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辩证法对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借助辩证法对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几点思考

借助辩证法对屠呦呦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几点思考

S315050041 付裕晖

自然辩证法角度分析屠呦呦获奖原因 屠呦呦 Vs 黄晓明

如何看待屠呦呦“三无”学者的身份 由此延伸的两点思考

2015年10月5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秘书伦达尔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来自爱尔兰、日本和中国的3位科学家共同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为我国摘取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医学科学最高奖项，同时也引发了热议，其它暂且不表，下面本人尝试就这一事件利用本人仅知的部分自然辨证法相关理论做一些粗浅的分析，如有不当恳请交流指正。

一、从自然辩证法角度分析屠呦呦获奖原因

中药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医相关理论是我国千百年医疗实践的宝贵财富，然而在此之前，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并没有得到世界的一致认可，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屡屡与诺贝尔医学奖项无缘。归其原因，私以为是我国中医事业缺乏标准化建设。对于西方人来说，数字和指标是非常重要的，西医就是建立在数字统计学分析基础之上的。而中医和西医的最大区别就恰恰在于：西医讲求具体指标，而中医讲求“因人而治”，缺乏可通约性，常常以个人经验为主，并没有建立健全完善的统计学分析体系，而如果所做的研究缺乏数字依据的支持，西方人是不太可能认可的。故而，时至今日，中医还没有完全走上世界舞台。

而屠呦呦对青蒿素的发现就是我国中医药为世界人民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标志着我国中药事业为国际认可的里程碑，其发现过程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对科学发现的影响。青蒿熬水可以治疗疟疾的事实早已被广泛记载传播，许多单位均做过青蒿的抗疟筛选，都因无效而与幸运无缘。而屠呦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在采用传统方法未果之后，通过对中医药文献的反复研究及参考西方萃取方法对青蒿素的提纯方式思路的改变，细心的想到其抗疟成分可能是热不稳定的，通过冷萃取法得到了没有被热破坏的青蒿素，最终得到抗疟效果极好的青蒿素。青蒿和青蒿素，一字之差便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此前的科学家受困于中药提纯常规方法的限制，人为的将中医和西医划上鸿沟，中医和西医就其理论、研究手法、起效时间、治标治本等等来说的确是对立的，然而单纯的将二者对立是一种狭隘的思想，如此次青蒿素的发现，便是运用西方萃取对中医药进行定量提取，同时此举也是对西医临床的重大贡献，二者互相促进，是统一的整体，中医不破坏药物原始成分基础上，讲究医疗综合效果的做法值得西医学习；西医的精确诊疗、有的放矢的治疗及技术也值得中医借鉴。这里体现了对立与统一的思想。

不但如此，所有特点的医学包括中医、西医、蒙医、藏医等都可以相互借鉴融合，形成有益于人类减轻病痛的统一的医学体系。这样才能更好的造福全人类。

二、屠呦呦 Vs 黄晓明

当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新闻与黄晓明的奢华婚礼新闻相撞的时候，在当下中国引发了一片热议。

首先，私以为，将屠呦呦教授与黄晓明并列谈知名度、曝光率甚至引申到对青少年的教育层面本身不具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把追求真理的科学家和追求曝光度的明星放在一起，然后比较哀叹科学家的曝光度为什么不如明星，这本身就存在问题。二人追求的本质不同，一是真理，一是知名度。明星更多的是台前，相比下，科学家更多的是幕后默默无闻的研究，太多的曝光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家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科学家的包装或者说是关注点更多的是针对学术的而不是针对民众的。所以，所谓的哀叹科学家知名度不如明星这命题本身就没有特别大的讨论价值，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由此引发的其它内容。

其次，谈到篇幅或者报道情况，明星结婚篇幅铺天盖地其实无可厚非，因为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得了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当然值得鼓舞和敬佩，但实际上作为普通人并不能切身理解科学家的辛苦和可贵；然而结婚是所有人都经历或者见识过的，同时黄晓明是为人所熟知的。社会舆论本就是更关心大家更熟悉的事情，娱乐新闻也正是人们普遍的精神娱乐之一，所以并不适合像某些人或媒体一样上升到家国危机甚至中国梦是否实现的层次上。

