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中国财税法治30人论坛”成功举办

第一篇：第一届“中国财税法治30人论坛”成功举办

第一届“中国财税法治30人论坛”暨“全面深化 改革背景下地方财税法治建设”研讨会综述

2015年12月26日，在中国法学会指导下，我国法学界第一个“法治30人论坛”，即“中国财税法治30人论坛”在上海成立，并举办了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地方财税法治建设”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主办，华东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承办。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副主任李存捧先生，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顾功耘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陈岱松教授，中国财税法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出席了开幕式，并先后致词。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湖南大学、郑州大学、辽宁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吉林财经大学等高校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税务研究》杂志社、《中国税务报》社等部门的专家学者40余人与会，就论坛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副主任李存捧同志出席论坛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顾功耘教授出席论坛

华东政法大学陈少英教授主持开幕式

研讨会第一阶段的议题为“税收法定与地方财税体制改革”。这一阶段由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和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主持。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税务报社总编辑刘佐先生主要针对《立法法》修订后，如何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就如何建立完善财税法律体系等六个层面的问题展开阐述。研究会常务理事涂龙力教授对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这20个字进行了解读，并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这三个层面出发对如何实现这20字目标进行解释。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院长张松教授重点分析了税收法定的本质、税收委托立法权的存废等在落实税收法定过程中会遇到的的十个具体问题。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郑州大学法学院院长苗连营教授从宪法的角度，就立法权的配置谈了“议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两个方面的问题，并从宪法层面和规范层面来看，地方立法权并不存在规范障碍，技术层面上，如何对税收立法权进行类型化处理就成为必须关注的问题。中南大学法学院周刚志教授针对上述发言进行了与谈。

第二阶段讨论的议题为“地方税理论与地方税制创新”。这一阶段由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徐孟洲教授主持。上海财经大学朱为群教授从“以支定收”的逻辑来研究地方税的四个定位。朱教授提出从“推进地方财政收入体系综合改革”、“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及“尝试地方税的自主立法改革”三个方面推进当前我国地方税体系建设。研究会理事、西安市税务学会副秘书长姚轩鸽先生从伦理学原理出发，提出了中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近期、中期与远期目标。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段晓红教授提出，地方税建设是化解地方财政困境的最佳路径，但当前关于地方税的讨论限于1994年分税制，已经无法适应现阶段理顺央地财政关系的需要，应予以重构，并对重构方案进行了规划。暨南大学法学院方赛迎副教授提出，对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房地产税适时立法，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应然要求，但在计税依据的具体问题上还需进行科学的设计。《税务研究》杂志社向东编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丁一副教授进行了与谈。

第三阶段讨论的议题“地方预算法治化及现代化建设”。这一阶段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朱大旗教授，研究会秘书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周序中教授主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金秀教授认为，预算法定困境的破解在于互补性的预算法规体系的逐步健全和预算法律空间和弹性的预留，同时要将年度预算和预算法律相结合，科学、明晰地配置预算权责关系。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黄建文教授从《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视角，提出了四个地方预算中的涉税信息公开问题，并提出预算支出应当公开到目级，税收优惠的情况也应当在预算支出中予以公开。江西财经大学朱丘祥副教授对改进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方式的基本进路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并主张选择“先上后下再中间”的方式来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范围与支出责任。天津财经大学任晓兰副教授指出新《预算法》不足的情况下，建议设置独立于财政部的预算编制主体，落实人大预算修正权，并建立和完善有关财政法律，以弥补预算责任法律上的不足，同时要将一般公众纳入预算编制的参与主体。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任超副教授和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史俊明进行了与谈。

第四阶段讨论的议题为“地方财政能力建设与征管体制现代化”。这一阶段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施正文教授主持。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熊伟教授以《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的立法授权为视角，审视税收法定原则，从而关注地方税的立法与财政自主。他同时建议在具体税种立法中采用《车船税法》中“法定+授权”的模式和过去屠宰税、筵席税适用的地方选择权模式，从而实现税收法定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兼容。辽宁大学任际教授结合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展进程，指出地方财政的适度独立可以实现社会经济平衡发展，有利于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力的相匹配。她强调了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关系要清晰，在事权清晰后才能对财权进行分配，当然，地方政府的适度独立必须依靠法律保障才能真正得以实现。西北政法大学席晓娟副教授以陕西省为例，分析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横向均等化的现状与问题。通过数据的梳理和分析，她建议从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等三个层面突破现有政府财政能力的困境。中国政法大学梁文永研究员结合毛泽东的十大关系，提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他强调了中央和地方协商的重要性，需要将其法治化，中央需要维护地方的利益，保障地方的均衡发展，同时他也提出了几点需要思考的问题，如财税法和税法结合研究的必要性等。北京大学叶姗副教授和《国际税收》编辑部高阳编辑进行了与谈。

第五阶段讨论的议题为“自贸区建设与地方融资法制创新”。这一阶段由华东政法大学杨忠孝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许多奇教授主持。中山大学杨卫华教授认为，自贸区的建立即是为了应对国际上的竞争压力，也是发展国内经济需求的回应。在“税收洼地”问题上，不可片面看待，应给予园区内的税收（尤其是关税）在程序上以特别的政策对待。西南财经大学尹音频教授认为，自贸区建设的大背景是基于目前国际贸易之间的激烈竞争，而自贸区建设的出发点则是如何对国内经济发生正向的作用。因此，应通过加强立法完善制度等方式，以规范的税收政策促进自贸区对外贸易与离岸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重庆大学陈晴副教授认为，当前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没有划清是制约PPP发展的主要原因。应明确政府行为的边界，从合法性标准、透明性标准、确定性标准及责任性标准四方面予以对政府的角色定位予以厘定。基于此定位，可通过健全PPP模式的法律法规体系等三种路径予以实现。北京农学院李蕊副教授认为，当下阻滞中国深化改革的内源性障碍在于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体制激励不相容，从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角度出发，域外的为效果付费债券制度通过结构化合同将社会资本和市场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嵌套导入，重构了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之间三位一体协同合作的新型公私伙伴关系，值得我国借鉴。湖南大学宋槿篱副教授和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李慈强老师进行了与谈。

会场

会议最后，陈少英教授代表承办单位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总结了全天讨论的中心思想。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此次会议无论是主体选定还是会议安排等工作都非常成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在会场上迸发出了思想的火花，这将对我国下一阶段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法治的进一步深化奠定理论基础。

研讨会合影

（华东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 供稿）

第二篇：如何成功举办一场论坛

会议策划、执行，没见过专门的培训机构，基本都是一点点学来的。会议是否成功有很多要素，但是会议的主题设定、流程设定、要点设定还是有迹可寻的。下面是小编搜集的成功举办一场论坛的技巧，希望大家认真阅读!

