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人能适应简单粗暴的教育

第一篇：为何中国人能适应简单粗暴的教育

BBC拍摄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国式课堂》最近陆续播出，随即引来热议。在纪录片里，5位经过层层选拔的中国老师，来到英国汉普郡的博航特中学，接管了由50名英国青少年组成的“中式实验班”，教授课程。

本以为异域的教师和学生之间会擦出教育的火花，结果在BBC全程记录教师教学过程的片子中，英国观众们看到了中国中学老师在英国授课时的各种龃龉不适和擦枪走火。比如说，英国中学课堂上学生要是对老师的讲授有不同意见，是可以当堂反驳的，这让深具“师道尊严”的“中国外教”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此外，最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是英国学生毫无中式的课堂纪律，他们悲哀地发现英国课堂的常态是：上课讲话、烧水喝茶、不听老师讲课、肆意走动……

在中国老师眼里，这些以上都是英国学生令人难以忍受的“恶形恶状”，但在英国人眼里，这些却是他们日常教育的一部分，连那位上课烧水喝的学生家长也理直气壮为自己孩子说话：渴了要喝水是一种个人权利。这番申诉涉及了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在英国，课堂纪律无疑是需要遵守的，但并不是完全死板而无可逾越的，尤其是当他对于个人权利构成阻碍的时候。别忘了，英国可是人类历史上“个人主义”的重要发源地，集体并不天然地凌驾于个人之上。

而在中国的课堂上，尤其是中小学，教师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确保学生对自己的完全服从，以及各种听话守纪律的训练。纪律无疑是进行授课教育的先决条件。如果学生在课堂上反驳老师，也会被认为是不遵守课堂纪律的行径。但为什么一定要维持一个对老师绝对服从的课堂气氛，木偶一般端坐听讲呢？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崇尚集体主义文化，而集体制度的背后往往隐含着集权的影子。这种解释，倒是蛮符合英人对我们的晦暗想象。

但作为经受过中式中学教育和英式大学教育的亲历者，问题显然不是一个“集体主义”所能回答。中国中学课堂上对老师的绝对服从，对课堂纪律的严苛管理，以及填鸭式、高强度的应试教育，种种简单粗暴的教育手法，其实都是源于四个字——市场竞争。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老师就给同学们灌输过一个观念：你考进普高的唯一目的是要考进大学，否则你就不要去读普高，直接上职高学手艺就得了。于是，有志气的小伙伴们经过层层考试选拔，好不容易进了重点高中，却猛然发现考大学的竞争激烈程度比考初中、高中要厉害得多。过度的竞争，似乎让一切变了味。

资源少，竞争者众，社会福利保障小，这似乎成了谈论我国任何话题的大前提。它意味着在市场竞争中的每个人都会十分焦虑，力求避免成为竞争中被淘汰的失败者。因为在这个崇尚“成功”、金钱就是唯一的价值维度的国度，失败者付出的代价将是十分惨重、万劫不复的。等待失败者的，是被记忆抹去、被社会遗忘。这种如幽灵般徘徊的隐忧，时刻催促着疯狂学习的学生和老师。

在教育领域，高竞争强度、零和博弈的条件下，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会主动选择将教育的过程利用到最大化，那就是用最短的时间，训练出考分最高的学生。我想，任何一个理性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为了使得效率和利益最大化，都不会选择使用慢吞吞、效率低下的英式教育，而会选择最简单粗暴，能迅速达到特定目的的中式教育。长此以往，简单粗暴但实用的教育方法驱逐了看似完善却并无效率的教育方法，这便是教育领域的“格雷欣法则”。不遵守这些规则的老师，在中国是要被边缘化、受排挤的。读读当年阿城写的《孩子王》，你会惊人的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办学的硬件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教育的某些基本事实是没有丝毫改变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包括，教师不能坏了“规矩”。

当然，如此的“教育”算不算一种真正的教育，此处就暂不讨论了。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各行各业竞争强度近乎变态的国度，要获得一个岗位、一个名额，你需要击败不计其数的竞争对手，所以社会上鸡血励志文化能在我国如此蔚为流行，所以学校里做得最多的不是培养所谓的综合素质，而是像马戏团训练动物一样玩命训练考试做题的能力。对一些英国孩子来说，中式教育一天稀松平常的12个小时课程强度已经到了无法接受的地步，有论者斥之为“娇气”。但如果不去亲身经历，英国学生想破脑子也没法理解中国的高考选拔制度和英国的差别有多大，亦是无法理解考不上大学对于一个中国学生意味着什么。

