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届林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会总结（精选5篇）

第一篇：第3届林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会总结

第3届林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会总结

会议背景与选拔过程

德国林岛举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对世界各国的优秀博士生们具有非同凡响的吸引力，自1951年起，在德国林岛每年都举办一次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邀请一批世界各国以化学、物理、生物和经济为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一批从世界各国挑选出来的优秀博士生和青年科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会是每两年一届。自2004年起，中国博士生代表受邀参加大会。直到2006年，才有3名博士生受邀出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会。今年是中国第二次派人出席，此次派出10人参加，也就是说，算上这次，总共也只有13人参加。

2007年9月，中德科学中心受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以及德意志联合研究会(DFG)的委托，负责在中国4400余名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中选拔10名参会人员组成中国优秀博士生代表团，于2008年8月赴德国林岛参加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大会。西南财经大学此次共获得了8个推荐名额，2007年10月，鉴于本人在科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表现，本人被学校推荐上报中德科学中心审查。经过中德科学中心的严格筛选，我与其他24名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知名学府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进入面试。面试于2008年1月在北京举行，面试委员会由两名德方专家与四名中方专家组成，面试语言为英语。本人最终以总成绩第7名的优异表现从25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被中德科学中心选拔为中国优秀博士生代表团成员。2008年6月，经过德国林岛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基金会对2500名被推荐者的多轮评比，本人最终获得正式邀请，成为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294名优秀青年学者之一，并于2008年8月赴德国参加了第3届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大会。迄今为止，本人是中国西部唯一参加过德国林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会的青年学者。

会议情况介绍

今年第3届林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会不仅邀请了14位经济学领域的诺奖得主，他们是Robert Solow教授（1987年得主），Robert Fogel教授（1993年得主），John Nash Jr.教授和Reinhard Selten教授（1994年得主），Myron Scholes教授（1997年得主），Robert Mundell教授（1999年得主），Daniel McFadden教授（2000年得主），Joseph Stiglitz教授和George Akerlof教授（2001年得主），Sir Clive Granger教授（2003年得主），Finn Kydland教授（2004年得主），Robert Aumann教授（2005年得主），Edmund Phelps教授（2006年得主），Roger B.Myerson教授（2007得主），还邀请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Muhammad Yunus教授，他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被供认为是微型信贷的先锋，因为创造了“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而荣获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

8月20日上午注册，晚上7点到11点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大会的主办方、诺奖获得者、青年学者和煤体朋友们应邀参加。8月21日上午先进行了简短的开幕式，然后4位诺奖得主Scholes, Stiglitz, Yunus和McFadden参与了Panel Discussion，主题是“Systemic Risks in Financial Markets”, 讨论由华尔街杂志的David Wessel教授主持，讨论当中听众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Yunus教授作了“Social Business is the Solution”的大会报告。下午首先是平行进行的诺奖得主的专题报告，我听取了Scholes教授题目为“The Role of Liquidity and Risk Transfer Services in the Economy”的报告，Akerlof教授题目为“Identity and Economics” 的报告，然后我参加了Yunus教授的讨论会。8月22日上午是平行的大会报告，我选择听取了Mundell教授“The Exchange Rate Mess and the Challenge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的报告，McFadden教授“The Human Side of Mechanism Design”的报告，Granger教授“Evaluation of Global Models”的报告，Nash教授“Ideal Money and asymptotically Ideal Money” 的报告，Stiglitz教授“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Lessons for Policy and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Theory”的报告，虽然报告内容相对比较专业，没有完全听懂，但是Stiglitz教授的报告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因此在紧接着下午的讨论会中，我选择参加了Stiglitz教授的讨论，继续享受有关历史上金融危机的发生和有关美国目前次贷危机的讨论。8月23日上午前往瑞典的圣加仑(St.Gallen)大学，参加最后的大会讨论——Closing Panel Discussion，讨论的主题是“Globalization, Technical Progress and Labor Markets——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Bifurcation of Wages and Income”，Solow、Akerlof、Kydland和Fogel四位教授参与讨论，讨论由金融时报的编辑兼首席经济评论员Martin Wolf主持。讨论完毕，午餐以后，我们前往Rorschach港口乘渡轮前往波登湖上的一个小岛——Mainau, 在岛中央的小山坡上是大会主席 Sonja 伯爵夫人的城堡, 抵达Mainau 后聚集在城堡前，大会组织者宣布此次大会闭幕。

