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庐山会议“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

第一篇：70年庐山会议“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

70年庐山会议“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

70年庐山会议“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

林彪为何提出“天才论”并倡议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为何勃然大怒？闹剧的主角是林彪，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这些问号就像飘荡在庐山山麓间的云雾，让人捉摸不透。不弄清楚其中原因，就读不懂庐山会议的诡谲多变。

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林彪第一个发言时，不顾大会议程，大谈特谈“天才”问题，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第二天，陈伯达在参加华北组会议时，不点名地指责有人(实际上就是指康生、张春桥等人)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同时陈在中央委员中鼓动要设国家主席。此外，吴法宪、叶群、王洪文、邱会作等也分别在西南组、中南组、上海组、西北组发言，附和林彪的讲话。当天，华北组还出了简报，刊发陈伯达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编为全会第六号简报在全体中央委员中散发。

毛泽东的反应怎样呢?他在8月25日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做检讨。继而，由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向中央做检查。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会前，陈伯达摘录了很多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材料，为庐山会议造势。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写了一段话，这就是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文章不长，全文照录于此：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了。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显然，为了挽救、教育林彪，毛泽东仅仅批评了陈伯达一人。而且，特意点明“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以毛泽东的身份和影响，这篇700多字的文章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终结。接下来的会议上，陈伯达就被控制了，他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所有的新闻、简报都不再点到他的名字。从外界来看，曾经地位颇高的陈伯达，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林彪为何提出“天才论”并倡议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为何勃然大怒？闹剧的主角是林彪，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这些问号就像飘荡在庐山山麓间的云雾，让人捉摸不透。不弄清楚其中原因，就读不懂庐山会议的诡谲多变。

“天才论”实际上是老调重弹。在此次修改宪法中要提到毛泽东。此前对毛泽东的评价，最权威的无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段话随着《毛主席语录》的问世，成了毛泽东的“专用”评价语言。林彪本人也在多次讲话中，称颂毛泽东是“天才”。中共九大召开时，这段话一度写进政治报告和党章草案。可毛泽东在审阅时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词语删除，只保留了“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这说明，毛泽东对近几年泛滥成灾的个人崇拜思潮是有所警惕的，甚至是反感了，有意识在这方面降温。正如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表示，“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林彪是否真的没有觉察到毛的情绪变化? 但真正让毛泽东生气的其实是国家主席之争。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按照《宪法》规定，中国设置了国家主席职位。第一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继任者是刘少奇。1964年，刘少奇再次当选国家主席。1966年“文革”开始，刘少奇遭受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位自此出现空缺，一直到1969年刘少奇病逝也未恢复。林彪对国家主席非常感兴趣。虽然当时他已经是党的唯一副主席，党章确定的“接班人”，但实际上拥有的权力并不大。在党内，一切重大事项都必须毛泽东拍板;在政府方面，则由周恩来主持工作。林彪深知，他想当国家主席，首先就必须恢复这个职位。只要这个职位一恢复，当选者只能是他。毕竟，毛泽东早就辞去了国家主席，一定不会在77岁高龄时再次出任。

但是，毛泽东多次反对设置国家主席。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4月12日，他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等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以《三国演义》“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典故告诫林彪不要打国家主席的算盘。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林彪置毛泽东多次反对设置国家主席的意见于不顾，在23日的大会讲话中发动“突然袭击”，继续重申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泽东的不满可想而知。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天才论”和建议设置国家主席的并不止陈伯达一人。除了林彪，叶群、王洪文、吴法宪等人也持相同意见。周恩来在东北组的发言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天才论”观点。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拿陈伯达开刀，而不涉及林彪等人呢?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固然有前面所言挽救和教育林彪的原因，也有策略方法上的考虑。毕竟，陈伯达虽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手中没有实权，在党内影响远远不能与林彪相比。拿他开刀，风险最小。当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最高领导早就对陈伯达不满了。陈伯达是毛泽东一手提拔上来的。毛泽东看重的是陈伯达的“书生”本色与“理论”头脑。31年来，陈伯达的确为党做了大量宣传和理论工作，特别是“文革”中，进行了舆论导向和理论宣传总结，从而丰富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但最近一些年来，陈伯达的表现越来越令人失望，在理论工作上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屡次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更犯忌的是，他还由于各种原因与林彪、叶群等人走得很近。

应该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虽然毛泽东偶尔会批评敲打陈伯达几句，总体说来还是信任他的。因此，才会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钦点陈伯达为组长。从很大程度上讲，也正因为这个组长职位，陈伯达才得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爬上权力的顶峰。但随着“文革”的深入，陈伯达不断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排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手下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经被打倒，陈日渐孤立。在中共中央，其地位日渐被张春桥取代。江青可以肆无忌惮地骂他，连康生都嘲讽这位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是“乌龙院院长”。孤独的陈伯达得重新寻找“靠山”或者说“盟友”。找谁呢?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毛泽东和周恩来显然都不是合适的对象。找来找去，最终找到了林彪。此时的林彪，在军队里的势力越来越大，可手下没有靠得住的“笔杆子”，因此，两人一拍即合。1968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陈伯达与林彪握手了。一次，陈伯达在电话中无意说出想吃海蟹，叶群马上以“林办”名义，让空军用飞机送到陈伯达处。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犯了大忌。

