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红楼梦的干亲文化

第一篇：试论红楼梦的干亲文化

试论《红楼梦》中的干亲文化叙事

摘要：作为一种民俗体现，《红楼梦》中的干亲关系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即情感型、功利型、游戏型和兼容型。各种类型的干亲表现不但成就了小说中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而且是小说中饶有深意的情节推手，更兼具一种深邃的文化指涉。

关键词：《红楼梦》干亲 情感 利益 游戏

作为一幅惟妙惟肖的世俗风情画屏，《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民俗的诸多景观，历史悠久、覆盖面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干亲民俗亦在其中。“干亲”不但成就了小说中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而且是小说中饶有深意的情节推手，更兼具一种深邃的文化指涉。依凭具体事例的表现形态，我们可以把《红楼梦》中的干亲关系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即情感型、功利型、游戏型和兼容型。

一、情感型

薛宝琴是宝钗的堂妹，从小随经商的父亲走了许多地方，因了薛姨妈与王夫人的关系才与贾府攀上了，亲她的容貌、才情均不下于钗黛，其性情的可爱从与大观园诸人的交往中亦可见一斑。第四十九回薛宝琴初进贾府，贾母就“喜欢的无可无不可的”，立刻就“逼着”王夫人认了干女儿。接着，因下雪珠儿贾母便赏了用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金翠辉煌”的凫靥裘给宝琴，贾母对宝琴的特别宠爱我们从湘云的感慨中就可以发现：“可见老太太疼你了：这么着疼宝玉，也没给他穿。”

莺儿是宝钗的贴身丫头，第三十五回宝玉求她去打绦子她便奉宝钗之命与玉钏儿同往，玉钏儿向杌子上坐下时她不敢坐，袭人端个脚踏来时她还是不敢坐。但就是这个薛府的丫头却在贾府中认了个干妈!也就是第五十六同平儿所说：“前日莺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和厚的很呢。”叶妈是宝玉小厮焙茗的娘，当系贾府旧人，而此时莺儿一家随薛府进京已有几年光景，这一对于亲母女的相认自是日久相处互怜互惜的结果。第五十七回“慈姨妈爱语慰痴颦”时黛玉欲认薛姨妈为母，第五十八回薛姨妈小住潇湘馆照顾黛玉“一应药饵，十分经心”，“黛玉感戴不尽，以后便一如宝钗之称呼”，当然也是出于彼此的亲厚之意。有学者从“厚黛薄钗”的思想倾向出发，认为薛氏母女一直在利用和欺骗黛玉，但“心较比干多一窍”的黛玉却实在是因为心有所感才会认下这门干亲的。

此类干亲关系以情感为主要因素，具体叉可分为“一见钟情型”和“日久生情型”，宝琴之倒是前者，莺儿、黛玉之例是后者。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爱和恨永远指向我们以外的某一个有情的存在者”，上述干亲关系反映的是双方共同而纯粹的情感意愿，是人性中最为纯美的组成部分。

二、功利型

干亲从名义上讲是只看重情感因素的，但有时却掺杂着极多的利益因素，或者说如果没有这种利益因素的驱使有些干亲关系甚至不会生成。

宝珠是《红楼梦》中一闪即逝的人物，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后丫鬟瑞珠触柱而亡，宝珠则请求认为义女为秦氏“摔丧驾灵”，送殡停灵铁槛寺后又“执意不肯回家”。初看似是一个忠婢义仆，但参看“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旧文，就不难明白宝珠避祸全身的意图，而“干亲”则是她明志自救的掩体。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中王熙风和贾宝玉的表现着实吓人，这场灾难固然由赵姨娘而起，但直接经手人却是宝玉的干娘马道婆，她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得到了赵姨娘的衣裳首饰和五十两银子的欠据。而她当初能做宝玉的干娘，恐怕有两个原冈：一是她道姑的身份使贾府为宝玉祈福禳灾的愿望有了可信的依托，贾府之愿因功利而起；二是她本人多了这层身份自然有利于更加便捷地出入贾府诈骗敛财，也是因功利而起。

从汀南买来的十二个小戏子在贾府里也都有各自的干娘，但第五十八回芳官因洗头与干娘何妈发生冲突时却说：“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给我剩东剩西的!”连宝玉也说：“赚了他的钱，又作践他。”可见这些女孩子竞成了所谓干娘们赚钱的工具。抄检大观园后，第匕十七回王夫人将唱戏的女孩子“令其各人十娘带出，自行聘嫁”时，“这些干娘皆感恩趁愿不尽”。“感恩趁愿”是因为这些女孩子从此就可以成为她们的私人财产，无论将她们嫁给什么人都可以收到一份价值不菲的聘礼，等于是白白地得到了一笔财富。

