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金融改革对中国的启示[合集5篇]

第一篇：日韩金融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日韩金融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2004

作者：易宪容

近日，随着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数据，有关“宏观调控初见成效”的称赞声不绝。但就是没有人去想，为什么政府一出手经济数据就能够降下来？经济过热是否会卷土重来？这种运作机制的根本缺陷在哪里？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看看他人所走过路。近几年来，我们的邻国日本与韩国经济上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同样不小。两国同样在采取办法来化解，但是由于采取的思路与方式不同，实际效果也就相去很远。从日本来看，直到近年来才有一点起色，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特别是在１９９０年代，日本金融学界称之为“失落的十年”。日本长达１３年的金融危机一直令许多人困扰，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二三年内都能够走出困境。如发达的市场体制下，有效的市场运作机制，配合适当问题处理政策，金融危机在不长的时间内得以化解。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国力无法支撑的情况下，经济整个崩溃，金融体制也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更新与重建。

日本的金融危机之所以难以化解，就在于一个快速成长的经济体中，金融体制相对较为落后保守，金融法规不健全。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机构经营者在资产泡沫的扩张中，不注重金融风险控制与信用的分析，而是将重点放在人际关系的维持。在问题发生之后，又用尽一切手段来掩饰，最后把问题越拖越大，银行的呆坏账越积越多，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先是过

于乐观，继而拖以待变，等到问题越来越严重时，又不愿让大金融机构倒闭。政策上一再延误，从而失去解决问题的良机。日本政府最后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政策，但经济已受到重创，病去如抽丝，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只好躺在床上等待元气恢复。

同样是面对金融危机，韩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经济受了到前所未有的重创，韩国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在韩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前一年，前总统金泳三也曾希望整顿积弊深重且体质又相当脆弱的韩国金融体制，但由于受到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全力抗拒，行政部门不能够发挥应有的公权力而失败收场。一年后，面对着严重的金融危机，金大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帮助下，对韩国的金融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正是这种金融改革的大力推动下，经济短短几年就得到恢复。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韩国的ＧＤＰ增长率分别达到１０．９％和９．３％。即使是在２００１年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的情况下，韩国的ＧＤＰ增长率达到了３％。

韩国金融改革的具体方式有：首先是准备阶段（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日到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５日），在这个阶段中，韩国政府除修改相关法令规章并检视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巴塞尔协议所规定８％标准，以作为日后大力整顿金融机构良好基础外，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４日成立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并陆续设立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与综合金融评估委员会，以及在１９９８年４月成立独立的金融监督机构金融监督委员会等单位，作为

金融体制改革的执行与监督机构。

其次，在金融改革期间，将不能够通过金融检查的金融机构即其资产充足率未能达到最低标准、经营不佳且在短期内亦无法改善的金融机构、勒令其破产、合并、暂时停止营业以及给予拍卖等方式加速淘汰。

最后是经过一连串汰弱择强后，在金融监督委员会严格监督下，根据重整计划，以引进外资、有偿增资、合并、收购、缩减营业范围以及地点撤换管理层等方式，来加强经营状况较好的金融机构的体质。如金融机构巨大不良资产的清理、银行业与非金融机构的重整等。

政府强力介入的金融体制改革使得韩国的银行业在短期内取得巨大的成绩。韩国银行业财务结构不但更加健全，而且生产力大力提升，获利能力亦明显增强，经营状况也进行了佳境。根据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在２００２年４月底报告指出，２００１年韩国的２０多家银行基本上结束近５年来亏损的状况，而且净利润创历年新高。韩国银行业员工的生产力也得到大幅地提升，而且高于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同时，２００１年韩国银行的资产回报率、普遍股权收益率也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同时，在韩国政府不断投放巨大的公共资金，协助金融机构清理庞大的不良资产之后，韩国银行业的健全性日益提高，银行资产的充足率等考查商业银行指标都达到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水平。