再次，很多人讨论屠呦呦和黄晓明的收入，黄晓明的一场秀可能价格上便超过了屠呦呦教授多年的收入，然而这些都是价格层面，也就是事物的表面，往深一点看，这便是对价值与价格的思考。对此，马克思曾给出一个标准，即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在这个理论下，屠呦呦单位时间内解决的是人类社会关于生存的问题，而黄晓明解决的是满足经济基础或者基本温饱条件后的上层建筑精神需求的娱乐问题。一个是生存层面，一个是娱乐层面，“自然，屠呦呦教授所做的事情价格应该更高。”这是大家给出的论调，但是为什么，黄晓明的资产、收益远远高于屠呦呦教授呢，这看似无法解释然而却可以用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进行理解——在充分竞争条件下,商品的价格主要取决于使用价值和供求关系：使用价值方面，例如，同类产品中质量较好的可以有较高的价格，又例如，对于奢侈品，其价格往往取决于其给人们在荣誉感、自我满足感等心理方面带来的效用，而不完全取决于其本身的物质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明星的出场与演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奢侈品，那么黄晓明的或者说是明星高收入就可以从价值角度解释通了。

然而，对于黄晓明等明星的高收入问题（价格）解释通之后，不妨回到二人或者说是两个层面的价值问题上。无论人们对于明星的追求多么狂热，多么一掷千金，冷静下来面对孩子的教育，谈及屠呦呦教授时用的是更为崇敬的姿态，科学家的曝光度和收入水平虽然不如明星，但论影响深远则是明星难以望其项背。百年后，屠呦呦很可能依旧会被留在教科书，而黄晓明也许30年后就少有人知了。从这个角度看，在深远的影响力层面上体现了屠呦呦教授的社会与人生价值。

综合的说，黄晓明为首的明星和屠呦呦教授为首的科学家都对社会创造了价值，价值是多元性的，他们都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都是值得人们敬佩与学习的，每个人的追求不同，只要是在合理合法范围内为梦想不懈努力就都是为了中国梦实现迈出了一步，只是步伐或大或小罢了。

三、如何看待屠呦呦“三无”学者身份

现年85岁的屠呦呦教授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头衔，故被称为“三无科学家”。也正是这样一位“三无”的科学家实现了我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零的突破，这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

2011年，屠呦呦获得了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被视为离诺贝尔奖仅一步之遥。这意味着，五年前屠呦呦便已经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而五年间，屠呦呦仍然只保留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的身份，没有院士头衔。不禁让大家思考，中国的院士评定制度怎么了？

有业内学者分析，屠呦呦迟迟得不到院士头衔，原因之一是其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的关键性贡献至今仍有争议，其次，屠在业内的声誉不高，未得到包括当年从事青蒿素研究的同事的支持。

归根到底，我认为是诺贝尔奖评定并不认可集体成就，而强调从集体研究中界定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个人这一主要矛盾，中国的学术界更强调集体的作用，又或者说，大家都不愿“屈居人后”，由于这一原因错失诺贝尔奖已经不是首次了，参与实验的人员和集体彼此间是对立与统一的，统一于同一个实验项目的进行，又对立于成为获奖成员的需求。这一矛盾导致我国的科研成果总是归属不清，同时中国科学界又过于注重学术贡献以外的问题。

鲁白认为，屠呦呦在青蒿素提取中实现了关键的一步，是因为她提出的乙醚提取法才让人们找到了有效单体。“虽然有很多人参与，但是这个最关键的一步是她做的，而诺贝尔奖也是看谁做了最关键的一步。”这与我国学术界评奖观点是有所出入的，对传统学术界评定指标进行冲击与否定，随后认识到问题的中国学术界对此进行调整完善出更适合中国国情的评价指标，实现了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前进，即否定之否定规律，表明了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前进而是螺旋式上升的。

