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拉美的金融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推荐阅读]

第一篇：中国与拉美的金融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

“中国与拉美的金融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

拉美所

黄志龙

2007年6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美洲开发银行主办、西班牙对外银行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学院协办的“中国与拉美的金融改革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这也是在中国首次召开的关于中国与拉美地区金融改革比较研究的国际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两位中国人民银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内一流金融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教授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教授作主题发言，美洲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学院、西班牙对外银行集团等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也在各自研究领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来自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财政部等国家机关，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和我院研究所的官员、专家、学者，《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金融》杂志等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以及厄瓜多尔大使及拉美其它国家驻华使馆外交官和国外学者，共约100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在研讨会正式开始前，两家主办单位负责人拉美所郑秉文所长和美洲开发银行亚洲代表处主任武雄先生分别致欢迎词。郑所长首先对国内外知名金融专家和其他与会人员表示诚挚欢迎，并指出此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即中国在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其中拉美金融改革从银行私有化、资本项目开放、利率市场化到金融危机防范和拯救等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教训。中国和拉美的金融改革虽然差异明显，但共性也值得关注，尤其是“如果没有金融稳定，就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就难以消除诸多矛盾突出的社会问题”，这点是双方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拉美金融改革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参考。随后，武雄先生在欢迎辞中简单介绍了美洲开发银行发展历史，以及在亚洲地区业务开展情况，并对中方为筹办此次研讨会所付出的劳动和出色的组织能力表示谢意。

这次国际研讨会共分五个单元。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金融改革的议题”。国际清算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奥（Alicia Garcia-Herrero）女士就“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议题和未来展望”论述了中国银行改革备受关注的原因、中国金融业改革进程、金融改革的成效和问题以及未来的改革方向等方面内容。而中国人民银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教授发言题目是“中国外汇巨额储备的挑战：货币当局冲销操作分析”，他的核心观点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流动性过剩的首要因素是连续多年双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外汇储备管理机制进行改革，切断外汇储备与货币发行量之间的联动机制”，并且以央行资产负债表作为分析框架就人民银行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冲销操作的原因、成效、弊端以及未来前景发行了全面深入分析。

第二单元的主题“美洲开发银行报告《银行业与发展：拉美的危机与改革》（中文版首发式）”。报告的两位主要作者美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安德鲁·鲍威尔（Andrew Powell）和亚历杭德罗·伊斯基耶多（Alejandro Izquierdo）对报告内容进行了介绍。包括拉美银行业存在的四个问题、拉美银行危机和银行业脆弱性是拉美长期宏观经济失衡的表现、危机拯救措施和具体的操作原则、外资银行和公共银行的地位以及未来银行改革方向等内容。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拉美地区的外资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的股份制改革”。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亚洲地区主管曼努埃尔·加拉塔斯（Manuel Galatas）就“拉美地区的外资银行”重点分析了西班牙银行和BBVA在拉美地区业务的发展、BBVA在新兴市场加速扩张的原 1 因、外资银行进入拉美地区影响的双重性等问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教授发言主题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转轨时期的回顾”。贺教授先后阐述了2001~2006年中国银行业的变化、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四种形式和外资银行全面介入中国经济在扮演中国银行改革催化剂角色的同时，也给国内银行部门、监管层和宏观经济决策者带来了一系列挑战等内容。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充足稳定的银行信贷和合理的金融监管：新兴国家如何寻求平衡”。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何塞·路易斯·埃斯克里瓦（Jose Luis Escriva）先生认为宏观经济经常性波动是制约拉美金融部门发展和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近年来随着拉美地区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善，拉美地区的金融发展指标也出现好转，无论是资产质量还是盈利能力等银行业发展指标都得到较大改善。另外，他还论证了金融监管的尺度与金融部门和金融业务发展的关系以及拉美地区未来银行改革的方向等问题。国际清算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奥（Alicia Garcia-Herrero）女士就“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如何确保稳定的银行信贷”全面分析了金融监管的发展历史、《巴塞尔协议I》执行情况、《巴塞尔协议II》出台的背景和成效以及未来银行业监管的改革方向等内容。

第五单元的主题是“金融改革与脆弱性：如何开放并保证安全”。中国人民银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就“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稳定”重点分析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因素、流动性过剩是造成当前资产价格尤其是股票市场飙升的关键因素以及监管当局采取的一系列抑制流动性的应对措施等问题，并就人民币未来走势以及影响因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亚洲开发银行学院院长河合正弘先生就“资本项目自由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重点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中资本项目开放的角色、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条件和次序问题以及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应吸取的一系列教训。拉美所副所长江时学研究员发言主题是“拉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他首先简要回顾了拉美国家两次金融自由化进程，并提出了成功的金融自由化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然后分析了90年代拉美金融自由化的成效以及拉美三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最后他认为，应该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金融自由化。