这是纪录片里故意漏掉、没有提及的两国社会差异。

有一位“中式实验班”的中国老师接受采访说：“我相信这些英国孩子，如果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下，学习会比中国孩子还要努力。”这番话说明他还是懂得一些教育的本质的。不是说中式的教学方法多么高明，只有中国老师才能让学生听话，守纪律，考出高分，其实这种反复做题反复练习外加考试排名的教育方法谁都能想得到。说穿了，中国的学生学习优良和这套教学法没有半毛钱关系，而纯粹是因为我们太明白进学校的目的了——为了竞争，击垮对手，赢得大奖。即使没有这些老师的教学，在严苛的竞争环境下，中国学生的勤奋程度也会远高过英国学生。这部貌似公允的片子撇开社会情况来单纯考察所谓的“中式教育”，根本就是缘木求鱼。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里提过一个论点。他说，英国发达的商业文明，催生了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强调了个人作为财产所有者的独立身份、个人的思想、能力以及个人通过劳动而获致的一切。个人的独立身份便赋予个人以自由、独立平等的价值观，由此也培养出了一部分自由散漫的性格。而这种独立性，是崇尚集体宗族主义、崇尚老黄牛耕田精神的农业社会所不可能具备的。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在我看来就是中英教育区别的根源：一个是商业时代的教育方式，一个是农业时代的教育方式。前者更细腻，讲求培养综合素质与创造性；后者简单粗暴，采取了魔鬼式的训练法，把具体鲜活的人异化为一串冷冰冰的分数。不要去比较二者的优劣，根本没有优劣可言。不同社会、不同环境下的客观产物而已，正如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去接受无谓的素质教育。夏虫不可以语冰，焦大审不了林妹妹的美，如是而已。

最后，我认为最为神奇的一点是，费尽口舌讨论了半天，而实际上目前你根本无法通过国内正规网络渠道观看这部纪录片的视频，这使得我们的所有讨论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带着主观情绪、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犹如一个对世界怀有敌意的资深妄想症患者。这种哭笑不得的现状，我认为十分具有反讽的喜剧效果，恰似我国的奇葩教育。

第二篇：中国人为何信访不信法

周永坤：中国人为何信访不信法

    1如果讲政治，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法治统一，得到贯彻

2维护人的尊严是所有法律价值的基础，由此推倒出的结论就是规则至上

3司法政治化必然使司法成为政治的工具，没有司法，人便成为权力的奴隶

4在法治社会，法官的权威是最高权威，信访机关成为“超级法院”是可悲的事

周永坤（资料图）

周永坤：中国人为何信访不信法？ ——大学问“法治常识”系列讲座之一

编者注：5月9日，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在“暨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讲堂”做题为《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的演讲。他认为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法治统一，并且得到贯彻。一旦权力干预个案司法，使权威的统治退化为个案化处理而非规则化处理，最终会形成无规则的自由，当下中国信访暴力化，老百姓信访不信法，正是前兆。在法治社会，法官的权威是最高权威，信访机关成为“超级法院”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周永坤，法学家，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苏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法理学——全球视野》、《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宪政与权力》等。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晚上好。我是苏州大学的一位老师，有机会来到暨南大学，深感荣幸，谢谢大家在大雨天冒雨来听我的演讲。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这是法学界应该重视，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

司法与政治应该是什么关系？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

我为什么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价值？若干年来，中国人信访不信法，对司法说什么的都有，连法官都有很多不满。十八大使中国法学界再次燃起希望，社会各界和法学界都在问，十八大后司法反弹，应该朝什么方向走？

一个走向法治的国家，司法有许多东西要做，从人治的司法走向法治的司法，政治和司法的关系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先从一件冤案讲起，周某挪用公款案。案情非常简单，周某向他的朋友借钱炒期货，赚钱后买了房子，结果被控挪用公款。2001年，该案经审法院的院长忽然患了绝症，良心发现，就找到被冤枉的周某，交给他一份有关案情的档案记录副本，副本上记录着该案的审判人员并不认为周某的行为构成犯罪，但考虑到这是相关部门关注的案子，最后由院长说就判五年吧，其他人员一致同意。二审的情况也如此。一审判决并不是由哪个法庭或法官做出的，二审也不是由合议庭组成人员做出判决，而是由上面意见决定。这些法官应不应当承担责任？ 就在前两天，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长针对冤案问题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这是什么逻辑？

我们应当进一步问，既然法院对冤案立了功，谁应当为制造冤案负责？法官作出枉法裁判，理当有罪，但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是领导。领导自己没有调查，没有参与审判，没有参与到过程中来，而他做出怎么判决，这不是有罪吗？但是，在我们的制度下，领导是躲在幕后的，他不用担责，因此，问题出在我们的司法制度本身，是制度造成的冤案。在法治国家，司法去政治化不仅仅是政治原则、社会习惯，也是学界的共识。但是，在走向法治的当下中国，恰恰相反，司法政治化不仅是法上之法，且早已成为习惯，在理论上，司法政治化现在是共识，要服从一个大局，服从社会效果，这都是司法政治化的口号。一位政法系统的领导干部在某个法学研讨会上做报告就讲，司法是“小技”，政治是“大道”，司法要服从政治“大道”。

司法与政治的关系是所有声称要走向法治、保障人权、要把冤案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国家和人民无法回避的问题。政治和司法的关系涉及到中国未来的走向，这个问题搞不好，中国绝对不可能建成法治国家，人权问题也绝对不可能解决。

政治与司法两个词本身有很多意义，容易引起歧异，对于他们的含义，应当放到具体的语境中理解。政治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种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讲究公共利益，有正义与否的问题，是伦理导向的。