从上述诸例我们不难发现，干亲中“亲”的实质早已不复存在，“亲”变成了人际关系的表象，“利”才是其中某一方所追逐的目标，而有了功利意识的阻隔，双方之间自然难以形成真正的情感关系，许多冲突应运而生时小说的情节也变得波澜起伏。

三、游戏型

在一般的认知中，游戏是文化娱乐活动的一种，也是西方美学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一种学说，通常指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而是以摆脱了物质和精神束缚的过剩精力去创造一个自由天地，并从中获得一种没有利害关系的愉悦之情。《红楼梦》中贾芸和贾宝玉的干亲关系即属于这一类型。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宝玉与贾芸的交集只有三处。第二十四回宝玉在门前偶遇只略微眼熟且比自己还大五六岁的贾芸，笑道：“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倒像我的儿子。”贾芸便接口说：“宝叔要不嫌侄儿蠢，认做儿子，就是侄儿的造化了。”第二十六回宝玉在家养病，贾芸去为宝玉请安，见面问候只说“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并未提及“父亲”二字。这就让我们觉得二十四回的对话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可到了第三十七回曹雪芹却将这“草蛇灰线”再度接续了起来，他让贾芸将两盆不可多得的白海棠献给宝玉，并在拜帖上写了一行别具意味的文字——“不肖男芸恭请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贾宝玉不但是《红楼梦》的核心人物，也是偌大一个贾府中“凤凰”般的人物，要说贾芸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攀附之心是不可能的。但贾芸这个旁系子弟的出场是为了在贾府的诸多工程中谋求一个项目赚些钱来养家糊口，他要的东西不是宝二爷能给的，在他的预期和实际行动中走的都是琏二爷和琏二奶奶的路子。为了这一目的，他送王熙凤的礼物是贵重的冰片、麝香，而送宝玉的不过是两盆白海棠。但这两样礼物也恰好说明了他对送礼对象的认知，俗雅之间也大可增进我们对贾芸其人的了解和认识。所以我们说，成就“秋爽斋偶结海棠社”大观同雅韵的“父子”之名其实更像是一场游戏，因为当真对面，贾芸是叫不出“父亲”二字的。

四、兼容型

第二十七回的回目安排叫做“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主角当然是宝钗和黛玉，但其中却穿插了王熙凤和小红母女的干亲故事，而这一事例中包括了上述情感、功利和游戏的所有内容，因此我们说它是《红楼梦》中典型的“兼容型”干亲关系。

这一同中，丫头小红偶然为凤姐传了一回话，凤姐就主动要认她做干女儿，这在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一处。凤姐对小红说：“明儿你伏侍我吧，我认你做干女孩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主子奶奶“认你做干女孩儿”的提议是在情绪高涨时即兴提出来的，当然首先就像是一场游戏。但这一提议必然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的，需知此前凤姐并不认识小红，也只是刚刚才知道她是宝玉屋里的丫头，甚至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因为小红“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口角剪断”，凤姐就像贾母喜欢宝琴一样看中了这个初次见面的女孩子。如果说她也有功利目的，那应该就是想要一个这样说话不拿腔作调又符合自己心意的女孩子“伏侍”自己，替自己跑跑腿、传传话。

当凤姐听小红说自己认错了辈数，小红的亲妈林之孝家的已经是自己的干女儿时，这一提议只好作罢。风姐与小红之间的干亲虽然没有结成，小说行文中却明白地告诉我们：凤姐有个比自己还年长的干女儿。林之孝家的是贾府有权有势有脸面的仆妇之一，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之前，她带着上夜的女人们巡查到怡红院，可是把宝玉、袭人、晴雯一干人等着实地一一教导了一番。但联系她和凤姐的关系，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功利”二字。虽然凤姐说府里还有不少人赶着自己叫妈，但我们从书中读到的却是林之孝家的见了凤姐无论在人前还是在人后却都只能叫“奶奶”，这种心头没有亲人感情，口头没有亲人称谓的干亲关系不是游戏又是什么?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属于‘礼’的范围。但它显现出的民俗性更受到广泛的重视。民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生活文化事象。”综观《红楼梦》中的干亲民俗和各类干亲关系，我们不难发现“情感”和“伪情感”在大观园交际中的各种投射，亦可从中透视民俗文化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在阅读《红楼梦》时能够更加接近作者初始的创作意图。

第二篇：结干亲(民俗)

结干亲

路 漫

按相关法律的规定或认可，国人的亲属关系分为血亲、姻亲两类。血亲，是指同族同宗同门通过世代遗传的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姻亲，是指两个相互之间没有但各自间具有血缘关系的两个群体，通过嫁娶联姻形成亲属关系的人群。在民间，还有一类亲属关系，虽未被现行法律确认，但彼此的亲密关系等同或仅次于血亲和姻亲的亲属群体——干亲。

