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2化妆品安全与公共政策研讨会通知
关于举办“2012化妆品安全与公共政策研讨会”的通知
发布时间 :2012年09月12日
保护视力色: 【字体:大中小】
沪食药监法〔2012〕667号
各相关单位：
为推进我国化妆品行业的健康发展，完善以化妆品风险控制为理念的监管体系建设，及时了解化妆品风险评估技术的国际发展动向，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化妆品安全风险控制技术体系，“2012化妆品安全与公共政策研讨会”将于2012年9月19-21日在上海举办。此次会议由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中心和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所承办，欧莱雅中国协办。大会将邀请我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化妆品领域的专家、学者、政府和企业的代表围绕化妆品监管法律法规、化妆品安全监管以及化妆品相关技术做精彩演讲，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做互动交流。大会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汉语，并全程同声翻译。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日期:
9月19日全天、20日上午注册报到
9月20日全天、21日上午大会报告
二、会议地点：
上海市美丽园龙都大酒店（上海市延安西路396号）
三、参会对象：
国内外化妆品安全监管政府工作人员；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人员；化妆品生产、质量控制、行业安全研究等技术和管理人员等
四、会议秘书处：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中心
地址：上海市柳州路615号1号楼221室（邮编200233）
联系人：王斌、高雅琴
电话：021-61673717、61673776
传真：021-61673727
电子邮件：wangbin@smda.gov.cn，gaoyaqin@smda.gov.cn
附件：
1、会议议程
2、注册回执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一二年九月三日
第二篇：食品药品安全研讨会预通知
食品药品安全研讨会预通知
发布时间 :2009年06月29日 保护视力色:
【字体:大中小】
各有关单位：
近年来，我国食品药品安全的制度建设得到不断完善。为加强《食品安全法》的精神和原则的宣传和药品法规实施动态的交流，促进国际国内食品药品企业经验和知识的交流，促进食品药品行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特举办“食品药品安全研讨会”，研讨会将邀请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方面的权威专家做专题演讲。本次研讨会将在2009年7月15日“国际加工、包装及印刷科技展览”期间举行，时间为一天，特邀请您拔冗光临。现将研讨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会对象：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人员；食品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的市场、研发管理及质量控制人员。
二、研讨会时间：2009年7月15日（星期三）
上午9:00-12:00;下午1:00-15:00
三、研讨会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浦东），W3 M10会议室。（地铁2号线龙阳路站下，每15分钟免费巴士往返展馆）
四、研讨会议程：
上午：食品安全法研讨
专家报告内容：
9：30-10：15●解读“食品安全法”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所所长顾振华
10：15-11：00●食品加工流通过程的安全监控
上海市食品研究所技术总监马志英
11：00-11：45●食品教育在当前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中的重要性思考
上海水产大学食品学院院长王锡昌
下午：药品安全监管研讨
专家报告内容：
13：00-14：00●GMP动态专题讲座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安监处调研员刘丹华
14：00-15：00●药品评价和注册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注册处处长程国樑
五、注意事项
1、本次研讨会免收会务费，并免费提供午餐。
2、因会场有限，请即刻预定研讨会观众座席。寄至：上海市柳州路615号1号楼311室，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报研究所，邮编：200233。或致电021-61673760，传真021-61673760。电子信箱：tangpm@smda.gov.cn
联系人：唐佩明。
本所会在7月上旬根据回执，将研讨会入场券寄给您！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报研究所
二○○九年六月十日
第三篇：幼儿教育与公共政策
幼儿教育与公共政策
