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关于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综

第一篇：2011年关于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综

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综述

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综述 作者

张军建、王巍 摘要：

在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上，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围绕“信托与中国”这一主题，对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信托立法与信托法制、信托税制与信托监管、信托产品设计与运作、信托业的现状与发展、信托人才培养与管理等一系列前沿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关键词：信托；信托法；信托业；信托市场

2004年10月16日—17日，由中南大学和上海远景非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湖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在湖南长沙隆重举行。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实施三周年、中南大学信托与信托法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和我国大陆、台湾、香港的300多位嘉宾以及数百名代表齐集一堂，围绕“信托与中国”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此次论坛的开幕式由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周庆柱教授主持，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院士致欢迎辞，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许云昭先生、日本原法务大臣臼井日出男先生、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日本亚细亚大学法学部学部长中野正俊先生、日本瑞穗信托银行副总裁内藤秀彦先生、湖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董事长胡军先生、韩国仲裁人协会理事洪裕硕先生、我国台湾政治大学前法学院院长赖源河先生，先后登台向论坛致辞。论坛期间，共举行了三场大型的主题研讨会，分别由上海远景非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远景先生、中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漆多俊教授、日本信托法专家中野正俊教授主持，先后做主题发言的嘉宾包括：我国民商法专家江平教授、韩国信托法专家洪裕硕教授、我国台湾商法专家赖源河教授、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非银部主任高传捷 1

先生、日本法学家中野正俊教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司司长孙建勇先生、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先生、日本瑞穗信托银行风险管理部部长藤井纯一先生、香港国际资产管理公司执行董事安东尼•郎（Anthony Lam）先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工作委员会巡视员王连洲先生、中南大学商学院院长陈晓红教授、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杨元伟先生、世界银行法律顾问兼美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委员会主席英•怀特（Ying White）女士。

本次论坛还举行了一场大型座谈会，由高传捷司长主持，国内几十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到会并发言。与会者主要围绕当前信托投资公司的改革、信托业的监管、信托市场的培育等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就发表《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宣言》达成了共识。现将本次论坛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

与会者纷纷将目光投向我国的信托理论研究和信托观念普及，并把它们作为我国开展信托实务和发展信托事业的基础工程。

对于大多数学者将民事信托与营业信托放在一起解释的做法，江平指出，应把民事信托与公益信托放在一起作出对立的解释，即我国的民事信托相当于英美法系的私益信托，而营业信托只是以经营信托业务的机构作为受托人的一种民事信托。在日本，虽然学界普遍否认民事信托的存在，但中野正俊在总结大量民事信托判例的基础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托实际上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在性质上仅仅作为判例而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罢了。反观我国民事信托的现状，虽然理论上也认为处于空白状态，但高传捷指出，当前民间已出现一定形式的民事信托活动，如小额财产管理、遗产管理和贵重物品保管等。洪裕硕则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在东亚历史上早已存在与民事信托类似的制度，即大约一千多年前中国唐宋时代盛行的“寄托行为”和朝鲜王朝第十八代显宗时期盛行的“投托”，均属于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的自益信托。藤井纯一结合日本当前在城市再开发事业中运用土地信托的经验指出，以民事信托的方式开展土地信托，要求信托银行更加充分地理解信托制度，并在实际应用中付出巨大努力。赖源河认为，以理财专家为受托人、按照有偿性和商业性的观念来追求利润的信托制度正在逐步发扬光大，信托的商业色彩愈加凸显。目前，学界对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民事信托充满信心。

关于受托人的权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指出，受托人享有“职务权限”和“自身利益的权利”，前者是对信托财产而言的，包括事实行为、法律行为和诉讼行为三方面的权限；后者主要指信托报酬和补偿请求权。关于受托人的义务，中南大学的张军建、王巍从法学角度指出，信托目的应成为受托人一切义务的基础。由于受托人是基于委托人对自己的信任（有合约基础）和受益人对自己的信赖（无合约基础）而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受托人以信托目的为基础对委托人和受益人分别负有信任义务和信赖义务。

虽然早在一百多年前，英美式的信托就已在我国出现，但江平认为，信托事业在我国的发展却历经曲折，信托的制度建设更是空白，信托的观念与运用长期处于误解和歧义之中。对此，洪裕硕也坦言，信托在大陆法系的中国和韩国会产生“异样”的感觉，但他预见，两国的信托制度必将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为国民理财、社会进步和经济腾飞做出积极贡献。王连洲指出，只有使信托制度和我国的法律传统与法律框架得以较好的融合，才能使信托获得我国社会普遍的认可和接受。由上可见，国人对信托的认识还相当滞后，但信托理论和信托实务双重推动的信托观念正在我国迅速普及，我们对此深表期待。

二、信托立法与信托法制

三年前，《信托法》的出台翻开了我国信托发展史的新篇章，为建立本土的信托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三年来，以《信托法》为核心的信托法制框架正在紧锣密鼓的构建之中，并将不断成熟和完善。与会者密切关注《信托法》的解释和完善以及其他配套立法。

