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史（最终版）

第一篇：生命历史（最终版）

2000年10月25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获准筹建。日

2001年12月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获准设立。28日

2002年 3月 4日

2003年9月29日

2004年 2月 9上海分公司获准开业。日

2004年 3月23北京分公司获准开业。日

2004年 8月 3日

2004年 9月10日

2004年10月25日

2004年11月 3日

2005年 1月 5日

2005年 7月18日

2005年 7月20日

2005年 9月 1日

2006年 7月24日

2007年 1月15日

2007年 4月18日

2007年 6月25日

2007年 8月 2日

2007年 9月19日

2007年10月 9日

2007年10月16日

2007年12月21海南分公司获准开业。山东分公司获准开业。深圳分公司获准开业。厦门分公司获准开业。宁波分公司获准开业。吉林分公司获准开业。河北分公司获准开业。湖南分公司获准开业。黑龙江分公司获准开业。河南分公司获准开业。天津分公司获准开业。福建分公司获准开业。大连分公司获准开业。武汉分公司获准开业。成都分公司获准开业。沈阳分公司获准开业。南京分公司、杭州分公司获准开业。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正式成立。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开业。日

2007年12月26日

2008年 3月 6日

2008年 3月11日

2008年 3月

2009年 7月

2009年10月

2010年 5月12日

2010年 7月14云南分公司获准筹建。日

2010年 9月14山西分公司获准筹建。日

2010年11月 2内蒙古分公司获准开业。日

2010年11月24日

2010年11月30日

2010年12月10广东分公司获准开业。日 陕西分公司获准开业。甘肃分公司获准筹建。江西分公司获准开业。生命人寿拍得深圳福田中心区用地面积为8089.94平米的办公用地，生命人寿总部大楼将在此拔地而起。总公司正式入驻深圳市荣超商务中心。公司总部搬迁。重庆分公司获准开业。安徽分公司获准开业。保监会批准公司法定住所地变更为深圳。

2010年12月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获准筹建。8日

2010年12月27日

2010年12月31日

2011年 1月28日

2011年 4月28日

2011年 6月17日

2011年 6月27日

2011年 7月15日

2011年 9月 5日

2011年10月25日

2011年 9月26日

2012年 2月28日

2012年 5月 7日

2012年 8月 9日 新疆分公司获准筹建。广西分公司获准筹建。山西分公司获准开业。甘肃分公司获准开业。新疆分公司获准开业。广西分公司获准开业。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获准开业。

贵州分公司获准筹建。

华信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准筹建。生命保险大厦奠基 贵州分公司获准开业

华信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业 宁夏分公司获准开业 青岛分公司获准开业 2012年 9月20日 2002年3月28日

2002年7月14日

2003年6月6日

2003年7月31日

2004年4月30日

2005年9月20日

2006年8月18日

2006年9月26日

2007年2月16日

2007年3月8日

2007年8月12日

2007年9月26日

2008年8月

2009年2月

2009年9月

2009年12月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1月按照国际化趋势、为生命人寿的业务流程量身定制的“新一代保险核心业务系统”正式上线使用。15日

2003年12月2日

2004年7月9日

2004年7月16日

2004年10月公司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系统工作大会——2004年第四季度全系统工作会议。公司保费收入突破1亿元。生命金泰保险计划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成功上市，取得首日442万，前三天1119万的优良业绩，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公司售出第一张保单。生命人寿与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签订了为期五年的策略联盟框架协议。生命人寿SunSystems财务系统正式上线使用。生命人寿与泰国正大集团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双方将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中国农业银行-生命人寿全面战略合作启动。保监会批准张峻董事长任职资格，第三届董事会成功换届。生命伙伴工程隆重启动。获得境外委托投资资格。和WPMI签署健康险战略合作意向书。获准委托开展股票投资业务。和慕尼黑再保险达成相关合作意向。生命人寿与全国最大的保险经纪公司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我司在渠道创新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签订了《全面业务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合作关系。生命人寿与东京海上及Millea Asia Pte.Ltd.在上海签署交易完成协议，东京海上及Millea Asia Pte.Ltd.认购款划入生命人寿账户。生命人寿通过24.9％外资参股这一创造性的模式成功实现以20亿的强大资本金进入市场。公司与招商银行总行签订《招商银行•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全面业务合作协议》。生命人寿与外资保险公司锁定参股谈判。生命人寿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29日

2004年11月

2004年12月9日

2006年1月15日

2007年1月31日

2007年7月9日

2008年5月12日

2008年11月推出五周年司庆献礼产品——“鑫福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18日

2008年12月2009年计划工作会议在深圳举行。12日

2009年4月

2009年12月24-25日 2010年4月1日

2010年4月16日

2010年4月29日 “生命人寿2010年计划预算工作会议”在深圳博林诺富特酒店顺利召开。生命人寿“红上红”系列产品隆重巨献，全新上市。个险渠道保额分红产品“吉祥三宝”隆重上市。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暨二○○九年年度股东大会、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在深圳总部顺利召开。2009年系统工作会议在深圳举行。汶川地震后，第一时间启动紧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全面开展抗震救灾工作。生命人寿累计保费过百亿元人民币。公司总资产破百亿。公司通过ISO9001:2000和GB/T1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成为行业内最快建立国际ISO9001质量体系的新公司。公司保费收入突破10亿元。北京分公司燕山石化项目圆满结束，保费累计达9313.6万元。

2010年6月30日、10月23日生命人寿先后三次增资，目前注册资本变更为43.95亿元。及12月30日 2010年6月及7月初 2010年9月1日

2010年9月28日

2010年9月28日 2010年10月15日 2010年11月 2010年11月4日 2010年11月22日 2010年12月26日 2010年12月31日 2011年1月21日

2011年10月10日 董事长分别向河北分公司与深圳分公司颁发嘉奖令，对他们取得的优异成绩予以奖励，同时号召全体分公司向他们学习。

生命人寿“富贵全能年金保险（分红型）” 实现多项创新突破，率先在浙江、江苏、福建、宁波试销。

公司年度规模保费首次突破100亿元。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利进入“亚洲品牌500强排行榜”。

公司传来捷报——生命人寿年度新单保费突破100亿元，这是公司自成立以来，单一年度新单保费首次过百亿大关。

生命人寿移动办公平台正式上线。

生命人寿新核心业务系统开发项目——“生命动力”启动大会在龙岗后援中心隆重举行。生命人寿获得深圳市公安局网监分局颁发的系统安全等级评估证书，其中核心业务系统被列为第二级

生命人寿后援中心正式启用。

公司最后的总保费定格在了153亿元，生命人创造了属于生命人寿的“2010传奇”。富贵全能年金保险凭借绝对的优势荣获了第五届保险文化与产品创新论坛组委会颁发的“最具投资价值保险产品”奖。公司年度总保费突破200亿。

生命人寿荣获 “2011年度最受信赖保险公司”。“生命动力”新业务核心系统全系统成功上线。2011年10月28日

2011年12月26日

联系我们网站地图法律声明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3月28日

2002年7月14日

2003年6月6日

2003年7月31日

2004年4月30日

2005年9月20日

2006年8月18日

2006年9月26日

2007年2月16日

2007年3月8日

2007年8月12日

2007年9月26日

2008年8月 保监会批准张峻董事长任职资格，第三届董事会成功换届。

2009年2月 中国农业银行-生命人寿全面战略合作启动。

2009年9月 生命人寿与泰国正大集团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双方将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

2009年12月 生命人寿与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签订了为期五年的策略联盟框架协议。生命人寿SunSystems财务系统正式上线使用。

按照国际化趋势、为生命人寿的业务流程量身定制的“新一代保险核心业务系统”正式上线使用。

公司售出第一张保单。

生命金泰保险计划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成功上市，取得首日442万，前三天1119万的优良业绩，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公司保费收入突破1亿元。生命伙伴工程隆重启动。获得境外委托投资资格。和WPMI签署健康险战略合作意向书。获准委托开展股票投资业务。和慕尼黑再保险达成相关合作意向。生命人寿与全国最大的保险经纪公司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我司在渠道创新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签订了《全面业务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合作关系。生命人寿与东京海上及Millea Asia Pte.Ltd.在上海签署交易完成协议，东京海上及Millea Asia Pte.Ltd.认购款划入生命人寿账户。生命人寿通过24.9％外资参股这一创造性的模式成功实现以20亿的强大资本金进入市场。公司与招商银行总行签订《招商银行•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全面业务合作协议》。生命人寿与外资保险公司锁定参股谈判。生命人寿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1月15日

2003年12月2日

2004年7月9日

2004年7月16日

2004年10月29日

2004年11月

2004年12月9日

2006年1月15日

2007年1月31日

2007年7月9日

2008年5月12日

2008年11月18日

2008年12月12日

公司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系统工作大会——2004年第四季度全系统工作会议。

北京分公司燕山石化项目圆满结束，保费累计达9313.6万元。

公司保费收入突破10亿元。

公司通过ISO9001:2000和GB/T1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成为行业内最快建立国际ISO9001质量体系的新公司。公司总资产破百亿。

生命人寿累计保费过百亿元人民币。

汶川地震后，第一时间启动紧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全面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推出五周年司庆献礼产品——“鑫福人生两全保险（分红型）”。