近年来，随着适龄入园儿童数量的迅速上升和人民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的迫切需求，家长从学前教育开始就追求“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学前教育也像“小升初”一般出现了择校现象，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出现了入托难的现象。社会对“入托难”反映强烈。说到底，入园难，反映的就是供需关系。公立幼儿园质量高，在百姓中的需求量大，但数量相对少，民办幼儿园按市场运作，可是又太贵，在普通百姓中需求少。上海市教委一位负责人认为，上海幼儿园资源最稀缺的是两类：一类是以公办的市级示范性幼儿园和民办高端幼儿园为代表的优质幼儿园，另一类是由于外来人口和新建小区急速增加，在浦东新区、闵行区、松江区等人口导入区域出现的配套幼儿园。2007年，上海市教委宣布，上海正进入人口生育高峰期，在园人数比2001年多出8万多名。高峰年份，上海大约有50万名适龄幼儿需要入园。而由于不少招生不足、办得较差的幼儿园都在生育低谷期被淘汰关闭，上海当时有幼儿园约1000所左右，缺口达500所。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幼儿教育的托儿、教育和升学渠道的三重功能是不可替代的：首先是当今核心家庭和双职家庭的家庭结构，使得年轻一代没有时间照顾和教育孩子；其次是承受激烈竞争压力的父母实现压力代际转移，对自己的下一代提出了更高的期望，觉得要更好地培养孩子；再次是一些地区存在“没入幼儿园难入小学” 的潜规则，幼儿教育成为升小学的入场券。幼儿教育间接承载了家庭、教育等各种功能，也越来越成为家长们不得不接受的选择。社会职能和政府责任定位不清，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缺乏制度基础；幼儿教育经费匮乏，投入体制不顺，严重制约幼儿教育事业发展：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问题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农村地区幼儿教育举步维艰；民办幼儿园发展迅速，但缺乏有效管理；办园体制、教育体制的调整带来幼儿教师队伍不稳定，部分低素质人员进入幼儿教师队伍。
深层次问题主要根源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使农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并由此导致一部分困难群众生存权和发展权很难得到保障。其实，在城市也是这样，随着失业、待业人群的扩大，身处社会底层的市民其生存权和发展权亦难得到切实保障。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日渐拉大。近据有关国际机构评估，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中国已是0.47，居亚洲的第二位(首位为尼泊尔)，也大大超过了美国以及印度的系数。
城乡差距更是如此。2004年，我国名义城乡收入差距为3.2:1，若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因素考虑在内，实际收入差距已达5～6倍。有学者估计，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约为20％。因此，未来几年要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为重点解决再分配问题，以进一步缓解贫富、城乡和区域间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重视学前教育”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目标的高度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是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重要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及的教育新命题。
保障幼儿公平的受教育权。为达成这一目标和保证公平的导向，我国也出台了系列措施。如加强幼儿教育的宏观领导和管理，各级政府要将幼儿教育纳入当地的社会发展规划，定期检查督导；深化幼儿园办园体制改革，城市幼儿园逐步走向社会，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幼儿教育，增强办园活力，扶持和规范民办幼儿教育；深化幼儿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保教质量；加强幼儿教育队伍的建设，建立职前职后幼儿教师教育体系；拓宽幼儿教育经费渠道，鼓励民间投资幼教，政府加大投入的力度等。这是个顺应时势的发展幼儿教育的国策，是一种美好的构想。然而，不少人以为，幼儿教育社会化就是将幼儿教育市场化。把幼儿园办成企业，让幼儿园像企业一样运作，以办园者经济上的收益说明幼儿园的成功，而不管幼儿教育的社会效益和对幼儿个人发展的意义。认为幼儿园以社会为依托，就再也不要政府的投资和扶持了；以市场为导向，就再也不需要政府的管理和引导了。有的地方政府正是以此为理由，推脱和转嫁自身应负的责任。自1997年提出“幼儿教育社会化”的口号之后，我国各级政府竟都有撤资和减少投资的现象，许多地方变卖政府办的幼儿园生财减负成风。有的地方甚至卖得一所都不剩。因此，目前有必要澄清“幼儿教育社会化”这一概念，充实和完善这一概念的内涵；指明幼儿教育社会化的正确道路，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政策。
政府在理念认识上要升华提高，行动政策上必须得到应有的体现与安排。幼儿教育事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和根本就在于突破两大“瓶颈”：一是经费、二是师资，而师资的问题本质上也是经费的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责就在于“以均等化为导向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矫正市场失灵，调节由于市场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公平分配”。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整体呈现出“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等基本特征。