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外交部长演讲综述 -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第一篇：墨西哥外交部长演讲综述 -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中国：墨西哥在亚太地区的优先合作伙伴

孙洪波

2007年11月22日，墨西哥外交部长帕特里西亚·埃斯皮诺萨·坎特里亚诺应邀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关于中墨关系的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冷溶副院长接见来访贵宾，并主持了演讲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官员，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国内外新闻媒体记者，共120余人出席了演讲会。围绕卡尔德龙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其目标、墨西哥的亚太政策以及墨中关系，坎特里亚诺外长做了精彩的演讲。

一、卡尔德龙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其政策目标

墨西哥的外交政策以促进国家利益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法原则为基础。卡尔德龙政府的外交政策与政府满足墨西哥人民的基本需要密切相关，主要是改善社会治安、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创造稳定和高薪的就业机会。卡尔德龙政府积极和负责任的外交政策是要加强墨西哥与世界的进一步联系，同时也要更好地利用世界为墨西哥提供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地缘政治原因，墨西哥同西半球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在西半球，墨西哥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扮演着对话者的角色。对墨西哥而言，中美洲和加勒比的地位举足轻重。墨西哥与这一地区的国家不断进行合作，并加强了政府间的交流。墨西哥在拉美和加勒比的外交政策尤其重视在里约集团内部的政治对话，2008-2010年期间，墨西哥将成为里约集团的轮值秘书。在伊比利亚美洲峰会框架内，墨西哥也加强了同拉美和加勒比的对话。2007年11月，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伊比利亚美洲峰会通过了墨西哥提出的“共同防治自然灾害的合作机制”。

在与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方面，墨西哥希望三国合作体制和法律 1 框架更加富有成效，进一步提高北美的整体竞争力。美双边关系较为复杂，两国间有很多重要议题，包括贸易、移民、交通、卫生、教育、安全、旅游、援助以及边境事务。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以共同承担责任为原则。由于美国政府的权力非常分散，墨西哥积极同美国的各级政府发展合作关系，同时墨西哥也加强了与美国的学术界、媒体、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移民是墨西哥同美国关系的核心问题。墨西哥反复强调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以及移民为两国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墨西哥永远不会答应在边境建立隔离墙或设置障碍。为保护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人的合法权益，墨西哥在美国设立了将近50个领事馆。为打击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卡尔德龙总统向美国建议，两国应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合作，尤其在打击贩毒方面的合作。

欧盟使墨西哥对外关系更加多元化，是墨西哥的重要战略伙伴。墨西哥不断寻求利用同欧盟签署的经济伙伴、政治协调以及各种合作协议，深化墨欧关系。墨欧贸易额超过了400亿美元，占墨西哥对外贸易的7.9%。欧盟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也达到了465.8亿美元，占墨西哥吸引外资的45.3%。鉴于欧盟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墨西哥努力扩大墨欧贸易规模，并吸引欧盟的投资。

墨西哥在非洲和中东的影响力较小。目前，卡尔德龙政府正努力改变这一状况。最近，墨西哥重新开设了在埃塞俄比亚的大使馆。墨西哥高度关注中国在非洲的外交行动，愿意同中国交流意见和想法。

进一步促进多边主义和遵守国际法的原则，是墨西哥外交传统的基本内容。在卡尔德龙总统任期内，这些内容会被注入新的内容。墨西哥继续承诺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希望联合国能够有更强的回应能力。墨西哥已经决定竞选2009-2010年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墨西哥继续对国际人权审查委员会开放，并同美洲人权法院、国际法院以及国际形势法院合作。墨西哥将继续在人权理事会中积极发挥作用。墨西哥的外交政策蕴含着丰富的国内因素，从国际责任出发进行法律和 2 公共政策的改革，能够进一步促进墨西哥的人权保护。

二、墨西哥的亚太地区战略

墨西哥的亚太地区外交战略主要遵循双重目标，即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及积极推进墨西哥同该地区各个国家在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从卡尔德龙总统执政之初开始，就表示要重视同亚太地区发展战略关系的。墨西哥同亚太地区有着促进共同促进发展的愿望，但是，墨西哥在亚太地区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墨西哥同韩国建立了墨韩21世纪委员会和双边经济关系专家小组两个重要机制。与此同时，墨韩两国还建立了共同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以促进双方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领域的合作。作为战略关系的一部分，墨西哥希望同韩国谈判，签署经济互补的战略协定。目前，墨韩两国贸易已达到111亿美元，韩国在墨西哥的投资近3亿美元。

日本长期以来是墨西哥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也是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日本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为14.03亿美元，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70亿美元。墨西哥在亚太地区的外交政策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要深化墨西哥与日本的关系。根据墨日两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从2003年以来，已经落实了一系列的战略行动，主要是加强双边和多边领域对话。此外，墨日两国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该协议有利于加强两国经济往来，推动墨西哥的产品进入日本市场以及日本对墨西哥的投资和援助。

墨西哥积极发展同印度的关系。2007年9月，卡尔德龙总统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22年以来墨西哥第一次对印度如此高级别的访问。墨印两国贸易额达到了18亿美元，但是两国经贸合作潜力较大。此外，由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一些多边机制，例如伊斯兰会议以及不结盟运动中，发挥了领导性作用，墨西哥非常重视与这两个国家发展关系。

墨西哥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墨西哥与新西兰建立了一个加强双边经济关系专家联合小组，也同澳大利亚建立了一个两国经济关系未来发展专家小组。这些专家小组为墨西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发展关系，提供政策建议。卡尔德龙总统通过APEE的相关会议同澳大利亚领导人会晤，加强了墨西哥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对墨西哥而言，APEC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对话机制，APEC提供的平台能够改变墨西哥在这一地区的参与。作为太平洋沿岸国家，APEC推动了墨西哥同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合作以及墨西哥对外战略的多元化。

三、墨西哥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是墨西哥在亚太地区的优先合作伙伴。墨西哥对华政策的制定及执行都是以这种战略眼光为基础的。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了墨西哥，并宣布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墨西哥而言，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实质性内容，至关重要。墨西哥希望墨中战略伙伴关系所具有的实质性内容能够推动双边关系富有成效的发展。墨中建交35年以来，双方政治对话水平较高，这种政治对话是双边战略关系的基石。近6年来，这种政治对话通过双方互访，尤其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互访得到了加强。墨西哥总统同中国国家主席或总理进行了11次会晤，这在两国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墨中两国在议会、政党之间的互访与日俱增。

