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治理、多中心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第一篇：“自主治理、多中心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浙大东方论坛”学术会议之十五

第三届启蒙思想研讨会

暨纪念休谟诞辰300周年学术论坛通知

18世纪启蒙思想作为现代性的源泉，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强大的张力，它所凝聚的一系列思想成就对今天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仍有极高的参考意义。有鉴于此，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连续出版了“启蒙运动经典译丛”和“启蒙运动研究译丛”，并于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举办了两届启蒙运动思想研讨会，获得了圆满成功。为更好促进启蒙思想研究，2011年11月26日至27日，第三届启蒙思想研讨会暨纪念休谟诞辰300周年学术论坛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圆正启真宾馆四楼会议室阳明厅举办。会议日程安排如下：

11月26日上午9：00-12：00 开幕致辞： 浙江大学副校长 罗卫东

浙大出版社社长 傅 强

第一部分：“启蒙运动经典译丛”的翻译工作

主题发言：王志毅 “启蒙运动经典译丛”的工作情况

马万利 休谟著作翻译漫谈

第二部分：休谟思想及早期启蒙研究

主 持 人：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题发言：张正萍 大卫·休谟是位功利主义者吗？

程奇奇 休谟论知觉的性质

高全喜 说不尽的休谟

周保巍 必然、情欲与自由：现代早期的“勤勉”观念与“勤勉”话语

苏光恩 曼德维尔思想研究 徐 谨 启蒙与蒙蔽

11月26日下午14：00-17：00 第三部分：斯密及启蒙时期思想探究

主 持 人：罗卫东 浙江大学

主题发言：张江伟 《道德情操论》中“相互同情的愉悦”浅释 康子兴 社会的自然史：亚当·斯密论文明社会的起源

孙于惠 麦迪逊与苏格兰启蒙运动

张亚萍 同情共感机制下的语言礼貌现象动因解释

陈正国 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两种反宗教的启蒙策略 第四部分：启蒙运动与中国

主 持 人：韦 森 复旦大学

主题发言：朱宪辰 基于普遍认同的制度延持和变迁

韦 森 哈耶克的自由观

秋 风 多元而节制的启蒙：周易“蒙”卦义疏

11月27日上午9：00-11：30 第五部分：理解和翻译学术经典中的若干问题——以《道德情操论》为例

主 持 人：吕大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题发言：罗卫东

介绍重新翻译《道德情操论》的若干问题

张新超

斯密翻译小组汇总商务版《道德情操论》错误案例分析 范良聪 《道德情操论》affection词义辨析

王长刚 《道德情操论》中God、Deity、Nature等词语辨析

会议主办单位：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北京启真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篇：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迪与警示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迪与警示

作者：刘峰、孔新峰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2010年01期 来源日期：2010-2-2 本站发布时间：2010-3-5 20:42:27 阅读量：728次

2009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值得注意的是，奥斯特罗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四十年来第一位获奖的女性，还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政治学家，这在该奖项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奥氏以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理论为代表的学术创见，既昭示着金融危机下制度主义的再度回归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科际整合趋向，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也不乏启迪意义。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四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析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方向的调整动向;二是梳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三是探讨该理论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的有益启迪;四是指出该理论价值前设与实践运用中可能蕴含的危险成分。

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方向的调整

总体观之，本届经济学奖的两位得主均属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这是继1991年科斯(Ronald Coase)与1993年诺斯(Douglass North)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肯定制度研究的成就，实际上是把奖颁给了“制度经济学”。经济学家通常研究市场，然而今年的两名得主却并非专研市场的专家。按照评奖委员会的说法，两人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均集中在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领域。威廉姆森主要研究私人领域的经济治理，对科斯的交易成本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企业的边界给予了论证;而奥斯特罗姆则具有更为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主要研究公共领域的经济治理，证明除政府和市场以外的其他组织(尤其是自主的用户组织)可以更好地管理公共资源，并对公共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大时代背景当属全球金融危机。伴随着这场规模及烈度空前深广的危机，正统经济学由于其“市场原教旨主义”遭到了经济学界内外人士的众多诘难。两位得主的研究都迥异于建立在完美市场及完全理性行为基础之上的纯理论研究;均触及市场失效概念;均从制度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兴衰及变迁，因此更能兼顾经济变动中的政治、社会及历史因素，而不仅仅局限于纯经济的层面。全球金融危机始于金融机构治理和监管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失衡，直接体现为治理的失败，再次促使人类关注和重视经济治理和公共治理问题，将视角转向对经济现实的研究。由此，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不再局限于市场的理论，必须拓展其关注的领域，走出对模型与计量的盲目崇拜，借助跨学科的研究路径，重建一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励方向，也许目的就在于引导经济学家们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加强制度的研究，重新思考和界定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不能单纯建立在逻辑推演尤其是数学模型上，必须关注现实世界，并借鉴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本是政治学出身，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现在仍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政治学讲座教授;其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教授也是久负盛名的政治学家，两人合办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本身便是高度强调科际整合的“工作坊”(workshop)，其研究人员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奥斯特罗姆夫人本人娴熟掌握经济学界习用的数学和博弈论方法，更广泛深入地进行跨文化、跨国别的调查分析，大量运用案例分析与实验方法，致力打碎传统经济学“万能药”的神话，最终以政治学家的身份获得美国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以及本届诺奖。近二十年来政治学各子学科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有三本，奥氏的代表性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便位列其中。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