从韩国的金融改革来看，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危机，政府推动的金融改革基本上是相当顺利的，大致上都按照预先计划顺利推行完成。尽管在改革的过程中，因韩国政府不断利用国家庞大的资源积极介入干预，严重扭曲资源分配和市场机能的正常运作，并由此引起国际上关切与批评。

近几年来我国也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与力度，政府也出台了不少政策与措施，但无论是银行改革还是证券市场的改革都不尽人意。特别是这次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所暴露的问题更是丛生，有的甚至积重难返。无论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还是证券市场做假欺诈；无论是金融资产的错配误配，还是金融市场定价机制扭曲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严重阻碍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可以说，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金融业成了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日本与韩国金融改革所走过的路或许会对我国有不少启示。首先，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基本上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上。缺乏大的战略和持续性的规划、设想，使得不少法令法规朝令夕改。比如金融改革的发展路径问题，是采取中央集权式或分权式自由企业式，尽管中央的文件有所表示，但实际上却根本无法走出信用市场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因为在这种体系下政府能够通过直接投资、贷款、政府担保等方式和银行来分担整个金融体系之风险，或透过银行关系来影响信用的再分配，从而通过利率管制让金融资源流向政府所认可的部门与行业。可

以说，目前这种金融体制中的根本格局不改变，金融改革要取得大的进展是十分困难的。在政府对金融市场主导的前提下，不仅会减低金融资源的运作效率，而且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利用政府权力来为其集团服务，如日本的既得利益集团那样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利率市场化问题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本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早就扭曲多年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过热不断，就是这种金融资产价格严重扭曲的结果。很简单，如果不是资产定价那样低，投资不会那样过热。但是，这显而易见的东西就是有人看不到。

其次，从韩国的经验来看，我国金融改革最为重要一点是：任何改革都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进行，并以有力组织来保证这种改革的执行与实施。目前我国所进行的金融改革不是先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先建立起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组织，而是走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哪里出了问题又制定一个政策来弥补，这就使得市场行为总是在以短期为主。

再次，要对现有的金融机构与组织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对那些体质不好、前景不佳的金融机构都得毫不留情地强制性地勒令其破产、歇业、拍卖与合并，比如一些证券公司及信用社。当然，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理，政府一定要下大力气，无论是银行不良资产还是证券的不良贷款，既要全面认真清理，看看到底有多少，也要有决心处理，不能优柔寡断，让问题一拖再拖，拖出日本的结果。同时，对国内外的资本大力开放，以补充金融业的失血现

象。为了吸引国外资金前来投资，要大幅放宽对外资进入国内金融业的限制。

还有，应该强化金融监管规范，重新的审视现行的监管法律与条例，不要等到问题一来就没有可依据的法律。比如，对中小投资者损害补偿问题。

出处：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7月22日12时03分

第二篇：日韩台湾地区信访制度对中国信访改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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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台湾地区信访制度对中国信访改革的启示

【摘要】从信访的内涵与功能出发，立足于我国信访制度的现状，从复杂性、适应性、自主性、内聚力四个方面与日本、韩国、台湾三地的苦情、民愿委员会和陈情制度作比较，建议切实提高我国信访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以更好地保障公民人权、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赖并最终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 信访 社会安全阀 群体性事件 制度化水平 中国的信访制度与信访困境

信访，即民众以书信、走访等形式向国家机关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并请求有关部门依法作出处理的活动。信访脱胎于东方传统文化，具有政治参与、行政监督和权利救济三重意涵。其优点是成本相对较低，容易被接受；受案范围广泛，适用面更宽；更容易缓和矛盾，并实施精神救济。从理论上来说，信访制度符合美国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学者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的社会安全阀理论。科塞认为，发泄负面情绪的机制具有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其排泄出去的不是多余的蒸汽，而是猛烈的敌对情绪，因此有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①

