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风格与文化

第一篇：文学风格与文化

文学风格与文化

文学风格与时代文化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感染。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文学风格总是这样或那样反映时代文化的特点，形成文学的时代风格。

所谓文学的时代风格，就是作家作品在总体特色上所具有的特定时代的特征，它是该时代的精神特点、审美要求和审美理想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

时代风格主要是指从历史和社会高度把握的、只属于这个时代而不属于其他时代的文学的总体特征。时代风格的形成，受时代情境和语境的影响，也离不开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风格的时代性差异也完全可能体现在同一个作家身上。这在一些跨世纪、跨时代的作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当时代发生动荡、革命、战乱，改朝换代，或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出现重大的变更转型，都会使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创作视野、艺术趣味乃至情调语调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个人风格的时代性转变。文学风格与民族文化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作家生活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能不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作家的风格必然渗入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表现出民族性。风格总是这样那样反映民族文化的特点，而形成文学的民族风格。文学风格与地域文化

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中，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

地域文化除了与自然环境密切有关外，当然与在此自然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环境，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同样密切相关。说明地域风格及其成因，必须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综合起来考虑。文学风格与流派文化

包裹在个人风格外面的，还有流派文化层。流派是一个伸缩性颇大的概念。严格地说，并不是每个作家都主动参加过一个明确的流派，但宽泛地说，又可以把大部分作家纳入已有的、相关的风格类型，从而认为某某作家属于某某流派。

文学流派的形成有自觉和不自觉两种情况，前者是自然形成的，既无组织，也无纲领，甚至可能是跨时代、跨国界的。如豪放派和婉约派就是跨时代的，写实派、浪漫派、现代派就是跨国界的。后者是以结社的形式出现的，有组织，有纲领，甚至有刊物和出版社，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

同一个流派的作家，既有个人的独立风格，又有流派的共同风格。因此，所谓流派风格，是指一些在思想感情、文学观念、审美趣味、创作主张、取材范围、表现方法、语言格调方面相近的作家在创作上所形成的共同特色，是一种群体文化的表现。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之中，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地域文化是历史形成的，它一般由地域的语言，地域的传说，地域的宗教，地域的习俗，地域的性格，地域的审美理想，地域的艺术等特点融合而成的。风格总是这样或那样的反映地域文化的特点，而形成文学的地域风格。

此外地域的传说，地域的宗教也会影响作家的创作风格。比如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是《女娲补天》，《盘古开天辟地》，《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在古希腊神话中则流传着《伊利昂记》，《奥得修记》；西方国家则流传着亚当和夏娃得故事，马克*吐温写了一本书叫《夏娃日记》，他之所以不写《女娲日记》，《盘古日记》，是因为它生活在美国，他所了解的是西方国家的传统和宗教传说。又比如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一定又很多有关释迦牟尼的故事，像印度的神话中，《勇敢的拉曼南达》，《坚贞的乌玛》，都是很美的故事。

宗教和传说对作家的文学风格影响也很大，比如说《西游记》，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取得印度佛教的真经，所以它带有很浓重的佛教思想和神话色彩。又比如说《简爱》，里面出现了很多基督教术语，夏洛蒂就曾在序中说：“习俗并不是一种美德，伪善也不是宗教，攻击前者不等于责骂后者，揭去法利塞人脸上的假面具也并不等于向荆冠举起不敬的手。”又比如《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文学的瑰宝，里面多次出现伊斯兰教利独一无二的，伟大的“安拉”一词，又如日本紫式部所著的《源氏物语》，被称作日本的“红楼梦”，很能够体现日本的民族文化。

地域的习俗，比如中西方的婚礼。在中国，无论是电视里，电影里，书本上还是现实生活中，结婚总少不了一句话：“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而在西方则是丈夫牵着妻子软乎乎的小手，走进庄严的教堂，在牧师面前，彼此宣誓深爱着对方。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作家生活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能不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作家的风格必然渗入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表现出民族性。民族文化一般由民族的语言文字、民族的神话、民族的宗教、民族的习俗、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思维、民族的审美理想、民族的艺术、民族的科学、民族的历史等特点融合而成的。风格总是这样那样反映民族文化的特点，而形成文学的民族风格。民族风格的同一性一目了然，从作品的风格特征上很容易把一个国家的作品与另一国家的事实上鲁迅本人就是最具有民族性，同时又最具有世界性的伟大作家。鲁迅是把民族和世界、传统和现代结合得最好的作家，是最懂得国民性的弱点，并在予以鞭挞的同时，高扬民族的脊梁和精神的作家。在文学形式上，他也是彻底风格化的。正如茅盾所说：“鲁迅的作品即使是形式上最和外国小说接近的，也依然有他自己的民族形式。这就是他的文学语言。也就是这个民族形式构成了鲁迅作品的个人风格。”作品区分开来，把一个民族的作品与另一民族的作品区分开来

如20世纪末才出版的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描写的是民主改革前藏民族的社会生活，在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疏于管辖的土司制区域所发生的继承权之争和霸权之争。这个民族题材本身就具有独特性，其中所涉及的社会制度、宗教、法律、风土人情、教育礼仪、器物用品，都与汉民族不同，与其他少数民族乃至拉萨地区的藏族也大异其趣。千年以来形成的原始的神秘文化深深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镂刻在上至贵族下至自由民和农奴的心灵里，造成了特有的心理定势和文化模式。小说中侧重描写的麦其土司一家，经堂里的壁画表明是从风与大鹏鸟的巨卵而来，至少在一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从遥远的西藏过来。而有书说，黑头藏民是从一根羊毛绳子从天而降。作为信奉喇嘛教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的宗教法事和仪式，在仪式中喇嘛们要进行鼓乐和神舞表演；他们有精通占卜术和巫术的神巫，在一次“罂粟花战争”中，为汪波土司效力的大批神巫聚集在一起，对麦其家实施诅咒，而麦其家的门巴喇嘛则头戴巨大的武士头盔，背插令旗，指挥山岗上的响器、火器一起作法，使吉祥的白云击退夹杂着闪电、冰雹的乌云，使自己的罂粟地免遭袭击，并且回敬汪波土司土地一场冰雹；他们相信天人感应，当人违背天理时，天会进行惩罚，麦其土司在自己的领地上初种罂粟那年，作为土司权力象征的稳固大地却发生了动摇，田野上所有的地方都给动物占据了，以至被罂粟撩起情欲的麦其土司找不到可以野合的地方，小孩们唱起了不祥的古老歌谣：牦牛的肉已经献给了神/牦牛的皮已经裁成了绳/牦牛缨子似的尾巴/已经挂到了库茸曼达的鬃毛上/情义得到报答，坏心将受到惩罚/妖魔从地上爬了起来/国王本德死了/美玉碎了，美玉彻底碎了。凡此种种描写被作者有机地组织到故事的情节结构之中，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却非刻意地魔幻荒诞。事实上，作为作品的主角，就是一个富有灵性的“聪明的傻子”，他有预感，常常未卜先知，却大智若愚。但他不是天神下凡，他同样有七情六欲，为不能继承土司王位而怅然若失，甚至在下意识中有弑父弑兄的情结，但他错过了机会。他开明，有开拓创新的精神，着眼于未来，是草原上未能继承王位却受拥戴的真正的土司，但是历史的进程已经敲响了农奴制的丧钟。显然，这样的刻画是极有历史感和沧桑感的。小说的显在意义是历史和现实的“尘埃落定”，而其潜在的含义却是人与环境、人与历史的错位。“我在哪里？”“我是谁？”这个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命题，使这部民族小说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带有哲理色彩的智者风格洋溢于整部作品，当然也流动于叙述语言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悟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乃是民族风格得以发扬的必由之路。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共同体。”世界上有各个不同的民族，它们生活在各自特定的地域，有彼此不同的经济生活、社会风尚、语言习惯、文化传统，形成了特定的心理素质。各不同民族的作家，他们的创作素材、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社会心理都带有自己民族的特色。他们作品的风格，也会受到该民族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心理这个共同体的影响，使之具有民族性。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从作家的“写作的风格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并从他们的作品辨别出意大利文学的“柔和和甜密”，法国文学的“明彻、严密和优雅”，西班牙文学的华丽辞藻、庄严风格。爱情，是各个民族所共有的永恒感情，爱情作品，是各民族文学中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学品种。这种民族特色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表达爱情的不同方式。同是贵族少女，同是争取婚姻自由的崔莺莺（《西厢记》女主角）和朱丽叶（《罗米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角），对爱情的表达方式极为不同。朱丽叶表达爱情单纯坦率，像晶莹的露珠，像清澈的泉水：