在研讨会过程中，各位发言人还就与会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回答。在致闭幕词中，研讨会主办单位负责人一致表示，研讨会非常有成效，虽然日程安排紧张，但讨论的问题都极为深入，并期待此类研讨会再次举行。最后，研讨会在意犹未尽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第二篇：中国远程教育技术标准国际研讨会开幕词

中国远程教育技术标准国际研讨会开幕词

（教育部科技司袁成琛）

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远程教育技术标准国际研讨会隆重开幕了！

今天，教育部远程教育技术标准化委员会请来了国际标准组织的专家，请来了全国40多所高校和20多个企业的代表，济济一堂，共同就中国远程教育的标准化问题展开探讨。这表明，中国的远程教育 正在走向正规化、标准化，并开始和国际标准接轨，这也表明，中国远程教育的规范化发展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我代表教育部科技司向与会的各位专家表示敬意。下面我将就现代远程教育和技术标准问题向与会代表作个简要汇报。

一、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和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在整个国家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中，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及其迅猛。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网络的普遍应用,在国家计委等部门的支持下,从1994年开始建设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在“211工程”建设中,百余所大学加强了校园网的建设,同时重点建设数字图书馆及地区和省网络中心,重点学科、资源建设和一批大型数据库。特别是《面向21世纪振兴行动计划》中“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实施,大大加快了我国实现教育信息化的步伐。

（1）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加快。以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和卫星视频系统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平台已初步形成。目前CERNET网已经开通5条地区网络中心之间4条2.5G线，通达省会城市（除拉萨）主节点和计划单列市的网络速率全部开通155M。作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基础设施的CERNET网，目前联网城市遍布160个，联网单位已达到895个，已有100余所高校以100M以上速率接入，联网主机80万台，网络用户达到700万人；CERNET已与国内CSTNET、CHINANET和CHINAGBN实现互联，CERNET网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互联网络。

中国教育电视台卫星宽带多媒体传输平台建设项目已基本完成，并于2000年10月31日正式开通。改造后的中国现代远程教育卫星宽带多媒体传输平台具备了播出8套电视、8套语音、29套以上IP数据广播的能力。CERNET高速主干网和地区网的建设与中国教育电视台卫星宽带网的建设，以及CERNET网和教育卫星网的高速连接，已经初步形成了天地合一的具有交互功能的现代

1远程教育网络平台。这个远程教育网络平台的建成，不仅为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创造了基本的条件；而且也为各级各类教育实现教育信息化，特别是对西部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东西部教育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教育信息化的手段和条件显著改善。目前全国高等院校中已有70%左右的建立了不同层次、规模的校园网。投资较多，规模大的校园网采取千兆以太网技术，网络已连接到校内的主要办公楼、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许多高校还实现了与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的连接，建立了网络中心，多媒体教室；同时在校园网上还开展了远程教学，数字图书馆，办公自动化，教学教务管理，后勤管理，网络课程和教学资源开发等应用项目，开始向数字化校园方向发展。约为高校总数的10-15%。全国中小学校教育信息化有了长足发展。据1999年统计，全国中小学开展信息技术教育的学校55937所，接受信息技术教育的学生近3000万人，拥有计算机204.9万台，近4600所中学建立了校园网。特别是随着我国电信事业的飞速发展，社会企业对教育的支持，以及大量的教育资源开发和服务公司的建立，网校的兴起，大大地加快了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步伐。与此同时，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也都加快了实现信息化速度。

（3）教育信息化人才培养速度加快。在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过程中，教育承担着培养信息化人才和提高全民信息化素质的重要任务。在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能否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信息化人才，将会直接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增长的质量。2000年11月教育部已提出了在中小学开设信息技术选修课的目标和全面实施中小学“校校通”工程目标，这将对在中小学生中全面普及信息技术知识，使中小学生认识网络，使用网络，进入信息平台起到重要作用。

高等学校是培养信息化人才的重要基地。据2000年统计，全国398所高等学校设有计算机专业，在校从事信息化领域专业学习的学生达到了38.7万人。同时在部分学校还设立了博士和硕士授予点，每年都要培养一大批信息化领域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高等学校信息化人才的培养，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高层次人才支持和贡献。

（4）教育资源建设和网络教育学院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已经成为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内容。教育信息化建设，网络条件硬件设施是基础，资源建设是核