尽管信访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但现实往往与理想存在距离，我国现行信访制度运转效能亟待提高。2004年，社科院学者于建嵘带领课题组进行了一项针对我国信访制度的专项调查，这也是目前国内针对上访人群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活动。结果显示，公民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比例只有千分之二。②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至2003年这十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由1994年的l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其规模也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迟至2010年，蓝皮书仍然指出，“群体性事件依然保持着多发态势，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矛盾，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引发民怨，导致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增多”。③与之相应，2003年被中国媒体称为是“信访洪峰年”。然而到了2004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比上年竟然还要上升11.7%，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上升了58.4%，人次则上升了52.9%。据估计，各级各类信访事件平均每年近千万件。④观察以上数据可以合理推测，信访困境与群体性事件的激增有正相关性。有学者认为，信访困境的原因一是信访体制不顺，各种矛盾问题向上汇集；二是信访功能错位，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被消解；三是信访程序缺失，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⑤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信访制度

虽然名称和传统不同，但行政性的诉愿救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英美法系兼具行政和司法上陈情请愿的“petition”制度及大陆法系的申诉专员和请愿制度为其代表。⑥鉴于东亚文化圈日本、韩国、台湾三地与中国大陆法系相同、历史文化传统相近、人民社会心理相似，因而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和借鉴意义，所以本文主要集中讨论这三地的制度异同。

日本在二战后仿效瑞典议会监察专员（Ombudsman）并参照中国古代的御史台监察制度制定了“处理苦情手续”。⑦韩国建立独立的行政性诉愿救济制度较晚，于1994年成立了民愿委员会，旨在保护公民权益免受违法行政的侵犯。韩国的民愿委员会管辖范围比较广泛，除了受理公民对具体非法失当行政措施的投诉外，还接受对行政制度和政策的投诉。民愿委员会的委员均由总统直接任命，虽不能直接纠正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但有权要求相关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通报处理情况，在媒体上公布有关结果或直接向总统递交报告。⑧台湾的陈情制度也很值得我们借鉴。台湾地区“立法院”1999年通过、200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程序法》第七章对陈情制度作了专门规定，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法定救济方式。陈情制度非常灵活，陈情人可以采用书面、言词等不特定方式并不受时间和次数限制，也无管辖之等级限制，具有即时性与程序简便性的特点；陈情内容既包括人民对行政措施的建议也包括对行政违法的检举控告，不仅关乎个人私益保障也关乎国家公益，具有行政救济、行政监督、改善行政、指导服务的多重功能。另外，相关法令还要求行政机关协助人民行使陈情权利，进行必要的教示、告知公民最佳的处理方法。⑨

信访制度比较及启示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理论，可以用四个指标来衡量政治制度的水平，即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适应性指的是一种组织和程序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及其存续能力；复杂性意味着一个组织由庞大的下属机构构成，隶属关系和职责明确，并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水平；自主性指的是政治组织和程序在与社会势力和利益集团关系的独立性或中立性，即它是否具有独立于社会势力之上的自身利益与价值；内聚力反映了政治组织和程序内部的凝聚力和协调性，表现为整个组织内部存在基本共识，具有内部协调机制和起码的组织纪律。⑩

从适应性的角度来看。以台湾的陈情制度为例，作为一种非形式化的行政救济手段，陈情不要求有特定方式，而且为了最大限度的方便民众，陈情也不受期间限制、次数限制，也无管辖之等级。日本苦情制度处理的内容比正式的行政不服审查对象更广泛，公民申请苦情处理不以自身权益受损为前提，即使公民自身权益没有受到具体侵害，也可以为公共利益或他人权利申请。以之相对，大陆信访制度的理念几经更迭，摇摆于管理监督和服务沟通之间，再加上体制不顺、法源不清，在实践中不能适应现实情势的要求因而陷入了效能不彰的境地。

