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管理理论与思想的发展演变

第一篇：20世纪管理理论与思想的发展演变

２０世纪管理理论与思想的发展演变

随着历史的进程，管理的含义、内容、方式及特点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综观20世纪管理理论与思想史，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其演进分以下几个阶段。

20世纪初至30年代：科学管理阶段（古典管理理论的形成）

这一阶段对科学管理作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有：

1)“科学管理之父”——泰勒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德瓦尔钢铁公司总工程师泰勒致力于企业管理改革的研究，创造了一套科学管理方法，并于1911年出版了理论著作《科学管理原则》，提出以计划、标准化、统一管理作为三条基本原则来管理生产，代替以往的经验法则，从而奠定了科学管理的理论基础，标志着科学管理思想的正式形成，人们称之为“泰勒制”，泰勒也被誉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由于“泰勒制”的推行，使美国当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3倍，对世界的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泰勒的追随者也对科学管理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亨利·甘特，创造了“甘特图”，提出了“劳动报酬奖金制”等；弗兰克·吉尔布雷在建筑业中研究发展科学管理，在动作研究、工作简化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埃默森，著有《十二条效率原则》一书（1912），被称为“效率大师”。

2)管理理论之父——亨利·法约尔

亨利·法约尔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他的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当中，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管理理论；①将管理职能与经营职能分开；②提出了组织经营的14条原则；③提出了能力与管理层次对应的原则（法约尔法则）；④提出了合理管理幅度的原则以及在一定范围内同级下属可自行协商相关问题的法约尔跳板原则。此外，法约尔还提出了对管理者素质和知识的要求。法约尔所提出的上述管理的理论要素和原则，对后来的管理理论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很多方面直到今天仍然为管理工作者所采用。

3)组织管理之父——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创立了行政组织设计理论（又称古典组织理论），因而被称为“古典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主张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正式的、非人格式的“理论的行政组织体系”，他认为这是对个人进行强制控制的最合理手段，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形式，而且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他的这些思想体现在其著作《社会和经济理论》之中。

此外，詹姆士·穆尼在与赖利合著的《组织原则》一书中，提出“协调、等级、职能”三原则，并提出管理是指导、激励别人的方法和技术，组织是把各种不同职责联系成一个协调的整体的方法。有突出贡献的英国著名管理专家林德尔·厄威尔，把泰勒、法约尔、穆尼等人的理论联系起来，系统化，并提出管理的计划、组织、控制三职能和预测、协调、指挥三项指导原则。

科学管理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对人的心理因素考虑很少或根本不去考虑，这是科学管理的最大缺陷。

30年代到60年代：行为科学理论及管理理论丛林的发展阶段

行为科学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这时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需要更先进的管理方法。此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加之科学管理思想阶段及其管理方法不注重人的因素常导致管理效果欠佳，这就促使管理学家们从人类行为的角度对管理进行研究，提出了各种行为科学管理理论。这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

埃尔顿·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麦格雷戈的“Ｘ—Ｙ”理论

这段时期，除了行为科学理论得到长足发展以外，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对管理的见解，形成了管理理论纷呈、流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1961年美国管理学院院长孔茨把各种管理理论划分为6个主要学派；①孔茨为代表的“管理过程”学派；②杜拉克等人的经验主义学派；③麦格雷戈等人的人性行为学派；④巴纳德等人的社会系统学派；⑤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⑥马克兰特为代表的数理管理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到了80年代初发展到十一大不同学派，孔茨称之为“管理理论丛林”。

1961年，菲根鲍姆博士提出了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并出版《全面质量管理》一书，引起了管理学界的重视，并得到广泛的应用，取得明显效果。