个人收获与感受

之一：感受诺奖大师的魅力

在国内，见到诺奖得主并不容易，每次见到总是前呼后拥一大堆人，而且很多诺奖得主的名字也是从教科书上看到，因此在去德国之前，我总觉得能获得诺奖的科学家应该是很严肃而不苟言笑的人。但是，在与多位大师们零距离接触后，我发现他们并不是高高在上，他们都非常随和、平易近人，他们很愿意和我们一起参加活动，讨论问题，和一般人相比他们多的是对科学研究的执着追求和更深的科学洞察力，而他们自己往往会说自己获奖是一种意外，或是有“足够的运气”。在大会期间，我不停的穿梭在人群中，向诺奖大师们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恨不得一股脑的把自己对于经济学的理解和自己的众多疑惑都与他们进行讨论，自己似乎也成为了“追星族”，争着与诺奖大师们合影留恋。

花絮一：欢迎宴会前帐篷外的意外

8月20日晚7点到11点是大会的欢迎宴会，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众多诺奖获得者出现在欢迎宴会上，出现在会场外的帐篷内，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尤其是在等待进入帐篷时，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向Nash教授靠拢过去，这是我第一次这么面对面的与诺奖获得者对话，我忐忑不安的向他谈自己本科阅读他英文小册子的感受，谈看电影《美丽的心灵》的感受，意想不到的是他异常清晰的表示非常高兴在中国有很多他的作品，并且很多作品被翻译中文，成为教材，受大家喜欢。

花絮二：欢迎宴会中的请教

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我的胆子一下大了很多，找准机会，我向McFadden教授请教了一系列的问题。由于McFadden教授具原来是学物理学，后来才搞经济研究的，我结合自己从数学向经济学的转型问了一个问题，希望他给我一些建议，McFadden教授笑眯眯的说学数学很好，如果他还年轻，会去学拓扑学，接着他用他一个中国学生的例子介绍了跨学科的转变应该注意的问题，并一再强调自己转变并不成功。接着我请教了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中怎样给学生讲解二元和多元离散选择模型，让学生更容易接受，参数和非参数的离散选择模型该怎样选择的问题。McFadden教授认真的一一作了解答，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经验，举了一些形象的例子。

花絮三：参加了Yunus教授的讨论会

Yunus教授是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他被供认为是微型信贷的先锋，因为创造了“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而荣获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Yunus 教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很随便，有时还会倚在桌子上，有时会走在人群中，在这样轻松融洽的气氛中，觉得诺奖得主也和平常人一样宜于亲近，甚至比一般的教授更加的坦然、直率。讨论会结束我向教授请教了微型信贷在中国是否可行的问题，当他听说我来自成都时非常高兴，并且告诉我他目前正在从事一个有关四川省微型信贷实验项目的研究，他一再强调在他所设想的模式中，是从每一个个体的角度出发的。

之二：中国博士生倍受关注

林岛论坛，是世界青年科学家展示自己的舞台，有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294名博士聚集一堂。这是一场无声的竞争，各国的青年才俊们在同一个舞台上与科学大师们相互交流，在会上会下的各种场合畅所欲言，他们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他们展示的是国家的实力。虽然中国代表团只有10人，但是我们受到了各方广泛的关注。