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产生于深刻的理论分析与丰富的实证分析。对真实世界里发生的各类自组织模式的广泛考察，使得她具备超越一般经济学家的视野，承接英国社会学家波兰尼的“社会秩序理论”，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其核心就是，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率的运行。奥氏的研究证明：与政府强加各项规章以及纯粹的市场化方式相比，当地社区可以独自更好地管理森林、湖泊和渔场等公共资源。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有可能将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续的共同收益。”“多中心”一词现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更成为公共物品的生产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之一。

首先，多中心意味着公共物品的多个生产者，公共事务的多个处理主体。作为一种治理思路，多中心治理首先意味着在公共物品生产、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事务处理方面存在着多个供给主体。试图在保持公共事务公共性的同时，通过多种参与者提供性质相似、特征相近的物品，从而在传统中由单一部门垄断的公共事务上建立一种竞争或准竞争机制。通过各个生产主体之间的竞争，来迫使各生产者自我约束，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增强回应性。并且，公民还可根据各生产者的相对优势，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选择。

其次，多中心治理意味着政府、市场的共同参与和多种治理手段的应用。不论是政府垄断还是纯粹的市场提供，都没有跳出“政府vs.市场”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从其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单中心的治理思路，因而，也各有缺陷。政府垄断公共事务会造成公共物品提供的单一，无法满足多种偏好，而且会导致政府扩大、效率的丧失以及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市场是以“成本—效益”为核心的处理思路，因此“私有化”策略在公共事务的处理方面，会导致公共性的缺失和公共利益的不足。而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则跳出了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主张政府和市场既是公共事务处理的主体，又是公共物品配置的两种不同的手段和机制，主张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既充分保证政府公共性、集中性的优势，又利用市场的回应性强、效率高的特点，综合两个主体、两种手段的优势，从而提供了一种合作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新范式。

其三，多中心治理要求政府转变自身的角色与任务。奥氏指出，在公共物品的生命周期中，大致存在着三个角色：“消费者、生产者和连接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中介者”。在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中，三个角色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来扮演。因此，多中心治理既反对政府的垄断，也不是所谓的私营化。它不意味着政府从公共事务领域的退出和责任的让渡，而是政府角色、责任与管理方式的变化。多中心治理中政府不再是单一主体，而只是其中一个主体。政府的管理方式也从以往的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在多中心治理中，政府更多地扮演了一个中介者的角色，即制定多中心制度中的宏观框架和参与者的行为规则，同时运用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公共事务的处理提供依据和便利。

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降治理思潮提供了重要思想渊源，并构成其核心内涵。而治理思潮既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实践总结，又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深刻影响着各国的政府改革。根据治理理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的中心;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应予摒弃，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和责任变得模糊，国家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渐趋淡化，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空前张扬;管理对象的参与倍显重要，以期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在政府完成社会职能的手段和方法方面，政府除了采用原来的手段之外，还可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以提高效率，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由此可见，奥氏多中心治理理论早已超出了诺奖委员会所谓“经济治理”的框限，已然成为一派极其重要的政治思潮与社会运动。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建立在多国生动案例的基础之上，就其有助于解答什么制度才能促进公共资源的有效共享、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对发展中国家不乏启示意义。对于我国这种既保持大量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同时又建立起市场机制的国家，类似于“第三条道路”的治理理论更有其契合之处。

首先，多中心治理强调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重要性，认为治理源于政府和公民社会有序的互动，治理的质量取决于发生在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的质量。奥氏所倡导的，其实是一种“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概念。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组织形式，“社会”无疑大于“市场”，也比“市场”本身更具有建设的价值。我国近年来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等等，在因应世界治道变革趋势的同时，也可以从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汲取丰厚的思想资源。

其次，多中心治理理论可以对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迪。当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承受着不断增长的压力，公众期望越来越高，在服务标准、成本—效率、公平和透明度方面，服务绩效评估日益苛刻;经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要求政府部门增强灵活性和回应性，等等。要回应这些挑战，必须通过改善公共服务的运行模式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这就需要吸收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有益成分，科学界定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更多地利用独立机构、公私伙伴关系及合同外包，促进政策和执行的分离，增强公众参与，强调顾客导向。

第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一个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追求共同富裕、社会公正与和谐的时代。多中心治理理论高度关注“地球温室化”等环境问题，格外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于我们从制度层面统筹城乡、区域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在挑战公共资源“受害”问题或谋求“治理”方法的过程中，现场的“用户组织”应该充当怎样的角色，将会关系到市场运行的好与坏，有时它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所“共同”发挥出来的积极作用，甚至比政府介入来保护资源的做法更为有效。思考“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模式，有必要从制度设计及政策制定上汲取这种多中心、多维度的治理智慧。