如果你的爱是可靠的，你的心思是结婚，明天就给我一个信，我会叫一个人去找你，你告诉我，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婚礼可以举行。我就把一切都交给了你，随着你，我的主人，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这种表达方式，充分体现了英国的民族特色。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较早，思想比较开放自由，英国人有朝气，喜外露；他们的文学也爱明喻，富有幽默感，对爱情的表白也坦率、直露。

崔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与朱丽叶大不一样，她婉转曲折，缠绵悱恻，时气时恼，忽喜忽悲。当老夫人赖婚，张生相思成疾时，莺莺派红娘去问候张生病情，急不可待地看红娘传来的书简，但看过之后，粉面含春的容颜马上布下一层严霜。她约张生月下幽会，当张生如约赶来时，她又沉下脸来：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

莺莺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因为，中国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使人的个性受到压抑，人们不敢说心里话。即使有感情要表达，也只能通过隐晦、曲折、含蓄的方式加以表现。

除时代因素和民族因素外，阶级因素对文学风格的影响也较明显，有时候还表现得十分突出。因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趣味，它会影响到不同阶级风格的形成。历史上文人创作和民间文学风格的巨大差异，其原因也在于此。

风格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多方面的因素并非是平均发挥作用的，可能某种因素的作用力强一些，某些因素的作用力弱一些，但决不可能仅有一种因素在发挥作用。杜甫诗作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既与他接受传统文化影响有关，也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有关。李白的奔放飘逸，一方面关涉他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社会经历，另一方面还关系到他的个性气质。风格的概念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风格是作家个人独创的风格；另一方面，风格又是时代的风格，是某一时代所普遍采用的艺术语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作家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要渗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时代文化一般是由时代的语言的新变化、时代的新风尚、时代的新信息、时代独特的心理、时代崇尚的艺术趣味、时代的新的审美理想、时代新的科学特点融合而成的。“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风格总是这样或那样反映时代文化的特点，而形成文学的时代风格，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正如波兰思想史家符·塔达基维奇（Wladyslaw Tatarkiewicz,1886—1980）所说：“这些风格并不是从一代人向又一代人过渡着的，它们是与生活与文化一道在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与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并成为时代的表现。这些风格的变化时常是急剧的，时常是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 文学的时代风格是作家作品在总体特色上所具有的特定时代的特征，它是该时代的精神特点、文化逻辑、审美要求和审美理想在作家作品中的表现。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时代风格总是与个人特点纠结在一起的，但作为一种共性的概念，则是从理论上忽略了同时代各个作家的个性以后，从历史、社会的高度进行扫描得出的只属于这个时代而不属于其它时代的文学的总体特征。《礼记·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乐如此，文学亦然。先秦诸子散文那种感情激越、设想奇特、辞采绚烂，富有论辩性的特点，正是那个群雄割据、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富有创造力的时代特征所留下的印记。文学的时代特点不是时代印记被动的承受物，它既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又是对时代精神的发现、强调、放大和风格化。曹操、曹丕、曹植、孔融、王粲、刘桢等人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他们面对军阀混战、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既敢于正视现实，又富有“拯世济物”的宏愿。因此，尽管这些作家各有各的风格，如曹操的苍凉悲壮，曹丕的通脱清丽，曹植的豪迈忧愤，孔融的豪气直上，王粲的深沉秀丽，刘桢的贞骨凌霜，却都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缘事而发、为时而作的文学精神，具有“志深而笔长”、“梗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的共同特点。这就是古今盛赞的“建安风骨”，即建安文学的时代风

诗人往往会受到所生活的地域文化影响。杜牧生于京兆，天子脚下，气势不凡。因此在古迹的雄伟与首都的气势双重熏陶下，杜牧的诗中有一种北方的豪气与壮阔，高朗洒脱、英俊秀爽。后来杜牧屡次迁职南方，尤其是到了“扬一益二”的扬州，这座江南名城有着深厚的文化氛围和优美宜人的自然环境。这使得杜牧这位北方游子充分领略了与中原不同的江南风情。“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知。”正是杜牧诗风的又一特色——隽永艳丽。南北方迥异的地域文化共同塑造了杜牧，可以说杜牧是南北诗风成功融合的典范。

诗人的风格不能独立于当时之外，要受到当时文学流派的影响。任何诗人的风格都有对前人继承的影子。杜牧的诗深受李白、杜甫的影响。因为他的才情、禀性与李白相似，所以诗风就有相近的地方。但是在古诗方面，杜牧更偏向于杜甫的风格，深沉而博大精深。因此杜牧的诗中既有李白的豪放飘逸，又有杜甫的沉雄壮大。另外，中唐时代提倡“古文运动”的韩愈也是杜牧学习的对象。杜牧曾说过“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并提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的观点，可见他受韩愈影响颇深。韩愈惯用虚字，杜牧也常用虚字；韩愈诗风冷僻、拗中取奇，杜牧标新立异、措词拗峭。因此杜牧的诗歌中带有明显的“昌黎之风”。

鲁迅先生深受浙东地区土性艺术思维的影响，表达着不同于郁达夫、茅盾、朱自清等浙西作家忧郁、轻灵、浪漫的创作个性而呈现出刚韧、质朴、务实的艺术风格。在地域文化务实精神的影响下，鲁迅先生一方面以细腻的笔触真实地描写了浙东的乡风民俗，娴熟地展示了故土的人情风貌，精练地刻画了家乡的人物性格，准确地表达着作者的艺术思维,丰富着作品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先生又立足于开放精神，在现代文明的指引下，由此深挖开掘，对社会痼弊展开反思，并引发出了对整个国民性的思考。

鲁迅先生作为现代乡土文学的发起人，他并没有把创作视角仅仅停留在对一隅之地的风俗习惯的描绘和方言土语的使用上，而是把从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角度把地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表层现象与国民性格的深层底蕴相结合，从中挖掘出隐秘的心理与意识的冲突，把对现实的白描转化成一种对人性的深邃思考。在对地域风俗的描写上，鲁迅先生受传统文人忧国忧民的思想、受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着力揭露社会假、丑、恶的一面，从哲学的高度对乡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如民俗“祝福”在鲁迅笔下是富人地主家才能享受的特权；祥林嫂被“抢婚”是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意志的扼杀；短衣帮们站着喝酒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对劳动人民的歧视；代表着封建迷信思想的“人血馒头”沾的是革命者的鲜血„„在这里，鲁迅先生的理性批判精神促使他致力于国民性再造，他把对乡风民俗的描写，与启蒙的宗旨，深邃的思想，精粹圆熟的艺术融为了一体，构筑了一个对旧中国儿女充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复杂感情的艺术空间。

第二篇：文学风格论

第十三章：文学风格论

无论古今中外，大凡优秀作家的创作，总是有着鲜明的个性，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在一定的时期、地区，那些创作风格相似或相近的作家，又可能形成一定的文学流派；而那些具有较大势力的文学流派，则往往以其自觉的理论主张、艺术追求和创作实绩，在文学领域内掀起风靡一时、影响深远的思想潮流，这就是文学思潮。总之，文学风格、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乃是文学创作达到一定水平和境界所形成的重要现象。

一、文学风格的涵义

在文学史上，不同作家的作品在文风、趣味、情调、境界上往往是相去甚远、迥然不同的，李白与杜甫，一绮丽飘逸，一沉着典雅；鲁迅

与郭沫若，一冷凝犀利，一淋漓酣畅；巴尔扎克与雨果，一形象真切，一热情澎湃；米兰·昆德拉与萨特，一寓意深邃，一观念直露。而这一切，都是每个作家文学风格的表现。

中西方文论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风格的研究。在古代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就有“风格”一词，在希腊文中该词表示那种长度大于厚度的直线体，其中有一个含义是指写和画所使用的雕刻刀；罗马人吸收了这一含义，扩展为技巧、手法、笔迹的意思，在古罗马作家特伦斯、西塞罗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该词指组成文字的特定方式，进而指用文字装饰思想的特定方式。我国古代不大用“风格”一词，与之相对等的是风趣、风气、风神、滋味、格调等概念。那么，什么是文学风格呢？

