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大道边的城市变迁（5篇材料）

第一篇：钢铁大道边的城市变迁

钢铁大道边的城市变迁

在地域辽阔的青藏高原，每每建设一条道路都会为沿途的城镇带来一段发展变迁的历史。半个多世纪前，相继建成的几条进藏公路为西藏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半个世纪后，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这条神奇的天路又会对周边人和城市的命运带来怎样的转折和变化呢？

西宁：“盲肠”变通途

“一条铁路是个‘盲肠’，老、少、边、穷，占了个‘穷’。”这是昔日西宁人对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的评价。如今，随着青藏铁路的全线开通，作为青藏铁路起点的西宁，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原门户。

初到西宁，高原门户就给了我最直观的感受。在接风宴上，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居然摈弃了传统的烈性白酒，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西藏的青稞啤酒。饭后，按照朋友的推荐，我来到西宁著名的“水井巷”。这里已经改造成了西藏旅游用品市场，各种西藏饰品琳琅满目，还有很多是专门为进藏者准备的用品和装备。

生活在西宁的老作家察森也谈了他的感受：“西宁最近几年藏族同胞明显多起来了，从服饰上很容易辨别。我想，原因可能是交通方便了，西藏过来旅游、朝圣和做生意的人也便捷多了。”

同为摄影爱好者的西宁银监局纪委书记葛玉修告诉我，过去西宁有这样的顺口溜：“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房上能赛跑。”形象的说明当时西宁的环境和特色的平顶房，随着青藏铁路的全线开通和高原门户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西宁的城市化进程也快速发展，一栋栋密集的高楼大厦取代了传统的平顶房。以前到了晚上七、八点钟，路边到处是兜售商品的小白帐篷，如今这种景象再也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百货商城。

同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青海与西藏可谓唇齿相依。自从青藏铁路开通后，由于经贸交流日益频繁，西宁的铁路运输量比以前至少增加了三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进出西宁的旅客急剧增加，客流量一直居高不下，旺季甚至出现了 “一票难求”的情况。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上，作为西宁形象的西宁火车站已经难以满足高原门户的需求和要求了。现在，青藏铁路公司正在投巨资重建西宁火车站。新的西宁火车站建筑总面积约为6万平方米，将从原来单纯意义上的旅客集散转变为集人流集散、综合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商务区。同时，也将成为体现“西部大门”和“天路起点”特色的西宁标志性新景观。

格尔木：西部加工厂

清晨，格尔木火车站显得特别寒冷寂静。再次站在格尔木的土地上，这个曾经那样熟悉的城市突然变得非常陌生，曾经多少次去乘车和搭车的西藏客运站、各地驻格尔木办事处都已人去楼空。

以前，进藏旅客必须在这里转乘汽车和购买补给。如今有了便利的火车，乘客很少有人在这里下车，街市上以往的的繁忙也已不再。陕西来开出租的赵师傅说，以前修铁路的时候，一个月最红火时能挣两万多，那时到处是生意开张放鞭炮的。但铁路开通筑路大军全部撤走，大部分生意人也另谋出路，现在他一个月的收入只有一两千元。

昔日的格尔木，曾因为是进藏中转站和青藏铁路建设基地而风光无限。随着青藏铁路二期的开通，格尔木逐渐失去了西藏后勤集散地和进藏旱码头的特殊地位。旧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持续多年的依赖型经济模式被迫改变。

经过近两年尴尬和彷徨，格尔木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型。根据规划，西宁特钢从西宁迁至格尔木、庆华钢铁一体化等项目将为格尔木带来30万的移民人口，比格尔木现有人口还要多，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格尔木地广人稀的现状，并将加速格尔木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升级。“西部大开发特色优势产业基地”、“中国柴达木循环经济研究院”等相继在格尔木揭牌，标志着格尔木正在从一座服务性城市转变为自主经济为主导的开发建设性城市。

与此同时，由于西藏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不适合建设矿产品深加工基地，而与西藏渊源深厚的格尔木，不仅自身资源丰富，而且青藏铁路的开通也让这两个区域的交通变得非常便利，货运能力大大提升。最近，西藏自治区已与青海省协商确定，在格尔木建立藏青工业园，这样既可解决西藏矿产品深加工基地问题，又可带动格尔木的就业与税收。

在工业化转型之外，格尔木市在近两年也加快旅游业发展步伐。2008年北京奥运会，菲尔普斯身挂8块金镶玉金牌是镜头，让昆仑玉的知名度和价格都如同火箭般蹿升。抓住这个机遇，格尔木推出了以昆仑山和昆仑玉为主题的昆仑文化景区和产业，还凭借“盐湖”这个资源，打造了“中国盐湖城”这张名片，希望借此能全面发展壮大旅游产业，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但让人有些无奈的是，青藏铁路二期开通后，过路车只给格尔木预留16张卧铺。“格尔木曾接待过外国旅游团，要进藏时出现了无票可买的尴尬局面，就连开个会都要把人员分成多趟走。”格尔木旅游局局长张旭说：“由于格尔木工业产业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增加一列从格尔木到拉萨的哪怕不挂卧铺的列车。”

值得期待的是，“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在青藏铁路的基础上，以格尔木为起点，向北修建铁路到甘肃龙岗，形成南北向从西藏拉萨经格尔木到甘肃敦煌至龙岗一线；向西修建青新线到库尔勒，最终形成东西向从西宁经格尔木到新疆库尔勒至乌鲁木齐到一线，并在两端分别连通欧亚大陆桥和陇海线。这两条近乎十字的跨省铁路大动脉中间的交会点就是格尔木。为此，格尔木在城南到南山口预留了30公里戈壁滩，准备建设超大型的编组站。到那时，格尔木将成为西部最重要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其作为西部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和发展前景，丝毫不亚于当年因成为陇海铁路和京广铁路交汇点而迅速发展的郑州。

安多：小城大机遇

在一年一度的那曲地区畜产品展销会上，我们再次见到来自安多县多玛乡的昂旺。开着新买的大卡车，昂旺带来了整整一车的安多多玛羊肉，这种赫赫有名的高原绿色食品又一次成为客商们追捧的目标。问起昂旺的致富经，他总是笑着和我们讲述自己和多玛绵羊的故事。青藏铁路在安多线境内的长度，占青藏铁路二期格拉段总长度的近三分之一，这段穿越高山铺展开来的铁路线给安多县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延伸。

40多岁的昂旺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藏北牧民，30岁以前，与大多数牧民一样，过着平凡的牧区生活，家里面可以说没有一件象样的摆设，一家五口人，年年最高的目标就是到安多县城贱卖自己辛苦喂养的多玛绵羊，买一些生活必需的东西。

“自从地区推行特色化养殖，大力发展畜牧业专业户后，我们家的日子真的有了巨大的变化。”只有小学的文化水平的昂旺十分激动地说。“这几年，我家和村子都得益于多玛绵羊，生活好了起来，养殖的规模也大了，现在我们家专门买了卡车，还拜托县城的亲戚把我们的多玛羊的信息发布到了网上。”

安多的“多玛羊”，是藏区最著名的畜产品。由于最好的保鲜运输方式只有靠冷冻车，在青藏铁路开通以前只能靠公路运输，成本高，运量少，限制了产品市场的推广。到了宰牲季节，当地只能做一些粗加工，而且是些规模很小个体经营。青藏铁路的开通后，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在安多县城，如今已建立起专业的牲畜加工厂，可以对多玛羊畜产品进行产品深加工。县里扶持畜牧大户，并与牧民建立直接供销关系，加工的多玛羊产品，也已直接供给内陆一线城市市场。安多县已经计划把多玛羊作为牧区特色产业的龙头，把这个高原绿色食品做成安多最知名的品牌。5月安多的天气还异常寒冷，但寒风丝毫没有影响帮爱乡政府院里歌舞喧天的热闹场面。这里正在举行西藏和平解放60年的庆祝活动，穿着民族服装的牧民和帮爱乡完小的学生们一起兴高采烈地观看着乡民间业余文艺队的表演。

在离帮爱乡不远的丘陵草甸上有一条巨大的峡谷，谷底怪石嶙峋，巧夺天工。谷底和两岸有很多泉眼，当地干部告诉我们到了夏季，两岸的流水汇集喷发，形成门拱形水帘甚是壮观。像爱帮峡谷这样神奇的景观在安多还有很多，过去从没人关注过。青藏铁路开通和安多车站运营后，县政府决心利用这个契机，把安多打造成草原门户旅游圣地。刚成立的县旅游局紧临109国道，为来往游客提供旅游咨询以及汽车租赁、紧急救援等服务。

每次在进出藏的列车上都能看到错那湖的美丽风景，但站在湖边乃木山顶俯瞰错那湖，真犹如一粒硕大的蓝宝石镶嵌在一望无际的蓝天之下，绿草之间。而在这里看青藏列车飞驰而过，体会的更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另一种风景和感受。

西藏那曲多玛绵羊是高寒草地型藏系绵羊，生活在平均海拔5100米以上的干旱地区，主要分布在著名的唐古拉山北部的雁石坪镇等地。那曲多玛绵羊是藏北唯一进入国务院72种重点保护的畜种之一，经国家肉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多玛绵羊所含的钙、磷、铜、锌、蛋白质和脂肪均高于北京和甘肃张掖羊肉，符合国家绿色食品的要求。多玛绵羊以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无膻味三大特征在我区久负盛名。