2009年计划工作会议在深圳举行。

2009年4月 2009年系统工作会议在深圳举行。

2009年12月24-25日 2010年4月1日 2010年4月16日 2010年4月29日 “生命人寿2010年计划预算工作会议”在深圳博林诺富特酒店顺利召开。生命人寿“红上红”系列产品隆重巨献，全新上市。个险渠道保额分红产品“吉祥三宝”隆重上市。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暨二○○九年年度股东大会、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在深圳总部顺利召开。

2010年6月30日、10月23日及12月生命人寿先后三次增资，目前注册资本变更为43.95亿元。30日

2010年6月及7月初

2010年9月1日 2010年9月28日

2010年9月28日 董事长分别向河北分公司与深圳分公司颁发嘉奖令，对他们取得的优异成绩予以奖励，同时号召全体分公司向他们学习。

生命人寿“富贵全能年金保险（分红型）” 实现多项创新突破，率先在浙江、江苏、福建、宁波试销。

公司年度规模保费首次突破100亿元。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利进入“亚洲品牌500强排行榜”。

这是公司自成立以来，单一年度新2010年10月15日 公司传来捷报——生命人寿年度新单保费突破100亿元，单保费首次过百亿大关。2010年11月 2010年11月4日 生命人寿移动办公平台正式上线。

生命人寿新核心业务系统开发项目——“生命动力”启动大会在龙岗后援中心隆重举行。

生命人寿获得深圳市公安局网监分局颁发的系统安全等级评估证书，其中核心业务系统被2010年11月22日 列为第二级

2010年12月26日 生命人寿后援中心正式启用。

2010年12月31日 公司最后的总保费定格在了153亿元，生命人创造了属于生命人寿的“2010传奇”。2011年1月21日

2011年10月10日 2011年10月28日 2011年12月26日 富贵全能年金保险凭借绝对的优势荣获了第五届保险文化与产品创新论坛组委会颁发的“最具投资价值保险产品”奖。公司年度总保费突破200亿。

生命人寿荣获 “2011年度最受信赖保险公司”。“生命动力”新业务核心系统全系统成功上线。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规律的三大生命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规律的三大生命基础

2011年05月18日11:2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从几十人发展到7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世界强国，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取得如此震撼世界的成就？这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

本文试图从探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发展规律等不同角度，力求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通过综合考察，探索党的90年历程映显出来的真理性经验和规律性认识，特别对党的理论基础、干部基础、群众基础在党的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初步的探讨，突出对三者作为党的历史发展基础和基石的论证性阐述，提升对党的历史发展的生命基石内涵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尝试对党的历史发展规律进行初步探索，与大家共同研讨。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成立的理论基础，50多名党员是党最早的干部基础，工人阶级是党成立最早的群众基础。由此显现：理论基础、干部基础、群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三大基础。伟大的事业筑成伟大的政党，伟大的民族塑造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祖国哺育伟大的人民。从1921年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经过千难万险的战火洗礼和百折不挠的风雨奋斗走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7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执政60多年，国家发展繁荣强大，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从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与成功实践中发现，三大基础贯穿于党的发展历程始终，至今仍在显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基石作用，中国共产党90个春秋，不断映出这一规律性的真理光辉。

一、革命历程中体现三大基础，映显特色革命道路风雨阳光

60多年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28年的英勇奋斗，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用数千万人的生命与鲜血换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用生命谱写着一个又一个英雄的赞歌，用鲜血染成了一面又一面鲜艳的红旗，其思想与信念、业绩与故事都是当今时代的许多后人无法理解甚至难以致信，但这确实是真实的历史。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533页）一文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 不可能的。”

凡是参加革命或经历那个年代的人都曾感受到中国人民28年奋斗的艰苦卓绝、战火硝烟、内忧外患、国破家寒的苦难岁月，同时也感受到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各族人民为了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付出的巨大贡献甚至生命代价的暴风骤雨，历经党的创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个历史阶段，特别是经过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和人民团结奋斗历时14年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国际正义事业力量的支援下，把外国侵略者赶出中国领土，又经历了解放战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华民族史上的新纪元，中国人民告别百年屈辱从此站立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因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制定了系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成为该时期的革命纲领。中国革命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个道路在本质上正是中国共产党应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或者说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的武装与指导；在实践上走的是学习列宁领导的苏联十月革命武装斗争道路；在途径上走的是结合中国国情，以农村包围城市，而不是城市武装暴动。因此说，中国革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队伍建设的胜利。这是因为，在战火硝烟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党在这个时期的革命纲领，必须通过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他们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沿，战火的最前线，风险的最前端。他们不怕困难，不怕坐牢，不怕牺牲，以其高尚的人格和无畏的品质，以其大公无私、生命奉献的伟大精神和实际行动，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在各个历史阶段冲锋在前、吃苦在前、奋斗在前、牺牲在前。涌现出邓中夏、方志敏、杨靖宇、叶挺、左权等一大批优秀党员领导干部，成为带领人民群众奋斗的杰出榜样，他们是一群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先锋战士。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胜利。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 策，通过各级领导干部带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为了实现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努力奋斗。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加，党的理论再好也都无法实现。党领导革命必须有军队作为保障，军队必须有人民的支持与加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血肉联系的真实写照，离开人民群众则将一事无成。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亿万人民群众逐渐被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积极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洪流中来，人民的力量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因此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实践，揭示了一个真理或者说是总结出一条经验性认识：理论武装、干部带头、群众参加，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三大基础，构成三块基石，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三大法宝”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认识和处理好三大基础及其相互关系，对于党的发展和不断走向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得到的一个真理性发现。

二、建设历程中体现三大基础，映显曲折探索建设发展辛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进行风风火火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尽管进程中指导思想有过失误，历史进程遭受过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立了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人民群众生活与生产力水平在曲折缓慢中提高，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模式总体上取得成功；尽管当时党和人民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但仍然探索了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与规律。

早在1954年，毛泽东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国家而奋斗》一文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哲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等四大理论成为指导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和十年建设探索以及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主流理论，党校、干校、学校称为“老四门”基础课。这个时期，虽然“左”的指导思想在全党一度占主导地位，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体系影响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地位没有改变。作为执政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全党学习的基本课，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等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武装全党，干部学习，工农商学兵的政治、经济、哲学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得到普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终占主导地位。

这个时期，党员干部队伍素质在探索中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得到巩固和发扬。1962年，邓小平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中指出：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这个时期的领导干部，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以身作则，处处以工作为第一需要，特别能发挥战争年代那股干劲，风正气盛，为人民做出榜样，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成为社会主流风气。当时干部的口号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以《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标志的“老三篇”，加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称为“老五篇”，形成“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艰苦奋斗”等典型思想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和每个党员的座右铭，使共产党人不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要重点突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这个时期明显时代特征的高度自觉的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涌现出焦裕禄为代表的建设时期优秀党员领导干部，充分展现了这个时时代领导干部在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中的率先垂范作用。

这个时期，人民群众从翻身解放到投入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充分享受到当家作主人的感觉，先后经历并参加国民经济恢复、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大改造”以及十年经济建设，也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等等，所有这一切，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和积极参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巨大成就不可能实现。“两弹一星”、“大庆”等一批人民群众创造的动人业绩和奋斗精神，尽管有时出现了干扰或偏差，但总体上说是代表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主流、是正义，这些精神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与决心；尽管有曲折有挫折有失误，但也掩盖不住太阳的光辉，人民群众的力量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生命源泉。没有人民群众的参加，党的事业就失去了生命力。经过党和人民29年的共同努力，终于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曙光。

三、改革历程中体现三大基础，映显特色社会主义春秋彩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伟大转折，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全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形成了党的基本路线，只要没有外敌入侵，这条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愿望和坚定决心。

这个时期，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系列理论成果，最终被党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改革开放指导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全党全国在这个理论思想指导下，改革开放走过了30多年的艰难历程，经过剧烈的阵痛，战胜多次风险挑战，实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突显了艰辛风雨过的春秋彩虹，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这个时期，包括党的政治路线在内的党的理论武装与指导必须由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头贯彻才能形成群众的力量最终实现。正如1979年邓小平所说：思想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还指出，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成功。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人。1985年，陈云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干部队伍保持梯队结构，可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2007年，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关键是要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等等。党的其他领导人对干部的地位、作用和使用都有过深刻的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党员领导干部再次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孔繁森为代表的改革时期优秀党员领导干部，为党和人民再显了先锋模范作用，为党的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干部队伍的主流。在他们的带领下，虽然干部队伍中出现了少数腐败分子，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依靠长期对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任，仍然继续坚定地跟党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改革实践证明，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加，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成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者和建设者在改革中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历史性贡献，特别在企业改革中，成千上万的下岗职工付出最沉重代价，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奉献者，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今日的辉煌也离不开他们的支持与参加。因此，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党的执政地位都将受到挑战；任何一个政党要执政，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加都将注定走向失败。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科学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业绩和成就展示给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目的是增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推动国家不断发展富强；把不足和错误揭示出来告戒全党和人民，目的是增强党的忧患意识，戒骄戒躁，防止腐败。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在辉煌成就面前，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的复杂形势考验面前，任何风险与挑战都不能动摇党和人民坚持改革开放、发展中国、富民强国的决心和意志。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在发展过程中，正视矛盾，正视问题，正视困难，但在发展进程中发现规律，揭示规律，尊重规律和运用规律，在矛盾发生时科学分析原因，在 问题出现时注意及时解决，在困难产生时勇于善于克服，在危机袭来时沉着冷静应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有了三大基础作保障。