文学风格是一个带有总体性、全局性的概念，如果只是孤立地取出其中某一个方面、某一种因素而不及其余，势必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风格，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就是１８世纪法国学者布封在一篇名为《论风格》的演说中提出的“风格就是人”的命题，这一命题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即风格必须以人为本，以人的主观精神修养为根柢，包括人的道德、品格、情感、胸襟、趣味等等。唯其如此，这一命题才赢得了后来许多人的认同，黑格尔说：“法国人有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黑格尔：《美学》第１卷，第３７２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马克思也说：“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７页。）我国古代文论中历来也有“文品即人品”、“文如其人”的说法，意思也大致接近，较早是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所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后来宋濂在《林伯恭诗集序》中说：“诗，心之声也。声因于气，皆随其人而著形焉。”叶燮在《原诗》中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说：“诗品出于人品”。以上这些论述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文学风格乃是以作者主观的人格修养为根基，作者的人格修养常常能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什么样的作者，便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以何种人格修养作为根基，作品便会呈现出何种品位、趣味和格调。文学风格不仅以内在的人格修养为根基，而且要通过客观的、物化的形象和形式表现出来，缺少这种外在的形象和形式，文学风格仍然不能成为现实的存在，文学创作是“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的过程，因此文学风格乃是“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的产物，或者说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而这种外在的形象和形式本身也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作家要形成风格，一件要事就是必须做到对于这种客观的艺术规律的顺应和契合。正像在文学史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作家在创作中如果采用不同的题材或体裁，则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表现工业题材与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风格不一，描写市民生活与描写校园生活的作品风格殊异，小说的风格不能与戏剧一致，诗歌的风格也总是与散文有不小的区别，这都是常识范围内的事，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如果他表现不同的题材，或采用不同的体裁，最终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也会迥异其趣。瑞士学者沃尔夫冈·凯塞尔说：“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同一作家的两部作品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之下，很难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重新认识那位曾经写作戏剧的创造者。„„另外一个明显的例是歌德的《葛兹·封·伯利欣根》和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们还可以再加上这些年代各式各样的抒情诗。假如我们利用这种解释来帮助，说这刚好是关系到各种不同类别的作品的事情，让风格的差异可以理解，那么我们至少必须承认，在各种类别中有一些规定风格的力量。”（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第３７２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但是不管这客观的方面如何切要，它也不能是孤立存在、与主观因素相睽离的，而是必须始终受到作家内在的人格修养统摄的，客观的艺术规律只是在作家人格修养的规范之下才能发挥作用，艺术形象和艺术形式的生命只是受到作家情感和智慧的灌注才能显得光彩熠熠。德国学者威格纳特将风格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比成衣服和肢体的关系，他说：“风格并非安装在思想实质上的没有生命的面具，它是面貌的生动表现，活的姿态的表现，它是由含蓄着无穷意蕴的内在灵魂产生出来的。或者，换言之，它只是实体的外服，一件覆体之衣；可是衣服的褶襞却是由于起因于衣服所披盖的肢体的姿态；灵魂，再说一遍，只有灵魂才赋予肢体以这样或那样的动作或姿态。”（威格纳特：《诗学·修辞学·风格论》，《文学风格论》第１５－１６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关于风格，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把风格理解为文辞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亚里斯多德主要在修辞学的领域内讨论风格问题，古印度的毗首那他认为，风格只是连缀词句的特殊形式。我国古代文论也常常以文辞形式作为划分文学风格的依据，曹丕《典论论文》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刘勰《文心雕龙·定势》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由此可见，文辞形式确实是构成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仅此也还是不够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那怕是同一种体裁形式，在表现不同的内容题材时，也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试看下面的两首唐诗，一是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一是王昌龄的《塞下曲》：

饮马度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虽然这二者均属五言律诗，但有谁能说它们的风格是一样的呢？另外，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虽然同属散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与契诃夫的《海鸥》虽然同属戏剧，萨特的《恶心》与加缪的《局外人》虽然同属小说，但其风格都是相去甚远的。可见在文学风格的概念中在肯定形式的意义的同时还不能排除内容的作用，毋宁说文学风格恰恰是内容与形式的水乳交融。在这一点上，前苏联学者米·赫拉普钦科的一段论述值得首肯，他说：“艺术作品的风格组织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形式的独特性，而且还有内容的某些方面的独特性。人们经常称为形式的东西——诗情语言、情节、结构法、韵律等等，——所有这一切，在一般意义上，都包含在风格之中，可是，除此之外，风格还包括揭示思想、主题的特点，对人物的描写，艺术作品的语气的因素。„„应该着重指出：标志出风格来的，不是这些或那些个别的形式和内容的因素本身，而是它们的‘融合体'的特殊性质。”（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第１４１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对什么是文学风格下一个定义了：文学风格从本质上说，是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的有机融合体，它是作家在主观方面的个人独特性在创作过程及其物化的成果——作品中的体现，它不但在作品的形式上，而且也在作品的内容上表现出来。这里还须指出的是，一般作家虽然在创作上都可能显示出某种个性特点，但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风格是较高的、甚至最高的要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称得上风格的个性特点起码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这种个性特点具有开创意义，它必须成为某种起点，并有力地影响着以后的文学风尚，像李白、杜甫的诗，辛弃疾、李清照的词，关汉卿、王实甫的戏曲，都曾起过开一代风气的作用，从而都是有风格的。二是这种个性特点必须非常鲜明和清晰，它不应是含糊不清、朦胧暧昧的，而应是让人不假思索和一目了然的。鲁迅在３０年代十分险恶的斗争环境中为了避免种种麻烦，在发表杂文时常常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但是无论是广大读者还是国民党文化特务，仍然能够分辨出他的作品，正说明了其杂文创作有着极其鲜明的风格。三是这种个性特点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贯串在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中，不能说一个作家写了一两篇有特点的作品就有了风格，风格应是一个作家的一批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像海明威“硬汉小说”的风格就不只是靠一两篇作品确立的，而是靠《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一大批作品而蔚为大观的。正因为需要这样几个条件，所以文学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作品达到较高境界的尺度，无论哪一个作家，都应以形成自己的风格为最高目标，说一个作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或说一部作品显示了某种风格，对于这一作家、作品乃是一种最高的褒奖。

二、文学风格的成因

文学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总的说来，主要有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实际起作用的时候，这两个方面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的，这里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才将其分开来加以分析。

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从根本上影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军事斗争、阶级状况、民族关系、文化背景等都可能对作家的创作个性产生制约作用，并最终在文学风格上体现出来。例如所谓“魏晋风骨”，就是在特定的社会状况下形成的一代诗风。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各个统治集团之间的相互倾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民不聊生、饿莩遍地。由于农民起义的有力打击，汉王朝的统治行将崩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也开始动摇，而知识分子在这失序的社会状态中却解除了思想禁锢，滋生了离经叛道的倾向，敢于直接暴露社会黑暗，大胆表达内心意愿，于是他们往往击节高歌、直抒胸臆，其作品勃发出慷慨多气、悲怆激越的风致，形成了特有的风力和气骨，表现出刘勰所说的“雅好慷慨”、“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涌现了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一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试看曹操的《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从中不难了解所谓“魏晋风骨”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因果关系。再如法国１８世纪启蒙文学以浓厚的哲理意味而形成鲜明的风格，便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１８世纪启蒙运动以推翻封建统治和破除神学伪说为己任，以照亮思想、启发理性为宗旨，标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在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将理性悬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崇尚自然、崇尚人性，主张在现实中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王国”。而当时一批启蒙运动的斗士也就是作家，他们都致力于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对深奥难解的哲学道理加以阐释，做了大量普及和推广的工作，以唤醒人民起来反对封建制度、封建贵族和宗教迷信，因此像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波斯人信札》、《布鲁图斯》、《拉摩的侄儿》、《爱弥儿》等作品哲理化风格的形成，便表现出共同的文化特点，或者说它们本来就是整个文化氛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种种个人原因也是影响文学风格的重要原因，其中包括作家的生活经验、思想观念、个人的气质、性格等因素。例如作家的思想观念就是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成因。文学风格总是包含着作家的哲学、政治、伦理、宗教、美学、艺术等方面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作家文学风格的形成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苏轼

和辛弃疾

都是宋代著名词人，他们的作品都可以归入豪放一派，但是细玩其风格，却又甚为判然，相比之下，苏词更加旷达超脱、潇洒自如，辛词更加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这只须比较下面两首词便可见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如果深究这二者风格的殊异，则可追溯到二人的思想根基，在苏轼的旷达情趣中更多表现出佛道二家的出世思想，在辛弃疾的愤激心情中则更多流露出儒家的入世精神。又如作家的气质、性格对于文学风格的影响也颇为显然，如果作家的气质和性格不同，哪怕是父子兄弟，写出来的东西也往往是风格迥异的，恰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不能以移子弟。”如果作家的气质和性格不同，哪怕写的是同一桩事情，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红楼梦》第７０回写暮春之际，大观园众姐妹结社填词，虽然都以柳絮为题，但词风互异其趣。林黛玉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 凭尔去，忍淹留！的《唐多令》写道：