那曲：西藏中转站

早年间，那曲被称为“铁皮城”，因为几乎所有房子都是用白铁皮盖顶，站在山坡上看去，就是一片刺眼的白晃晃的光芒。如今高原列车驶入那曲，催生出草原都市的繁华景象。一个占地8000亩，相当于747个标准足球场的亚洲面积最大的物流中心正在那曲迅速崛起。

那曲站是青藏线、也是中国海拔最高的一级火车车站，管辖着从唐古拉南到当雄之间的十个无人值守站和安多、那曲两个有人值守站。作为亚洲目前面积最大的物流中心，它还有个更大任务――成为亚洲最大的物流吞吐中心。

地处青藏高原腹心的那曲，土地广阔、资源丰富、路网通达，可直接辐射拉萨、昌都、阿里和青海等地。青藏高原第一个铁路、公路货运枢纽型物流基地放在那曲，能更好地利用青藏铁路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那曲物流中心分为四大区：3500亩综合物流区、2000亩散堆装物流区、2000亩产品加工区和500亩生活基地。

走进最大的综合物流区，迎面是6个大型仓库，每个一万平米。仓库里，工人们正在忙碌地搬运着整箱整箱的矿泉水，几辆铲车在通道里往返奔走，将码放好的货物送入车皮。工作人员说：“西藏的矿泉水和啤酒，都是从这里坐上火车，运进内地的。”

“青藏铁路刚开通的头两年，从内地运进西藏货物很多，但因为西藏商品尚没有形成规模生产，出藏货物发送几乎为零，造成出藏火车空载率很高。”兼任着青藏铁路公司那曲物流中心主任地李多红站长介绍说：“那时，大家都很着急。经过多方的努力和沟通，终于和自治区一些大型矿泉水企业建立了外运合同。”李站还兴奋的告诉我们：“西藏矿石丰富，阿里的书记、专员都来考察过，对我们这里硬件软件都很满意，近两年公路将打通，大量阿里矿石会由那曲外运。到那时，放空车出藏的历史会一去不复返了。”

“那曲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物资中转站。”那曲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谭永寿介绍说：“那曲地处藏北腹地，刚好是个中心位置，未来将成为西藏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拉萨

以前，青藏公路修通时，人们说的最多的，是内地的大米、面粉来了；而今，青藏铁路开通后，人们谈论更多的，是要去北京、上海看一看。

若干年前，提起到西藏旅游，在渴望和向往之后，人们最担心的两件事就是“高”和“远”。因为进藏只有通过航空和公路两种运输方式。航空运输运力有限且价格昂贵，走公路又十分漫长且艰辛，因此旅游界有“出国容易进藏难”之说。

2006年，青藏铁路的开通运营给西藏旅游带来了“井喷式”发展，乘青藏火车进藏成为旅游者便捷舒适的首选。游客坐在有增压、增氧功能的车厢内，不仅可以饱览车窗外壮美的河山，还能享受特色饮食和民族风情表演。如今，乘火车进藏已经成为到西藏旅游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之一。目前，拉萨火车站平均每天发送旅客3000人次左右，到了旅游旺季，进出拉萨的火车票更是一票难求。

西藏自治区旅游局的数字显示：仅在铁路开通后的5个月内，西藏共接待海内外旅游者18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8％。2010年西藏自治区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者 685.14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71.44 亿元。

另一方面，青藏铁路的开通，也使西藏人的观念慢慢发生着改变，在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雪域高原的同时，更多的西藏人也萌生了走出去的想法。

巴桑的母亲是昔日翻身农奴，一辈子感谢毛主席。青藏火车开通后，他陪着母亲专程去了趟北京，母亲穿着节日的藏装，手捧鲜花和哈达到毛主席纪念堂敬献，实现了一生最大的心愿。

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东嘎乡仓姆拉的女儿在上海读书，以前想去一趟上海看看孩子，一张机票就要花3000多元。今年春节前，他们全家坐火车去上海，不但看了孩子，还感受了内地人过年的气氛，别提多高兴了。

一条跨越世界屋脊的“天路”用便捷、快速、经济的方式将西藏与祖国其他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北京至拉萨4千多公里的行程，经过两次提速后仅需41个小时即可到达，硬卧票价是机票价格的三分之一。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青藏铁路的全线开通，给沿线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城市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在机遇中发展，还是在阵痛中转型，青藏铁路都将继续为这片神奇的土地书写神奇的明天。

第二篇：感受苏州城市变迁

感受90年代以来苏州城市变迁

作为一个苏州人，我对于我从小生活的城市怀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作为一个90后，我所成长的时代也同样在我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我家原住在苏州城北，坐落在山塘街上，毗邻北环路，背靠客货来往纷繁的苏州铁路线，可以说，就是在这样一条承载着姑苏古韵的老街上，耳畔隐隐伴着火车的轰鸣的汽笛声，我自小便能感受到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人文地理中有这样一条原理：城市中铁路会阻碍它的扩张，影响经济的发展，可苏州的发展程度已经让它翻过了这个坎。）川流不息的交通线总能让人联想起发动机、生产线和永不停歇的前进脚步。在实现火车速度的几次提升后，道路交通建设也呈现着日新月异的状态，沪宁高速、，苏嘉杭高速公路，绕城高速等等一系列公路为了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相继建成。无疑，它们将城市贯通的更加便捷，将内外联系的更加紧密。苏州，在水陆并行的基础上，四通八达起来。现如今，轨道一号线的开通标志着苏州地下空间利用将和其他交通方式一样齐头并进，那个90年代的梦也在此圆满，期待着未来的发展能像交通线路一样不断延伸下去。

将目光由城北向城市中心靠近，特别是站在北寺塔上远眺，察院场，阊门两处是姑苏现今的繁华处，人们的休闲娱乐消费集散地，90年代初还没有那么多品牌的进驻，销售的商品还相对本土化，老一辈人口中津津乐道的苏州品牌四小花旦，水仙牌，长城牌还活跃在人们视线中，还记得小时候整个城市的苏州味道很浓郁，慢生活，人间天堂是苏城的标志，都说它是个让人心灵休憩的地方。十多年间，新兴元素让人眼花缭乱，洋品牌，让人耳目一新的经营模式，各类休闲方式层出不穷，在原有商业基础上有所颠覆变化后，现代化，以它不容置喙的姿态踏入古城。虽说苏城还保持着它温婉大气粉墙黛瓦的模样，但它的内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整装待发的斗士，随时准备迎接着未来的挑战，这种变化是真真切切能感受的到的。苏城的东西两侧，是两方后起的热土。90年新区设立，意义在于融合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为一体“科技、山水、人文和创新”的主旨整合体现，工厂企业的批量进驻，让高新区呈现出和老城区不一样的风貌。厂房林立，但层高不过三层，占地面积大，其间绿化程度良好，既体现了各个厂的特点，又不失和周围环境相协调的的氛围。怀想从前的小县城，区划分散，发展闭塞，经过撤县建市后，空间便拓展了。再如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最大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新加坡模式下，工业园区已经跳脱了一般工业区的概念，来到这里，会觉得置身在一个摩登小城，； 各类市政建筑，高档居民小区，商业中心，广场湖泊等等应有尽有，街道上空旷，干净整洁，配以风格迥异的雕塑，颇有些现代一步一景的味道。现代大道上大型运输车辆来去匆匆，衔接着这片新地域与外界的经济往来。发展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但这片土地先前的面貌和贡献也是不能被忘记的。以前连片稻田沼泽地，围绕在金鸡湖畔，在我看来大片的水稻土良田被规划成为工业区是件可惜的事情，毕竟不能因为处在鱼米之乡就将土地资源轻视，我国幅员辽阔，量虽大质不高的现状却真真切切摆在眼前，江南的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不容小觑，也应该被珍视。

苏城几经规划已然从“较大的市”变成了现今长三角地区闪耀的明星，虽然行政区划上不比南京省会，但经济上一直处于领跑地位，也常常被冠以宜居城市的名，老一辈的人说苏州是一块福地，灾难很少，受天眷顾，这话从某个角度不难理解是生长在此的人对它的赞誉和祝福，确实，在苏州稳步中上升的发展趋势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内在的活力不曾减退，千年历史的古城正在以现代化的姿态延续它的精彩

第三篇：中国大陆的城市转型与单位制社区变迁

中国大陆的城市转型与单位制社区变迁

——单位制研究的空间维度

张汉

文章来源于：《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9期（秋冬季）。

摘要：体制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大陆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变迁进程，即「城市转型」。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单位制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统治体系也在经历复杂的转型历程，而非简单的瓦解和消亡。单位制社区是中国大陆独有的城市社区类型，其变迁机制对于理解中国大陆国家体制转型和城市转型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本文从体制和空间或称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两个方面去理解单位制社区的变迁，包括单位自我牟利性的增强，单位集体消费的消解，单位制社区管理的选择性退化等，以及相应的单位制社区空间转型过程。

关键词：中国、社区管理、城市转型、单位制社区、体制转型

作者简介：张汉，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一 引言：中国的体制转型和城市转型

要深入理解当代中国大陆城市单位制的社区体制与空间转型，不能仅仅把视野局限在城市社区这一微观层面，甚至也不能局限于城市这一中观层面。宜把发生在城市社区这一微观层面的基本变化，理解为更为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变迁所形成的某些微观「映射」。从一个较长时间来看，社区的根本性变迁从来都不是能够由社区自主决定的。进而言之，宜把对社区变迁的理解作为理解宏观的体制变迁和中观的城市变迁的一种线索。