60年代至80年代初，以战略管理为主的企业组织理论发展阶段

60年代之后，由于环境变动剧烈，越南战争爆发，加上汇率浮动，美国经济内临石油危机，外遇崛起的日本及欧洲的挑战，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管理学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出现了战略理论的研究。例如，安索夫《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开创了战略规划的先河。到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则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书中将战略管理明确解释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为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对企业全部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规划与指导”。同时，论述企业组织与外部环境的著作还有劳伦斯等人的《组织与环境》（1969），提出公司要有应变计划，以求在变化及不确定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卢丹斯的《管理导论：一种权变学说》（1976），其核心是要根据组织的实际情况，即按不同形势、不同的企业类型、不同的目标和价值，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选择最好的管理方式，认为普遍适用的万能管理理论方法是不存在的。权变理论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其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日益为管理实践所证明。还有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1980）可谓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顶峰，其许多思想被认为是战略管理理论的经典，并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深远影响。

80年代至90年代初：企业再造理论与企业文化管理理论

进入80年代后，管理学因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在管理中作用的凸现，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企业组织愈来愈不能适应新的、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管理学界提出要在企业管理的制度、流程、组织、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创新。美国企业从80年代起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重组革命”，日本企业也于90年代开始进行所谓“第二次管理革命”。其间，企业再造（也称组织重组、流程改革）风潮相当流行。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由迈克尔·哈默博士与詹姆斯·昌佩完成，他们在其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宣言书》（1993）中阐述了这一理论：要使现代企业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确立时间、质量、成本、服务的优势，必须对业务流程进行重新设计的根本改造，以适应竞争、客观环境变化、顾客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要。企业再造的首要任务是企业流程再造，系指以组织过程为出发点，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和一项活动的价值贡献，运用现代信息科技手段，将人力及工作过程彻底改变，重新建立组织内各层关系。

此外，对企业再造理论作出贡献的还有日本学者小林裕，著有《企业经营再造工程》（1993），完成了日本管理学界对这一时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美国的特蕾西·高斯、理查德·帕斯卢卡等也有所建树。

“企业文化”管理理论是80年代中期产生于美国，源于日本80年代初的经营管理的成功。当时日本的企业文化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如终身雇用、年薪制度等各种福利，让员工对公司产生极大的向心力，从而以踏实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促进了日本企业的蓬勃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管理学者的关注，是全球普遍重视的战略管理之一。研究者和提倡者普遍认为，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生存、发展成功的关键，反映了当代企业管理的客观要求和发展趋势。

90年代以后：全球化及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管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信息与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获取这些资源提供了可能；顾客的个性化、消费的多元化决定了企业只有能够合理组织全球资源，在全球市场上赢得顾客，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这一段时间管理理论的研究发展更加活跃，影响较大的有学习型组织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

学习型组织理论是1990年由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提出来的，他强调营造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发挥员工的创造性，建立有机的、柔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作为“教师”的领导者应提高员工对组织系统的了解能力。学习型组织包括五要素：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改变心智模式、自我超越、系统思考。企业如果能够顺利导入学习型组织，不仅能够达到更高的组织绩效，更能增强组织生命力。学者阿里·德赫斯在《长寿公司》一书中也指出，成功的公司是能够有效学习的公司。他认为，知识是未来的资本，只有学习才能为不断的变革做好准备；此外，罗勃特·奥伯莱与保罗·科恩合著的《管理的智慧》中描述了管理者在学习型组织中的角色的变化，他们不仅要学会管理学习的技巧，还要使自己扮演成学习的领导者、师傅和教师的多重角色。

除了学习型组织理论外，90年代还有一个热点——知识管理理论。知识管理是网络经济时代的新兴管理思想与方法，得益于90年代的信息化蓬勃发展。知识管理的思想结合互联网建立入口网站、资料库以及应用电脑软件系统等工具，成为企业积累知识的财富，创造更多竞争力的新世纪利器。知识管理的代表作是杜拉克的《知识管理》一书，其主要内容是要在组织中建立一个量化与质化的知识系统，让组织中的信息与知识，通过获得、创造、分享、整合、记录、存取、更新、创新等过程，不断地回馈到知识系统内，最终成为组织智慧的循环，从而在企业组织中成为管理与应用的智慧成本，有助于企业作出正确的决策，以适应市场的变迁。