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对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有过精辟的论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都是毛泽东的名言。周恩来曾指出：脱离我们的基本经济群众，就丧失党的基础。刘少奇曾指出：我们的一切事业，都必须同群众商量，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办得成功。朱德曾指出：人民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源泉。邓小平曾指出：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江泽民、胡锦涛对此有更多的阐述。由此看出，群众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是理论指导实践的首要问题。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或以身作则，首先是给人民群众做表率，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使人民群众自愿跟着党走，这是党的性质决定党员干部的责任使命。人民群众的参加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这是党的事业能否取得胜利的根本标志。

在党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对理论、干部、群众问题都有许多深刻的阐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指出，中国共产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制度。这是党领导革命的理论原则和纲领核心的重要阐述。随着历史的发展，经过多次修改后，《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所以能取得胜利，归根到底，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干部队伍素质对于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华民族的振兴，美好未来的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胜利，要靠全体人民的努力”。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我们党强调必须以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我们党这样 集中了那么多先进分子，组织得那么严密和广泛，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那么多牺牲，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前进中善于总结经验、郑重对待自己的失误，以形成并坚持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我们提出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依靠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依靠人民的艰苦奋斗来实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都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我们要 “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员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带头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模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模范，勇于实践、锐意创新的模范”，并指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

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告诫全党，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还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在上述“三个铭记”中，理论基础、干部基础、群众基础的思想和要素都有重要体现。

至此，我们从党的领导人和重要文献中看出，每次总结历史或阐述经验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三大基础”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党的历史发展90年中始终贯穿了“三大基础”的理论思想，并反复作为经验总结，恰恰是规律性反映。我们把这个现象理解为规律是对党的历史经验性认识的提升，是对党的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揭示，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规律，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与探索也具有重要意义。历史教育我们，有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党员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到头作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加，才有了今日中国的空前强盛。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发展方向，没有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改革开放就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也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小康社会和国家现代化。

四、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基石映显中华锦绣前程

实践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成党的历史发展的理论基础，领袖群体和领导干部构成党的干部基础，人民群众构成党的群众基础。这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理论基础、干部基础、群众基础作为党的历史发展三大基础，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生命基石。

中国共产党发展到今天，最有发言权的是那些经历战争年代、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老前辈，他们大多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期。如何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如何继承毛泽东思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中国，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实践最丰富、情感最深厚、体会最深刻、认识最清醒。最有时代感的是当下劳动者和建设者，他们正在实践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与使命，虽然只是一个历史时期，即改革开放时期，但他们对现实的感受与体会不亚于前辈。这是因为，他们既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和成就，同时也经历或感到了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党和政府正在从根本上改变，逐步实现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国家空前实力正在越来越显示出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抗非典、战冰冻、抗洪水、抗地震、抗台风和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撤侨万人行动等等，中国人民的意志与精神、实力与能力，全党全国乃至世界都有目共睹。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就，就无法实现与战胜自然灾害，就无法迅速与保质重建家园，就无力承办好世界性活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都是前进中的发生的难点热点情况，都是党和人民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情况。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面前，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我们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的信心和决心，更阻挡不住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的能力和实力。“十一五规划”的胜利完成和“十二五规划”起步实施是对此最好的体现。我们还有一亿多人生活还不够富裕，甚至还有数千万人生活比较贫穷。这就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仍属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共和国要继续发展，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奋斗，发展就变成纸上谈兵。人民群众是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诉求，都是我们党和政府的第一信号。只要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党的意志统一于人民群众的意志，党的事业才有光明，国家发展才有前途，人民群众才有幸福。

90年历程告诉我们，理论基础起到思想指导作用，干部基础起到率先垂范 作用，群众基础起到决定力量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三大基础，三者缺一不可。认识和运用好三者极其关系，这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是对党90年春秋历程的真理性认识和规律性概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有最多的人力资源，有最大的政党组织，这是祖先和前辈为我们留下的文明遗产，这是老一代为我们留下宝贵财富。这些遗产与财富既对我们既是激励又是包袱。激励推动我们继承、激发动力，包袱体现我们压力、负担沉重。要把压力变动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五千年中华文明。我们没有理由忘记历史，但也没有理由停止不前；我们对历史既有保护、挖掘的任务，我们也有总结、发扬历史文明的使命。我们对理论基础、干部基础和群众基础三大基础作为党的历史发展的生命基石，更要倍加珍惜和护卫。牢记历史，传承文明，开拓创新，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按照这个要求，科学运用理论指导、干部带领、群众参加这一规律性经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加快全面实现富民强国，迈向振兴中华的锦绣前程。

第三篇：用生命铸成的历史-几年SARS

用生命铸成的历史

-----纪念抗击“SARS”胜利十周年

作者：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分会主任委员 刘又宁

（已发表于《中华医学信息导报》）

本刊“总编随笔”开篇已二周年，虽然笔者政治觉悟、学术水平与文笔能力都十分有限，但却也不断受到读者与有关人士的鼓励与鞭策。记得2011年与2012年本栏目的年初之作，都涉及到了全社会普遍关心又与本专业密切相关、对国人健康威胁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一个是控烟另一个是空气污染。2013年将要到来，即将迎来“抗击非典”胜利十周年。历史，特别是用生命铸成的历史是无法忘怀的。作为一名曾“出生入死”般地参加这场“战斗”的普通医务工作者一员的我，十年后的今天仍在脑海中铭刻着无尽的激动与伤痛，强烈驱使我写些纪念的文字。十年前的荣耀与磨难是新中国成立后医务界最值得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在医患关系尖锐复杂的今天，再一次宣扬“众志成城、抗击SARS”的精神，有助于医患间相互理解，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笔者曾口头向北京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直至卫生部个别领导建议，针对SARS十周年开展些纪念活动，但至今并无任何有关迹象。主流媒体不该因为当初主管部门曾有过失误，就羞于提起。笔者先在有话语权的本刊开个头，希望首先能得到广大医务人员的响应！

因出版周期延后的关系，特将此文安排在本刊2012年最后一期，以期在明年初大家就能读到该文。

悲壮历史的回顾

一、事件起源于广东

【1】

全世界首例SARS并非发生在广州市也不是发生在2003年，而是2002年12月在广东省河源市首先被发现。患者是一位黄姓35岁的男性厨师，原因不明高热、呼吸急促、两肺阴影、迅速发展至急性呼吸衰竭。次日，同一河源市人民医院又接诊了一位郭姓40岁出租车司机，临床表现与黄姓患者完全类似，但二人素不相识，也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接诊这二位患者的是河源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叶钧强，他是第一位被传染上SARS的医务人员，后来因病重送到外院抢救。经过九死一生的磨练后，这位可爱的医生对“领导们”提出的唯一要求竟是：能到收容他住院的大医院进修，再多学一些对抢救SARS有用的本领……

此后很快与上述二名患者有过接触的八名医务人员患上同样的病，其中有两名护士是在怀孕期间，一位不幸流产，一位为保住孩子尽量不用药，冒尽了生命危险。她们不仅是第一批参加抢救SARS病人的护士，而且后来也都为同样是为抢救病人而患SARS的北京302医院姜素椿老大夫，贡献了宝贵的康复期血清。二位值得尊敬的“小人物”在媒体上是无法找到她们名字的，但她们都很年轻，却对自己的经历无怨无悔，康复后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样能救助更多的病人”，让我们永远牢记她们的名字---肖冬梅、黄晓琴。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又突然想起当初社会上为什么会有“吸烟不得非典”的流传。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批染病的多数是医务人员，其中以与病人密切、频繁接触的护士为多，而我国护士皆为女性，绝少有吸烟者……

03年的第二天，广东省卫生厅就迅速成立了由临床与流行病专家组成的最初的专家组，时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萧正伦任组长，临床专家还有黄文杰与邓子德，据我所知后二位专家后来在工作中都不幸染病。02年12月26日与03年1月4日，距河源数百里之外的中山市又有二名厨师发病，紧接着与河源情况惊人的相似，又有5名工作人员病倒。03年1月21日起，钟南山院士亲自参加了专家组的工作，1月22日完成了《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2月2日钟院士开始承担全省临床治疗专家组组长的重任。之后，张天托、邓子德、邓练贤三位在工作岗位上患病且病情危重的专家被转到钟院士所在的呼吸病研究所接受治疗。张天托、邓子德大难不死，先后康复出院，而邓练贤最终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当4月21日上午邓练贤的爱人，身为护士的朱秀娟带着儿子来见丈夫时，大声对邓喊到“儿子来看你了，你听到了吗？”，丈夫已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一颗晶莹的泪珠、缓缓地从邓教授眼角流了下来。当日下午5时许，邓练贤教授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停止了跳动……