自1978年以后，中国的体制转型(institutional transition/transformation)引起了世界瞩目。中国的体制转型简单说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再分配经济，走向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复杂的、渐进主义的转型是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并且充满了新旧体制的交错。孙立平把这一转型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三点：

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

2、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

3、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孙立平，2002：86-91）。这一转型是以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为特征的，它试图利用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同时保持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并不放弃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强力控制。

转型中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变迁进程，「城市化」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战略和新的国家积累方法，城市成为中国体制转型的主要空间依托。笔者所使用的「城市转型」概念的内涵是，它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国家）所发生的重要的历史——地理过程，即城市发展战略、增长机制、治理模式和政策体系的转换，以及相应的城市空间重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变迁。城市转型是中国体制转型的重要实践机制，并且其方向、速度、内容和深度取决于体制转型。

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特殊性和全球经济关联性日益加强所带来的多重经济重叠（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的现象，中国的城市转型更为复杂。当代中国前所未有的高强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热潮，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提出的「经营城市」的口号，以及全社会对房地产业近乎狂热的心态，都是中国的国家积累体制正在转型的表现：在制造业这一传统的资本回圈之外，中国逐渐建立起以城市为依托的新的资本回圈链条，并且以其惊人的高利润吸引资本向这一回圈链条快速转移和高度集聚。地方政府越来越把城市作为最主要的「国有资产」，对经营城市而不是经营国有企业越来越感兴趣，并且其地方财政收入也越来越依靠与之相关的各种税费，如国有土地出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房地产业等。体制转型使得地方政府不再只是中央政府在地方层面的派出机构或分支部门，而成为更加具有独立法权地位的实体政府。另一方面，私人投资者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欢迎，因为他们能够协助建立新的国家积累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把国民的消费支出限制在最低水准上，并宣布一切私人资本活动均为非法；剩余资本都被纳入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国家积累体制。因此，城市不可能成为组织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所称的「城市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手段，城市中的「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也不可能成为转移社会剩余资本的空间。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首先是一个工业生产空间，这本质上是由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国家积累体制所决定的，但也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关，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以高度工业化的、其居民以无产阶级为绝对主体的社会主义城市展现自己的形象。其次，城市也是一个政治礼仪空间，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总是占据着城市核心区的位置，并与宽阔的街道和巨大的游行广场等城市元素共同构成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中国城市。

而在中国向一个新的国家积累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以城市为基础的新的资本回圈链条被创造出来，以实用主义为基本取向的转型策略强调资本来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对城市大众消费的诱导作用。因此，企业家主义(entrepreneurial)的地方政府娴熟的与各种私人资本建立起形态多样的「城市增长机器」(urban growth machine)或称「城市增长联盟」(urban growth coalition)。在中国城市中生产出多种类型的消费空间，不同个体和组织根据竞租理论(rent bid)选择各自的合适区位。

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为了使城市成为更适合新的国家积累体制的资本积累空间，城市更新计划在当代中国城市中普遍展开，试图清理城市中的「污点」，为新的国家积累体制提升整体环境品质。但是城市更新并不一定发生在最衰败的地方，因为必须考虑市场需求。很多城市更新计划是使被更新区位成为更加「可消费」的空间的实践，这种「地方打造」(place-making)策略，促进了新的国家积累体制的合法化，并且提供了新的资本积累和回圈管道。城市更新是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重要实践方式，城市更新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的一种流行话语和集体行为。我们需要从体制分析的视角去看待城市更新。「单位制」作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基本国家统治体制，不但能够完全贯通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而且因为单位制在城市中可以由「单位制社区」而实现明确的空间定位，所以也能够贯通体制分析与空间分析。

二 单位制社区研究文献综述

单位制作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基本城市管理体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众多社会学家都对单位体制进行过研究，但并未充分将社区的概念纳入其中，主要是把单位作为一种社会统治体制或社会组织类型而不是社区类型来研究的。另外一些研究已经从社区的角度认识单位制，但往往是从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等视角来展开的，对体制的深入分析又比较缺乏，空间概念同样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能够将单位制社区的体制变迁和空间变迁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还不是很多。

笔者试对学术界关于单位制社区的研究做一个基本的梳理和评述。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4个主题。

关于社区权力的研究

这些研究关注单位制社区中的权力主体结构以及权力运作的过程，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主要是政治学和行政管理。何康（2007）研究了体制转型过程中单位、政府、社区三个权力主体的权力对比变化以及相应的社区权力结构重构过程，认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围绕着社区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展开的。王雪（2007）认为当前城市社区权力运作模式正在由行政权力单向制约向多元权力互动转变，政府、市场、社会权力的配置处于不均衡的状态，主张促进多个治理主体间互动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关于社区建设方法的研究

这些研究基本是呼应政府提出的「社区建设」的政策指引来探讨社区建设的方法，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主要是公共管理学。关信平（2002）把体制转型过程中单位制社区的转型理解为单位制社区向「区域性社区」的功能替代过程，政府试图通过「社区建设」来加强「区域性社区」的结构和功能，以便使它能够担当起原来由这两类社区所担当的社会功能。索德钢（2006）探讨了体制转型过程中单位福利的断裂问题，如社区如何承接原有的单位福利，以及在单位释放服务功能之后如何重建社区服务体系。

郭风英（2007）把单位制社区的转型理解为社区治理失灵，并提出多元共治模式是社区治理走向善治的有效治理模式。李文星、尹鹏程（2007）分析了单位制社区居委会在法律定位、人事权归属、经费来源和考核机制四个方面的困境，提出重构单位制社区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所驻单位的关系，以及重构驻单位社区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的关系等对策。王欢苗（2007）对企业与社区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转型期中，由于国家的权力主导性没有改变，加上单位制的遗存作用，所以当前中国企业社区关系管理模式的新特点是企业依托社区获得政府的支援。

关于单位制社区空间的研究

这些研究着重从空间、土地利用等角度关注单位制社区的特征、功能以及演变趋势，由于研究者地理学或城市规划的学科背景，空间的概念得到高度的强化，但一些研究仍然没有成功的把空间研究与体制研究整合起来。

柴彦威（1996）研究了以单位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通过考察单位制的形成、作用、日常生活类型及空间分布特征等，认为中国城市的内部生活空间结构由三层次构成：

1、由单位构成的基础生活圈，2、同质单位为主形成的低级生活圈，3、以区为基础的高级生活圈。David Bray（2005）在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一书中，试图回答这样一些基本问题：是何种社会和政治实践使单位塑造出了自己的空间形态？空间设计与中国社会主义统治的合理性之间是何种关系？他把单位制和单位制社区的建设实践理解为「社会主义空间治理术」(socialist spatial governmentality)，并对院墙的意义、单位制的起源、社会主义劳动力组织和工业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

谭文勇（2006）对单位制社区的建立和演变历程进行了详细的历时态研究，分析了单位制社区对城市交通、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影响，最后将城市转型和单位制社区转型理解为「后单位时代」、「泛单位圈城市」的兴起。于文波、王竹、孟海宁（2007）认为单位制社区目前仍表现出多方面的优点，如丰富的社会资本网路、多阶层混合居住、符合居民职住接近的要求、鼓励无能耗的绿色交通从而客观上抑制了汽车消费和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等，并与美国的TOD社区规划理念进行了比较，认为单位制社区比TOD社区表现出更优良的适度技术和生态策略。文渊（2007）研究了应用渐进式局部更新方法对单位制社区进行更新的策略，认为单位制社区经过改造后是解决单位中低收入人群居住问题的最佳途径，并建议成立「住宅合作社」以促进社区更新中的利益协调。

关于单位制社区的体制研究

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明确的把单位制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体制来加以研究，考察单位制的起源、功能、发展走向，将单位制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和体制环境中加以理解，关注单位制与其他一些相关体制安排的关系。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主要是社会学，但也分布于人文地理学、历史学、城市规划、行政管理等其他学科中。

李汉林（1993）以及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1994）关注单位制的转型及其与中国城市社区整合与控制机制重塑的关系。他们认为在中国的体制转型过程中，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城市社区整合与控制机制在短时期内不会彻底改变，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并存、两种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董卫（1996）以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两条线索展开对单位制在中国的建立历程、功能特征和规划手法的分析，又在中国体制转型中出现的城市更新热潮中展望单位制的走向。

轩明飞（2003）虽然将单位制和社区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但是他把两者简单的看作城市管理体制中对立的两极，并由此把城市转型和单位制转型的过程简单理解为「从单位到社区」。侣传振（2007）虽然同样持这种二元论，但是他的独到之处是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入手，把单位制理解为国家政权的全能空间。国家政体通过建立「单位隔离式」的治理模式，以党政控制体系为基础，通过控制代理人而顺利完成了向社会基层的渗透并汲取社会资源。

张丽梅（2005）把单位制社区的转型理解为国家单线调控的失衡和行政区—社区双线调控的发展。田毅鹏、漆思（2005）提出「典型单位制」的概念来概括基于东北地域特点的单位制发展，不仅把单位制作为一种国家体制来看待，即「单位社会」，也非常关注单位制对社会空间重塑的意义，即「单位空间」。

李涵（2006）认为单位制社区是继宗族社区之后中国历史上社区发展的第二阶段，认为单位的多元化功能造成了单位与社区在地域与情感上的双重重合，单位人会因以集体主义为行动理念而失去自我，单位制下居民的社会关系单一而又淡薄。柴彦威、陈零极、张纯（2007）认为单位制不仅是理解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社会与空间变革的重要视角，同时也是理解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城市变化的重要视角。他们的研究代表了近年来人文地理学界兴起的城市转型研究热潮以及地理学家对转型社会学理论积极借鉴的趋向。