墨中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双方成立了两国政府常设委员会以及双方签订了2006-2010年的共同行动计划，这是发展墨中关系迈出的重大一步。借助这种委员会和合作协议可以进一步明确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总路线，以便指导和加强双边关系。截止到目前，卡尔德龙政府对墨中两国在各个领域取得进展比较满意。目前，墨中两国签署了30多个重要点领域的协议，墨西哥希望两国能够很快签署相互保护和促进投资协议。最近四年来，两国签署的协议 4 书超过了自两国1972建交来至2003的协议数。墨西哥保持同中国的系统性对话具有重要意义。墨西哥希望同中国共同努力面对世界发展难题，例如环境保护、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打击恐怖主义、促进人权保护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进行的合作等。

近年来，墨中经贸关系发展较快。2000-2006年，墨中两国贸易增长719%。2006年，双边贸易额261.26亿美元，其中墨西哥逆差227.5亿美元。墨中双边贸易面临巨大挑战，但也蕴藏着重大机遇。为此，墨西哥寻求以建设性的方式应对双边贸易摩擦。但是，墨中贸易的不平衡，应该得到纠正。此外，还应采取措施，为两国贸易往来和投资提供便利。墨西哥在广州和上海建立了领事馆，并设有贸易投资办事处。墨西哥视中国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两国有足够的潜力丰富和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

在一系列多边问题中，墨中两国有着重要共识，关于多边问题的双边磋商机制不断加强。两国认为，应该对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但应广泛地协商一致，以便应对新的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墨中两国可以在多边机构里加强合作。墨中两国关于多边问题的双边磋商机制也在加强。

此外，中墨两国在教育、文化及科技方面合作加强。墨西哥在中国的留学生明显增多，墨西哥的很多大学希望中国开设孔子学院。墨西哥拥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同中国一样，墨西哥有着性格鲜明的传统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国政府视文化与友好国家密切关系得工具。文化合作是墨中两国又一具有合作潜力的领域。墨中两国应该通过文化交流，深化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墨西哥扩大和深化同中国的关系，与墨西哥的亚太政策是一致的。为此，墨西哥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外交和政治资源。加强墨中关系，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第二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14年招聘启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14年招聘启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是从事当代日本研究的学术机构，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38个科研院所之一。我研究所目前急需从事日本外交、日本经济，以及《日本学刊》编辑工作的专门人才，现依照院所人事管理相关规定，向所内外公开招聘国际关系专业2014年出站博士后，国际经济专业应届高校博士毕业生和胜任《日本学刊》编辑工作需要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各一名。具体要求如下：

一、聘用条件

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服务意识，热忱于社会科学研究，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或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具有编辑工作经验且已取得编辑任职资格证书者优先，年龄一般在35周岁以下，熟练使用Microsoft Office各种软件；

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身心健康，汉语文字功底扎实，能够胜任相关研究、编辑岗位；能够在国外独立研究，能够参与国情调研工作，能够熟练阅读、利用本专业的外文资料；能够负责中日文稿件责任编辑工作。

二、岗位职责

参与高级研究（编辑）人员主持的科研项目，担任科研或编辑助手；

参加集体项目和重点课题的研究（编辑），独立承担或主持所级重点课题项目或青年课题项目；

每年按计划完成规定以上数量的学术论文或阶段性科研成果或编辑任务，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接受研究室、编辑部的工作安排，承担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具体要求

外交研究室 需引进国际问题相关专业出站博士后1名，要求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及日本外交战略及政策研究，出版过学术专著，精通英、日语，外语听写读能力很强。

联系人：吕耀东、屠亮智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东院

邮编：100007

电话：010-64028284、64032081

E-mail：lvyd@cass.org.cn，tulz@cass.org.cn

经济研究室 需引进2014年应届经济相关专业博士毕业生1名（非北京生源），要求系统地接受过经济专业的培训，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能够熟练运用日语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同时具备一定的英语能力者优先。

联系人：徐梅、屠亮智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东院

邮编：100007

电话：010-64036369、64032081

E-mail：xumei@cass.org.cn，tulz@cass.org.cn

日本学刊编辑部 需引进2014年应届硕士毕业生1名（北京生源），要求汉语文字功底扎实，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年龄一般在30周岁左右，日语一级或英语六级以上或相当水平。联系人：林昶、屠亮智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东院

邮编：100007

电话：010-64039045、64032081

E-mail：rbxk@cass.org.cn，tulz@cass.org.cn

四、聘用程序与待遇

招聘程序：自发布招聘通知之日起，凡符合应聘条件者均可报名，有意应聘者请将个人简历、相关证明复印件材料（已取得的重要科研成果证明、国内外任职情况证明、最高学位证书等）、发表主要论著（或概述）等资料，发送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上述相关邮箱。截止时间：2014年3月底。邮寄所有应聘资料不予退还。

按照“严格评审、择优录取”的原则，日本研究所开展受理应聘人申请、考试、考察和确定候选人等工作。一旦录用，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统一的人事管理规定办法签订聘用合同，工资及福利待遇按院、所两级单位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篇：文化研究中心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第9期(总第33期)

哲学研究所办公室主办

2007年5月15日

·全所工作·

李景源所长在所“青年论坛”作专题学术报告

4月29日，所“青年论坛”举办学术活动。院学部委员、所长李景源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的报告。会议由孙伟平研究员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求是》、《新华文摘》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30余人。

李景源在演讲中指出，在九十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转到了历史唯物主义领域，这要求我们不仅在研究中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而且要深入了解国情。他从六个方面分析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

1、唯物史观的引进是中华民族长期探索的结果。

2、长期系统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源泉。

3、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理论问题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的途径。

4、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文化深层结合的产物。

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产物。

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确认。

李景源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采用毛泽东提出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首先，要把史与论结合起来；其次，在史的研究中，要把哲学史与文化史、社会史结合起来。要做到上述两点必须在研究范式上把“革命史范式” 与“现代化史范式”结合起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是革命和建设的主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形式，研究理路和研究范式都不同，现在到了应整合这些理路和范式的时候了。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在中国发展中给我们的启示，要自觉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为它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院系列学术报告会对西方哲学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

5月9日下午，我院举行建院3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汝信主持，李景源所长、吴尚民书记、谢地坤副所长、姚介厚荣誉学部委员和西方哲学室、《世界哲学》编辑部等部门的学者及其有关人员参加了报告会。