四、由此延伸的两点思考

除了以上三个热议的话题外，还有两个点戳中了本人，在此与大家进行交流分享。

其一，刚得知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时，本人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核对屠呦呦教授的国籍，当看到“中国籍”三字时长舒了一口气。实在是因为屠呦呦教授之前已经有八位华裔美籍人士获得了诺贝尔奖，然而，都只不过是华裔。看起来似乎不借助国外的培养，不改变国籍，中国人没有得诺贝尔奖的希望一样。而屠呦呦教授没留过学，没有博士学历，照样做出世界级的成绩，让全球为之瞩目。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这在一个层面上表示，我们中国自己是可以培养出最优秀的科学家的，这圆了我们多年的诺奖情节，这意义却又已不止于一个奖项，这是国际对中医科学的认可，这充实了我们不断发展的中国梦。

其二，屠呦呦教授是位女性，同样作为一名工科女生，众多的实例诠释着女性在中国科学界甚至工科行业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女性从事科研工作甚至找工作都要受到更多的掣肘，即使女科学家干得很出色，在评选职称时也会受到歧视。然而，中国的首例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屠呦呦女士对此给予了一记响亮的回击，也希望此举能真正有效的引发中国科学界及众多相关单位对于启用及培养人才的思考。

第二篇：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感想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感想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感想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刚刚宣布，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奖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诺贝尔奖官网消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奖金将一分为二。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两人一同获得一半奖金，而另一半奖金将颁给屠呦呦。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打破了几个记录：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然科学领域诺奖，女科学家，土生土长未出国不会英语的科学家，未获院士的科学家，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SCI论文（国际期刊）的科学家，中医科学家，无博士学位的科学家，最高年龄当选博导的科学家，工作发表到获奖间隔最长的科学家。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而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可以做院士，好多政府高官也当上了院士。不过，屠呦呦今天却拿到了诺贝尔医学奖！而且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第一次获奖。可见在中国做院士可能与你的科研能力无关。

在当今的中国，杰青、长江、院士、这个计划那个计划获得者、这个级别那个级别的各类奖励获得者，其中有多少是有良心的真才实学者？一旦上靠旁门左道上了某一个台阶，成为所谓的'没有良心的专家（砖家）'就开始为'钱'（经费、灰色收入）而奋斗，利益交换、权钱交换，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而且这些学术败类一旦上台就会肆无忌惮地提拔徒子徒孙和与之臭味相投的人，生生不息……成的真了学霸甚至学匪了！当然在这样的群体中还是有一些有良知的真正专家，但他们对力量甚微，伪币驱逐良币，但愿良币能幸存一二，这才是中国学术界未来的希望。

估计屠呦呦教授这次获得诺贝尔奖后，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估计现在忙于增补她为院士了，这真是自打嘴巴。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

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 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 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 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 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追求权利、鄙视知识！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绊脚石！

再看看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在从事基础教育的人群中，也有许多的专家、学者。但是这些专家和学者，甚至高级教师、高级讲师。又有几人是真正的在一线教育战线上从事教学研究的？用现在时髦的一句话回答您：您懂得！

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在一个人的人生成长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我本人也仅仅是一个相当于高中学历的中专生，但是可以考取注册>会计师证书，让很多会计专业的毕业生艳羡不已。其实靠的就是在小学和初中打下的扎实的知识基础，才能够举一反三的去领悟许多繁杂的知识结构。可是现在的中国的基础教育，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潜意识中的鸡肋。甚至有学生也认为当老师是'最没出息的人'才做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我国现在的制度有紧密的关系，天天奋战在教育一线，但是每每晋级评职称，却被主管部门用各种名目的打分政策所打倒。因为打分靠的是证件，而一心扑在工作岗位上的教师又有多少时间去搞这些所谓的证件？结果和屠呦呦一样，成为'三无'教师。

今年屠呦呦的获奖，应该引起决策者的反思，不仅仅是院士的评选制度，也包括教师职称评定制度在内的人事造成的评定！

第三篇：屠呦呦诺贝尔奖演讲论文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William C.Campbell（威廉姆.坎贝尔）和Satoshi ōmura（大村智）二位刚刚所做的精彩报告。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在此，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这是中医研究院抗疟药研究团队当年的简要工作总结，其中蓝底标示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标示的是全国其他协作团队完成的工作。蓝底向白底过渡标示既有本院也有协作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以1.0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3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 的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右）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药。（演讲幻灯片）