三 中国城市的单位制及其转型

单位制的起源

「单位」是工作单位的简称，它一度构成中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全方位场域，并成为城市居民生活中的集体记忆。笔者把单位制作为一种国家统治体系来认识，关注的是其在国家积累体制（国家生产）、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基本功能；单位制的重要性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如果没有单位制，上述三种体系和过程都无法建立和实施。单位同时也是唯一的微观社会组织类型，除了单位之外不存在其他微观社会组织（李路路，2002：页25）。

单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中建立的普遍的、同质性极强的、行政化程度极高的基本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单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初期，需要建立起高度集中化的「全能型」国家政体和城市管理体制，以充分调动社会有限资源。单位制应运而生。而在城市建设中则遇到了如何在空间上组织新建工厂的问题，即就业地和居住地的空间关系问题。中国大陆选择了以职、住就近安排为重要特征的「单位大院」这种空间形式。

单位制的确立使中国的社会控制和整合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单位社会」在中国城市中填充了几乎所有的合法社会活动空间。单位制在国家、单位和个人之间建立起垂直的纵向联系体系，由此塑造出一种高度整合和低度分化的社会形态，国家由此实现对个体的全方位管制。单位是中国城市居民实现合法社会化的唯一环境，「单位人」是实现合法社会化的唯一身份。个人只能通过单位来获取政治地位、教育、收入、住房和福利，个人不能与国家直接展开对话，更不可能与国家讨价还价或者享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而且单位制把在延安时期形成的根据地制度与社会体系更紧密的结合，从而形成了单位制这种带有传统农业社会和共产党军队组织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组织体系，是一种全方位的「完全性组织」（何康，2007：3）。

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家统一集中管理、占有和分配各种资源的体制格局已经打破，单位对国家和上级单位的依赖性在不断的弱化（李汉林，2004： 91）。具体来说，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单位制发生了如下重大变化：第一，单位与其成员经济关系的变化，这是单位制变化的基础；第二，单位制从对其成员全方位的控制，转变为只是对其成员职业活动的控制；第三，人们的社会生活开始从单位内转移到单位外；第四，单位从涵盖城市中的大部分人口变为仅能涵盖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口；第五，单位的变迁中，同时出现了弱化和强化的两种趋势（孙立平，2004： 39）。而反映在城市社区方面，则是单位较大程度上撤出社区的日常管理层面，社区的自主性加强，更多无单位社区的出现，以及城市逐渐更加依赖其他组织类型而非单位进行基层管理。

由于体制惯性和改革的路径依赖等原因，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单位制并非瞬间解组，而是要经历长期的、复杂的转型过程。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新旧体制交错在单位层面有多种表现，比如单位在保留很多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功能的同时，也逐步接纳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如对涉足房地产业等市场经济行为跃跃欲试。单位制在不断发生变异和分化，个体在国家政体之外享有越来越多的资源管道。

国家权力退出除行政、司法等政治单位之外的一般性单位，单位的行政化特质逐渐弱化，但是单位的自组织能力在强化，单位日益成为自我管理、自我运行、自我发展的独立实体，这个过程就是单位自我牟利性的强化。单位不再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末梢神经即基层延伸。为了求得单位的生存和发展，单位在国家权力退出、同时国家投入也取消的形势下，成为一个自我牟利的机构。

单位制社区的起源与转型

单位制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基本统治体制，在城市层面表现的最为典型，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基本城市管制体制；如果我们在城市层面上依据空间维度进行单位组织的划分，就得到了「单位制社区」，而这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的基本功能单元和管理单元。对单位制社区的研究，从量上明显少于对单位制的研究，主要原因是在对单位制的研究中，空间维度不同程度的被忽视。传统的社会学往往忽视空间维度的重要性而坚持「时间轴线主义」。

笔者对关于单位制的这样一些问题感兴趣：单位制作为一种国家统治体制特别是城市管制体制，它在中国社会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的体制转型而在空间层面上发生了何种相应的转型，并对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变迁乃至城市转型产生了何种效应，以及单位制在制度和空间层面的转型对于中国整体的体制转型具有何种意义；体制转型——单位制转型这两者之间是否可以看作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单位制的空间变迁是否可以看作是达成体制转型和单位制转型目标的主动策略，或者仅仅是转型的一种自然效应。

哈威(David Harvey, 2001)和索贾(Edward Soja, 1989)分别提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和「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ctic)，其共同之处是强调空间维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的体制转型和城市转型也应该被理解为由社会、经济变迁和空间变迁所组成的一体化过程。因此，笔者也把对单位制转型看作是社会转型和空间转型进行统一性考察。

单位制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生产组织和管理体制方面的重要实践，同样也是重要的城市规划实践。如何在空间上组织共产主义城市，这是中共最早从1947年夏开始在大陆东北地区陆续接管主要城市之后就开始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早在1919年，时年27岁的毛泽东就草拟了一份「新村计划书」，在文中毛泽东对他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作了这样一种初步设想：在未来的新社会里，「新村」是社会成员聚居生活的标准社区，设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在「新村」里「自治会」维持秩序并用道德约束其成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0： 454）。

另外在1950年代末，苏联莫斯科大学的几位建筑师和社会学家也曾经合作写成《理想的共产主义城市》一书，提出了「新居住单元」(New Unit of Settlement)的设想。他们设想「新居住单元」成为一种将生产与生活融为一体的公社化城市聚落，并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新居住单元」包括从子女抚养教育、公民就业到老人赡养等一系列的机构及服务设施。而在规划手法上，早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苏联学者就提出了社区规划理论。他们认为「社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居住单位，应包括公寓、公共食堂、娱乐场所、托幼、中小学校、医疗所、商店等一系列服务设施，同时与工作场所紧密结合。社区后来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城市住宅区建设的标准模式（董卫，1996： 40）。比如上海着名的「曹阳新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大规模工人居住区，就是完全按照这种社区规划理论建设的，并且自从首期于1952年5月完工开始，就曾经长期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在城市住宅区建设和社会平等体制探索方面的一个神话而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

当然，中国的单位制社区并非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那份「新村计划书」或者苏联的「新居住单元」或社区规划理论建设，但毫无疑问，单位制社区都那里都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虽然不可否认这种选择中所包含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中共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恢复城市生产和重建城市管理体制，并且将分散的资本逐渐集聚到国家积累体制中。单位制和单位制社区无疑是最佳选择，它们将生产、消费、娱乐、政治动员、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等紧密整合在一起，并且高度集中在单位社区内部的有限空间里，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和难度，最大限度的压缩了体制外的生存空间和流动性。

此外，单位制和单位制社区的构建也从中国的帝国历史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张丽梅认为，单位制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中的一种复合组织形式」（张丽梅，2004： 20）。李路路认为，单位制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国家统治体制，其意义类似于帝制体制下中国社会中的家族（李路路，2002：26）。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摧毁了宗族体系，单位制开始承担起过去宗族体系的生产、管理功能。单位制与居民委员会制度成为实现双重控制的新型管理机制，两者之间形成一体两翼的关系。但两种管理制度又各有偏重：单位制毫无疑问占据着主导地位，囊括了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将他们改造成「单位人」；居委会制度则主要针对少数难以纳入单位制之中的「剩余城市居民」或称「非单位人」，如家庭妇女、无业人员等（杨丽萍，2006： 69-86）。而原有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中间组织，或者因国家取缔而走向解组，或者经过国家体系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方面的全方面渗透和改造而成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中的一个构件。

在对中国单位制及单位制社区的理论与实践起源的归纳方面，David Bray（2005）在其着作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中所展示的观点较为全面：传统儒家思想对于社会空间的理解、延安根据地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苏联早期激进功能主义城市规划思想、甚至是由豪斯曼巴黎改建而发轫的现代城市规划科学。任何城市规划理念都不具备纯粹的所谓「科学性」，而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反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具有完全功能的单位制社区呈团块状散布在城市各处，圈占大量土地，形成一个个「大院」。各个单位制社区本身具备复合功能，在资源获取上基本是与「系统」内部的上级直到国家（中央政府）保持持续的联系。但是不同单位之间，甚至是同一「系统」内部的不同单位之间的联系却很微弱。单位制所构造的社会结构被刘建军称为「伞状结构」（刘建军，2000a：148；2000b：24）；而在城市空间结构上的表现，笔者则认为可以用「龟裂城市」来形容：各个单位制社区画地为牢，自给自足，相互之间一般不产生空间上的紧密接触，整个城市被众多单位制社区分割为龟裂状。这种城市规划手法是1949年之后国家积累体制重构和意识形态重构的重要实践，而且在客观上，这种城市规划手法还具有很多优点，比如由于大多数单位制社区自成一体，将居民的工作、生活、消费、休闲、社交等多类型的活动整合在同一社区范围内，从而使日常交通在很大程度上被单位制社区内部化了，步行和非机动车足以应付绝大多数日常交通需求，这就大大减少了城市范围内的交通压力（谭文勇，2006：58）。

然而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家积累体制的重构和意识形态的重构（当然是在各种复杂的话语体系包装之下完成的，如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这样的变通解释方式使土地重新进入市场流通等）的大背景下，一场大规模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实践手法重构的过程也随之展开，城市空间的资本化和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持续推进，以单位制社区为核心元素的计划经济城市规划理念和手法都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对计划经济城市规划理念和单位制社区的解构首先需要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化，于是类似圈占和浪费土地、缺少合理功能分区、阻碍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等为单位制社区做负面定性的市场经济话语接踵而至。传统单位制社区必然会主动或被迫的进行各种结构性和功能性的转换。比如众多大型国企将所占有的土地通过土地市场转让给其他使用者，自己则整体搬迁至城市郊区特别是开发区，从而获得相应的极差地租以及更充裕的土地。原有的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被纳入新积累体制的资本回圈链条中。