我所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周晓亮研究员在会上做了题为“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回顾、现状和展望”的学术报告。报告主要以我院哲学所的西方哲学研究工作为视角，简要回顾了100多年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历史发展，着重介绍了近30年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取得的成绩，特别展示了我所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做出的贡献。报告还结合近些年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现状，对当前的理论热点问题、学术研究中的倾向性问题、未来学科建设的发展问题等，做了比较全面、精辟的阐述。该报告历史梳理清楚，内容丰富全面，其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有较强的学术品味和理论见地，富有启发性，对于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也有借鉴意义。报告初稿完成后，曾根据所内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使得报告的内容更加准确和完善。

·学术活动·

★ 3月28日，科技部联合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科技哲学室金吾伦研究员出席了会议，并受聘为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与会的领导和专家对如何加强科技界科研诚信建设进行了热烈讨论，深入研究部署了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决定从制度建设、监督、宣传等方面合力推动科研道德建设。

★ 4月13日，时值张岱年先生逝世三周年，又适逢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研 究会成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和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会共同召开座谈会，畅谈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活动和思想，宣布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研究会的成立。我所李存山教授、张利民副研究员与会并做了发言，贾红莲副研究员受谢地坤副所长的委托参加会议并代表《哲学动态》对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会成立表示祝贺。

★ 4月14日，逻辑室诸葛殷同、刘新文和夏素敏参加由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语言与认知中心”举办的“批判性思维”课程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必要性、目的、意义和范围以及围绕国家“十五”规划项目“批判性思维教程”，讨论“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授课内容和方式。

★ 4月14-17日，“第15次中韩伦理学国际讨论会”在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陈瑛研究员在开幕式上致辞，学会副秘书长孙春晨研究员在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大会的主题是“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来自中、韩、日三国的140余名伦理学专家、学者就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传统伦理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其他伦理学问题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此次讨论会由中国伦理学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与陕西省伦理学研究会承办。

★ 4月21―22日，科技哲学室金吾伦研究员与段伟文副研究员出席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举行的“历史回顾与未来走向―― 2007 年自然辩证法发展史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回顾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译本在中国传播75周年来，自然辩证法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展望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金吾伦研究员提交了《以史为鉴，探索自然辩证法发展的新旅程》和 《走在自然辩证法的路上》两篇论文，并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段伟文副研究员提交了论文《从自然之外与在世界之中》并发言。

★ 4月23―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应用伦理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和中国伦理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次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伦理与法律：两种规范间的对话”。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单位的100多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

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陈瑛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校党委书记张国林教授、我所所长助理余涌研究员分别代表会议主办单位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教委、重庆市伦理学会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到会祝贺。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甘绍平和杨通 进研究员等14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做了主旨发言。参会代表就“法律伦理及其基础问题”、“法律与伦理的相通、契合与冲突”、“改革成果分享中的道德与法律问题”分别进行了讨论，并围绕“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父子相隐的伦理与法律问题”、“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关于情色品的法律与伦理问题”展开了激烈而富有启发的辩论。会议闭幕式由余涌研究员主持，孙春晨研究员对本次研讨会做了总结发言。

★ 4月21—22日，在北京理工大学召开了2007年“北京信息文化论坛”，此次论坛由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等单位联合主办，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承办。会议围绕“信息文化”概念，就信息哲学、信息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当今生活方式的关系展开理论议题和应用议题的讨论。

我所刘钢副研究员和蔡肖兵博士代表我所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参加，段伟文副研究员向论坛提交了论文。刘钢在大会上从不同角度概述了信息化的全球轮廓。与会代表赞成刘钢的观点，认为信息化浪潮的持续深入使人类社会日渐超越“工业社会”，而呈现“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集中表现在：信息技术促进生产的自动化，生产效率显著提升，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得到充分体现；信息产业形成并成为支柱产业；信息和知识成为重要社会财富；管理在提高企业效率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服务业经济形成并占据重要的经济份额。刘钢还发表了关于信息化的负面影响及对策的观点。

蔡肖兵就信息文化的报告以及他对其他代表发言的评论颇有特色，IT专业知识的深厚功底和对物理学哲学和信息文化的了解给代表们许多启发。

★ 4月25-27日，李景源应邀赴大连理工大学、辽宁大学、东北大学参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报告会，并作了相关题目的学术报告。

★ 4月26日，谢地坤会见并宴请专程前来参加葛兰西《狱中书简》中文版发布会暨葛兰西逝世70周年纪念会的意大利葛兰西研究所所长彭斯教授，并就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了交流。

★ 4月27日，我所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葛兰西《狱中书简》中文版发布会暨葛兰西逝世70周年纪念会。哲学所、外国文学所、人民出版社、人大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意大利葛兰西研究 4 所所长彭斯教授、意大利驻华使馆有关官员50余人参加了会议。

吴尚民书记代表哲学所致辞。他指出，葛兰西是20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革命活动家。在长期领导意大利工人阶级进行的革命斗争中，葛兰西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在被法西斯逮捕，身陷囹圄的艰难岁月中，他凭着惊人的毅力，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狱中札记》和《狱中书简》，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葛兰西最重要的思想是“实践哲学”思想和“领导权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观点不仅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将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具有参考价值，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吴尚民回顾了哲学所和意大利哲学界长期的学术交流关系，他还对因患病未能出席发布会的《狱中书简》译者田时纲教授表示感谢。祝愿他继续努力，为把意大利的优秀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在会上，李德顺教授、彭斯所长、梁树发教授和程巍研究员分别就葛兰西的思想理论观点进行了评述和阐发。

★ 4月29日，科技哲学室段伟文副研究员参加了由科技部科研诚信办公室组织召开的科研诚信建设课题研究组第二次会议，来自科技部、社科院、中科院、清华大学、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单位的专家就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讨论。

★ 5月8日，中国哲学室召开学术成果交流与学术前沿问题研讨会。郭沂研究员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地位及其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介绍了他的研究心得。与会者围绕上述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今年以来每月初中国哲学室都组织这样的研讨。吴尚民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后讲话认为这样的研讨对于学风建设、学科发展和队伍培养都有重要意义，希望坚持办下去，越办越好。

★ 5月8日，李景源在院文化研究中心主持会议，讨论“关于浙江省义乌市文化兴市”的相关课题事宜。院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老干部之窗·