在我的家乡，结干亲现象十分普遍，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极大多数男女都结有一门或几门干亲。民间传说，如果婴幼儿夜间哭闹不停，成人或是孩子体弱多病，或是时运不佳、家庭不合、事业不畅等等，认一干亲便会缓解。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干亲的结成方式各有不同。本地民间通常流行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屋内放水碗迎客法。主人取一只饭碗盛满清水，碗上横搭一双竹筷，放在房门内侧。自放置之日算起三天内第一个来访的男客就是婴幼儿的干爹，女客就是婴幼儿的干妈。若来者是未成年人，则由其父或母代替。

第二种，修桥补路迎客法。

主人择一良连辰吉日，深夜里备一只公鸡，再辅以其它酒水、菜饭。取一些木料（1块1至2米长的木板或几根木头），木料两端凿有洞孔以便插上木霄能固定在地上。择一处过壕沟或是有坑洼的路段，在壕沟或坑洼上面搭上木料建成一座简易木桥。天亮前将准备工作就绪，然后带上孩子在路边生火做饭，等候招待第一个路人。第一个路过的男客就是婴幼儿的干爹，女客就是婴幼儿的干妈。若来者是未成年人，则由其父或母代替。

第三种，算命先生推定法。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若有上述体弱多病、时运不佳、家庭不合、事业不畅等情况，就会请算命先生或巫师进行测算。算命先生或巫师就会根据该人的具体情况推定应该找具备相应条件的人认作干爹。拟做其干爹的人的属相、姓氏、住所方位等条件之一以上须与算命先生或巫师所推算的条件相符合。

以上三种方式结成的干亲，干儿或干女须向干爹或干妈行叩头礼。干爹或干妈须随自己的姓氏为干儿或干女取一名字，并在其手腕上系一根细棉绳，同时祈祷其健康平安、事事顺畅。

在干亲结成后的头三年里，干儿或干女须于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到十五期间（通常在正月初二）带上红糖、糯米粑、烟酒等礼物到干爹或干妈家里拜年。受拜者也须以相应礼物回赠。

第四种，口头约定结拜法。

不分男女老幼，若是两人交情甚深，彼此觉得投缘，便会口头约定结为干亲。结拜时长者为尊，若年纪相差较大、辈份不同就结为干爹干妈，若是年纪相差不大、辈份相同就结为干兄干妹。这种结拜法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严谨性不及前三种。

第三篇：红楼梦的文化精神

孙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也是本学会顾问。此稿载2004年11月14日《文汇报》第6版。

《红楼梦》的文化精神

——孙逊教授在华东师大的演讲

清人赵翼说得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也有一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和作家群。我们通常讲，秦汉是辞赋的黄金时代，唐宋是诗词的豆蔻年华，元代是戏曲的丰收季节，明清便是小说的繁荣岁月。明清小说的繁荣首先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质量上，而质量就具体体现在名著上。我们经常讲四大名著，就是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古典小说。如再把视野放宽一点，还可以有六大名著，这就是四大名著之外，再加《金瓶梅》和《儒林外史》。再把视野放宽，还可以吸纳更多的作品进入名著的行列。而名著之所以是名著，是因为它们都具有非常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经得起人们再三地咀嚼和回味。

每一部名著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都是各不相同的。例如《三国演义》的文化特质，可以用“忠义”二字来概括，“忠”主要体现在刘备集团和汉王朝、刘备和孔明的君臣关系上，“义”则主要体现在刘、关、张和其他异姓兄弟的关系上；“忠”和“义”最后聚焦在关羽身上，随着关羽的不断被神化，《三国演义》的“忠义”观念也不断被增殖。《水浒传》的文化特质主要是“绿林文化”，或者叫“江湖文化”，可以用《水浒传》里的四句话来概括这种文化的政治特征：逼上梁山、替天行道、以贤为能、接受招安，它几乎是所有聚啸山林的绿林好汉们共同的特征。《西游记》则主要反映了“神魔文化”的特质，具体表现为神魔的对峙与转换，这种对峙与转换所包含的文化隐喻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金瓶梅》是我国古代世情小说的代表，它以大量的笔墨写及男女两性生活，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性描写之集大成者，所以其文化特质也许可以概括为“性文化”。还有《儒林外史》，是封建科举制度走至反面时，我国古代“士文化”的一个代表，它集中反映了封建科举下士大夫的人性扭曲和内心痛苦。诸如此类，每一部古代小说名著，都包含了某种特质的文化内容，反映了历史上某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那么，《红楼梦》的文化精神又是什么呢？我们该用哪两个字来概括它的文化要义呢？个人认为，《红楼梦》主要的文化精神便是“情文化”，或者叫“情本思想”。这个“情”当然首先包含了我们通常讲的“男女之情”，否则《红楼梦》也不成其为《红楼梦》；但它又远远不止这种“男女之情”，而是包含了远更丰富和复杂的内涵。把《红楼梦》仅仅理解为一部爱情小说，把《红楼梦》的“情”仅仅理解为“男女之情”，不仅不符合小说的实际，而且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