第二篇：毛泽东庐山会议拒当国家主席陈伯达和林彪难堪

毛泽东庐山会议拒当国家主席陈伯达和林彪难堪.txt2机会靠自己争取，命运需自己把握，生活是自己的五线谱，威慑呢们不亲自演奏好它？

毛泽东庐山会议拒当国家主席 陈伯达和林彪难堪

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陈伯达充当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

既然林彪已经将两个集团的斗争公开化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岂能坐以待毙！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了大会的情况。

会上出现这种明显是有统一布置的“揪人”行动，令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如果说1959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是纯系子虚乌有的臆造；那么，林彪集团却是把虎视眈眈，随时可以出鞘的锐剑。

毛泽东不能不提防！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开始部署反击了。

毛、林、周、陈、康五常委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风向马上就要转变。

毛泽东的目光直射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让陈伯达失魂落魄，使林彪无比难堪。大概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他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嬉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吹捧”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回他们输了，而且是彻底地输了。

叶群、吴法宪等人见势不妙，匆忙撤回、销毁自己的言论。留守北京没有来庐山参加前期开会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照叶群的部署准备了一份类似的发言稿，听说庐山上风云突变，就悄悄地销毁了文稿，才上山参会。

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作检讨。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

随后，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统一口径，攻守同盟。强调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能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

8月31日，毛泽东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心里已大体明白了。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

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第三篇：三次庐山会议 为何第二次几乎不为人知

三次庐山会议 为何第二次几乎不为人知？

钱伯城 怀旧好声音 2018-08-23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

作为中央全会或中央工作会议的庐山会议有三次。第一次打倒了彭德怀及其“军事俱乐部”；第三次打倒了陈伯达，并重重敲打了林彪及其同伙；第二次会议在相关党史著作中则似有似无，似密非密，几乎不为人知……

【毛泽东三上庐山】

建国后，毛泽东曾三上庐山，主持中央会议。

第一次，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先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讨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

第二次，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执行调整经济八字方针。

第三次，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开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加强战备等问题。

第一次会，打倒了彭德怀和他的“军事俱乐部”；第三次会，打倒了陈伯达，兼带重重敲打了林彪夫妇及其同伙。这两次会最有名，尤以第一次会可以独擅“庐山会议”之名，第三次会还只能放在“林彪事件”中述说（见1981年颁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7节、21节；《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章、38章）。但毛泽东说过“三次庐山会议”的话（《我的一点意见》），因此人们习惯统称为“庐山会议”。

但是，夹在上述一、三两次会议中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同样是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却处于一个神秘的地位，没有公开报道，也没有发布公告，似有似无，似密非密，几乎不为人知。即使进入改革开放的30年间，关于一、三两次庐山会议的报道或研究，基本已无禁区；但对于这个第二次会议，其出席人员名单，在一些党史著作中仍闪烁其词，特别是会议主持人毛泽东的名字更是讳莫如深，不见一提。例如——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在提“工业七十条”和“高教六十条”时，都只说一句“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无出席人员名单，更无毛泽东名字。（见该书第387页）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3章为《〈工业七十条〉的诞生》，提到“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开幕”，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但仍无出席名单，更避开毛泽东名字，也不提刘少奇、周恩来，似是故意回避。（见该书第959页）

《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与《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都只在相关年月日下记载刘、周各自的上山与会，不提毛泽东是否出席。（见《刘少奇年谱》第538页，《周恩来年谱》第429页）

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7页），引用《我的一点意见》全文时，在“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后，因为其中谈到第二次庐山会议，而把整段文字用删节号作了代替。可见至少到此书出版为止，毛泽东曾主持召开这次会议的历史，尚在史家回避之列。

其实这段文字，早在1990年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的《陈伯达其人》一书中，引用《我的一点意见》全文时，无意中已全段发表过了。现特引录如下：

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叶永烈在《出没**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书中说，《陈伯达其人》曾经北京有关部门审阅，同意出版。据叶永烈说，胡绳和金冲及都看过这本书。胡绳以为书中所写的陈伯达，就是他所认识的陈伯达；金冲及说“这本书写得扎实，透露了大量档案中所没有的信息”。但这些还不足以完全解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未得全部公开的谜团。

最近在一家官方网站青岛新闻网上，看到一篇题为《1961年庐山会议为何不公开报道》的新闻评论，无作者署名，发表时间是2005年11月9日，却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如下的回答：

中共中央曾于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和教育等重大问题。可是，这样重要的会议，很长时间却没有公开发布信息。这是什么原因呢？

1961年8月下旬，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因路途遥远，没有按期赴会报到。会议秘书处挂长途电话催他尽快赶来开会，这一电话内容被泄密。就在会议举行翌日，台湾当局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脑会议，商议解放台湾的消息。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坐立不安，派了几批特务赴大陆刺探虚实，其实，会议没有半点涉及解放台湾的内容。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把会议泄密的坏事变成好事，将计就计，即对会议绝对保密，不作任何新闻披露。深谙孙子兵法的毛泽东，当时采用的大概是“虚张声势”一计吧。