做会议论坛，基本都是有目的性的命题作文。所以首先了解领导的意图，自身有什么优势资源。一般来讲，领导们能够给你准确思路的实现路径的不多，只要领导给一个大的主题、目标，接下来就是我们做活动策划人员发挥的时候了。我们需要根据领导意图，确定几点：什么形式(课桌式、剧场式、是否搭建主席台等)，什么规模，在哪里办，赢利点，优势分析，难点分析。形成一个会议说明文字报给领导。这里包括：会议背景、论坛概况(含论坛主题、举办时间、指导单位、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承办单位、支持媒体)，参会人员类型数量(尤其要列出主要邀请的领导、专家，一般策划人员提议或者让领导确定)、内容设置(含结构说明、会议流程)。

领导基本通过整个会议的策划文档，确定各个主题，尤其是领导发言主题是很重要的，要是有分论坛的话，更需要一定时间和经验来确定。一般来讲，主论坛发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领导致辞、主旨发言、所在政府或企业领导发言，主办方发言。接下来是具体的话题。一般来讲，要按照发言嘉宾的身份来安排发言话题和时间。嘉宾发言的内容，领导的内容我们只能建议但是具体的发言题目(或PPT发言题目)需要领导自定，策划的时候抓住主题，通知嘉宾的时候给大概的主题，完全按照主题做准备更好，否则只在这个主题下讲也可以。

一般的上午会议(或者上半场)主要照顾领导、赞助商、主办方。

会议想要做出点特色，具有影响力能够被媒体关注、赞助商满意、参会者满意，形式一定不能是单一的。一般来讲除了领导层次的演讲发言内容之外，还要设立活动发布、刊物发布、机构成立仪式、项目签约等内容，这个内容不能时间太长，放在领导们发言完毕之后，具体分主题发言之前，或者直接放在所有人讲完之后，会议茶歇之前。

论坛的设置，还需要考虑赞助商的需求，例如签到台发放赞助商资料，参会证、手提袋、背景板放赞助单位logo，讲话过程中让赞助商领导发言，让赞助商领导和支持单位大领导在贵宾室见面照相，会前和茶歇的时候博放赞助单位宣传视频等。

现在做会议，很多都是演讲+互动的构成，也就是以上会议演讲部分完成后，让部分重量级领导，尤其是赞助单位领导，有个露面发言的机会。互动交流的环节，一般是在舞台上摆放4~8个椅子(算上主持人的)，呈浅弧形，让最中间的最大领导面对观众，最远处的可以是侧脸，但是尽量都面对观众。投影或者LED设置，可以在幕布或者LED中放映领导发言画面。什么时候全景，什么时候特写，这个要注意和配合人员协调好。有一些会议，尤其是政府类的会议，即使是交流环节，嘉宾也会讲PPT，这个很无聊，但是有需求的话也得做。正常来讲是主持人串联整个交流，抛出话题，引导各个嘉宾说出自己的观点，基本都是按照职位高低、影响力来排发言顺序。一般来讲，互动环节都分为台上嘉宾互相之间的交流，以及台上台下互动两部分。也就是可以让台下观众发言(提前准备好无线麦克)对某个嘉宾提问，然后嘉宾回答，也可以大家都来谈这个问题。一般来讲，互动环节不会超过1个小时，台上嘉宾讨论话题不要超过3个，台上台下互动话题也不要超过3个，否则会耽误很多时间。

一般半天的会议，以上部分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是全天会议，或者多天会议，那就要设置分论坛了。分论坛设置有几个原则：

1、招商优先，按照赞助商的需求设定分论坛主题和规模形式;

2、热点优先，积攒人气，对外招商和宣传用;

3、领导们最得意最喜欢的事(很多会议是为领导服务的);

4、为了凸显主题而设置的分论坛。因为分论坛和主论坛之间，可能换会议室，至少有一段时间的间隔，所以形式上可能有转变。分论坛可以单独选择形式。例如一些项目对接会适合U形、回形等。

致辞+演讲+发布+互动，基本已经满足一般会议论坛需要。但是为了满足赞助商，或者实现盈利的需要，可能还涉及到会后集体参观、考察的环节。实际上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放松一下，顺便满足赞助商的需求。

以上为一般的会议流程，但是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需要在会议策划阶段就要考虑到。例如

1、媒体宣传。找媒体不要花太多钱，更不要找太多，因为你找100家，最后有良心的没有几个，基本都是发你的新闻通稿，或者转发新闻源的文章。所以一般找几个新闻源媒体就好了，但是要注意类型(网媒、报刊、视频、专业媒体、当地媒体等几方面考虑);

2、物料的筹划。包括会议手提袋、会议手册、项目手册、参会证、背景板、易拉宝、水牌等，这些需要提前设计、制作的，同时也是招商的项目。另外一般的会议，不会有太多时间来印刷会议手册，因为嘉宾、招商经常是会前两三天才确定完，但是如果会议规模足够大，会议手册还是要印刷的，打印也可以量不大的情况下。应该提前2~4天拿到。其他的物料，如果是本地办会议，租车就能到会场，晚一点没关系，会前出来即可;

3、会议招商问题。会议主题形式的确定，都要和招商赞助相关，这个要贯彻一个会议的始终，不多累述;