★ 4月18日，离休党支部书记于良华、退休党支部书记董谊思参加院老干部局组织的离退休支部书记培训班活动。除在院内参加学习和交流工作经验会议 外，还到湖北三峡大坝、红四军创立的革命根据地、董必武和李先念同志纪念馆、湖北省博物馆考察学习，并与湖北省老干部局、宜昌市老干部局、武汉市黄陂区老干部局的同志交流了工作经验。

★ 5月8日，赵凤岐、涂纪亮、侯鸿勋代表我所老同志参加了我院为庆祝建院30周年召开的离退休干部座谈会。陈奎元院长、冷溶、李慎明、高全力、武寅副院长出席会议，并和与会老干部代表亲切交谈。

·工会工作·

★ 4月27—28日，所工会组织在职职工到延庆春游。在为期两天的春游中，大家游览了玉渡山风景区，参观了古崖居遗址，并于27日晚进行了卡拉OK联欢。怡人的风景和充满神秘色彩的崖洞，缓解了紧张工作带来的压力，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整个活动在愉快的氛围中进行。

·简 讯·

★ 4月24日，谢地坤会见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刘卫一行，双方就出版我所优秀科研成果相关事宜进行了商谈。

★ 4月29日，吴尚民和人事处、办公室、编辑部负责同志一起，到两位患病职工的家里看望并慰问。

★ 5月8日，谢地坤与云南大学校报主编卢云昆一行进行会谈，讨论双方合作事宜。

★ 5月11日，吴尚民书记前往八宝山，代表哲学所参加著名哲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朱伯崑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我所和李景源所长等送了花圈。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我所学者有王树人、金吾伦、李存山等。

通讯编辑部E-mail:liukh-zxs@cass.org.cn ──────────────────────────────────────--报：院有关领导，院职能部门

发：所领导，所各处、室（编辑部）（共印65份）本期责任编辑：陈刚

2007年5月15日

第四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致辞

在法学系2015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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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今天是一个值得铭记的金榜题名的辉煌日子！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代表法学系和法学系全体老师，代表陈甦书记和穆林霞副所长，对今年我们法学系234位同学（法学博士、法学硕士、法律硕士）能够刻苦学习，努力拼搏，完成学业，顺利毕业，表示热烈祝贺！

我一般不太习惯事先准备讲稿，多是根据临场感受有感而发，所以很多场合我不太愿意去讲话。但是，对于法学所/国际法所/法学系的学生，无论是开学典礼还是毕业典礼，只要时间能够安排得过来，我是一定要参加的，参加了就要讲话。为什么？因为这不仅是所长和系主任的责任，更是老师的一份感情，这是一种情分，是一个缘分。研究生毕业，对你们每一个同学来讲意味着什么？研究生毕业，意味着你拿到了一张火车票，一张可以登上列车、载你驶向人生幸福未来的火车票。但是，这只表明你有资格可以上车了，却不能保证你一定会乘车达到成功和幸福的终点。研究生毕业证（学位证）这张火车票，仅仅是你实现梦想、获得成功、达到幸福终点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研究生毕业，意味着你走向社会，走向独立，走向未来。然而，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同学们研究生毕业，意味着新的努力、新的奋斗、新的人生的新开始。刚才有同学在发言中讲了许多毕业感言，老师代表也讲了很多离别赠言。我边听边想一个人生的哲理：如果说法学系三年前的开学典礼是师生见面，那么我们的见面是为了今天师生的分别，而今天毕业典礼后的分别，又是为了明天师生的再见面。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

十多天前，我带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代表团访问日本。代表团参观了松下幸之助研究所。松下先生只受过四年小学教育，十岁时便离开家去当学徒学做自行车生意。在这样的人生起点上，松下先生不断努力、不断学习、不断拼搏、不断发展，抓住人生的一次又一次机遇，最后造就了他的“松下帝国”。在松下幸之助研究所里，一进门看到的是个巨大的“道”字，这是一个被松下先生奉为座右铭的字。这里的“道”，不仅是指为人之道，处世之道，经营之道，用人之道，也是一种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更是一种理念、道路和价值的选择。就是说，一个人，如果道路选对了，方向选准了，方法用对了，加上持之以恒的努力，那么他人生的未来将是无可限量的。正如松下先生所言：事情一旦决定之后，必须坚持到底，不得自己迷失方向，或被他人言行迷惑，否则不会成功。总书记曾经说过：道路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今天你们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毕业了，如果今后的道路或者方向出了问题，那张火车票把你们带到了与你们人生旅途相左甚至相反的某个地方，那么，未来对于这些同学来讲，可能就会产生一种不愿意看到甚至是悲哀的结果。

法学所/国际法所/法学系每年都有毕业生。对于你们而言，每个盛大隆重的毕业典礼都是人生的唯一。但对于我们老师而言，每年都要参加表面上形式相同，但内容各异、主体不同的毕业典礼仪式。在每一次毕业典礼上，我都希望讲一些内容不尽相同的话。今天，我讲“三个‘三’”，作为在毕业典礼上送给每个同学的临别赠言。

第一个“三”，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在未来的工作和发展中注意“三个结合”，即西医与中医相结合、法治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一个结合，是要把法学的“西医”与法治国情的“中医”结合起来。同学们在法学系学了两、三年甚至五、六年，不管学了多长时间，大家从法学系毕业了。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研究生学习期间，同学们实质上始终围绕着法学、法治这类关键词展开阅读、学习、思考和研究。然而，究竟什么是法学？什么是法治？同学们学到的法学和法治知识，归根结底，就是“西医”。法学和法治的概念、原则、方法、逻辑、规范，甚至诸多的名词、每一个法学细胞，都流淌着“西医”的血液及其元素。大家研究生毕业了，学到了诸多主要是“西医”的法学和法治知识。但是，大家未来将面临的中国社会，面对中国的国家机构、政法机关、政法队伍，它们（他们）在实践行为中认同和实行的，主要是类似于“中医”的法治理念、法治原则、法治方法、政法思维，等等。所以，同学们走上社会，到国家机关、政法部门、公司企业、教学科研单位甚至到律所等工作，未来能否成功，第一步就需要下功夫学会把法学法治的“西医”与中国法治国情的“中医”有机结合起来，而不要“言必称西方法学或者法治”。同学们将两者结合得越成功、越彻底、越全面，未来的发展将会越顺畅、越成功。

