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福剑视频为何引发了中国人的信任危机

第一篇：毕福剑视频为何引发了中国人的信任危机

毕福剑视频为何引发了中国人的信任危机

毕福剑饭局私聊视频被曝光后，昨天央视做出处罚决定：毕福剑在央视主持所有节目暂时停播4天。同时，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发声明，撤销毕福剑爱心大使称号。或许未来还有对毕福剑更不利的消息，但网络上人们更担心的是中国人的信任危机。

正如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微博上所说：“朋友私聚，戏谑调侃，说几句不恭敬的话，何罪之有？若要处分，该处分的是那个骗取信任、拍片并上传网络者。社会影响都来自这个上传行为。处分毕福剑，无疑是鼓励无耻的背信弃义和密告，破坏人际基本的信赖。”

媒体人王志安的一段相关微博也被转发很多：“饭局上录音录像再公开，摧毁的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信任。这种信任的重要性，超过意识形态，超越各种理想和主义。一旦失去这种最基本的信任，他人皆是地狱。人是活在社会中，不是活在主义里。那些用政治正确审视私域里一言一行的人，本质上都是法西斯。”

是啊，公众场合与私密空间如果没有界限的话，会导致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试想，你躺在被窝里和老婆发几句牢骚，都有可能成为别人口诛笔伐的对象，这样必然导致小人横行，告密盛行。

对此《人民日报》也发表文评论《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至今“告密揭发”思维还时常作祟。某高校期末题“选出你认为翘课最多的3名同学”，这不是在鼓励学生相互揭发吗？一个“打小报告”的班级，同学、师生间一定疏远而戒备；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毁掉社会道德基础。

告密是人所不齿的行为，但自古以来却如瘟疫般。人都有隐私，都有短处。人与人之间，应当是相互帮助、取长补短。相互揭发，必然人人自危。揭发别人者并非因为自己干净，只是把告密作为打击别人的利器。如果告密大行其道，必然诚信全无，当然也是小人得志、奴才横行时代。

正是对这种情形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人人自卫”的社会。谁也不信任谁，人们互相欺诈，社会的交易成本在急速提高。但信任的重要性，对于社会生活，就像空气对于生命一样。如果我们看到食品，就会想到中毒；看到微笑，就会想到陷阱；踏上大桥，就会想到坍塌；走进医院，就会想到误诊；我们生活能正常吗？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在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中，你会生活得更为安全、更为轻松，并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信心，而这一切全赖法治所赐。在法治的环境中，你在大街上不必担心警察的无故打扰，但有人侵害你时，保护你的警车会及时呼啸而至，于是你信任未曾认识的警察；你的财产不会受外力包括公权力的袭扰，而当有人侵害财产时，公权力机关会及时出面救济，于是你信任向你征税的政府；你进行交易时不必采取过度的安全措施，但对方若是违约，公正的强制执行会通过判决如期而至，于是你信任平时不打交道的法院。

中国社会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如何产生的？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社会不公”。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和公正，也就不会有社会信任。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因为多年来的司法衰败，中国社会已经濒临无政府状态的边缘。结果是政府依靠“维稳”来维持秩序，而社会则依靠暴力甚至自己的生命，来争取他们所认同的社会正义。

亚辛斯基先生有句箴言说：“不要恐惧你的敌人，他们顶多杀死你；不要恐惧你的朋友，他们顶多出卖你；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只有在他们不作声的默许下，这个世界才会有杀戮和背叛。”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个人的善恶观都是紧密受大环境影响的，大环境恶化，那么，个人的向善的一面则会收缩；相反，大环境好了，也会进一步激发人们向善的一面。