另一种是中国的“政治”，政治化意义上的政治。我生活的年代曾经整天突出政治，现在也讲政治学习，这种政治其实是政治利益，是功利导向的，这种政治其实是与法律相对峙的权力，中国人所讲的政治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

这可以从目前司法政治化的主要表现得到证明，比如，大局司法、能动司法以及维稳的司法等，这种政治是指权力者所确立的目标，比如发展经济、政治稳定等；二是指具体的行政权力和党组织的权力。因为这是法律之外所考量的，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与司法权威相抗衡的政治。

司法中出现的政治是和法律不一致的存在，是和司法与法律相抗衡的东西，是和制度化、法律化的正当政治背道而驰的。如果讲政治，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法治统一，法律应该得到贯彻。现在和这个最大的政治相对抗的政治，其实就是个人利益，统治者利益，甚至于个人的政见。

事实上，政治干预司法的事在任何国家都无法绝对避免，但不能因此而得出司法政治化是正确的结论，如同天天有人说谎，但不能由此证明说谎是正当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政治权力有干预司法的自然属性，时时刻刻都在干预或者都在企图干预司法，因此才需要讨论司法与政治的应然关系（编者注：周永坤将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分为应然与实然，实然关系属于科学讨论的范畴，而应然关系属于规范学讨论的范畴），才需要研究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

司法为什么必须去政治化？维护人的尊严是所有法律价值的基础

政治与司法应然关系的基本假设是什么？是人的尊严，法律讨论的是人际关系问题，人的尊严就是法学和法律所必须遵循的。由人的尊严所推导出来的基本价值有自由、平等，进而就可以开展司法与政治关系论证。

个案裁判为什么必须去政治化？这是从人的尊严角度得出的一个结论。维护人的尊严是所有法律价值的基础。人的尊严实质就是摆脱对同类的依附，大家平等走到法律下，其实就是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不仅是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目标，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如果接受这一前提，由人的尊严推导出一个结论就是规则至上。人不是依附于人而是大家都走到规则下面，规则至上，从规则至上可以进一步推导出立法与司法应该遵循的原则。对于立法，人的尊严就要求立法者尊重自由、平等的人权，这是由我国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对司法来讲，人的尊严需要司法排除任何社会权威和政治权威的干预，法官有能力进行独立判断什么是法律，并且要求司法者唯法律是从。

因此，立法者以人的尊严为最高立法原则和法官唯法律是从的司法原则，是法治社会的最高原则。从该原则出发，司法趋于去政治化，是派生出来的司法原则，是最基本的司法原则，因此，司法应该去政治化。

第一个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维护现代司法属性的需要。如果政治化，司法就不是司法。司法有两种，一是作为政治权力控制社会的工具意义上的司法，叫工具司法；一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司法或叫“本真的司法”，或者说是维护人的尊严的司法。前者是专政意义上的司法，后者是宪政意义上的司法。

司法应然的性质是什么？居中裁判，维护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有许多种，法学所关心的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维护人的尊严。如果司法政治化，其必然结果就是使司法成为政治工具，司法权就退化为实际上的政治权力，不再是司法权，司法也就徒有其名。没有司法，人便成为权力的奴隶。

第二条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为实现政治上善的需要，政治的善需要多种的因素，其中之一就需要社会对权力的监督，特别是政治权力对选举的依赖，权力来自选举，而不是来自枪杆子，这是现代社会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假设。

在追求政治善方面，长期以来中国人又有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是道德浪漫主义，寄希望于权力主体的道德自省，自觉为人民服务，这已经被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就是统治者设下的一个骗局，这一幻想或骗局已经麻痹中国人已经达五千年之久。

另一种思路是1949年之后发展起来的监督理论，监督理论的逻辑问题是谁来监督那个监督者。单从监督理论本身来讲，逻辑上就不能自圆，没有人监督监督者，他肯定会坏掉，必须建立分权制度，监督是没有效率的。其实，监督理论背后站着的仍然是道德浪漫主义，或者称之为道德之神，寄希望于监督者的道德。监督理论形成近百年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它是一个无用的理论，无论在苏联还是近70年来的中国，都无力解决权力滥用问题，也无法解决腐败问题。

监督理论的失效告诉我们，要达到政治的善，必须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办法就是使司法摆脱权力的干预，实现司法去政治化，以法律和司法权的合力实现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梦想。没有独立的司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只能永远是一个梦，只有把司法权凸出来，这个梦才有实现的那一天。

第三条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实现法大于权的需要。如果政治权力可以指挥司法，则权力必然在司法裁判之外。在这方面，与我国同为东方文化的日本经验值得借鉴，战后日本的司法就是逐渐摆脱政治干预而走向独立的过程，这才转变了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局面，才有今天的日本。

第四个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政治权力依法管理社会有效性的需要。前三个方面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讲，最后要从功利角度讲，司法政治化会失去有效管理社会的抓手，直至政治管理最终归于无效，什么意思？政治管理社会需要一个抓手，不能直接去管，这个抓手就包括司法，最重要的就是法律以及按照法律所组建起来的一整套国家系统。