第二个结合，是要把法治与政治结合起来。这里讲的“政治”，不是让同学们去钻营、做政客，而是说大家要懂得中国改革发展的大势、大局、大战略，这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即使同学们在一个基层部门、在一个具体单位、从事某个具体，哪怕你是教书、做研究的，如果不懂得中国的政治，是不会有前途的。懂得中国的政治，才知道前进的方向，才知道自己未来发展的那个“道”在什么地方，才能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即“西医”与法治中国的国情、法治社会的社情、依法治国的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法律人、法学人、“社科法律人”。在中国，把法治与政治结合起来，必须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国政法建设最突出的特色，也是全面依法治国最基本的前提。

第三个结合，是要把法学理论知识与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大家即将走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走出法学所/国际法所，走出“正直精邃”的这个沙滩北街15号小院，即将奔向未来的四面八方。同学们怀揣着自认为是满腹经纶的各种法学理论、法治知识，自认为是“国子监”出身的社科法律人。但是，当大家到了政法实际部门，到了国家机关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以后，同学们很快会发现，大家在校园里学到的法治知识、法学理论、法律学问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如此的稀少不够用。即便是这种苍白、稀少的理论知识，如果同学们不注意与千变万化、生动丰富的法治实践相结合，不注意在司法改革、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科学立法、法治宣传教育等法治实践中得到运用和发挥，那么你们学到的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堆虚无缥缈的概念名词，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空气振动。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谦虚好学的态度，把在校园里、书本上和老师讲授中获得的法学理论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虚心向法治实践学习，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所学到的法学法治知识，而且要终身学习、终身提高。

“西医”与“中医”相结合，法治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我讲的第一个“三”。

第二个“三”，是希望同学们有“三个认同”，即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和政治认同。

我对很多同学和朋友讲过，大家都是同一所法律院校的毕业生，走入社会20年、30年以后，为什么有些人会成功、有些人会失败、有些人混得不好不坏，为什么有些人挫折多多、有些人顺畅发展„„？决定的因素非常多，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认同”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法律人法学人，一个在中国生存发展的中国人，如果不能解决好“认同”问题，那么，他失败受挫的概率必然是极高的。因此，同学们要解决好“三个认同”的问题。

第一个认同，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同学们在内心深处，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文化和家庭文化，要有一种自觉的认同。这是每个中国人否认不了也割裂不开的事实。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存在，像基因、血液、细胞和皮肤一样，与每个中国人同在，即使有人不认同，但中国人的黄皮肤不会改变，中国人的基因构成不会改变；即使有人不认同，中国人喜欢吃中餐、用筷子、“舌尖上的中国”等等不会改变。所有这些，就是中华文化基因，是我们不能选择而只能接受和认同的事实。所以，同学们与其回避或者否定这种中华文化基因的存在，不如认真地面对、积极地认同。同学们要从根本上认同中华文化的根基，认同中华文化的基因，认同中华文化的存在和影响。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和发展之源。

第二个认同，是要有情感认同。这种情感认同主要是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特别是对中国法治，要有充分的情感认同。与政法机关领导打交道时，不时听到有的领导发表对法律法学人才的评价和看法。他们表达的话语可能是一种忠诚度的考察，一种政治评价的标准。但是，从专业和学术角度来看，其核心是要树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等的情感认同，要发自内心地树立对中国法律专业共同体、对中国法律体系和政法体制的情感认同。这种情感认同，类似于一个人对自己母亲的认同。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母亲都不认同，甚至排斥和否认自己的母亲，那么，他怎能在这个家庭中得到更好的呵护、更好的生存和更好的发展！所以，情感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是在法学法律知识之外但又是同学们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要素。

第三个认同，是政治认同。政治认同不是政治投机，不是要同学们做政客、野心家、投机分子，而是要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不管同学们今后从事哪一行、哪一业，只有在对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高度认同过程中，才会有自己更好的前途和发展。现在连广大股民都知道，要想炒股成功赚钱，一定要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看新闻联播，实际上就是在关心政治，股民只有跟进中央的政策，才能及时获利。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功利性的政治认同。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社科法律人，不要搞这种功利性的政治认同，而要有自觉的政治认同。正如我前面讲到的，大家要把法治和政治结合起来，结合的基础就是自觉的政治认同。同学们未来要有前途，无论做律师，在企事业单位工作，还是到政法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一定要记住政治认同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大陆的提法是“政法大学”，在台湾地区是叫“法政大学”。这既是两岸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法治语言，也是不同的政治模式和法治道路。

第三个“三”，是“三个铭记”，即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恩，铭记母校的培育之恩，铭记导师的教导之恩。

第一个铭记，要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恩。一个人如果人性有瑕疵，人性有弱点，不能对家庭尤其不能对父母尽孝，那不管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角度讲，还是从忠孝两全、服务国家社会的角度讲，这个人内心深处的道德修养是不够的。松下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他做所有的事业，母亲是他的精神支柱。在他受挫的时候，母亲鼓励他；在他成功的时候，母亲提醒他，给他泼冷水降温，让他树立社会责任感，回报社会„„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用感恩之心来对待自己的父母，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不会有真正的感恩之心、责任之心、真诚之心。所以，同学们的感恩之心，应该从孝侍父母做起。

第二个铭记，要铭记母校的培育之恩。同学们要铭记母校研究生院、法学系，铭记法学所/国际法学所对各位同学的培育之恩。没有这个学习研究的环境，没有诸多的老师和工作人员构成的教学体系，没有法学所/国际法所沙滩北街这个小院，没有“正直精邃”的精神激励，没有所有这一切，就不会有今天234位同学的金榜题名。母校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法学系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法学所/国际法所与众不同的法治文化、法学教育文化、法学研究氛围的特色所在。过去几年，同学们在法学所/国际法学所和法学系收获了各种法学知识，获得了各种法治经验，受到了各种法观念熏陶，取得了大丰收。如果说，过去同学们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这个“国子监”深造学习而骄傲，那么，正如刚才有同学发言讲到的，未来法学所/国际法学所和法学系要以每一个同学为骄傲、为期待。我们骄傲和期待的前提，是大家要有一种对母校培育教导的感激之心。毕业以后，同学们要经常回校、回所来看看，看一看我们的大楼，看一看大家曾经走过的每一条小路，看一看我们办公楼道里大师们的画像，看一看所里“正直精邃”的牌匾，看一看所里的每一位老师、每一间办公室„„每当看到法学所/国际法所/法学系这些“法律文化”的具象和存在，对大家将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和未来启迪。