关于《信托法》颁布和实施的背景，江平认为，一是民法体系正处于建立和完善之中，尤其是正在制定物权法；二是社会结构处于深刻的变革中，并且经济发展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深刻影响。王连洲则对《信托法》致力于信托制度本土化的有益探索作出了阐释：第一，“信托”概念中用“委托”替代传统信托的财产权“转移”，是为了使国人在传统的财产理念上较容易地接受信托制度；第二，将“委托人”专列一节来规定，是为了平衡信托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和保障信托目的的实现。毋庸置疑，《信托法》对于在我国确立信托制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完善和发展这部信托基本法的道路还非常漫长、曲折。

关于我国《信托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洪裕硕认为，这参考了以往“信托前”的解释论，即设立信托前的债权人可以对信托财产强制执行，但该条中“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的规定则可能被狭隘地解释为“把信托财产作为目 3 的债权设定抵押权”。他建议，对此继续予以探讨。关于《信托法》第二十五条，夏斌认为，仅有原则性的规定是不够的，具体如何“诚实、信用、审慎、有效”管理信托财产，还需要进一步制定行业经营准则，并在信托活动的业务流程、岗位职责、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财务制度以及不尽责履行合同的惩罚等方面制定具体的规定。张军建、王巍认为，“诚实”、“信用”、“审慎”、“有效”之间的含义重叠且界限模糊，有必要在解释时确立各自的衡量标准，以便于执法和司法。关于《信托法》第六十条，江平认为，条文只对公益信托的目的做了性质上的界定，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认定标准，还需要进一步解释。而对于《信托法》第六十二条，他指出，目前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没有明确到位，这使得公益信托管理中的很多事项无从批准，公益信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他建议，借鉴现行《基金会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公益信托的具体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我国仍处于确立信托制度的适应性探索中，王连洲指出，目前的信托法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信托财产应登记而未登记的情况下，法律只规定信托无效，却未明确规定不得对抗第三人；法律也没有直接规定受托人应当承继委托人对信托财产占有的瑕疵；法律对受托人因违反规定致使信托财产遭受损失而对受益人应承担的责任有弱化之嫌。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马亚明建议，尽快通过修改《信托法》确认信托受益证书（合同）作为有价证券的法律地位，以改善目前信托产品的流通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修改建议，对《信托法》的解释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台湾地区信托法制的最新动向，赖源河指出，主管机关为配合实务运作及信托市场的变化，已着手修改“信托业法”，以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信托业法制环境。同时，放宽信托业申请办理新业务的限制，并简化银行申请各分支机构办理总行各项信托业务的手续。内藤秀彦介绍了当前日本信托法和信托业法的最新修改动态：一方面，拓展了信托财产的范围，如对知识产权进行信托；另一方面，扩大了信托业务中受托人的范围，如一般企业作为信托公司经营信托业务。

我国也亟待修改《信托法》、制定《信托业法》以及完善其他相关的配套立法，建立基本的信托法制框架。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期待，通过建立和完善信托法制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信托业“灰色运作”和“一乱一治”的问题。

三、信托税制与信托监管

与会者对信托税制与信托监管格外重视。杨元伟指出，由于我国的信托法律制度在税制主体框架建立时尚未明确，因此目前在税收制度层面，除对证券投资基金（信托关系）的税法适用有特别规范外，对信托活动基本上是按照一般经济活动的相关税法规定适用的，并未针对信托活动自身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在税法适用层面上予以区别对待。税收制度与信托制度的不衔接而产生的制度磨擦已越来越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信托活动的顺利开展。江平认为，目前由税法驱动的民事信托还未成为主流，公益信托也急需税收优惠的支持，以便被广泛地运用。

关于现行税制下信托活动的税法适用情况，杨元伟指出，适用于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收政策是临时性的，具有对象特定、期限特定、形式优惠的特点，是信托税制总体不科学前提下的一个特例，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税制与信托制度不相适应的总体状况。他对建立和完善信托税制体系提出了四点设想：①构建信托税制的五项基本原则（税负公平原则、实际获益者纳税原则、公益信托优惠原则、前瞻性原则和便于征管原则）；②以避免重复征税为主要出发点构建信托税制框架（重点是所得税和财产税）；③优先考虑资金信托活动的税法适用；④对公益信托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明确减免标准。实际上，信托税制的建立和完善已迫在眉睫，相关部门应加强协作和互动。

关于发展我国统一信托市场的监管体制，夏斌认为，当前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银监会和证监会需要进一步统一监管政策；二是要改变以监管银行的方式监管信托公司，对信托公司及信托业务的监管应主要针对信托合同的设立和执行。广州科技信托投资公司的李安民指出，一味模仿美国监管部门对私募证券的监管方式是不妥的，应对信托机构和信托业务实施“分类监管、优胜劣汰”，即对实业类信托投资业务实行“私募发行、公募监管”，而对证券投资类信托实行“公募发行，公募监管”。新疆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马安泰建议，对财产信托不能比照资金信托来监管，应放松限制；并提议成立信托投资银行，使信托公司成为银行的控股公司。江西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裘强指出，在当前信托业发展缓慢和信托公司盈利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应处理好监管与发展以及“疏”与“堵”、“管”与“放”的关系，做到“以监管促发展、在发展中监管”，确保信托公司的专属业务有稳定的盈利模式。他还建议，尽快制定《信托业法》，通过法治化为信托公司的经营确立稳定的预期。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任葆燕认为，信托监管应当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金融环境，不应在信托业务方面 5