有人說：犹大告密，谁之过？酒桌上的戏谑语毕福剑吃自家饭，却被别人砸了锅，毕福剑网络视频事件在提醒著每一个人。跟朋友交往要格外小心：私下聚会聊天酒桌说的话未经同意绝不公开，此所谓君子把欢信任优先，老毕的饭局门，把我们从中国梦中惊醒，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在任何社会，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道理很简单，一旦社会失去对司法的信任，怀疑司法，这个社会就必然出现暴力横行的局面。所以，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会动用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不惜成本来保障司法的公正和司法的尊严。而一个邪恶横行无忌、正义不得伸张的社会，必然是社会被原子化的社会。每一个公民个人即使肢体健全，也感觉自己在精神上孤立无援。

第二篇：中国人为何信访不信法

周永坤：中国人为何信访不信法

    1如果讲政治，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法治统一，得到贯彻

2维护人的尊严是所有法律价值的基础，由此推倒出的结论就是规则至上

3司法政治化必然使司法成为政治的工具，没有司法，人便成为权力的奴隶

4在法治社会，法官的权威是最高权威，信访机关成为“超级法院”是可悲的事

周永坤（资料图）

周永坤：中国人为何信访不信法？ ——大学问“法治常识”系列讲座之一

编者注：5月9日，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在“暨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讲堂”做题为《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的演讲。他认为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法治统一，并且得到贯彻。一旦权力干预个案司法，使权威的统治退化为个案化处理而非规则化处理，最终会形成无规则的自由，当下中国信访暴力化，老百姓信访不信法，正是前兆。在法治社会，法官的权威是最高权威，信访机关成为“超级法院”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周永坤，法学家，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苏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法理学——全球视野》、《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宪政与权力》等。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晚上好。我是苏州大学的一位老师，有机会来到暨南大学，深感荣幸，谢谢大家在大雨天冒雨来听我的演讲。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这是法学界应该重视，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

司法与政治应该是什么关系？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

我为什么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价值？若干年来，中国人信访不信法，对司法说什么的都有，连法官都有很多不满。十八大使中国法学界再次燃起希望，社会各界和法学界都在问，十八大后司法反弹，应该朝什么方向走？

一个走向法治的国家，司法有许多东西要做，从人治的司法走向法治的司法，政治和司法的关系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先从一件冤案讲起，周某挪用公款案。案情非常简单，周某向他的朋友借钱炒期货，赚钱后买了房子，结果被控挪用公款。2001年，该案经审法院的院长忽然患了绝症，良心发现，就找到被冤枉的周某，交给他一份有关案情的档案记录副本，副本上记录着该案的审判人员并不认为周某的行为构成犯罪，但考虑到这是相关部门关注的案子，最后由院长说就判五年吧，其他人员一致同意。二审的情况也如此。一审判决并不是由哪个法庭或法官做出的，二审也不是由合议庭组成人员做出判决，而是由上面意见决定。这些法官应不应当承担责任？ 就在前两天，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长针对冤案问题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这是什么逻辑？

我们应当进一步问，既然法院对冤案立了功，谁应当为制造冤案负责？法官作出枉法裁判，理当有罪，但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是领导。领导自己没有调查，没有参与审判，没有参与到过程中来，而他做出怎么判决，这不是有罪吗？但是，在我们的制度下，领导是躲在幕后的，他不用担责，因此，问题出在我们的司法制度本身，是制度造成的冤案。在法治国家，司法去政治化不仅仅是政治原则、社会习惯，也是学界的共识。但是，在走向法治的当下中国，恰恰相反，司法政治化不仅是法上之法，且早已成为习惯，在理论上，司法政治化现在是共识，要服从一个大局，服从社会效果，这都是司法政治化的口号。一位政法系统的领导干部在某个法学研讨会上做报告就讲，司法是“小技”，政治是“大道”，司法要服从政治“大道”。

司法与政治的关系是所有声称要走向法治、保障人权、要把冤案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国家和人民无法回避的问题。政治和司法的关系涉及到中国未来的走向，这个问题搞不好，中国绝对不可能建成法治国家，人权问题也绝对不可能解决。