知识管理只有让知识与创新、管理、组织相结合，知识才会成为生产力。时至今天，知识管理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是目前的热门话题。

结语

纵观20世纪管理科学的发展史，尽管学派众多，理论纷杂，但基本上是按互相联系的两条路径演进的。一是组织理论研究：从经济人组织向社会人组织、自我实现人组织、文化型组织、学习型组织的演进；二是管理方式方法的研究：从科学管理方法向行为科学管理方法、管理科学方法、流程管理方法、信息和知识管理方法的演进。这两条路径的演进反映了工业时代的管理经历形成、成长、成熟各阶段开始向信息时代的管理转变和改型。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行为科学、战略管理，还是企业再造，或是知识管理等依旧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无论是哪一种管理理论和思想，都是围绕管理的核心问题：“效果”而展开的，对于今天的企业改革，没有哪一种理论已过时或无用，应结合各自具体情况与环境，兼收并蓄，有选择地取舍，灵活应用。这样才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自我，这才是我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所在。

第二篇：管理思想演变读后感

《管理思想的演变》读后感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近几年引进的比较成功的全面系统介绍国外管理思想演变的一本著作。作者丹尼尔·A·雷恩博士是这方面的权威，曾任俄克拉何马大学哈里·巴斯企业史文献收藏馆馆长。他还担任过美国南方管理协会主席和管理学院管理史研究部主任，并曾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执教。鉴于管理思想从林里长期以来龙蛇混杂的局面，作者以自己多年的管理从教及学术研究经验，对从古至今的管理思想进行了梳理总结。该书的问世，在当今管理学书籍市场各类良莠不齐的理论著作泛滥的情形下，历经时间的洗炼，已成为深受各类读者喜爱的管理思想领域的权威著作。

作者在对管理思想从早期到现代的总结整理中，首先对每一时代的管理思想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进行了简要说明。并且本书从开始到结束，都始终以这一综合背景为平台来探讨各类文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价值影响力下的管理理论，此外，对人性特点的在不同时代的挖掘及演进的关注，也直接影响着各个时代的管理学家对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认识。

综观全书，我们能认识到，管理活动最初起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在早期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人们狩猎采集食物的生活过程中就已经有了集体合作。保存至今的古代宏大建筑和劳动分工情况下制作出来的精美的工艺品也表明了早在数千年前古人就已经掌握了丰富的管理技能。至工业革命，大萧条，二次大战，及新一轮经济腾飞再至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下的知识经济，随着整个社会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关注，对人和组织关系的深入研究，管理学理论也相应发生着以下演变：早期带有蒙昧和残酷色调的关注利润而忽视人的个体的地位理论学说；到工业革命后的关注员工技能、员工效率以及工人罢工冲击下劳资双方关系的改善；到重视非生产性因素，关注人性的心理及情感需要（当然，这种转变的深层前提仍然是资本方为了企业的利润的提高）；到对管理的一般理论的提出和总结；到关注个人与组织的和谐关系为主，根据各自的特质将二者进行有效结合，形成一种适合外部环境的组织文化；再到随着其他学科的引入，计量、统筹学直至计

算机技术的采用，技术手段的提高越来越不是问题，而是整个管理过程中人际关系的整合，员工思想和学习能力的开发，以及管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有序化、可衡量性及可预测性。

从今日管理学学习者的角度去直观管理学，管理必然包括个人、组织、管理过程和方法。本书的贡献就在于作者对管理学对这几大因素在上百年来从简单到复杂，从直观经验到科学实践和系统总结的演进进行了简明易懂的概括和说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早期提出的理论相较于今天就不再有适用性，管理学的进步本质上是对人性研究和人性管理方法研究的进步，而人性特点的最大特征就是稳定性，昨天的某些管理理论今日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可供我们借鉴和用来进行思想碰撞，以产生新的灵感。下面，具体的说一些在我读完该书后，对作者所描述的一些管理大师的思想的认识：