歧视信托公司；监管部门不仅应控制信托公司的经营风险，还应降低政策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孟辉和中国科学院的杨如彦提出，银监会应鼓励信托公司自愿地进行信用评级，并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资格认证，明确信用评级的方法和结果。同济大学的高红霞、王刚认为，由于信托机构和信托资金集中于发达的东部，如果没有政策的倾斜就会出现日益严重的“马太效应”，因此银监会应通过放开地域限制等方式对欠发达地区提供政策支持。关于当前信托监管的六大热点问题，夏斌认为，第一，资本充足率可以作为监管信托机构的参考性指标，但绝对不能作为主要指标；第二，现阶段除严格依法允许以公募方式从事证券投资基金业务外，其他的资金委托业务应以私募方式为主；第三，应取消委托理财200份合同的限制；第四，应对委托理财资金采取严格的第三方托管；第五，应逐步取消信托机构设置分支机构和开展异地业务方面的限制；第六，应对信托机构实施不同于银行的监管费收取标准和方式。

对于建立和健全养老金监管（信托型）体系，孙建勇指出，应确立标准化的运作流程，制定信息披露制度，明确有关监管部门的职责，完善协同监管体制，并建立危机处理机制。高传捷认为，现行监管规定的原则性条款较多，监管机构应指导和监督信托公司依法开展真正的信托业务，并加强诚信建设，积极防范风险，实施分类监管，严格规范高风险业务的操作模式，完善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和信托公司的治理结构，建立“多管齐下”的监管模式。中国信托业协会成立后，在加强行业自律、协调行业内部和外部关系、联系信托机构与业务主管部门、维护和促进信托业的健康规范发展等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监管部门可能会把一些涉及信托公司内部的微观制度委托给信托业协会来制定。我们深深期待，专业化的信托监管能不断推动信托机构和信托业务的发展壮大，使我国信托业早日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大金融支柱之一”。

四、信托产品设计与运作

与会者对当前信托市场中信托产品的设计与运作（包括其他相关服务）提出了许多想法。关于民事信托在我国的应用，江平重点阐述了在家庭领域和商业领域的运用，前者主要体现在有效率地财产管理上，以解决我国目前财富管理分散化及由此造成的巨额损耗和浪费，如“家庭信托”；后者则至少在四个方面大有可为：第一，与职工福利或退休制度结合的信托业务；第二，与金融机构中长期债权结合的信托业务；第三，与其它金融商品结合的信托业务；第四，与不动产结合的信托业务。

关于信托投资公司以“优先股”的形式投入实业权益性投资项目，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陈柳青认为，这不失为一种上佳的选择。虽然以“优先股”的形式投资于目标公司暂时还没有《公司法》的支持，但法律空白意味着该行为未受限制，因此可以通过信托合同或目标公司的章程加以约定。关于信托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作用，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王辉指出，信托公司应以咨询业务为切入点，积极开展并购经纪人、买方或卖方（地方政府或微观企业）的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并购融资、并购信用监督等金融服务。关于国有股权的实现方式，湖南大学的肖海军在学界已有的授权经营、代表人经营、信托投资机构经营和流动化经营之外，提出了兼具财产信托和股权转让双重特征的国有股权债权化经营，以推动国有股权的减少和退出。关于开展房地产信托，中泰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吴天然介绍了六种操作方式，即投资经营型信托、权益融资型信托、直接债务融资型信托、间接债务融资型信托、混合融资型信托和财产信托型。关于日本的土地信托，藤井纯一指出，它能适应城市再开发的现状，应尽可能地激励受托人活用土地信托，并不断降低重复缔约的成本。

关于信托融资，陈晓红认为，可以通过“过桥贷款”、发售信托计划、信托公司自行收购等方式为企业并购重组提供融资；另外，信托参与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MBO），不但可以隐蔽地提供融资，还可以对整个交易中各方的利益提供保障。吉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张兴波指出，从信托产品创新模式及核心竞争力看，传统的单

一、封闭式“融资型”及“债务型”信托产品设计模式，正在被诸如开放式信托、“伞型”信托、可赎回信托、产权租赁信托、“贷款＋股权”组合信托等新的多样性和“权益型”信托模式所取代。中原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尹泓认为，信托公司应在信托业务方面共同联合、相互合作，克服目前规模相对较小的不足，携手经营大的项目，从而在与银行、证券和保险的竞争中争取较为有利的地位。重庆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的何玉柏认为，应正确处理“代客理财”与“代客融资”的关系，注重提高信托业务的效率和业绩，形成稳定的客户群，并在组合投资的基础上分散风险。

我国正依据全球化、现代化、资本化、市场化的原则改革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加快养老金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孙建勇指出，养老保障基金的性质是信托财产，要通过改进基金管理方式建立起信托型的基金治理结构。①建立受托管理制度，全国社保基金由全国社保理事会担任受托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由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担任受托人，企业年金基金由企业年金理事会或法人受托机构担任受托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拟由省级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担任受托人。②引入基金托管制度，全国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已引入第三方托管，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也将引入第三方托管。③委托专业机构投资，开发养老金投资产品，实现保值增值。李安民指出，信托机构应充分依托信托产品的创新和信托业务手段的组合，逐步由单一佣金型资金信托模式逐步过渡为共同受益型的资金信托模式，由固定回报型资金信托转变为管理佣金和投资绩效挂钩的浮动型资金信托，由债权型融资信托转变为以股权型投资信托为重点，共享信托财产运用和管理产生的信托收益，实施投资驱动的信托模式。总之，信托产品的设计和运作应秉承信托原理，面向社会大众，有效地防范风险。