政治与司法两个词本身有很多意义，容易引起歧异，对于他们的含义，应当放到具体的语境中理解。政治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种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讲究公共利益，有正义与否的问题，是伦理导向的。

另一种是中国的“政治”，政治化意义上的政治。我生活的年代曾经整天突出政治，现在也讲政治学习，这种政治其实是政治利益，是功利导向的，这种政治其实是与法律相对峙的权力，中国人所讲的政治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

这可以从目前司法政治化的主要表现得到证明，比如，大局司法、能动司法以及维稳的司法等，这种政治是指权力者所确立的目标，比如发展经济、政治稳定等；二是指具体的行政权力和党组织的权力。因为这是法律之外所考量的，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与司法权威相抗衡的政治。

司法中出现的政治是和法律不一致的存在，是和司法与法律相抗衡的东西，是和制度化、法律化的正当政治背道而驰的。如果讲政治，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法治统一，法律应该得到贯彻。现在和这个最大的政治相对抗的政治，其实就是个人利益，统治者利益，甚至于个人的政见。

事实上，政治干预司法的事在任何国家都无法绝对避免，但不能因此而得出司法政治化是正确的结论，如同天天有人说谎，但不能由此证明说谎是正当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政治权力有干预司法的自然属性，时时刻刻都在干预或者都在企图干预司法，因此才需要讨论司法与政治的应然关系（编者注：周永坤将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分为应然与实然，实然关系属于科学讨论的范畴，而应然关系属于规范学讨论的范畴），才需要研究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

司法为什么必须去政治化？维护人的尊严是所有法律价值的基础

政治与司法应然关系的基本假设是什么？是人的尊严，法律讨论的是人际关系问题，人的尊严就是法学和法律所必须遵循的。由人的尊严所推导出来的基本价值有自由、平等，进而就可以开展司法与政治关系论证。

个案裁判为什么必须去政治化？这是从人的尊严角度得出的一个结论。维护人的尊严是所有法律价值的基础。人的尊严实质就是摆脱对同类的依附，大家平等走到法律下，其实就是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不仅是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目标，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如果接受这一前提，由人的尊严推导出一个结论就是规则至上。人不是依附于人而是大家都走到规则下面，规则至上，从规则至上可以进一步推导出立法与司法应该遵循的原则。对于立法，人的尊严就要求立法者尊重自由、平等的人权，这是由我国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对司法来讲，人的尊严需要司法排除任何社会权威和政治权威的干预，法官有能力进行独立判断什么是法律，并且要求司法者唯法律是从。

因此，立法者以人的尊严为最高立法原则和法官唯法律是从的司法原则，是法治社会的最高原则。从该原则出发，司法趋于去政治化，是派生出来的司法原则，是最基本的司法原则，因此，司法应该去政治化。

第一个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维护现代司法属性的需要。如果政治化，司法就不是司法。司法有两种，一是作为政治权力控制社会的工具意义上的司法，叫工具司法；一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司法或叫“本真的司法”，或者说是维护人的尊严的司法。前者是专政意义上的司法，后者是宪政意义上的司法。

司法应然的性质是什么？居中裁判，维护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有许多种，法学所关心的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维护人的尊严。如果司法政治化，其必然结果就是使司法成为政治工具，司法权就退化为实际上的政治权力，不再是司法权，司法也就徒有其名。没有司法，人便成为权力的奴隶。

第二条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为实现政治上善的需要，政治的善需要多种的因素，其中之一就需要社会对权力的监督，特别是政治权力对选举的依赖，权力来自选举，而不是来自枪杆子，这是现代社会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假设。

在追求政治善方面，长期以来中国人又有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是道德浪漫主义，寄希望于权力主体的道德自省，自觉为人民服务，这已经被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就是统治者设下的一个骗局，这一幻想或骗局已经麻痹中国人已经达五千年之久。