那么，《红楼梦》的“情文化”或“情本思想”究竟包含了哪些丰富的内涵呢？

一、首先，《红楼梦》里的“情”，指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悦相爱之情，并在这方面提出了超越性爱的“意淫”观念，以及以思想志趣的一致作为基础的新的情爱观。

《红楼梦》通部写了好多“情案”，最主要并处于小说中心地位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它构成了小说情节的主线。作为宝、钗、黛爱情陪衬的，还有宝玉、湘云、妙玉，宝玉、袭人、晴雯之间的爱恋之情。其中宝玉和湘云也是一对“金玉之缘”（一个有通灵玉，一个有金麒麟），宝玉和妙玉则构成另一对“双玉”，小说在这方面有含蓄的描写。袭人和晴雯分别是宝钗和黛玉的影子，宝玉对她俩都情有独钟，其中宝玉和袭人还有过性爱冲动。以上由宝玉和六位女性所形成的三组六对或明或暗的恋人关系，构成了《红楼梦》“男女之情”中最重要、也最感人的内容。此外，宝玉对金钏、芳官、五儿等，也都有过一种特殊的感情。

除去和宝玉直接相关的“男女之情”，《红楼梦》写及的其它“情案”还有不少，重要的有：秦钟和智能的幽会，茗烟和卍儿的偷情，贾蔷和龄官的两心相印，贾芸和小红的遗帕相思，藕官和药官的你恩我爱，以及三姐对柳湘莲、司棋和潘又安、金哥与未婚夫的以身殉情等，它们作为通部“情案”的一部分，作者或直接，或间接；或重墨描写，或简笔带过，都给予了不同的艺术处理。

以上“情案”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反抗封建礼教的意义，还有一类“情案”，旨在表现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加害，使女性成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具代表性的有：元、迎、探三姐妹的婚姻悲剧，其中元春虽贵为皇妃，但是是被送到一个“不得见人的去处”，最后抑郁而死；迎春由父亲做主，嫁与一个极不堪的中山狼似的人物，受尽折磨而死；探春虽聪明能干，但她是庶出，最终是远嫁海隅，只能在梦中魂归故里；“三春去后诸芳尽”，惜春正是从她姐姐们的不幸遭遇中幡然醒悟，剪发修行。李纨的心如槁木，湘云的白首双星，也都属于这类“情案”。

上述各类“情案”之外，小说还写到不少“贪淫恋色”的另类“情案”，突出的有：老色鬼贾赦，虽上了年纪，儿子、孙子、侄子满堂，却还要左一个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并看上了贾母房中的鸳鸯，执意要她做妾，直至贾母大发雷霆，方才勉强歇手，终久又花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嫣红，才悻悻了结；“垮了的一代”的典型贾珍、贾琏和贾蓉之流，一个个更是无耻之徒：贾珍不仅和媳妇秦可卿有不正当关系，而且和妻妹尤氏二姐妹也有纠葛，甚至在尤二姐被贾琏占有、他本人名分之下是尤三姐时，仍“不忘旧情”，百般轻薄；贾琏则是“成日家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屋里去，先与厨子多浑虫的老婆多姑娘私通，后又与女奴鲍二家的偷情，不久又偷娶了尤二姐，等到贾赦把房中丫环秋桐赏他作妾，他又把尤二姐置之脑后，致使尤二姐吞金自尽；贾蓉是草字辈中的花花公子，他不仅和凤姐眉来眼去，姪婶间有暧昧关系，而且和父亲贾珍一起，与尤氏二姐妹调笑嬉闹，父子二人“素有聚麀之诮”……这些另类“情案”，虽不是情之正者，但小说并不乏对它们的描写。