五、信托业的现状与发展

当前，我国信托业正处于关键的转折期，与会者对以信托公司为主导的信托业的现状与发展深表关注。王连洲强调，信托业对于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弥补传统银行信用的不足、促进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完善金融功能、引进外资和技术、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充当推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试验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胡军指出，当前我国信托业面临的外部环境虽已发生明显改善，但仍存在信托法律体系不完善和信托业务需求滞后的问题。他建议尽快完善配套制度，并呼吁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能够更多地支持信托业的发展，肯定信托机构在国民经济

建设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对其给予更多的褒扬性宣传。针对信托公司的整体经营状况，高传捷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对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内部控制不完善，公司资产质量不高，经营活动中存在违规行为，等等。

关于我国信托业边缘化的趋势，李安民指出，①信托机构仍是银行的补充，仅发挥着拾遗补缺的作用；②信托产品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信托利润仍未成为信托公司盈利的核心；③相同业务范畴和同质化客户的竞争对手不断涌现，信托业遇到了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基金业的强有力挑战；④信托受益权凭证作为有价证券的法律规定未明确，限制了信托机构业务的规模化与规范化。对于我国信托业的市场定位，张兴波指出，信托的核心制度定位应该是中长期金融信用，资金和财产信托应该是信托的专属与核心业务，私募型资金信托今后将成为主角，信托业应按照“集团综合、法人分业”的模式构建金融（信托）控股集团。

对于目前信托公司面临的“信任危机”，夏斌指出，信托公司的安全运行不能完全依靠自律，也不能把个别公司极个别的违规行为扩大化、普遍化，视为整个信托业的问题，从而进一步要求全行业的整顿和采取停滞信托业发展的措施。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的冯司光建议，重塑信托业的形象，消除个别违规行为对整个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变社会公众对信托公司的“坏孩子”印象。华宝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郑安国认为，应切实维护信托业的地位，捍卫信托公司的专属业务，对信托业进行整体规划，充分开发信托业的资源，避免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的王炳南认为，应正确认识和评价我国信托业的发展历程与外部环境，并建议加强对信托业的正面宣传，创办《中国信托报》或在金融类报刊上开办信托专版，及时介绍和推广信托业内的有益经验。胡军强调，应树立发展信托业的信心，找准行业定位和主业定位，坚持信誉为本、诚信经营，以高水平的服务代人理财。王连洲认为，长期以来，信托业处在社会多方的打压之下，致使整个行业屡遭创伤、元气大伤，甚至招致社会对信托业未免有些苛刻的思维对待。虽然整顿后的信托投资公司在经营业绩方面并不逊色于其他金融同业，但给社会留下的“坏孩子”形象至今没有大的改变。究其原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决策管理层面的，也有业务经营层面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在的。

关于台湾地区信托业办理信托业务的现状，赖源河指出，均由银行兼营信托业，主要经营的业务项目以办理金钱信托、担任股票及债券发行人签证人、保管业务、提供有价证券发行、募集之顾问服务为最多。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邓举功将信托公司的“财技”归纳为一个中心与四个方面，前者指有效、持续地控制风险，后者指业务发展定位策略、项目评估与筛选、方案设计和融资手段。他认为，信托公司的财技实质上是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的一种微观层面上的比较竞争优势。张兴波认为，我国信托业急需转型：第一，要坚持市场化原则和商业化经营理念，确立受托理财的新思维；第二，要从粗放经营向集约化和规模经营转变；第三，要实现由间接金融业务向直接金融与商业中介服务信托业务转变；第四，要强化金融风险和安全防范意识。尽管我国信托业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但整体上已进入“稳中求进”的迅速扩张阶段，我们对中国信托业满怀希望。

六、信托人才培养与管理

信托人才的培养与管理是信托业发展的基石。王连洲认为，要推动信托业进一步发展，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就急需培育信托人才。高传捷指出，我国现有的信托业机构的人员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与开展信托业务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尽快改变这种局面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具有国外优秀资产管理企业工作经历的人员，从而引进资产管理的经验、风险防范的理念与技术等。中野正俊倡导，中日两国在相互尊重各自传统、文化和法意识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共同打造信托研究的平台，培养高标准的信托人才。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对我国现有的信托人才培养和管理表示忧虑，人才短缺和流失的双重问题已成为制约信托业发展的瓶颈。

关于我国当前信托业的人力现状，张兴波指出，信托从业人员的经营意识和理财观念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变化，信托公司的用人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不到位，经营方式相对粗放。信托公司必须从过去依赖增加人员数量的“外延型扩张模式”转向依靠强化内部管理和提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内涵型成长模式”。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童恺建议，监管部门应尽快制定《从业人员行业操守规则》，在人员管理方面完善规章制度。邓举功认为，虽然现阶段贷款类信托品种简单且管理费较少，但对于锻炼人才具有不可忽视的阶段性作用，可以为今后有意识地逐步转变资金运用方式奠定基础。关于台湾地区信托业的人力现况，赖源河指出，大多数的信托从业人员均已取得信托专业资格，信托业界都在不断提升所属人员的专业职能；主管部门委托“信托业商业同业公会”办理资格审定。反观大陆目前信托从业人员的整体数量和质量，与现有的业务需求和人们的期望值之间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人员培训、教育和储备的任务还异常繁重。关于以客户关系管理为基础的信托经纪人营销服务模式，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李忠诚指出，建设信