心，人才是关键。目前各级各类教育都十分重视教育教学资源建设，根据学校的学科优势和教学特点，开发了一大批基于网络的教育教学资源库和素材库，开发了一批社会急需的网络课程和教学课件，这对推动教育资源共享，实现远程教学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教育部已批准了45所高等学校进行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这将会对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步伐产生重大影响。

（5）大力开展西部信息扶贫工程。教育部于2000年启动了现代远程教育扶贫工作，利用已改造的数字卫星广播对边远贫困地区传播、培训现代信息技术和各种科学知识。教育部拨出专款对贫困地区的教师进行培训，不仅在培训期学会使用计算机和接受IP数字广播信息，还赠送给每个培训点一套计算机和接收系统，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人才基础。

我部在2001年又拿出9000多万继续重点支持现代远程教育关键技术研究，其中有600多万元专门支持远程教育技术标准化工作，亦使得今天的大会得以成功召开。

二、关于教育技术标准化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1）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惊喜，甚至于革命，同时也带来了太多的始料不及。因为整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信息都涌上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因为计算机的世界里与我们人类社会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一切交流交换中的数据元标识和定义及其描述必须有个标准，有了它我们才能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这也是标准化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

（2）标准化是国家行为，2000多年前的秦始皇施行的“书同文”用强权统一文字、统一信息传递的媒体就是一成功实例。美国信息标准化是通过系列的政府授权、立法、公告和法案来实施的。当然，国家行为并不排斥社会力量的努力，同样可以参与标准化研究课题，有了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许多公司都愿投资，先行推出自己的标准，经过行业标准委员会和国家标准委员会的确定而上升。

（3）标准的推出要有配套的法规保障。信息技术的标准仅仅是技术文件，要想付诸于实用，还涉及到技术、管理协调乃至于行政体制的变革中。因此我们的标准化工作，应有完善的行政管理体系，配套的政策法规，还需要有明确

职责的部门。为此我们首先成立了“远程教育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在科技司信息化处统管信息化的标准工作。等到专家技术工作完成到某个阶段我们将陆续正式发布。

（4）加快技术标准化工作进程，注重人才的培养。

只有加快信息技术标准化的进程，才能使现代远程教育的潜能发挥真正的效益，实现中国教育跳跃式的发展。人才是我们这一事业的根本保障。

（5）企业的参与与国际化。

我们的这次国际会议就是最好的例证。

最后，我们召开这次会议是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我们标准化工作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离不开你们的参与。希望有更多人关注这项工作，积极参与到远程教育技术标准的制定中来。

总之，我希望在这次大会上每个人都可以就远程教育标准制定的相关问题畅所欲言，展开热烈的讨论，为中国远程教育的标准化出一份力，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关心和支持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2001年12月14日

第三篇：首届中国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首届中国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大家好！

我们置身于悬崖耸峙，绿树成荫，飞瀑流泉，山水辉映的醉人画卷中，不知不觉度过了难忘的研讨会时间，经过这几天紧凑而富有成效的交流讨论，首届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完成了预定的全部会议事项，现在就要闭幕了。这次会议是在国家加快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形势下开展的，大会紧紧围绕“传承国学文化，弘扬易学精神、构建和谐社会、造福世界人民”主题，挖掘了易学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推动了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向人居文化方向发展，探求了易学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现实意义，是一次规格很高、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影响深远的大会，是国际易学界的空前的盛会。

此次首届中国传统文化国家学术研讨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会议规格很高。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华夏易经研究院主办，联办单位有华夏国学协会，中国易道风水研究院、宁夏易学研究会，中国国学风水工程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北京联合大学易学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国易智慧环境科学研究院等，还有神州风水协会等十多个协办单位。组委会机构健全，体容强大。超重量级的嘉宾有周恩来总理秘书中国军 1 华夏国学协会秘书长 倪彦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事科学院总工程师朱松春将军。北京联合大学易学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卢泰先生，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易坛泰斗廖墨香先生，宁夏易学研究会会长王少英先生，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吴勤学先生；还有徐荣理事长，刘文南顾问，李新华主任，还有、外国朋友。与会专家来自五湖四海，真可谓是“青岩论易，群贤毕至”。