非政治化的司法是这个抓手得以生存的条件，各个权力之间各司其职，抓手就有效，如果各个国家机关都服从集中的统治权，最后这些机关都虚化，抓手也就没了。政治权力干预个案司法，政治权威的统治最终退化为个案化处理，不是规则化处理，问题就非常严重，最后变成一种无规则的自由。没有规则的治理，会消解以稳定为特征的法律和制度，如果变成个案化处理，可以说最后统治者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穷于应付，一旦到这一天，通常就无力回天，接下来就是周期性的王朝更迭。

当下中国信访暴力化，截访，老百姓信访不信法，就是这一悲剧的前兆。信访开始是动嘴巴，现在是动拳头，有的地方动刀子。司法退出，暴力盛行，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地方无法避免的必然规律。

历史纬度：司法摆脱政治是中国现代化重要一环

中国历史上有过重组政治与司法关系的努力，这是历史的纬度。看一看中国历史上是怎么走过来的，会给现代如何处理司法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个参照和借鉴。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一环就是重造司法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使司法摆脱政治的羁绊，实现司法去政治化。这一过程长达百年，至今仍然在继续，远远没有完成，期间经历三次大的变革，或者叫三次司法改革。

第一次是清末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清末变法与一系列运动的重要内容，开启中国司法摆脱政治的历史。光绪33年（1907年）已有一个立宪的规划，用15年的时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独立的司法。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司法改革，指明了司法的方向。沈家本、伍廷芳等制定《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沈家本是中国现代法律之父，没有沈家本，中国现代的法律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清末司法改革最重要的成就有四项，第一是建立独立的审判衙门；第二是建立法官的考试制度；第三是制定诉讼程序法，内容被民国时期的立法所接受；第四，或许是最重要的，破天荒地建立律师制度。清末司法改革没有完成，满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继承了这番事业，在司法方面，起码亚洲没有国家能够和中国相比。

第二次司法改革是1952年，这是司法再一次政治化的历史回潮。1952年6月，一项名为“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运动在全国展开，这是以专政的司法观为指向的运动，其目的是建立政治工具的司法。

这次改革的结果使司法变成专政的工具。1960年，当时的中央政法小组，就是现在政法委员会的前身，向中央作出一个报告，要精简机构，所谓精简机构就是公检法三家合为一家，而后以公安为长，法院、检察院服从公安的领导。

第三次司法改革是当下正在进行的，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当时的设计目标有两个：一是经济上的体制改革，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可惜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能够很好地进入轨道。司法改革当时所确立的目标就是要建立正常的司法制度，现在目标基本达到，有司法考试，有公安、检察院、法院组织系统，都建立起来，在文革中，这种系统已经被破坏掉。

司法改革大概到90年代末期时，我认为处于一个高点，进入新世纪以后，本来应该更上一层楼，但在维稳利益的政治导向下，转折点出现在2002年左右，文件表达是《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纲要突出司法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原来的第一个纲要是坚持依法独立审判的，对这一原则也很强调，到第二个改革纲要这一原则就弱化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强调宽严相济，强化调解，服务大局，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等内容。与之并行，极为严重的一个倾向就是政法委权力日益强化。关于政法委的权力，十八大过后已经明显在各地弱化，这是一个进步。

当务之急：司法如何去政治化 接下来，我列举一些当下中国政治介入司法的不当方式及其理念，哪些理念和实践是有问题的？

第一，司法的政治工具主义。现在法学院的教材贯彻的都是法律工具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的法律意识形态，是极其有害的。法律的政治工具主义使立法者、司法者，以及其他法律人没有立足之地，从法律工具主义派生出来的就是司法工具主义。

司法工具主义的实质是追求法律以外的善，司法本身应该追求法律的善，但政治工具化以后的司法追求法律以外的善，这个善就是权力主体的意志。从司法本身来讲，它应该是自主的，不被赋予外在目标，司法就是司法，法官应当忠诚于法律。如果司法服务于外在目标，就会丧失司法的本质，会堕落为外在目标的工具，直接结果就是法律不再重要，司法公正不再重要。一句话，司法的善就在司法本身，不在司法以外，追求司法外的善，徒有善的外衣而实际是一种恶。

第二，司法受到潜在的非难。现在的法官受到两个方面的压力，第一是司法系统以外的压力；第二是司法内部的行政压力，法院高度行政化，法官的行政首长很多，没办法独立。法官独立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性原则。现在法院的种种考核使法官不太自由，比如在河南，法官要对因案件引发的信访终生负责，如果判决都能让双方满意，那就是神，而这样的规定明显就是没有把法官当人看待。另外，上诉方面也要考核法官，上诉本来是当事人的权利，可上诉率高了也不行。

第三，司法的目标政治化。司法就是追求公平正义，没什么话讲。大家都知道法国的正义女神象，一个手是天平，一个手是宝剑，背后有一句话，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现在不要说天崩地裂，一上访就会变，法院就说我们商量商量吧，裁判还有什么司法权威可言？ 第四，司法手段的调解化。司法就是裁判，但中国变为调解，调解带有强制性，现在许多法院的调解率，比如江苏法院达到95%，当事人都是没有办法，调解不了，才到法院，法官有什么特殊本事让他接受调解？除了权力，还有别的办法吗？调解在中国变成这样子，法学家是有责任的，他们误导当权者，把西方的社会调解混同于中国的司法调解。