4、会议的流程控制表、任务分工表，这也是需要在策划阶段就要做出来的，包括物料表。

第三篇：法治中国的财税路径

法治中国的财税路径

万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了。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展现了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智慧和勇气，是2020年前中国深化改革的时间表和总路线。《决定》强调了国家治理相对于国家管理而言的重要性，表明在改革开放35年来所出现和积累的诸多问题已经很难通过片面的行政手段加以解决。在法治中国，必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税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是强国的物质保障。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是重点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财税体制改革，将沿着“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三条路径渐次推进。本轮财税改革，将是1994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又一历史性里程碑。

在谈财税改革之前，我们有必要理清《决定》的主线，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

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是改革的基础，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工作。国家治理的基础是财政，国家治理体系的纽带是央地财政关系，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是理财治国。

2.从“补课”到“上课”

补课：当前迫切需要补我们在过去改革中的缺失，要补财税法制建设落后的问题 上课：我们要让整个社会意识到财税制度的重要性

3.从行政主导到立法主导

4.从“三分财，七分政”到“七分财，三分政”

为何当前财税制度亟待改革

1994年，我国税收收入为5000亿元左右，而今年预计将达120000亿。不到二十年间，税收有这样的飞跃，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功不可没。但它是行政主导的，就像将卫星送上太空的第一级火箭，它的历史使命即将完成，我们最终还是要步入一个法治主导下的财税体制改革。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它，虽然其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也留下诸多弊端亟待改善。如果当年分税制改革时多制订几部法律，今天的改革难度绝对不会这么大，因为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如房产税的改革问题，没有房子的人希望所有的房子都征税，有一套房子的人希望第二套房征税，有第二套房的人希望第三套房征税，每个人都在考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要制订房产税法或者修改房产税条例难度很大。时至今日，财权上移，事权下移，调整起来难度十分大。过去片面认为行政主导效率很高，其实后患很大，况且它的效率只有一次。而法治主导虽然刚开始成本很高，但它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而财税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正当则很可能动摇一个国家的政权，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朝代更迭，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无一不起于此。财政不牢，地动山摇。税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前，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我们知道，现在大多是中央请客，地方买单。中央只负责下达政策，却要由地方政府自掏腰包，于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并不停通过卖地

来筹集资金，从而推高了房价。一旦这种“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时，必将带来地方财政的巨大危机。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方面，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本质属性，是“全民所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国有资本是属于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的资本，其所得利润也应该是全民的，但是我们是否从中直接受过益呢？国企垄断了诸多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不公。

在控制政府预决算方面，人大对行使权力重视不够，预算权配置失衡，政府基金收入、社会保险收入、国有资本上缴利润大体是备案制管理，人民代表大会只审不批。在管理层面上，则分属各个政府部门，不能做到统筹安排。此外，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仍然较为粗放，城乡贫富差距较大，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分配不均衡，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不足等诸多问题，都有待于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财税改革的重要性

认真观察可以发现，十八大报告从头到尾都是涉及到财税改革问题，我们现在有六大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生态文明改革，还有党的建设改革，这六大改革都是以财税改革作为依托的。不管哪种改革都少不了财政的收支问题，而财政收支背后是各种权利义务责任的一个配置问题，它是公平正义的一个衍生问题。现任领导人意识到财税的重要性，当机立断决定改革，可谓眼光独到，高屋建瓴。

财税改革事关诸多方面，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司法改革，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等。在《决定》第十二章中提到，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追根溯源是跟财税制度有关，因为社会保障是个人拿一点，企业拿一点，最终是国家财政要兜底。还有资源费改资源税，以及关于国防，军队的经费管理问题等等，大体上有一半篇幅都在谈财税改革。中纪委通过财税手段来反腐倡廉，而不是通过强制官员财产公开等强硬手段，所受阻力明显较小，实施起来也较为容易。

可以说，财税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关键，社会改革的保障，政治改革的前提。

如何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1.政府收入要合理合法合宪，支出要公开透明公正，财政管理要有规有序有责。要站在历史的高度，防止历史的重演。

2.财税体制改革不能闭门试点，应当由行政主导转变为立法主导，通过财税立法的保障，以形成全体人民的共识，这同时也是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政府预算的公开透明也必须要有法律的保障。

3.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财税体制改革调整的重点之一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要理清权责，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4.仍然保留国税和地税的分离，调整国税、地税征收管理范围，将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的征收管理权划归国税；将地方税征收管理权划归地税，社会保险缴费征收管理权限与个人所得税保持一致。5.在国有资本逐步实现盈利的基础上，依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国有资本盈利的一部分应当依法平等分配给各位资本占有人（即全体公民），这种分配方式一方面符合“按照生产要素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原则，另一方面将大大促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同时以往国企的腐败和低效问题也将不复存在。

6.赋予地方政府有限发债权，发挥财政部门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7．落实各级人大的预决算审批权，实现政府经费由人大批拨，把政府收支关进统一的制度笼子.要逐步推进透明的财政预算和高效的绩效管理，让预算每一分钱花得更科学，减少浪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财税的法制目标

1.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权利，增强税务行政机关的便民服务意识。

2.落实各级人大的预决算审批权，政府经费由人大批拨。

3.保证地方合理使用财政资金为当地居民提供公共产品，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也将带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财税法学的两个重要基础理论

1.理财治国观：调整四大关系

2.公共财产论：调动相关领域

反腐倡廉：财税制度是反腐的重要武器

收入分配：设立遗产税

三公经费：适当缩减，做到透明化

政府经费：由人大统一批拨，公共财产公开，预算公开

房地产宏观调控：设立房产税，公房先预算后支出

财税法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改革理念：

1.财税法治与中国梦的实现：财税法治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财税法治的应有使命和本来面目：财税法的本质是公共财产法，是控制政府权力之法，收入公平分配之法，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

3.税收法定原则：由立法者决定全部税收问题，落实人大的权利.在改革的春风下，中国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里程碑式会议的召开，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我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只要我们坚定信念，锐意进取，就一定能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去得圆满成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铺平道路。