薛宝钗 的《临江仙》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 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前词托物言情，写得缠绵悲戚；后词翻出新意，写得雄心勃勃，这正是黛玉、宝钗二人个性的折射。

必须指出的是，从上述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出发只是揭示了文学风格形成的社会学根源，还不足以说明文学风格形成的心理学根源。文学风格作为文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它的形成还有着特定的心理基础。

在风格研究中曾经盛行过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风格的形成是出于在审美活动中节约心灵力量的规律，斯宾塞说：“决定选词和用词的一切规则的基础，我们认为是这样一个主要的要求，即珍惜你的注意力”。俄国历史文化学派文论家亚·维谢洛夫斯基也对此表示首肯，他说：“风格的优点恰恰在于，它能以尽可能最少的词来表达尽可能多的思想。”但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认为事情并不像节约心灵力量规律所揭示的那样，因为节约心灵力量的规律是建立在习惯成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一旦人的感觉和动作变成习惯性、自动化了，那么感觉便将趋于迟钝，动作也将变得带有机械性了，这恰恰不利于形成风格，而是走到了风格的反面。据此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了“陌生化”的原则，即通过结构布局、语言技巧、修辞手法等形式因素的颠倒、重叠、浓缩、扭曲、强化、延缓而使文学语言对日常语言产生疏远和变异，从而使人从麻痹、迟钝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产生耳目一新的感受，这就是风格产生的心理机制，什克洛夫斯基据此断言：“我个人认为，凡是有风格的地方，几乎都存在陌生化手法。”（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四篇论文》第１３页。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艺术心理学家维戈茨基的赞同，他明确指出，斯宾塞所提出的节约心灵力量原则是不适用于艺术风格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恰恰遵循的是相反的原则，他说：“至于艺术，那么占优势的恰恰是相反的原则，即神经能量舒泄的消耗和耗费；我们知道，这种舒泄和消耗越多，艺术就越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我们的审美反应，首先是作为破坏而非保存我们的神经能量的反应向我们显示出来的，它像爆炸，而不像斤斤计较的节约。”（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第２６８页。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什克洛夫斯基和维戈茨基对于风格的心理基础的揭示可以在前人大量的论述中得到印证，叶燮说过：“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已不击节；数见则益不鲜；陈陈踵见，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耳。”（叶燮：《原诗》内篇。）由此可见，文学风格的心理背景其一大要义在于创新和突破，在于独创，在于首创。

但是肯定这一点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越是标新立异、嗜怪求僻就越有风格，一味求新而失却一定的规范和法度，则势必流于混乱无序和摇摆不定，缺乏必要的稳定和秩序，对于风格的形成只会产生消极作用。包世臣说：“比如有人焉，五官端正，四体调均，遍视数千万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谓之真异人乎哉？而戾者乃欲颠倒条理，删节助字，务取诘屈，以眩读者。是何异自憾状貌之无以过人，而抉目截耳，折节 胁，蹒行于市，而矜诩其有异于人人也耶？”（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这样，就文学风格而言，就有两种倾向必须避免，一是踵陈习旧，乃有剿袭雷同之弊，一是追新逐异，乃有芜杂秽乱之病，二者皆不可取，看来有必要在这两极的中途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度，唯有这个度才是创立风格的最佳条件。关于这个问题，国外的一些理论值得借鉴，美国学者伯克霍夫提出这样一个公式： Ｍ＝Ｏ／Ｃ

其中Ｍ代表审美尺度，Ｏ代表有序性，Ｃ代表复杂性。按照这个公式，审美尺度（Ｍ）与有序性（Ｏ）成正比，与复杂性（Ｃ）成反比。前苏联学者艾依泽克则提出另一个公式，即：

Ｍ＝Ｏ×Ｃ

就是说，艺术感知和艺术享受的强度（Ｍ）与艺术现象的有序性（Ｏ）和复杂性（Ｃ）均成正比。（见鲍列夫：《美学》第２５０－２５１页。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总之，不管是哪种意见，文学风格的形成都与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创新、变革）和有序性（规范、法度）相关，离开了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不能真正揭示文学风格的心理成因。

三、文学风格的演变

如果说以上社会的和个人的因素影响着文学风格的产生的话，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旦这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其文学风格最终也不能不发生变化。在这个问题上，李商隐就很具代表性，据吴调公先生分析，李商隐七律诗的风格一生凡三变，即从早年应举时期的俊丽挺拔到中年求仕时期的婉丽深稳，再到晚年幕府生涯时期的凄丽悲凉。即使是晚年的凄丽悲凉风格亦数变，可以分四个阶段，一是在桂州作幕阶段，这一阶段他吸收了韩愈和杜甫的风格，把远方景物的萧森情境和仕途偃蹇的失意情怀交织起来，突出了晦冥萧瑟的风格；二是离开桂州在长安小住阶段，由于获得当时政治中心的一些见闻，他的爱国忧时心情重新燃烧起来，这一阶段的诗歌亢亮郁苍与高华浑朴兼而有之；三是在徐州作幕阶段，这一阶段以《偶成转韵七十二句》为代表的诗作兴会淋漓代替了忧思婉转，慷慨高歌代替了如泣如诉；四是其妻王氏死亡，严重的精神打击使其诗风产生了急遽变化，以回顾生平的杰作《锦瑟》为此期的代表作，从高昂健拔转入凄苦酸楚，比起此前的忧郁萧瑟更加深了一步。由此可见，李商隐

晚年诗歌的每一次风格转变，都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个人遭遇息息相关。（吴调公：《李商隐研究》第６章。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文学风格的演变往往是作家创作活力的表现。形成自己的风格，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但是如果他一经形成某种风格，便就此固定下来，裹足不前，那么势必不断地重复自己，蹈袭自己旧日的足迹，尽管在创作水平上可能有所提高、有所前进，但毕竟使人感到似曾相识，感到单调、乏味，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再可口的美味佳肴缺少变化也会吃腻。因此作家不仅简单重复别人的风格不行，即使简单重复自己的风格也是不可取的。王蒙

说：“一个青年作家以为自己的路子已经成功了，‘定'下来了，不要轻易改变了。一旦这样固定下来，按既定风格写，就会走上写姊妹篇的窄路，一、二、三、四，连写几篇，风格乎风格也，彼此模样相仿，不但是嫡亲姐妹甚至像孪生姊妹，读者的兴趣就会逐渐凉下来。”（王蒙：《论风格》，《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４３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古往今来的文学大师大都是在创作风格的不断演变中确立自己的崇高地位的，巴尔扎克的创作以写实风格著称，但是也曾写过像《驴皮记》这样带有荒诞意味的作品；鲁迅在创作《呐喊》、《彷徨》之前也有一个从浪漫风格向写实风格转变的过程，之后又过渡到《故事新编》借古讽今的速写和漫画风格。如果他们的创作风格始终如一的话，那倒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可能他们的创作成就也不会达到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高度，起码也要逊色一些。

对于不同作家来说，文学风格朝着什么方向变化发展并不是相同的。有的作家其风格更加趋于成熟，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高，格调和境界更高，在文学史上占有的地位也更高，如普希金，由于早年受到十二月党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带有明显的启蒙主义色彩，张扬民主思想、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如《自由颂》、《致恰尔达耶夫》、《致大海》等，在这些作品中回荡着理想和激情的音调；后来他因思想激进而被流放和幽禁，接触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开始注意俄国的农民问题，同时他大量搜集民间故事、民歌和童话传说，钻研俄国历史，创作风格开始向平实、朴素转化，写出了像《杜布罗夫斯基》、《上尉的女儿》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风格的演变也有相反的情况，思想水准和艺术水准等而下之，格调和境界一落千丈，如果戈理，他开辟了俄国文学中的讽刺艺术的先河，像《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作品，以泼辣、犀利的笔触对于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官僚、政客、地主进行了无情的讽刺；然而到了晚年，由于思想矛盾的加剧，同时也由于受到斯拉夫思想的影响，虽然意识到农奴制崩溃的不可挽回，但又不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力图将俄国推向古代宗法制社会，他的文学创作也转向阴郁沉闷和悲观失望，最后甚至在极度的苦闷中自己将《死魂灵》第二部付之一炬，当然在这一变化中他个人的身体状况恶化，长年折磨他的癫痫病的加重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

四、文学风格的艺术辩证法

文学风格的表现方式和变化过程往往受到多种矛盾的牵制，而历来文学风格恰恰是在这多种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不断发展的，表现出丰富的艺术辩证法，对于这种艺术辩证法的探讨和把握，将对促进文学风格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首先，文学风格是多样性和同一性的统一。