第五，司法程序被弱化。司法程序弱化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政治权力就可以进来。第六，能动司法。能动司法要求司法主动和政治接轨，主动为政治服务。

第七，民意司法。民意司法是政治司法的外套，什么是民意？其实是政治权力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民意司法非常可恶，就是把当事人交给暴民。民意通常是暴民无法一致化的情感，任何民意都不可能是理性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乌合之众》。第八，强信访机制，它的实质是政治权威高于司法权威。信访权是中国宪法所包含的权利，公民有向国家机关提出意见、申诉的权利。公民必须有信访权利，但强信访的权力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主导立法的是权力，强信访进入到现在的信访条例中，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影响，导致老百姓信访不信法。

在法治社会，司法判决在解决纠纷意义上具有终结性，法官的权威是最高权威。在美国哪怕是基层法官的判决，奥巴马也不敢动。只有我们这样一个非理性的司法制度才允许信访制度存在，而信访机关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是一个自毁长城的愚蠢举措。

令人欣慰的是十八大以后，政治对司法的非正当干预已经有所放缓，正在朝上走，至于回升有多快，无法预测。比如说能动司法，现在不是再强调能动司法有多重要，而是强调能动司法要有限制。信访率也不排名了，以前信访对于当地一把手是“一票否决”，信访率如果排在最前面，官位可能就有一点危险，最后为了降低信访率，就出现截访，最终变成一种暴力对抗。现在信访率不排名了，是一个进步。

这表明正在悄悄的进步，为什么进步还要悄悄的？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没转变。要转变人治的意识形态，使其不具有正当性，理直气壮追求法治的司法，追求保护人的尊严的司法，那样中国才有希望，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都大张旗鼓的去讲这些东西。作为公共利益的政府，不是要求司法政治化，恰恰相反，而是要求政治权力尊重司法，接受司法的裁判，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政治体制的权威。司法政治化的实质是司法人治化、司法的非规则化，最终将导致法律的失效。法治社会的首要特点是法大于权，法大于权自然要求司法去政治化，否则司法就是自断其岸，司法就会变异。

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我的回答是，政治应当以消极的尊重司法的方式介入司法，任何积极介入司法都是对司法原则的侵犯，不但不具有正当性，从维护统治的角度讲，也不具有有效性，更不用说司法政治化本身就是对人的尊严的冒犯。

当下中国的司法是高度政治化的司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实施宪法以维护司法的权威，实现司法的去政治化，只有如此，才能借助司法的力量，实现将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美梦。（编辑：周东旭，感谢暨南大学罗发龙老师的大力支持）

第三篇：巡视组为何特别能“发现”

巡视组为何特别能“发现”

巡视组成功有三点经验

与中央巡视组相关的新闻，频频出现的一个词是“发现”。如：苏荣、白恩培、武长顺等官员腐败线索，以及山西“塌方式”腐败案等，都是通过巡视发现的；中央巡视组还发现了地方一些领导干部超标准配车、多占住房和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等问题。有一些问题在当地不是秘密，却被长期掩盖或难以撼动，直到被巡视组“发现”才得到应有处理。

为什么巡视组特别能“发现”？是其火眼金睛，还是其另辟蹊径？细看巡视组的基本工作方式，仍以常见的听取汇报、调阅资料、个别谈话、受理来访、民主测评等为主。为何工作成效不同呢？

思考巡视组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从严治党上决心空前，态度坚决，这是巡视工作及巡视组面貌焕然一新的根本保障。

其次，“三??回避”（即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公务回避）的原则及制度安排，使巡视组能在相当程度上超越被巡视的地方和单位久已形成，甚至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圈子，摆脱形形色色、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困扰，更能追求客观公正，彰显公平正义。

第三，恰当的制度机制激发和促成了巡视组勇于“发现”的内在动力。十八大后，中央对与巡视组相关的制度机制作出调整，明确巡视组主要职能就是“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并规定，巡视组向党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并报告工作；用党内法规明确规定巡视组人员如有“对应当发现的重要问题没有发现”等情形，将严肃追责；实行组长负责制，严格考核。

建立群众发现问题的保障机制

巡视组特别能“发现”的经验，对于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及反腐败斗争，至为宝贵，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应激活地方自身“发现”问题的愿望及冲动。实践证明，巡视组与许多地方并不是在“发现”的能力上有多大差别，而是在“发现”的愿望上差别明显。巡视工作卓有成效，但巡视组针对一地的工作是短时期、阶段性的，“回头看”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巩固和发展党风廉政建设成效，长久看，还是要着眼于激活地方自身“发现”问题的愿望及冲动，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学习和借鉴巡视工作经验，改进和完善地方在“发现”问题上的思路及制度机制。