本文作者：李源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试验班2013级本科生）

第四篇：第一届中国PPP融资论坛专题报道

第一届中国PPP融资论坛专题报道

中国日报网 2015-12-10 17:23:19

“第一届中国PPP融资论坛”于12月4日在上海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主办，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联合主办；上海金融业联合会资产管理专业委员会、《金融时代》杂志承办；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渣打银行、上海申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协办。

财政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副主任焦小平、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王岚、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原上海市金融工委党委书记季文冠、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储晓明、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聂敏、上海金融业联合会秘书长郝相君、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总经理叶国标等领导出席论坛。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是指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之间的一种合作经营模式。在合理有效的PPP模式下，政府部门与社会资本之间通过一系列的协议安排，达成一种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以发挥公私双方各自的资源优势。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汇聚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主办方召开本届论坛，希望以此为契机，搭建起一座项目与资本的连接桥梁，推动PPP项目落地，促进PPP更规范地整合各方参与，构建合理融资机构，提高项目可融资性。

在论坛主题演讲环节中，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副主任焦小平、中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聂敏、兴业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顾卫平、上海国际信托总经理助理张文桥、济邦咨询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徐玉环围绕PPP和中国、PPP与融资问题、商业银行参与、信托、金融机构对接等话题进行了发言与探讨。

《金融时代》杂志副主编王康存表示，作为论坛承办方，专门设计制作了论坛的LOGO，它的样式有三层含义：一是三个“P”的叠加，代表“PPP”；二是圆形铜线的外形，寓意金融、融资；三是像道路一样的波浪形，表示基础施设建设。论坛的首次举办非常成功，现场人气火爆，嘉宾与听众交流互动活跃。明年的PPP融资论坛将在财政部和市政府的指导下，进一步扩大和提升规模，呈现更为丰富和多元化的内容。希望今后中国PPP融资论坛能够形成长效机制，成为政府、机构、企业多方合作交流的有益平台。主题演讲

金融业联合会发挥PPP项目政企合作参谋功能——储晓明（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副理事长、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副理事长、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储晓明在致辞中介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在这精神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对于PPP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一系列的办法、规定相继出台，一批批的项目进入操作阶段。2015年中国的PPP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大规模实施的阶段，但如何积极推广运用PPP的模式，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在现行法律框架制度下怎样实现物有所值和契约精神；各类金融机构怎样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在投资巨大，期限长的PPP项目中完成融资服务，实现融资能力扩张与效率增进的有效融合等。最后储晓明说，希望本届论坛在我们共同探索政企合作之路，充分发挥上海金融业联合会的咨询参谋功能，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更好的支持PPP模式发挥积极的作用。

政府的财政管理需要与PPP投资机制挂钩——焦小平（财政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副主任）

财政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副主任焦小平认为，PPP就像一场足球赛，上半场通过科学规范，充分竞争的方式选择一个最有能力的资本项目人，下半场最关键的要解决融资的问题。焦主任说，目前PPP存在了很大的挑战。第一是很多政府部门还把PPP以融资为主，并没有做到一种根本的变革；第二是政府机构能力和社会资本机构能力都很弱；第三是PPP的市场突然放大，专业机构对PPP新的内涵把握不住，理论和专业研究走在实践的后面。他还具体说到，包括物有所值的定量分析，风险分配的管理架构，财政承诺和预算管理、预算的长期财政可承受力、融资股权、融资混合以及债券证券化等问题。焦主任强调，改革解决活力和动力的问题，只要改革就能促进发展。PPP最终的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规范、透明、公开的PPP大市场，而且中国在三年内会成为全球最大的PPP市场。

投资者们对PPP依然心存疑惑——聂敏（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聂敏在发言中说，在PPP融资中也所存在一些困惑，主要是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看不透。很多的金融人认为看不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信息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中包括项目投资关键信息的获取较难、项目披露不及时等。其次是看不准。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合理回报、政府履约和退出难的问题。为此，聂敏提出几个对策。

首先，完善法律法规建设。

一、建议对内容披露有明确的规定，以此来约束地方政府主动披露信息，保证投资人和机构机构获得全面的信息。

二、建议建立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制度，支持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业务，为投资人和金融机构的PPP投资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建议将PPP的履约情况纳入现行的地方政府行政考核里，以降低社会投资的成本。

同时，完善投资管退的市场。

一、完善PPP的融资市场，积极吸引和整合金融资源，构建涵盖股权投资、信贷、担保、保险的多层次的PPP融资的市场。

二、拓展社会资本的退出渠道，建议加快PPP融资的二级市场的融资的建设，形成PPP的股权、债权证券化，丰富社会资本的退出的渠道。

三、调整投资的理念，建议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结合PPP项目的特征，开发适合PPP项目的金融产品，完善和修正一些风险政策和审批标准。此外，要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作用，提高PPP项目的融资效率。

PPP促进了商业银行自身的转型——顾卫平（兴业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兴业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顾卫平表示，兴业银行在PPP项目的实践比较早，例如能效金融、绿色货运、水环境治理、碳金融等方面，用的模式与PPP是差不多的，基本上一个项目是由社会资本承担，改造建成以后的收入用于偿还银行的融资，同时社会资本也获得了利润。他认为，商业银行参与PPP，是全生命周期的参与，从项目的采购、公司设立、到项目建设、项目移交，都可以有相应的产品对接。PPP为商业银行提供了机遇，同时带来挑战，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PPP促进了商业银行自身的转型，传统的信贷、一些资本市场的工具如资产管理、理财、私人银行客户等都可以跟PPP对接。PPP项目促进商业银行从传统存贷向综合服务的金融商转变，对于项目的管理、评估来说也有转变。