既然这条信息已在官方网上传播，也就表示已不在保密范围之内，虽然尚有待正式文件佐证，但已可公开备此一说了。

按前文所述，从毛泽东身边不告而别的行为，陈伯达是有“前科”的。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陈伯达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有一天，毛泽东要起草文件，却找不到陈伯达了。据《陈伯达其人》记载：

“陈伯达哪里去了？”毛泽东问机要秘书叶子龙。

“他搬走了！”叶子龙答道。

“他搬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又问。

“搬到大使馆去了。”叶子龙答。

“他为什么搬走？他到大使馆去干什么？他是我的秘书，他的工作在这边呀！他搬走，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毛泽东显得非常不高兴。他要叶子龙通知大使馆，陈伯达必须立即搬回来！

陈伯达只得灰溜溜地搬回来。陈伯达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儿子陈晓达在苏联学习，十六岁了，多年不见，想在大使馆跟儿子一起住几天……

“你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望着毛泽东愠怒的脸，陈伯达知道事态已相当严重，赶紧向毛泽东赔不是，作了检讨。

毛泽东在陈伯达作了检查后，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不过，这件事在毛泽东心中，从此留下不愉快的阴影。

这段描写十分生动，有纪实文学笔调，但可相信不是虚构。师哲是毛泽东访苏的翻译，他的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中有专节详细记载陈伯达随同访苏活动，却没有不告而搬一事，只提到“毛泽东确实说过陈伯达‘老鼠搬家’，但我不清楚指的什么”，想即指此事，但他不得其详。叶永烈这里所写，应是得之于当时在场的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的口述回忆，并向陈伯达本人求证。正如作者最后所说，毛泽东虽然对陈伯达有所不满，还是要用其所长，留在身边。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忘乎所以，旧病复发，又一次不告而行；但毛仍容忍在心，继续留用，甚至1966年还大用特用，委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进入中央常委，排名第四位。直到1970年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把他拿下来”（毛泽东语，见《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坠为阶下囚。这让人怀疑，是不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从陈伯达与毛的关系和陈的起落，可看到毛泽东的用人之道或驭人之道。所以，《我的一点意见》这篇文章关于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逃会获谴的一段文字，应该得到重视，说明陈伯达以及同他一样的人，平日一举一动，都在毛的洞察之中。陈伯达的悲剧在于，即使晚年服刑放归幽居的日子里，他还不知错在哪里，他对儿子陈晓农说：“我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我？我又没有得罪他。在他那里工作，我还是很小心的。在庐山说他是天才，那也是说好话嘛，紧说好话也不行？”毛泽东曾告诫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毛泽东传1949—1976》）陈伯达缺少的正是这点“自知之明”。【两次会议 一个版本】

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70年的庐山会议，两次会议相距11年之久，却惊人地相似，几乎像是一个模子里制造出来的。走的程序，用的手法，讲的词汇，达到的目的，无不似曾相识，稍有异同，但大同而小异。巧合多了，就不像巧合了。

马克思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对于第二次出现的事变和人物，马克思又称之为“再版”和“同样的漫画”。证之以两次相似的庐山会议，不妨称后一次是前一次的“再版”，实际是一个版本。

现就两次会议，作一简单比照，以年份代表会议顺序。

一、相似的开场气氛

1959年会。《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49页）载：“周总理也曾谈到过大家初上庐山的心情：‘那时候，是本着一年的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

《毛泽东传1949—1976》（第966～967页）载：“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七月）五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是上庐山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与会者纷纷出游。”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载：“为什么叫做神仙会？庐山天下名山，富历史古迹，多神仙故事，权且都来当当‘神仙’吧。”“主席约谈了一次，小舟、周惠同在（开同乡会也），心情甚舒畅，相机进言，颇为融洽”。

1970年会。《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0～1571页）载：“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心情很轻松，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

《吴法宪回忆录》（第789～790页）载：“叶群对我们说：‘这次来庐山开的是神仙会，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忙了大半年，就在这里避避暑，放松一下。”

徐景贤的《十年一梦》（第200页）载：“周恩来告诉来访者，这次全会的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等。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

二、相似的中途变局

1959年会。《毛泽东传1949—1976》（第983页、第988～989页）载：“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大会并讲话。”“毛泽东这篇出人意料的讲话，引起很大震动。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彭德怀自述》（第276页）载：“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1970年会。《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7～1579页）载：“八月三十日，他（指毛泽东—作者按）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

《吴法宪回忆录》（第801~802页）载：“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的态度变了，不高兴了’……”

《十年一梦》（第222页）载：“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一下达，全会的风向立即转变，前几天还是陈伯达一伙大叫‘揪人’，不几天马上又变成了众人狠批陈伯达。林彪给吴法宪下达指示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叶群则给吴法宪打电话予以安抚。”

三、相似的没完没了的“检讨”

1959年会。《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65页）载：“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和尖锐批评面前，在小组会和大会的严厉批判、斗争面前，再加上一些战友好心规劝彭德怀同志‘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作检讨’，于是他们便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一次又一次地检讨。”

《黄克诚自述》（第259～260页）载：“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作决议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我们认罪”。