四 国家积累体制转型背景下的单位制社区

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是中国城市中的单位制社区体制和空间转型是以甚么样的机制进行的，即国家积累体制转型是以何种方式决定着单位制社区的形态、结构、组织、功能等方面的演进。在国家积累体制转型、单位制转型与与具体的单位制社区变迁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直接的线性相关关系，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作用的仲介；单位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态，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遭受到显着的冲击并发生无法回避的变化，因而是研究社区组织的这种仲介性的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国家积累体制的转型与单位「自我牟利性」的强化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体制转型的一个目标是引导单位进行自我消解和转型，转换为市场经济中的普通经济组织，而不再是国家体制的基本功能单元，单位需要自行消化由改革带来的矛盾。这一系列政策转向都使国家和单位的利益分化逐渐「制度化」、「显现化」和「正常化」，单位的独立利益日益明显（李路路、李汉林，1999：104）。因此单位逐渐成为一个自我牟利的独立实体，单位行为更多的表现出单位利益导向的特点。

计划经济的积累体制是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主导的资本积累，单位制是这种积累体制的功能体系，各种单位则是最基本的功能单元。单位并非依据投入—产出比较、成本核算等微观经济学原理而组建的纯粹的经济组织，而是一种复杂的生产组织和管理组织。单位最基本的职能是执行国家积累体制下达的生产任务，确保国家积累的有效实施；同时单位也是管理组织，因为国家（中央政府）是全能型国家，承担了几乎所有社会管理任务，在这些管理任务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单位是最重要的基层实施单元；此外，单位也是国家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基本单元，各种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都通过单位制大范围铺开。

由于单位对于国家积累体制的重要性表现在完成国家生产任务，确保国家积累的持续推进，并完成国家下达的社会管理和政治统治任务，国家基本不授予单位重要的自主处置权，所以国家必须保证单位和单位职工的无条件生存，而不可能依据任何微观经济学原理让单位自负盈亏。单位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前提自然是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和管理任务，其次为了获得更多的国家剩余资本返还，单位需要与国家展开复杂的博弈。单位需要娴熟掌握的不是微观经济学原理，而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博弈规则和技巧。国家对单位高强度的抽取剩余资本是事实，但国家对单位的高强度、全方位保护同样是事实。因此国家和单位之间就形成一种保护与依附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了私人资本的合法性，于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下将不可避免的进入国家资本积累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资本，通过个体力量转移到体制外进行积累和回圈，于是「傻子瓜子」等万元户开始产生。随着体制外个私经济的不断扩张和资本的不断积累，加上引进外资的作用，国家资本在社会总体资本中所占比重从接近100%逐渐下降，国家体制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缓冲空间。于是国家又开始通过中国式的私有化进程开始进行体制内的资本积累机制转型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是实现了以对国家资本使用权的社会认知为基础的非正式私有化，之后又以这种非正式产权为基础逐渐向正式的产权私有化过渡（孙立平，2002： 90-1）。这些都导致国家资本所占比例更大幅度的下降。

国家逐渐引导单位制进行自我消解和转型，单位与国家积累体制的关系急剧弱化，重要性持续下降。在新的国家积累体制中，各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组织不断出现，单位被迫转型为一种普通的经济组织，并面临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压力。国家不再要求单位继续履行计划经济生产、社会管理、政治统治等基本功能，单位开始需要依据微观经济学原理，重新组织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单位发现国家体制已经不能保证自己衣食无忧，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甚至随时面临停产、破产等各种严峻的生存危机。于是单位开始一方面希望通过延续某些计划经济体制下与国家博弈的技巧谋求事实上越来越少的国家剩余资本返还，一方面也被迫开始关注微观经济学原理，更加关注生产行为的「经济合理性」而不是「政治正确性」。生产「商品」的独特的混合经济体系或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生产「非商品的物品」的指令性经济体系。生产行为的经济收益将是单位最主要的生存资源，由生产行为的政治价值所带来的收益日益萎缩。由于国家与单位之间关系的变异和弱化，单位行为日益表现出自我利益导向的特点，而不再时时聆听和遵循国家指令。

然而单位已经长时间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衣食无忧的生存状态，面对体制转型而被迫进行的自我转型无疑是艰难的。有幸生存下来的单位（当然国家垄断行业的单位一般不存在生存危机），一方面自身还尚未能够娴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一方面宏观市场环境又由于转型期新旧体制交错而导致市场不确定性和不规范性居高不下，企业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本长期无法降低，单位也不得不借鉴特殊体制下所形成的各种特殊的生存潜规则。在这一过程中，单位高层管理者如厂长、厂党委书记等曾经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精英，在转型过程中他们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得到延续。在高不确定性和高不规范性的市场环境中，他们的管理和决策行为就对单位具有性命攸关的重要性，是应对企业改制、职工分配等问题的最直接、最具体的操作者。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市场被废除，国家依据生产计画向各种单位分配土地，所以土地利用并不遵循通常的市场经济原理，土地利用强度较低，单位占用了相对其生产需求和生活需要来说更大的土地量。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国家力量的退出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单位发现从生产过程中获得生存资源越来越困难。大型单位制社区原本是生活、居住全一体的空间实体，拥有较大面积的土地。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热潮的高涨和房地产业的空前繁荣，单位突然发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免费获得的大量土地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单位介入房地产市场的热情被空前的调动起来。单位或者将工厂搬迁至郊区工业园，将位于市区成熟地段的土地拍卖，从而获得土地级差地租；或者由单位继续掌握土地的事实所有权，从而主导整个土地出让过程甚至是开发过程，比如将单位原有房产出租给商户用于经营活动，或者通过协定等方式出让土地，甚至自行进行房地产开发。单位行为的这种转向正是国家积累体制转型在微观层面的写照。单位希望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下遗存的资源（单位自有土地），将其资本化以进入新的积累体制中，获取相应的资本收益。

「集资房」的出现是国家积累体制转型和单位自我牟利性增强的另一个表现。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城市住房改革是从强化单位的功能起步的，鼓励单位参与建房，将分配住房的责任和职能继续强加在单位的身上（边燕杰等，1996：91-94），目前一些单位仍在推行的集资房政策是与之一脉相承的，虽然整体上说目前国家在住房政策方面已经全面倒向了市场化。然而集资房建设并非单位以盈利为目标的经营行为，而是以满足职工居住需求为目标的。单位在其所在社区土地之内划出地块，与单位成员约定房屋建设、购买、管理等相关契约，主要依靠单位成员交纳的集资款建造房屋供单位成员居住。集资房的价格远低于商品房价格，完全是由单位自我发动、建造和管理的不动产性质的单位福利，与国家权力和国家福利已经基本脱钩。

集资房的操作方式，是将土地作为一种普通生活资料进行使用，建造以实用性为标准的房屋，而并非商品房开发。所以集资房建设与上面提到的单位进入土地市场甚至房产开发领域进行经营性活动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用于集资房建设的土地并未被资本化以进入新的资本积累体制。土地在新的国家积累体制中是核心资源之一，资源是有限的，而集资房建设导致一部分土地没有进入国家积累体制而流失到体制之外了。因此很多地方政府都表现出对集资房建设的排斥乃至明确反对的态度。

单位集体消费的消解与单位制社区的空间转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呈现明显的同质化状态。基本生活消费品采用限量配给的方法，通过单位制把生活必需品（包括住房）基本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不实行定量分配的消费品也受到样式和价格等方面的严格限定，消除了形成多样化消费模式的可能性。社会成员在收入、权力上的微小差异并未能在其消费模式中显现出来（许菁芸，2006：24）。国家政体通过压缩国民消费以最大限度的强化国家工业化主导的积累体制。

通过单位制组织的中国城市居民消费，可以称之为「单位集体消费」，它于卡斯特尔所称的「城市集体消费」（Castells, 1976: 64）的不同点在于：首先，两个概念描述的是处于完全不同的两种国家积累体制中的消费现象，其次，消费的组织者和消费发生的场所、内容都有本质性的区别。两者的共同点是消费的「集体性」，即消费的商品和服务都是由国家提供的，面对的是群体消费者而非个体消费者，并且其最终资金来源是社会财富。单位制不但是中国计划经济的基本生产单元，而且由于其广泛承担的单位集体消费功能而成为最重要的消费单元。在一个典型的全能型单位制社区中，在非单位制条件下可以通过个体消费方式解决的几乎所有消费内容，都被归并或曾经归并到单位内部的单位集体消费之中：饮食、住房、医疗、教育、娱乐、健身、交际，林林总总。

单位集体消费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资本回圈过程，而且充斥着同样复杂的意识形态建构过程。简言之，国家依靠单位制把绝大多数社会剩余都纳入国家积累体系之中，并宣布国家体制之外的任何个人和组织的资本经营行为都属于非法行为。但国家又不断的将一部分剩余资本通过单位制返还。抽取和返还社会剩余资本都是以单位制为基本操作框架的，即使返还的剩余资本也严厉限制了其使用方法：仅仅用于消费，并且只能采取单位集体消费的形式。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则通过「福利」、「补贴」等概念进行模糊的界定，弱化这种单位集体消费的本质，从而减少了国家抽取剩余资本的过程中来自单位和个人的抗性，又减少了单位集体消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来自单位和个人的高度监督。