泰罗：美国《财富》杂志编辑汤姆.A.斯图尔特在1997年说：泰罗主义的精华不只是苦干，不断重复的和狭窄的工作种类。这个人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极力主张管理工作不仅要使用鞭子，更要运用知识；承担复杂的工作，应用智慧，找出能更简单、更快捷、更出色地完成它的方法。抛弃泰罗是很时髦的事，但更重要的是，要记住科学管理不仅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而且在保护劳动者的尊严上都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仔细阅读泰罗的著作，你就会发现，片面的理解泰罗的管理方法，而认为只是加重了工人的工作强度是不公平的。因为泰罗的也许看上去有些苛刻的要求还同样放置于资本方身上，这其实是泰罗要求劳资双方一种全新理念的确立。在他那个时代普及这种理念是不现实的，但其影响力却非常深远，直至今天大多数企业仍将其作为企业文化及人际关系调整的基本前提。

马克斯.韦伯：他主张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韦伯认为这是对个人进行强制控制的最合理手段，是达到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形式，而且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他的这一套思想体现在其著作《社会和经济理论之中》。韦伯的影响就在于在他跳出了其他管理学者仅是关注个人的能动性，而使人们更深入的了

解了组织的作用和提供了一种更新的研究视角。

梅奥：20年代末产生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危机，在美国，罗斯福政府从宏观上对经济实施管制，管理学者们则开始从微观上研究硬件以外的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影响因素。以梅奥为首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与西方电气公司合作进行的霍桑实验(1924-1932)，得出结论——职工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存在“霍桑效应”等。这引起了管理学者对人的行为的兴趣，从而促进了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该理论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与组织行为，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对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效果)的影响作用。行为科学理论在这一时期颇为盛行，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到今天依然非常著名的理论成果包括:

1.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即人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求、安定或安全的需求、社交和爱情的需求、自尊与受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当某一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该需求就不再具有激励作用。在任何时候，主管人员都必须随机制宜地对待人们的各种需求。

2.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把影响人员行为绩效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前者指得到后则没有不满，得不到则产生不满的因素，后者指得到后则感到满意，得不到则没有不满的因素。主管人员必须抓住能促使职工满意的因素。

彼得.德鲁克：彼得.德鲁克是一位著作颇丰的管理学大师，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他认为使组织避免失败的关键在于其创新精神，即发现新的或更好的产品，为新旧产品发现新的消费者或用途，用更具竞争力的方式生产、定价、分销产品或服务。德鲁克最先发表了组织目标这一概念并创造了“目标管理”（MBO）这一词汇。德鲁克认为管理者的工作是以完成达到企业目标的任务为基础，管理者应该受他所要完成的目标的指挥和控制，而不是受制于老板。目标管理将取代驱使管理，控制应该是自我控制而不是来自上级的控制。针对当时学

院派研究盛行的情况，他和他的学生提出管理要尤其重视实践，这对当时整个学术界摆脱合理化都起到了提醒的作用。

在回顾了管理思想的过去后，在本书的最后，雷恩博士根据当今社会形势的变化预测了未来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从管理的一般理论而言，计划进一步发展为战略管理，人事调配成为人力资源管理，控制则成为各种活动的循环过程和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与发展，而个人价值要求目标的内在化同组织以控制手段取代控制目标的矛盾将长期存在。而其对当今社会纷繁复杂的管理思想的判定归类标准则依然是贯穿于整书的人性假设的变化和经济、社会政治价值动力影响。