第三个铭记，是铭记各位老师的教导之恩。法学所/国际法所的各位老师，包括为大家服务的从事行政后勤工作的老师，对同学们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教导之恩。我们的老师与其他政法院校系的老师比起来，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老师尊重每一个同学，尽可能地发挥每一个同学的自主性，然同学们在法学研究方面早日走上轨道。而不是像某些高校法学院那样，采取填鸭式、灌输式方法让同学们学习，强迫同学们接受知识。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为主导，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如果用经济学的理念来解释，就是我们的教学更倾向于是一种自由市场经济式的教学方式，它让同学们作为市场主体（学习主体），从而能够更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能动性。当同学们需要指点帮助、耳提面命的时候，导师们再有针对性地指点指导、答疑解惑。法学所/国际法所老师和法学系管理所要做的，主要是宏观调控，是方法、思路、风格、特色的培养。宏观调控的法学教学方式固然有它的不足，但实践证明，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成功实践形成的优良传统，是法学所/国际法所培养研究生的特色和优势。在这个宏观调控的教学指导过程中，每个老师不仅在法学法治专业知识方面给予大家一种传授，更重要的是在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各个方面，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教会大家很多书本里所没有的东西。我特别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所有老师对大家的恩德、教诲和善意，忘掉所有老师对你们不得已的疏忽、指责，忘掉那些让你们觉得不愉快的话语。包容、大度、坦诚„„这些品德是一个未来成为成功人士所应具备的胸怀、品质和理智，希望以感师恩为核心的这些优良品德能够在未来引导同学们走向成功、走向辉煌！

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驶入了快车道，进入到新阶段、新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整体战略布局的提出，依法治国在执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四个全面”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依法治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意味着中国正在进入“法学家治国”的时代。“法学家治国”，需要更多的法律人，需要更优秀的法学人，需要我们法学系培养大量优秀的法律人法学人。我去年年底到台湾去，台湾一些著名教授、大律师、大法官讲他们对四中全会决定的看法，认为四中全会决定是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和社会文化实际的，他们担心的是大陆有没有大量合格高素质的公民、特别是大批高素质的法学人法律人能够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建构相匹配。他们说，全面依法治国的种种制度设计和改革措施很好，如果这些改革完成了、制度建造起来了，有没有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去运用和驾驭，就是一个关键。我想，台湾同行的看法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中国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年要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未来中国的全面发展，法治将是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学家治国的时代，将给法律人法学人提供更多的机遇，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挑战和压力。同学们要看清国家发展的这个大势，把握时代前进的这个大运，迎着“中国梦”这个大势去规划人生，去塑造自己，去创造自己事业美好辉煌的未来。今天临别之时就给大家讲些。再次祝福大家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希冀同学们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做出无愧于自己和时代、无愧于母校和老师的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谢谢！

李林

2015年6月26日

第五篇：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执法难题(席月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执法难题

席月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上传时间:2008-6-6

关键词: 银行业 反垄断法 执法

内容提要: 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肩负着反垄断的神圣使命，《反垄断法》的出台为银行业反垄断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可靠的法律保障。本文首先结合实例，就当前我国银行业垄断行为的表现及其危害进行了客观剖析，然后探究了银行业垄断行为产生的原因，最后就银行业反垄断执法难题及其化解展开了重点论证，并提出了自己的执法建议。

一、当前我国银行业垄断行为的表现及其危害

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已经出现区别于过去以国家垄断形式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垄断行为，这些垄断行为给金融市场和消费者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具体表现在：

(一)相互串通收费，形成价格联盟。以银行卡跨行收费事件为例，2006年6月1日，跨行查询收费正式开始实施。但几乎与此同时，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多家媒体对这一收费提出了“究竟是‘国际惯例’还是‘垄断行为’”的质疑。透视该收费标准的制定过程，我们发现，银行卡跨行收费实际上是中国银联与大银行协议一致的结果，其事先并未征得广大客户的同意，而属于此类收费的还有小额账户管理费、借记卡年费、跨行取款费等。应该说，价格竞争本身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方式，但价格联盟在反垄断法中却是一种本身违法的卡特尔类型。

(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在我国，小公司在银行开户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一般来说，小公司注册登记后，商业银行对小公司开户往往设置资本金、存款余额等限制，即开立企业基本存款账户的最低标准是50万元或100万元，并保证在账户中维持3万元到50万元不等的存款余额。难怪有人评论说，商业银行通过提高开户门槛的作法，将小公司拒之门外，这直接促成了为小公司办理开户手续一条龙服务的中介公司的火爆。【1】然而，商业银行设置开户门槛并不符合有关规定属于歧视政策。【2】应该看到，拒绝交易只是当前我国一些银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一种表现，捆绑式搭售、强制交易、价格歧视等其他行为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即使市场主体拥有的不是市场支配地位而是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这种经济优势仍然有可能被滥用，而传统的民商法在交易自由与自愿精神的指导下很难对这种滥用行为进行规制。【3】

(三)并购重组使银行集中加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外资并购逐渐成为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方式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也把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有助于巩固银行的资本基础、促使中资银行股权结构多样化、提升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和全面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外资银行的参股和并购战略有以下几个变化值得关注：一是被参股银行的规模和地域性不断扩大，逐渐从沿海省市、发达地区向内地扩展；二是参股的对象由商业银行向其他金融机构扩展，如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三是参股的途径趋于多元化，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机制的实施以及中国商业银行上市进程的加速，为外资银行通过证券市场进行并购提供了可能。【4】我们必须看到，金融机构跨国并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迅速获取市场上的相对垄断地位，以获得定价权或提供领先服务的竞争优势，因此加强对银行业并购的反垄断审查和管

1理日显重要。

(四)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行政性垄断是一种制度性的、具有取消竞争功能的垄断情形，在中国不仅种类多、范围广，而且危害大。【5】以房贷强制保险为例，消费者要获得所需购房贷款，必须对整个房屋(按房款算)进行全额保险，并将保单交给银行。一些商业银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5月9日颁行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在其本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中作出了上述规定。2005年2月22日，浙江省消费者协会、浙江省律师协会、浙江大学法学院联合向央行发出建议书并抄送银监会，要求重新审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中有关不适当的内容，提出无论从合法性还是必要性角度，作为部门规章的《办法》都不应将购买房贷险作为办理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强制性条件。【6】尽管中国人民银行于同年4月4日进行了复函，并表示对该问题非常关注，但至今仍未与银监会对该办法进行修改。笔者认为，该办法的规定直接限制了房贷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和自由竞争，已然构成了行政垄断行为。