其次，应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发现问题”的长效机制。人民群众是“发现问题”最基本、最可靠的力量，长效机制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下决心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建立超越长官意志及地方、部门利益的党内外群众的表达和诉求机制，“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这包括逐步建立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机制，为群众的“发现”创造必要条件；建立和完善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党内外群众公开批评机制，为群众的“发现”提供必要载体；建立党代表、人大代表约见党政领导干部的制度机制，保障群众的“发现”能及时有效传输。

第三，应建立取信于民的“发现”权利保障机制。这是能使全社会始终保持发现违法乱纪问题的动力的基本条件。这也是一些地方虽然问题不少、但抨击和“发现”之声寥寥的一个原因。因此，一方面需要党和政府严查打压党内外群众批评和“发现”权利的典型案例，“徙木立信”；另一方面，更需要在法治轨道上建立健全保障党内外群众言论的权利。

最后，着眼于建立严厉的对“应发现而未发现”的责任追究机制。这是实现党中央要求的“发现问题，形成震慑”的一条必由之路。对一些地方和单位出于各种动机掩饰问题、阻碍“发现”、欺上瞒下的行径，一经发现，就要借鉴“一案双查”机制，既严肃查处发现的问题，又严厉追究导致问题迟迟未能“发现”的责任者，并给予其相应的党纪国法处分。

第四篇：中国人为何勤劳而不致富（范文）

全世界都费解的问题 中国人为何勤劳而不致富？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4%，2006年已上升到约16%。跟印度相比，1980 年时中国人均GDP约是印度的2/3，1990年时，两个国家人均GDP相等，1990年后中国人均GDP开始超过印度，今天中国人均GDP几乎是印度人均GDP的两倍。

但是在这个成就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结构上的问题。

先看消费。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的71%水平;到1978年，中国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45%，但到最近，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6%左右。而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与开支也算入，会更明显。

再看收入。《人民日报》不久前的一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而《新京报》做过一个估算，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的时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跟我们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是比较一致的，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曾有两个美国人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制造业、就业和报酬变化情况的论文。他们估算，中国制造业工人一小时的薪酬，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业工人一小时薪酬的3%;跟中国最接近的是菲律宾，其制造业工人报酬差不多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6%;墨西哥约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12%。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劳动力数量大。但是到今天，这个优势是不是还有必要再维持下去?如果再维持下去，这个优势势必变成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长久劣势，因为劳动力成本长久低廉的结果会抑制许多其他良性发展，包括格杀技术创新的动力。

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

我们先考察一下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现在则下降到6.1%;第三，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占GDP的比例由 1978年的2.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这说明乡镇企业在过去十多年里越来越被挤压，乡镇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第四，31年时间内，民营企业的工资收入占比是一直上升的。2008年，非国有、非集体企业的工资总额大约接近GDP的5%，而这在1978年基本上等于零，但是这一增量还是没法改变总体劳动收入占GDP之比越来越低的趋势。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根据我的计算，这段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平均要慢3.8%。

《中国的高成本触目惊心：行政开支超财政收入的一半》

据报道，2009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约为8万亿元，加上预算外、制度外的收入，中国政府的实际全部收入约为11万亿元。而党政公务以及行政事业开支占全部政府实际支出的比例，2003年为37%，2007年为38~39%【法制晚报，2010.12.6“行政开支，接近政府支出四成”】。依此换算，如果剔除预算外收费等，中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在52%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

而2000年左右，其他国家的公务支出或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德国2.7%，日本为2.8%，英国4.2%，韩国5.1%，印度6.3%，加拿大7.1%，俄罗斯7.5%，美国9.9%，他们仅相当于中国的1/5~1/20。

正因为中国政府的高成本占去了大部分财政收入，使得民生支出捉襟见肘，譬如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比例，印度是中国的2~3倍，美国是中国的5倍以上。美国、德国、俄罗斯的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均占财政支出的55%~60%左右，而中国仅为15%。另有报道称：中国的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数第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了，但政府不但没有小型化，而且越来越庞大，从三级政府演变成了五级政府，许多县市都设置有80~120个科局处，叠床架屋，职能重复。许多的科局名义上几十人，实际上上百甚至几百人拿工资。譬如湖南某县级市人口不过40万人，城市人口不到25万，是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可市党政部门、行政机关就有88个，加上四大班子，共92个。领导干部正职92人，副职279人。其建设局下辖16个单位，园林管理处就有约200人，仅一个直径不到一华里的公园就有职工150人；自来水公司有约200多人。其教育局现有正副局长9人，设教育督导室、纪检组、工会、办公室、人事股、计财股、普教股、成教股、职教股、招生办、教研室、电化器材室、师训股、法制股等14个股，机关员工百余人。其水利电力局共有干部90多人，下属单位9个，员工一千多人。公权力的不受监督与约束、利益集团的自肥以及日益严峻的官民矛盾都造成了中国政府的高行政成本。

根据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2009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人民币。