第三篇：管理思想的演变

《管理思想的演变》读后感

我选读的是美国作者丹尼尔•A•雷恩著中国学者李柱流等译，1986年版的《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考察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本讲将介绍许多当代管理概念的起源，并说明管理概念是如何响应组织和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还介绍许多当前管理所面临的趋势和问题，以便将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说明管理是一个不断在发展的领域。丹尼尔•A雷恩的这本书主要介绍了管理学从萌芽开始直到现在的演变历程，本书分为四个部分：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现代。这本书有两个着重点，一个是管理思想，一个是演变。书中除了介绍我们日常所熟知的管理名家及其管理思想外，作者也叙述了贯穿在整个管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中那些不太出名的人物，他们或多或少的提出了一些新的管理思想（相对而言），或者在其实践过程中对后来的管理名家产生了影响，作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我们对管理思想有一个连贯的认识过程，而不像以往我们学习的那样一个个断断续续的明珠。在另一方面，作者在论述管理思想的同时，也介绍了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管理名人他们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等，这样便于我们更好明白这些管理思想产生的条件，也方便我们理解他们的思想。

在读书过程中，我发现本书的条理很清晰，内容的叙述方式也比较简洁，虽然也是讲述管理思想的，属于理论性的东西，但是它并没有像国内众多的理论书籍一样枯燥乏味，给人一种轻松的愉悦。关于书中的一些理论似乎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也许是作者有意的让我们自己从书中描述中自己总结吧，这对我们也是另外一个意义。《管理思想的演变》不愧为一本名书，读完此书后，我对管理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接下来我将谈谈读过此书后我对管理的一些认知和个人看法。但由于本人知识有限，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可能显得肤浅，如有不妥之处，万望斧正。

管理是一个古老而又恒久的话题，只要有人群存在的地方就必然会有管理。但我觉得在我们研究管理的演变和发展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管理是什么；第二：管理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管理是世界上最难定义的概念之一，不同的管理学派和不同的管理学者都给管理下过不同定义，目前有关管理的定义多达几百种，但这些并不重要，就像物理学和经济学一样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有给他硬生生的定义，我们要弄清楚的是管理的本质和其基本职能以及其系统理论。而对于管理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至今仍存在不少争议。雷恩在书中提到，在五六十年代，管理界就对管理是否达到了作为一门科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同时不少学者为使管理成为一门正宗的科学而努力。在科学管理时代和前期的社会人时代，管理应该是被当作科学的，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管理理性的原则和严谨的理论，在此后随着人的因素逐渐受关注，管理的硬性较为下降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出现，人们对管理作为科学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并提出了管理的艺术性。而从现在管理学者的理论看来，他们既看到了管理的艺术的一面又看到了管理的科学性，菲德尔的权变理论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我个人认为管理既是艺术同时也是科学但其科学性要大于其艺术。作者的本来目的也是要介绍管理的，但他没有把管理的概念，职能等一些一般教科书上都会介绍的关于管理的知识再次搬出来。而是选择了关于管理思想的演变。这其实更能让读者去了解管理。因为，在了解了管理背后的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一系列因素后，作者更容易去了解管理的发展的源，也就更能加深对管理的理解。

1.中西方的管理渊源不同。西方的管理来源于最古的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

典。这显示了西方的人是认为人生来是邪恶的。需要用一系列的法规来进行约束

和制裁。而中国的管理则来源于儒家的“仁”。这种思想认为人性是本善的，人的行为可以用一系列的道德规范来进行约束。而遵守道德规范的人是会受到尊敬的。这种区别导致了中西方的进步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发展走向了中庸和

封闭。而西方的发展则走向开放和具有创新的精神。

2.管理是与一系列的因素相关的。管理的发展，往往都是源自于科技的进步，由于技术的提高，往往导致生产单位的规模发生变化。这将导致原有的管理模式

无法适应单位的规模于是需要有新的管理模式和办法。管理的发展与人的思想的解放也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人的思想的解放，管理者在管理员工时，往往要考虑