到了03年的大年初五，邓练贤所在的中山三院已病倒了二十余位医护人员，其中5人是科主任，3人是正、副党支部书记、8人是共产党员，当这些人互相搀扶着或在同事帮助下步入医院设置的隔离区时，其悲壮场面比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当时“隔离区”曾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一旦进入隔离区，就意味着暂时或永远见不到亲人。邓练贤是自己走进隔离区的，为了缓解气氛和安慰家人还故作轻松地开着玩笑，妻子朱秀娟赶到时，邓已进到隔离区内，匆忙中准备的牙具等日用品也无法交给丈夫了，只能远远地注视着、期盼着，岂知，丈夫自此已再也不能回到家中……

03年2月7、8、9三日是中山二院有史以来最不幸的日子。为抢救患者，第一批医护人员倒下了，第二批医护人员又冲上去救助自己倒下的战友，第三批再上去，又有人倒下，全员共有93名医务人员不幸患病，整个医院气氛凝重压得让人喘不过气。白衣战士们虽也无法知道上去的人会不会再倒下，进到隔离区的人会不会再出来，但却没有一个人拒绝、更没有一个人逃脱。在他们“出征”前，没有豪言壮语、更没有把酒壮行，有的男医生进入隔离区前决定将珍藏多年的“私房钱”交代给妻子，更有一位护士结婚才半年丈夫就不幸去世，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养大了丈夫的遗腹子，她在走进隔离区前写下了遗书，希望一旦自己不幸离去母亲能将6岁的儿子抚养成人……。最初中山二院隔离区只占一层楼，最后竟住满了所有5层楼，最早收治SARS的呼吸科，只剩下副主任江山平一人尚未被感染，在院务会上这位五尺汉子竟无法控制住自己，索性为病倒了的战友嚎啕大哭起来，没想到最终他自己也未能幸免而病倒……

本节以上内容笔者绝大部分摘自当年的“深圳特区报”【1】，在此我特别向作者杨黎光郑重致谢，是你冒着生命危险走访多家医院，才留下了这些生动、珍贵、完整的记录，我想所有医务人员也都会感谢你的！当读者了解到这些英雄们的大爱之心时，一切善良的人们，难道你不为这些白衣战士而感动、而佩服、而骄傲吗！

回想起十年前，当萧教正伦授郑重地对我说：“最近广东地区发现了数例无论如何也治不好的肺炎”，我竟回答到“你找我去就能治好”。不过，虽然是开了个玩笑，由于肖教授的提醒，当时我已初步了解到广东“不明原因肺炎”的传染性和危害性，也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在03年1---3月这段时间内，我利用一切学术会议机会曾在北京、西安、山东、四川、东北等各地，对我的同行大声疾呼，要他们尽早做好“迎接不明原因肺炎的挑战”，“大家迟早都要面临这一问题，不如主动做些准备”。虽然当时媒体是忌讳讨论这一问题的，也有个别同行认为我是“小题大作”，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预警”是完全必要的，只可惜没能由相关部门出面正式地、大张旗鼓地作出。

二、悲剧在北京重演

3月1日凌晨，在山西省人民医院魏东光大夫陪同下，120救护车从太原载来一位于姓27岁女性患者，该患者因去广东经商而染上肺炎，经过一周以上的常规治疗没有任何好转，因家属要求转到最好的医院，才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在当地虽然也有人怀疑该患者是不是“非典”，但患者最终仍被告知是“感冒”、“普通肺炎、不会传染”。因时值周末，患者在急诊留观一天半，3月3日收入呼吸科病房。根据病史与既往治疗反应，接诊的佘丹阳医生等已断定该患者就是广东的“非典”。但要知道当时北京正值“两会”期间，要想对北京的患者作出“非典”的诊断是需要足够胆量与勇气的，由当时作为科主任的我出面拍板自然就是义不容辞的了。出于对我的保护，科里人都劝我不必看病人，但被我严词拒绝。在进入病房前，护士长匆忙递给我一个薄薄的纸制口罩，经过仔细问病史、查体及复习相关资料后很快就确定了诊断【2】，并立即直接向院领导作了报告。在征求我本人意见后，院里决定尽快将病人及患病家属转往隔离条件好的302医院，随急救车前往的还是佘丹阳大夫。

至此在首都北京的高层已正式拉响了SARS的警报！

后来于某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其家破人亡的故事大家都已从媒体了解到，笔者在此不再重复。但我要强调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最坚决有效措施，以延缓输入SARS病例在北京的传播。虽然，后来通过另外的途径我院也有29位医护人员在工作中不幸感染SARS，但值得庆幸的是自始至终战斗在一线的我呼吸科医护人员全部幸免。最值得我欣慰的是：作为院专家组长的我，在院领导支持下，决定作出了一件“错事”但却是我一生最得意的好事之一，那就是向院里建议采取了“非常措施”，将病重的本院医务人员SARS患者留在院内隔离治疗，而并没有按规定转往指定医院。在技术上的处理就是将他们定为“疑似”患者，而非确诊患者。几位本院重症患者所有相关治疗措施，直至每一张处方都由我亲自决定。其中一位护士长和一位年轻机关干部，迅速出现ARDS，其严重程度不逊于我曾看过的任何其他患者，但最终仍获治愈。遗憾的是因于某一家的转入，302医院有十几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包括当时已74岁的姜素椿大夫，他们是北京市最早一批在工作岗位上倒下的医务一员。

自SARS传入北京起，紧张甚至是恐怖气氛徒然在全城弥漫，在紧急状态下被动员起来的大批医护人员匆忙上阵，他们深知危险却没有一个人退却，个个勇往直前，赴死而不拒。我相信，在这些白衣战士中一定有许多十分感人，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只是至今尚不为人所知，如果是在当年朝鲜战争时魏巍的笔下，他们同样可称为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牺牲的“最可爱的人”。记得在当时已没有什么人敢于与治疗SARS的医务人员相接触，我有一次乘出租车回家，下车时司机竟说到，“早知道你是301的，我都不拉你”。由于无从得到真实的信息，各种谣言大肆流行，事后我就曾听过一位外地同事亲口对我讲：“听说当时由南京某专家带领的一支医疗队，曾专程去北京抢救你”。在北京最早接收SARS病人的解放军总医院内部，同样也是人心慌慌，为了安定人心在我的建议下，院领导安排由我在全院大会作了一个关于“预防春季传染病”的报告，将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后，人们反到安心了！

为了避免院内感染的扩大，我院为接触疫情的医务人员设立了专门的食宿区，院领导还特别为我准备了套间。因为担心居住在一起新婚的女儿女婿被传染，在她们自己的新居“甲醛”等有害气体尚未散去时，就被我们夫妇强行赶去居住。作为同样是义务人员的我的妻子，虽然深知当初防护条件尚不完善时的危险性，却从未阻拦过我去各处会诊、去一线看病人。只是事前不厌其烦地，反复嘱咐注意隔离，事后又亲自监督洗手、更换外衣，她心中所默默承受的压力我也是心知肚明，只不过互相没有点破而已，相信当时全国有无数个医务人员的家庭都曾面临过同样的风险、经历过相同的“煎熬”。命运既然安排我们从事了这一救死扶伤的行业，我们就不能胆怯，勇于承担责任、尽义务，既使献出生命也决不反悔！

SARS在京流行之初，中日友好医院集中收纳了较多病人，应林江涛大夫之邀，我去会诊，主要是去看病情十分凶险的岗位中病倒的一位护士长和一位麻醉科主任，但同时也兼顾其他重症患者。十年后仍深深在我脑海里留下烙印的是：当时有一位中年男性患者，已发生ARDS，呼吸急促，神志恍惚，因暂时还没能得到机械通气治疗而生命垂危，当我走到他身旁时本已绝望的他，突然睁大双眼直向我望来，充满光芒与生存的渴望，遗憾的是我当时所能做的却只是对他进行语言的安慰。此后，这张面孔经常在我脑海中，甚至睡梦中出现，令我心神不安……

当时北京市有几位重症患SARS医务人员集中收住在地坛医院，我也曾多次参加会诊而感触良多。令我最难忘记的却是该院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护士们：她们为了减少感染机会，上班前尽量不喝水，穿着多层隔离服忍受大汗后的脱水，甚至在内衣中垫上“尿不湿”，以避免去卫生间而造成污染。当时的地坛医院并没有电梯，硕大巨重的氧气瓶也要靠她们纤弱的身躯楼上楼下地搬运。想到与我女儿年龄相仿，在家中“娇生惯养”的女孩们所承受的这一切，怎能不让所有善良的家长们心痛！