必须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人人享有公共服务的目标，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为此，在我国现阶段按照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这一目标要求，必须既不断增加公共服务的总量，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又着力优化公共服务的结构和布局。基本公共服务是覆盖全体公民、满足公民对公共资源最低需求的公共服务，其属性在于它的公共性、普惠性和社会公平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当前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工作是：理顺幼教管理体制，强化政府统筹力度；大幅度增加经费投入，全力支持幼教事业发展；明确幼儿教师编制标准，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加强民办幼儿园规范管理，提高办园准入门槛；建立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在园幼儿的生命安全和在岗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上海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资源正随着新一轮的人口出生高峰到来趋于紧张，大量非沪籍人口涌入更增加了幼儿进入优质幼儿园的难度和压力。2009年，上海有35万名在园幼儿，其中非户籍幼儿已占28%，约为9万余人。未来几年，入园幼儿人数还将持续增加。高峰年份，上海将有50万名适龄幼儿需要接受学前教育。按照规划，上海的公办、民办幼儿园届时可望吸收45万人入园。为缓解幼儿持续增加的压力，上海已决定在郊区、大型居住区等教育资源不足地区，新建400所幼儿园。除了提供更多一级、二级幼儿园外，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考虑通过在郊区兴办三级幼儿园和幼儿看护点等方式解决。上海市政府对幼儿教育出台的一些列举措，正是一种积极务实的公共政策，是在社会新形势下，针对实际问题做出的切实服务老百姓的政策。充分体现了政府公共政策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理念
第四篇：第八章公共政策与系统分析
第八章公共政策与系统分析
一、系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系统思想（system thought）就其最基本的涵义来说，是关于事物的整体性观念、相互联系的观念和演化发展的观念。
系统概念来源于古代人类社会的实践经验。朴素的系统概念，不仅表现在古代人类的实践中，而且在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中得到了反映。作为哲学范畴，系统是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发展的结果。科学家明确地直接把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一般公认以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的概念为标志。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系统论、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是早期的系统科学理论，而同时期出现的系统工程、系统分析和管理科学则是系统科学的工程应用。
20世纪40年代，美国贝尔电话公司使用了“系统工程（systems engineering）”来命名设计新系统的科学方法。1957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古德和麦考尔合作出版了第一本以“系统工程”命名的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兰德公司针对大型社会、经济系统问题的研究，倡导“系统分析（system analysis）”，着重于在解决大型社会经济系统中的问题时，对若干可供选择的执行特定任务的系统方案进行选择比较，进行费用效果分析。此外，针对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技术的发展，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发展成了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
1969年，阿波罗飞船登月成功，被公认为是系统工程成功的范例，引起了人们对系统工程的广泛重视。1972年，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得以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般系统论、运筹学、控制论、信息学以及系统工程、系统分析和管理科学，相互渗透融合，织出了一幅系统科学从自然界扩展到人类社会、从基础理论扩展到工程应用的五彩缤纷的图景，写出了系统科学诞生、成长的历程。
二、系统的概念
系统指由两个以上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与外部环境发生联系的有机整体。目前，国内学界普遍认为，系统的基本属性可以归纳为：
1．整体性。2．相关性。3．目的性。4．动态性。5．层次性。
6．环境适应性。
三、系统方法及其特点
所谓系统方法，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一种方法，即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始终着重从整体与部分（要素）之间，从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而精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优地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国内一些学者从系统的属性内涵出发，概括出系统方法用于公共政策分析所应遵循的原则：