托经纪人队伍应注意三个问题：首先，制定奖励明确的管理制度，完善培训和考核等配套制度；其次，防止信托经纪人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客户利益，影响公司的形象和品牌；最后，提高服务的技术含量，以巩固专业优势。基于香港受托人行业的经验，安东尼•郎提出了一些选择受托人的技巧：第一，依据信托目的来选择受托人；第二，多重目的信托可以由多类专业受托人来共同处理；第三，应区分信托的结构和预期，注重受托人的知识背景和业务经验。

上述经验对当前信托人才的培养与管理具有启示意义，应认真地总结和汲取信托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经验，为我所用。监管部门、信托机构、科研院所应该携手培养信托人才，共同建立和完善我国信托人才的教育、考试、认证、培训、选拔、管理等制度，夯实中国信托大厦的根基。

注：本文全文刊载于《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一期你好哦啊，更多相关资料请联系QQ 1634189238

第二篇：中国信托专家30人论坛·2012

让金融

家 看

得更远

中国信托专家30人论坛（拟）

5月12日·北京

【论坛背景】

中国信托业近两年获得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2011年资产规模达4.8万亿，成为不可小觑的金融新生力量。自“一法两规”颁布以来，信托业逐渐走上规范、稳健、持续的发展之路，行业的新生，离不开信托监管机构的大力推动，也离不开所有信托人的努力和奉献。展望未来，中国信托业的确是万里长征才迈出第一步，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

2012年，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将十分复杂和敏感，信托业经过前两年的快速增长，也需要调整步伐和节奏，尤其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大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控制风险，为下一步发展夯实基础，显得尤为迫切。从大的资产管理的角度，信托公司如何实现业务转型，成为真正的资产管理中流砥柱，已成为信托公司急需解决的战略问题。

应该说，中国信托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尚不完善，信托业务监管和信托公司发展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探讨，因此，设立能促进信托业制度完善、监管提升、公司业务发展的非营利性学术组织，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论坛简介】

中国信托30人论坛（以下简称论坛）是由信托业有识之士于2012年4月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以《当代金融家》杂志为载体的学术群体。论坛聚集了具有国内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致力于中国信托理论和实务研究的一批著名信托专家和行业领军人物。

论坛以公益性、学术性为原则，组织年会、举办信托制度及信托理论研讨会、举办信托业务研讨会及对外交流等学术研究活动。

【论坛宗旨】 为完善信托制度建言，为推动信托发展献策。

【论坛理事会会】论坛理事会是论坛的核心，负责确立论坛宗旨，决定学术研究重点，对论坛的工作规划进行指导和监督。

【拟邀论坛总顾问】江平

刘鸿儒

【拟邀嘉宾】蔡锷生

柯卡生

【拟邀论坛成员】

吴晓灵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夏

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让金融

家 看

得更远

李

钢

国办秘书二局 何宝玉

全国人大法工委 王利华

财政部金融司 刘建钧

发改委金融司 边志良

人民银行条法司

王丽娟

中国信托业协会专职副会长 李招军

银监会河北局副局长 陆泽峰

证监会 杨华柏

保监会

蒲

坚

中信信托董事长 邓红国

中诚信托董事长 吕益民

国投信托总经理 姚江涛

中航信托董事长 朱立教

苏州信托董事长 华伟荣

无锡信托董事长 潘卫东

上海信托董事长 孟

阳

深国投信托总经理 宋成立

平安信托总经理 崔进才

长安信托总经理

周小明

中国人民大学信托研究所所长 张军建

中南财大

刘少军

中国政法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 秘书长：李哲平

《当代金融家》杂志主编

【论坛年会】

中国信托年会，是论坛每年一届举行的重要会议，是信托行业的具有“风向标性质”的会议。参加年会的除论坛全体成员外，信托业务相关的政府机构、信托公司监管部门、信托公司、金融研究及学术机构、从事信托业务的其他类金融机构、企业、专家和主流媒体也应邀出席年会。年会由论坛理事会会确定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发表专题演讲，并围绕主题展开自由讨论和交流。年会还对论坛工作进行总结，确定下一的工作内容。

时间：每年的12月-1月份的某一个周末

地点：可以选择不同的省市举办，结合当地政府和信托业发展情况

媒体：《当代金融家》将全程、大篇幅报道本次年会的总结与展望，经验与思考。

论坛内部研讨会

年中内部研讨会：每年7月举办 季度研讨会： 每年4月/9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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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研讨会，是论坛的一项重要工作，每年举办3—4次，会议主题由来自信托机构的论坛成员提出建议，论坛理事会审议确定。论坛内部研讨会仅限论坛成员和特邀专家参加。将针对信托公司具体业务问题展开讨论，加强论坛成员之间的经验交流，服务于成员单位的产品创新、业务开拓、渠道建设和风险控制等。内部研讨会是闭门会议，部分成果经编辑可在《当代金融家》杂志发表，以扩大业界影响力。