文学风格一共有多少种？这可能是无法罗列穷尽的。以我国古代文论为例，曹丕《典论论文》分为４种（“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分为８种（“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皎然《诗式》分为１９种，即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诚、闲、达、悲、怨、意、力、静、远；更有甚者，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竟分为２４种！即雄浑、冲淡、纤浓、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然而风格的分类肯定还可以再深入和细密下去。这种情况正说明了文学风格具有多样性。

文学风格的多样性首先来自作家个人个性气质的多样性。前面讲到，影响文学风格的因素之一是作家个人的气质性格，而作家的气质性格是多种多样的，这就势必使得文学风格呈现出多样性。关于这个问题李贽说过一段很好的话：“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故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扬，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李贽：《读律肤说》，《焚书》卷３。）就拿唐诗来说，既有《春江花月夜》的华丽典雅，又有《登幽州台歌》的悲酸苍凉，既有《北征》的平易直白，又有《蜀道难》的雄浑奇崛。既有“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闲适安逸，又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寥廓，既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清新明快，又有“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的奇特精巧。而这多种多样风格的形成，都与作者个人的自然性情不无关系。文学风格的多样性也来自作品所采用的题材的多样性。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题材是丰富多采、摇曳多姿的，因之表现这些题材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只有同一种风格。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和熟悉的领域，因而他们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不同，其风格特色也就迥异其趣，他说：“他们对自己面前遇到的一切任何形象并不是同样乐意地用来填补自己的想象；他们的目光特别仔细地审视他们最感兴趣的那个生活领域的特点。„„心理分析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有的诗人最感兴趣的是性格的勾描；另一个则是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冲突对于性格的影响；第三个诗人是情感和行为的联系；第四个诗人则是激情的分析；而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童年〉和〈少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战争故事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５辑，第１６１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描写心理活动的题材是如此，描写现实生活和人物形象的题材也是如此，一般说来，描绘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应有雄浑劲健的风格与之相应，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波澜应有细腻委婉的风格与之相应，歌颂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适宜用高亢激昂的格调，刻划普普通通的凡人小事则适宜用平实素朴的格调。

提倡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发展是促进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前提，它鼓励作家去描写自己所熟悉的题材和内容，用符合自己个性禀赋的方式去进行创作，通过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去实现自己的美学追求和审美理想，这是与那种给作家套上种种思想禁锢，为文学创作划定种种禁区的做法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文化专制主义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的严重钳制时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７页。）应该说，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无论文学风格如何丰富多样，一定时代、民族、阶级的文学仍然具有某些带主导性的风格，不同作家的创作风格仍然存在着某种同一性，这是由这一时代的民族、阶级所处的特定矛盾、所流布的精神气候、所涌动的思想情绪、所盛行的趣味风尚决定的。这时无论作家所反映的客观生活，还是作家个人的思想情绪，都包含着某些趋同的方面，这就是文学风格尽管丰富多样但仍然不失其同一性的原因。雪莱说：“在任何时代，同时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雪莱：《〈伊斯兰的起义〉原序》。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诗人和哲学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一样，在一种意义上是他们时代的创造者，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他们时代的创造物。最最卓越的人物也无法逃脱这种支配。荷马和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维吉尔和贺拉斯，但丁和彼特拉克，莎士比亚和佛莱却，屈莱顿和蒲伯，都有类似之处”。（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原序》。《外国作家谈创作经验》上册，第１３８－１３９页。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要说明的是雪莱这里所对举的若干人物都是时代相近、国籍相同的伟大作家，他们既有各自的个性，又有彼此相通的共性。我国文学史上也不乏其例，譬如南宋时期，外族入侵，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山河破碎，家国沦丧，烽烟四起，生灵涂炭，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不能不成为当时的进步作家忧心的头等大事，而南宋王朝采取的投降主义政策压制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抗敌热情，加剧了民族的深重灾难，这就导致当时的文学创作蔚成了慷慨激昂、悲愤激越的主旋律，像陆游、辛弃疾、陈亮等爱国词人的作品就是如此，如“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辛弃疾）“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陈亮）这些千古佳句尽管仍然不失个人的明显特点，但在风格上却表现出明显的同一性。其次，文学风格是变易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如前所述，作家由于受到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创作风格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创作风格的单调划一只能被视为才能欠缺的表现，正如在文学史上经常看到的那样，一个成功的作家在一生的创作道路上往往要经历多种风格的嬗递，这种风格的变易性正是他艺术生命生生不息、辉光日新的表现。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不管一个作家的风格如何变化，只要他的创作是发自内心，出于他真实的个性，最终仍然能够从中寻得一以贯之的方面，找到它们相互钩搭连环的某些迹象，就像猎犬总是能够循着猎物所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的踪迹一样。这就是说，不管作家的风格千变万化，在其不同的风格中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因为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出发点——“风格就是人”，再多变化的风格也是出于作家的自我，最终都是在这一点上得到联结。例如王蒙在新时期创作的小说，其中有一些篇目如《风筝飘带》、《蝴蝶》、《布礼》、《春之声》等，曾以被评论界称为“意识流”的奇特风格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在王蒙来说，这种新的风格却不是九天落花、无由而至的，它的渊源很深，甚至可以追溯到５０年代初他写《青春万岁》的年月。《青春万岁》第３４节就写得颇为出格，整整一节完全离开了人物和故事，来了一大篇看来似乎毫不相干的旁白。据王蒙自己讲，这样做是因为写了那么多中学生的生活画面以后，想跳出来，拉开“距离”看一看全景、远景和中景，这样，不论是在思想意义上还是在审美心理上，都会比一味地沉浸在人物故事中不能自拔更丰富，更多给人一点东西，而这恰恰与３０年后《布礼》等作品的风格相通：“《布礼》中时间的跳跃，除了是否意识流可供讨论以外，其实，也是造成距离感的一种手段。”（《王蒙致高行健》，《新时期作家创作艺术新探》第４４４－４４５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王蒙也讲过：“重视艺术联想，这是我一贯的思想，早在没有看到过任何意识流小说、甚至不知道意识流这个名词的时候，我就有这个主张了。”他论述这方面主张的较早的一篇文章写于１９６２年。（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新时期作家谈创作》第４６７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可见王蒙的新时期小说创作所发生的风格嬗变原是在其创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埋下了很深的根由，从这一点上看，日后像《布礼》等带有“意识流”风格的作品的出现并不是不可思议、无迹可求的，而是往日的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合乎规律的延续。

当然，就像液态的水变成水蒸汽不仅需要不断地加温，而且需要到达沸点那样，虽然从水到水蒸汽的变化是一个连续过程，但毕竟是从渐变走向了突变，这就需要一定的条件。文学风格的变化亦然，从一种风格的萌芽到真正形成，也是一个从渐变到突变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完成。还是以王蒙的创作为例，他的“意识流”小说风格的真正形成，固然有着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的伏笔，但最后在新时期蔚为大观，则是得力于新的时代条件，得力于适宜的精神气候，总的说来，一是新时期以来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到处呈现出斑驳绚烂的色彩，雄浑多样的音响，变化多端的节奏，而这一切都呼唤着文学以新的手法和新的形式来加以表现；二是经过“十年**”以后，人们受到压抑和钳制的心灵世界迫切地需要得到抒发，人们的心理矛盾和灵魂的撞击需要得到表现，人们内心的痛苦、悲酸和苦涩需要得到倾诉，人们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需要得到描述，这一切又要求文学改变观察问题的视角和层面；三是种种思想禁区被打破，国外现代派文学特别是意识流作品的大量翻译引进，为作家的借鉴吸收和为我所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王蒙小说的创作风格才有可能在保持其总体的连续性基础上实现从渐变向突变的飞跃。

第三篇：文化自信与文学发展

文化自信与文学发展

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白 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是《春秋》大义中最核心的观念，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根本所系

要营造和构建属于自己的“一方邮票”，使自己具有文化上的代表性与艺术上的辨识度，创作者的文化自信至关重要

书写中国经验让作家们的文化自信更加强烈，也更加坚定，作家具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够更加敏锐地发现中国经验中新的文学形象，准确地把握和书写中国经验

文化上要恢复中国文化的元气，发挥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将世界上一切可能吸收的优秀文化都融入自己的体系中，形成一种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相互融合并具有自主性的文化

张江：“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根本上来源于此。文学是砥砺精神的事业。文学作品追求以精神的力量征服人、感染人、塑造人，首先要求作家在内心深处对本民族的文化高度认同，建立强烈的文化自信。

充分挖掘民族优秀文化资源

刘跃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三个“更”字，凸显了文化自信的独特性和重要价值，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