信托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老朋友”——张文桥（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文桥指出，信托最擅长的是金融创新和整合社会资源，具体表现为：首先，信托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商业银行和保险资金对项目进行投资的重要通道。由于国家金融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的限制，商业银行和保险资金不能直接进入到股权投资的领域，现在大部分的保险资金和银行资金在进入到股权投资的时候，使用的还是信托的通道。其次，信托公司这些年的业务一直没有离开过基础设施。过去差十多年，信托经历爆发式的增长，业务主要集中在政府的基础设施领域以及房地产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PPP项目中，信托完全可以有更深的参与度。第三，信托本身具备强大的融资功能，可以通过信托的方式实现一定的资金融通。第四，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底下，信托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SPV，理论上设立一个信托，可以涵盖基金的所有功能。第五，可能会有一些税收的优惠。

PPP项目不是做公益——徐玉环（济邦咨询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济邦咨询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徐玉环认为，金融机构要认识到，做PPP项目不是做公益，可以有盈利，但盈利不暴利。那为什么还要去做呢？PPP的好处就是稳定，而且合作期限非常长。通常情况下，带融资需求的要二十年到三十年，相对运营的比较小。PPP的项目涉及到多利益相关主体。因为融资现在进一步下调了固定资本资本金的比例，所以设计项目的时候要考虑金融机构能不能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一轮的PPP推进中，除了社会资本也要关注金融机构。但如何保证各方诉求的统筹平衡？她认为应该通过多轮市场测试摸到实处，保证事情一做就做成和落地。这里面，包括集团公司的财务公司、金融租赁的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她觉得参与方，无非是两种，一是股权社会资本直接投入进来，还有一个作为资金的投资方，发挥资金的融资和投资的功能。圆桌论坛

论坛一：PPP项目落地难吗？

【主持人】：首先我们开始论坛一，《PPP项目落地难吗？》请出国开行上海分行规划发展处处长于柢东；保监会投资监管处主任科员罗桂连；上海市发改委投资处副处长张方；上海财政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陈杰；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香以及我们的论坛主持人、济邦咨询董事总经理张燎。

张燎（济邦咨询董事总经理）

【张燎】：我是来自济邦咨询公司的张燎，今天有幸来主持今天第一场的嘉宾讨论。我比较期待嘉宾互动，有一些没有计划的内容可能从嘉宾讨论中迸发出来。

于柢东（国开行上海分行规划发展处处长）

【于柢东】：我来自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不仅仅是一家银行，我们也是提供整体金融解决方案的服务商。我们开发性金融产品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当中。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的贷款大额、长期等等，当然在住宅事业部以后，又有了软贷款。最近我们服务国家战略，又有一些专项基金，马上也会成立扶贫事业部，包括不限于我们的金融服务体系。比较困难的针对PPP的，还是信用建设。国开行是给政府评级，包括省区政府、市区政府，相关的数据我们也有一部分可以掌握。但因为PPP的项目领域很广，每个项目其实结构都不太一样，这里面最难做的就是信用建设。PPP比较难落地，可能有这么几个困难。

第一，法律法规建设不配套。尽管现在两大部委，从发改委体系、财政部体系都在推行，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包括税收问题有一系列法律问题。我们现在要做一些示范性的项目，做一些典型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的运作来找到解决方案。第二，风险控制和风险辨识还非常困难。在全生命周期里面，会出现不可预见的风险点，我们怎么来识别？这里面有政府的，也有自然条件的，有人民反对的，很多很多的东西，会非常困难。

第三，利益分配困难。特别是没有一个标准，怎么样让社会资本得到一个合理回报？上海的PPP中心比较齐全，有政府部门财政、发改、商务委，有投资施工的企业，有社会资本，有智库，有律所，有银行等等，但是在这个总体“夫妻”之间的利益分配还比较难。政府层面可能既想马儿跑得快，也希望马儿少吃一点料。社会资本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风口，获得更大的回报。PPP不仅仅是一个融资问题，它要解决一个运营效率的问题。

第四，契约精神困难。契约精神对政府来讲，对于社会资本都是存在的。第五，主体培育困难。在金融界现在面临强大的追责机制下，与国有和央企打交道我们感觉更靠谱一点。

讲几个解决方案，第一，基金的方案。金融服务第三产业，能不能打造一个51%国有或者央企控股的，完成全生命周期的一个主体。我个人是比较反对退出的，当然可以设计退出的条件和打造市场建设。第二，建设市场，是协会的问题，还是PPP中心的问题？PPP物有所值，有哪些合格的机构能够来评价？包括法律、会计这些机构能不能为进入PPP市场，提供完整的增值服务。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上海模式，在PPP项目中提供金融支持，特别是“走出去”的PPP实践当中，能够取得一些硕果。

【张燎】：国开行的平台确实比较大，它们有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网络平台，所以对国内各个省市的情况都很了解。我们后面如果有机会，还向他讨教。接下来请出保监会投资监管处的罗桂连，他对PPP在十多年前就有亲自操盘的经验。

罗桂连（保监会投资监管处主任科员）

【罗桂连】：实际上PPP不仅是落地难，签约以后执行更难。从很多案例，包括PPP的老家英国有很多案例，比如说英法海底隧道，英国的铁路改革等等，都有很多失败的案例。上海PPP做得比较早，1995年开始做，每个案例在执行过程中也有很多磕磕碰碰，只不过上海政府的契约精神的意识比较强，没有出现鸡飞狗跳的项目。

PPP是一个机制，有的只是一些理念性的东西，比如说物有所值，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成本最优化，利益之间的分配合理平衡，它没有一个商业模式。PPP的每一个项目，都要量身订作，这么一个复杂的事情，设计一个项目，从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移交长达二十年到三十年，所以第一要找到合适的人，第二个找到合适的机制。

签协议可以对这个项目成本、费用包括相关的操作程序达成一致。PPP投资者应该是一个联合体，PPP是资本、技术和管理密集型，必须要专业机构支持，但专业机构全部来做重资产的项目，是没有办法在资本市场或者在别的地方体现它的价值，所以专业机构必定会找一些财务投资者进行合作。第一个阶段，建设期相对风险比较高，这时候需要高风险、高收益，包括有风险管理的商业银行来做建设阶段的项目融资。

等到项目进入稳定运营以后，就要找那些风险承受能力低，追求稳定回报的。还有一类就是寄希望于财富全程的民间资金，像国内一线的民营资本，它们在PPP方面的作为是有限的。