正是在分析考察了各种“情案”的基础上，《红楼梦》通过警幻之口，提出了著名的“意淫”说：“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究竟何谓“意淫”？作者没有明说，根据上下文语意，应是指超越“性爱”之上的男女相悦相恋之情。仅停留在“性爱”层面，便是所谓“皮肤淫滥之蠢物”，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之流；“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真诚地“怜香惜玉”而不追求“性”的占有，这便是“意淫”，如宝玉就是天下第一“意淫”之人。我们看宝玉对黛玉和其他青年女性的关爱和呵护，是那样地体贴入微，但全然没有《金瓶梅》之类的“性思维”在作祟。最典型的例子如第十九回，写宝玉来到黛玉房间，黛玉正睡在床上歇午，丫环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进来，忙走上来推醒黛玉道：“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睡出来的病大”；又第二十一回，写宝玉来到黛玉房中，黛玉和湘云尚卧在衾内，那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宝玉见了，叹道：“睡觉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嚷肩窝疼了。”一面说，一面轻轻的替她盖上。这正如脂砚斋批语所指出的：“若是别部书中，写此时之宝玉，一进来便生不轨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许多贼形鬼状等丑态邪言矣。今反推醒他，毫不在意，所谓说不得淫荡是也。”（已卯本第十九回批）“„叹‟字奇，除玉卿外，世人见之自曰„喜‟也。”（庚辰本第二十一回批）看到熟睡的女性，看到熟睡的女性“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非但没有任何“不轨之心”，“苟且之念”，反而推醒她，怕她睡出大病；反而轻轻的替她盖上，怕她“肩窝疼”，这就是典型的“意淫”，它和“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膀，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鲁迅《而已集·小杂感》）之类的“性思维”彻底划清了界线。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小说还提出了以思想志趣的一致作为基础的新的情爱观，这突出表现在宝黛爱情的价值标准上：宝玉之所以选择黛玉而非宝钗，既不是因为门第（论门第宝钗更高），也不是因为美貌（宝钗和黛玉一如娇花，一如纤柳，各尽其美），更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性格脾气（宝钗的脾气性格远要比黛玉为好），而仅仅是因为黛玉和他的思想志趣一致，从来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同样，黛玉之所以只钟情于宝玉一人，也只因为他是大观园内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在这里，传统的浅薄而外在的“怜才爱色”的爱情模式，已经为新的追求内在思想志趣的一致的情爱观所替代，这种新的情爱观不仅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即便在今天也还没有失去其进步意义。

二、其次，《红楼梦》里的“情”，还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狭隘理解，包含了以尊重和关爱女性为核心的可贵的平等精神。

世界上的“男女之情”，并不仅仅只是两性相悦相爱之情；一个男性关心一个女性，可能有性意识在起作用，这是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也可能是别的意识在起作用，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

大家知道，按照古代阴阳五行的观念，男人和女人，男人是阳，女人是阴；主子与奴才，主子是阳，奴才是阴；《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湘云、翠缕论阴阳也这样说过。因此，《红楼梦》里的丫环，她既是女性，又是奴才，更是阴中之阴，是人类中最弱势的群体。小说就写及贾宝玉非常体贴入微地关爱和呵护这一群体，而且完全没有任何性意识在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是尊重和关爱。

可以举出三个最典型的例子。

一个是宝玉对平儿的关心。第四十四回凤姐泼醋，把平儿也打了，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的干哭。这时宝玉最为关心，他让平儿到怡红院中来，先是替贾琏夫妇两个“赔不是”；接着提议换衣裳、洗脸梳头；然后笑劝“姐姐还该擦上些脂粉”，并且亲自找来上好的茉莉花粉和玫瑰胭脂；再用竹剪刀撷下一枝并蒂秋蕙，与她“簪在鬓上”；这里，宝玉对平儿的关心完全没有性意识在起作用，而只是因为“宝玉因自来从未在平儿前尽过心”，“深为恨怨”，今日“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乐也”；“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姐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不觉洒然泪下。因见袭人等不在房内，尽力落了几点痛泪。”事后他还拿熨斗把平儿衣裳“熨了叠好”，又把手帕“洗了晾上”。可见，对平儿的同情和关心是他唯一的出发点。

第二个例子是宝玉对藕官的庇护。第五十八回写宝玉病愈，在院内散步，遇见藕官在烧纸钱，正巧被一个恶狠狠的婆子撞见，硬要拉她去见奶奶们。宝玉当即为她掩饰，并以攻为守，使得婆子倒过来赔笑央求。婆子走后，宝玉问她：“到底是为谁烧纸？我想来若是为父母兄弟，你们皆烦人外头烧过了，这里烧这几张，必有私自的情理。”事后宝玉才了解到，原来藕官当初演小生时，和演小旦的药官“常做夫妻”，久而久之，寻常饮食起坐也是“你恩我爱”，后来药官死了，她“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宝玉听说了这篇呆话，“独合了他的呆性，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同样没有任何性意识在起作用。

第三个例子是宝玉对香菱的同情。第六十二回写香菱和荳官、蕊官等在园中顽，几个斗起了嘴，荳官连身将香菱压倒，两个人滚在草地下，弄脏了香菱的新裙子。正好宝玉走来，低头一瞧，“嗳呀”了一声，道：“怎么就拖在泥里了？可惜这石榴红绫最不经染”。又担心薛姨妈“老人家嘴碎”，回去看见了，“又说一个不清”。于是主动提议袭人有一条一模一样的，竟送了你换下来，免得姨妈老人家生气。香菱点头笑道：“就是这样罢了，别辜负了你的心。”宝玉听了，喜欢非常，忙忙的回来，一壁里低头心下暗算：“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与了这个霸王。”这里，宝玉的内心同样没有别的，有的只是对香菱的同情心。