四、警惕多中心治理理论中可能隐蔽的“木马”

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期，现时代的政治学研究更需增强敏锐的政治鉴别力，详查每种政治思潮的渊源流变，防范与有益成分捆绑而来的理论“木马”，做好外来学说的本土化吸收与转换工作。对待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亦应秉持这种态度。

从理论语境上看，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之所以产生，可能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各门社会科学出现的某些范式危机有关。直到20世纪中期一直在政治学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法律—宪法传统，以及传统的政治哲学研究，遭到了政治学内部一场巨大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冲击，人们抨击传统研究方法只关注价值或“应然”问题而不关注现实或“实然”问题。另外，随着“冷战”局面的终结，壁垒森严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思维以及各种各样的“主义”话语也越来越没有市场，社会科学中流行的一些过分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治理”理论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从国际政治看，治理的这一特性被所谓“新中派”或“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者及时地运用于其新的分权思想和全球政治观中;而在某些外部势力及国际组织有条件援助或立项的“治理”实践中，包括多中心治理在内的治理思潮也被打上了较深的新自由主义烙印。传统上，政治上的分权无一例外是指中央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分散，但在“新中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新型民主国家的基础首先是分权(devolution)，不仅向下分权，而且也向上分权。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而就国际治理的主体与标准而言，则可能蕴含普遍主义、单边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因素。

从国内政治看，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其适用对象的有限性、适用政治体制的有限性和适用自治组织的有限性。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有无数中间状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大量自组织的集体行动亦能有效运行。然而，如何判定其适用情境，的确构成对奥斯特罗姆的一个挑战。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实践，绝不可一概而论地推而广之。另外，多中心治理组织特征与传统有所不同，是多重规模的组织并存，并通过组织之间的竞争、协作和冲突解决模式，使不同的公共利益得到实现。如果无规则的不良竞争出现，导致无法协作，冲突无法解决，这样的地方分权只是形似多中心，而不是真正的多中心。只是单纯强调竞争性的多中心治理并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总之，作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不足而确立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多中心治理并不是万能的，治理失效的可能性同样存在。绝不能完全把国家或政府排除出去，它们依然在这个复杂系统中扮演着重要乃至关键的角色。一种审慎的“治理”概念，对于传统的政府管理而言，并不是颠覆性的，而应是建设性的。同时亦应明确，不同的社会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发展条件与阶段以及人们习惯的行为方式，寻找最符合秩序与稳定大局、最为有效也最为经济的治理模式，也就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治理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治理模式历史上不存在，未来恐怕也不会有。社会治理模式是路径依赖的，社会管理的实践和历史传统在社会治理机制的确立和演进中至关重要。只有在明确上述前提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进入技术化的环节，思考如何方能求得收益最大的治理模式。因此，国家主权之捍卫、西方理论之本土化等问题，均应成为建构有中国特色之治理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刘峰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孔新峰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师)

相关资料

在2009年经济学奖颁奖声明中，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赞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经济治理研究做出的卓越分析”，使经济管理学从“边缘”到“前沿”，证明了公共资源怎样成功地由利用它的企业所管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证明了用户组织(userassociations)如何成功管理公共财产。

新制度经济学专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学院的主任SandervanderLeeuw对她如此评价：“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开创性地将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打开了制度经济学和公共决策研究的新视角，作为一名科学家，她不仅才华卓越、具有革新精神，并且十分谦虚和慷慨，始终如一地与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同行共享研究成果。”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第一人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简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1954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1965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现为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中心主任之

一、政治学教授。奥斯特罗姆1991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也曾担任过公共选择学会、中西部政治学协会和公有产权研究协会的主席，同时还是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的创建者。她曾在2005年被美国政治学协会授予詹姆士?麦迪逊奖金，2005年获美国生态学会颁发的可持续科学奖金，2006年得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荣誉博士。2009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的研究”。

另，奥斯特罗姆教授还是美国哲学学会和政治学和生命科学协会的成员。她曾经服务于许多顾问委员，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警察长官国际协会、法律实施协助管理局、美国行政科学院、刑事司法准则与目标国家顾问委员会、国家州长协会和校际政治与社会研究方法联合会。曾任或现任众多杂志的编委，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理论政治学杂志》、《制度经济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

第三篇：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

第四届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征稿通知

经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育分会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部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第四届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将出版本次研讨会的专题论文集。现面向本次大会录用摘要的全体作者征集论文全文，具体事宜如下：

一、主题：论文要求紧密围绕本次大会的主题及各议题。

二、语言：中文或英文

三、长度：6000-8000字（词）

四、格式：论文要求包括题目、作者及工作单位、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各个部

分。中文论文基本参照《外语教学与研究》格式，但去掉了表示文献类别的标示，如[M]、[J]等；英文论文基本参照APA（第六版）格式，在此基础上有所微调：出版年代一项去