第二，研计会内容丰富。本次大会交流的内容有玄妙莫测的预测学，扣人心弦的风水学，别具一格的姓名学……起一个好的、吉祥的名字是中国老百姓对平安人生、和谐人生、幸福人生的一种追求。组委会主席将才福先生的八格姓名学，有别于五格姓名学，构建的理论自我体系，操作步骤清晰、案例分析具体，祸福信息反映灵验精准，开辟了姓名学研究中的崭新领域。研讨会强调科学意识，反对封建迷信，消除落后愚昧、注重实效，使时代易学为社会现实服务，为经济繁荣服务，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第三，研讨会形式新颖。主要形式有蒋会长的主题报告，有专题论坛，还有同仁们才艺展示，有与会代表的现场互动，大会充分满足了有实战能力的、老师毫不保留地传授实战技巧，给人茅塞顿开之感，展现了我们的易学专学德艺双馨的专家风采。大会选址在张家界，使传统文化研究探讨与旅游文化的分享巧妙地结合起来，真是“奇峰奇峦演奇经奇境奇韵，妙湖妙泉汇妙语妙曲妙音”。

第四、研讨会影响深远。由张家界电视台和国学耀中华专访

地方工作点对大会进行了全程报道，中央电视台CCTV-4拍摄记录光碟，将在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栏目报道。全国乃至世界人民都会看到或感受到我们这次研讨会的盛况，定将再掀国学热潮，再增我国文化软势力，使易学为文化强国作出新贡献。

第五，会风端正。易学研究的各个协会，各个流派友好平等交流。各位同仁研讨气氛浓厚，理论联系实际，探赜索隐，致远求真，讨论热烈。易友们广交了朋友，增进了友谊，共同得到了提高。会议坚持了实事求是诚实交流的会风，坚决杜绝了那种神秘欺骗，作伪吹嘘的不良风气。

大会呈现了以上五个个亮点，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政策的坚强保障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去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张家界市政府对国学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视。市委市政府对会议的召开给予了大力支持，还有媒体朋友的热心帮助，政府其他部门的全力配合。可以说，没有政府作坚强后盾，不可能顺利召开这样圆满的研讨会。

二是主办者的辛勤付出充分准备和广大易友积极支持，热心参与。特别是蒋才福会长和邵武云会长7月份发出热情邀请，发

布网上会务说明，8月份联系会议地点，多次召开筹备会，9月份收集论文，10月份评审论文，劳心劳力，倾心付出，感动易友，携手易友，克服不便和困难，使易友涌跃与会，确保了大会顺利召开。

在此请允许我谨代表首届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对市委政府各位尊敬的领导，对各位热心的媒体朋友，对各位易坛专家，对各位诚心的易界朋友和青岩宾馆的各位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的理解、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给力！

为祝愿“首届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圆满闭幕，特朗诵请邵会长的贺诗一首献给大会。

金菊盛开奇峰色，青岩遥传玄语声……

愿我们的易友务实求真钻研易学，与时俱变应用易学，开放合作拓展易学，福泽人民，普及易学！

让我们以古人名言共勉吧！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最后，我郑重宣布：首届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胜利闭幕！

谢谢！

第四篇：多极世界中的中国与俄罗斯国际研讨会综述

“地缘经济空间转型：多极世界中的中国与俄罗斯”国际研讨会综述

刘宗义

2009年9月3~4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俄罗斯“东西方一体化与发展”常设论坛共同主办的“地缘经济空间转型:多极世界中的中国与俄罗斯”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李新教授主持。来自俄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交通委员会和国际事务委员会、俄罗斯地缘经济与全球问题社会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俄联邦政府直属财政学院、俄联邦政府直属高等经济学院,以及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和官员就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中俄两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合作,以及中俄区域经济合作与中俄关系中的问题等多方面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讨论。

一 区域经济、地缘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俄罗斯学者科切托夫认为,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要玩家去探索新的世界经济结构和世界经济力量的重新整合。世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包括:

1、政治经济化,基础设施项目、信贷、投资等 具有特殊的意义;

2、世界空间被划分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空间,其中地缘经济空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发展”与“安全”,地缘经济学可以通过经济来解决安全问题;

4、世界走向全面跨国化,民族经济及其主体成为“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重新分配世界红利的舞台;

5、出现了不同于国家边界玩家发挥作用的经济边界;

6、世界需要地缘经济理论,帮助世界经济的参与者在竞争中取胜,考虑各方不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利益分配空间,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提供平台,为人文知识的跨越国界提供动力。世界出现两种趋势、两个舞台:国家和跨国体系(跨国公司、财团、产业联盟等)。金融工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的经济议程,跨国公司手中掌握着最新的商品形式:商品的花色品种、企业(项目)商品、规划商品。

关于区域经济和地缘经济,俄罗斯学者认为,世界秩序正处于转变之中,新的世界秩序向什么方向发展、如何运作、为谁服务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许多学者是从世界文明兴衰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化的,但俄罗斯学者阿夫多库申认为经济是基础,现在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地缘经济的空间。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是旧经济体制与新经济体制碰撞的结果,是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化在交叉、碰撞和融合。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就是寻求地缘经济利益均衡与和谐的平台。过去的经贸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现在可以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经济合作的环节被大大拓宽了,分工表现为各生产主体、各跨国公司之间的分工。