中华民族在交流融合过程中，犹如满天星斗，百川归海，形成了共有的文化血脉。周秦起自西陲，协和万邦，融合南北，开创了书同文、车同轨的时代。汉唐盛世，万邦朝奏，疆域辽阔，汇为一统。康乾盛世，乾隆皇帝秉承康熙旨意修建历代帝王庙，强调“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在乾隆眼中，“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是《春秋》大义中最核心的观念，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根本所系。

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中华文化，在各种文明交往中具有强烈的文化感召力。周秦汉唐时期的文化已经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有着广泛深入的交流，产生了一簇簇中外文明交流与碰撞的火花，缔造了一段段东西文化友谊的历史佳话。3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创造中华文明辉煌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充满自信地传播着中华文化，不仅滋育了华夏儿女，也对周边国家乃至欧美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历了古代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把精华积淀下来，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奋发向上、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黏合剂。“先哲留嘉谟，后人当勉就。”在追寻“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应当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深刻把握当代社会脉搏，牢固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创建新的文化形态，创造新的文化辉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

文学自强需要文化自信

张江：无论历史还是现实，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坚定文化自信的民族。但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文艺工作者缺乏应有的文化自信。少数创作者对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资源视而不见，反而对西方文化情有独钟，甚至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邯郸学步，迷失自我。文学自强，根本上是精神的自强，具备刚健自信的内在气质。

白烨：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愿景、文化繁盛的伟业、精神自强的达成，都密切相关，当然也与文学息息相关。文化自信关乎文学自强，文学自强需要文化自信。

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作家经由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事，并通过讲述故事来反映现实。讲述故事的人对于自己文化的认同程度，决定了他在故事讲述中的思想取向，以及故事本身的精神含量，这也内在地决定了他在讲什么样的故事，以及故事究竟讲得怎么样。

作家贾平凹曾谈到，置身于当下中国的时代氛围与文化环境中的作家，必然会有中国心、中国味、中国腔。而直面我们的现实，思考面临的问题，讲述当下的故事，就是在向人类提供中国经验。贾平凹虽然是由长篇小说《带灯》的写作来谈个人创作体会，但他由此感觉到的、领悟到的，既表现了一个中国作家对于自己国情和自己文化的清醒认识，又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诠释了文化自信与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

对于作家而言，如何更好地认知现实、把握生活，需要一定的文化自信在背后起主导作用。我们的社会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甚至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还会善恶并存、美丑混杂。面对这样一时氤氲不明的状况，就需要写作者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用崇高的理想情怀和坚实的人文精神拨云见日、去伪存真、介入生活、反映现实，并引领人们在生活中向善和向上。

文学写作，既贵在创新，又讲究个性。而无论是创新之追求，还是个性之探求，都需要在艺术的形式与风格上，继承和发扬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更需要在立足于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去营造和构建属于自己的“一方邮票”，使自己具有文化上的代表性与艺术上的辨识度。要实现这一切，创作者的文化认知与文化自信，以及在创作过程中对于文化自信的具体践行，都是至关重要的。

自信地书写中国经验

张江：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取得，以及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正在被不断夯实和加强。这里有一个对中国经验的逐步发现和认知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经验独特价值的显现过程，必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建构过程。文学上的文化自信，包含在整体的文化自信之中，它与中国经验构成了互为助力的关系。文化自信是文学之“钙”，强健着文学的筋骨；文学的发展反过来又影响文化自信，辉煌屹立的文学高峰，必然进一步夯实和强化文化自信。

贺绍俊：21世纪前夕，学者季羡林以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预言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信心。当时也有不少人对季老的预言表示怀疑。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各个方面创造的成绩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中国经验也成为人们热烈研究和探讨的专用名词，中国经验仿佛一再地为季老的预言提供证明。中国经验是当代文学最生动、最新鲜的写作资源，作家们也在以文学的方式书写中国经验，揭示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而在这种书写中，作家们的文化自信心更加强烈，也更加坚定。诗人梁平就以“三十年河东”为题写过一首充满激情的抒情诗。诗人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中找到了最具典型性的塑造崭新中国形象的元素，让这个崭新的中国形象站立在坚实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内涵上。因此，诗人不仅关注特区建设、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百万大裁军、香港回归、三峡工程、航天事业等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把目光投注在流行时尚、央视春晚、志愿者行动等文化现象上，从而对中国经验作出了一名诗人独特的理解，比如他将特区建设比喻为“一部真实的中国版的《老人与海》”，就在政治和经济的解读之外，对特区做了文化的解读。诗人之所以能够酣畅淋漓地泼洒诗意来塑造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就在于他内心充溢着的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作家具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够更加敏锐地发现中国经验中新的文学形象，准确地把握和书写中国经验。中国崛起后，不少外国人也来到中国寻求发展，孙颙的长篇小说《漂移者》就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马克。全球化时代兴起的移民文学主要描写的就是由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的人物形象。孙颙在认识中国经验时表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心，他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的文化语境的新变：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中国不再是被动和弱者的姿态，冲突和对抗也不再是碰撞的主旋律。孙颙非常真实地反映了马克如何改变自己的文化优越感，主动去适应新的文化语境，学习如何在一个崛起的后发展国家中生存和发展。

中国经验也将文化自信注入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之中，使现实主义更加充满生机。现实主义并非简单地客观反映现实，而是处理现实经验的眼光和能力，当我们的现实主义有了强大的文化自信心时，我们不仅讴歌真善美理直气壮，而且也有了更大的勇气去批判假丑恶。中国经验必将为人类文明添加精彩辉煌的一笔，对此当代作家应该充满自信心。

文化自信是文学创新的驱动力

张江：有文化自信才有文学创新。那些模仿国外作家作品的做法，说到底，是骨子里缺乏自信。中国文学的创新，最大的源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当前，这场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波澜壮阔的成就。这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创举，完全可以在作家书写的过程中转化为文学的创新。我们目前缺乏的，是发现的能力、转化的能力。

徐兆寿：在中国历史上，两次西学的融入都带来文化上的震荡、迷失与自我否定，最后又是回归自我，找到文化基因中蓬勃的生命力而重塑自我。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根本的自信，它也是文学创新根本的驱动力。但文化自信并非凭空产生，也非你想拥有就能拥有的。中国人过去的文化自信来自每一个中国人自信为世界的中央之国，自信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使有如唐玄奘觉得中国人缺乏生死之教，到西方去取经，以此弥补中国人的信仰缺失，但一说起“东土大唐”还是自信满满，而西方世界则是妖怪丛生、蛮荒无稽的边缘地带。中心还在中国，所以就有了自在、自主、自由的精神主体。

100多年来，我们丧失了这种中心地位，缺失了精神主体，我们的文学愿景常常是到非自主的西方世界去拿一个奖牌，以此确立自己的自信。它的背后是文化的不自信。而文化不自信的背后是两个维度的缺失，一是对中国5000年文化基因的否定，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历史本我；二是对当代中国国力的不自信，从根本上动摇着中国人的信心。

所以我们总是说中国文学缺乏钙质，这个钙就是不自信。那么，如何确立文化上的自信呢？从中国古代的经验来看，国力的强大仍然是最大的自信源泉，也就是说，仍然要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国力。另一方面，则是文化上要解放传统文化，恢复中国文化的元气，同时，要发挥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将世界上一切可能吸收的优秀文化都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形成一种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相互融合并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要完成《史记》中所说的集百家之长，实际上也就是完成人类文化的集大成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才会有终极性的文化自信，自然也就有了自在的、自足的文学创新，就像李白在完全的自足中挥就千古绝唱一样。

张江：文学是文化的重要构成。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精神依托，也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文学始终浸润在中华文化之中，它每一个辉煌的高峰，都得益于文化的滋养和润泽。当代中国实践对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进一步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也必将为中国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第四篇：文学与文化类毕业论文题目

对外汉语系毕业论文题目

外国文学类

1.《荷马史诗》中原始战争与中国古典小说中原始战争的比较

2.但丁的作品如何体现了他作为“新时代的最初一位，中世纪的最后一位”的特点。

3.《哈姆莱特》中主人公的性格矛盾是如何体现的？

4.荒诞的喜剧色彩和严肃的悲剧色彩在《堂吉诃德》这部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 5.试从答尔丢夫的形象分析伪君子之伪在何处。

6.结合《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对比之特点，分析论述为什么美就在丑的旁边？ 7.于连的反抗给了你什么启示？

8.《高老头》一书是如何揭示金钱对人心的腐蚀的？ 9.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是如何造成的？

10.“打不败”的精神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 11.格里高尔·萨姆莎的遭遇说明了什么？