出了金钱以外的许多其它的因素。这便对管理思想的发展有了需求。

3.研究管理的人的角色在发生着变化。古代的思想家是作为管理思想的先驱

出现的。之后的一段时间，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于管理思想的发展。而在科学

管理时代，工程师和数学家则成了管理思想研究的主力。当代的管理则成为了一

门专门的学科。这是一门融贯多种内容的学科。包括工程师，数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等都参与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而由于这许多方面专家的综合研究，使得

管理科学的发展日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自法约尔的管理五项职能的提出。

管理围绕着这五个方面，已形成了一门相对完整的学科。

4.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我更加感到了管理对于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管理的思想的跨越发展都与一些社会的大的事件相关的。例如，十六世纪的地理

大发现，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管理在这时候也由于宗教改革的进行而得到了迅

速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则使得科学管理和人际关系管理思想的到了极大的发展。管理思想的发展同步与经济的发展，并对经济的继续发展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的主要内容。管理活动自

古以来就存在，“管理活动即发挥某些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取、分配和利用人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作者一开始就把管理融入在文化的范围来

研究的。作者所研究的文化的范围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文化的经济方面是指人同

资源的关系）、社会方面（社会方面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人与人的体系）和

政治方面（文化的政治方面是指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它包括为建立社会秩序和保

护生命财产而做出的法律和政治的安排）来进行的。雷恩把管理的发展历程划分

为四个阶段：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当今时代。

奴隶制扼杀了人的个性，封建制度则紧紧地把人束缚在土地上，在那个时

代管理就是统治阶级凭仗其通知统治的地位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对被统治阶级，管理就是对被管理人的一种硬生生地控制，人们普遍对管理持有狭隘的看法。后

来在欧洲的文化新生的影响下，管理哲学在工业化前后阶段有了巨大的发展。例

如，出现了查尔斯•巴贝奇有关生产技术分析和工厂的人事思索，罗伯特•欧文有

关工业化对人的影响的探索和亨利•瓦农•普尔研讨的制度化问题。但是，到了十

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泰罗科学管理的出现，管理才形成了公认的系统理论。以

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强调如何通过优化作业来减少不必要的程序来实现效率的提高并要求工人与管理者相协调。在泰罗的科学管理之后，相继出现了以亨利

•法约尔为代表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行政管理理论。亨利•法

约尔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关于管理的五大要素或五大职能——即计划（探索未

来，制定行动计划）、组织（建立企业物质和社会的双重结构）、指挥（使人发挥

作用）、协调（连接、联合、调动所有的活动及力量）和控制（注意是否一切都

已按已制定的规章和下达的命令进行），这一思想已成为认识管理职能和管理过

程的一般性框架。

再者就是他提出了14条管理原则（分工原则、权威原则纪律原则、统一命

令原则、统一指导原则、共同利益优先原则、奖酬原则、集权原则、等级链原则、秩序原则、公平原则、人员稳定原则、主动原则、团队精神），这些原则至今仍

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而被称为组织管理之父的马克斯•韦伯则创立了行政管

理理论，其主要观点：企业组织的管理应该是理性化而且应包括：

(1)分工明确；

(2)按等级原则安排职位；

(3)用正式的程序来甄选员工；

(4)正式的规则和制度；

(5)职业导向；

(6)非人格化：组织的控制和规则的实施具有 一致性等特点。

以上三人为主要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的假设上，他们都有较为严密的理论，把人当作是谋取

经济利益的工具以追求效率为主要目的，管理中带有较大的硬性。

科学管理出现以后，管理思想便有了更加飞快的发展，梅奥从其著名的霍桑

实验中得出人是“社会人”的观点，对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古典管理理论

提出了挑战。“社会人”时代认为物质利益并非人的主要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

和自我发展比物质的满足更能激励员工的积极性，人的因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

视。在“社会人”时代，管理的各个方面在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如马斯洛需

求层次理论（包括自我实现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生理的需要 五个层次）和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激励-保健理论）