以上三个例子，最典型不过地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通常所说的相悦相爱之情，还有超越“男女之情”狭隘理解的广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关心和同情透射出以呵护和关爱女性、特别是女奴这个最弱势群体为核心的可贵的平等精神。

其实不只是女性，对男性，宝玉在斥责“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并“浊臭逼人”的同时，对同为“情种”的男性，如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等，他同样引为知己，不以富贵贫贱限人，表现了可贵的平等精神。第三十三回宝玉被打，其直接导火线之一便是所谓“在外流荡优伶”，即与蒋玉菡的关系所致。事后宝玉表示：“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里说的“这些人”，也是为封建主流社会所歧视的弱势群体。宝玉甘愿为他们死，可见他对“这些人”的尊重和心仪。

三、最后，《红楼梦》里的“情”，还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更广泛地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了人类必须体贴和善待自然万物的博大情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它古典小说普遍忽略、唯独《红楼梦》相当关注的一个问题。它集中表现在宝、黛二人身上，通过他俩对包括落花、草木、小鸟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种种怜惜之情，表达了作者“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因而人类也应“有一痴情去体贴”的博大情怀。

宝玉和黛玉都把自然万物看作是有生命的对象，不仅细心体贴，并不时与之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小说第二十三回，宝玉在沁芳桥边桃花底下展开《会真记》，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树满地皆是。此时“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在宝玉看来，落花是有生命的，“恐怕脚步践踏了”，因而“撂在那水里”，因为水是干净的。但在黛玉看来，“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蹋了。”于是提出了“葬花”的想法：“那 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两个都怕把花糟蹋了，一个要“撂在水里”，一个要埋在土里，都表现了一种体贴和怜惜自然万物的“痴病”。

不仅如此，黛玉还一边葬花，一边吟唱着：“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完全赋予了落花飞鸟和人一样的情感与生命。而她紧接着提出的“而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问题，更把落花当作了唯一的知己，两人就生命问题坦诚交流，互诉衷肠，落花的命运和少女的命运融为了一体。

宝玉对自然万物的痴情更甚，“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和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第三十五回）自然万物都可以成为他对话的对象。小说第五十八回，他病后在园中散步，只见： 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荫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到：“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倒„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正悲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

这里，杏花和雀儿不仅都被赋予了情感和生命，而且宝玉与之所进行的对话的深度及其所包含的意蕴，都远远超过了一般普通的人。在宝玉这样的“呆性”看来，雀儿和杏花之间也有沟通，人与杏花、雀儿之间更应有沟通；人与人之间往往有芥蒂，有隔阂，而人与自然则完全可以做到亲密无间。

不仅如此，在宝玉这样的“情痴”眼中，“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这都是堂堂正大随人之正气，千古不磨之物。……小题目比，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岂不也有灵验。”（第七十七回）包括怡红院阶下的一株海棠花，无故死了半边，正应在晴雯夭死上。这篇袭人所谓的“痴话”，正是宝玉视天下之物皆有情的世界观的具体阐释。

所以在小说末回“情榜”中，宝玉被列名榜首，其评语为“情不情”。所谓“情不情”者，按照脂砚斋批语的解释，即“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俱有一痴情去体贴。”（甲戌本第八回批语）视草木有情，视天下万物有情，作为人类，都应“有一痴情去体贴”它们，这正是“情不情”的具体体现，也是曹雪芹通过他笔下人物所表达的“情文化”的重要内涵。

这样，《红楼梦》里的“情”就完全逸出了“男女之情”的狭隘理解，而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这个“情”首先包含了男女间的相悦相爱之情，同时又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关爱之情，更涵盖了人对自然的体贴怜惜之情；它们共同构成了《红楼梦》“情本思想”的丰富内涵。

四、从汤显祖、冯梦龙到曹雪芹：《红楼梦》“情本思想”的渊源与发展

《红楼梦》的“情本思想”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从根本上说，它是明代以来以汤显祖、冯梦龙为代表的“情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明代中叶以后，在社会风气的浸染和新思潮的激荡下，在文学领域内出现了大批以艳情、言情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文言小说中有各种艳情专题的小说总集，通俗小说中有大量专注于男女性描写的所谓“艳情小说”，其中多数都停留在“性”的层面，特别是后者，更表现了一种无处不有的“性思维”特点。在“性”充斥泛滥的同时，有两位作家的两部作品，集中表现了超越性爱之上的“情本思想”的特质，它们就是汤显祖的《牡丹亭》和冯梦龙的《情史》。前者表现的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牡丹亭题辞》）因此它虚构了一个因情而死、然后又死而复生的故事，以彰显它所要表达的上述主题。《情史》是一部按情归类的文言小说总集，虽属编集性质，但体现了编者的指导思想。冯梦龙在该书序言中讲：“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又在《情史·情灵类》总评中提出：“人，生死于情者也；情，不生死于人者也。”这就把“情”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把“情”作为一种独立于生命的、宇宙间的一个基本元素来看待了，其对“情”的看法和推崇又超过了汤显祖。