从复杂性的角度来看。大陆信访的接访单位既有行政机关，也有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还有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更有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即使是专门负责接受信访的信访局，从中央到地方也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只能协调、商议；从受访内容的性质上看也是五花八门，既有行政行为也有司法判决还有党委的决议。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事理不明、职责不清的情况造成了信访制度复杂性较低，无论在隶属关系还是职责明晰上都与其他三类制度有不小差距。与之相对，台湾陈请与日本苦情制度的接受机关一律为行政机关，其上下隶属关系明确，陈情事项也仅仅局限在行政范畴；韩国的民愿接受机关为隶属于总统的民愿委员会，其受理事由也大多局限在行政事务方面。从自主性的角度来看。由于体制因素（纵向和横向）的影响更由于法治水平不高，目前我国信访机关的独立性较差且容易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干扰。相比而言，台湾和日本由于长期实行地方自治的缘故，其基层行政机关的独立性较强，再加上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社会监督力量强大，相关诉愿机关自主性也相应较高。由于委员会的委员均由总统直接任命，韩国民愿委员会制度也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它虽不具备司法机关那样的刚性约束力，通过判决直接纠正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但民愿委员会有权要求相关行政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通报处理结果，并以在公共媒体上公布有关活动或直接向总统报告来对有关机构进行监督。

从内聚力的角度来看。台湾、日本、韩国三地法制化程度较高，并具有即时性与程序上的简便性。台湾陈情制度依靠的法源是《行政程序法》，日本和韩国也有相应立法，如《行政手续法》和《行政管理厅设置法》等。这些法律位阶较高从而保证了其效力。与之相对，大陆目前尚没有一部关于信访的法律（只有法规层级的国务院《信访条例》）。另外，各地规章不

一、作法各异，使得信访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的混乱与无序，呈现出相当大的任意性与差别性。此外，信访的接访、监督、回馈、制裁机制都缺乏明确的程序来约束和规范，因而也导致了其内聚力较低。

中国现行信访制度在立法理念上还存在认识不足，没有从民主参与、人权保障的高度进行思考，更多的是把信访作为听取群众意见、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工作，带有“自上而下”和“管理安抚”的性质。慎重研究并通过立法借鉴东亚三地的经验以完善现有的信访制度，对保障我国公民人权、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增进民众对政府的信赖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制定一部专门的《信访法》，提高信访制度的法治化、透明化、专门化，形成行政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三足鼎立的行政救济格局并发挥其多方面功能，这应是未来中国信访制度的改革趋向。注释 ①陈成文，高妮妮：“从科塞的冲突理论看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4期。

②李俊：“我国信访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③《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和《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④“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环球》，2005年第8期。

⑤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中国改革》，2005年第2期。

⑥徐世平：“中国信访法律制度改革路径探析”,《人大研究》，2006年第6期。

⑦安秀伟，唐书俊：“论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日本苦情制度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启示”，《党政干部学刊》，2011年第1期。

⑧朱最新，朱孔武：“权利的迷思：法秩序中的信访制度”，《法商研究》，2006年第2期。

⑨徐东：“台湾地区陈情制度介评暨其与大陆信访制度之比较”，《台湾法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

⑩［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1~23页。

第三篇：日韩金融危机共同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款累计为1100亿美元，其中800亿美元为1年内的短期贷款。2．世界经济的互相依赖、互相关联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外因。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经济互相依赖、互相关联程度日益加深，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生危机会波及其它国家和地区。韩国的金融危机来源于泰国等其它东南亚国家，这是因为东南亚地区是韩国近年来开发的一个新兴市场，是韩国产品的重要出口地，这些国家货币贬值，必然会影响韩国的对外贸易。而日本的危机则受韩国影响为多，据资料统计，日本银行提供了韩国约24％的贷款，相当于日本银行在亚州贷款的9％，日本对韩国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7．17％．因此，韩国的金融危机必然对日本的(浙江经济》1998·1(总第195期)金融产生影响。3．政府决策失误和监管不力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催化剂。从日本的金融危机来看，一部分来自于政府的决策失误，一部分则是金融监管不力，而政府的决策失误加快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日本政府为了复苏经济，正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体制改革，其中一项就是放弃对大型金融机构的过度保护政策，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则无疑加速了一些金融机构倒闭步伐。而在韩国除经济决策失误外，最主要的原因是金融体制不健全，导致金融监管不力，由于韩国不切实际的长期实行固定联系汇率，使得本国货币长期高估，而对金融业缺乏监管，对外举债无节制，超出警戒线，过早放开金融市场，实行韩元与美元的自由兑换，给了国外投机者以可乘之机；加上韩国银行经营不善，死帐太多，至目前韩国各家银行的呆帐、坏帐总额已达48兆韩元，约480亿美元，占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这些因素都加快了韩国金融危机的发生。