双因素理论等有深远影响的理论。但这一时期管理思想显得有些混乱，管理理论

四花八门，出现了人际关系理论、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团体力学等理论，研究管

理而产生的不同学派的理论越来越多，对管理概念的定义、对管理职能的分类更

是门类繁多，管理哲学出现了某些“混淆”的痕迹，以至后来孔茨提出的“管理

理论的丛林”。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确是管理思想活跃的时段，大有“百家争

鸣”之势，这一时期的管理一大进步就是从“经济人”的一般车间管理逐步走向

组织高层管理以及人成为了管理中最受关注的因素。

进入当代管理阶段，管理显得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带有“硬”性。民主式、参

与式的管理越来越得到强调，对组织中人的因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组织文化理

越来越成为影响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概而言之，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组

织的“新人道主义”。这个时期主要的管理理论有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X理论

和Y理论、佛雷德里克•赫茨伯格的激励—保健理论、利克特的“9.9管理”和

菲德尔的权变领导模式以及系统管理理论等。显然，当代管理少了一些“硬性”

多了一份人性，它们对人的假设越来越人性化，不像以往那么极端——他们更多的是认为人既是经济人同时也是社会人。不少管理学者提出了要把个人的目标和

组织的目标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发展和组织的发展综合起来，要在组织中营造一

种和谐的人文氛围。当代组织逐渐走向民主化、扁平化和人性化。此外，现代管

理者对管理的认识越来越理性，他们认为管理并不存在一种最优的模式，而更强

调一种情景管理和权变管理，我认为这是管理思想在质上的一次大飞跃。

以上是我对本书的粗略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管理的哲学和思想已经发生了复杂而有深刻的变化，但不用疑问它的每一次前进和飞跃都是站立在前人的胳膊上的。然而，研究管理的发展史不仅是为了知道前人说过什么、做过什么，管理经历了一些怎样的演变，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了解管理思想的演变历程来更好的指导我们现在的实际工作。正如雷恩所说“编写本书的目的是要根据文化环境来研究管理思想从而不仅了解管理思想的过去和现在···研究过去有助于更合理和更有条理的了解现在。”

管理思想的演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管理思想已发生过了巨大的变化。同样，现在管理思想也社会的不停的运动而处在不断地演变之中，那么接下来的管理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我认为管理公认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人事管理等几大职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他们的内容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必然产生相应的变革。计划是管理的一项最基本的职能，不同的管理学派虽各有其理论但五一不把计划看作是管理的第一职能，我们估计计划在未来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它仍然要求管理者为实现某一目标或使组织朝某一方向发展而制定详细可行的计划，当然它将随着人们对应付未来不确定性的理论和方法的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而继续演变。以往的组织都是建立在经济增长、资源丰富和人员之间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的，但未来的可能要面对的是一种经济停滞、资源短缺和人员间存在巨大冲突的局面，因此组织将发生较大的改变，但不管如何它继续遵守这样一种古老的规则：提供组织结构而又不压制人们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既达到组织的目标和达到个人的目标，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维持组织的活力。至于未来的领导和控制将仍然是一个棘手的话题，由于人对自身价值认同感的提升和人自我发展的要求，领导将更加注重人性的特点，控制将是一种“软性”控制，而这两者都呈现出越来越人性化的趋势。由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员工的空暇时间和个人收入也将会增多以及员工自身追求的提升，人力资源管理也将是管理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可以预测未来的社会价值和政治需要将会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

管理思想的演变史是一部人类对管理哲学的探索史。过去的实践为未来提供了历史的教训，为未来将要留下的足迹留下了基础和指导。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前人的根基上的，对于未来我们无法看得太清，对未来的预测也只能是一种无力的预测。管理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必然要取决于其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管理的车轮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继续前进以便来应付那个最古老的话题——分配和应用稀少的资源以满足人类社会多方面的要求。