俄罗斯学者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能使原苏联国家联合起来,在世界经济转型时期独联体可以成为一个范例。俄罗斯将能源发展规划与世界经济挂钩,选择托木斯克-乌拉尔、西伯利亚等地作为突破口。俄罗斯在扩大更新运输网络,将本国运输网络与世界物流网络连接起来,现在正打算沿伏尔加河建设水上和铁路混合交通网络,下连伊朗,上通挪威。

对于俄罗斯学者关于区域经济和地缘经济的论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伍贻康教授认为,区域一体化是二战后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特征,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特征,但区域化不等于一体化,区域一体化也不等于区域合作。关于俄罗斯的地缘经济地位,伍教授认为,俄罗斯资源丰富,但弱点也很明显,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存在问题。如果俄罗斯成为一个资源丰富的封闭国家,那么对自身的发展不利。

二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中俄应对金融危机的合作

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中俄学者都认为,这次危机是由于金融化过度引起的。这不仅是一次金融危机,而且是经济危机,是结构性危机。这次危机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组和转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唐朱昌教授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美国由于实体经济受到冲击,已经不能担当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华盛顿共识”破灭。但这次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地位,这次危机也不具备重塑国际体系的条件。当前世界还离不开美元,各国也都不想推翻现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而只是想修补一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经济比较研究所副所长张海冰阐述了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看法。她认为,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美元的地位问题。随着危机的消退,西方国家改革的动力也逐渐消退。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投票权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坚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但中国的力量有限。目前,中国的发展战略首先是着眼于国内经济建设,其次是推进地区合作。

俄联邦政府直属财政学院货币信贷与金融关系教研室主任雅雷金娜认为,在当前世界经济中,贷款发挥着巨大作用,银行的地位因而得以提升,国际银行的合作很重要。俄罗斯的金融体系是安全的。俄罗斯银行机构在引进外资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一些外国银行购买了俄罗斯的银行股份。中俄两国在银行和金融方面有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中俄两国银行之间协调行动可以成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杠杆。

俄罗斯地缘经济与全球问题社会研究院院长科切托夫认为,面对金融危机,如果仅仅考虑国家间的金融合作是不够的,而必须建立起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然后才能自然过渡到金融体系的改革。科切托夫教授、米海耶夫教授和阿夫多库申教授都认为,在美元之外,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俄罗斯“东西方一体化与发展”常设论坛主席M·白达科夫强调,我们不是反对美元,而是反对利用美元进行无限投资。

中俄两国学者还就G2、G8、G20和“金砖四国”等概念进行了讨论。伍贻康教授指出,美国将中国拉入G2是美国人采取的策略,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才是真正的G2,但后来苏联被美国拖垮了。“金砖四国”的概念无论是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一体化,还是区域化等各个角度来讲都不能成立,这是一个杜撰的概念,但它符合时代特征。俄罗斯的米海耶夫教授认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是反俄罗斯的,他认为中、日、俄、韩四国才应该称作“金砖 四国”。张海冰副主任指出,在金融危机条件下,G20地位暂时获得提升,G8的作用受到挑战。中国希望G20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G8在长时间内仍然非常重要。俄罗斯作为G8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地位会更加微妙。科切托夫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抬高G2、G8和G20都是为了解决本国的经济问题。

三 中俄区域经济合作与中俄关系中的问题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双方学者和官员就中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并对如何克服这些障碍,推进双边合作各抒己见。

米海耶夫教授认为,在中亚地区,中国既是俄罗斯的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但中国外交机构在评判中俄在上合组织中的关系时比较乐观,中国应正视双方的分歧。上海合作组织在这次金融危机和今年7月发生的乌鲁木齐事件中都没能发挥作用。但同时他也指出,上合组织的存在限制了中亚国家“打俄罗斯牌”或者“打中国牌”的企图。俄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议员、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B·勃戈莫罗夫幽默地指出,对俄罗斯来说,中亚就是它最心爱的女人,其他人不能染指。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董晓阳研究员指出,美国正在利用独联体国家的民族主义来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俄罗斯要保持在原苏联地区的影响,就必须在地缘经济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俄罗斯缺乏这一能力,所以独联体国家一致存在“向西”的倾向。中国可以在经济方面与俄罗斯进行合作来抵消这些国家的离心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南泉研究员也指出,俄罗斯东部地区能否发展关系到其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实现,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心已经转移到亚太地区,所以俄罗斯远东地区应该与中国东北地区开展切实的合作。