《庐山会议实录》（第334页）载：“这个连续开了40多天的庐山会议，已经到了‘大获全胜’可以闭幕的时刻了，尽管还认为彭德怀并没有彻底低头认罪，也不必再在庐山逼他‘更深刻的检讨’了。反正庐山会议之后，紧接着还要开军委扩大会议，总的来说，彭、黄、张、周都已经认了错，服了输，八届八中全会可以圆满闭幕了。”

1970年会。《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9～1580页）载：“九月一日，毛泽东在由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

《吴法宪回忆录》（第809～810页）载：“我的检查写好以后，由周恩来送到康生那里以后，康生借机报复，批了一大通……这样我只好写第二次检讨……结果这个检讨又一次被康生批回来。我又写了第三次检讨，康生还说不行，周恩来说：‘人家已经三次了。’康生只好说：‘那好，就算了吧。’”

以上比照1959年和1970年前后两次庐山会议的相似之处，仅举三例，已可见其大概。若各以四字点评，可分别为：诱敌深入，突然袭击，穷寇必追。其他还有相似的批判斗争方式、相似的新账老账一起算、相似的定性判词（“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目的”）、相似的组织处理，以及相似的大会总结与通过的决议、公告等等，可比照与可写之处还有很多。就这两次会议的各自影响来说，似乎各不相同，但若就其影响的大而广而言，也有相似的地方。1959年这次会，直接导致了继续“大跃进”后的大匮乏、大饥荒，不得不在3年后的1962年，再开一次“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七千人大会”来挽救生产和经济的颓势。而1970年的会，则引发了毛泽东1971年8月的南巡，边调查，边“吹风”，8月30日在由长沙去南昌前夕，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及汪东兴谈话，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预示尚有下文。果然不及半月，发生“九一三”事件，掀起了新一轮的接班人之争。

如果再往深处思考一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节指出，“文革”前10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第21节又指出，“文革”的发生，“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这两次庐山会议，正好一前一后，以相似的方式，为这座“一言堂”的建立，起了相似的进一步加强加固的关键作用。这确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2009年8月18日，上海。《同舟共进》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作者系文史学者）

第四篇：国产“成功学”为何是忽悠

国产“成功学”为何是忽悠

在今日话题《你还在被‚陈安之‛们忽悠吗》上线后，《北京晨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反对‚成功学‛应坚守公道》的文章，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文章中称‚不应夸大‘成功学’的害处、‘成功学’并不是问题‛。

文章作者‚蔡辉‛先生还这样写到——‚在批评成功学的背后，分明看到这样一种霸权，即一切以常识为旨归，只要不同意，便指对方为骗子、脑残、虚伪……背后都是用决定论乃至独断论来支撑。如此弘扬常识，只能适得其反。‛

事实上，持有与‚蔡辉‛先生相同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因此，我们需要在解构几位成功学大师后，继续扒下‚成功学‛光鲜的外衣。

西方成功学：指导社交、人际关系的‚知音体‛ 一般来说，绝大部分国产‚成功学大师‛，都承认‚成功学‛的鼻祖是美国人戴尔·卡耐基。

而以卡耐基为代表的‚西方成功学‛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个体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调整个体的行为模式。比如，在维基百科中，‚卡耐基训练‛所包含的5个部分是——‚建立更大的自信、加强人际交往能力、加强沟通技巧、培养领导技能、改善我们的态度和减轻压力‛。

而‚西方成功学‛的主要内容，却又往往是人类世界已知的公理，比如安东尼·罗宾（陈安之的师傅）的‚必定成功公式‛：‚第一，决定出你所要追求的是什么；第二，拿出行动来；第三，观察一下哪个行动管用，哪个行动不管用；第四，如果行动方向有偏则修改之，以能达到目标为准。‛

面对这些‚无比正确‛的字词，美国人称其为‚便利店哲学‛，即廉价、方便、随手可得但颠扑不破的正确废话，它们的文本基本上就是用高科技词汇和营销术语来表述的‚心灵鸡汤‛。

如卡耐基成功学的基本理念是：如果有足够自信，每个人都能成功。而后世的成功学，尤其是国产成功学，无论包装得多么花哨，都是从卡耐基的这个理念中引申而出的。

卡耐基没写过《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中国人却开始‚造神‛ 卡耐基写下的最著名的一本书，就是《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他其余的著作大多与‚公共演讲‛有关。

然而，中国人将卡耐基的经典著作进行节选后，再与他的其它书籍（如《How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Living》）进行整合，再重新拟定了中文标题《人性的弱点（优点）》后，就成为了‚全世界各类企业、网络营销公司、保险公司等各种机构的培训必读书‛。

随之，一股造假之风扑面而来——

一本名为《最伟大的管理思想》的书于2003年才在中国出版了全球第一个版本，封面上却写着‚自2002年4月在美国出版以来，销售量已突破500万册‛，更有美国《金融时报》推荐。（注：《金融时报》是英国报纸）