另一种思路是1949年之后发展起来的监督理论，监督理论的逻辑问题是谁来监督那个监督者。单从监督理论本身来讲，逻辑上就不能自圆，没有人监督监督者，他肯定会坏掉，必须建立分权制度，监督是没有效率的。其实，监督理论背后站着的仍然是道德浪漫主义，或者称之为道德之神，寄希望于监督者的道德。监督理论形成近百年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它是一个无用的理论，无论在苏联还是近70年来的中国，都无力解决权力滥用问题，也无法解决腐败问题。

监督理论的失效告诉我们，要达到政治的善，必须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办法就是使司法摆脱权力的干预，实现司法去政治化，以法律和司法权的合力实现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梦想。没有独立的司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只能永远是一个梦，只有把司法权凸出来，这个梦才有实现的那一天。

第三条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实现法大于权的需要。如果政治权力可以指挥司法，则权力必然在司法裁判之外。在这方面，与我国同为东方文化的日本经验值得借鉴，战后日本的司法就是逐渐摆脱政治干预而走向独立的过程，这才转变了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局面，才有今天的日本。

第四个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政治权力依法管理社会有效性的需要。前三个方面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讲，最后要从功利角度讲，司法政治化会失去有效管理社会的抓手，直至政治管理最终归于无效，什么意思？政治管理社会需要一个抓手，不能直接去管，这个抓手就包括司法，最重要的就是法律以及按照法律所组建起来的一整套国家系统。

非政治化的司法是这个抓手得以生存的条件，各个权力之间各司其职，抓手就有效，如果各个国家机关都服从集中的统治权，最后这些机关都虚化，抓手也就没了。政治权力干预个案司法，政治权威的统治最终退化为个案化处理，不是规则化处理，问题就非常严重，最后变成一种无规则的自由。没有规则的治理，会消解以稳定为特征的法律和制度，如果变成个案化处理，可以说最后统治者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穷于应付，一旦到这一天，通常就无力回天，接下来就是周期性的王朝更迭。

当下中国信访暴力化，截访，老百姓信访不信法，就是这一悲剧的前兆。信访开始是动嘴巴，现在是动拳头，有的地方动刀子。司法退出，暴力盛行，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地方无法避免的必然规律。

历史纬度：司法摆脱政治是中国现代化重要一环

中国历史上有过重组政治与司法关系的努力，这是历史的纬度。看一看中国历史上是怎么走过来的，会给现代如何处理司法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个参照和借鉴。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一环就是重造司法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使司法摆脱政治的羁绊，实现司法去政治化。这一过程长达百年，至今仍然在继续，远远没有完成，期间经历三次大的变革，或者叫三次司法改革。

第一次是清末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清末变法与一系列运动的重要内容，开启中国司法摆脱政治的历史。光绪33年（1907年）已有一个立宪的规划，用15年的时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独立的司法。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司法改革，指明了司法的方向。沈家本、伍廷芳等制定《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沈家本是中国现代法律之父，没有沈家本，中国现代的法律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清末司法改革最重要的成就有四项，第一是建立独立的审判衙门；第二是建立法官的考试制度；第三是制定诉讼程序法，内容被民国时期的立法所接受；第四，或许是最重要的，破天荒地建立律师制度。清末司法改革没有完成，满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继承了这番事业，在司法方面，起码亚洲没有国家能够和中国相比。

第二次司法改革是1952年，这是司法再一次政治化的历史回潮。1952年6月，一项名为“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运动在全国展开，这是以专政的司法观为指向的运动，其目的是建立政治工具的司法。

这次改革的结果使司法变成专政的工具。1960年，当时的中央政法小组，就是现在政法委员会的前身，向中央作出一个报告，要精简机构，所谓精简机构就是公检法三家合为一家，而后以公安为长，法院、检察院服从公安的领导。

第三次司法改革是当下正在进行的，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当时的设计目标有两个：一是经济上的体制改革，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可惜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能够很好地进入轨道。司法改革当时所确立的目标就是要建立正常的司法制度，现在目标基本达到，有司法考试，有公安、检察院、法院组织系统，都建立起来，在文革中，这种系统已经被破坏掉。