【张燎】：罗博士提到了落地和执行困难，其实整个系统，前期的准备和交易，只是整个生命期的第一个阶段，后面的融资安排和执行，尤其是长期运营，可能的风险程度应该更大。市场上出现的一些社会资本的招标里提出不能用联合体，这是对于PPP的曲解。在PPP项目的不同生命期，分别匹配不同性质的资本，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接下来听听来自于上海发改委投资处的张方处长的一些理念。

张方（上海市发改委投资处副处长）

【张方】：PPP是三个“P”，其中一个“P”相当于有效政府项目提供者，另外一个“P”是有效的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还有一个“P”是秉承契约精神上的合作机制。上海其实是比较早开展PPP的工作，在二十多年前，在高速公路很早开始了项目的招商。这一轮的PPP推进，我们上海应该是一个转型升级。PPP落地比较难，经验和教训有几个方面：

一、政府转型难。以前政府是公共产品直接的供应者，现在要转型为与社会资本的合作者和PPP项目的监管者，角色变化确实是比较难的。因为政府主要负责政策的制定、发展的规划、市场监管和指导服务。在社会资本来看，它也要承担一些建设、运营、维护的相关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界定就是比较难。

二、要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利益划分比较难，政府应该承担法律政策，还有最低需求的风险，特别是现在提出供给侧的管理，对政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老百姓对于公共产品的期望也越来越高。但社会资本也要承担包括项目设计、建设、运营整个过程中的风险，尤其用当前的形势预估未来二十年的投资收益，在利益分配中又要划定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利益所得，也是比较难的过程。

三、科学的评估。物有所值的判定也是比较难。比如说，物有所值到底有哪些指标体系？国际经验在我们这里怎么落地？而且财政还要风险管控，现在财政开始管三年的预算计划，要管到二十年之后，对政府也是很难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各种信息公开，对于行业管理成本的规制，还有成本的监审也要逐渐公开。对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提出了资本判定和资本引入的考量。所以，在PPP的过程中，还是一个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的过程。当然敢问路在何方，我们上海一定是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张燎】：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陈杰教授，我想请教一下，能不能从您当年国际的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跟我们谈谈国际上的PPP成功运作的方法？

陈杰（上海财政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

【陈杰】：用国际经验来看，其实把英国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PPP案例加起来可能也就一千来个。我们一年推出了一千多个，各个地方快马加鞭的，这本身有点不太正常。不可能每个PPP项目都那么轻而易举。刚才几位领导说的PPP几个长远的目标，有改革，有融资，有效率提升，模式转变，但还有一点没有提到，其实在一个新常态下，全民PPP有点大跃进的感觉。新常态的特点是经济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对于预期的回报也要相应调整，要做长线投资。我觉得其实PPP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公共服务提供的合作伙伴。

如果只讲公私合作或者公私合营，那合作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公共产品有外部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就要求回报合理，而不是暴利。围绕公共产品提供，再去说改革方式，还有契约精神，然后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改变来倒逼很多行政改革。

作为一个政策研究者，一般是用一个框架，研究它的动机、障碍、克服障碍的资源。从动机来说，短期来看，PPP是为了解决融资问题，为了解决去杠杆的问题。如果找不到一种融资方式，让市场恢复信心，让市场找到有效的投资，那么就会陷入箫条和衰退，这对中国来说不可接受。因为我们长期建设，很多法律没有完善，就快马加鞭上了。从障碍来讲，匹配需求不对称，但是从克服障碍的资源看，我还是有信心的。

简单总结一下，我看到的主要的一些落地困难，第一是法律，事后救济到底用民事法，还是行政法？第二在特许经营里要不要排他性竞争，还有要不要招拍挂？第三是土地方面，其实很多PPP土地收益，国土资源部那边要公开招拍挂，短期之内是有很大的障碍。如果把它作为一个长期事业来看，成熟一个做一个，不是做大跃进的话，PPP能够在中国顺利展开的。

【张燎】：陈教授也提出了他对PPP落地难的理解，看来每个人的水晶球都不一样，因为从他自己的水晶球看到的原因不一样，但不知道哪个是透视现象背后的成因，我想时间会给出答案。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上海城建投资的公司副总经理刘香。

刘香（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香】：作为长期实施基础设施的人，我有两点想法。第一，对于PPP项目建设管理，希望政府能够逐步放松。我们最近这些招标都是招施工、资本，但整个项目的建设管理，这些权限如果政府不放手的话，政府很难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转为监督者。第二，全国在推PPP项目，现在PPP项目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施工单位，项目收益来自于施工利润，而不是来自于投资管理和建设过程中。目前的PPP要做到物有所值其实是很难的。

【张燎】：我觉得PPP落地难，第一个原因，是PPP存在着大家预期的误差。大家认为PPP很多签约项目会很快进入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这是错误的。国际上来看，包括做过PPP实践的人都知道，PPP的前期准备需要时间，再加上博弈的交易过程，短则几个月，长则大半年，但现在各个条线的参与者，都对这个时间预判非常短。第二个原因，PPP的能力确实不足。因为大家不熟悉，这个学习曲线还没有降下来。

总体来看，我们不是落地慢，是客观规律使然。第一阶段的项目，以及PPP复杂的结构性的交易，需要准备时间。从项目提出到签约，三到五个月的时间，这是正常的。今年上半年，很多报道都说签约率只有13%—16%，包括上海嘉定的项目已经签约了，但那个项目签的是用于财政部申报项目的框架协议，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项目。研究者和媒体都有误判，放大之后，市场上形成这样一个误解。这几点我希望和大家分享。

论坛二：金融机构参与PPP项目的路径与模式探讨

【主持人】：下面进入圆桌论坛二，《金融机构参与PPP项目的路径与模式探讨》，有请交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副总裁罗金辉；浦发银行总行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杨再斌；太平洋资产管理副总经理程劲松；中海信托副总裁魏志刚；国泰君安研究所首席分析师孙金钜，论坛主持人是上海城市创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上海发展改革研究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任新建。