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分子量282。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最终经X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立体结构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经构效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于1992年再获得双氢青蒿素新药证书。该药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发热烈反响。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数千例中国的疟疾患者得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疟疾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谈到控制疟疾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减少疟疾病例与死亡方面，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如此，据统计，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 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 ACTs）。但是，得不到ACTs 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千6百万到6千9百万之多。

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的抗药性。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请看今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是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第四篇：屠呦呦获诺贝尔奖词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词

篇一：对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看法

对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看法

没有院士头衔,没有博士学位,71岁才获得博导资格,85岁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就是屠呦呦，一个女科学家的一生。

其实青蒿素是文革时的反美任务,“1969年，文革期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那是一个不小的军事计划的一部分，代号523，志在帮助北越政府“打击美帝”，方法是寻找有效的抗新药——在1960年代的东南亚战场上，疟原虫已经对奎宁类药物产生了抗性。“

青蒿素没有拿到国内的奖项，而是先拿到了国外的大奖，也让人觉得很奇怪。这是因为无法确定奖项的归属。经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被认为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而并没有提到发现者。学术界还很多人根本不承认青蒿素是屠呦呦发现的，但屠呦呦这个名字已经与青蒿素紧紧捆绑在一起了。她率先想到是提取青蒿素的方法错了，于是改用另外乙醚，结果用乙醚得到的青蒿提取物抗疟性超强，几乎达到100%。后来屠呦呦把这个方法在1972年全国工作会上一报告，大家就都知道了。但是那时哪有什么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也不让发表论文。如果屠呦呦当时发表了论文的话，也就没后面那么多纠缠与争议了。

后来他们还是发表了论文，但是署名都是集体笔名。这种不公平的署名方式也为日后的纷争埋下伏笔，而且当时也没有专利申请制度。

不过从我查看的许多资料可以看出，屠呦呦在性格方面可能确实不得人心。比如屠呦呦名为组长，但在工作中是否是研究小组的PI？她是否霸占组内成员及其他合作者的功劳？是否故意抹杀竞争对手的成就？饶毅说她还私藏了一批中

医研究院当年的原始材料，秘不示人，让很多事实无据可查。被认为不够淡泊名利，因为大家认为伟大的科学家品德也应该十分伟大高尚，为人敬仰。所以现在面对着许多的质疑与反对，而且一直都没有被评为院士。

但是青蒿素的发现的确应该归功于屠呦呦。提取方法对于后面的研究都十分关键，其他小组都是在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取物高抗疟作用后才进行研究的。不管性格情商如何，一个人配得到什么就应该得到什么。篇二：屠呦呦与诺贝尔奖

屠呦呦与诺贝尔奖

屠呦呦，女，1930年12月30日

生，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

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

主任。

1971年首先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

有效提取物, 1972年又分离出新型结构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1979年获国家

发明奖二等奖。1980年聘为硕士生导

师，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

聘为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发现了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教授:“三无”科学家屠呦呦获诺奖拷问院士制度

王元丰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2015年10月5日

中国本土的科学家终于获得诺贝尔奖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奖，实现了中国科学家获诺奖零的突破。中国人为此欢呼雀跃，媒体将此置于消息头条，《北京晚报》 破天荒地出了号外，全版套红予以庆祝！而社交媒体微信上则是相关消息“刷屏”！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喜悦之情。

但是，在人们高兴的同时，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未出国留学、不会英语的科学家，没有博士学位、未获院士称号的科学家，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 SCI论文（国际期刊）的所谓“三无”科学家，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疑问同屠呦呦获奖的消息一起在网络上传播，一些主流的网站如人民网、凤凰网等刊登了 相关文章，而微信上相关的文章更是被被广泛转载。

对于屠呦呦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人们倒是觉得可以理解，认为这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但对于她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则需要探究。这些文章 还举出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等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却落选院士的科学家，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当上了院士，说明中国的科技体制，尤其是院士制度值得检讨。