曹雪芹的《红楼梦》显然继承了汤显祖、冯梦龙的上述“情本思想”，不仅《红楼梦》里多次明确写到了《牡丹亭》，不仅曹雪芹原稿中《红楼梦》的末回“情榜”明显受到《情史》分类的启发，更重要的，是《红楼梦》在传统的佛教“色空”观念之中，引入了“情”为中介。以前我们批评过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的“色空”观念，这个观点缘于佛教的理论，即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俞先生的概括和我们后来批评者的理解都是不完备的，因为“色空”观念不能代表《红楼梦》的全部观念。小说开头有四句话，叫“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在“色”与“空”之间，引入了“情”作为中介。“由色生情”，指由客观存在的世界万物而生出人类的感情；“传情入色”，指人类把自身的情感投射传递到客观万物中去。“由色生情”和“传情入色”，构成了人类生生不息的情感历程。所以确切地说，《红楼梦》表现的是“色——情——空”观念，其中“色”和“空”是人生的起点和归宿，“情”是人生漫长的经历和过程。对于人生来说，开始和结束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过程。《红楼梦》就以细腻的笔触，写了一群可爱的青年男女的情感历程，这个情感既包括我们通常说的男女相悦相爱之情，又包含了逸出“男女之情”狭隘理解的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关爱之情，还包含了人对自然的体贴怜惜之情，它和汤显祖、冯梦龙的“情本思想”相比，无疑更具有一种哲学的形而上意味，更具有现代的色彩和意义。

第四篇：红楼梦结束语中含有会计文化

红楼梦结束语中含有会计文化

255，结束语：正所谓：《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荡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参考文献：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长沙：岳麓书社，1987：3-964.作者署名：徐汉峰

工作单位：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通讯地址：湖北省孝感市玉泉路17号

邮政编码：432000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xu-hanfeng＠163.com 若采用若修改需要纸介质文本，请回复本邮箱

作者简介：徐汉峰（1952—）男，汉族，湖北孝感人，大学本科，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文化建设，高职技术教育。

第五篇：《红楼梦》中的禅文化

《红楼梦》中的禅文化 视觉传达1班张译丹 20145000811 《红楼梦》被大家所喜爱，历久而流传越广，不仅是因为结构严谨，描写细腻，情节生动，而是因为他的旨趣深广，为各个阶层的读者所爱。“悦心之事，殊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妙，重峦叠嶂，景象万千，非可一览而尽之故”。《红楼梦》作为一部“以情悟道”的书（第五回），其中隐含的禅文化，禅学也是细细密密的贯穿始终。可以说，书中处处充满了机锋，回回存在着妙悟，从文学创作角度看，作者以佛教禅宗思想作为一条隐线，自始至终贯穿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命运之中，从第一回甄士隐听到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后，心中禅机彻悟，于是当即为此作注，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笑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多次写到主要人物贾宝玉谈禅、悟禅的情节，并在书的最后跟随一僧一道飘然而去，似乎都与禅有关。因而，书中说空空道人改为《情僧录》。略通一些佛学的学者都知道，禅宗是佛法的重心。太虚大师说过：“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虽然佛教宗派较多，但是，任何一宗均可汇归禅的精神。红楼梦中提到了宝钗的描画刺绣，其实也很有禅意。

“莺儿说，自家姑娘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模样倒在其次。且不论那没说出来的好处究竟是什么，莺儿这一评价本身倒是十分中肯：无论蜂腰桥上扑蝶时的艳丽，还是母亲怀中撒娇的亲昵，都称不上最美的场景；无论诗社里的锦心绣口，还是绘画养生旁类杂收，亦不足以令人倾慕。一直以为，这么个博学多才的女孩儿，放下诗书勤于针线，虽是安于本分，却也令人惋惜。然而仔细想来，或许那描花刺绣的场景，才最是沁人心脾：“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无须花粉的自然之美不必多言。半新不旧的衣着，朴素淡雅的房间，如雪的面庞与精致的针线交相辉映。如此安静的场景，除了美丽，竟有几分禅意——“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淡去忙碌，远离纠葛，回归那样一份宁静，如此清明，使空性的灵动于当下展开；更有那样一种安详，如此温暖，让生命的美丽得以充分绽放。温柔体贴，待人接物总携沁人馨香；博闻强识，日常点滴显其明艳灿烂。讽时谤世的诗词或可一窥其浩然清远；高山仰止的内心更要谓之以如雪晶莹。多少人倾慕她的艳冠群芳，可又有谁能解读这份绮丽如虹？无形无色的净水，正是天边彩虹的真身；淡到极致的内心，才是艳冠群芳的根本。充满活力的天性，自是绚烂生命的根源，但不加约束的热毒，却会使生命近于疯狂。知著甘苦的学历，恰似洗涤心灵的清泉，冷香固然是种束缚，但正是它，将生命达到新的高度。