任新建（上海城市创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上海发展改革研究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任新建】：我想先请各位嘉宾就从各自金融行业角度来讲一下，金融机构到底怎么参与PPP？我觉得金融机构可能有两个方式，第一是金融机构主体联合其他机构一起参与PPP项目的运营。第二是作为财主出钱，在座的既是财主，又是项目的经营人。首先请罗总讲一讲这方面的经验。

罗金辉（交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副总裁）

【罗金辉】：我来自交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银行提供资金有两个渠道，一个是通过银行的信贷往外提供资金，成为表内业务。另一块是银行的理财，理财的钱是理财产品的购买者提供的资金，这个钱不是央企的资金，也不是国有大银行的资金，可以称作真正的民间资金。因此，银行实际上是一个资产管理人。交行的资产管理，一直在1.4万亿、1.5万亿的规模。

从业务来讲，有银行存款、货币资金、股权等权益类的项目，有高流动性的，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我们的投资范围非常广。从去年开始，PPP比较热了，我们跟很多地方政府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它们热情很大。从金融机构来考虑，这是要融资。预算体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进一步举债融资的能力受到了限制，PPP是解决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

这个认识有点偏颇，我认为PPP是一个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观念、机制的变化，因为大家都说政府不讲信用，也有说民营资本也有不讲信用，说明这里有一个出发点。现在很时髦的一个词叫做“资产荒”，因此银行从理财管理投资的角度来说，确实对这件事情非常积极，希望在政府大力推行PPP的过程中，寻找一些投资机会，我想这两者正好能够结合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PPP的不确定性太大，牵涉到政府部门、公共部门等利益主体，这些部门对于合同的遵守好象还有待于培养。

另外，PPP期限太长，从建设到结束，项目可能长达二十年，如果让一个金融机构进去了不再出来，死拿这个项目，难度比较大。因为它在不同阶段，从建设期到后面的成熟期，风险收益特征不一样，融资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我建议分阶段，特别是在高风险的建设期，有某种形式的担保，以及它的投资回报也不是微利，投资收益要能够补充这个阶段的风险。后面的阶段，如果有收益了，政府可以把收益做成收益债；或者政府承诺购买服务，并计入预算，我认为这个政府出的一纸担保函更有力量。长期投资者，不管是理财资金还是保险资金，都可以接受更低的回报作为补偿 【任新建】：罗总讲得非常实在，确实把金融机构对PPP既爱又恨的心态表达得非常充分，我们再听听杨总。

杨再斌（浦发银行总行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

【杨再斌】：为什么说PPP一头热，一头冷？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冲突。政府有一套计划思维来做，商业机构一定拿商业行为来做，这个就出现矛盾。如果政府按照PPP模式来干，又不是让商业机构和政府进行市场化的谈判，而是政府有一套模式，商业机构必须按这个来做，这种规则的制定往往和市场的行为不完全契合。

PPP有一大串的不确定性，项目能不能建成？参与主体能不能构成利益共同体？还有期限带来的收益不确定和风险不确定。政府希望期限长一点，收益低一点。期限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久期就是风险。我觉得商业银行不会去布局考虑久期的风险。这么多的不确定就是风险，那就要风险补偿。如果违背常识的问题，就造成了一头热，一头冷。

第二，并不是存在这样的矛盾，商业银行就没有参与的机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不确定，商业银行通过业务创新的模式，解决了这些“不确定”，可能会成为一种很好的参与机会。比如说采用PPP引导基金的模式，我们浦发就有一些成功的案例。这个案例在中部的一个省，是省政府作为一个标准的案例在推。金融机构如果有一种模式解决这种不确定，可能会获得市场的先机。同时在这种创新的过程中，最终市场通过竞争，会是真正的中国将来PPP最终的模式。就像我们常常说的，当鞋和脚不合适的时候，永远是修鞋而不是砍脚。【任新建】：感谢杨总，杨总的观点犀利、前瞻、深刻。我们听听程总会从哪些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程劲松（太平洋资产管理副总经理）

【程劲松】：这两年保监会放开保险资金直接投资政策，保险资金在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有了重大投资，现在投资金额超过2万多亿人民币。我们太平洋投资了超过1400多亿人民币，主要还是跟政府相关的基础设施，交通类有城市轨道、地铁、高速公路、码头、港口、机场；能源类从火力发电到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都有投入；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有污水处理、自来水厂、隧道等。比如我们参与了上海世博项目、长江隧桥、高速公路环线等，还有参加了上海的棚户区和公租房改造等，都可以把它看作是PPP项目。我觉得解决方案更多要向民间学习，其实市场中的聪明人有很多。

过去BOT、BT都是PPP，大家摸索一整套解决方案，现在把它变成一个框架往里面装。作为金融产品或者金融的合作方式，一个是金融产品的定价，不管是哪种金融合作方式，定价是核心。因为资金是一个产品，它是有价格的，以什么样的价格来做，就是一个定价。

定价的过程中涉及到几个因素，比如说风险、久期，都有相应的流动性补偿、信用补偿。我们过去和地方政府合作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既有债权，也有股权，也有PPP项目。我们在上海合作了一个旧区改造，现在政府的覆盖率中央有要求，不再让地方政府提高负债率，有些资金通过政府发债的方式来解决，旧区改造地方政府又没有钱，正好找到了我们。谈判以后发现了很好的方式，通过交易结构的设计，我们作为优先级LP，政府下面一个平台做了一家GP，共同出资成立了有限合作企业。我们占了99%，这个项目差不多20个亿，解决了从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等等一系列都解决。

这个案例非常成功，受到上海市政府、区政府积极的肯定，中国保监会的主席、副主席也来看的。保险资金有一个负债成本，负债期限长，产品定价不能覆盖负债成本的话，保险资金肯定不投的。但我们跟政府合作的过程中，有时候主体可能会忽略这部分。这就是说探讨PPP的路径现实现方式。【任新建】：保险资金很愿意参与PPP，但是要求回报再高一点，还有信用补偿问题。下面请中海信托魏总，从信托的角度，信托是什么都能干的机构，怎么去干？