掉了括号，如：Munby，J.1978.Communicative syllabus design.London: Cambridge Un

iversity Press.。汉英文章本身各节用罗马序号排列，1.2.3.，下位如1之下，用1.1，1.2，1.3，以此类推。论文格式具体要求详参吴一安、张莲主编的《外语教师文化建构与教

师发展——第三届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

五、投稿邮箱：第四届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会务邮箱，敬请在邮件主题中标明“论文集投稿”

六、截止时间：2012年1月30日（正月初八）。

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育分会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部常务理事会

第四届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2011.10.22

第四篇：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多中心治理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理论，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治理革命”的产物，它是以自主治理为基础，以多个权力中心或服务中心并存为特征的理论形态。尽管多中心治理理论引入我国的时间还不长，还存在不足之处，但许多学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为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自主治理；文献综述

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股政府改革浪潮，掀起了所谓的“治理革命”，后来又逐渐波及世界其他地区，与全球化、现代性重建和公民社会复兴一样，都是当今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多中心治理理论，作为“治理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石，是当前学术界一个热点，也是在理论上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诸多学者都做出了积极探索，本文就多中心治理理论诞生以来，国内学者们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做简要的回顾，以期描述多中心治理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

一、对多中心治理内涵的概述

多中心治理是个复合概念，由于提出时间有先后之分，而就其本质而言，多中心和治理也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所以对它们分别进行解释。

（一）多中心的内涵

“多中心”（Polycentrity）概念，最早是由迈克尔·博兰尼1951年在《自由的逻辑》（The Logic of Liberty）一书中提出来的，此后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博兰尼区分了社会的两种秩序：一是指挥的秩序，一是多中心的秩序。他引进“多中心”一词是为了证明自发秩序的合理性以及阐明社会管理可能性的限度。“多中心性”在博兰尼的文章中是“负重(六边形)框架上各顶点的相互移动”,这样的相互适应移动状态即形成了“多中心秩序”(polycentric order)。将若干要素排列为多中心的任务就叫多中心任务(polycentric task)。

在博兰尼那里，“多中心”只是描述他所发现社会秩序的特征的一个词汇，而经过奥斯特洛姆等人的阐述和发展。“多中心”一词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更成为公共物品的生产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之一。他们通过对局部公共事务(如警察服务、池塘资源管理)治理的自组织机制，以及公共经济生产与消费属性的多年实 1

证研究，运用制度理性选择学派的观点提出多中心理论。该理论认为私有化均不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应当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寻求新的路径。该理论提出，通过社群组织自发秩序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以多中心为基础的新的“多层级政府安排”(具有权力分散和交迭管辖的特征)、多中心公共论坛以及多样化的制度与公共政策安排，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集体行动中机会主义的遏制以及公共利益的持续发展。

（二）治理的内涵

治理概念的最早使用，是在15世纪，当时候的法国就有人开始使用“gournance”来表示治理，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对其做理论上的分析。“治理理论”的理论研究源于美国学者列维特在1973年首先提出“第三部门”的概念，随着理论的发展，他的这个概念被美国学术界接受，以后被频繁使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兴盛起来。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此后“治理”便广泛地被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对治理做出了许多新的界定。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卡蓝默认为，“治理包含了立法、法治、政治、公共机制和管理的概念，特别关注事物的实际运行，最初是关系到社会对权力的机制和代表机构及对一个社会的构成的认识；之后是对程序的运行详情，对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关系的现实，对有关各方结合与否的合作形式，对社会组织成为公司、共同体、协会的方式的认识。”他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欧洲对治理的理解，体现了与美国不同的特征。

研究治理理论的权威格里·斯托克总结了治理理论研究的几种主要的观点，主要包括：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动用权威。此外，罗茨、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等人都提出了各自的治理概念。

二、国内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状况

（一）对理论的介绍

1、对多中心和治理理论的研究

我国的一些学者相继翻译了迈克尔·博兰尼的《自由的逻辑》、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迈克尔·麦金尼斯的《多中心治理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詹姆斯·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和盖伊·彼得斯的《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等多中心治理的代表性著作，介绍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为多中心治理理论传入我国，并促使其研究在我国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兴伦（2005）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多中心理论的解释，经过改造和加工之后，提出了自己对多中心的理解，他的解释比较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也通俗易懂。他指出，多中心是指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机制治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它涉及到广泛的公共领域,在公共治理中主要指生产的多中心和治理体制的多中心。在多中心治理机制中,需要借助多样化权力和政府单位,以解决不同范围的公共治理问题。

孔繁斌（2008）在介绍和理解多中心治理理论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编著的《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一书，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在协调宏大的知识学抱负和微观的规范分析努力中，广泛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采取谦虚的诠释学姿态，以“规则、场域、角色”为主要观测点，建构了一个多中心治理的系统分析框架。其中，围绕“相互承认的法权”、“相互承诺的信任”、“相互尊重的管制”三条交叠互补的线索，对多中心治理机制所作的深度分析，堪称本书对国内相关研究给予的实质性推进。