1．整体性。它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出发点，主要是把公共政策整体作为研究对象。
2．综合性。
3．最优化。这是用系统方法实现政策目标的理想要求，或者说是追求一种最实用性的结果。
4．可行性。
四、系统分析及其产生背景
简单地说，系统分析就是系统方法的具体应用。具体说来，系统分析就是对一个系统内的基本问题，用系统观点进行思维推理，在确定和不确定的条件下探索可能采取的方案，通过分析对比，为达到预期目标选出最优方案；也可以说，系统分析就是为政策主体选择一个行动方向，通过对情况的全面分析，对备选方案择优，为政策主体提供可靠的依据。系统分
析是以系统观点明确所要达到的目标，通过计算工具找出系统中各要素的定量关系，同时还要依靠分析人员的直观判断，运用经验的定性分析。借助这种互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才能从许多可行方案中寻求满意的方案。
“系统分析”最早是由美国兰德公司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并使用的。兰德公司发展了一套对符合确定目标的不同方案，从费用和效果两个方面进行经济评价的方法，即系统分析方法。20世纪40－70年代，系统分析曾沿着两条不同的渠道发展，一条是通过咨询机构和研究所；另一条发展渠道是与大学相联系的研究和教学活动。
五、公共政策研究中的系统分析
1、公共决策系统
H．A．西蒙把决策过程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情报活动；设计活动；抉择活动；审查活动。以上四个阶段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系统决策的过程。在系统工程的工作过程中，由系统开发得到的若干解决问题的方案，经过系统建模、系统分析以及系统评价等步骤之后，最终必须从备选方案中为政策主体选出最佳的开发方案。
从不同的角度用系统观点来分析公共决策问题，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
（1）按公共决策的重要性可将其分为战略决策、策略决策和执行决策，或称为战略规则、管理控制和运行控制3个层次。
（2）按公共决策的性质可将其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
（3）根据人们做决策时对自然状态规律的认识和掌握程度，通常可分为确定型决策、风险型决策（统计决策）以及非确定型（完全不确定型）决策。
（4）按公共决策的目标数量可将其分为单目标决策和多目标决策。
（5）按公共决策的阶段可将其分为单阶段决策和多阶段决策，也可称为单项决策和序贯决策。
六、系统分析与公共政策
1、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组成了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公共政策不仅本身可以看成一个系统，而且它不可能孤立存在，总是与其他政策相联系，处于一个政策体系之中。同时公共政策系统是动态的。在公共政策过程中，通过系统分析应明确问题和目标，并提出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各种可行方案，再由政策主体通过政策分析选用一个满意的或最佳的方案。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以在以下五个层次的公共政策中应用系统分析：（1）宏观的国家整体系统分析。（2）部门系统分析。（3）地区系统分析。（4）企业的系统分析。（5）一项工程的系统分析。
2、系统分析的特点和作用
（1）系统分析首先把所研究的事物、现象和过程看作是一个整体--系统，确定给定系统的边界范围，把它从周围的系统中划分出来；同时，鉴定该系统的组成部分，必要时逐级划分，确定各子系统。
（2）系统分析重视给定系统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
（3）系统分析积极大胆地将现代应用数学引入公共政策分析领域。
（4）系统分析绝不忽视非计量因素，反而往往把它作为“难点”而认真对待。
（5）系统分析在给定系统的设想与现实、计划与实施之间建立一种“中介”环节，使人们通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在认识上逐步接近给定系统的实际，并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使它按照人们规定的目标和利益运行。
七、系统分析学派和结构功能分析学派
继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兴起之后，政治学领域中也掀起了系统思想的浪潮。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系统概念则使政治学家感到耳目一新，他们对在其他学科
中屡有建树的系统思想加以认真的研究、消化和吸收，并在政治学领域中建立了独具匠心的系统方法，创造了政治分析的新工具，结果使政治系统理论成为政治学中负有盛名的一个学派。实际上，政治系统理论学派是运用系统思想或系统方法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系统，它可进一步分为两个子学派：一个是以伊斯顿（D.Easton）为代表的系统分析学派，另一个则是以阿尔蒙德（G.A.Almond）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分析学派。
1、作为最早将系统概念应用于建构政治学理论的政治学家，伊斯顿提出政治生活是有系统的行为，因而根据政治生活的互动现象便可建立含有经验意义的政治系统。这个政治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由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有关的互动行为构成。政治系统处于物理的、生物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环境之中，它不仅具有确定的目标，而且还具有自我转化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从实质上看，伊斯顿关于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理论，其创造性就在于大胆引入控制论模式的系统方法论。