在会场内外，在会上会下，在论坛大大小小的活动中，中国博士的身影随处可见，他们抓住一切机会与大师们和国际同行们交流，他们也受到了各方面高度重视。美国、德国等多个国家代表团成员单独与中国代表团进行交流，印象很深的是一名在清华大学留学一年的德国博士，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不少诺奖得主对中国博士们印象深刻，非常乐意回答中国博士生的问题，并且在各种场所经常会提到中国。在为期4天的论坛上，我们还深刻感受到了一股“中国热”，世界各国的经济学们正在热情关注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许多科学家都认为中国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更重要贡献。当诺奖得主举例说明和支持自己的观点时，比如有关金融市场的风险、货币一体化和宏观经济增长等问题，他们都会把中国作为成功的案例进行讲述。同时，正值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其他国家的青年学者和媒体朋友总是在我们面前竖起大拇指，说“No.1”，我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很多诺奖获得者多次访问中国，每次都很惊讶于中国的发展，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非常重视经济科学的发展，只有保持这种势头，中国将会在经济上更加繁荣，更加稳定。

之三：新的开始

回想起来，整个德国之行短暂而令人难忘，它将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次宝贵经历。人生有些难得的经历和体验才有意思，生活才会丰富多彩，我作为老师可以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可作为学生，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机会参加林岛诺奖得主大会，这实在是一种意外的幸运体验。

林岛会议提供给我非常珍贵的聆听世界顶尖经济学家的教诲并与他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使我如此深刻地领略了经济学的美丽和魅力，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经济学精神的神圣和庄严；德国之行也使我有机会置身于一个如此优秀的集体中，从这个集体中我汲取了智慧，还有一种精神和一种信念。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激励我在以后的人生和科学研究的道路上直面挑战，勇攀高峰。

回到学校，新的学期即将来临，自己又要走上讲台。回想自己从学生变成老师，再从老师变成学生，现在既是老师又是学生，我急切的想与自己的学生共同分享这段经历，我想我是不大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了，但谁说我的学生、我的学生的学生不可以呢？我的这段经历对学生们的启发意义会远远大于我自己从中获得的好处。这使我进一步坚定了继续教师职业，从事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的信心，感受大师风采，领悟人生真谛，我正走在向经济学转型的正确道路上，此次宝贵的经历将成为我学术生涯中一个新的开始。

第二篇：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简介及贡献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上）维克里（1914～1996）

生平简介

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美国人，1914年6月21日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193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4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45年起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64～1967年任该校经济系系主任。并于1973～1977年任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1982年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1992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维克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却从不关心货币的价值，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薪水是多少，他曾建议克林顿政府不要去管高达5亿美元的国债。

维克里学识渊博，善于思考，以理论的实践性闻名于世界经济学界。他的主要论著有：《以对风险的反映来测度边际效用》、《累进问题》、《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1996年，威廉·维克里因“在不对称信息下激励经济理论作出的奠基性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维克里以82岁高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崇高荣誉，是自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奖年龄最大的经济学家。由于他年事已高，经不起新闻媒体和亲朋好友等各种应酬的折腾和过分激动，在获奖三天后去开会的途中去世，从而也成为自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以来唯一无法出席颁奖典礼的经济学家。

主要学术思想

维克里第一个最富于创造性的成果，是他对税制结构方面的研究。维克里研究税制结构的最终目的，是要设计一种最优的税收体系。在这个体系里，要能够对多少年来难以平衡处理的竞争性目标———公平与效率予以最优处理。他认为如果只考虑公平而不同时考虑调动积极性，收税人员就会从富人那里收取税金，将其中一部分再分配给穷人，一直到将富人的税收提高到他们认为公平的水平，最后使人们的税后收入大体相等。在这样一种税收体制下，显然不能激励人们发挥自己潜在的劳动生产能力，而是促使人们隐瞒他们的实际能力。因为具有更高的生产率的工人能够挣得更多的收入，但他们各自努力所获得的更高收入会被更高的税率所征收。所以，在这样一个纯粹是追求公平的税收体系下，最具有生产效率的工人将不会十分卖力地工作。在此分析的基础上，维克里提出了21条改革美国所得税体系的建议。他发明了“累积平均制”、“遗产权继承税制”，维克里还对消费税、公司税、政府债券的税收减免、土地价值税等方面有许多研究。