由此，我们就能够对应到一个典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三大类基本经济收益：

1、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工资和奖金，2、医疗、教育、住房等非货币形式支付的社会福利，3、以各种票证形式发放的国家补贴（曹锦清、陈中亚，1997：96）。第一类经济收益，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前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维持在最低水准，而对它的突破则开始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奖金的大幅度增长；第二类和第三类经济收益，是提升劳动力再生产品质的重要保证，因此国家从剩余资本中提取出一部分返还给单位，在单位制内部按照生产任务的完成、意识形态的遵从和政治表现的正确性等标准进行再分配，并以单位集体消费的形式进行消费。

在中国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因为国家积累体制已经不再主要依靠单位制进行资本积累，国家不再需要继续无条件的维持单位制和每个单位的生存，单位发现在新体制中不再衣食无忧，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因此单位需要把有限的自有资本用于经营性活动以维持生存。于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集体消费无法在新体制中继续维持，单位集体消费将被个体消费取代。而个体消费必然意味着消费模式的分异，消费的内容、层次以及时间和地点都开始多元化，消费的可选择性大大增加。

这种体制变化的表象之一是单位后勤体系的解体。单位首先通过承包、租赁等方式将其拥有的后勤服务体系转让给其他组织和个人（包括本单位成员）经营，这就是单位内部集体消费资源向个体消费转换的过程。同时由于单位制社区的消费能力日益升级和多元化，也必然会吸引单位之外的各种商业设施进入单位制社区，至少是靠近单位制社区经营。因此除非单位制社区进行严格的控制，各种外部商业服务机构必定以蚕食、楔入等各种形式侵入，并且这种渗透力随着单位制社区纯居住功能的强化和单位管理方式的变异而逐渐增强。这种侵入也越来越得到单位制社区居民的认可和接纳，因为社区居民欢迎价格合理、服务到位、接近社区的商品和服务供给者。谭文勇把单位后勤体系的消解以及外部商业机构对单位制社区的侵入理解为后单位时代单位制社区转化为「泛单位圈」的过程（谭文勇，2006：65-78），也就是人口和空间实体依然比较完整的单位制社区，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传统单位为核心，在其周边形成为单位服务的后勤圈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单位效应在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空间「溢出」。而在城市土地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房地产开发商为追逐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必然试图获取占据较好城市区位的传统单位制社区的土地以进行房地产开发。

由于国家力量的大幅退出和单位制的巨大转型，单位制社区已经不具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同质性高、归属感强、安全性好、福利高的居住空间的性质。单位制社区的居民构成将发生变化。比如一部分职工会依据其经济能力在住房市场上自由选择住房，可能将单位制社区内的原有住房出卖或出租，从而使社区的居住功能与职业功能进一步分离。而由于单位型社区一般位于城市中开发相对成熟的区位，周边地段的商业、教育、医疗机构配套齐全，加之相比于新型楼盘的低价位，因此也有很多单位外人员愿意购买社区中的住房。于是社区居民构成将发生某种演替。这就使得单位制社区的职业功能和居住功能更加分离，社区居民的异质性增加。

单位制社区管理的「选择性退化」与「单位文化」的交叉

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单位的自我牟利性的不断强化，单位管理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退化，并且在其内容上往往具有明显的选择性，从而形成一种「选择性退化」。单位不再作为国家政体的基本单元，而更加关注自身利益的实现。中国的单位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首先就碰到了国家利益、单位利益与个体利益如何界定相互关系的问题。国有企业职工名义上都对企业产权拥有所有权和处置权，但事实上他们很难真正参与到企业的日常管理过程中。因此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如厂长、厂党委书记往往成为事实上的企业主，拥有对企业产权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并且这些权力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难得到内部和外界的有效监督，因为单位职工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单位的单向度依附关系，既缺少对单位的监督意识，更缺少相应的监督体制和资源。于是单位自我牟利性的强化，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单位高级管理者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和对单位资产的随意处置乃至瓜分。

由于国家力量的退出，单位无力维持原有的单位制，于是在「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促进社区建设」等流行话语的保护伞下，单位管理出现显着退化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出现管理退化的领域往往是与企业盈利没有直接关系的，特别是社区公共服务。为了弥补甚至是引导单位在这些方面的功能退化，填补单位制退出后在社会管理体制中出现的制度性空缺，国家在原有的街道——居委会管理体制基础上推行的所谓「城市社区建设」运动，把原来由单位承担的绝大多数社会性职能都转移到街道和居委会。而在单位福利向社会福利转换的过程中，单位同样表现出大幅的退缩，希望通过各种一刀切式的、急进的、彻底的政策（比如买断工龄），仓促地撤离企业退休职工养老、在职工福利保障等管理领域。而在一些其他领域，单位的管理非但没有退化，反而有强化的趋势，比如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渐繁荣，单位对经营土地越来越感兴趣。

在计划经济的国家积累体制之中，国家将行政权力和财产权力集于一身，从而将韦伯所论述的两种基本的统治形式——基于行政权力的权威统治和基于财产垄断的交易性统治合为一体（李路路、李汉林，1999：90）。国家对大大小小的单位具有这种双重权力合一的威权，单位对个人同样具有性质基本相同的威权，这样就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结构以及社会整合和控制机制。国家对单位和考核以及单位对个人的考核，其主要标准是生产任务的完成、意识形态的遵从和政治表现的正确性，而并非经济绩效。在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的关系中，国家和单位分别在两种关系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是核心资源的分配者；而所处关系中的另一方则处于分散状态，相互之间既缺乏基于某种共同的利益诉求而自主建立的横向联系网路，也缺乏核心资源的替代性获取管道，因此只能成为所处关系中另一方的附属原子，通过对主导一方的服从而获取其认可从而获得生存资源。简言之，国家及单位借助于资源占有的垄断地位，构建了一个“单向依赖性结构”（李路路、李汉林，1999：90）。

虽然市场经济已经使单位制发生了显着变化，但长久以来形成的「单向依赖性结构」却使单位以及单位成员的生存方式和心理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固定化为一种集体人格，从而构成一种「单位文化」现象。「单位文化」的起源确实是由于单位制中的个体缺乏自律自决的社会行动结构和资源，但是在单位制逐渐转型的过程中，这种客观事实已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而「单位文化」却并未随之而得到快速的改变，或许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的「文化堕距」(cultural lag)（Ogburn, 1966）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相应的理解。由于单位制长期塑造出的顺从、依赖、保守的单位文化，面对单位制社区管理的选择性退化给自身生活品质造成的不利影响，单位普通职工除了抱怨之外，并未采取积极的行动介入其中，试图改变这种局势。单位成员依然只是分散的个体，在缺少来自外部力量的动员的时候，缺乏自我组织和管理的能力，难以积极有效的表达自己的意愿。而那些能够在单位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人，由于对单位内的幕后活动空间有充分的认识和行动能力，因而倾向于通过各种非制度手段如「派系结构」、「幕后操作」等方式获取资源，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单位制本身的改革进程兴趣不大，因而无助于单位成员作为一个整体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单位管理的「选择性退化」和「单位文化」的这种交叉，造就了单位制转型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极度失衡以及单位走向的高度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五 单位制社区研究展望

随着中国体制转型的深入，单位制对国家积累体制和城市管理体制的总体意义日益下降。但单位制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管理体制仍没有完全消亡，反而作为一种体制遗产，在新的组织、行业和空间中得到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呈现。由于体制转型所带来的自由发展空间，不同区域和行业的单位之间的差异日益显现。

对于单位制社区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作为一种统一性国家体制的单位制的作用，也要关注地域、行业等特殊性因素的作用。比如从区域上来看，计划经济时代的重要工业基地（如东北），与当年作为「海防前线」的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在转型期，由于前者的单位制积累的厚重性，因而对城市体制和空间转型的影响更为明显和长期。而根据传统的单位性质划分方法，党政机关、事业和企业三类单位在转型期的境遇同样差异明显。大多数党政机关、一些规模庞大的事业单位，如高等院校（张品，2010），以及中央直属国有企业，依然可以凭藉其单位制的管道和资源维持作为一种居住空间的单位制社区，并且有新的呈现形式，比如城市新行政中心的党政机关家属区、大学园区中的教工家属区等。而更多的中小规模的老企业社区，则都面临衰败和剧烈重组。此外，这些单位制社区与街道等地方国家机关和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新、旧基层管理组织的关系，同样处于多样化的重组状态。

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需要更多的类似民族志的个案研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比较研究，以探索单位制对中国城市转型的多样化作用机制，以及单位制与其他城市治理机制之间的作用关系。同时，在体制转型这一宏大理论叙事之下，也得以发现个体和微观单位组织的真实生存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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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从盲道的变迁看城市文明的调查

研究性调查报告 1 从盲道的变迁看城市文明

课题组成员介绍

组长： 林娟

具有领导性、组织性、团队意识的她带领我们圆满的完成了本次报告。组员： 刘铭

对于网络运用自如，负责了本次所有调查的搜集文本资料任务。郭昊

本文图片都是由他采集搜集的，不管是亲自拍摄还是从报纸上、网上搜集，他都干劲十足。任媛

负责文章、图片、调查结果的统计、归纳与整理和编排。高雪 赖雨萌

本次研究性调查的采访员与记录员，凭借着他们俩优秀的社交能力，我们组得到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指导老师：尹铖