上述垄断行为的存在直接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限制了市场竞争，使金融市场的供给严重不足，加剧了资金供应的紧张程度，为“地下金融”提供了机会，从而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影响了金融稳定。【7】事实表明，加强我国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二、银行业垄断行为产生的原因剖析

(一)理论认识仍有误区。目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仍有部分认识误区，即认为银行业垄断经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的需要，是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不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追究。如有人提出，银行业应该是垄断法适用豁免的对象，其主要依据是公共利益要求和垄断的经济效益性。【8】当把银行业垄断与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时，商业银行的重要性即被凸现出来，银行业垄断的合理性似乎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注脚。但问题是，公有制与银行业的垄断经营有没有必然联系，不能只从计划经济的传统体制中去找答案。适合理想社会主义的国家垄断信用并不适合现实中的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对此给出了有力证明。必须看到，放松管制已经是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把银行业整个行业纳入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并不妥当，对金融安全并无益处。多年来，银行业垄断不但未能减少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反而成为其巨额不良资产产生的重要原因；不但未能给金融市场带来稳定，反而使“地下金融”愈演愈烈使金融市场更为混乱。行政权力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不但限制了市场竞争，而且扭曲了市场行为，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深、干预的时间越长，反而越加大了金融风险。因此，不能把银行业垄断与国家金融安全划等号。

(二)社会责任意识不强。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法理论发展的产物。过去，人们往往认为公司是由股东、债权人和公司本身三者构成的利益平衡体，现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突破了这一狭隘的看法，引入了更多的利益相关主体，承认了公司经营对于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要求公司承担更广泛的责任。我国现行《公司法》顺应了这一趋势，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强化了公司的社会责任。【9】由于《公司法》同样构成银行法的重要法源，因此，无论是《公司法》总则第5条的规定，还是其后分则中第45条、第52条、第68条、第71条、第109条以及第11条等规定，对银行设立、治理、运营、重组等各个环节都应有约束力，银行应予以严格执行，并注重弘扬社会责任精神。但从目前的实践看，利润和股东收益仍是商业银行经营的主要目标，银行业垄断行为的出现与《商业银行法》等专门金融机

构立法对银行社会责任的规定缺位不无关系，与商业银行及其高管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更有着直接联系。

(三)反垄断法制不够完善。反垄断法是保护市场竞争，防止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但在《反垄断法》出台以前，有关银行业反垄断的相关法律规范却主要散见于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中。这些法律、法规的特点是：部委规章居多，立法的权威性不够；立法形式散乱，不统一甚至冲突；立法内容存在疏漏；禁止性规范多于制裁性规范，导致责任追究不足。如《商业银行法》第9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这样的规定只是表明了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活动同样适用竞争规则，但在反垄断领域明显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一些商业银行之所以明目张胆地实施拒绝交易等垄断行为无视广大消费者和小企业的利益，显然与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方面经济法制的不够完善有关，司法介入乏力的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法制的尴尬。

三、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执法难题及其化解

《反垄断法》的出台，为我国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可靠的法律保障。重视并有效化解银行业反垄断中的执法难题，是今后贯彻执行《反垄断法》，完善银行业反垄断法制的关键。

(一)反垄断执法机构与银监会的管辖分工和协调。与美国的司法模式不同，我国的反垄断执法借鉴了欧共体的作法，采取了行政模式。早在《反垄断法》的起草过程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管辖问题即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现在，解决该问题变得更为实际和迫切。银监会作为我国银行业的行业监管机构，旨在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保护银行业的公平竞争，提高银行业的竞争能力，因此，银监会对银行业的反垄断案件理应有一定的管辖权。就银行业反垄断执法而言，问题直接表现为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与银监会的案件管辖权所面临的冲突与化解。有学者提出，行业监管机构主要处理市场准入和与互联互通相关的案件，而在企业并购、垄断协议以及一般的滥用行为等方面，管辖权则应交给反垄断执法机构。【10】笔者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笔者认为，为减少摩擦和节约执法成本，两个机构应就银行业反垄断案件的管辖权进行合理划分，避免越俎代庖，禁止随意扩大或缩小管辖范围。在这一问题上，有赖于将来国务院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予以明确。笔者建议，凡涉及银行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的审批，涉及对“问题银行”的接管或者促成机构重组，涉及对违法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银行的撤销，以及涉及对擅自设立银行或非法从事银行业务活动的取缔等案件，应由银监会予以管辖；而涉及银行并购、垄断协议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案件，则由反垄断执法机构管辖。二者之间是特殊管辖权与一般管辖权的关系，其中银监会的管辖权属于特殊管辖权。特殊管辖权确定的意义在于限制行业监管部门依据特别法排除反垄断机构管辖权的可能，从而明确反垄断法对行业竞争事项上的一般适用原则和只在特定事项不予适用的例外原则。【11】另外，根据《反垄断法》第31条规定，对银行业中的外资并购等经营者集中行为，如果涉及国家安全则必须进行双重审查，即反垄断审查和国家安全审查，此类案件的双重管辖权并非上述排斥关系，而是一种并列关系，因其审查的目的不同不能相互替代，因此还应加强反垄断执法机构和银监会之间的深层对话，创建双方的反垄断协调机制。

