就是刚才陈思和老师讲的，“只有当你热爱它了，那么乐就会在苦中。”若你们在复旦悟得了这个“道”，那么在你们离开的时候，你们不仅具备了专业知识，而且将变得更加智慧、更有思想，对国家民族就会更有担当，对整个全人类也会更有担当。

我希望大家成为这样的人！谢谢大家！

第四篇：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教授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教授---大学不能没有“精神围墙”

核心观点

大学要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一味保守而偏至复古固然不行，但忘记传统而完全流俗，也就是放弃了责任。只有把“坚守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方能构成“大学之魂”

夏天来了，一批大学生将告别校园，一批新生又将走进大学。大学及大学的精神，熏陶着一代又一代“幸运儿”。

近些年来，大家都在讲大学改革，这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对大学精神的回归，同样不可忽视。曾经有个说法，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但我觉得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

大学担负着积淀与传承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任务。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非常特殊的组织机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人提出大学校长要“经营”大学，结果遭到普遍反对。因为强调“经营”，就有把大学当作公司来进行商业运作之嫌。如果把大学看成公司，就会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文化的传承方面的功能。

同时，大学也是民族性极强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国内有人认为，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作我们的参照物。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绝不能简单地把国外的一流大学当作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这就忽视了大学的民族性特征。比如说，如果要论科研成果、诺贝尔奖等“硬指标”的话，也许北大还算不上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如果看一所大学在她的民族文化以及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话，那么全世界可能没有一所大学，能像北大、复旦等国内一流大学这样，曾起到过那么重要的作用。

大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大学所要做的就是把思想和文化系统化、规范化，将其转变为课程，把它传授给学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所有文明、精神进行传递。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就曾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精神却更加重要。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曾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遗传”则是大学对自身道德与文化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是“保守”的。这个“保守”有“坚守”之意，是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也正是大学的“保守性”，要求她在不脱离现实的同时，又与世风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远离尘嚣，保持一份宁静和清醒。这些年大学有不少失范的地方，根本原因就在于丧失了宁静与清醒，丧失了“精神围墙”。

大学要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一味保守而偏至复古固然不行，但忘记传统而完全流俗，也就是放弃了责任。只有把“坚守性”和“创造性”结合起来，方能构成“大学之魂”。

第五篇：复旦校长杨玉良

复旦校长杨玉良：人文阅读是一种德性的体现

2013年05月06日 06:03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近日举行的复旦大学读书节开幕活动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发表了“人文·读书”的主题演讲，他提倡通过深阅读的方式进行人文阅读，同时也指出，“当下人文阅读的衰微”要引起人们的警觉。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杨玉良认为校长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给学生营造出一种能静下心来读书的氛围。“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认为气首先是一种德性，这种德性主要是张扬人性善的一面和有灵气的一面。”

“德性也涉及到道德，我不想成为一名道德说教者。”但是，杨玉良同时指出，现在把道德制高点当作贬义词来用，这是“明显的道德虚无主义”。对此，杨玉良试图用三种类型的“理性”概念作为说明，“一种是道德理性，它有关人类的价值观，实际上是说你怎么做是善的，怎么做是恶的，这是理性的最高层面。”第二个是“科学理性”，代表着求真的科学精神。“当我们扔掉了道德理性，那就只剩下工具理性。”他批评这种为达到某一目的通过设定途径的理性，因为它会导致“赢者通吃”的情况，“不管赢得多么卑鄙”。

会场上，杨玉良多次提及“心中的魔鬼”。他很赞同一位影评人对《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解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老虎。一个人干了坏事，我们先不要说这个人全是坏的，我情愿把他认为是他心中的老虎出来了。”而通过恰当的阅读可以达到改善的目的。

对于目前社会上“去常识化”的现象，杨玉良反对浅薄化的炒作，“在当下的学术评价体制与环境下，总有很简单的常识被炒作，而且还是有相当教育水准的人。”因此，要通过博雅阅读，追求专博并立的自我完善。

说起自身的阅读，杨玉良还透露，他最近在读的书是菲利普·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和阿瑟·克莱曼的《道德的重量》，关于这两本书，他认为前一本讲述的是一群年轻人从天使到恶魔的变化，其中折射出人性中，“群体力量远超过个人力量”。而后一本书，则告诉他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危机与无常。

在学生提问环节时，杨玉良也被问及类似的问题，他表示在他的藏书中，10%的书与他的专业相关，30%的书是工具性的技术书籍。而另有20%的是经人推荐的小说，其中国内文学包括最近在看的贾平凹的《带灯》和《古炉》，莫言的《生死疲劳》和《酒国》也有涉及，而与他同乡的作家余华的书则是每本都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