2、深受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影响的阿尔蒙德，对伊斯顿政治系统分析理论的局限性若有所悟，并试图对其加以突破。他提出了在系统方法论上似乎更为成熟的结构功能主义政治学理论。他认为，合法的强制性使政治系统显示了作为一个系统而特有的重要性和凝聚性，这是政治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根本差别所在。概观阿尔蒙德的理论，其政治系统的系统性质具有四个特点：
（1）政治系统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开放系统，它具有一般系统的共性。
（2）政治系统的组成单元是政治角色。
（3）政治系统具有某种反映其心理方面的基本倾向，如态度、信仰、感情和价值观等，这便是“政治文化”。
（4）无论其专业化程度如何，一切政治结构都具有多种功能，执行这些功能的分别为系统、过程和政策这三个同时并存、相互作用的层次。
阿尔蒙德的系统思想之所以值得称道，就是因为它将科学技术中新兴的系统分析与社会科学中传统的结构功能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两者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从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实现了一次极有意义的系统方法论的综合。
八、系统分析在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1、系统分析的基本要求
系统分析应用于公共政策，即是对公共政策问题，从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的观点予以综合考察，全面权衡利弊得失，从而为公共决策选择最优方案提供科学的依据。
当公共政策问题为单目标时，其分析工作比较容易进行。但是公共政策问题往往是多目标（或指标）的。对于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一方面要把它分解为若干个子系统，分别建立模型，然后应用系统分析方法求得各个指标的最优解；另一方面还要把这些工作综合起来，对一个完整的公共政策问题做出正确的分析，对于不同的可行方案做出谁优谁劣的比较，而且要用定量的结果来说明。
为了搞好系统评价，要解决的问题和遵守基本原则是：将各项指标数量化；将所有指标归一化；保证分析的客观性；保证方案的可比性；分析指标的系统性和政策性。
系统分析的复杂性主要是分析指标体系的建立。系统分析指标体系是由若干个单项分析指标组成的整体，它应反映出所要解决问题的各项目标要求。指标体系要实际、完整、合理、科学，并基本上能为有关人员和部门所接受。
系统分析的基本要素有：目的、备选方案、模型、费用、效果和评价标准。系统分析从明确实现目的开始，通过模型预测各种备选方案的效果和费用，然后依据评价标准进行评价，最后确定各方案的优劣顺序。
系统分析指标体系通常包括的大类指标有：（1）政策性指标。（2）技术性指标。（3）经济性指标。（4）社会性指标。（5）资源性指标。（6）时间性指标。
2、系统分析流程
（1）系统研究。（2）系统设计。（3）系统属性量化。（4）系统评价。
3、系统分析的主要作业
（1）系统分析的步骤
①明确要研究的对象；②选择可行方案；③选择计算准则；④应用模型技术；⑤生成输入数据；⑥模型运行和操作；⑦结果分析。
（2）系统分析工作至少应包括的内容
①从解决问题的范围来看，应包括系统目标的建立、系统结构的确定、准则指标体系的选择、可行方案的构思、待选方案的确定以及未来效应的分析等。
②从作业活动来看，应包括系统研究、系统设计、系统量化和系统评价等。
③从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和工具来看，应广泛采纳行为研究、价值研究、规范研究等方法，以及建模、模拟、优化等工具。
④从数据处理和信息转换来看，应把信息处理作为系统分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渗透在系统分析各个作业活动的全部过程中，即从系统分析的起始工作开始，一直到采取政策行动为止的每个步骤和工序都有着信息分析的成分。
简言之，系统分析的主要作业包括系统模型化、最优化分析和综合评价。系统模型化即建立分析模型，进行方案选择；最优化分析即依据模型求解，得出最优解；综合评价即利用模型和各种资料，用技术经济的观点对比各种可行方案，考虑成本与效益间的关系，权衡各方案的利弊得失，从整体性出发，综合分析问题，选择可行的优化方案。
九、决策支持系统
1、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是指辅助决策工作的一种计算机系统，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米切尔S．斯科特（Michael S.Scott）和彼德G．W．基恩（Peter G.W.Keen）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它一经提出便迅速成为公共决策及系统工程的研究热点，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决策支持系统是以管理科学、运筹学、控制论和行为科学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模拟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手段，面对半结构化的决策问题，支持决策活动的具有智能作用的人－机计算机系统。
2、决策支持系统具有的特点
（1）对准政策主体经常面临结构化程度不高、说明不够充分的问题。
（2）把模型或分析技术与传统的数据存取技术及检索技术结合起来。
（3）提供易于为非计算机专业人员使用的交互会话方式。
（4）强调对环境及用户决策方法改变的灵活性及适应性。
（5）支持但不是代替高层政策主体制定政策。
十、系统分析应注意的问题