前苏联的国防经费超过财政预算的一半，军备竞赛最终拖垮了红色帝国；如今的中国，高昂的行政成本是否像军备竞赛那样邪恶？会不会成为吞噬一个国家的猛虎？

《归国后自杀的抗日女英雄》

李月美，是台山旅马来西亚槟城商人李荣基之女，被誉为抗日战争时期的现代花木兰。

她在２１岁时，瞒着父母离家，女扮男装，当兵去抗日，成为当年３２００多人回国当运输兵的南洋华侨机工之一。他们在昆明接受军事训练后，分配到运输部队，执行汽车运输任务，把战略物资从缅甸运输到云南，支援抗日前线。１９４０年的一天，她在滇缅公路急转弯处翻车受伤，幸得来自缅甸的南侨机工队队员杨维铨救起，送医院急救，因而暴露女儿身。她在养伤期间，杨维铨有空就来照顾她，李月美后与他恋爱并结婚。

这—传奇故事被当年马来亚和新加坡报刊以《当代花木兰》作报道，一时传为南洋佳话。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局给她颁发奖状。中华女杰何香凝听闻她的事迹后，即书“巾帼英雄”四字赠她。

李月美于抗日胜利后复员，１９４６年她偕夫回槟城探视双亲，后又随夫到缅甸定居。１９５４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她在座谈会上被介绍为现代花木兰，受到周总理的赞扬。周总理建议她把孩子送回祖国读书。她遵嘱先后把８个子女送回祖国就学，她自己也于１９６４年回国照顾子女而定居下来，后不幸死于文化大革命**年代。

19XX年，李月美带着一大堆孩子，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回国来，准备让孩子们在中国受教育。

岂知回来后，广东省侨委不知底细，和一般归侨那样对待，一古脑送到粤北山区的英德华侨农场劳动。小孩就在条件很差的农场的学校上学。

1965年，我一家回国时，也安排在这个农场，刚好和李月美同住在一栋房子，我家人和她一家成了邻居。我则留在广州市上学。

1968年文革斗争很厉害的时候，我刚好回家，看到农场的两派群众将她当作国民党特务戴高帽游街批斗。原来当年她女扮男装参加南洋机工队抗日，机工队是军事编制，直属抗日国军领导，李月美还保留着当时穿军装的照片。文革中被革命造反派搜查出来，于是将她当成国民党特务，甚至被说成是重庆中美合作所的女间谍。

“革命左派”押着她在球场批斗，并以她带着八个孩子的特点给她取了一个“老母鸡”的外号，整个会场呼喊“打倒老母鸡!”的革命口号响彻云霄，无休止的斗争使李月美受不了如此委曲和羞辱，于是在一个晚上自尽身亡，夜晚传出一大堆孩子呼天号地的哭泣声，人们无不感到凄凉恐怖。

关于李月美自杀的记载如下：

1968年8月28日深夜。

经过数月的政治喧嚣，疲惫了的批斗者和挨斗者已变得习以为常的时候，一个刚烈的女子，以最后的母爱环视睡熟中的八个子女，然后转身到隔壁窗口，朝着黑暗中的迷惑星光，举起一把镰刀，朝左右双手的动脉管猛割。殷红的血液流淌着，在一片血光中，她用滴血的双手捧着镰刀，把脖子对着镰刀猛扑，鲜血染红了镰刀和土地，她如此壮烈地、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对“文革”暴行进行最后一次反抗和示威！

中国富强吗？

我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伟大的的祖国是多么的富强！

首先来看，我们的祖国对政绩工程是多么的重视！

国内大项目

2007年，京沪高铁投资预算增至2200亿元。

2008年，中央推出40000亿投资计划。

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

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2009年，中国对非援助累计760亿人民币。

2009年, 中国累计对朝援助达8000亿元

2009年，累计购买美国国债达到8100亿美元,累计购买外债达到到20000亿美元!

2009年，中国公车消费每年达到9000亿人民币。

2009年，中石油称：“加薪10亿是小钱。”

2009年, 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花费2亿,平均每块路牌4万元!

2009年，中国信贷总额近100000亿人民币

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耗资3000亿人民币。

2010年，上海世博会共耗资4000亿人民币

2010年，省10分钟，沪杭磁悬浮耗资350亿。

2010年，湖北省曝光120000亿投资计划。

再来看我们的祖对国际形象是多么的在意！

国际大援助

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宣布在两年内减免32个非洲国家总额达100亿人民币的债务。

截至05年底，减免44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债务。

2008年6月，向朝鲜捐赠了5000吨航空油和1亿元人民币，共计1500万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万美元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个国家的400多亿元债务。

2010年2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约为68亿美元。当月，由于朝鲜货币改革失败，传中国将向朝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2010年，中国承诺对朝鲜700亿投资计划）

2010年4月，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200亿美元贷款。

但我们的人民却又是多么的水深火热！

2010年8月，央视新闻联播同时出现两条新闻：

一、为支持俄罗斯抗灾，中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

二、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方便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

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 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

2010年, 人大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600亿元, 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而且，而且，而且

中国的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而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她的国民提供；