日韩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有较好的启迪作用。1．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是抗御金融风险的根本。从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来看，一个国家经济运行质量的好坏，是抗御金融**的根本因素。因此，我国应把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作为抗御金融风险的主要措施来抓。一是要切实防止泡沫经济的发生；二是要切实提高企业运行质量；三是要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在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保持和发展传统国家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开拓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市场。从而抵消东南亚地区金融**的危害，保持一定水平的贸易顺差，保持我国经济素质的良好发展状况2．加强金融监管是抗御金融风险的关键。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国金融业和国际金融业逐渐接轨和融洽，到1997年6月底，我国已批准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代表处540家、营业性机构162家，但国际金融因素和冲击力日渐增强，风险也逐步增加。因此，我们要切实加大金融监管力度。一是要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系统；二是要加大监管的力度；三是要调整外债结构，正确引导外资投向，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比例，注意控制间接投资，特别是注意短期资本的流人，防止外资流向证券市场进行炒作。3．建立金融风险保险机制是抗御金融风险的保证。抗御金融风险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目前，最主要的是增加本国的外汇储备，我国的外汇储备到1997年9月份已突破1300亿美元，标志着我国综合实力进一步加强，它对保证我国的国际支付能力，支持我国的货币汇率稳定，为对外借款提供信用保证，增强外商投资信心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对外汇储备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不能估计过高，而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风险保险机制。在建立保险机制的基础上，还可以将金融业的财务、经营状况进行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对银行信用等级进行评估，加强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从而配合金融保险机构完成对金融业的风险防御。

第四篇：日韩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启示

日韩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启示

摘要：家族企业始于 18 世纪的英国，在欧、亚、美洲的经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不仅创造生产总值，而且带动劳动力的就业。家族企业是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扎根于国家的经济之中。本文通过对比日韩两国的家族企业发展特点及经营理念，借鉴相关经验并探索出有益于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家族企业；管理模式；比较分析；启示

一、日本家族企业发展现状

家族企业在日本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拥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年收入甚至赶超一些小国的GDP。它们在员工福利体系建设、继承制度与家族领导权限方面的东西值得学习与借鉴。

在员工福利体系建设方面：拥有稳定、积极、忠诚的员工队伍对实现日本家族企业的延续性意义重大。日本家族企业不断为员工建立良好的福利体系，且做到了终生雇佣制。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也继续支付员工工资，牺牲家族财富为代价以换取经济形势好转时期员工毫无保留的奉献。

在家族继承方面：日本的家族企业财产继承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由长子继承，其他孩子则要离家。其二是超血缘继承方式。日本家族企业对家业的重视远超血缘关系。只要有利于家族名义的延续，户主可以从父亲传给没有血缘关系的过继孩子或入赘女婿担任。这种优选制度并不拘泥于是否具有血缘关系。

在家族领导权限方面：家族领导的非终身制，在家族领导衰老且无法尽继续发展企业的义务时，会自己选择隐居将位置让出。隐居让位制度有利于家族兴旺与后辈的成长。此外，家族领导的权限是为实现家族延续与发展，一旦背离这个目标，族人也可罢免不合格的家族领导，以保证家族企业的高效运营。