北京的恐怖气氛也在向全世界蔓延，我在日本留学时结交的朋友们，也不断地通过驻京日本公司间接打听我的安危，以免直接打到家里时此人已不再而造成的尴尬……。

成功与教训

一、SARS与“非典”之争

广东SARS流行之初，多数人并没有预见到后来会发展成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可能是为了不影响北京两会的召开和安定人心，处于“政治挂帅”的考量，决策者们当初宁愿对其轻描淡写。如前所述，广东专家组对这种未知疾病的最初定义是“不明原因的肺炎”，笔者认为基本上是准确的。后来，因为在死者剖检中找到类似衣原体的成分，有关部门就匆忙地宣布SARS是由衣原体引起的。如果确系衣原体引起称为“非典型肺炎”是理所当然的，遗憾的是最终证明SARS是由病毒引起，尸体上分离到的“衣原体”可能只不过是患者终末期感染或定值的微生物之一。钟南山在广州亲自挂帅后，第一个公开提出“SARS”并非衣原体引起的，其元凶很可能是一种未知的病毒，并与香港同道合作，作出了进一步的证实。因为从临床治疗结果来看，衣原体学说只能是一漏洞百出的大笑话，在全世界丢尽了中国医务人员的面子。SARS最先发生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最先明确致病原的并不是中国人，中国患病者最多，生命损失也最大，但世界卫生组织却完全无视中国官方提出的命名，而采取了外国人的命名----SARS，也就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我并不认为SARS这一称呼是对这种疾病的最恰当描述，但却也反映了该病发病急、病情严重的特点。至于“非典”亦就是非典型肺炎这一命名，无论如何挖空心思地去强调都是很不“靠谱”的。经典的非典型肺炎只包括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也有人包括了立克次体引起的肺炎。一味强调常见细菌性肺炎以外的肺炎都可以称为是非典型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会对指导临床治疗产生误导有害而无益。因为典型的“非典”大环内酯、喹诺酮等抗感染药是很有效的，而对SARS却完全无效。当时无论青红皂白，全国范围SARS患者几乎一律应用了“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等药物，既浪费了医疗资源，又增加了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不能不说是与错误的命名有关的。笔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后，曾在中华医学信息导报发表文章纠正这种错误作法【3】。据报道，北京首例SARS患者于某的父亲，因担心女儿的病情，曾在互联网上查询，得到的回答是：“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的危险”。岂能想到，就是这最轻的肺炎最终却夺去他家数口人的性命！记得当时中华医学会曾召集有关专家讨论SARS的命名，包括已故翁兴植教授在内的所有参会者都不同意“非典”这一命名，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学术与政治相遇“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至今国内公共媒体仍然称SARS为 “非典”，而学术杂志二个名称都用，因“非典”国外是不承认的。

二、抗击SARS推动了全社会的进步

与现在相比，十年前中国社会对与政府不同观点的容忍程度（既使是科学问题）和与大众息息相关信息的透明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无可否认，在应对SARS之初决策部门是犯了大错，否则也不会有相关高官被撤职，政府高层如不能及时出面纠正，一个小小未知病毒险些造成全社会、全民族的重大危机。

无论是时事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事，回顾历史，关键时刻总会有关键人物及时登场。天时地利所使，钟南山第一个站出来否认了SARS是衣原体所致，主张尽量排除干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来应对这场危机。此后钟南山的事迹在中国几乎已是家喻户晓，且已扬名海外，他的功劳已铭刻历史，也是永远不可抹杀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挺身而出，除冒着染病于身的危险外，还要承受多大的精神与心理压力呀！一般来说在当时情况下敢于公开与政府唱对台戏，既使有理也不会有好下场。钟南山是无可代替的。像笔者这样的小人物，既使有那么大的决心，也没有同样的影响力，何况又不具备天时地利的惠顾，他永远是我们学科的表率，我可敬的老大哥。社会与政府能对钟南山这样的人物给予充分肯定与表彰，不愧是一大进步。但在下一节我还要提到的是，笔者认为，对在抗击SARS中我国医务人员整体默默作出的牺牲与贡献，特别是那些数不清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们，他们所得到的肯定与褒奖还远远不够。

据笔者了解，当时我国学者几乎与国外同时，甚至更早一点儿分离到了SARS病毒，但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以公布，这不仅仅是埋没了科研人员的功劳，也使我们在全世界处于被动地位。读者们一定还记得当时曾有一位与蒋介石先生同姓的某医院退休大夫，是他第一个在互联网上披露了SARS流行的真实情况，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轰动。以此为锲机，终于，有关部门采取了更公开、更果断的必要措施，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作为一名现役军人与共产党员的我，很难赞成蒋大夫的做法，但无可否认，蒋大夫的行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SARS的透明化，据我所知有关部门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蒋的做法，对其也十分地宽容、充满爱心。

回顾当时的历史，我也从内心深处再一次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只要中央作出了及时、正确的决策，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完成的。各级政府齐动员，一把手亲自挂帅，开展了一场即必要又有效的“全民战争”。同样灾难如果是发生在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我们当时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比如无论中外患者，一旦确诊立即隔离，是很难推行下去的。记得2003年秋，我们在天津市召开呼吸学术会议时，时任市长戴相龙同志，竟破天荒地带领全体市委常委参加我们的开幕式，并向以钟南山为首的专家团队“汇报”天津的抗击“非典”工作，由此可见抗击“非典”在当时已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在赞扬政府英明领导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的伟大、善良、自觉、包容的人民，及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他们既使被要求要作出一些有时是过分的、徒劳的牺牲也能顾全大局，心甘情愿地服从政府指挥，直至取得最终胜利。

在新中国的历史中，SARS可称为一场非常特殊的公共卫生事件，其对国家与全社会都有着十分深刻久远的影响，值得我们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在应对SARS之初我们有了一些教训甚至是失败，才促进了今天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现在人们再也不会因为一个传说，甚至是一条谣言而人心慌慌，造成全社会的动荡。关键是如何能让百姓对政府、对公共媒体更加信赖，能让他们在第一时间内，获得最有权威，最真实的消息。

他们永远值得怀念

医务人员们在抗击SARS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是在和平时期的新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关系到人民的生命、社会的安定，甚至于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他们中许多人虽身经百战而无恙或留下残疾，也有为数不少的英雄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永远离开了我们。虽然转眼已过去了十年，无论是活着的还是离去的英雄们，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成的丰碑，应当永远屹立在国人的心中。

究竟有多少医务人员牺牲在抗击SARS的战场，我手中并无确切资料。但我估计会占到因SARS失去生命者的5%左右，我能了解到的感人至深的医务人员事迹虽然只是片面的，也只能是凤毛麟角，但我仍愿举出一些“小人物”的事迹与读者们共同回忆，共同缅怀。

武警北京总队医院是北京第一家SARS爆发流行的医院。2003年3月25日该院收容一名患SARS出租司机，其后SARS在该院流行，有6名医护人员及多名住院患者患病。4月5日张健鹏主任，作为来自上级医院——武警总医院的大夫，临危受命进入封闭状态的总队医院指导抢救工作，直到4月24日。其间，接受其诊治过的SARS患者有50人之多。

4月16日天津武警医学院，因接诊一名来自北京的患者而爆发SARS，到4月20日发热人数已增至16人，4月21日起整个医院被封闭。4月24日张健鹏大夫作为“非典”首席专家，又受命从北京武警总队医院直接转战到该医院主持医疗工作，在封闭的医院内一直工作到6月27日最后一名患者出院。其间该院共有111名患者诊断为SARS，30%以上合并呼吸衰竭，多人死亡。身体瘦弱，读研究生期间还患过结核的张健鹏，整个SARS流行期间将近三个月时间内自始至终，远离家人孤身被封闭在令外人恐怖的指定医院，以其并不强壮的血肉之躯与SARS拼死相搏，先后亲临现场诊治过百余名患者，经过九死一生之考验之后竟安全无恙地完成任务！张健鹏大夫所遭遇的危险、困难、成功与挫折，和他与亲人间的互相担忧、思念等五味俱全的心情与感受是常人无法感受到的，只有他自己才能说清楚……因在SARS期间出生入死般地优异的表现，张健鹏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员并荣立一等战功，这是在和平时期对一位武警战士最“给力”的表彰。笔者至今仍因有这样优秀的学生而引以为傲。仅我的学生，在抗击SARS中就有十余人立功授奖，当从电视上看到从飞机上走下，奔赴小汤山医院的身着军装的大批医务界勇士们时，大部分是我熟悉的面孔，其中许多骨干分子也都曾是我的学生。每想到此，我总以为能在有生之年，在国家危难之时，亲自并带领众多学生们做出过贡献而无限欣慰！

第一位因SARS倒下的医务人员是广东省中医院的一位护士长——叶欣同志，她于2003年3月25日不幸离开我们，前面提到的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三院传染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同志于2003年4月21日永远与我们告别，据说他去世后也从党中央最高层，传来了哀悼与慰问的口信。

北京共有9名医务人员为抗击SARS奉献了生命，北京政府于2006年6月24日在世界闻名的小汤山落成了“救死扶伤纪念坛”，青铜雕塑上刻有九位英雄的形象，永远铭刻下那个令人不能忘怀的历史时刻，也表达了人民对英雄们的感恩与褒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有两位医务人员在岗位上牺牲，他们是丁秀兰、王晶同志，曾被送往北京地坛医院治疗、抢救，笔者也曾多次参加过会诊，在当时条件下人们尽了最大努力，遗憾最终仍未能挽回生命。