范晓娜（2007）认为，“治理”理论的提出为研究“多中心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追求更广阔的空间全球治理的实现。建立治理型政府，政府和市民社会互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治理”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不管是“治理理论”、还是“多中心理论”，都是超越公私二元对立思维的种种理论探索，它们面对政府在财政、管理和信任的全面危机，在这个“自由主义的终结”和“政治的终结”同时并存的时代，重新反思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重新探索整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治理之道。

2、对善治的研究

俞可平(2000)密切关注“公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他概括提出了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达到“善治”，即“善治”理论。“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与民的过程。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3

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俞可平（2000）援引了一位法国银行家对善治的解释，指出，善治的构成有以下四个要素：“（1）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特别是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司法独立、亦即法治来实现；（2）公共机构正确而公正地管理公共开支，亦即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3）政治领导人对其行为向人民负责，亦即实行职责和责任制；（4）信息灵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接着，他综合各家在善治问题上的观点，概括了善治的六个基本要素，它们分别是：（1）合法性；（2）透明性；（3）责任性；（4）法治；（5）回应；（6）有效。他认为，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是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研究视角

（三）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应用研究

任何理论的任务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多中心理论同样也是为了回应“治理革命”背景下社会实践对全新理论的呼唤，所以，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研究，最终也要回归到实践中去。在这方面，理论界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研究者们把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区域合作治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高等教育改革等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

1、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区域合作治理

臧乃康（2006）探讨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对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多种悖论与矛盾：利益主体多元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行政区分割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绩效评估价值与经济一体化的悖论,多中心体制与合作协调的悖论等。以集权的官僚政府组织取代多中心的公共管理背离事物逻辑,而企业和民间自发、分散的合作意愿和经济要素的流动会全面推动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的建立。这就要求创新区域公共合作关系、建立区域公共政策协调机制、明确区域公共治理合作主体、优化区域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李金龙、周宏骞、史文力（2008）研究了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长株潭区域合作治 4

理状况，他们从多中心治理的角度论述了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结构的四个要素,分别是：多元的治理主体、多维的权力向度、混合的治理机制以及多中心的制度设计。接着又讨论了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的路径依赖：体制转换和机制创新。

2、多中心治理理论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宋敏（2006）探讨了多中心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他指出，西方国家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理论为研究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提供了新思路，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是构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体制。孙莉莉、孙远太（2007）在梳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农村公共事物的治理困境，他们认为，国外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或将成为中国农村公共事物走出治理困境的现实选择。

应珊艳（2008）提出，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过程中，可采用多中心治理模式，她认为，建立互动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加强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配合，是解决农村基础设施问题的合理选择。

3、多中心治理理论与高等教育

龙献忠（2006）分析了高等教育多中心治理的内涵、必要性和意义，他指出，推行多中心治理是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必然趋势。多中心治理模式可以为公众提供多个选择高等教育的机会,避免高等教育产品或服务提供的不足或过量,促进高等教育服务提供竞争市场的形成以及提高高等教育决策的民主性和有效性,优化了高等教育发展环境,促进了教育中介组织的发展。

甘永涛（2007）研究了从新公共管理到多中心治理的转变过程中，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路径和模式，以及对我国的启示。他认为，新公共管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是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两种不同的理论基础，这两种理论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由此也得出我国可资借鉴的一些经验。

三、小结

自从多中心治理理论传入我国以来，就一直是理论热点，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都在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尽管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各异，但是都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多中心治理的内涵还没有统一认识，虽然学者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结合了中国的实际，但这种结合是不紧密的，多数学者还停留在对理论的介绍方面，未能建构起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框架，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任务还很艰巨。而且，现在的研究缺少理论对话，5

没有回应，基本上都是各持自家之言，自说自话，这也是急待改进的。

参考文献：

1、（英）迈克尔·博兰尼.自由的逻辑[M].冯银江、李雪茹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

3、（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

4、（法）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M].高凌瀚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M].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集团，2008

7、王兴伦.多中心治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1)

8、范晓娜.博弈视角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7

9、臧乃康.多中心理论与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6(5)

10、李金龙、周宏骞、史文力.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J].经济地理.2008(3)

11、宋敏.论多中心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J].经济纵横.2006(8)

12、孙莉莉、孙远太.多中心治理：中国农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国发展.2007(2)

13、应珊艳.农村基础设施的多中心治理模式[J].浙江经济.2008(24)

14、龙献忠.高等教育的多中心治理：内涵、必要性和意义[J].江苏高教.2006(6)

15、甘永涛.从新公共管理到多中心治理：兼容与超越——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路径、模式与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07(5)