司法改革大概到90年代末期时，我认为处于一个高点，进入新世纪以后，本来应该更上一层楼，但在维稳利益的政治导向下，转折点出现在2002年左右，文件表达是《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纲要突出司法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原来的第一个纲要是坚持依法独立审判的，对这一原则也很强调，到第二个改革纲要这一原则就弱化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强调宽严相济，强化调解，服务大局，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等内容。与之并行，极为严重的一个倾向就是政法委权力日益强化。关于政法委的权力，十八大过后已经明显在各地弱化，这是一个进步。

当务之急：司法如何去政治化 接下来，我列举一些当下中国政治介入司法的不当方式及其理念，哪些理念和实践是有问题的？

第一，司法的政治工具主义。现在法学院的教材贯彻的都是法律工具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的法律意识形态，是极其有害的。法律的政治工具主义使立法者、司法者，以及其他法律人没有立足之地，从法律工具主义派生出来的就是司法工具主义。

司法工具主义的实质是追求法律以外的善，司法本身应该追求法律的善，但政治工具化以后的司法追求法律以外的善，这个善就是权力主体的意志。从司法本身来讲，它应该是自主的，不被赋予外在目标，司法就是司法，法官应当忠诚于法律。如果司法服务于外在目标，就会丧失司法的本质，会堕落为外在目标的工具，直接结果就是法律不再重要，司法公正不再重要。一句话，司法的善就在司法本身，不在司法以外，追求司法外的善，徒有善的外衣而实际是一种恶。

第二，司法受到潜在的非难。现在的法官受到两个方面的压力，第一是司法系统以外的压力；第二是司法内部的行政压力，法院高度行政化，法官的行政首长很多，没办法独立。法官独立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性原则。现在法院的种种考核使法官不太自由，比如在河南，法官要对因案件引发的信访终生负责，如果判决都能让双方满意，那就是神，而这样的规定明显就是没有把法官当人看待。另外，上诉方面也要考核法官，上诉本来是当事人的权利，可上诉率高了也不行。

第三，司法的目标政治化。司法就是追求公平正义，没什么话讲。大家都知道法国的正义女神象，一个手是天平，一个手是宝剑，背后有一句话，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现在不要说天崩地裂，一上访就会变，法院就说我们商量商量吧，裁判还有什么司法权威可言？ 第四，司法手段的调解化。司法就是裁判，但中国变为调解，调解带有强制性，现在许多法院的调解率，比如江苏法院达到95%，当事人都是没有办法，调解不了，才到法院，法官有什么特殊本事让他接受调解？除了权力，还有别的办法吗？调解在中国变成这样子，法学家是有责任的，他们误导当权者，把西方的社会调解混同于中国的司法调解。

第五，司法程序被弱化。司法程序弱化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政治权力就可以进来。第六，能动司法。能动司法要求司法主动和政治接轨，主动为政治服务。

第七，民意司法。民意司法是政治司法的外套，什么是民意？其实是政治权力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民意司法非常可恶，就是把当事人交给暴民。民意通常是暴民无法一致化的情感，任何民意都不可能是理性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乌合之众》。第八，强信访机制，它的实质是政治权威高于司法权威。信访权是中国宪法所包含的权利，公民有向国家机关提出意见、申诉的权利。公民必须有信访权利，但强信访的权力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主导立法的是权力，强信访进入到现在的信访条例中，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影响，导致老百姓信访不信法。

在法治社会，司法判决在解决纠纷意义上具有终结性，法官的权威是最高权威。在美国哪怕是基层法官的判决，奥巴马也不敢动。只有我们这样一个非理性的司法制度才允许信访制度存在，而信访机关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是一个自毁长城的愚蠢举措。