时间：3月、7月、9月 地点：

合作与交流

将借助《当代金融家》平台优势，和其他专业论坛和组织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论坛成员单位和政府部门、其他金融机构及企业的联系，扩大视野，推进业务合作。

《当代金融家》信托栏目

栏目定位：既有制度探讨和理论研究的深度，又有关注业界发展、报道主流信托机构及优秀信托领军人物的鲜活；既是业界交流的思想平台，也是向全社会介绍信托、推广信托的窗口。

策划重点：

1)专题报道:每年推出一个信托业封面报道，40个页码，对信托业的焦点问题进行深度挖掘。

2)实务报道:以论坛赞助单位为主，正面报道信托公司业务发展主流，对行业发展持肯定态度，希望在信托公司战略转型、管理优化、业务创新、风险控制、内控建设等方面，树立行业典型，引领积极向上的信托文化。3)理论研究:任何实践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邀请对信托有深入持续研究的行业顶尖专家担任专栏作家，撰写文章，向深度挖掘，提升栏目的影响力，为读者提供深度阅读和思想滋养。

第三篇：第五届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

第五届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执行方案（6月9日修改版）

<拟>

一、论坛背景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传统的出口导向和粗放型发展的经济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全国经济工作中心。与此同时，转型与变革也成为刚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全球经济的主题词。

在转型与变革的大潮下，企业与雇员、企业与股东、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政府、企业与环境，所有的企业关系面临重新定义；合作与竞争、价值与责任，一切的商业逻辑也须重新诠释。

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发起，业已成功举办了四届，旨在搭建中外企业文化交流的平台。第五届“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以“战略转型期的企业变革与文化创新”为主题，聚集商业领袖、专家学者以及各界精英，从企业文化的视角，探讨中国企业发展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二、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三、论坛主题

战略转型期的企业变革与文化创新

四、核心议题

1、全球经济秩序重建中的新价值观；

2、低碳经济与企业社会责任；

3、从国际经验看企业文化演变创新;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企业文化创新。

议程

6月23日

07:30—08:45自助早餐

（地点：珠江宾馆一楼龙凤宫）

一、09:00—12:00论坛开幕式及论坛主题演讲

（主持人：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斌地点：珠江宾馆会议中心礼堂）

（一）09:00—09:30论坛开幕式

1、主持人宣布论坛开幕，介绍与会领导和嘉宾，宣读李铁映贺信；

2、广东省领导致辞；

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同志致辞。

（二）09:30—12:00主题演讲

【9:30-10:00 】

1、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后危机时期经济形势与企业应对；

【10:00-10:40】

2、美国兰德公司经济学家柯睿：中国有效参与全球新兴经济的机遇；

【10:40-11:20】

3、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贸易保护主义与外向型企业战略调整；

【11:20-12:00 】

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战略转型期的企业变革与文化创新

Student Presentation:

Student A: Introduce 美国兰德公司(RAND)in English

Student B: Introduce Tianjin Binhai New Area(TBNA, 天津滨海新城)and Tianj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TEDA，天津经济发展区)in Chinese

第四篇：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

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

2011年，在国际经济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的趋势下,中国城镇化率突破50%，发展成果举世瞩目。然而，城镇化背后隐藏的问题正在显现。未来，中国将如何培育与发展中小城市、破解农民工融入城市难题、实现城镇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最核心、最紧要的是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要着力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通过新的制度设计，恢复农村生产要素、资源参与市场平等交换的权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指出。关注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次论坛主要围绕“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社会融入”、“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绿色城市发展”等重点、热点问题展开了多视角、深层次的探讨。

在“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方面，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李铁指出，户籍制度从简单的二元化的城市关系演变成多元化被行政区域分割的公共服务体制，已成为解决当前农民工融入社会的最大难题。他认为，首先要厘清改革方向，然后从户籍管理制度、中央财政体制、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才能实质性推动农民工融入社会。

在“城市规划”问题方面，原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局长、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刘太格指出，中国大中城市的城市规划缺乏因地制宜的定位精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以上海为例，上海市目前城镇人口已达户籍人口的85%以上，但这种“高城市化率”却带来了新矛盾，如土地资源稀缺、利用率低，相比不断增长的需求和日益严峻的能源压力，与常住人口高速增长相对的城市运行与公共服务压力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已在中国大多数城市显现。

完善城乡平等要素交换

在城镇化发展方面，彭森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5亿多人，去年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这确实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但总的来看，中国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仍明显滞后，不仅结构上低于多数处于同等发展阶段国家，同时城镇化的质量也亟待提高。

因此，下一步，推进城镇化要实现三个目标：首先是要城乡规划发展要求一体化；其次是实现城乡之间的要素流通一体化；再次是实现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其中要着力完善城乡平等要素交换关系，推进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的基本公共服务改革。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之所以难以破解，关键在于城乡的要素交换关系不平等。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要素流通的规模迅速扩大，城乡之间要素交换不平等、流向不平衡的问题有所加剧。因此，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最核心、最紧要的是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要着力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要通过新的制度设计，恢复农村生产要素和资源参与市场平等交换的权利。

而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建立起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推进征地制度的改革。现实的征地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尽管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当中也发挥了作用，但也带来了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矛盾，以及对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不够和建设用地粗放的问题。