第五篇：多中心治理内涵逻辑和结构

多中心治理：内涵、逻辑和结构

2014年04月23日 14:37 来源：《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成都)2013年6期第86～90页 作者：李明强/王一方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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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这是一个反官僚的时代，这是一个公民权觉醒的时代。政府的“守夜人”角色和“凯恩斯主义”都已在历史的实践和人们的反思中翻过了自己的历史篇章，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并已然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各种对于公共行政的讨论都是一场“治理革命”中不同的声音，虽然不同声音有着各不相同的名称，诸如“治道变革”、“重塑政府”等，但这些声音无不表达着同样一个隐藏在这场“治理革命”背后的本质，那就是公共权威的多元化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多中心安排。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由更加灵活的，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取代官僚等级制的趋势已很明显。民主化进程再次与制度的自反性联系到了一起，且明显表现出自治原则”，公民参与和自主治理已经成为不可违逆的历史潮流，这使得符合民主政治“多元正义”价值预设的多中心社会治理结构应运而生。政府已经不再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唯一主体，更不再是社会治理活动中的唯一权威，正如彼得斯在其题为《变动环境中的治理》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公共服务提供活动中在公共服务领域内，那种层级化的和以规则为基础的管理假设，以及在公共服务领域之外，通过公务员的权威来执行和实施法规的假设已经过时了。曾经有效的纯粹的韦伯式的管理模式并不适用于公共组织。在公共组织里，我们看到，组织的权力和权威有各种各样的来源。”在对传统官僚制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解构中，多中心治理渐渐显示出自身的内涵、逻辑和结构。

二、从政府到社会：多中心治理释义

(一)治理：统治与管理的超越

“治理”一词在政治学开山之作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已被广泛提及，按下治理一词传统的含义不论，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赋予了“治理”全新的内涵和特征。“治理”被“作为一种阐释现代社会政治秩序与结构变化，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阐述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分析框架和思想体系，与传统的统治和政府控制思想和观念和相区别，甚至对立起来。”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情形时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以来，“治理”便带着这种新的意涵在众多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研究者中成为时髦词汇。然而众多研究者们对“治理”这一概念界定的方式和范围各有不同，对概念的阐释角度也不甚一致。

英国政治学者格里·斯托克在《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中提出，治理是由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组织体系地存在着权力相互依赖关系的多个行为主体，以自主、自治管理的方式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答案的过程，公共权威的多元化和政策执行的分散化成为其中的应有之义。英国地方治理指导委员会发起人之一罗伯特·罗兹认为，“治理”抛开了科层制政府雇佣关系、依赖、权威、规则和命令的特征，强调资源交换、相互依赖、信任、协商。他从六个相对独立的角度来理解“治理”，那就是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模式、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模式、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新的社会控制论体系的治理和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在罗兹的理解中，公共服务、竞争机制、民主授权、互动参与、自我管理成为“治理”含义中的关键词。皮埃尔从环境变化与治理发展的角度，认为治理的发生是国家对外在环境的适应，治理是用以说明当今协调、合作的社会体系的理论框架。韦勒则从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不断多元化这一公共政策变化实质的角度理解治理的概念。

上述概念梳理表明西方学者都是基于不同的角度对现有理论和概念进行解构，再通过重构的语境来阐发治理的概念，而对治理话语进行知识边界勘定则以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的表述最为浓缩，“治理是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个“过程”与传统的统治型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相比，明显地具有“多中心”的特点，“治理”型模式超越了统治型模式和管理型模式。

(二)多中心：从社会秩序思想到治理理论

“多中心性”一词最初是从经济领域引入公共领域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迈克尔·博兰尼在《利润与多中心性》和《管理社会事务的可能性》两篇论文中阐述了“多中心性”的概念，其目的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学术努力一样，都是为否定计划经济倡导自由经济而寻找武器。在《利润与多中心性》中，博兰尼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来自于以货币作为媒介的消费、生产和市场等多个“中心”的共同作用，每个中心应当遵循自由的、自发的市场秩序，由不同的管理者进行管理，除此之外，“对于货币获取及利润获取体系，就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替代手段。”国有化的，即单中心的管理模式的干预只能是消极的，单中心的管理无法根本解决个人经济行为类似的“扩散”作用(即外部性)的问题，现代工业体系的理性运营，主要依赖于自发自由的多中心的市场秩序。博兰尼认为高标准的经济发展就是在多中心的市场秩序体系上建立起来的，“若是取消了这一体系，势必将我们的经济，退回到生存农业的水平上去。”在《管理社会事务的可能性》中，博兰尼提出了组织社会的两种方法或两种秩序，一种是设计的或者指挥的秩序，它为社会体系中一个终极的权威所协调，这种秩序是单中心的秩序，另一种是自发的或者多中心的秩序。多中心秩序中存在许多相互独立的因素，这些因素虽然在行为上独立，但能够相互调适，从而能在一般规则体系中归置相互的关系。正如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概括，博兰尼的多中心秩序“在一组规则之内，个人决策者可自由地追求其自己的利益，但其利益受实施这些决策规则所固有的约束。”博兰尼特别强调自发性在多中心秩序中的重要性，自发性决定了多中心秩序中个人依据动机进行创造或建立关系时能够进行自我生产或将自我组织起来，这种自发性如果在个人建立关系方面是存在的，那么在不同层次上的行为中，自我组织的倾向就必然发生。