魏志刚（中海信托副总裁）

【魏志刚】：PPP引起高度关注，除了融资及期限长、产业链条广，参与主体多，可能还有深意在里面，中央高层既想解决投融资的问题，更想解决对于地方政府执政和事权约束的问题，所以想引入社会资本进来。现阶段法律、改革、各项职能没有完全到位的时候，如何对政府有一个监督，实现真正的转型？我觉得金融在这个过程中是当仁不让的。

在各种金融工具里面，信托可以承担的职能和作用更大，从信托的法律主体地位及制度安排上，其实是非常适合担当这样一个角色。因为各个主体可能有冲突，但信托一定能找到合适的方法平衡和制约。其实国外的PPP实际上是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兴起的，它固有的时代特点，并没有信息化，也没有资本的过剩，民间资本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富裕。

在中国来谈PPP，面临着两个很大的不同，第一个高储蓄率，第二个高度信息化和互联化时代，如何把老百姓手里的钱通过理财、信托的方式吸引起来，用金融工具和PPP项目对接。金融机构长期服务企业，能够对企业的诚信经营以及团队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有深入的理解，从而帮政府和运营建设机构对接资源，这个中间也是金融机构最大的机会。

罗伯特·席勒著有《金融与好的社会》，其实我们在构建“好的社会”的时候，更多的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我们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我觉得都是机会，其实在目前的经营环境下，给了我们特别好的一片蓝海。而且不仅仅实现了金融业的增长和发展，更好的一点是为这个社会构建契约精神，去约束政府和规范企业的经营，我们做了更好的贡献。

【任新建】：魏总讲的层面比较高。我们赶紧请最后一位嘉宾孙总。

孙金钜（国泰君安研究所首席分析师）

【孙金钜】：我从资本市场角度来谈PPP。应该说PPP模式的推广契合了现阶段政府稳增长和管制放松的要领。2014年下半年，财政部力推PPP项目。就上市公司而言，如果借助PPP模式，借助资本市场的资金优势，一方面它可以撬开更大的市场，除了公共事业，还有像军工、公益事业。另一方面解决投资金额大，回款难的问题。

PPP模式有几个亮点：第一是定单，2015年和2016年会有很多项目签约、落地，会涉及到一大批上市公司；第二是政策，后续有一大波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政策出台；第三是项目，大家看到第一批和第二批的PPP项目已经出来了，第三批的PPP项目估计也会陆续出台。我们看好哪些公司呢？主要是两块：第一块是已经参与PPP项目的投融公司，后续有望通过PPP进行异地扩张。第二块是PPP涉及领域的细分行业龙头，一是城市地下管网，二是海绵城市。

201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加强城市地下管线指导意见》，建立起城市地下管线的综合规划，打算用十年时间建立比较完善的城市地下管线的体系。实际上地方政府现在基本设施投资空间已经不大，城市地下空间是一个亮点。如果以每年8000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量来看，一年投资量达到1万亿，占2014年国家固定投资的2个百分点。我们关注的一是产业链的上游、中游、下游。二是海绵城市，已经上升到国家层次。根据规划来看，海绵城市每公里造价在1.5亿到1.9亿元。如果全国600多城市在2020年完成海绵城市，市场空间是10万亿。但整个海绵城市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应该探索一个合理的投融资模式。如果推进PPP模式在海绵城市中的应用，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估计2016年的一季度是海绵城市的落地期，某一个产业链环节的企业，是很难拿到总包的定单，所以技术和资金优势强的企业，在海绵城市的获取中非常有优势。

第五篇：“中国征信领军者论坛2015”在沪成功举办

“中国征信领军者论坛2015”在沪成功举办

9月17-18日，由“中国征信行业50人”筹备组特别策划的“中国征信领军者论坛2015”在上海IBP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办。

本次论坛由中国征信行业50人联合发起人兼秘书长刘军全程主持。为期两天的论坛中，凭安信用总经理杨茂江、钰诚集团副总裁单良、银联智策创始人、总裁赵萌、京东金融消费事业部总经理许凌、东汇征信总经理刘俊、Talkingdata高级总监鲍忠铁、宜信致诚信用总经理赵卉、安融征信总经理常胜、海钜信达副总裁林彬等行业资深专家分别围绕“挖掘征信金矿、提速征信系统建设”、“多元角逐，征信市场百花齐放”等主题阐述了各自独到的观点；易通贷CEO康文、上海市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协会会长李建华、知道创宇总监、高级安全顾问王利伟、法海风控创始人、CEO高强、天创信用服务董事陈斌、上海冰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顾凌云、闪银奇异CIO、联合创始人李昊、蜜蜂数据COO徐凸、拍拍贷执行总裁胡宏辉等行业专家也同时针对“数据驱动风控，信用改变生活”、“铸造P2P风控防线、加速P2P优胜劣汰”等话题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各家的实践。

在圆桌讨论中，征信行业的“大咖”们切磋思想，交流行业经验。鹏元征信副总裁熊晓红、腾讯征信王朝勤、芝麻信用董蔚、联合信用征信总经理李萌、银联智策创始人、CEO赵萌、点融网共同创始人、联合CEO郭宇航，以及袋袋金创始人、CEO李海鸥就“完善数据归集、开放、合作、共赢”分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首席财务官》杂志出版人、田茂永主持下，中智诚信CEO李萱、东汇征信总经理刘俊、温州中新力合总经理徐慧囝、棱角征信CEO赵杰，以及网信征信副董事长蒋重模就“中国特色的征信”分享了各自的观点。田茂永总结道，征信领域的领军者、先进者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的是为企业自身能降低成本的作用。如果能把信用这件事做好，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小经济运行摩擦损失。

为了促进中国征信体系建设，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线的专家、学者等志愿发起的“中国征信行业50人”于中国征信领军者论坛2015现场正式启动。征信行业的领军人物和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与专家将共同推进“信用中国，你我同行”的理念，携手努力为信用社会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