令人欣慰的是十八大以后，政治对司法的非正当干预已经有所放缓，正在朝上走，至于回升有多快，无法预测。比如说能动司法，现在不是再强调能动司法有多重要，而是强调能动司法要有限制。信访率也不排名了，以前信访对于当地一把手是“一票否决”，信访率如果排在最前面，官位可能就有一点危险，最后为了降低信访率，就出现截访，最终变成一种暴力对抗。现在信访率不排名了，是一个进步。

这表明正在悄悄的进步，为什么进步还要悄悄的？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没转变。要转变人治的意识形态，使其不具有正当性，理直气壮追求法治的司法，追求保护人的尊严的司法，那样中国才有希望，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都大张旗鼓的去讲这些东西。作为公共利益的政府，不是要求司法政治化，恰恰相反，而是要求政治权力尊重司法，接受司法的裁判，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政治体制的权威。司法政治化的实质是司法人治化、司法的非规则化，最终将导致法律的失效。法治社会的首要特点是法大于权，法大于权自然要求司法去政治化，否则司法就是自断其岸，司法就会变异。

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我的回答是，政治应当以消极的尊重司法的方式介入司法，任何积极介入司法都是对司法原则的侵犯，不但不具有正当性，从维护统治的角度讲，也不具有有效性，更不用说司法政治化本身就是对人的尊严的冒犯。

当下中国的司法是高度政治化的司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实施宪法以维护司法的权威，实现司法的去政治化，只有如此，才能借助司法的力量，实现将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美梦。（编辑：周东旭，感谢暨南大学罗发龙老师的大力支持）

第三篇：大学生拍孝敬父母视频引

大学生拍孝敬父母视频引“泪崩” 网友议孝心到孝行

一名大学生花200元拍摄的一段片长仅为6分钟的视频作品，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网络点击量竟达到了400万次，而在首发的视频网站上，网友的留言更是长达73页。

这些都是视频《天堂午餐》的主创者、河北传媒学院大三学生刘啸宇之前没有想到的。

今年1月底，他将自己拍摄的这段视频上传互联网，参加一个大学生电影节的“短片大赛”。

谁知上传后不久，就接到了一个同龄人在归乡火车上哭着给他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小伙子告诉他，为了打拼，已经5年没有回家看父母了。“看了视频后，关了电脑，他直接就奔火车站回家了，票都是上车补的。” 刘啸宇自豪地告诉记者：“他打电话，只是为了说声谢谢。”

翻看73页的留言，发帖人多为80后、90后，所留内容也多为“瞬间泪崩”、“谢谢”等。

“这部视频只是一部出色的学生习作。”河北传媒学院影视学院副院长张晓艳表示，能让80后、90后如此关注，实在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

首发的视频网站，更是为这部学生习作打出了“6分钟，可能改变你一生！”的推介语。

“儿子”身上有所有80后、90后的影子

《天堂午餐》剧本完成于2010年8月。“一直觉得父母都很年轻，直到去年暑假的一天，我在厨房里看到我妈鬓角有好多白头发，当时心里一惊，忽然觉得父母都老了，就萌生了要写一个关于孝敬父母的东西。”1989年出生的刘啸宇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初衷。

《天堂午餐》讲述的是一个年少轻狂的儿子，平时对母亲的辛劳不以为意，甚至对唠叨的母亲发脾气。面对母亲“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的期盼，他毫不在意地回答：“妈，等您老了，我天天做给您吃。”而当母亲猝然过世后，追悔莫及的儿子悉心给母亲做了一顿午餐。

“我要用最简单的镜头和拍摄手法讲述这个故事。” 刘啸宇说，制作这段短片只花了200多元钱，大多是去拍摄地点的路费和拍摄团队的“盒饭钱”。短片中的演员全部是义务出演。

“母亲“的饰演者是一个电影公司登记的群众演员，她看了剧本后，觉得题材特别有意义，当即表示不要酬劳。而 “儿子”的饰演者是一名大一的学生，他笨拙的“厨技”给网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确不会做饭。” 刘啸宇笑着评价说，完全是“本色出演”。