“多中心”有着经济学的血统，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理论来源，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多中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阐释和认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研究者，将“多中心”从经济领域引入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讨论“多中心性”的问题，并在社会治理模式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奥斯特罗姆学派对“多中心”的研究阐述了他们对人们以相互建构起来的秩序处理公共事务的看法，他们深知“凡是属于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利维坦和私有化都不是完美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人们借助于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却常常对某些公共事物进行了适度治理。如前所述，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反对利维坦，但也绝不主张无政府主义，把政府包含在内，视之为与公民平等的社会治理行为主体，这是对政府作为权力中心，操纵一切边缘行动者的“中心——边缘”模式的解构，是从政府到社会的社会治理理念重心的转移。可以说，博兰尼的“多中心”是一种社会秩序的思想，而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则已经发展为一种社会治理理论。

三、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多中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梳理

(一)从统治到服务：社会治理类型的历史演变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是一种不会对自己的同类不闻不问的社会动物，托克维尔曾言，当人们看到其伙伴身处险境，有责任伸出援助之手，无论个人能力强弱，弱小不能成为拒绝合作的理由。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精神思考之理论抽象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也理所当然地对人类社会生活给予了充分关注，在其对社会治理从未间断的关怀中便可深切体会到每一个文明对于社会治理的永恒追求，那就是“让同一领土上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和女人共同生活在内外和平持久繁荣中。”

按照历史的逻辑，人类社会治理有三种典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文明社会的权力型治理模式，工业文明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和后工业文明社会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每一种社会治理模式都有各自产生的经济、社会土壤，更有其背后折射出的价值认同。所以，每一次社会治理模式的更替，不仅是社会管理技术上的进步，也是人类政治的不断成熟，更是社会价值认同的转向。文明的进步使得政治的统治权威不断丧失，近代民主革命也以不可阻挡的历史力量将权力型的社会统治者在世界范围内赶下神坛，人类历史以政治革命的方式终结了权力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代之以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管理主义有着实证性的思维，技术性的实践和实用性的功能，“这是一种从属于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官僚制以一种最适应工业文明发展的经典管理型行政模式的姿态孕育而生，整个20世纪都是官僚制盛行的管理型社会治理的时代，然而正如开篇所述，公民权的觉醒使得当下成为一个反官僚的时代，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发展，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总体性危机不断显现，虽然官僚制不断进行着民主化、社会化的重构尝试，但这并没有根本解决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缺陷，正如皮埃尔·卡蓝默对于韦伯和熊彼特确立的以精英民主的方式改革官僚制缺陷的思路并不深以为然，他认为：“对明晰的追求，出发点是好的，即需要区分权力，明确责任，但是当问题相互关联时，当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其他问题而被单独处理时，仅在一个层次上处理，由一个行动者处理，这种明晰就成了效率的障碍。”皮埃尔·卡蓝默所反对的并不是民主化和社会化的改革方式，他反对的是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行动主体之间关系的忽视，必须将这种关系置于制度设计的中心位置。卡蓝默所重视的这种关系，其实正是适应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价值取向的多中心治理结构的关系。以官僚制为典型行政模式的管理型治理模式最终要完成向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向，与从“统治”到“管理”的政治革命方式不同，从“管理”到“服务”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将是一场社会治理的革命。

(二)服务理念与民主化：多中心治理的产生逻辑

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采用管理主义的以政府为唯一权威的单中心治理结构，这阻碍了的政府对于公共精神和服务理念的落实，造成政府对公民本身作为社会治理行为主体合法地位的忽视，因此极大地浪费了社会治理的资源，耗散了公共服务的能量，打击了公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进而造成了政府一般化、标准化的公共服务公共物品供给与公众多元化、复杂化的公共服务公共物品需求之间的矛盾。“传统的统治型政府基本不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管理型政府的官僚制履行的只是公共服务的短缺性供给”，而在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公众需要的是能够因应公共服务再生产要求，具有公共精神和服务理念，拥有自己治理机制安排的治理结构。“治理本来既是一种政治事业，也是一种道德的事业”，“它是某种超越‘专才和理性的、尊重和有限责任的秩序井然的世界’的能力之外的东西”，因此，社会治理应当纳入考虑范围的绝不能仅仅是工具性的管理思维，还必须将整个治理的行为主体纳入更具有价值的公共治理结构中来。多中心治理以合作治理为实践形态，整合政府组织、市民社会、公民个人多种行为主体，实现其各自独立又协调互动的信任与合作，从而能够灵活地应对公共服务的多元需求，成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理想治理结构。

如果说服务型社会治理理念对多中心治理结构发出了强烈的呼唤，那么民主化的浪潮则是多中心治理结构出现的背后推手。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古典民主理论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锐利武器出现并发展，以卢梭为代表的人民主权理论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是享有平等政治权利的所有人的国家，国家应当是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缔结契约而形成的民主政治共同体。孟德斯鸠极具洞察力地告诫世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民主应当制约单中心的绝对权威，发展多元制衡的政治模式。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民主视野的聚焦点从如何有效制约权力转移到如何有效治理国家上来，生活政治渐渐成为民主制度的重心，现代民主意涵中，自由、平等的成分不断增加，公民权利的范畴也从单纯的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元领域，民主参与、多元共治成为社会治理的主流。民主的流变必然伴随着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多中心治理结构在民主进程中获得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从单中心到多中心，成为民主发展的必然逻辑。