一本由名叫奥里森的中国人所著的《拒绝借口》，首次出版就已经被列为‚美国海、陆、空三军指定用书‛……

与此同时，中国人对西方成功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主打‚致富‛

失败、挫折，前所未有地不被容忍；平凡、怯懦，前所未有地遭到鄙视。连比较意义上的成功，也要狠狠嘲笑。成功学界有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讲师问学员：‚世界最高峰是哪座？‛底下阵阵嬉笑声：‚那还用问，珠穆朗玛峰呗！‛又问：‚那第二高峰呢？‛学员顿时蒙了，讲师遂大义凛然地往黑板上写道：‚屈居第二与默默无闻毫无区别。‛

针对国人对成功的极度渴望心态，以陈安之为代表的国产成功学大师们，在从安东尼·罗宾等西方成功学大师处取经回来后，将原本用于指导社交和人际关系的成功学，转型为‚致富成功学‛。

如果要为国产‚成功学‛下一个定义的话，大概内容应该是这样——‚教人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最简单的方法，获得最大的‘成功’。当然，主要是指经济上的成功。随后，在经济成功的基础上，还能衍生出精神方面的成功。‛

随后，国学、灵修等元素不断涌入，国产成功学彻底成为大杂烩

随着陈安之等‚海归‛的成功，有很多人眼馋了起来。成功学这么大一块肥肉，怎能错过？‚国学成功学‛‚三弦智慧‛等等真正的‚国产成功学‛于是应运而生。

随着刘一秒、翟鸿燊等‚命灵双修‛、‚儒释道贯通‛的大师加入到这个行业，佛经、国学经典中的字句被注入了现代元素，经过包装推广后，连算卦都可以通往成功之路。

在前几年大陆民营中小企业形势大好时，老板们一个个叫嚷‚跻身世界500强‛，刘一秒于是靠‚攻心销售‛起家。而到了2008年，当全社会感觉‚国进民退‛后，中小企业主又开始需要化解来自社会、家庭、事业、情感等诸方面的心结，‚道法自然‛‚佛光解惑‛又成了国产成功学的核心。

国产成功学成为了一锅充斥着‚台湾普通话‛和‚东北方言‛的乱炖。

谁会告诉别人致富的秘密？

面对‚成功学‛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反问

在成功学不断叫嚣‚三个月赚到一百万‛、‚35岁前退休‛的同时，我们应当稍微冷静一下。

按理说，告诉别人致富秘密的人不是傻子就是骗子。致富没有秘密（无法简单的复制或遵循什么公式），即使有秘密，知道致富秘密的人也不会告诉别人。

但成功学大师们每天苦口婆心地告诉人们，他是为你好，在帮助你，解救你。但他们所说的那套，并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努力就会成功‛），按理说，知道的人越多，竞争对手也越多，大师们获得财富的机会就越少。

那么，他们到底说的是真正的致富秘诀，还是在忽悠？

‚成功学大师‛成功过吗？

原CCTV主持人樊登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仔细研究一下这些人会发现，成功学大师们在开始贴小广告教人们如何成功之前，普遍混得很不怎么样。翻开他们的著作一看，一点都不像个自学成才的样子，大量重复使用的没有根据的励志小故事充斥期间，一旦有原创的内容，就更加文笔不通纷乱可笑。如果这样都能成功，真是世界大乱了。‛

是的，陈安之在2001年于大陆讲学前默默无闻；刘一秒是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开始研究成功学；翟鸿燊更是有多个版本的职业生涯，但都和传销脱不了关系；徐鹤宁（陈安之大弟子）在被陈老师‚招安‛前睡地下室、泡方便面……

当然，每个人刚刚进入社会时，难免会过一段经济条件不好的日子。但这些成功学大师，以训练总裁为己任，满口‚企业战略‛‚管理决策‛，自己却从未有过相关的管理经验和创业资历（做传销倒都很在行）。台下万千群众（甚至是老板）却依然甘心把钞票掏出来，任其忽悠……

再追问一句，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哪个大腕是真正靠听成功学听出来的？

很明显，大师们多是靠‚成功学‛成功的 无需赘言，大师们的‚时来运转‛，都是依靠成功学。

据说，安东尼·罗宾曾对年轻的陈安之说：‚这个世界上赚钱的行业很多，但没有哪个行业能比帮助别人成功和帮助别人改变命运更有价值。‛

而在那些跟随‚秒哥‛良久的学员中，也有一些‚先知‛，他们已经发现，没有什么行业比‚秒哥‛的‚智慧‛更赚钱。所以干脆就加入思八达公司，担任讲师或者是代理商。

‚成功学‛为何不靠谱

中国历史上的‚成功学‛：神话、骗局成堆 《战国策》算是中国一本很早的‚成功学‛教材，受业于鬼谷子的张仪、苏秦成了杰出人物代表，人们纷纷不以其能骗为耻，反而以能骗人看作是成功的大智慧。

而他们的老师鬼谷子也被神化，似乎一位名师教徒弟，不需要寒窗苦读，只要给他看几本秘笈，就如醍醐灌顶一下子掌握了成功的法门。（后有黄石公教张良等神话）

《儒林外史》中有这样的一个骗局：科考落第而靠印‚高考解题大全‛（当时叫《三科程墨》)为生的书商马纯上，在游西湖时碰到一个鹤发童颜的道士。这老道找了几个托儿，设一个局，在马纯上面前演习炼丹，将黑煤炼成白花花银子。如果不是这老道突然患急病死了，马纯上必定上钩。