彭森指出，应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来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必须以保护农民利益和集约节约用地为原则，加快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积极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

同时，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还要着眼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十二五”时期，特大城市、大城市要根据实际鼓励具有稳定收入，并在城市居住了一定年限的城市转移人口给予优先落户。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放宽户籍的限制，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和定居的门槛，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表面上是户籍问题，本质上还是要改革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项保障、各项社会福利制度。核心是让进城的农民和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

此外，还要深化财税、金融、投资、社会管理、行政体制等改革，不断地探索适应并促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链接：发言摘录（来自： @城市中国网 @冯奎）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发言：

1、现在城市是快速机械式膨胀。

2、城市规划必须对土地有感情，才不会摧残美丽的土地。

3、规划是种价值观，是种艺术。

全国人大常委、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所长蔡眆发言：

1、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点在2013年，刘易斯转折点是2004，区间只有9年，而韩国有40年，中国未富先老。

2、中国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是9000美元，也进入减速区间。

3、必须提高人力资本含量，为此必须解决教育公平化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发言：

1、目前新农民工85%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

2、即使没有户籍改革，这些新农民工也会留在城市。

3、工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农民工融入社会是农民工融入问题的关键。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发言：

重点就最近的户籍改革没有放开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做解释。他认为：

1、目前中国重点需要发展中小城市。

2、特大城市已到承载极限。

3、特大城市原住民与新市民存在利益博弈。

4、未来户籍价值会越来越低。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发言：

土地城镇化是人口城镇化1.85倍。且其中2亿无户籍人口不能充分享受城市用地。1，要增加城镇人口特别是定居人口。2，对城市土地用地极限进行管控。3，对三横2纵，22个城市群施行差异化政策。4，开展增减挂钩，防止人地分离。5，建立集约用地评价机制。

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主题发言：

1、目前中国城镇化如果按照户籍城镇化口径来计算，那么会下降1／3。

2、黑龙江是中国粮食第一大省，但去年中国粮食进口已经达到1200亿斤以上，超过黑龙江产量的1140亿斤。

3、城乡统筹应该是城市支持农村，而非城市再占农村便宜。城镇化率过半，是里程碑。但快速能否持续?过去是低成本强行推进，多方面欠帐，迟早要还。以往集约性不够，国际比较差距大。资源要素的承载能力不可持续。

中国如此快的城镇化率，是建立在几个低成本的因素上，包括土地的低成本、劳动力的低成本、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欠账、相当一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障残缺不全，以及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低于城市扩张速度等。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主题发言：

1、日本和中国工业总产值差不多，但日本只用了1600平方公里，而中国用了5万平方公里。

2、工业用地太便宜是原因之一，工业用地只有住宅用地价格的14%左右。杨伟民指出，我国人多地少，山地多平地少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更加集约和高效地利用城镇土地，要控制开发强度。我国城镇化用地的空间结构也不合理，主要特征是分散的县和乡镇工业开发区过多。必须控制开发强度，全国3.6%的开发强度已经不低。要调整空间结构。工业用地偏多。分散的工业园区太多。要构建两横三纵战略格局。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杨雄发言：

1、上海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已经到85%。

2、上海土地资源紧缺。

3、上海同等面积土地产出只有纽约的1／29，香港的1／14，集约化用地水平需要提高。

4、上海目前是先富先老。上海60岁以上人口已经高达30%以上。

5、有学者认为上海人口承载极限是2500万。

链接：城镇化发展风向逆转？

“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已远远超过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3月25日，就职一个多月的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即指出，要高度警惕城市发展中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而控制城镇用地规模是解决办法之一。

代表着全国土地指标的掌管者，胡存智此番表态是否暗示着国土部在土地供应上的新风向？而仅仅9个月前，时任国土部总规划师的胡存智还表示不能减缓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这180度的逆转是自相矛盾还是另有释义？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并不认可胡存智前后表述的矛盾性，“这个放缓城镇化并不是放缓真正城镇化的速度，而是指减少城镇化土地供应。虽然现在减少城镇化用地会有推动房价的可能，但更多是从保护耕地的角度出发。”一位国土部政策法规司人士告诉本报记者，胡存智接替贠小苏出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即是出于保耕地这一目标，“这也是国土部当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杨保军同时指出，减少土地供应，并不会影响城镇化进程。“土地城镇化只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还有人口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等，许多合并后的城镇只徒有其名，而没有让人民享有城镇的实际福利。”杨保军认为，只要各地方政府还在追求GDP和城镇化率，城镇化发展速度就不会减慢。

链接：土地城镇化过快危及国民福利

从我国城市发展20年的数据来看，城市建成区快速增长，但城镇集聚的人口明显滞后，造成了城镇过度扩张、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城镇用地增长的弹性系数大大超过了合理预值。

土地城镇化速度过快，既有可能显性或隐性，也有可能主动或被动侵蚀18亿亩耕地红线，触及中国粮食安全底线，同时也有可能因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造成城市土地供应因寅吃卯粮而逼近土地供应底线，导致未来年代土地限供或断供，恶性推高地价，继而恶性推高房价，使房地产业的发展不可持续，使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战略推进不可持续。从而危及国民的基本福利：食和住。

因此，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今年3月25日在上海指出：要高度警惕城市发展中土地城镇化过快的现象。他认为土地城镇化速度和人口城镇化速度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值，这个比值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约在1∶1.12之间的预值范围。