维克里的第二个理论贡献就是拍卖理论。投标或喊价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观点认为，如果交易者双方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那么，市场上产生的均衡结果将是一种无效率的状态。在1961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反投机、拍卖和竞争性密封投标》中，维克里却证明并非必定如此。拍卖是一种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市场制度，它有一系列以市场参与者的出价为基础来决定资源配置和出清价格的明确规则。市场是否有效率，就取决于这些规则是否符合激励相容的约束，能否有效地诱导自利的参与者主动说出他们真正愿意支付的价格。

根据维克里的观点，标准的拍卖分为四类：（1）英式拍卖：低价宣布后，任何递价一旦为拍卖商认可就成为立定递价，新的报价只有高于立定递价方被认可，递价终止后，拍卖物就以等于递价金额的价格拍板成交给最后与最高的递价竞买者。（2）荷式拍卖：初始价格确定后，拍卖商递减喊价，直到有某位买者喊“我的”而接受这一价格为止。（3）第一价格拍卖：即维克里所谓的“密封”或书面投票拍卖，其中最高价竞买者以等于全额投标出价的价格得到拍卖物。（4）第二价格拍卖物：最高价竞买者以等于第二高竞买价的价格获得拍卖物。

1976年，维克里又把英式拍卖推进为累式拍卖，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拍卖与投标理论，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第一，首次研究了密封投标拍卖问题，分析了拍卖中的共谋现象，指出在公开递价英式拍卖中容易产生买者共谋现象，而在密封投标拍卖中，拍卖商与竞买者以及拍卖商之间具有共谋的可能。

第二，对市场激励机制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强调市场规则（拍卖和密封投标竞争的规则等）的制定必然要受到激励一致性的约束，其中市场激励是从交易者的私人信息和交易者参加或不参加交易的选择自由中诱导出来的。

维克里对于投标的研究，其重要性不只局限于投标方面，因为投标方法解决的是，如何在信息不完整或其分配不对称下，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问题，这开创了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先河。维克里对投标与喊价的研究，带动了许多相关的研究，让我们更了解诸如保险市场、信用市场、厂商的内部组织、工资结构、租税制度、社会保险、政治机构等等问题。

（景普文）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下)米尔利斯（1936～）

生平简介

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 A·Mirrlees），英国人，1936年7月5日出生于苏格兰的明尼加夫，与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是同乡。14岁时他就对数学产生了超乎寻常的兴趣，自学微积分。1954年考入爱丁堡大学，1957年，获爱丁堡大学的数学和理学硕士学位，于1963年获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69年，年仅33岁的米尔利斯就被正式聘为牛津大学的教授。1993年与他感情甚笃的夫人去世，为换个环境，1995年起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1968、1970、1976年，他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客座教授。1982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学会的外籍荣誉会员，于1989～1992年荣任英国皇家经济学学会会长。米尔利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为中国学子介绍“通往诺贝尔之路”。米尔利斯预言中国经济增长在10至15年内将持续维持在10%左右。

米尔利斯的主要论著有：《最优所得税探讨》、《人口政策与税收的家庭规模》、《最优税理论》、《贫困危险与公众行为：福利国家的经济》等。199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英国剑桥大学的米尔利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维克里，以表彰他们“在不对称信息下对激励经济理论作出的奠基性贡献。”

主要学术思想

1、“道德风险”与最优激励契约

“道德风险”最早是在保险业中发现的一种现象：一个人购买保险之后就会产生一种依赖心理或思想上的麻痹，以至于反而降低了他防范风险发生的努力行动。保险单实质上是一种契约或合同，它本身就可能改变对投保人的激励，从而改变保险公司赖以生存的概率。承保人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出一种精巧的保险契约，以诱使投保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选择实际上也最有利于承保人的行动。当然，道德风险问题不限于保险业。涉及到契约或合同的其他经济领域也存在本质上相同的问题，即如何处理激励相容约束的分析技术问题。米尔利斯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使这一领域的分析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米尔利斯认为，在经济生活中，经济决策人获得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也是非对称的。并且，获得信息是要付成本的。信息不完全会使经济均衡的性质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影响到市场均衡的状态和经济效率。信息不完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决策人对经济现实中存在着的事实缺乏了解。第二，经济行为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掩盖真实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当经济行为人对经济变量掌握的信息量有差异，一部分经济行为人拥有更多、更良好的信息，而另一部分经济行为人信息不足时，就会导致信息非对称现象。在信息不完全与非对称的经济环境中，如何解决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就成为经济学家们一个重大课题。根据米尔利斯的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人无法观察代理人的行为，如努力程度的大小、机会主义行为的有无，以及条件禀赋，如能力、风险大小、风险态度等。代理人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降低努力水平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来达到自我效用的最大满足，甚至不惜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于是，道德风险问题就出现了。