这些拷问是好事情！可以借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东风，推动中国科技体制进一步改革，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过，我觉得借由屠 呦呦的获奖，还应该对中国的科技工作做更深的思考！不可否认，虽然这两年国家在科技计划管理、院士制度上有较大力度的改革，中国科技工作的体制和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屠呦呦的获奖却恰恰在这方面提出反问。她的获奖研究工作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那么问题是那个时候中国全 国上下都在搞政治运动，“街头武斗被迫让试验转入地下；医生在中国南部热带山区中进行临床试验时，只能以糙米和蔬菜果腹；其他医生步行进入胡志明市治疗越共病患”（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这样极其糟糕的环境，科研人员为何却能做出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所以，认为只有好的科技制度下才能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 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萨米·马哈鲁姆（Sami Mahroum）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创新与政策中心的主任，他用各国制度和创新指数的关系说明：一个国家社会稳定、民主，并不是国家创新能力的制度基础。曾在著名的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福布斯》杂志当过编辑，爱尔兰籍的著名媒体人埃蒙·芬格尔顿（（Eamonn Fingleton））认为，科技投入是影响一个国家创新的重要因素。这有一定的道理，但钱肯定不是决定创新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我认为科学家的精神、使命感，是决定科学家工作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屠呦呦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科研工作，对这个观点是个支撑，因为别的原因难对她获奖做出合理解释！而科学家的 精神、使命感，是当下中国特别缺乏的，也是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更加应该提倡的！

此外，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是在参加当时中国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中完成的。据报道“523任务”是起始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应越南的要求、也考虑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问题作出决定，让来自60个军方和民用机构的500名科学家开展的治理疟疾的科研攻关。之所以叫“523任务”，因为研 究工作开始于1967年5月23日的一次会议，后来根据日期命名。这又提出一个问题：科技工作者是凭个人兴趣开展“自由探索式”研究，还是根据国家需要，开展“需求导向式”研究更能出高水平、有重要影响的成果？目前在中国，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展“需求导向式”或者“任务导向式”研究是主导的模式，连以支持自由探索为主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都特别地强调支持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科研项目。这种做法在中国科技人员中有一定的不同意见，但屠呦呦的案例又表明这种“任务导向”能够做出重大的科学成果。当然，这只是一个案例，不过在科研经费越来越成为紧缺资源时，怎样更好地平衡“自由探索 式”和“需求导向式”研究的关系，中国应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最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再次提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信心问题。这些年尽管中国的研发经费快速增加，科研条件大幅度改善，中国科学家发表的SCI（科学引文 索引）和EI（工程索引）文章，以及申请的专利数量不断增加，但中国科学家由于对中国的科研制度和文化环境有意见，总认为中国科学家很难做出世界级具有原创性的高水平成果，各种不满和抱怨的言论很多。但是，如果屠呦呦在40多年前，在那样动荡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科研环境下，都能获得诺贝尔奖，现在的中国科 学家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出更好的成果？我始终认为，科研的设备和仪器还有科研制度对科研工作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家的精神和追求。文学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说：“有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奇“。做科学研究也是这样，坚决的信心能使平凡的人们做出惊人的事业！而怎样激发科学家的使命 感和献身科学的精神，却是需要中国关注的重要问题。篇三：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感想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感想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感想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刚刚宣布，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奖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诺贝尔奖官网消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奖金将一分为二。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两人一同获得一半奖金，而另一半奖金将颁给屠呦呦。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打破了几个记录：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然科学领域诺奖，女科学家，土生土长未出国不会英语的科学家，未获院士的科学家，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SCI论文（国际期刊）的科学家，中医科学家，无博士学位的科学家，最高年龄当选博导的科学家，工作发表到获奖间隔最长的科学家。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而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可以做院士，好多政府高官也当上了院士。不过，屠呦呦今天却拿到了诺贝尔医学奖！而且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第一次获奖。可见在中国做院士可能与你的科研能力无关。在当今的中国，杰青、长江、院士、这个计划那个计划获得者、这个级别那个级别的各类奖励获得者，其中有多少是有良心的真才实学者？一旦上靠旁门左道上了某一个台阶，成为所谓的'没有良心的专家（砖家）'就开始为'钱'（经费、灰色收入）而奋斗，利益交换、权钱交换，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而且这些学术败类一旦上台就会肆无忌惮地提拔徒子徒孙和与之臭味相投的人，生生不息……成的真了学霸甚至学匪了！当然在这样的群体中还是有一些有良知的真正专家，但他们对力量甚微，伪币驱逐良币，但愿良币能幸存一二，这才是中国学术界未来的希望。