这种‚求速成‛的‚成功学‛精神，由古代延续到了现代。

如今的‚成功学‛：精神毒药

不提那些让人悲喜交加涕泪横流的‚成功学培训‛现场，单说成功学主要传递的精神——‚任何人，只要努力，就会成功‛。这显然是个不靠谱的逻辑，成功当然需要努力，但努力却不见得会成功。许多条件制约着向往成功的人，也有更多偶然的因素促进或阻挡成功的到来。努力，其实只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却绝对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充要条件。

可以说，成功学的核心就在于欺骗，用不高明的谎言来欺骗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们。

多年以前，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海里某座岛上有大金矿。很多梦想发财的人听到故事后纷纷赶去挖金子，然而最终赚到钱的，却是摆渡人们上岛的船夫。因为……那个故事就是船夫们编的。

为毛傻逼容易觉得自己牛逼？

说说阴谋论这个事儿

这篇文章谈谈阴谋论。

阴谋论，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国人是一个不以阴谋为耻，甚至容易把阴谋当成智慧的族群。这自然与两千多年来皇权至上的政治文化对国民心理产生的影响有关。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以及在各种文学艺术作品的渲染之下，使得中国人似乎比其他国度的人更加愿意相信阴谋的存在，也就为了阴谋论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沃土。

1有哪些阴谋论的例子？

先举几个例子，让大家对阴谋论产生更加感性的认识。

比如，在很多书籍甚至在一些正儿八经的纪录片中，不乏这样的言论，认为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实际上控制着全球的经济命脉，这些大资本家靠控制世界财富的流向和分配，来决定着世界经济甚至是政治的走势，他们才是决定世界发展的实权者，而什么联合国，什么美国政府都只是幌子而已。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便把这种阴谋论推向了极端。

又比如，在所谓爱国教育扭曲的熏陶之下，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意识上和西方世界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更有甚者认为，美帝国主义迟早有一天向中国投放一种无声无息的生化武器，把中国人灭而后快，然后像当年的日本鬼子那样占去中国的大好山河。这就是著名的西方威胁论，这种言论的影响可谓深远，一直到我大学时，依然有老师向学生灌输类似的思想。在互联网来临的时代，还持有这种思想的人，比没有思想的人还要糟糕。

最明显且最生鲜的例子要数最近被讨论得火热的宝能万科夺权之战，这事件才进入民众视野两三天，阴谋论便马上冒头，且吸足了大众眼光。该阴谋论认为，表面上是宝能系想收购万科，但实际上姚振华及其宝能系只是一个职业的打手，为什么？因为宝能系的背后有金融大鳄，金融大鳄指使姚振华强买万科，那金融大鳄是不是最终的指使者？不是，金融大鳄也只是站台而已，最后的幕后操作者是传说中神秘无比且富可敌国的赵家人。该阴谋论的结论是，被赵家人盯上了，万科十死九生，所以王石还是识相点，乖乖让出万科为好。

以上例子都是阴谋论的典范，阴谋论往往怪诞离奇，却又和现实揉和，让人难分真伪，很能满足大众的想象力和猎奇心理，所以往往容易传播开。正是阴谋论具有这样的特性，才被很多人利用，比如一些不甘寂寞的学者，靠的就是兜售阴谋论来名利双收。

相信聪明的读者从上面几个例子中可以大致总结出阴谋论的定义：阴谋论是指对历史或者当代事件作出特别解释的说法，基本上是建立在人们想象之上的思想成果，它靠对现实现象的简单整合以解释世事，所以往往怪诞不靠谱的理论。

2为什么说阴谋论不是科学理论？

阴谋论，是一个被有意无意隐没掉的概念。涉及阴谋论的基本是两种人，一种是阴谋论的兜售者，他们从中获利，自然没有什么动机去揭穿阴谋论，一种是被阴谋论忽悠者，这类人自然不能觉察出阴谋论诡异之处。任何一种思维游戏，要跳出圈外总是比较困难的。

本质上，阴谋论也是一种理论，像相对论等很多自然科学理论那样，初衷都是为了解释世事。但阴谋论的路线走得偏，所以绝对算不上是科学理论，只不过是伪装得像是科学理论而已，为什么？它不具备科学理论的根本属性，那便是‚可被推翻性‛，或者用流行但不十分准确的说法，就是‚可证伪性‛。

张五常的《经济解释》论述了科学理论的根本属性：该理论是可能被推翻的，任何不可能被推翻的理论都不能称之为科学理论。科学理论之所以科学，是因为其是可被推翻的，而不是无可捉摸的空中楼阁。中医为什么不是科学，因为那套理论玄乎玄乎嘛，几乎可以牵强附会地解释任何生理现象，所谓博大精深是也，不管中医这套理论有没有价值，但不算科学理论是真的。

相对论是科学理论，但相对论一定就对？未必，只不过，人类目前的认知水平尚无法将其推翻，所以被认为是相关领域里目前最正确的理论，而并不是绝对正确的理论，说不准那一天又出现一个旷世奇才，提出一个理论把相对论给推翻了呢？