我曾参加过由王兆国同志主持的、中国科协举办的李晓红烈士的追悼表彰大会，至今仍无法忘怀。李晓红大夫当时不到30岁，是武警北京总队医院主治医师。已怀有数月身孕的李大夫，主动请缨参加战斗，最终却与未能谋面的腹中胎儿一起离开了人间。当李晓红的丈夫走上主席台发言时，在场者，包括我这个“有泪不轻弹”的汉子在内，无不泪流满面、一片抽泣。有人曾计算，人均一次哭泣要留28滴眼泪，但我确信那次大家流的泪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香港特区有6位医务人员在抗击“SARS”中殉职，2003年5月13日屯门医院内科医生谢婉文逝去，香港政府以最高礼仪规格为她举行了葬礼，时任特首董建华亲自率全体高官到场悼念，万人空巷告别谢医生。葬礼后将谢医生与先前逝去的二位香港医务人员一同安葬在相当于北京“八宝山”的政府公墓“浩园”。谢婉文大夫被人亲切地称为“香港的女儿”。

我一直认为，通过抗击SARS这场斗争足以证明，我国医务人员这一团体是优秀的，也是应被国家、人民充分信赖的，与特区政府相比，我们对那些众多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们在SARS中作出的无私奉献的肯定与宣扬还远远不够！

谜一般的SARS

在国内外广大医务人员共同不懈努力之下，应当说我们对SARS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比如临床表现、传播方式，出现肺损伤时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无创通气等都已有了明确的结论。在钟南山牵头下，中华医学会于2003年制定了、并用中英文两版向全世界发行了有关SARS的诊疗方案。本人有幸担任了本方案临床部分的召集人。这本方案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医务人员用生命与鲜血凝成的总结，也通过它给全世界同行作出了初步的交代【4】。至今虽然十年已过去了，但有些关于SARS的根本问题仍然不够清楚。首先，SARS突然发生，突然离去，在03年那次大流行之后，除偶然发生了二次与实验室有关的个别极小范围流行外，就没有再发生过。来无影去无踪，这样独特的表现与绝大多数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是完全相同的，值得深思。因此甚至也有人怀疑到SARS病毒是否是人工制造出的用来特异性攻击中国人或亚洲人？这种说法虽然十分荒唐，但也找不到否定的根据。因SARS一去而不复归，我们花了大力气、大本钱制作的疫苗自然也就将长期封存，派不上用场。回忆当时，曾有许多著名专家斩钉截铁般地预言，“SARS将象流感那样经常伴随着我们”恐怕也“有幸”言空。

其次，SARS病毒到底来自何处，不得不说至今仍是谜。的的确确，在广东最早患病者，以与食用野生动物接触较多的厨师为多，后来在南方的“果子狸”身上也较多地分离到SARS病毒，SARS源于果子狸曾在国内得到部分肯定，笔者认为也有一定的科学根据。但后来的研究发现，蝙蝠身上较果子狸能分离到更多病毒，而北方同样有果子狸却找不到病毒。于是就有人说：“南方的果子狸可能是无辜者，只不过是定植了人身上传过去的病毒而已......”。再有，为什么有的病人能成为“毒王”其身上携带的毒株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可殃及数十人甚至更多，而有的确诊为SARS的病人却几乎没有什么传染性？……

当笔者即将完稿时，又从报纸上读到WHO公布了二例感染类似SARS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一例沙特男子病故，一名卡塔尔男子尚在抢救中【5】。对此笔者斗胆期望：这二个病例可能与十年前流行的SARS没有任何实质的关联，只不过由于现今科技的进步，人们对种类繁多的冠状病毒本身的监测与研究更精细而已。同样的病例也可能就存于我们的身边，只不过我们没能发现而已。不过，虽然十年即将平安过去了，对SARS抱有警惕之心还是必要的！

以上种种疑问仍留待我们进一步探讨，但因SARS可能不再发生我们也将永远失去弄个水落石出的机会，不过包括我本人在内，并不希望这一机会再来，而是庆幸我们可能会永远不与SARS再次相逢！

岁月磨不去思念，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虽然十年即将过去了，忆起当时激动人心的经历，笔者心情仍波澜起伏。谨以此文献给所有逝去的与活着的抗击SARS的英雄及可尊敬的同道们！

参考文献

【1】、杨黎光

守护生命——记广东抗击“非典”历程

【2】、佘丹阳 刘又宁 陈良安

北京地区首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诊断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03：26（6）383.2003年6月19日

深圳

特区报

【3】、刘又宁

关于“非典型肺炎”的几点思考

中华信息导报 2003年18：8（2003年4月27日）

【4】、中华医学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诊疗方案

中华医学杂志 2003：83（19）1731--1752 【5】、黄培昭

段聪聪

类SARS病毒让沙特担忧 环球时报 2012年9月26日第3版

第四篇：如何教给学生有生命的历史

如何教给学生有生命的历史

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历史课堂到底要追求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不同的一线教师有不同的理解。有的教师认为把每件历史大事的背景、经过、结果、意义等教给学生，方便学生考试就可以了，结果一节课学生从头到尾抄笔记。这样的历史课堂教学既传统，又显得十分功利。还有的历史教师接受了一定的新课程理念，让学生“充分”地参与课堂，结果历史课上热热闹闹，教学效果却不佳。我想这两类历史教学都有偏颇之处。第一类把历史给看“死”了，第二类太重形式，没能抓住历史的主旨。我们的历史课堂到底要追求什么？怎样的历史教学才是最有效的呢？我的理解是：历史是有生命的，是由无数个生命、由无数人构成的生命史诗。不管我们怎么教，都要营造生命课堂，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强劲跳跃着的生命脉搏和人性之光，在历史的教诲中去感知生活，洞悉社会。

有生命的历史课堂应该是怎样的呢？我想它首先应该是真实的，其次，它应该是有情感的、有思想的、有生活的，并且给人以启迪的。下面我将以初中历史八年级（上）第一单元《侵略与反抗》为例，来谈谈我的一些想法和做法。

一、翻开历史的篇章，教给学生真实的历史

真实性是历史的生命力之一。历史教学要让学生了解掌握真正的历史史实。如果没有真实具体的史实为基础，人们就无法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更谈不上“以古鉴今”了。在《侵略与反抗》这个单元，教材选取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教师有必要让学生弄清楚每件历史大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前因后果等基本史实。并且如实反映 1840 －1901年中国历经的屈辱与苦难、抗争与觉醒。切忌主观臆断或为了渲染气氛，有意歪曲一些史实。

具体来说，真实的历史就是英国挑起鸦片战争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商品，掠夺资金、原料，而不是纯粹地“维护商业利益”；鸦片战争的爆发终于使我们这个古老守旧的清王朝开始“睁眼看世界”了；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是日本征韩侵华，称霸世界野心的体现，而不是“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历史教科书）。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更是侵略者求之不得的借口，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瓜分中国的野心。真实的历史就是清政府腐败无能，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落后挨打，人民饱受苦难。

二、直抒胸中的情愫，教给学生有情感的历史

真实的历史是需要情感来烘焙的，否则它将是苍白的、干瘪的、毫无生机的。李大钊曾说：“史学于人生的关系,可以分知识方面和感情方面二部分去说.从感

情方面说,史与诗(文学)有相同之处,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被他们激发鼓动了，不由的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危亡大任都放在自己肩头。”可见，历史是有情感的，它催人动情，激人奋进。历史教师的任务就是用心去解读和演绎历史知识，让它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情有味。

1）充分挖掘和利用教材中丰富的情感教育素材

历史学科的特点之一就是历史教材中具有丰富的感性材料，教师要有意识地发掘和组织教材中的感性材料，把隐藏于教材中的一个个“燃情点”找出来，将其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物和事件，以产生情感的共鸣。比如《鸦片战争》中，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血染沙场、可歌可泣的关天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有火烧圆明园的锥心之痛和领土沦丧的耻辱；边疆危机中，有打击沙俄，收复新疆，“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左宗棠；甲午中日战争中，有抗击日本侵略者，以身殉国的邓世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有北京城再度被劫掠的耻辱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清政府，等等。

找到了一个个“燃情点”，把教材中历史符号转化成具体的生动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让学生去体会生动活泼的历史进程，去感悟历史的真谛。

2）营造情境，让历史流露真情实感

融入情感的课堂，才有生命的气息。历史教学不能撇开历史人物的情感，而只是干巴巴地介绍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结果，使学生只得到历史线索的简单堆砌。如何在教学中让历史的情感迸发出来？我想教师的作用很关键。教师应该首先走进历史，融入历史，才能营造出充满情感的历史课堂，才能调动学生的情感，使他们充满热情地学习。

在讲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我用侵略者的口吻讲到：鸦片战争后英法不断提出修约要求，但屡遭清政府的拒绝。1849 年前后，英国提出进入广州，结果受挫。巴麦尊恼羞成怒，叫嚣：“我们不得已对中国实行另一次打击的时间快要到来„„这些像中国、拉丁美洲那样半开化的政府，为了使他们听话，需要每隔八年或十年就狠狠地揍一顿”。话音刚落，学生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指责和痛斥英国侵略者。因为他们从话语中已经深刻感受到了侵略者的狂妄自大、野蛮贪婪的嘴脸！

关于旅顺大屠杀，许多欧洲人留下了亲眼目睹的记录。我补充了以下资料，让学生自己阅读：英国人艾伦在他的《龙旗翻卷之下》中写道： “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

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于 11月24日(日军攻占旅顺后第四天)从旅顺发回国内的一篇通讯中说：“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

教室里静静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四天三夜的大屠杀、近2万人的生命、所谓的“清国将士阵亡之墓”„„历史仿佛重现了一般，在学生心头引起了震撼，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凶残野蛮的本性！