一般来说，代理人不会采取委托人希望的行动。为促使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投入更多的努力，一定的补偿机制是必须的；或为了诱使代理人透露更多的私人信息，必须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米尔利斯给出了一个激励机制模型。为了避免代理人选择实际的低努力水平或机会主义行为，必须在代理人得到关于状况的信息之前采取行动，即事前提出警告或鼓励：如果产生低于某一限度将受到严惩；相反，如果产出达到某一限度会受到一定的奖赏。事后委托人实践诺言。这样，最优结果可以简单地通过对那些任务完成低于给定限度的代理人施加处罚来达到。米尔利斯据此得出结论：一是若代理人是风险中性者，给他以某种稳定的货币报酬将提供有效的激励；二是如果代理人确信自己的偷懒行为将受到委托人的重罚，代理人就会选择更高的努力水平以避免惩罚。

在经济现实中，激励机制的设计成为经济活动中无处不在的难题之一。一个经济社会的效率高低，关键在于能否设计一套适当的激励机制以诱导经济个体的正确行为，包括真实地透露其私人信息、选择更高的努力水平等。如果设计某种机制或规则能够完成所希望的目标，导致一种资源分配状态，符合帕累托最优或某种意义上的公开，就称之为激励相容。

米尔利斯的主要贡献在于说明：如何设计出一种制度或契约，使之能产生出一种激励机制，让拥有私人信息的交易者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能主动地吐露“真情”，从而实现有效率的交换。正是他的贡献（当然也包括其他学者的一些贡献）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市场制度的认识，特别是对保险市场、信贷市场、拍卖市场、企业的内部组织、税收制度、社会保险等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的理解。从而构成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2、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和教训

2009年11月15日下午，米尔利斯在南京大学作了一场题为《此次经济萧条及其对中国的重要意义》的演讲，在演讲中，米尔利斯分析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四点原因：一是房价虚高和股市神话的破灭；二是众多的金融衍生产品被高估，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三是政府政策鼓励银行过度信贷；四是银行的投资组合产品的失败。

鉴于这次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重大伤痛，米尔利斯总结了四条教训：一是目前的金融系统过于复杂，应该逐渐简单化，金融衍生品太多是不合适的；二是在挽救金融危机方面，不要过多期待银行利率所起的作用；三是政府应对失业率升降反应要更加快捷，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生活；四是一旦出现危机，与其投资长期的、低回报率的项目，不如迅速在提高民众收入方面做出反应。

（景普文）

1996

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 A·MIRRLEES)

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

因在非对称信息下对激励经济理论作出奠基性贡献而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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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略

詹姆斯·米尔利斯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936年7月5日生于苏格兰的明尼加夫。米尔利斯1957年在爱丁堡大学获数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63-1968年在剑桥大学任教，其间曾任卡拉奇巴基斯坦经济开发研究所顾问。1968、1970、1976年出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客座教授。1976-1978年任英国财政部政策最优化委员会委员。1980年出任经济计量学会副会长、后任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米尔利斯自60年代便活跃于西方经济学界，以激励经济理论的研究见长；70年代开始了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成效卓著。米尔利斯在研究最优税制结构、非对称信息结构下最优契约设计、不确定性下的福利经济理论联系等方面造诣很深，成为这些领域的代表人物。

1996年获奖者、激励理论的奠基者

——詹姆士•莫里斯(James Mirrlees)