回到为什么阴谋论不是科学的问题。因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无法对阴谋论进行‚证伪‛的。阴谋论更多是人的一种精神产物，难以提取足够的证据去验证它。虽然相对论十分艰难且难以验证，但毕竟是科学理论，再难验证也能找出蛛丝马迹的证据来，却从没听过谁验证过某一阴谋论，因为根本就不可能验证出来嘛！

阴谋论推出的结论很多时候过于庞博，这本身句不符合科学理论严谨的思路，别更说用科学的论据对论点的方法将之证明。阴谋论更多只是一种逻辑上推得通的想象之物，坐在在现实中是压根儿就无法论证的。自称能验证阴谋论的，都是神经病的。

比如说有人认为华尔街金融大鳄害怕看到中国的崛起，于是通过操纵美联储和交易所甚至是联合国，寻找一切机会想拖垮中国经济。这听起来耸人听闻吧，你能说这些说法不对吗？那你能拿出证据证明这些说法不对吗？不能。

又比如2007年的经史类畅销书《货币战争》，此书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材料，向读者揭示一个惊天大阴谋：全世界的货币发行，乃至政治活动都受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一批金融财团的控制。在这本书里，世界几百年来的争端，其核心都围绕着金融问题展开，里根遇刺是因为金融问题，希特勒的崛起是因为金融问题，拿破仑滑铁卢战败也是因为金融问题。谁能证明这个阴谋论不存在呢？不可能有人能！

3为什么阴谋论始终盛行不衰？ 阴谋论的存在根本上出于利益的驱使。世界上任何关系，无论是国与国，还是人与人，都可以高度概括为两个字：利益。利益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和立场，进而决定用什么方式实现有利于自身的目的。阴谋的产生便是来源于利益的争夺，阴谋论的思维起点大多时候也来源于利益的争夺，只不过阴谋论获利者往往是兜售阴谋论者，而不是‚耍阴谋者‛。

如《货币战争》并不能让罗斯才尔德家族获利，却能让作者名利双收，登上了作家富豪榜。阴谋论能实现兜售阴谋论某种目标，获得巨大利益，人的本性便是无利不往，不管有意无意，有人的地方就有阴谋论产生，这是阴谋论长盛不衰最根本的原因。

阴谋论往往建立在一个刺激而悬疑的故事上，切合大众猎奇的心理，所以传播效应往往是惊人的。再加上大众思维是一种缺乏严谨的群体思维，有着一种靠直觉了解事物的思维倾向，而阴谋论恰好满足的大众在直觉上解释事物的需求，因而阴谋论始终有市场。有着强大的群众基础，这是阴谋论长盛不衰的第二个原因。

阴谋论长盛不衰的第三个原因，就在于阴谋论往往有很强的逻辑性，几乎不可能有人有说服力地推翻某一种阴谋论。前面已经分析过了，阴谋论是不可证伪的，不会有将之推翻的任何可能性。

阴谋论是怀疑论的扭曲变形，主要来源有现实的信息不对称，阴谋论者面对这样的信息不对称，所做的工作是想象出一些信息来弥补不对称的那部分信息，进而得出怪诞的结果，反正无法证明对错，提得出来就有市场。

科学素养强的人，知道不能证明其错误的理论是有问题的，而对科学素养不强的人来说，不能证明错误往往被误解为是对的，是有价值的。可能更加重要的是，阴谋论是一种‚普世哲学‛，在逻辑上，任何一件自然发生的事件，事后都可以用阴谋论的视角来解读，说是出自于某些人的操纵。

更要命的是，被阴谋论忽悠者往往有着很强的智商优越感，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世事真相，而其他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会被认为天真无知。爱因斯坦在晚年谈论自己时，提出‚知识圆周论‛，认为一个人的知识越多，见识越广，就越像圆周一样，半径越大，所接触到的空白部分就越多，越加觉得自己懂得少。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牛逼的人往往谦逊，而傻逼经常都是一副牛气哄哄的样子。

4怎么防止被阴谋论忽悠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阴谋论的诸多不好，读者应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是一个坚决的反阴谋论者。

阴谋论的现实来源是信息不对称，而兜售阴谋论者刻意放大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加深了人与人甚至国与国之间的误解，总会造成些不良结果。阴谋论用看似有理有据实则站不住脚的一大堆材料来展示对事件的解释，把事件的发展归因于某些人背后的策划，以怪诞的结论来蛊惑人心，让人离真相越来越远。

我不相信阴谋论这套，因为影响世事发展的因素错综复杂而庞大，不可能被一小撮人操纵，现实不是武侠小说，靠一人之力就能挑起江湖的腥风血雨，那曾经被认为能操纵这个世界的上帝，在上世纪已经死翘翘了。

那么，如何防止被阴谋论忽悠？

首先从阴谋论产生的那套逻辑出发，阴谋论靠夸大某种信息来获取怪诞惊人的结论。任何一种言论，让人觉得怪诞，就一定有某些脱离现实或者夸大现实的部分存在。每个人如果能做到对怪诞的言论有种由心的谨慎，积极思索哪部分脱离现实而臆想出来的，或者哪部分是被夸大出来以容易使人忽略其他细节的，那么阴谋论往往不攻自破。其次，对于那种认为某些少数人有惊天之能，像神仙那样策划和操纵一系列事件的发展的，十有八九是不靠谱的阴谋论，这套逻辑我在上面已经分析过，这里不赘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阴谋论是小说和影视作品惯用的伎俩，如《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策划了赤壁之战，促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又如《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同样是谋略惊人，搅得宫廷鸡犬不宁，把本来毫无竞争力的靖王扶持上位。