其在《红楼梦》一书中，对于谈禅、机锋的故事多有描述。例如，作者在第二十二回贾宝玉的《参禅偈》：“你证我证，心证意 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林黛玉续：“无立足境，方是干净。”

按故事的起因是湘云说出演戏的女孩子“倒像林妺妺的模样儿”。林黛玉说拿她比戏子取笑。宝玉生怕黛玉恼怒，马上使眼色，结果却惹恼了湘云。宝玉即忙去解释，又被黛玉听到，也向宝玉发脾气。宝玉如“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觉得庄子的消极无为的思想有道理，联想到自己也如《水浒》戏中《寄生草》曲中所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十分颓伤，便参究禅理，题了一偈和下面一支《寄生草》曲。第二天黛玉看了，说偈末二句“还末尽善”，便又续了两句。于是，就引发了众人宝说黛玉的偈语才是悟彻，笑宝玉钝愚，以此阻止他参禅。其实，作者借参禅引出史湘云奚落黛玉像演戏的是一句机锋，意思是借用来影射汉人仕清者如戏子。

又如，作者在“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回中写到：

黛玉乘此机会说道:“我便问你一句话，你如何回答？”宝玉盘着腿，合着手，闭着眼，嘘着嘴道：“讲来。”黛玉道：“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宝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宝玉道：“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黛玉道:“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宝玉道:“有如三宝。”黛玉低头不语。（第九十一回）从此，男女之间信誓旦旦就开始用“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套话了。但是，这可是佛家的禅语呀！

而在红楼梦中的禅语不止于此，在平日里的对词写诗中也可见一斑。

一是作者在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写到众人入园抬头忽见山上有镜面白石一块后贾宝玉说过一句著名的佛家禅宗的典故——“曲径通幽处”。原文如下：

原来众客心中早知贾政要试宝玉的功业进益何如，只将些俗套来敷衍。宝玉亦料定此意。贾政听了，便回头命宝玉拟来。宝玉道：“尝闻古人有云：„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况此处并非主山正景，原无可题之处，不过是探景一进步耳。莫如直书„曲径通幽处‟这旧句旧诗在上，倒还大方气派。”

按照“曲径通幽处”，出自唐代诗人常建的一首题壁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因其中有一联云：“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全唐诗》卷一四四）。此联句乃唐诗中的名句，历代广为传诵。此诗句中语带禅机，意思是说了佛家的道理，即一个人要到达能领悟妙道的至高境界或成就，不会仅仅是坦途，先得走过一段曲折坎坷的小路。

二是作者在书中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迷贾政悲谶语”中借宝钗之口，对于家乡蕲州先贤黄梅的五祖禅宗弘忍欲求法嗣以偈语选择接班人的故事，推崇备至。书中写道：

宝钗道：“实在这方悟彻。当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寻师至韶州，闻五祖宏忍在黄梅，他便充役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诸生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彼时惠能在厨房舂米，听了这偈，说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云：“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他。今而这偈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机锋，尚未完全了结，这便撒开手不成？

薛宝钗所说的这个故事，为唐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弘忍为挑选法嗣的故事。弘忍挑选法嗣的方法也很别致。所谓“法嗣”，即衣钵传人。一天，师父弘忍别出心裁地乃命门人各呈一偈，表明自己的悟境以显示他们对于佛的理解，从而显示出优劣。其时上座神秀呈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闻之，以为未见本性，未传衣法。惠能听说之后，亦作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将两偈进行比较，认为惠能的悟境高于神秀，所作偈能见本性，而神秀的悟性略逊一筹，所作偈未见本性，于是将惠能作为法嗣传承其衣钵，是谓禅宗六祖。弘忍并当即招惠能登堂入室为其宣讲《金刚经》，命他连夜南归韶州。弘忍这种选拔接班人的方法也很别致，深得楚人敢于创新的传统。而大弟子神秀卓锡于荆州当阳山的玉泉寺，大开禅法，声名远播，后创禅宗北派。故光绪《蕲州志》称：“南北之宗，皆寓于蕲。”这就是《红楼梦》书中薛宝钗所讲述弘忍以偈语选定法嗣故事的由来。

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中，不仅借宝玉参禅、悟禅的禅宗思想，表达自己的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尽管有消极的一面，但是，作者主要用以揭露封建王朝末世的黑暗现实与世俗现实，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趋势，是一个历经了纷纷世事的老人的一种回忆，消极是难免的，所谓韶华皓首的感叹。或许也像许多人说的一样其中隐藏着一些秘密。但应该还不至于到“想让我们看空这红尘”的地步。突然想到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参考文献 《全唐诗》

《红楼梦与禅》圆香出版社:佛光文化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霍国玲（校勘 紫军（校勘）出版社：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