莫里斯对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最优所得税机制涉及问题上。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对每个人是否有能力是不太清楚的，当能力不可观察时，只能根据收入征税。但如果对高收入的征高税，有能力的人就会假装能力很低，使自己得到好处。因此，由于信息不完全，政府的最优税收行为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莫里斯探讨了政府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如何设计出一种激励性相容的最优税收机制。提出了显示机制原则：解决激励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一种与个人利益相容的方式，引导所有人如实表露自己的信息。通过运用此原则，为动机问题设计最优契约或解决方案变得极为简单。

“道德风险”最早是与保险业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购买保险之后就会产生一种依赖心理或思想上的麻痹，以至于反而减少了他防范风险的努力。道德风险问题还存在于涉及契约关系的其他经济领域。莫里斯以委托一代理人方法对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重新阐述。他的结论是，为了使代理人有足够的激励去选择有利于委托人的行动，就必须在合同的设计中让代理人也承担起一份结果不确定的风险，并从这种风险承担中获得相应的补偿。

——199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威廉·维克里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14年出生于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市，1996年在美国纽约去世。

维克里在欧洲和美国接受了初级教育，1935年在耶鲁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1935-193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1937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开始在华盛顿的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税收研究处工作。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从1946年起维克里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并于1958年成为教授。维克里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尤其擅长税制改革研究。维克里在1992年被选入美国国家科学院，担任美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到1994年为止，他共出版了8本著作，发表了139篇论文、27篇评论，此外还有61篇未发表的论文。

1996年获奖者、在诺贝尔奖光环中倒下的经济学家

——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

莫里斯教授和维克里教授在不对称信息下对激励经济理论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199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新闻公告

维克里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强调累进税制对个人的激励作用，指出设计税收制度将会面临两个方面的动机问题：一方面，政府不能确切地知道每个人的真实能力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二是税收制度反过来又会直接影响和激励相容问题，以便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维克里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拍卖法即维克里拍卖法……维克里在公共部门定价理论方面的成就反映在他就城市公共设施管理方面所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定价体系。他在其研究纽约地铁客运定价问题的经典论文中试图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公共产品的定价体系，希望改进边际成本定价法。

——199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第三篇：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主要贡献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主要贡献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为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Peter A.Diamond)、和戴尔-莫滕森(Dale T.Mortensen)、具有英国和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迪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

彼特·戴蒙德在拉姆齐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著名的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OLG)。正是这个模型所采用的世代交叠研究方法，一举奠定了他在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问题研究中的标杆地位。皮特-戴蒙得以在最优税收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而著名，最优税收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领域。戴蒙得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债务对经济行为的长期影响。此后，戴蒙得开创新性的将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结合起来，对商品税收进行了分析。戴蒙得最近对经济繁荣与衰退的研究，则关注每个生产者行为的“外部效应。”戴蒙得的代表作品有：《社会保障改革》、《税收、不完全竞争与社会保障》、《按时》 等，并即将出版《拯救社会保障：一种平衡的路径》。

戴尔-莫滕森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除劳动经济学外，他还研究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理论。莫滕森最知名之处是他在摩擦性失业理论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从这一成果出发，他进一步研究了劳工移动率和再安置等方面的问题。

皮萨里德斯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他的学术思想主要受森嶋通夫和戴尔-莫滕森(Dale Mortensen)影响，皮萨里德斯的主要学术贡献包括基于失业匹配函数的宏观经济搜寻及匹配理论，以及经济的结构性增长等。他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观经济学的多个领域，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工、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他以搜寻摩擦理论和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皮萨里德斯最知名的学术成就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间交互作用的搜寻和匹配理论。他还推动了匹配函数概念的确立，该函数用于解释某个特定时间段内失业至就业的流动状况，他还是利用这一函数进行经验估算方面的先驱之一。近来皮萨里德斯主要从事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增长的研究。

第四篇：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席勒的获奖感言

席勒：许多人可获奖我从未期待

皇家科学院宣布获奖者后拨通席勒的电话，后者称自己一时“不相信”获奖。

席勒在接受瑞典电视台记者现场提问时说：“我知道有许多人配得上这份奖项，所以我从未期待获奖。”