二、韩国家族企业发展现状

韩国是以商社为主的经济形态。大型商社在韩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商社由创始人及其家族成员掌控其经营控股权，企业的人事任免、接班人决议等重大决策都由企业创始人作出（即便已退出企业经营一线）。韩国家族企业的发展模式在规模、管理透明度及其持股方式等方面也有自身特点：

1.家族企业的规模方面

韩国的家族企业从事多元化经营理念，有许多子公司，企业多以集团形式存在。子公司越多，家族对企业的控制程度越高。韩国政府采取法律手段限制企业的子公司数量与家族企业势力，同时实施董事会累积投票制度和股东诉讼案制度，以避免家族企业日益扩张带来的经济和管理风险，使家族内部治理的范围更加集中。

2.管理透明度方面

韩国家族企业规模巨大，虽然年收入很高，但多数属于集团内部交易，容易给国家带来损失和风险。韩国政府为了加强对家族企业的监督与管理，要求这些企业必须明晰产权，要求引进家族外优秀的管理人员参与企业管理与决策，其他人可做不参与企业经营的大股东。政府引进（外部董事）董事会提名制度，要求大企业的外部董事所占比例需提高到50%，由外部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组成法定的审计机构。

3.持股方式

韩国的家族企业为提高家族的控制度，提倡交叉持股的方式。通过组建企业集团，并让集团内的企业相互持股，把集团内某一公司控制权保留在控股家族手中。同时，为了更有效地杜绝内部交易的发生，韩国政府引入司法程序，加强了企业交易法律诉讼的管理，对从事违法交易的家族商社会长追究法律责任。

三、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现状

当今中国多数民营企业在创业发展阶段都采用企业凝聚力强且决策迅速的家族管理模式。目前，家族企业约占中国民营企业总数的90%。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是家族且都处于企业的决策、生产等重要岗位的占40%。这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都要依靠家族渠道来获取，从而导致企业经营和管理观念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

但是，中国的家族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产权、管理人员素质、用人制度等方面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阻碍了中国家族企业进步发展，它带来的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

1.领导者综合素质不高，企业管理水平有限

现有家族企业主中不少是来自农村的转移劳动力或城镇新增劳动力。家族企业主的总体文化与政治思想素质不高。在企业经营管理上存在管理专制、决策随意、法律意识淡薄、违法经营等问题，忽视环境污染、职工权益与顾客利益，多偏重于物质利益的回报。

2.企业缺乏危机意识

家族企业的发展往往处于两个极端。中小型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短期行为比较严重，往往通过非法手段降低经营成本取代产品质量的提高来获得经济效益。而大型企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则会选择进行多元化经营。这两种经营模式使企业缺乏危机意识，极易走向极端。

3.缺乏先进的文化理念灌输，企业文化建设落后

理念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是企业长久不衰的精神动力。家族企业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家族制的传统使家族成员的共同习俗与语言影响企业的整体环境，所以多数家族企业缺乏创新型、学习型、融合型的现代企业文化与人才。

四、对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启示

1.健全经理人市场，改变用人观念

随着家族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急需一批高素质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而家族企业要聘用到复合型的管理人才，必须有成熟的经理人市场。通过经理人市场，家族式企业既可以聘用到合格的管理人才，又可以使在职的外部经理人员存在职业危机感。此外，人作为企业第一生产要素，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中国的家族观念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家族企业要更新用人观念，树立“唯才是举，量才为用”的用人观念。

2.引入独立董事会与外部监事会

一方面，引入独立董事并提高其独立性，意味独立的非执行董事可以对公司经营战略的制定以及公司财产权利的规定施加更大的影响，甚至具有特殊的人事任免、战略投资、财产处理的权力。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外部监事，强化监事会功能。由本公司外部的专业审计人员担任家族企业的监事，在改变家族企业监事会成员的构成的同时真正发挥对家族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作用。