土地资源极度短缺与浪费，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在中国同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土地资源浪费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土地资源约束，土地城镇化过快过度消耗水资源与耕地资源，严重恶化了粮食生产的自然资源保障。

数据显示，2010年底，中国人均耕地不足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

2、发达国家的1/4。但中国却存在非常普遍的各种浪费土地的现象。2008年全国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达1.231亿亩，工业用地开发强度明显偏低，容积率一般只有0.3~0.6。我国大中城市人均综合用地已超过120平方米，对照国际上的大都市，东京人均综合用地仅78平方米，香港才37平方米。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大中城市的人均综合占地，包括道路、广场、工厂在内，大概在70~80平方米，重庆、上海等大城市只有60多平方米，而目前我国大中城市人均综合占地一下子扩展到120平方米以上。很多城市出现了大马路、大广场、大草坪、大立交。中部地区一个人口仅21万的国家级贫困县在2010年年中确定的城市发展思路中，提出县城新区框架却要扩张至32平方公里。

相对于土地的大量被城镇化，我国的人口城镇化速度和产业增长并没有相应提高，不少农村集镇由于村镇规划严重滞后等原因，新建住宅大部分集中在村庄外围，而村庄内却存在大量的空闲宅基地和闲置土地，形成大量的“空心镇、空心村”。农村集镇土地浪费同样严重。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的专家在湖北、山西、广东、河南、宁夏等地的30多个行政村进行了调查，他们以大范围村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估算表明，我国村镇空置面积超过1亿亩，相当于全国耕地总量的1/18。

我国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是土地快速城镇化过程，伴随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房地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但其背后必然是以农业土地资源大量消耗为代价的。本来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由路径，但因为伴随这个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土地价格的极度低廉，人为推升了圈地的冲动，助长了土地浪费、非集约化开发的模式。

城镇化的表象是城区面积的扩大，但其实质是有效城镇化的人口同步向城市聚集和迁徙。同时还表现在城市自身的建设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提高，而这些要容纳大规模资本投入、形成集约化生产条件和提供大量人口集中生活所必须的基础设施、交通条件、住房容量、公共建筑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建设周期。

因土地快速城镇化，城镇化建设缺乏长远规划和积淀，土地开发低效，加上被城镇化人口有效积累不足，不但造成了目前的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指标和城镇住房困难群体的比重明显不相称，很多住房资源又被闲置，同时又会为未来城市短期内再次大规模拆、改、扩、建埋下引线，造成新一轮的资源浪费。这些都会严重损害国民的福利。

虽然土地快速城镇化在危及国民福利，但城镇化之路还是要走的，因此探索城镇化健康发展之路犹未为晚。国土建设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提出要加快人口集聚，加强控制城镇用地规模的过快扩张。如通过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用地的极限，来促进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通过设立城市的发展边界和有条件的建设区，以优化城市布局；通过约束城乡建设用地的总量来开展增减挂钩，防止人地进一步的分离，从而化解土地快速城镇化所造成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城市利益与农村利益的不断升级的矛盾和冲突。

土地的城镇化，像一面镜子，既照见房地产业的发展，也照见国民基本福利的未来。

在中国这场持久并影响深远的农村土地城镇化运动中，我们希望“成归城，富归土！”

第五篇：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金融信托业务的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首批成立的信托公司之一，是新中国金融信托业从起步到规范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人和实践者。2000年3月增资改制成为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参股的有限公司，2002年3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重新登记，2007年实施公司股权重组，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人。同时，按照信托新规的要求，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换发了新的《金融许可证》。公司注册资本金14亿元人民币。北京信托始终恪守“谨慎、诚信、尽职、创新”的理念，坚持防范风险、合规经营、持续创新、稳健发展的方针。在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建立了日臻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拥有高素质、专业化的业务管理团队；具备雄厚的产品研发、创新实力并已形成卓越品牌；建立了涵盖各类业务操作流程、内控制度在内的较为完备的风险管理体系。在信托业内，公司以自身雄厚的综合实力位居前列，为投资人创造了安全、稳定的财产增值收益，成为广大投资人（委托人）值得信赖的金融机构。公司为中国信托业协会会员、理事单位。

2002年3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北京信托重新登记，公司获得了新型信托市场的准入资格。在《信托法》的规范指引下，公司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原有信托业务的清理，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迅速开展了以“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为职能，以资产管理为特征的新型信托业务。2002年9月，北京信托面向社会成功推出首个新型信托产品-北京朝阳商务中心区CBD 信托计划，其标志着以新型信托业务为核心的业务创新工作在北京信托全面展开。在随后的几年内，公司信托核心业务不断创新并加速拓展，截至2008年末，公司受托管理的信托财产余额为621亿元，是新型信托业务起步初期受托管理信托财产余额的30倍。自2002年开展新型信托业务以来，公司管理信托财产规模累计达2000亿元，累计开发信托项目829个，到期的569个信托项目全部安全结束，累计分配信托收益63亿元。与此相适应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经过2007年公司新的战略重组，使得公司股权结构不断优化，以合规和风险控制为核心的内控体系不断健全。北京信托已经成为一家资产质量高、流动性良好、抗风险能力强，以追求并实现投资人、受益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拥有众多高端优质客户资源的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