1、长期以来，系统分析在解决问题过程的运用，为公共政策的发展提出和确立了一些非常有益的观点和方法，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1）从硬系统思维过程变化到考虑政策主体行为的软系统思维过程。
（2）从如何优化一个给出的系统，变换到如何设计一个优化的系统。
（3）从告诉政策主体怎样做某种类型的规范决策模型，转变为政策主体共同参与分析、做出决策的交互型决策模型。
（4）从求解最优解转变为寻找协调和平衡解。
（5）从静态的搜索求解过程，转变为动态的递归循环搜索求解过程。
2、在系统分析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应注意
（1）从系统的环境、目标及其结构的角度来观察系统的状态。
（2）要重视系统的信息。
（3）要重视人在系统中的作用。
（4）要了解系统的变化状况，即现在系统转变为未来系统的相互对应关系。
（5）了解系统的研究层次关系。
（6）对一个系统进行系统分析，其结果既应满足该系统的所有目标，还应使该系统具有适应环境变化和对资源有效利用的功能。
3、仅仅用简单合理的系统分析模型和工具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
（1）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问题；
（2）具有深刻社会含义的问题；
（3）在决策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超理性因素的问题；
（4）做出不同选择时，必须在观念（偏好）和实际价值（效用、价格）之间加以权衡的问题；
（5）解决问题时所希望的战略不是考虑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平衡，而是要对现存系统进行剧烈的改变；
（6）当不能经过现存组织，而必须通过新的机构去贯彻执行其政策时。
第五篇：公共政策评估与监控
公共政策评估与监控
一、我国当前公共政策评估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评估主体单一，缺乏独立性的政策评估组织。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以官方为主，缺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使得大多数政府在公共政策评估实践过程中，只重视自身评价，忽视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评价，导致进行意愿表达以及利益诉求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单一化。
（二）缺少正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目前从事官方评估工作的人士绝大部分都非“内行人”，因此他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规范分析。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道德是非标准也会发生一定转变，更为突出的是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调自身的经济利益。从而必然引起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和评价方法的改变。
二、完善政策评估的几个措施构想。
（一）建立多元评估主体。在目前官方绩效评估的基础上，实行政府、党的组织、权力机关（人大）、专业评估组织（包括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特别是“受到影响的相关利益群体代表”参与等多元评估主体的结合，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其中，要特别重视社会组织和公众代表参与以及专业评估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和公众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他们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更能够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结论的公信力。专业评估组织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评估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专业评估组织成员作为“非官方人士”，其观点和看法不受政府利益和本位主义影响，能更好地保证评估结论的客观真实性。
（二）确保评估有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为消除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进行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以满足公共政策评估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公开机制。另外，还要依法构建相应的问询制度，作为社会组织和公众有权依法问询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不需要保密的所有信息，而被问询的机构和成员必须依法根据有关制度和程序作出回应，并且也要对所公开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我国各级政府和决策机构除了法律应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一切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背景、执行状况、评估结论等情况应通过公告、网络等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传播，增强政府行政过程的透明度，杜绝“黑箱”操作。