最后的，也是我觉得最有效的，那就是当一个纯正的怀疑主义者。阴谋论是怀疑论的推导，是怀疑主义的扭曲变形，所以才会产生一批拥趸。纯正的怀疑主义者必定是个现实主义者，对越容易让人狂热的言论越是警惕，而善于参破其中的逻辑陷阱。如此，谁又能忽悠得了你呢？

第五篇：习近平为何说“村官”是宝贵财富

习近平为何说“村官”是宝贵财富

1、“农村基层的工作经历是人生的一个坐标，有了这个经历，就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群众、如何尊重群众，知道什么叫实事求是、如何尊重事实。”

2、回首往事，不应碌碌无为而悔恨；回首往事，感到自己做过对社会有益的事，不仅是人生的宝贵财富，而且感到自豪和骄傲！只有经过生活磨练，才知道真实的生活；只有了解和懂得了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才能把群众工作做好、做出成效；有了这样的一笔宝贵财富，才有应对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变化的能力。

3、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迫切需要一大批密切联系群众、带领农民致富、促进农村稳定的农村基层干部，迫切需要一大批有现代知识、现代思维、现代眼光的优秀青年才俊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4、农村基层是青年学生熟悉当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基本国情的最好课堂，也是我们党培养人才、锻炼人才的重要阵地。

5、习近平向大学生“村官”提出四点希望：第一，要志存高远、坚定信念，在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第二，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在与农民群众摸爬滚打的交往中吸取营养、增长智慧。第三，要勇于开拓、大胆实践，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经风雨、长见识、增才干。第四，要尊重农民、心系群众，在服务农民群众中增进同他们的感情，赢得他们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6、农村从农业科技知识的推广，到生产方式的转变、民主管理的推行、精神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迫切需要现代科技知识和管理理念。选聘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大学生到村里去任职，是时代的需要，是一个英明的决策。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7、习近平在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到省区市交流任职中青年干部座谈时强调：在地方和基层历练中锤炼党性增长才干。

8、基层一线是领导干部了解实际、向广大群众学习的好课堂，也是领导干部磨练作风、提高素质的大考场。到地方和基层一线工作，同基层干部和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增长领导才干、积累实践经验、加快政治成熟至关重要。

9、第一，身下心下，树立扎根地方和基层干事创业的决心与信心，尽早融入地方和基层新环境，融入基层干部群众，融入新的领导班子集体，把全部心思用到地方和基层工作当中，真正成为当地干部和群众的贴心人。第二，多学多思，加强调查研究，了解省情市情县情，了解所在地方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和关心当地干部群众的疾苦冷暖，把虚心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贯穿于工作始终，坚持在边学边干、学干结合过程中不断提升思想境界、提高实际工作能力。第三，在实干苦干上下工夫，既要脚踏实地搞好当前的发展，又要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真正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第四，发扬团队精神，紧紧依靠领导集体推动工作，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干事创业，做到荣誉面前不争功、利益面前不计较、困难面前不躲闪、责任面前不推卸。第五，坚持慎独慎微，面对各种诱惑保持清醒头脑，珍重自己的人格，珍爱自己的声誉，珍惜自己的形象，不断增强辨别是非和抗拒诱惑的能力，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第六，淡泊名利，真正把到地方任职作为学习提高的机遇、锻炼成长的过程，与老一代共产党员比理想信念，与困难群众比生活待遇，与先进模范比工作奉献，保持良好心态。

10、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听取群众意见，为基层排忧解难，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11、领导干部扑下身去抓落实，就是要转变作风，真抓实干，力求实效。一要坚持察实情。下基层不但要“身”下，更重要的是要“心”下，真正做到深入基层、融入基层、贴近基层，切实把基层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摸清、摸准、摸透，与基层群众促膝谈心，弄清楚基层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急什么、要什么，把群众的期待反映上去，不断增强服务工作的针对性。二要坚持出实招。领导干部到基层最重要的是实干，最有用的是实招。对了解到的情况，要作出准确分析和科学判断，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为基层当好参谋，当好助手。下到基层，要多想办法调产业、搞建设、保稳定、促和谐，多想点子、多跑路子，让群众就业路子多起来，让困难家庭富起来，让生活环境靓起来。三要坚持求实效。领导干部下基层有没有成效，最终看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虽然领导干部下基层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所担当的责任却是无限的。一定要以实效为重、以实效为要，坚持尊重规律不求大，脚踏实地不求名，做给基层看，带着基层干，办成一些实事，做成一些好事。

12、基层是大舞台，一线是大熔炉，实践是大考场。领导干部要坚持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勤于深入基层“接地气”，善于扑下身子抓落实，让各项工作更加贴近实际、更加富有实效，把各项工作落实到实践中去，落实到基层中去，落实到群众中去，做到问题在一线发现，思路在一线形成，矛盾在一线化解，业绩在一线创造，形象在一线树立。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