讲到“火烧圆明园”时，我播放了电影“火烧圆明园”那一幕场景，在观看当中，有的学生陷入深思，有的拍案而起，有的无奈地摇头，还有的在叹息„„我想我还不能把他们的所思所想完全清晰地表述出来。请看看学生直抒胸臆的感想吧。

杀人、掠夺、放火、毁灭„„电影中的每一幕都时刻震撼着我的心灵，此时我的心如刀绞，我的心在哭泣。我为它悲惨的遭遇给予同情，为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感到悲哀，同时对外国侵略者无比的愤怒、痛恨。

“落后就要挨打”影片中那一幕幕证明了这句话。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这个庞大的躯体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在茫茫的大海中此起彼伏。那时的清朝帝国犹如一只庞大空壳、残壳，它在茫茫的大海中飘荡着。它已经不起大风大浪，就算是稍稍碰到障碍物，它也会瞬间破裂、沉没。

特别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祖国只有强大，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否则就会被淘汰。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发展作贡献，特别是我们这些中学生，更不能有一丝怠慢，因为祖国的重任担在我们每一个中学生的肩上。我们应努力学习，在将来为祖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圆明园属于全人类，理应得到世人的珍惜、爱护，理应留给子孙万代观赏享受，但是这个凝聚了几代人智慧结晶的建筑奇迹却因英法强盗的贪婪而毁于一旦。英法联军的罪恶行径令人发指。他们给中国乃至世界文明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爱好文明的人们永远不能饶恕他们。一场大火不会夺去伟大民族的智慧，人们将在愤怒中迸发更强大的力量。(学生)会很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学生)我多想有一台时光机，回去让他们不要闭关锁国，要多向别人学习，否则就

写得多好啊！看了之后，我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从字里行间，我分明感受到了一颗颗赤子之心，感受到了学生们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我由衷地感到欣慰。“只有出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 陶行知 先生说的很好。

一节历史课，如果没有真情实感融入将会是苍白的、枯燥的、无味的。带着真挚的情感去教,教有情感的历史。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更有兴趣，更深入地理解教学内容，更能增强课堂的互动效果，我们的课将越来越受欢迎。

三、激扬智慧的火花，教给学生有思想的历史

记得在第一次教《甲午中日战争》时，我设置了一个问题情境，进行讨论：邓世昌的致远舰爆炸后，他并没有被炸死，随从给他救生圈，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 他养的太阳犬口衔其臂以救，他将太阳犬淹死，最后与全船250余名官兵壮烈殉国。我问学生：他这样做值不值得？当时学生有的说：邓世昌真傻！有的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的说：他完全可以活下来，为国家多做贡献，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不负责任！我的本意是扬邓世昌的爱国义举，为国甘愿牺牲的精神。学生这么一说，我有点招架不住了，最后我只得用苍白的语言说：从这件事上看，邓世昌爱国不怕牺牲，很值得我们学习，草草了事。

这件事让我感慨良久。历史是有思想的，在课堂上其解读者是教师。有思想的历史课堂应该是灵动的，在思维火花的碰撞中，学生的个性和见解应该得到尊重和张扬；有思想的历史课堂需要一位有思想的历史教师，要求历史教师高屋建瓴，仔细地审视、思索自己的教学设计，知道自己要教给学生什么、怎样教才会最有效，并且不断地进行反思。也就是说，作为老师，首先我们自己得有知识储备、有独立的思想，才能把思想的火炬传承下去。如果只是为了热闹而设计，那么也就毫无意义了。

现在我教这课，仍然塑造邓世昌的高大形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的民族魂。但是我采用了一种自认为更好的方式，那就是播放影片《甲午风云》中“黄海大战”那一幕，把学生带入黄海大战的烽烟炮火中去认识邓世昌，将邓世昌的英雄形象永远定格在学生的心头。

四、关注身边的事情，教给学生有生活的历史

历史源于生活。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到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是活活生生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反映。历史教师要善于将历史教学与学生的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与时代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的历史课富有时代感，更具生命力。

比如《鸦片战争》一课的导入，我就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入手：同学们知道国际禁毒日是哪一天吗？（生： 6月26日）为什么世界各国都致力于禁毒呢？（学生们七嘴八舌说：毒品危害大！）我又进一步问：你们知道毒品有什么危害吗？学生们都谈到毒品对个体和社会的危害。我一边和学生交流一边展示毒品及其危害图，看到畸形的孩子，瘦骨嶙峋吸毒者„„，学生们深受震撼。教

师趁机指出：正因为毒品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大，所以各国都致力于禁毒。在100多年前，因为毒品（鸦片）引发了中英之间的一场战争－－鸦片战争。这种生活化的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讲到火烧圆明园，我们不妨告诉学生： 2007年9月，爱国企业家 何鸿燊 先生以6910万港元购得圆明园马首铜像，并捐赠国家。目前圆明园兽面人身的１２生肖铜像中，猪首、牛首、猴首和虎首此前已回归祖国，目前，已知铜鼠首、兔首由法国人收藏；铜龙首、蛇首、鸡首、狗首、羊首下落不明。让学生关注文物保护，树立文物保护的意识。讲到甲午中日战争不妨引导学生谈谈今天的中日关系。讲到沙俄侵略中国的土地，不妨联系“中俄友好年”。几乎每一节历史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影子。

著名教育 家陶行知 先生曾说：“教育即生活”。老是把思想封闭在四壁合围的教室里，把眼光死盯在篇幅有限的课本上，恐怕很难求得突破性的进展。历史教学中要做个有心人，从生活的海洋中去撷取有利于我们教学的素材。在日常教学中，把学生的学习情绪和生活经验以及时代的发展纳入课堂,教学才会富有吸引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培养学生关注现实、关注人类生存发展,以突显历史学科以古鉴今和人文素质培养的功能。

课堂如人生，课堂是流动着的生命。我们的历史课堂应该是充满生命体验与人文关怀的，应该是富有生命活力的。教给学生有生命的历史，关注学生的发展与成长，让每个年轻的生命体都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并努力地实现生命的价值，这也就是历史教学追求的真谛吧！

第五篇：当生命铸入当兵的历史

公元2002年，也就是人类社会刚刚迈入新世纪的第二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在清华、北大等四十多所高校中招收国防生。同年九月，三千多名莘莘学子光荣地成为首批国防生。

从此，在汉语词汇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称谓——国防生；在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国防生群体；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也将出现一个新的方阵——国防生方阵。

国防生，这是一个多么庄严的称谓。它把神圣的国防事业和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未来的战场和今天的大学校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国家民族的兴旺和我们个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成为这个光荣的方阵中的一员时，你的心情如何？也许你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无比的自豪，也许你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也许你在自豪和向往的同时，还有些许的犹豫和彷徨，也许你还在不断地问自己：“这条路选对了吗？”那么，就让我们用一首歌来作出回答吧！这首歌叫《当兵的历史》，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都不会后悔。”

遂报国之志，无如从军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是唐朝诗人李贺写的诗。这首慷慨激昂的诗充分反映了作者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这也是中国历代爱国青年真实心声的写照。

是啊！投笔从戎，报效祖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翻开中国的历史，你会看到，建立强大的国防，捍卫国家的独立与尊严，是中国历代爱国青年的志向与夙愿。多少人为此血洒疆场，多少人为此前赴后继。东晋名将祖逖，原来是一个儒生，少年时就立志成为一位学贯古今的大学问家。但当他看到国家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的现实后，觉得与其做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还不如当一名顶天立地的军人。于是，他白天劳作，夜晚伏案苦读兵书，夜半起床操练剑法。不论酷暑炎夏，还是冰雪寒冬，都从不间断，为后人留下了“闻鸡起舞”的千古佳话。经过长期苦练，祖逖不仅知识渊博，而且精通技艺，善用韬略。后来，中原大地藩王争权，北方匈奴乘隙南进，国家危在旦夕。祖逖挺身军旅，统大军北渡长江，进发中原，打退匈奴，平息内争，收复黄河以南广大地区，成为威震中外的名将。明朝郑成功本是国子监的太学生，学习儒家经典。清兵入侵，山河破碎，郑成功换上铠甲，佩上宝剑，投入武装斗争的行列。他招募训练军队，潜心钻研兵法，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连连大破清军，势力由福建迅速扩大到浙江、江苏、安徽，并一举收复荷兰殖民者统治的台湾，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千秋功业。

历史上，像他们这样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志士仁人，可谓数不胜数。他们出身各异、经历相殊，但都深知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投身军旅。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多少人发出这样的感慨。

当兵去！当兵去！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急关头，这个口号就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内战不断，外敌环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多少革命先辈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踏上了从军报国的艰难征途。

共和国元帅徐向前，青年时在学校教书。因向学生宣传革命理论，被学校辞退。父母为他的前途担心，四处托人，想为他在衙门里谋一个差事，徐向前不愿意，愤而离家出走，到太原去寻找出路。后来，他得到了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张榜招收学生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连忙串连了几个同乡，南下上海参加初试，并最终考取黄埔军校，从此踏上了漫漫的从军报国之路。徐帅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若为我个人的前途考虑，我有很多条路可走，但为国家民族计，就只有从军这一条路了”。