（三）完善政策评估的制度保障，实现政策评估的制度化、法制化。首先，实现政策评估工作的程序化。通过制度规定除象征性或符号性的公共政策外，各项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应进行程度不同的评估。评估结束后应及时撰写评估报告，并将评估结论公布于众。其次，要建立评估基金。政策评估是一次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长期深入到实践中去收集各方面的信息，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因此，必须建立政策评估基金，以免政策评估成为“空中楼阁”。最后，要重视评估结论，消化、吸收评估成果。
（四）科学地运用政策评估的方法。评估者应熟练地掌握各种评估方法和技术。目前常见的评估方法有前后对比法、对象评定法、专家判断法、自我评定法等；政策评估的技术主要有计划评估技术、重要路径法、成本利益分析、成本效能分析等等。每种方法与技术都有其优缺点，都有其适用的范围。
三、我国公共政策监督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人大监督，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的比例过高，将有可能削弱人大对公共政策行使监督权，人大对政策执行主体的监督缺乏具体的法制保障。因此，地方各级人大在加大对政府执行政策的监督力度，进行实质性和深层次的监督时，就往往会碰到法律依据的问题。
(二)行政监督。我国政策监督主体较多，各监督主体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等不够明确具体等问题，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监督者对被监督者的行为是否合法以及对之实施的监督、检查和评价是否正确，很难予以判断，也使监督的方式、程度、组织措施极不健全，因而，使监督主体难以有效地实施权力。
(三)社会监督。一是新闻舆论监督程序不规范。出现了“六多六少”的现象，即：监督一般性问题多，监督重大问题少；监督中层、基层问题多，监督高层问题少；监督个人问题多，监督单位问题少；监督下台者的问题多，监督在位者的问题少；监督外地问题多，监督本地问题少；监督别人问题多，监督自己问题少。二是公众监督投诉渠道不畅通，政务透明度不高，群众真正关心的焦点、热点问题却不愿或不敢公开，造成群众监督无的放矢。
四、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监控管理的措施
(一)完善人大监督权力。在《人大监督法》的实施中应该建立和完善人大监督委员会等专门监督机构，担负起日常监督工作，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落实。要提高人大代表素质和监督能力，通过培训或举办法制专题讲座等形式让人大代表和常委会人员熟悉《人大监督法》等有关监督的法律、法规，了解监督的形式、程序和方法，强化人大代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监督工作的重点放在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政策问题上。
(二)完善行政监督体制。主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明确监督主体职责。必须通过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各种监督主体的职能界定和层级关系，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监督主体要真正做到有效地监督政策执行人员的行为，政策执行活动除涉及党和国家的机密外，其余都必须依据一定的法律程序和规章制度，在一定的范围内公布于众；二是要保证专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主要是执政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政府的监察机关。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改进现行的监督体制。三是要加强行政监督立法。行政监督立法是依法行使监督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最需要的是加快制定一系列操作性强的、实践中迫切需要的《行政监督法》、《公务员监督法》等相关的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同时还要修正和完善现有的法律，把那些在实践中被证明为成熟的经验和做法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要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作风素质、业务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
(三)完善社会监督制度。要完善舆论和新闻媒体监督制度，媒介监督应走向职业化。要完善公众监督制度，强化公众监督的法律保障，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加强信访举报工作。要完善信访和举报的体系和网络，拓宽监督渠道，保障言路畅通，举报有门，切实保护好公众的举报行为，鼓励公众举报违法行为，同时对查处案件的结果要及时反馈给举报人；二是扩大公众在干部选任上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和监督权，加强公众对干部的监督，采用多种途径让群众参与选贤任能；三是要坚持政务公开与公众监督有机结合。对凡是涉及公共事物、公共服务的事项，只要不属于国家机密，都应向社会和公众公布，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要认真对待公众的监督反馈意见，避免政务公开的表面化和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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