引言

盲道本是为盲人提供行路方便和安全的道路设施，盲道一般由两类砖铺就，一类是条形引导砖，引导盲人放心前行；一类是带有圆点的提示砖，提示盲人前面有障碍，该转弯了。

一条窄窄的盲道，在健全人眼里或许并不起眼，却能给盲人的出行带来实实在在的方便。

在以前我们对我们周围的残障人士，很少有所了解。总感觉他们不怎么出门不怎么上街，在闹市区、在休闲场所等地方都很少见到残障人士的身影。在我们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残障人士来到奥运会现场、北京街头、我们的城市街头、来参加这一盛会。由此，我们组发现了盲道对于残障人士、残奥会的重要性，与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联系，所以决定调查盲道。

历史状况及特点

研究性调查报告 2 1961年美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无障碍标准》。尔后，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制定了有关法规。如今国际上无障碍建设的理念已从“方便残疾人”发展到“建筑以人为本”。目前，在国际上通用的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大致有六个方面：1.在一切公共建筑的入口处设置取代台阶的坡道，其坡度应不大于1／12；2.在盲人经常出入处设置盲道，在十字路口设置盲人辨向的音响设施；3.门的净空廊宽度要在0.8米以上，采用旋转门的场所需另设残疾人入口；4.所有建筑走廊的净空宽度应在1.3米以上；5.公厕应设有带扶手的座式便器，门隔断应做成外开式或侧向推拉式，以保证内部空间便于轮椅进入；6.电梯的入口净宽均应在0.8米以上。

我国的无障碍建设起步较晚。1985年，北京开始对部分街道进行无障碍改造；1989年《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设计规范》由国家计委、建设部、民政部、中国残联作为国家规范联合颁布实施。1991年，北京率先在国内建成第一条盲道。2000年9月，北京市政府颁布国内第一个无障碍设施的地方法规《北京市无障碍设施管理规定》。2001年8月1日，《城市道路和建筑无障碍设计规范》开始在全国实施，此规范将城市中新改建的主路必须铺设盲道等24条作为强制性条款要求在建设中执行。

盲道是由两种带突起纹路的砖块铺成。有条形图案的称为行进盲道，表示这里可以直行；带点状图案的为提示盲道，它表示前面将有路口、障碍或有地形变化。在盲道的提示下盲人可以通过脚底的感觉找到前进的方向，避免盲人与行人相撞,提示路口。

应该肯定各城镇修设盲道，的确是一种社会进步；但令人堪忧的盲道现状却折射出中国残疾人事业仍然存在的窘境。中国人历来有扶危济困关怀弱小的优良传统，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我们的民族性中也存在着无视弱小歧视残障的劣根性。

现在只要人们走上盲道会发现专供残疾人使用的道路缺乏养护，存在着多少缺憾：路面破损，坑洼不平，随意挤占，堆满垃圾和废弃物。

再我们家乡成都，街道所修盲道陷井太多。电杆、自行车、袢石一次又一次的截断了盲道。

武侯区锦绣路“刘一手”火锅店楼下，一排机动车占用了盲道；武侯区盛隆街泰国鱼翅馆和子云亭茶坊门前，也有类似现象，旁边还立了一个交警提示牌：此路段禁止停车，违章车辆将被拖离；广福街12号，浆洗街工商所门外，数辆轿车占用了盲道；双楠路置信购物广场，停放了10多辆轿车，不同程度地占用了盲道；双元街同缘茶坊楼下，数辆轿车占用盲道；广福桥北街、回香阁家常饭馆门口，数辆轿车占用了盲道；北站东一路，盲道被停放的杂物、三轮

研究性调查报告 3 车、电动自行车霸占了。在成都这种盲道忙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一点充分证明了成都人民对于盲道的意识并不强，对于这种行为没有丝毫愧疚，反而变本加厉，本来为方便盲人的盲道，竟然成为了小孩们的玩道，天真的孩子们在上面嬉戏打闹，好不快活，但是这一切的一切为盲人带来的又是什么呢？并不是方便，因为他们必须在上面绕过数不清的弯；并不是安全，因为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开每个陷阱；也并不是快乐，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摔倒为他们带来的不止是身体上创伤。这些看来似乎太过讽刺，但是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创文明城市及残奥会期间的盲道变迁

文明城市称号是反映称是整体文明、和谐水平的综合性荣誉称号，是最具有价值的城市品牌和重要的无形资产；创建文明城市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加快推进城市开发建设的重要措施，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切实需要。广泛深入开发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有利于改善发展环境，增强城市的发展后劲，有利于发挥城市的辐射功能，推进城市一体化进程。

文明礼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做一个现在的文明人，不仅仅是对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是每个公民提升自我、全面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对现代城市的新要求。

由此，我看出，成都在建设文明城市时，将盲道的管理纳入其范围，是对残障人士的关心与尊重，这样就更能体现大家的文明程度的提升。

以“超越”“融合”“共享”为主题的本届残奥运，让残障人士受到更多人们的关爱。

“超越”是核心，是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它体现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和残疾人体育运动会的特点。“超越”传达了残疾人运动员超越生理障碍的勇气和信心，展现了他们的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残疾人克服生活障碍，摆脱心理阴影而参加残奥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对生命，对生活更深刻的理解。

“融合”体现了奥林匹克“团结、友谊、和平”的价值观和中国传统的“天

研究性调查报告 4 人合一”理念，它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融合的三个方面。融合包括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融合，也包括健全人与残疾人之间的融合。

“共享”体现了残疾人与健全人同是一个世界，携手共创未来的崇高理想。“共享”就是让残疾人与健全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社会生活中享有平等权利，在五环旗值得感召下共享奥林匹克盛会带来的欢乐、友谊、梦想与成功，共享社会文明成果。残疾人有权利和健全人一样平等的享受社会、文化生活。

“盲道”顾名思义就是为有视力残疾者专门铺设的人行道。这些年，像这样的专攻残疾人使用的各类设施，越来越多。许多商店、邮局、银行、饭店、等服务性行业专门修设了无障碍通道。

从盲道的变迁看城市文明

盲道就是为盲人专门设计的道路，因为他们的世界中只有黑暗，所以盲道就对他们至关重要。但是一些乱战用忙道德行为却到处都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有在盲道上停放自行车的，在盲道上停汽车的，小商小贩在盲道上卖东西的„„这样的行为让盲人们无法在盲道上正常行走，这些障碍物塞住了他们的去路，有的残障人士还因此受伤。

当有记者问道：“你们知道这样会影响盲人的正常通行吗？”那些只顾自己利益的小商贩说：“这样的路反正修这也是白修，根本就没有盲人从这里过，简直是摆设„„”我想如果有盲人听见了这些话，肯定会很伤心。

从人们对盲道的态度的转变，让我看到了一种人文的关怀精神，看到的是一种对盲人的尊重。盲道的建立对普通人来说或许是一件小事，但是往往小事却能反映出一座城市的形象与文化程度。

这些乱占用盲道的行为，只在过去出现过，而现在，景观大有不同。现在的成都正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成都的大小街巷都在发生着变化，而变化最大的就属盲道了！

从以前占用盲道的行为没有了，那些原本占用盲道的车辆消失了，专门为盲人开辟的“绿色通道畅通无阻了”，我想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一座城市的形象不仅仅是从它的文物古迹、高楼大厦中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细节中看出来，譬如：盲道不再被占用，这也可以从这样的细节中看出来。仅仅从人们自觉自愿为盲人让出道路这种小事，我们就可以看出城市文明的提升。

北京残奥会正在举行，那些专门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无障碍设施体现出了一

研究性调查报告 5 个国家、一个城市对盲人的尊重，也可以体现出这个悠久的文化古国文明素质的提升。

或许残奥会不久便会结束，但我希望在残奥会上体现出来的“超越”“融合”“共享”的理念不会成为过去，让我们携手并进织起残障人士更美好的明天。

小小调查

1.在你身边有残障人士人吗？ A.有B没有C.不清楚

20151050ABC参选人书

2.你帮助过他们吗? A.帮助过很多B.帮助过一些C.帮助过D.暂无

14121086420ABCD选择人数

3.你对他们出行的感受（A.安全B.较安全C.较不安全D.不安全）

研究性调查报告 6 20151050ABCD参选人数

4.你知道我国有多少盲人吗（A.知道B.不知道）

***0参选人数AB

5.你知道我国有多少残障人士吗? A.知道B.不知道

***0参选人数AB

6.你知道我国从何时开始设置盲道么? A.知道B.不知道

35302520151050AB参选人数

研究性调查报告 7 7.你认为盲道和城市的文明有关系吗？ A.有B.没有C.不清楚

35302520151050ABC参选人数

8.你认为有必要设置盲道吗？ A.有B.没有C.无所谓

35302520151050ABC参选人数

9.你见过盲道被占用的情况吗？ A．曾经见过B.现在见过C.未曾见过

20151050ABC参选人数

10.你在看见别人占用盲道时的做法是？

A.上前制止B.心里觉得应该制止C.不管我的事

研究性调查报告 8 302520151050ABC参选人数

调查心得

我在调查中发现，我们周围的人大多不知道我国有多少盲人，也不知道有多少残障人士。因此，我可以看出大家对待残障人士的关心程度相当低，只有极少数的人帮助过很多残障人士。说明有很多人心里面就没有接纳这一部分特殊群体。