古典文学类

论《诗经》的妇女形象

论《诗经》中的战争诗

论《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论《诗经》的讽刺艺术

先秦诸子文研究(《论语》、《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屈原与楚辞研究(生平、悲剧成因、作品辨伪、思想与艺术等)《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

唐人咏物诗研究（可选择某一种，或某二、三种对比研究）

宋人咏物词研究（可选不同词家咏同一物对比研究，如咏梅等）唐人送别诗研究（可选几家，或若干首对比研究）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 论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

试谈《三言》、《二拍》的时代特色 论《红楼梦》的细节描写

论《红楼梦》整体反映生活的特色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红楼梦》中的服饰研究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

从《桃花扇》中李香君形象看明末清初文人思想转化 《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研究 《红楼梦》贾雨村形象的文化寓意

中国现当代文学类

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周作人、曹禺等作家作品研究 沈从文、艾青、丁玲、赵树理、张爱玲、朱自清等作家作品研究 沙汀、艾芜、胡适、徐志摩、无名氏、钱钟书、梁实秋等作家作品研究 古龙、金庸、梁羽生等新派武侠小说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农村题材小说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青年题材小说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妇女题材小说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爱情题材小说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战争题材小说研究 郁达夫小说的欲望主题

鲁迅小说中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关系 鲁迅作品中的妇女形象

《伤逝》中的子君、涓生形象分析 《伤逝》的主题分析 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

有关《围城》主题或艺术特点的研究

有关张爱玲的研究（作家心理、创作特点、作品主题、作品艺术成就等）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倾城之恋》、《金锁记》为例 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特点 萧红作品中的景物描写特点

论丁玲三、四十年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郁达夫小说的欲望主题 闻一多诗歌的唯美主义特征 《骆驼祥子》中的个人主义观念 论曹禺戏剧中的伦理冲突 穆旦诗歌的悖论特征 苏童、余华、莫言小说研究 余光中诗歌、散文研究 张恨水、金庸、古龙小说研究 白先勇小说研究

梁实秋、钱钟书小说研究

当代重要文学流派研究（包括革命样板戏、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等）当代重要作家研究（包括赵树理、孙梨、汪曾祺、张炜、铁凝、余华、史铁生、韩少功、王蒙、王安忆等）论张洁小说的艺术特色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以某位女作家为例 任选当今一个散文作家的作品进行评论

任选当今一个小说作家的作品进行论述

任选当今一个诗人的作品进行论述 试论王蒙小说的艺术特色

试论王安忆小说的艺术特色 “寻根小说”论

先锋小说的叙事特征

余华论

朦胧诗研究

样板戏研究

都市小说研究

从女性写作角度评陈染的创作

《我与地坛》中的情感、思想或艺术特点研究等

文学理论类

论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

论美在文学作品意义生成中的作用 试析文学作品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读者阐释与作品意义生成 叙事文本细读

中国文化类

《大学》文本与朱子之格物说 心与理——以阳明学为中心 朱子论未发已发 “五常”的现代诠释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以张载哲学为中心 论“诚”——《中庸》管窥

德与位——《论语》中所见君子与小人之辨 聂双江的动静观

王阳明的“四句教”与王龙溪的“四无说” 张载的气论

朱子理一分殊说析论 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五四”语境与中国的自由主义 简论“慎独”

中西文化比较及跨文化交际类

试析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 试析东西方时间观与跨文化交际

试析中西文化差异对对外汉语教育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试析跨文化交际中的移情障碍及其克服 试论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试析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负迁移与适度文化移情 试论文化多样性视域下对外汉语教育的价值取向 试论中西文化比较中的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 试析网络广告与跨文化沟通

试析跨文化沟通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试论文化差异对跨文化沟通的影响

试析从孔子学院看汉语言文化推广的模式与效果 试析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从中西思维图式差异视角试析跨文化交际教学 试论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模式 试析高校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 试析跨文化沟通中的深层语言障碍问题

试论媒介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媒介形态关系分析 试析跨文化沟通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第五篇：第一节 清代文化与文学概况

第三章 清代文学

第一节 清代文化与文学概况

一、清代文化概况

1、独尊程朱理学

清朝廷的设立悉依明制，利用汉族的儒家思想控制社会思想文化，规定学习《四书》、《五经》、《性理》诸书，科举考试用八股文，取《四书》、《五经》命题。康熙皇帝特别崇尚朱熹，曾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言》）。康熙皇帝还升朱熹为孔庙大成殿配享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宋代理学遂成为清代的官方哲学。

2、严厉控制社会文化思想

（1）疏：办法是编书。《明史》、《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均为其具体表现。

（2）堵：办法是大兴文字狱。文字狱案件之繁，株连之广，惩治之残酷，均从来所未有。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其典型。

3、乾嘉汉学的兴起

从学术源流看，导源于清初的顾炎武，但从社会文化根源看，则是清王朝文化专制的必然结果。“疏”与“堵”，使人们不关心当世之 务，只埋头于故纸堆，进行文字训诂、名物的考证、古籍的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当然，客观地说，乾嘉汉学家在文字、音韵、训诂、金石、地理等学术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二、清代文学概况

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说清代：“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艺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种之外，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正因为此，清代文学繁富驳杂，其发展演变较难把握。

当然，相比之下，小说、戏曲的成就最为巨大。小说方面，《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戏曲方面，《长生殿》《桃花扇》都是一流的作品。诗、文、词成就未能超越以前的顶峰时代（如诗之于唐，词之于宋），但是名家迭出，流派众多，自然也不可轻视。

第二节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一、《聊斋志异》的作者

蒲松龄（164O——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人。出生于家道衰落家庭。兄弟４人，只有他勤于攻读，文思敏捷，19岁初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进学（亦即考取了“秀才”），受到当时做山东学政的文学家施闰章的奖誉。但此后却屡应乡试（相当于全省会考）不中。他在科举道路上挣扎了大半生，直到年逾古稀，方才援例取得了个岁贡生（岁贡生又叫岁贡，科举时代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的一种。明清两代，每年或两三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升入国子监肄业，故称）的科名，不数年也就与世长辞了。

蒲松龄一生位卑家贫。31岁时，应聘南游江苏宝应，做幕僚，在同乡宝应县令孙蕙衙门里帮办文牍，但仅一年便辞幕返家。此后数年间，他辗转于本县缙绅之家，做童蒙师，或代拟、誊抄文稿，以养家餬口。康熙十八年（1679）39岁时进入本县毕际有家坐馆竟至30个年头，到70岁方才撤帐归家，终其馀年。

蒲松龄著述甚富，有诗、词、文、俚曲、杂著等集，近人辑为《蒲松龄集》。

二、《聊斋志异》的成书与流传

蒲松龄自谓“喜人谈鬼”、“雅爱搜神”，他从青年时期便热衷记述奇闻异事、写作狐鬼故事。他在康熙十八年（1679）春，即入毕 际有家坐馆前将已陆续写成的篇章结集成册，定名为《聊斋志异》。此后，他在毕家坐馆的日子里仍然执著地写作，直到年逾花甲，方才逐渐搁笔。所以，《聊斋志异》实际上是蒲松龄用了大半生时间陆续写作出来的。

蒲松龄生前《聊斋志异》只有抄本流传，逝世之后抄本流传愈来愈广。半个世纪后，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gǎo）、鲍廷博终于据抄本将《聊斋志异》编成16卷本刊刻行世，世称青柯亭本（赵起杲乃蒲松龄的老乡。清乾隆三十年任严州知府时，在府衙内的青柯亭里校订、刻板、印行蒲松龄的遗作《聊斋志异》，故世称此本为“青柯亭本”）。嗣后近二百年间的各种刊本，都由此本而出。但青柯亭本并非全本，不但删掉了数十篇小说，还改动了一些有碍的字句。60年代初，张友鹤汇集近世发现的作者半部原稿（上世纪40年代末由蒲松龄九世孙蒲文珊献出）以及铸雪斋抄本（乾隆十六年历城张希杰据济南朱氏殿春亭抄本过录）、《聊斋志异拾遗》等本子，整理出一部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三会本”不但将《聊斋志异》的原有篇章囊括无遗，而且还校正了青柯亭本删改的文字，基本上恢复了《聊斋志异》的原貌。