不仅徐帅有这样的感受，还有很多先辈都是这样想的。陈庚大将也说过：“在国破家亡的条件下，难道还有比拿起枪杆更好的办法吗？” 革命前辈的选择告诉我们，从军永远与报国联系在一起。

看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问：难道只有从军才是报国的途径吗？当然，从军不是唯一的报国之途，但从军是最好的、最直接的报国之途。因为军队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选择了军营就选择了责任，就选择了奉献，就站在了捍卫国家利益的最前列。

有些同志可能还会说，在战乱年代，在国家的利益受外敌威胁的时候，有志青年应该投身军旅，但今天，我们身处和平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军的价值是不是就大打折扣呢？

诚然，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我们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军国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幽灵仍在四处游荡，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仍然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我们虽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建设必须有一个安全的国际国内环境，必须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正如古人所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正是我们从军的价值所在。因此，就是在今天这样的和平时期，从军仍然是报效祖国的最好途径，从军仍然是热血青年的最佳选择。

有资料统计，建国后大学生从军出现过三次热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当时携笔从戎的大学生，现在还在将军一级领导岗位的有200余人；第二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携笔从戎的大学生，现在多在师团级领导岗位；第三次就是近年来出现的大学生从军热。他们像当年的热血青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一样，如潮如涌地奔向火热的军营。

亲爱的朋友，有哪个热血男儿不爱自己的祖国，不愿为祖国效力呢？那么，我们就去当兵吧！

数英雄俊杰，还看军营

军队是一个群星璀璨，英雄辈出的地方。军队是一个需要人才，也造就人才的地方。

多少英雄俊杰，从军营这个熔炉中脱颖而出；多少专家学者在军营这块沃土上茁壮成长。

也许是政治与军事之间割不断的密切联系，军营成为政治家成长的摇篮，军事生涯成为政治家的必修课。翻开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古今中外许多杰出的政治家都是戎马出身。在我国，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经历过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也经历过长期的血与火的武装斗争。外国许多著名的政治领袖，如苏联的斯大林、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等等，年轻时都在军队中服过役。据统计，美国的历任总统中，一半以上有在部队服役的经历。

军营不但造就了众多的政治领袖、军事统帅，也诞生过众多的大诗人、大作家。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的画卷给他们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军营特有的氛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军营成为他们创作的天堂，战争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李白、杜甫、陈子昂、王勃、陆游、辛弃疾等都有过从军生涯，近代的贺敬之、刘白羽、魏巍、曲波、田间等也都是军人出身。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司汤达、美国的海明威等文学大师都在军队中服役过，有的还参加过激烈的战斗，甚至负过伤。在人们的印象中，军人是与战争相联系的，似乎与科学家无缘。但实际上，军人与科学家一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军营也是众多科学家的诞生之地：能量守恒定理的创立者亥姆霍兹，曾在部队服役五年；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曾是一名军官；铀裂变的发现者哈恩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原子弹之父钱学森，著名控制论专家、火箭导弹设计者宋健、著名力学教授、航空设计专家周明等等，都是军人。

也许是战场的波谲云诡与商场的瞬息万变非常相似，也许是战场的残酷搏杀与商场的无情竞争非常相似，人们往往发出这样的感慨：“商场如战场”。这也就是军营成为企业家的摇篮的最好注解。

当今世界上许多企业家就出身于军人，如众所周知的麦当劳、肯德基的创造人。连续4年位居世界500强首位的沃尔玛，其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也是拿着有限的复员费开始创建第一零售帝国的漫长征程的。

在美国企业界还有个“蓝血十杰”的故事。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是个百年老店，1945年，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出现亏损。此时，老亨利·福特让位于孙子亨利·福特二世。小亨利上任后，大胆启用了以查尔斯·桑顿为首的10位美军青年退役军官。这些退役军官为福特公司建立起了科学的管理制度，为企业管理注入了新鲜理念，使福特公司再振雄风。这10位退役军官被称为“蓝血十杰”。十人中先后出了两任美国国防部长、两任世界银行总裁、两位著名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院长，有八人先后出任企业总裁。“蓝血十杰”成为美国现代企业管理之父。

受“蓝血十杰”的启发，美国许多企业都不惜重金招聘退役军官。20世纪90年代初，通用公司董事长杰克·韦尔奇决定，每年选拔200名退役军官充实中层以上管理队伍，并且要求通用的各级管理者要逐批到西点军校受训。他认为，军人改变了二战后美国的商业管理理念。翻开25年来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史，我们也可以发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创造了我们这个繁荣时代的中国创业代企业家中，许多人都出身于解放军。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华为的任正非、华润集团的宁高宁、万科的王石、华远的任志强、广厦集团的孙广信、科龙的潘宁、杉杉集团的郑永刚等等，可谓星光灿烂。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以营业额计，在中国排名前500位的企业中，具有军人背景的总裁、副总裁就有200人之多。看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人才奇观？到底是什么样的魔力使军营成为熔炉、成为沃土、成为摇篮？答案其实很简单，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创造性活动，因而能造就最高级的人才”。

具体而言，军事活动的复杂性，锻造了军人的机智和灵敏；军事活动的艰苦性，锻造了军人的勤奋和坚毅；军事活动的危险性，锻造了军人的勇敢和无畏；军事活动的纪律性，锻造了军人的沉着和严谨；军事活动的激烈性，锻造了军人的粗犷和豪爽；军事活动的崇高使命培养了军人的义务感、责任感、荣誉感和勇于献身的精神。而这些，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都是你成功的基石。

展知识才华，海阔天空

曾经有一位大学生军官写过这样一首诗：“如果你是一只雄鹰，军营就是高远的苍穹，任你自由自在地翱翔；如果你是一条大鱼，军营就是宽阔的海洋，任你无拘无束地遨游„„”

是的，对于学有所长、才华横溢的国防生而言，军营就是海洋，就是天空，就是我们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在这里，英雄有用武之地；在这里，知识有施展的场所；在这里，抱负有实现的机会。对此，我们不要有丝毫的疑虑和担心。军队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阶级斗争中代表着本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重要力量。不管哪个阶级都非常重视军队建设，大量选拔本阶级的精英力量，使军队成为本阶级最先进的群体。尤其是在大规模战争时期，任何阶级都会把自己最优秀的人才投入军中，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任务。

同时，战争作为阶级、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最高斗争形式，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力量竞赛。它不但是人力和人心的竞赛，是军力和财力的竞赛，也是智力的竞赛、科学技术的竞赛。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出类拔萃的人才。

因此，军队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人才。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争夺霸主地位，都力求探索富国强兵之道，谋取吞噬兼并之术，把大量人才集中到军队，只要有经国治军的一技之长，有言之有理的一得之见，都待为上宾。

燕国在易山旁筑“黄金台”，以重金招贤纳士，军事家乐毅等应召而至，辅助燕昭王复国。

齐国从齐桓公开始，就在都城临淄的稷下专门设置学宫，聘请各方人才去讲学议论，献计献策，极盛时达几千人，集中了孙武、司马穰苴、吴起、孙膑等一大批著名的军事家。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与此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如此，后来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我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中坚力量，因而也就更加注重人才。从我军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非常重视动员和吸收各种人才加入自己的行列，并采取种种措施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也正因为此，我军才能够胜利完成打天下、守天下的艰巨的政治任务。如果说，军队的特殊需要为我们施展才华创造了可靠的政治条件，那么，新技术在军队中的广泛应用，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更好的用武之地。军事，始终是社会领域中对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利用得最为广泛、迅速的一个领域。科学技术的大量成果是因军事斗争的需要而诞生的，大批最新成就往往又最先在军事上得到运用。

最新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一方面需要吸收更多的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又为各种人才发挥自己的特长提供了更多更广泛的机会。

近几年来，我军顺应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大大加快，很多新的先进武器装备到部队。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军对高素质人才的储备不足，很多花重金研制出来的武器装备因为没人会使用而被束之高阁。有一位记者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到一艘军舰上去参观，看见军舰的最高部挂着一个白色的圆包，这个白色的圆包，实际上是从国外引进的电子系统的探测器，然而，由于官兵文化素质低，不会操纵，只好当作白气球挂在那里给人欣赏。

这种状况反映了军队在人才建设方面存在的差距。但也正是这种差距，恰恰给我们这些学有所长的国防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军队是多么需要我们。

也正因为如此，部队的各级首长和机关把我们这些国防生当作宝贝一样对待待，关心爱护我们，教育培养我们，激励鞭策我们，为我们吹响前进的号角，为我们插上腾飞的翅膀，为我们托起建功的平台。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军营这个广阔的天地中，奋勇地翱翔。

知识卡片

军队人才战略工程

2003年9月，中央军委颁发了《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这个规划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要，对我军未来一二十年人才建设应达到的数量规模、知识结构、复合素质等提出了相应的目标要求，并提出重点抓好指挥军官、参谋队伍、科学家队伍、技术专家队伍、士官队伍“这五支队伍”建设。为确保各项目标落到实处，《规划》提出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分两步走：第一步，20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理顺关系，力争使人才队伍状况明显改观；第二步，2020年前主要是加快发展、整体推进，实现人才建设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