但我相信，国家设置忙道就是为了给盲人提供方便。让我们一同来维护残障人士的合法权益吧！

后记

这次的调查让我知道了人们观念正在一步步的改变，通过这次采访调查，我为这座城市人们的素质的提高感到高兴，为这座城市体现出来的文明精神而感到骄傲！从关于盲道的调查中我不难看出，成都离一座真正的文明城市已经不远了！

——林娟 这次调查给了我很大触动！在盲人的世界里没有光明，难道我们要让他们的心也失去那仅有的微亮吗？让他们不断地猜疑，失望甚至怨恨真的是我们所想要的吗？不是！所以让我们一来为盲道做点什么，为残疾人做点什么，为整个社会做点什么吧！

——刘铭

通过这次调查，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从调查中发现，中学生虽然知道盲道建设与文明有关，但却没有真正理解它的含义。所以，现在我呼吁大家要关心身边发生的事，不要一味的只知道读书！

——赖雨萌

在做这次调查时，我颇有感触，残障人士在中国有9千多万，但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却很少看见他们，并不是他们不愿意走出来，看看这个绚丽缤纷的世界，而是一系列“无障碍设施”还没有在中国普及，但我从盲道的发展看到了政府和民众对于残障人士的关心，我感到很开心，我也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了解他们，研究性调查报告 9 真的很感谢这个研究性课题！

——任媛

这一次的研究性课题的调查，我有幸与五位优秀的同学一起完成。通过对“从盲道的变迁看城市文明”这一主题，是我对残疾人有了更真实的认识，不再像以前一样浅薄。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这次调查，使我有了面对问题迎难而上解决它的宝贵经验，所以我非常珍惜这次使我受益匪浅的调查。

——郭昊

老师评语

该组同学的选题，很贴近生活，把握时代。近年来，我国城市文明水平不断提高，在全世界瞩目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中，作为主办方在人文历史待人接物所表现出来的文明水平有目共睹，同时，残障设施方面安全、人性化也受到外界很高评论。这个课题很有研究价值。同学们从盲道这样一个残障设施着手，以小见大去研究发现了解城市文明提升的进程。通过小小问卷，将每个人融入到城市文明之中，学会关心、关注自己身边的残障朋友，为提升城市文明做出了努力。

整个研究活动搜集了大量资料，每位小组成员认真负责的做好自己的工作。在相互探讨、进行问卷搜集工作中也收获了更多的爱心、更多的智慧。通过这次调研，同学们获得了大量社会知识，搜集、整理、筛选信息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良好的展示了团队精神，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附录：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宝贵时间填写这份问卷调查，当前正值我市创建文明城市期间，我们主要针对大家对于盲道设置的了解和关心拟定了这次问卷的内容，谢谢合作。

《从盲道变迁看成是文明》调查小组 ① 在你身边有残障人士人吗？（A.有B没有C.不清楚）② 你帮助过他们吗？

（A.帮助过很多B.帮助过一些C.帮助过D.暂无）③ 你对他们出行的感受

（A.安全B.较安全C.较不安全D.不安全）④ 你知道我国有多少盲人吗？（A.知道B.不知道）

⑤ 你知道我国有多少残障人士吗？（A知道B.不知道）

⑥ 你知道我国从何时开始设置盲道么？（A.清楚B.不清楚）

研究性调查报告 10 ⑦ 你认为盲道和城市的文明有关系吗？（A.有B.没有）

⑧ 你认为有必要设置盲道吗？（A.有B.没有C.无所谓）

⑨ 你见过盲道被占用的情况吗？

（A.曾经见过B.现在见过C.未曾见过）⑩ 你见到别人正在占用忙道的做法是？

（A.上前制止B.心里觉得应该制止C.不管我的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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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长寿65年城市变迁史图文征集启事

“忆梦想，证幸福——长寿65年城市变迁史”

“长寿城中城广场杯”图文/影像征集展播启事

按照重庆市政府《关于加快商圈建设的意见》的要求，“十二五”期间，到2015年，尽快形成区县核心商圈、社区便民商圈和乡镇商圈齐头并进的格局。重庆的商业格局正在或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区县商圈的城市综合体出现大爆发式井喷，区县商圈物业成为新的投资选择。此际，浙商新业投资集团所打造的长寿城中城系列购物广场应势而出，长寿城中城购物广场首当其冲。

按照重庆市政府《关于加快商圈建设的意见》的要求，“十二五”期间，到2015年，尽快形成区县核心商圈、社区便民商圈和乡镇商圈齐头并进的格局。重庆的商业格局正在或即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区县商圈的城市综合体出现大爆发式井喷，区县商圈物业成为新的投资选择。此际，浙商新业投资集团所打造的长寿城中城系列购物广场应势而出，长寿城中城购物广场首当其冲。

在长寿商业变革中，长寿城中城广场具有引领作用。为让人们更深刻了解长寿城市发展进展，特举办“忆梦想，证幸福——长寿65年城市变迁史”“长寿城中城广场杯”图文/影像征集展播活动。

一、举办单位

主办：长寿区委宣传部、长寿区文广新局、长寿区商务局、华龙网 ；承办：浙商新业集团、重庆长寿城中城实业有限公司；

协办：重庆声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长寿文化报；

总冠名：长寿城中城广场

二、征集时间

征稿时间：7月30日—9月5日

网友投票：9月5日-9月15日

评委评选：9月15日-20日

现场颁奖：9月20日（初定）

三、征集对象

范围不限，面向全国征集。

四、投稿内容

1、参赛作品：内容积极向上，须与重庆长寿区65年城市变迁有关，彰显长寿区65年来不同时间段的特色风貌，可以是长寿的自然风景、建筑风格，也可以有关长寿的生活习俗、个人的生活经历等。凡是一切与长寿区相关的图片、文字、影像作品等均在欢迎之

列。

2、投稿形式：文字、图片、影像均可

3、摄影要求：10张以内，黑白（老照片）、彩色不限，画面清晰，主题鲜明，每幅照片配简要文字说明，文件格式为JPEG格式；

4、文字要求：不少于300字（散文、诗歌、小说、言论均可），以word附件发送。

5、影像要求：不超过5分钟

五、投稿方式

1、本活动为公益活动，免收任何报名费，参与者可将参赛作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活动邮箱，注意在邮箱主题中采用统一格式“长寿城中城购物中心杯+作者姓名+作品标题”，也可以将参赛作品递交到长寿城中城广场营销中心。

活动邮箱：cqcsczc@163.com

联系人：杨玉静 电话：023—6275842

2联系人：江雪 电话：023—407183332、凡有博客和微博的投稿者，在将参赛作品发布到活动邮箱后，欢迎再将作品发布到自己的博客里，并在标题前方注明“‘长寿城中城购物中心杯’参赛作品”字样。参与此举的作品将在评选中拥有加分机会。

3、为方便联系，请投稿者在作品后撰写个人简历，并留下详细通联地址、手机号码、常用邮箱和QQ号等；

4、为方便参赛者知道征集活动的及时信息，请加入“长寿城中城购物中心杯”，群号：280824163；同时关注“城中城商业广场”微信公众号：cschengzhongcheng，微信二维码：

六、评审标准

此次活动邀请国家一级摄影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重庆作协会员等专业评委组成评审委员会，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作品进行评选。形式上有新意，代表着长寿特有的发展历程，要饱含感情，其中感情30%，创意30%，内容40%。

七、奖项设置

文图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纪念奖。

一等奖2名（图片、影像一名，文学作品一名）

奖金10000元和城中城购物中心购房券5万元（限购房时使用，可转让，但不能折现,具体规则详见抵扣券。）

二等奖4名（图片、影像2名，文学作品2名）

奖金2000元和城中城购物中心购房券2万元（规则同上）；

三等奖10名（图片、影像5名，文学作品5名）

奖金500元和城中城购物中心房券1万元（规则同上）；

优秀奖20名（图片、影像10名，文学作品10名）

奖金100元和精美奖品一份。

纪念奖若干

价值30元精美图书一本。

另设网友投票奖20名，每名现金奖励200元。

以上获奖者均有获奖证书并赠送获奖图书一本。

得奖名次将视参赛作品质量与数量进行调整，所有获奖者名单将公布于华龙网。活动将在华龙网开设专题页面全面展示展示活动情况。

八、出版展览

1、出版图书

活动结束后，出版《长寿记忆——“忆梦想，证幸福”长寿65年城市变迁史》，由活动策划执行方整理编辑。

2、在活动开展前期和中期、后期，分别在重庆主城观音桥步行街，长寿步行街、长寿城中城营销中心展出。

九、版权事宜

1、所有参赛作品概不退还；

2、作品必须是提交者自行完成的作品，作者对其参赛作品的版权、著作权、肖像权负有全部法律责任。严禁抄袭，否则取消参赛资格。

3、参赛者须配合提供其创作的详细资料，作为日后公开报道和展示之用；

4、为维护参赛者的劳动成果，建议入围者参加相关知识产权保护，作品引发的著作权等争议由作者自行解决，大赛组织者不负责任；

5、获奖作品经人检举涉及抄袭或违反专利等相关法令，执行单位将取消其获奖资格并追回已颁发。、在公告获奖五年内，获奖者及其作品应配合组委会参加相关公益展示活动。

7、此次征集组委会保留日期变更权力，最新消息详见公告。

8、评选结果将在华龙网等各大媒体公开发布，请作者留意各大媒体。

9、“忆梦想，证幸福——长寿65年城市变迁史”“长寿城中城购物中心杯”图文/影像征集启事由征集承办方负责解释。

10、此次活动征集到的作品，其版权、著作权、肖像权归活动举办单位所有。

2014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