3.明晰家族企业产权

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由于产权不明晰就很可能影响企业的发展，使企业失去动力。明晰家族企业产权包括企业内部产权与家族股东和非家族股东间产权。通过明晰家族企业产权，可以提高企业成员的积极性，增强企业发展的动力。实行两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聘请外部经理人员，在重要职位上大量任用非家族成员的高级管理人才，从而打破家族式企业封闭式的权力机构，构造多元化企业结构，从而优化家族式企业的治理结构。

总之，家族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家族企业的发展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未来。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激烈的竞争中求得可持续发展，家族企业必须更新观念，适应迅速变化的企业内外环境。衷心希望中国家族企业能从日韩两国家族企业那里汲取经验，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助推器。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五篇：英国议会改革的理解及对中国的启示

英国议会改革的理解及对中国的启示

英国作为“议会之母”的国家，其议会制度被世界各国借鉴。英国议会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经验，经历了几个世纪，1215年签订的《大宪章》被认为是英国议会的开端，1689年《权利法案》的完成被认为是英国议会的确立，再到1911年《议会法》的签订被认为是英国现行议会制度的基本确立。英国议会也随着时代发展经历了不断地改革完善，主要有十九世纪的三次改革。我对英国议会改革的理解体现在议会改革的原因、内容、特点及影响方面。首先，改革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政党的斗争是议会改革的重要推力，公民的民主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其次，改革的内容主要针对选举制度，选区及议席调整，是对人民意志的重视；再次，英国议会改革具有保守性、温和妥协性、渐进性、民主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最后，英国议会改革促进了英国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使人民更能发挥主权，权力运作更科学合法，也为其他议会制国家的发展提供经验。英国议会改革对中国的启示，我认为基于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中国和英国的代议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英国议会改革给中国所带来的启示需结合中国的国情，在选举制度，选区分配，改革方式等方面都有可借鉴之处。

英国议会改革是在工业革命产生了大量新兴城市和工业地区，兴起了大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背景下进行的，工业革命导致了新兴城市和工业地区由于选区范围而使得议席不足，工业资产阶级和富农的选举资格不足，引起人民的不满，促使了改革。1832年改革在此背景下，重新分配了议席，取消衰败地区的选区议席，将人口增加的新兴工业城市的议席增多；更改了选举资格，使得选民范围扩大；通过和平方式削弱贵族保守势力，体现了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间的妥协，也体现了议会统筹兼顾各阶级的利益，通过温和方式调和阶级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表现其妥协性、灵活性和温和性。中国可以借鉴英国议会改革采用温和方式解决社会问题，避免了革命带来的流血冲突；同时注重人民的意志，考虑民众的意愿，维护人民的利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英国工业革命使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方式的改革，进而推动了上层建筑的改革，我们的政治制度也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作出适当地调整。

1867年的议会改革是由于之前改革不太完善，议席分配依然存在问题，广大工人，雇农，妇女仍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改革对议席分配再次做了调整，基本取消了“衰败选区”，进一步扩大了选民范围，使英国在议会制民主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1884年议会改革在继续完善选举制度，通过《人民代表制法》把“房主选举权”扩大到各郡区，使部分农民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选举权进一步扩大，使选举更加合理。政治制度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英国议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渐进地进行改革。中国的选区划分也不合理，需要进行调整，我们在面临国家发展问题时要迈出适当的步伐，善于发现存在的问题，进行渐进的改革，从而使政治呈现出稳定的连续性。

英国议会在1918年的法案中，授予年满30岁的妇女以选举权，1928年又将妇女选举权的年龄限制降低为21岁。成年公民普选权得以实现。妇女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这是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1999年至2012年上院的改革中取消了议员的世袭，使议会制度更加合法化，扩大了民众参与。我们在制定选举制度时，要保证民众的充分参与。

结合英国议会这两个多世纪的改革，我认为对中国的启示主要有，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渐进的改革，要充分尊重民意，要完善作为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的选举的有关制度。中国作为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英国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较大差异，政治制度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需要结合国情对他国优秀成果进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