对于俄罗斯学者在中俄经济合作问题上的看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剑副院长认为,在国际合作中,合作者的战略心理是一项关键因素。如果合作者只考虑双方 的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那么合作就有失败的可能。所以,中俄双方应该改变战略心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强晓云也指出,中俄之间存在这些问题说明中俄双方还是缺乏了解,因此需要加强双边人文合作。

俄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交通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克里缅科对杨剑和强晓云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双方确实在心理上存在一些障碍,关于中俄在未来世界中地位的看法影响到了双边关系。要推进双边关系的发展,就需要制造一些氛围,消除对方的忧虑。但他同时也表达了对“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俄罗斯同人多地少、资源稀缺的中国的合作远景”的担心。

(责任编辑 向祖文)《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2期

第五篇：金融改革与“法律特区”

金融改革与“法律特区”

来源：《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 作者：季卫东 日期：2014年01月28日 浏览： 18

——关于上海自贸区研究的一点刍议

一 自贸区研究热的冷思考

2013年7月3日，国务院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并在8月22日正式批准上海自贸区设立。在筹建过程中，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以及上海社科院已经比较深度地介入调查研究活动。9月27日自贸区揭牌后的第二天，复旦大学就以“中国金融•复旦之声”秋季论坛的形式举办首次自贸区主题论坛。迄今为止这个主题的系列论坛已经举办了五期。10月上旬，跨学科智库“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宣告成立，一个月后就出版了第一本专题论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在10月12日成立自贸区法律研究院，第二天上海财经大学也设置自贸区研究院。10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的自贸区研究院宣告成立。随后还有上海海事大学的中国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10月31日）、上海金融学院的自贸区金融研究院（12月2日）陆续诞生。

仔细考察围绕自贸区的各种现象，可以发现在政策热点引起的新闻效应完全呈现之后，包括入驻企业在内的各方正在观望，甚至还有些疑虑，因而需要对新一轮全球化战略布局和涉及国际贸易、物流以及金融服务的具体举措进行更深入的、更慎密的研究，拟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并且付诸操作流程。在这里不妨采取以下三种研究策略。（1）直接瞄准自贸区具体需求，作为智库多快好省地提供订单式服务。在议题设定阶段，要深度切入企业活动，摸清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真切需求，为自贸区试验把准脉。在制度形成和反馈阶段，则深度切入有关部门工作，协调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职能，确保创新举措能够落到实处。

（2）跳出自贸区三年试验期限的框架，着眼长远、着眼大局，把研究的焦点对准能对接全球经济体制、能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制度创新。要跳出就自贸区论自贸区的窠臼，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顶层设计和未来十年的战略布局，最大限度克服自贸区三年试验期届满后的不确定性。

（3）鉴于目前境内外企业界对自贸区未来的观望和疑惑，直接切入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和经营环节，把企业的多样化需求反映到自贸区试验中去，同时也把自贸区的试验成果及时反映到企业高端人才培训中去。或者通过官产学一体化的合作框架，促进上海自贸区与广域经济圈（特别是“长三角”的境内民营经济区域、沪港澳新的华人经济区域以及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亚太经济区域）之间的互动。

二 金融的自由化、国际化以及“法律特区”

不言而喻，金融制度改革是自贸区的重中之重。在金融创新的视野里，上海自贸区的基本特征是允许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鼓励跨境融资自由化以及境外股权投资，并且支持有条件的投资者设立境外股权投资的母基金。这意味着自贸区可以初步形成离岸金融市场的条件，对境内外的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并且会促进依托中国制造业优势的跨境金融服务活动。至于汇率自由化乃至金融市场国际化等涉及结构变动的试验，面临着深刻的两难困境：没有不受羁绊的流动性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制度创新，而一旦容许充分的流动性就势必超出自贸区的28.78平方公里面积，使创新举措立刻覆盖全国，很难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如何对金融改革的风险性进行分析、测算、预警就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但从长远来看，能够兼顾金融的自由化、国际化以及风险防范的制度条件是良好的法律秩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例如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都出现在非常强调法治和程序公正原则、特别是具有判例法传统的社会环境里，恐怕绝非偶然。