(二)竞争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有机协调。《反垄断法》的出台，使国家的相关竞争政策实现了制度化和法律化，为银行业的自由竞争和公平竞争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然而，竞争政策的推行并不是孤立的，在银行业反垄断执法中，竞争政策的执行会受到国家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环境政策等经济政策的直接影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是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城乡、地区、不同产业和行业、不同利益群体、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也表现在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民营和外资、大中型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由于相关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其相互之间能否实现有机协调，能否在磨合中实现各自的政策目标，是银行业反垄断执法将要面临的又一难题。在欧共体，竞争政策较其他政策有优先适用的地位。【12】欧共体条约强调保护欧共体市场的有效竞争，强调其成员国以及欧共体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与开放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相一致，因此，欧共体竞争政策的优先适用性与其市场经济的发达和成熟状态是相适应的。我国的国情则有所不同，尽管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目前仍处于转型过程中各种经济变量因受变革因素的冲击而更为活跃，我国的金融市场还存在着结构性缺陷，金融控股公司还处于试点阶段，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因此赋予竞争政策在银行业发展中的优先适用地位显然不合国情。笔者认为，不同的经济政策有着不同的功能，金融政策以货币政策为主，旨在维护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核心手段和工具，故在银行业反垄断执法中应较竞争政策优先适用。鉴于竞争政策与金融政策之间的互动性，笔者建议，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执行竞争政策时，应优先考虑国家金融政策的落实，这样才能避免竞争政策对金融政策的负面冲击，确保国家金融调控的有效性和宏观调控的差异性，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以实现国家金融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银行业垄断行为的量化标准。银行业反垄断执法中，“度”的合理把握是永远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其直接触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银行利益以及消费者利益。因此，对于该问题的分析研究，必须采取理性的态度，克服狭隘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以及民族主义情结，将其进行必要的量化处理。从世界范围看，德国和日本在该问题上比较严格，而美国则相对比较灵活。透视我国的《反垄断法》，其在垄断行为的认定和处罚上借鉴了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在第19条、第22条等一些条文中进行了一定的量化处理，规定了具体的量化标准。根据该法第27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审查经营者集中时，应主要考虑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份额及其对市场的控制力、相关市场的市场集中度、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经营者集中对消费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的影响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这就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被指控的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结构——行为——效益的经济定量分析。这些经济定量分析的引入，对反垄断中的定性分析有着直接影响，因此银行并购是否构成垄断，对相关指标进行定量调查分析时量化标准的确定至关重要。但此时第22条的量化标准是否科学，对银行业集中是否适用，则需要采取灵活态度进一步研究确定。笔者认为，必要的技术分析需要因时、因地而做出，决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把限制竞争与成本优势、规模优势进行区别。有学者曾提出，反垄断法中的量化问题必须通过民主与法治的手段和途径予以解决。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度与条文设计包括量化问题的设计，并不是越细越好，越具体越好，更不是越严格越好。就我国来说，采取什么样的反垄断政策，何时宽松，何时严格，都应该由民主的机制适时因地而作出。【13】笔者赞同该种观点，故建议在这一

问题上赋予法院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其在处理银行业反垄断案件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判断，不应将《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认定的量化标准绝对化，应在追求法律稳定性的同时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四)银行业垄断的行为豁免。《反垄断法》第15条、第28条等对垄断协议和经营者集中等垄断行为豁免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构建出了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旨在抑制过度竞争，以免资源浪费，其并不构成市场进入壁垒，只是采取了一种避免激烈竞争的规制方法。【14】因此，该制度是反垄断法中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协调国家产业政策等经济政策所不可或缺的制度。根据该法第28条规定，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决定。当然，我国《反垄断法》直接将垄断行为的豁免决定权交给了反垄断执法机构。从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看，银行业垄断行为的豁免同样适用上述规定。但需要强调的是，2006年8月8日商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其第54条对并购申报豁免所作出的具体规定对银行业垄断而言具有重要价值，银行业垄断的行为豁免应在《反垄断法》第28条的基础上，以该规定为蓝本进行合理构建。笔者建议，就垄断协议而言，应将登记或批准作为其豁免的形式要件，并适用合理原则进行分析；对经营者集中而言，应严格执行申报程序规定，并以获得批准为豁免的必要条件。另外，在禁止行政垄断方面，较之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而言，【15】《反垄断法》在第五章中增加了四种行政垄断行为，如滥用行政权力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投标活动、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强制经营者从事规定的垄断行为以及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等，从而表现出了明显的进步和可喜的勇气。但不足之处在于，其没有规定适用除外制度。因此笔者建议，在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时应增加一条规定，即“行政机关和公共组织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运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除外。”

(五)《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从实际情况看，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问题已成为目前各国反垄断法发生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各国反垄断法一方面允许甚至支持、鼓励本国企业对外国市场的垄断，另一方面又严格管制外国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垄断。为了能够在跨国公司限制竞争的活动中保护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各国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域外适用本国的反垄断法。【16】当前，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突发性、区域性和关联性已成为金融国际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重要特征，因此，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理所当然地成为构筑我国金融安全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对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格局下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第2条关于域外适用的规定十分重要，但从实际操作的可行性看，还应作出必要的限定，尽量避免片面的、极端的做法而引起不应有的法律冲突。有学者曾提出，在我国的反垄断法中，可考虑将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外从事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直接的、实质性的且可以合理预见的”限制或者不利影响作为对其适用的基本要件，并确立利益衡量原则作为对该基本要件的补充。【17】该学者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制度必须兼顾本国与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利益，尽量避免并着力化解各国相互之间在反垄断法域外适用中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建议

在银行业的反垄断执法中借鉴和吸收该观点，把外国银行等金融机构所从事的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限制或不利影响的垄断行为，以“直接性”、“实质性”以及“合理预见性”作为必要条件予以限制，尽量减少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间的不必要冲突，使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免受国际上一些人为因素的侵蚀和恶意伤害。

原载于《法学杂志》2008年第1期。

注释:

【1】《商业银行提高开户门槛向小企业强加风险》，资料来源： http： //finance.sina.com.cn/g/20060708/16082716238.shtm，l 2006年7月8日。

【2】《拒绝存款人的开户请求商业银行涉嫌违法》，资料来源： http： //finance.sina.com.cn/g/20060708/16252716252.shtm，l 2006年7月8日。

【3】孟雁北：《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的反垄断法研究》，载《法学家》2004年第6期。

【4】苗燕：《外资银行并购倾向于中小银行》，载《上海证券报》2007年1月10日。

【5】曹士兵：《论中国反垄断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3期。

【6】参见《住房贷款强制保险政策有望调整》，载《法制日报》2005年4月12日。

【7】参见《中国地下金融规模近万亿》，载《华西都市报》2005年1月21日。

【8】参见游国城、郑赛花：《论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制度》，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9】《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5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10】王晓晔：《垄断行业改革的法律建议》，载《学习时报》2007年2月2日。

【11】史际春、肖竹：《〈反垄断法〉与行业立法、反垄断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之比较研究及立法建议》，载《政法论丛》2005年第4期。

【12】王晓晔：《竞争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13】徐孟洲、侯作前：《论反垄断法中的量化问题》，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3期。

【14】曹士兵：《论中国反垄断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3期。

【15】《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

【16】王晓晔：《美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评析》，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第2卷第1期，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7】王先林：《论我国反垄断立法中的域外适用制度》，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出处:法大民商经济法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