估计屠呦呦教授这次获得诺贝尔奖后，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估计现在忙于增补她为院士了，这真是自打嘴巴。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 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 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 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

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 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追求权利、鄙视知识！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绊脚石！

再看看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在从事基础教育的人群中，也有许多的专家、学者。但是这些专家和学者，甚至高级教师、高级讲师。又有几人是真正的在一线教育战线上从事教学研究的？用现在时髦的一句话回答您：您懂得！

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在一个人的人生成长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我本人也仅仅是一个相当于高中学历的中专生，但是可以考取注册>会计师证书，让很多会计专业的毕业生艳羡不已。其实靠的就是在小学和初中打下的扎实的知识基础，才能够举一反三的去领悟许多繁杂的知识结构。可是现在的中国的基础教育，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潜意识中的鸡肋。甚至有学生也认为当老师是'最没出息的人'才做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我国现在的制度有紧密的关系，天天奋战在教育一线，但是每每晋级评职称，却被主管部门用各种名目的打分政策所打倒。因为打分靠的是证件，而一心扑在工作岗位上的教师又有多少时间去搞这些所谓的证件？结果和屠呦呦一样，成为'三无'教师。

今年屠呦呦的获奖，应该引起决策者的反思，不仅仅是院士的评选制度，也包括教师职称评定制度在内的人事造成的评定！

第五篇：获奖感言诺贝尔奖莫言、屠呦呦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说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下面是屠呦呦教授在当地时间2015年12月7日下午1时，于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医学院一千人的报告厅发表的演讲原文。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William C.Campbell（威廉姆.坎贝尔）和Satoshi ōmura（大村智）二位刚刚所做的精彩报告。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在此，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这是中医研究院抗疟药研究团队当年的简要工作总结，其中蓝底标示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标示的是全国其他协作团队完成的工作。蓝底向白底过渡标示既有本院也有协作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以1.0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3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 的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分子量282。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最终经X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立体结构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经构效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于1992年再获得双氢青蒿素新药证书。该药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发热烈反响。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数千例中国的疟疾患者得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抗击疟疾研究项目。经院领导研究决定，我被指令负责並组建“523”項目课题组，承担抗疟中药的研发。这一项目在当时属于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对于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

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这是我刚到中药研究所的照片，左侧是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他指导我鉴别药材。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古语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当抗疟项目给我机遇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

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接受任务后，我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关键的文献启示。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公元3-4世纪）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然而，古籍虽多，确都没有明确青蒿的植物分类品种。当年青蒿资源品种混乱，药典收载了2个品种，还有4个其他的混淆品种也在使用。后续深入研究发现：仅Artemisia annua L.一种含有青蒿素，抗疟有效。这样客观上就增加了发现青蒿素的难度。再加上青蒿素在原植物中含量并不高，还有药用部位、产地、采收季节、纯化工艺的影响，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中国传统中医药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发掘提高。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七十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我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明是崩解度的问题。改用青蒿素单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化成有效药物。1972年3月8日，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抗疟药物专业会议，我代表中药所在会上报告了青蒿No.191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结果，受到会议极大关注。同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议上，我报告了30例临床全部显效的结果。从此，拉开了青蒿抗疟研究全国大协作的序幕。

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铭记他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贡献。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诚服务。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疟疾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谈到控制疟疾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减少疟疾病例与死亡方面，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如此，据统计，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 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 ACTs）。但是，得不到ACTs 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千6百万到6千9百万之多。

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的抗药性。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请看今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

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是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