另外，要借助自贸区在上海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必须吸引大型的跨国公司把资金结算据点或者说商业运行枢纽、而不是行政总部搬进自贸区。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两个因素可以构成诱因。一个是税收优惠，另一个就是健全的法律制度。由于自贸区在设立之际就宣布没有政策洼地，不提供税收优惠，所以影响跨国公司对资金结算中心重新选址的动机只能是、至少主要是法律制度上的吸引力。只要自贸区仍然沿袭现行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就不会显著提高规则执行方面的效率和公正，也就没有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比较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就自贸区制度创新而言，目前最重要的还不是微观层面的金融工程技术或者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甚至也不是放弃行政审批权限那样的市场化举措，而是法治的形成，特别是基于司法独立原则的审判制度的重构。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可能彻底刷新法律体系，但在自贸区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应该是可行的。如果说整体的司法体制改革需要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在自贸区应该立即着手，并大幅度缩短进展的时间表。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上海自贸区范围，根据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需要树立一整套崭新的法律制度，并在成功运行之后推广到全国。因而我们可以把自贸区理解为改革进行制度创新顶层设计的“法律特区”。在这个法律特区之内，可以通过委托立法权制定先进的金融法规乃至民商事规则体系、设立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使行政执法机制更加合理和统一、建立和健全行政程序，并组建政府律师队伍。有了这样的制度优势，自贸区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标，吸引跨国公司把资金结算中心转移到上海，推动服务业发展，进而在全球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

自贸区试验成败的关键是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如何防范和控制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所带来的风险。这类金融的风险不仅包括热钱流进流出、汇率骤涨骤跌以及巨大泡沫的破灭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包括金融犯罪的数量和种类剧增对日常经济活动的骚扰和破坏。上海市检察院与凯原法学院已经签署协议共建金融检察研究基地，并在12月9日举行了揭牌仪式。这个研究基地对自贸区司法制度创新以及金融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成为建设“法律特区”的一个重要抓手。

三 应该及时筹建制度创新研究院

智库建设是教育部推动学科发展的一个最新动向。对于位处上海的高校而言，自贸区研究是智库建设的最佳切入点，可以事半功倍。在兄弟院校与自贸区相关的研究机构已经玲琅满目的情况下，要再设立一个能够“呼谷传响”的新机构，必须精心策划。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自贸区的目标、理念以及本校资源重组的可能性进行考察。

图1（省略）对自贸区试验的基本目标和机制设计理念进行了梳理。所有的活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为了促使中国经济定位从“世界的制造工厂”转向“世界的要素配置中心”，必须大力推动服务业革命，形成稳定的、合理的国内产业资本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资本的自由化和金融的国际化。具体的举措主要体现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跨境结算以及生产要素市场的联动性开放。这里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厘清贸易自由化与资本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并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

第二、从贸易自由化到资本自由化，特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为投资者个人的理性选择提供更大空间，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机制，因此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改变过去那种仅凭事先行政审批手段进行管理的模式，划清政府权力的边界，并大幅度削减审批事项。具体的举措主要体现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导入以及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承认[1]。这里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是，在废止事先审批做法之后，如何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如何对自由竞争所带来不平衡进行矫正，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上海自贸区关于负面清单的做法很明智：以现有的许可范围为前提拟定初步的负面清单，决策快捷，也容易与政府有关部门达成共识。然后根据试验进度逐年修订负面清单、渐次缩小限制范围，使试验的进展有具体依据，成效可以始终显现。第三、自贸区试验的目的当然不是形成某种被放任的自由状态，而是要加强有序的、公正的竞争机制，所以制度创新是题中应有之意[2]。制度创新对内而言就是建设法治中国，形成合法经营的商业环境，对外而言就是对接全球经济体制，特别是为加入TPP创造条件。为此，需要首先在自贸区范围内享有更大的委托立法权、建立和健全统一的行政执法体系、设置专业性法院及其他解纷机构、建立政府律师队伍、为外国律师事务所开业提供合理的空间，等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其实已经为制度创新提供了顶层设计，如何细化这幅宏伟蓝图、如何尽快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经验论证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案正是自贸区试验的宗旨所在、责任所在，也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用武之地。

以上三个板块之间存在着有机的互动关系，相辅相成。把自贸区三个板块的活动与研究的基本课题以及上海交大的固有资源进行对应和组合，就可以得到图2（省略），可以由此对有关组织－－暂定名称为“上海交通大学制度创新研究院”－－进行概念界定和结构功能的分析。

“制度创新研究院”可以主要由安泰经管学院、高级金融学院、国务学院以及凯原法学院共同组建，在研究体制安排上分别与自贸区活动三大板块相对应，既各有专门的侧重点，又存在学科交叉的领域。主要课题群包括：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国际化金融系统的构建、TPP与新一波市场全球化、城市发展模式和竞争力的比较研究、企业治理结构、负面清单、行政程序改革、适应新形势的商业规则体系、梳理司法独立的体制、设立政府律师、法治中国建设的可操作性方案，等等。上海交通大学设立制度创新研究院的优势是在直接为自贸区试验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也可以超越于三年试验期的制约，创建一个具有可持续性、可扩张性以及独立学术价值的智库，比较恒久地推动制度比较分析、政策蓝图设计乃至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和实证性研究。