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世界第一

有钱满世界显富，没钱搞航母，钓鱼岛，南海诸礁，藏南，全部被占，不要脸的说，共同开发，日本，越南，印度，等国怎么不拿出一块地，和中国共同开发，《2010年总结》

2010，有一种美女叫“凤姐”，有一种帅哥叫“犀利哥”，有一种女朋友叫“小月月”，有一种爸爸叫“李刚”......2010，有一个新词叫“给力”，有一个群族叫“爱疯”，有一名中医喜欢绿豆和茄子，有一位道长会水下闭气......2010，有一种节能减排叫“拉闸限电”，有一种足球协会叫“足囚协会”，有一种慈善叫“裸捐”，有一种房地产调控叫“空调”......2010，有一种住宅叫“蛋屋”，有一种理财叫“群租”，有一种集装箱叫“蜗居”，有一种别墅叫“经适房”......2010，吃小龙虾可能肌溶解，送孩子上学时可能被拆房，盖被子可能会被闷死，赶不上火车可能白买票......2010，很多“大牌”都不淡定，郭德纲称徒弟“民族英雄”被反三俗，周立波嘲弄网络舆情获封“周自宫”，连腾讯都被360“逼”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2010，爱写日记的不光有雷锋，还有韩峰，大美女不光天上有，天上人间也有......2010，想买房的人发现，“国十条”猛烈的来了，却没有带走一片云彩。房产调控年年高高举起，年年轻轻放下，年年政策给力，年年执行不力。哎。不是狼来了，而是狼都来腻了。

2010，剩男剩女们发现，其实找对象不用去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更不用去山东卫视的《爱情来敲门》，只要去上海世博会排几小时队就行，患难之中见真情。

2010，创业者们发现，原来蒙牛董事长牛根生的“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不靠谱，小胜是要靠智，但大胜得缺德。

2010，唐骏发现，英雄也要问出处，一个人，不论多么辉煌过，一个不小心，就有被集体的口水迅速淹没的那天。

2010，一些精英们发现，他们迷信的李一，其实不是神仙，只是很清楚他们的病根--他们已经成为权力、资本、色欲的奴隶，无法在欣赏到自然的美。

2010，媒体发现，电影《山楂树》玩了把纯情，于是揶揄道：世道这么乱，装纯给谁看？其实在乱世，人们更需要纯情的东西。不管环境多么残酷，留给自己一个纯情的时间，一个纯情的对象，日子就过来了。

2010大家的发现：

A：我发现，以前该省钱的时候我一分钱没省下来；现在真的省下来了，钱又不值钱了。

B: 我发现我找个合适的工作很难，但是，找个合适的对象比找个合适的工作还要难！

C：我发现我女朋友开始催我抓紧时间买房子了，吃饺子也不给我拌蒜泥了。

D：我发现100元越来越像10元了。

E：发现“国考”越来越热了，考上的概率越来越小了，发现考研的越来越多了但含金量越来越低了，发现学校毕业就业率越来越高了，但薪水“低破”一千了。还发现。我长白头发了......F：发现懂了这句话：他不爱你，不是你不够好，而是你无论怎样，都不好。

G：发现身边的楼房阳台都变成菜园了。

2010的悲喜：

1.长得帅有什么用？考清华有什么用？学经济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要娶罗玉凤！

2.新闻联播的牛叉之处在于就算你一直在换台，也能完整的看完一条新闻。

3.现在的人穿衣服不是为了保暖，而是为了关键时刻有衣服可脱；现在的人同居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为了不用结婚。

4.人类社会发展有很多问题，但归根到底只有三个：长相问题、纯洁问题和人品问题。任何不解的事情，包括《十万个为什么》里面找不到答案的，都可以在这三大问题中找到答案。

结语：做自己的事，活自己的命。因为，神马都是浮云

第五篇：普京的讲话为何震撼中国人

《普京的讲话为何震撼中国人？》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真理报》发表讲话说：“一个把 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拉动经济 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 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给 予人民。一个国家不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人占几十套房，有的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样，执 政当局没有任何脸面赖在台上，因为民生问题，就 是政治问题，就是执政者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执政 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 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据。” 想象不到俄罗斯的“五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住房不要钱：“在俄罗斯居民住房不 收费，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

第二个没想到是用水没水表：用于日常生存所必需 的“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 就不收费，索性连水表都省了。

第三个没想到看病不花钱：“手术免费，住院免费，治疗免费，唯一不免的只有药费。不管你是不是俄 罗斯人，只要在俄罗斯境内的任何人得了病，救护 车就给你往医院拉，就给你治。

第四个没想到教育还倒贴：“学生上学一律免费，教 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而且所有的学校一律免费 供应全体学生一顿丰盛的、营养充分的早餐或午餐。”如果你实在想不通问一问俄罗斯的家长，他会告 诉你另外一个“没想到”，“学校不供餐，让孩子们到 哪吃饭呢？”

第五个没想到失业要批准：“为了控制失业人数的增 加，俄ZF规定，大量解雇人员，必须在解除劳动协 议前3个月向国家就业处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 解雇。”„„ 怪不得有人总说俄罗斯人开郎、乐观、坚毅，要我 说这不完全是俄罗斯民族的特有性格，试问你要能 过上这样的生活还会闷闷不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