四、多中心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性再造

(一)公共性：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核心

公共意味着公民的自我超越，理解并关心他人的利益，公共行政的早期理论甚至认为，公民就是公共。这一观点被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主流理论长期掩盖，直到20世纪80年代，精英政治一统天下的局面得以扭转，政治文化开始接受来自公民社会的民主支持，公民参与才变成了公共政策领域的决策方式，成为民主行政的主要特征。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司权力日渐扩张，经济追求逐渐压制政府对公民事务的关心，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再次稀缺。政府把对自身合法性的追求作为政治运行的中心，这一理念遮蔽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实践，公共行政的精神中最熠熠生辉的对公共服务的召唤和对公共组织有效管理的持久承诺变成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管理主义的公共行政又往往成为实现公共利益的工具羁绊，作为满足公共利益期待的受托人角色而存在的政府成为不被公众信赖的对象，社会管理的公共性被严重透支。传统官僚制的单中心结构严谨且密不透风，将一切除政府之外的行为主体拒之门外，这与公共行政本身应具有的公共性背道而驰，罗伯特·普特南曾指出：“政治基本上是参与性的，所以它必须与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集体行动的形式，以及民众的社会治理愿望有机的联系起来。”政治的特征，政府的价值，都必须放在它们与社会的关系中去理解，换句话说，政府对于合法性的追求，不能仅停留在合法性获得的层面，更应该在社会关系互动中寻求合法性的持续。

如前文所述，现代社会公众需要的是能够因应公共服务再生产要求，具有公共精神和服务理念，拥有自己治理机制安排的社会治理结构。归根结底，公共服务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公众在社会生活中的消费品，而已经成为民主政府兑现其对于公众的承诺的关键。公共性应当成为评价政府绩效的基准规范和价值取向，“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管理主义治理模式对公共性的忽视成为当代政府不可承受之重，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寻求公共性成为公共行政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政府在何种程度上拥有了公共性，也就需要在同等程度上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对公共性、相互信任和承诺的追求是人们认清了改善合法性是政府改革唯一出路的理论与逻辑双重误区之后的价值回归，人们对公共的善和权利准先谁后关系进行了认真思索，最终，在服务型社会治理和后工业文明的历史节点上，公共性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价值核心。

(二)信任与合作：公共性再造的基础和手段

多中心治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结构是嵌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之中的，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其行为主体多元化的多中心特征决定了多中心治理必须以行为主体间的信任为基础，采取合作的手段进行治理。“当代治理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网络组织的构建、信任关系的形成与合作方式的建立”。

社会网络组织是一个治理的共同体，各类行为主体在服务导向下共同治理社会事务的过程本身就是公共性的生产过程，各行为主体必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承担公共责任，在多中心结构下达成最优化的公共责任分担，政府或是非政府主体均不例外。政府在履行对其他主体公共责任承担的监管时，必须保持自身行为的正当性，与此同时政府要运用自身力量不断培育更多的非政府治理主体，并与之保持互惠的互动。在培育和互动中，作为治理共同体的社会网络组织将体现出更多的公共性。社会网络组织内信任关系的形成主要针对于统治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单中心治理而言。在统治模式和管理模式中，政府这一绝对权威通过控制的方式进行治理，命令、法律、契约是主要的治理手段。多中心治理与之不同，由于公共权威的多元化，政府这一传统权威必须与新生社会治理行为主体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准确勘界各类非政府治理主体的政治属性，使其获得明确的自我身份定位和认同是形成相互信任关系的关键，而建立在身份定位和认同之上的相互承诺的信任关系则是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合作、多元共治的基础。非政府主体总是对政府组织各要素、要素间关系和运行状况抱有一种合理的期待，政府对这种合理期待会有相应的回应，政府与非政府主体间的信任关系的本质就是建立在这种期待和回应基础上的互动。在多中心治理中，信任是合作的前提，而良好的合作又可以进一步增进相互的信任。合作不仅贯穿在治理活动的过程中，更成为社会治理的目标本身，多中心治理期待着全社会的普遍合作。法国治理专家皮埃尔·卡蓝默对公共权力进入合作伙伴关系的流程做了精辟分析。政府部门要将自身掌握的信息与其他部门分享，并了解其他部门信息，听取其他部门的意见，最终形成对相关问题的清晰认识，在不放弃权力和责任的前提下与其他部门真诚和公平的对话，通过相互协商构建集体行动的方案。其他非政府的治理主体在政府营造出来的公平环境中，在大家都可接受的公共规则下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用合作的模式代替以政府为中心的治理结构。

以服务为导向，以信任为基础，以合作为手段的多中心治理在后工业社会人们对于社会治理模式不断的反思和探索中已经展现出其独特的历史契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