四 制度创新研究的基本框架

制度创新研究院的基本定位是根据上海自贸区以及中国制度创新的重大战略需求，开展扎实的学术研究和实证分析，在整合相关学院原有各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聚焦社会科学的“巴斯德象限”[3]，即应用基础研究。

巴斯德象限决定了制度创新研究院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决策需求导向，另一方面要加强学术支撑，特别是在基础理论方面的先进性，要在探索真理的最前沿获得知识的制高点。这个板块的研究最重要，也最迫切，是上海交大推动自贸区研究的重点，需要我们在工作安排上投入50-6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

首先要从交大的固有优势即理工学领域寻找前所未有的突破口和知识制高点。例如根据自贸区试验中防范金融国际化风险的需要，采取金融复杂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和金融工程的技术来建立风险评估的模型，提供分散风险和防范风险的制度设计和操作工具，对货币革命和金融商品进行定量化研究，透彻地解析金融制度改革与制造业优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企业金融的机制。不妨在数学系以及其他理工科院系集结学者与安泰经管学院和高级金融学院的有关学者组建团队，采取实验、模拟以及数理方法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重构提供科学依据。不妨与经济的芝加哥学派合作设立金融市场实验室。

其次要搭建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顶层设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自贸区试验相关的国际论坛，既为全球各种流派的学说和政策主张提供展示的机会，也在有点有面的制度创新大主题上向国内外发出交通大学的强音，并致力于把试验转换成标准和规则的立法提案工作。

再者要根据自贸区试验的进展以及制度创新成果普及的需要进行高端培训。安泰经管学院、高级金融学院、国务学院以及凯原法学院不妨签署联营（Consortium）协议，在徐汇校区实现课程共享和适当开发双学位项目，并且合作举行面向“长三角”乃至全国的企业和专业人士的专题培训和资格教育。凯原法学院可以通过既有的“企业法务研究中心”和“金融检察研究基地”这两个平台及其沟通走廊“交大法友会”与自贸区相关的高端培训项目对接。上海交大还可以联手欧美同学会、出国留学人员组织、海归创业团体以及外国驻华机构、外企商会等举办以自贸区为主题的高级研修班。

总而言之，上海交大的制度创新研究院应该聚焦金融制度创新，并围绕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条件把各种不同板块有机地联系起来。从美国近来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发现这样的有趣现象：金融市场在繁荣时竭力抨击政治权力，但在遭受挫败时却会立即倒进政治权力的怀抱寻求救济。无论是强调自由化必要性，还是强调救济的必要性，金融界其实始终在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体制，可以保持充分的微观自由，但也可以在特定瞬间得到政治权力的及时庇护。只有在建立了这样一种体制的状况下，金融本身才能作为一种权力君临市场，才能发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配置生产要素的功能。犹太金融业对政治权力始终抱着复杂的两面态度也是一种典型例证。

反过来说，只有当这样强大的金融权力树立起来之后，才更有必要采取多样化手段增大流动性，也更有必要精通其他国家的税法，以便建立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体制，并要求其他国家在金融领域推动自由化，包括撤除银行、证券、保险、信用卡等不同行业之间的藩篱－－例如1990年代前期美国克林顿政府迫使日本宫泽内阁在金融领域进行结构改革及其持续的波及效应。另外，只有当这样强大的金融权力树立起来之后，政治上的统合、某种政治共同体的复兴才能最终实现－－欧盟在1990年代后期推动的制度改革从货币统一开始就是出于此理，美国采取坚决反对日本金融机构在与东南亚各国链接的基础上掌握亚元发行权的立场也是出于此理。这样的发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由此亦可见金融市场的研究和塑造离不开政治权力，而这种政治权力必须在自由与救济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由此产生的金融权力还必须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并且在金融的不同行业之间设立防火墙，避免投机型资本主义的畸形膨胀并诱发大萧条。不妨推而论之，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成功关键和失败风险就在这里，所谓“法律特区”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基于这样的发现，上海交大制度创新研究院必须通过构建某种既符合国情、又适应世界形势的法治模式，把金融与政治权力之间极其微妙的关系建立起来，拟定一份合理的、精密的权力清单，这就是我们应该而且也有可能凝练出来的研究特色。[1] 龚柏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东方法学》2013年第6期。

[2] 沈国明：《法治创新：建设上海自贸区的基础要求》，《东方法学》2013年第6期。

[3] Donald E.Stokes, Pasteur's Quadrant: Basic Science and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1997.来源：《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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