影片中，反映母亲和儿子日常生活的几个片段，同样给网友印象深刻：当母亲擦地时，儿子不耐烦地说：哎呀，别挡着我。当母亲叫儿子吃饭时，正在上网的儿子却回答说：别叫了，烦死啦！

为此有人解释“泪崩”原因时指出：这个“儿子”身上有我们所有80后、90后的影子。

80后、90后热议由孝心到孝行

参加电影节短片大赛前，刘啸宇内心不禁忐忑。

为此，他先给自己的父母进行了“专场放映”。“妈妈看完哭得很激动。爸爸也抹着眼泪说：很好很好。”

被这个6分钟的视频感动的还有万千网友。

“演员表演有点生涩！”有网友直言，但同时表示：好吧，我承认我差点流泪了！

网友“艾闻0105”则想起自己去世的父亲：父亲在世时，他因为工作忙没有好好孝顺父亲。今年春节去祭拜父亲，他哭了好久好久，特地买了父亲爱吃的东西、爱喝的酒。但父亲再也吃不到喝不到了。他很伤感地表示：“朋友们好好照顾父母吧，不要和我一样后悔！”

网友“睡莲上的小男孩”进一步反思说：我知道一句话，“活着不孝，死了乱叫”。能被此片感动的人应该分两种：一种是和主人公一样，不知道随时尽孝的人；另一种，已经尽孝，感情丰富的人。你是哪种呢？

网友“www1663”则呼吁大家，有“孝心”更要有“孝行”：1999年我把老爸从医院的ICU背回家养病，之后的8年时间里我背着他进出医院无数，一直到2007年他去世。孝顺，各位请不要光动嘴皮子，行动吧！

关于尽孝的方式，网友“xiao1xjx”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关键要有孝心。不仅仅是做一顿饭，就是一句“爸妈辛苦了”也是可以的。

被感动的不仅是80后、90后，一位孩子的父亲表示：平时总说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大，而大多数时间忙的却是工作，真正给父母和孩子的时间没多少。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多陪陪父母，用实际行动把孝敬父母的理念传递给孩子。

至于这部名为《天堂午餐》的影片能否最终获奖，对刘啸宇来说，还是一个巨大的悬念。不过他认为，能让观众，特别是80后、90后，将埋在心底的“孝心”付诸“孝行”，已经算是影片最大的成功了。（程燕燕 记者 樊江涛）

第四篇：普京的讲话为何震撼中国人

《普京的讲话为何震撼中国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真理报》发表讲话说：“一个把 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拉动经济 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 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给 予人民。一个国家不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人占几十套房，有的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样，执 政当局没有任何脸面赖在台上，因为民生问题，就 是政治问题，就是执政者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执政 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 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据。” 想象不到俄罗斯的“五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住房不要钱：“在俄罗斯居民住房不 收费，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

第二个没想到是用水没水表：用于日常生存所必需 的“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 就不收费，索性连水表都省了。

第三个没想到看病不花钱：“手术免费，住院免费，治疗免费，唯一不免的只有药费。不管你是不是俄 罗斯人，只要在俄罗斯境内的任何人得了病，救护 车就给你往医院拉，就给你治。

第四个没想到教育还倒贴：“学生上学一律免费，教 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而且所有的学校一律免费 供应全体学生一顿丰盛的、营养充分的早餐或午餐。”如果你实在想不通问一问俄罗斯的家长，他会告 诉你另外一个“没想到”，“学校不供餐，让孩子们到 哪吃饭呢？”

第五个没想到失业要批准：“为了控制失业人数的增 加，俄ZF规定，大量解雇人员，必须在解除劳动协 议前3个月向国家就业处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 解雇。”„„ 怪不得有人总说俄罗斯人开郎、乐观、坚毅，要我 说这不完全是俄罗斯民族的特有性格，试问你要能 过上这样的生活还会闷闷不乐吗？