三、《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聊斋志异》表面是谈鬼说狐的，但却不过是借花妖狐魅反映社会人生。所以，书中无论是直接写狐鬼花妖，或是写与之相关的人、事，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折射，都寄托着作者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与态度。首先，《聊斋志异》中，有较多写书生科举失意、嘲讽科场考官的篇章。这显然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有关系——蒲松龄19岁进学，文名日起，却屡应乡试不第，断绝了功名之路。他饱受落第之苦，沮丧、悲哀、愤懑之情便假谈鬼说狐的形式发泄出来。这样的作品有《叶生》、《司文郎》、《贾奉雉》、《神女》、《考弊司》等。其中《叶生》中之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久困场屋，完全可以看成是作者自己的小传，因此小说满纸抑郁、悲愤、沉痛之情。而《司文郎》写一位盲僧人凭嗅觉判别文章优劣，对考官的讽刺可谓淋漓尽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今帘中人并鼻亦盲矣！”

其次，《聊斋志异》还有众多写狐鬼花妖与书生交往的篇章。这也是蒲松龄在落寞的生活处境中编织出的用作补偿心灵寂寞空虚与失意的幻想故事（作者《家居》诗：“久以鹤梅当妻子，且将家舍作邮亭”）。如《绿衣女》、《连琐》、《香玉》、《爱奴》、《白秋练》、《小谢》等。这些故事的狐鬼花妖，或者为书生解除寂寞，带来快乐；或者帮助书生事业上进；甚而还为书生带来现实婚姻之外的男女情爱。

第三，《聊斋志异》还有一些暴露讽刺官吏乡绅贪婪暴虐的作品。典型的是《席方平》。《续黄粱》、《公孙夏》、《促织》等也是这样的作品。这也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作者的人生观有直接的关系。在蒲松龄生活的时代，官贪吏虐，乡绅为富不仁，压榨、欺凌百姓，极其普遍，而位贱家贫的蒲松龄，却有一副关心世道、关怀民苦的热心肠，加之他又秉性刚直，勇于仗义执言，所以官吏乡绅的贪婪残暴、虐害无辜常常被作者用“幻想”的形式写进作品中予以鞭挞。第四，《聊斋志异》还有一些关涉家庭伦理、社会风气的作品。它们或者讥刺丑陋现象，或者颂扬美好德行，而立意均不过借这样的故事，为人们树立一种在作者看来较为理想化的道德伦理标准而已。这样的作品，有《张诚》、《曾友于》、《珊瑚》、《田七郎》等。这些作品，无疑寄托着作者道德理想。

当然，《聊斋志异》还有一些纯粹是“志异”而无“寓意”的作品。如《瓜异》、《赤字》（原文均见下）。

四、《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

（一）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聊斋志异》共近五百篇作品，其中长者如唐人传奇小说，而短者又像六朝志怪小说，所以清代纪昀批评其“一书而兼二体”，鲁迅称之为“拟晋唐小说”。但正因为如此，使《聊斋志异》具有了鲁迅先生所说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特色。具体而言，《聊斋志异》中绝大部分作品写神仙狐鬼精魅故事，或者人入幻境，或者神鬼精魅化入人间，或者两者互相交织，具有超现实的虚幻性、奇异性。不仅如此，《聊斋志异》的不少篇章，篇幅极短，许多作品不足千字，不到百字的有40多篇，最短的仅二三十字，仅仅“粗陈梗概”而已：

《瓜异》：“康熙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圃中，黄瓜上复生蔓，结西瓜一枚，大如碗。”

《赤字》：“顺治乙未冬夜，天上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苕代靖否复议朝冶驰。”

虚幻性、奇异性与篇幅短小以及“粗陈梗概”的特点，都与六朝 志怪小说相类似。但是，《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尤其是篇幅较长者，像《婴宁》、《香玉》、《小谢》、《席方平》等等，描写委曲详尽，又完全不同于“粗陈梗概”之六朝志怪小说而与“有意为小说”的唐人所作传奇相类似。

（二）浪漫主义的人物塑造方法

《聊斋志异》运用了与《西游记》相似的人物塑造方法，即用人、妖、兽三结合的手法，使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既有人的社会性，又有腾挪变化的花妖鬼狐的传奇性，还有原先动植物的生物性。“三性”当中，以人的社会性为主，所以鲁迅先生说《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但由于《聊斋志异》所写花妖鬼狐又有传奇性与生物性，所以这些形象虽然“悉如常人”，但却又“偶见鹘突（乖迕——抵触，违逆的意思），知复非人”。比如《香玉》：

香玉款笑如前；但偎傍之间，仿佛以身就影。生悒悒不乐。香玉亦俯仰自恨，乃曰：“君以白蔹屑，少杂硫黄，日酹妾一杯水，明年此日报君恩。”别去。明日往观故处，则牡丹萌生矣。生乃日加培植，又作雕栏以护之。香玉来，感激倍至。生谋移植其家，女不可，曰：“妾弱质，不堪复戕。且物生各有定处，妾来原不拟生君家，违之反促年寿。但相怜爱，合好自有日耳。”生恨绛雪不至。香玉曰：“必欲强之使来，妾能致之。”乃与生挑灯至树下，取草一茎，布掌作度，以度树本，自下而上至四尺六寸，按其处，使生以两爪齐搔之。俄见绛雪从背后出，笑骂曰： “婢子来，助桀为虐耶！”牵挽并入。香玉曰：“姊勿怪！暂烦陪侍郎君，一年后不相扰矣。”从此遂以为常。

小说中香玉“款笑如前„„香玉亦俯仰自恨„„香玉来，感激倍至„„按其处，使生以两爪齐搔之„„牵挽并入”的社会性、“但偎傍之间，仿佛以身就影” 的传奇性以及“以白蔹屑，少杂硫黄，日酹妾一杯水„„生谋移植其家„„乃与生挑灯至树下，取草一茎，布掌作度，以度树本”的生物性，也十分鲜明。

再如《阿纤》，其家乃鼠精所化，其父邀请奚山入家过夜，拿出食物款待奚山，阿纤与奚山弟弟结婚，阿纤父亲被墙压死后，母女两人“冠服尽素”以尽孝，阿纤婚后“寡言少怒，或与言，但有微笑，昼夜绩织无停晷”，阿纤发觉夫家对自己的身世有怀疑时，对丈夫请求“赐离婚书，听君自择良偶”等等，与常人完全相同。但是，小说写阿纤昼伏夜出、喜爱并善于积储，畏人畏猫等，又具老鼠的特性。比如：

……既至家，媪挑灯供客已，谓山曰：“意君将至，储粟都已粜去，尚存二十余石，远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门有谈二泉者，是吾售主。君勿惮劳，先以尊乘运一囊去，叩门而告之，但道南村中古姥有数石粟，粜作路用，烦驱蹄躈一致之也。”即以囊粟付山。山策蹇去，叩门，一硕腹男子出，告以故，倾囊先归。俄有两夫以五骡至。媪引山至粟所，乃在窖中。山下为操量执概，母放女收，顷刻盈装，付之以去。凡四返而粟始尽。既而以金授媪。媪留其一人二畜，治任遂东。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市头赁骑，谈仆乃返……

而阿纤嫁与奚山之弟，昼夜绩织无停晷，“居三四年，奚家益富”，“阿纤出私金，日建仓廪，而家中尚无儋石，共奇之。年余验视，则仓中满矣。又不数年，家中大富”等，又颇具传奇性。

五、《聊斋志异》的馀响

《聊斋志异》是用文言写成的短篇小说，代表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聊斋志异》风行略100年，称颂者很多。直到乾隆末年，才有直隶献县人纪晓岚提出批评。在他看来，《聊斋志异》有两大缺点：一是“体例太杂”，即一人的作品，不能有两个朝代的体例，此是针对其短者像六朝志怪小说长者像唐代传奇小说而言。二是“描写太详”：“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以闻见之。”（《姑妄听之》盛时彦跋引纪昀语）为了克服这两大缺点，他便开始《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最后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一题《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他在《滦阳续录》写成后进一步认为作叙事之文，应“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劝惩之旨”，“不颠倒是非”，“不摹写才子佳人”，“不绘画横陈”。（《滦阳续录跋》）

在这样的看法主张支配下，他在具体写作时，尽量模仿志怪小说，“尚质黜华”，叙述简古。题材内容上，尽力描写忠厚劝世之事而摒除男女爱情的内容。《阅微草堂笔记》的这一特点，固然使其在文学 精神和艺术境界方面不如《聊斋志异》，但是作者记叙见闻，结撰故事，命笔自如，行文洒脱，虽然思想保守，而且记神鬼物怪之事往往寓有宣扬纲常名教偏向，但生发点染，也不乏针砭社会、展示人情物理、给人以有益的启示的作品。《阅微草堂笔记》是《聊斋志异》后特别值得注意的、影响最大的文言短篇小说。

《阅微草堂笔记》之外，尚有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袁枚的《子不语》、屠绅的《六合内外琐言》、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等，呈现出文言小说猬兴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