席勒说，他投身经济与金融领域研究是因为“受到吸引”。按他的说法，金融业是社会的支柱，如果得到适当监管，应在“人类文明中处于核心地位”。

“金融是一种理论，尽管其中有许多有争议的因素，但对社会有用，”席勒说。

被《瑞典日报》记者问及如何看待在一些欧美国家蔓延的金融危机时，席勒说，那反映出“金融体系中的一些错误与瑕疵，我们正在修正”。

“在一些人看来，金融意味着自私和贪婪，其实不必这样看，我们经历的金融危机是一次创伤，但我们正从中吸取教训。”席勒说，“我期待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以服务社会。”

第五篇：201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英文

Award Ceremony Speech Presentation Speech by Professor Per Krusell, Member of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Chairman of the Economics Sciences Prize Committee, 10 December 2011 Your Majesties, Your Royal Highnesses, Laureates, Ladies and Gentlemen，Our national economies are continuously exposed to changes in the world around us.Fluctuations in the economic activity of other countries influence foreign demand for our products;variations in the prices of raw materials influence our production costs;technical innovations change the mix of goods and services demanded.Evaluating alternative responses to these sorts of inevitable economic disturbances is a central task for policymakers.How much, for example, would a particular increase in interest rates or decrease in income taxes affect the nation’s inflation and employment? And how long before those effects would be realised? Macroeconomic questions like these are hard to answer, because they are fundamentally social science questions.Unlike natural scientists, economists cannot look for answers by conducting controlled experiments, at least not on whole economies.We must work instead with the data provided by history.In addition, economies do not behave like mechanical, natural science systems.Nature obeys its laws independently of what governments decide, but economies do not, because economies consist of thinking people.Thinking people are also influenced by expectations about the future.For this reason, economies are also influenced by expectations of future policy decisions not yet made.This makes the co-variations observed in historical data hard to interpret.Does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change in an interest rate explain the subsequent change in the inflation rate? Or is the causality the reverse: did the expected path of inflation generate the interest rate change? In general, how can we distinguish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in a macroeconomy?

Thomas Sargent and Christopher Sims have provided powerful tools that can be used with the data to answer that question.They have developed methods that let us precisely distinguish the effect of economic policy changes from the effect of other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Their work has illuminated the effects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not just for researchers but also for central bankers and finance ministers everywhere.Christopher Sims has focused on the effects of unexpected changes in economic policy.Using a particular form of time series analysis, so-called vector autoregression, he has shown how we can understand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the economy to an impulse like a temporary policy change.Such impulse-response analysis allows us to track how, for example, an unexpected lowering of the interest rate, engineered by a central bank, can affect inflation and employment over time.Based on this contribution, we now know that a lower interest rate implies an immediate, gradual increase in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with a maximal effect after about two years.But it implies no immediate effect on inflation at all.In fact, inflation only starts to slowly increase roughly a year and a half after the interest rate drop, after which it recedes.What we have learned about this process is critical for central bankers considering alternative changes in interest rates.Thomas Sargent's research has allowed u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more permanent changes in economic policy, such as a switch to new government budget rules.This kind of analysis requires a different approach because the historical data offer few examples of systematic policy changes.Indeed, some policy changes being considered may never have been used before.Sargent's approach to such analysis relies on certain aspects of the behaviour in the economy being rather constant-at least, not changing when policy changes.Examples of such constant behaviours are how people trade off leisure and work and how firms trade off different kinds of production inputs.Sargent showed how statistical methods could be used to measure these “universal economic constants” in the historical data and how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economy could be built around them.With such a model,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ers can now conduct artificial laboratory experiments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ystematic macroeconomic policy changes.Dear Professors Sargent and Sims:

You have successfully confronted a fundamental challenge facing empirical macroeconomic research: to disentangle cause and effect in historical data.The methods you have developed are now central tools for economic researchers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our economies work and how they react to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Because your methods allow us to use historical data to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s of changes in economic policy, they have also become indispensable tools for policymakers worldwide.Modern empirical macroeconomic analysis rests on your shoulders.It is an honour and a privilege to convey to you, on behalf of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our warmest congratulations.I now ask you to receive your Prize from his Majesty the 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