第五篇：中美贸易战引发了对供应链的重新思考

中美贸易战引发了对供应链的重新思考

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推动了中国制造商和美国客户重新思考两大经济体间的供应链关系。

特朗普政府已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工业产品征收25％的关税，并考虑继续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目前，为了减轻美国消费者的压力，大多数消费品已被从关税清单上删除。但制造业和零售业高管们担心，受影响的产品范围可能会扩大。

供应链逐步从中国转移

虽然，工厂主对于工资上涨、原材料上涨等方面有一定的管理经验，但是不确定规模的贸易战成了他们面临的一项特殊挑战。香港青年工业家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陈女士表示:“这是制造业考虑如何分散风险，是否升级产品，增加价值或扩大生产到其他地区的时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国，但过去十年，一些工厂主开始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孟加拉国，柬埔寨和越南，因为那里人力的工资更低，依靠这些对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工厂主和美国买家表示，贸易战将加剧这种转变

当一个手提包产品被列入拟议的2000亿美元的关税清单时，美国高管们会急于寻找中国境外的替代生产基地。

三年前，美国企业家史蒂夫·马登开始将部分手袋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柬埔寨，他介绍：“除了考虑价格因素之外，他还计划明年将柬埔寨产量翻一番，达到其总产量的30％左右。”

Flex首席执行官Michael McNamara认为，公司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需要时间。他表示：“长期来看，很多客户会要求更多地区的制造来缩减供应链开支，并降低关税影响的风险。”

但除非公司与工厂，供应商和政府存在关系，否则，这些企业家转移生产产地是很难实现的。

利丰首席执行官Spencer Fung表示，虽然“很多人都迫切想要搬离中国”，但包括沃尔玛和科尔在内的美国零售商从世界各地的工厂采购货物，它可能还需要一两年来稳定新国家的生产。

近年来，越南一直是许多公司制造战略的核心，它吸引了三星，大金，日本空调集团和Techtronic等公司的投资。一些为欧美国时装品牌供货的服装制造商也已从中国转移到越南。

在美国销售中国制造LED照明设备的Capstone高管拉里·斯洛林表示：“将机器搬到一个新国家，要比复制电子行业所需的复杂供应商网络容易得多。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对冲方式，但这并不容易，你可以想想一下，制造电子产品的所有组件都来自中国。”

中国制造业仍占据主导地位

中美关税和其他关系方向的不确定性令制造商感到不安，但有部分公司的高管表示，中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其主导地位。

去年中国服装出口仍然占全球的35％，而孟加拉国只占6.5％，越南为5.9％，柬埔寨为1.6％。据世界贸易组织称，在办公室和电信设备方面，中国同样处于类似的主导地位。

企业家冯先生表示，希望中国工厂能够通过寻找提高竞争力的方法来应对贸易战，而不是面对压力不做改变，从自动化到开发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他认为中国的工厂老板不会任由生意关门，他们会削减脑袋去想办法。中国制造的产能绝不可能急剧下降。

零售商的利润可能受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实施之后，受影响可能是销售相关产品的美国进口商。但这种影响可能会在供应链中蔓延，从一端的消费者扩展到另一端的中国工厂。S＆P Global的Panjiva表示，近200家美国公司在最近的财报中提到关税，其中47％表示会提高消费者的价格。例如，Steve Madden首席执行官Edward Rosenfeld在财报电话会议上提到“数据背后的数据”表明零售价格需要上涨约3.5％才能抵消10％的关税。

但分析师表示，无论如何零售商不可能将所有成本都转嫁给消费者。除了一些高端品牌外，许多销售普通产品的零售商都不敢大幅提价。他们必须寻找别的方法来对冲关税压力。

因此，零售商的利润率可能受到影响。而大幅涨价则会严重损害美国消费市场，从而损害所有参与者的利益。

在贸易战不断升级的背景之下，包括零售商，进口商和制造商在内的每个贸易参与者都需要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