第四篇：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演变

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演变

作者：张丰

指导老师：王凤珍

摘要：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党经过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发展思想，把中国的发展和发展观不断推向更高的境界。党的发展思想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分析和研究党的发展思想的演进过程，对于我们今后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继承；发展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部活动的主旋律。重视发展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一贯的思想。审视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演变，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变化，而且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

一、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为什么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认识到了发展的重要性，主张把发展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对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落后就要挨打”到“发展是第一要义”的过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根本目的就在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对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进行总结，他告诫全党要树立“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意识，他指出若不发展生产，“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要失败。”[1]1428他多次强调：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就是要提高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2]1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分析“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和巨大发展。1979年3月，他断然提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3]163政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体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

作者简介：张丰，男，安徽宿州人，安庆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2届本科毕业生.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讲社会主义，“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4]137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 “发展才是硬道理 ”的著名论断。

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989年6月，他指出：按照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积极稳步地发展国民经济，始终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2000年他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2002 年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5]538。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历史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只有加快发展，才能坚定人民跟党走的信心，才能坚定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必须始终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胡锦涛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创造性地把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始终抓住发展这个主题不放松。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胡锦涛还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二、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为了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人民是历史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之一。在中国，广大人民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主力军，在新的历史阶段，广大人民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依靠力量。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是广大人民群众。而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经历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的过程。

毛泽东的一生，无不是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其理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6]138他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邓小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评价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1992 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三个有利于”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落脚点和归宿，因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最终要落实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来。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7]257

江泽民把对以人为本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2000年以后，江泽民对以人为本的认识更加深刻，这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三个代表”之中。“三个代表”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求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胡锦涛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并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8]

三、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怎样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关于发展道路的认识：从“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除了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理论指导外，在实践中，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也有密切联系，因此，苏联成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借鉴对象，参照苏联模式，我们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这对中国发展观的形成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建国初期，对我国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当时我国刚刚走出战争局面，政治上急需稳固政权，经济上要恢复正常生产，满足人们基本生存要求，外交上又要抵制经济封锁。于是，要求我们在短时间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时，计划经济模式恰恰可以满足这种需要。这一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过于单一；中央对计划、财政、物资、干部等包揽过多，统得过死，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太小；过分强调条条管理，割断了各地区的不同部门、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波、匈事件的发生，也表明照搬苏联模式是不成功的。

毛泽东看出苏联发展模式与苏联发展观的问题，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和突破，认识到中国必须要确立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第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刘少奇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调查的基础上，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针；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十个方面关系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全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第二，中共八大的胜利举行。八大在正确分析和阐述建国后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原则。这主要表现在：提出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经济建设必须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稳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方针；着重提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第三，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一系列方针，并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的“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做到了实事求是，符合当时我国的国情，是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领导集体丰富了毛泽东“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于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以全新的政治视野进行理论创新，回答了当代社会主义高难度的历史性课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

第一，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作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解决了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当代中国基本国情这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并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研究、解决当代社会主义一切重大问题的最基本依据，成为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第二，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其意义已经超出中国一国范围和单纯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它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找到了最佳的运行机制，而且对今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命运，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

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首次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认识，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的主要奋斗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不仅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第四，提出了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邓小平科学地判断了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表现形态，明确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方法和步骤，由此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五，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所面临的历史机遇。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所作的科学判断，既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崭新的时代内容，又为我们准确地把握时代脉搏和契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明确的指针。

此外，邓小平理论还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坚持“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局之下，加强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等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形成了博大

精深的科学思想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陷入困境的历史背景下，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初步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概括为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大基本问题），是系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向前快速稳定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而后在党的十五大上又对社会主义本质论作了科学定位。明确指出这个理论的提出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同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联系起来，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些理论加深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主要是在不断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什么给出了

(二）关于发展目标的认识：从“四个现代化”到“四位一体”

一个简要的回答：“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毛泽东又几次重复提及这个思想。在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他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里，他再次提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以

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第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3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路线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设想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打下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经过50年即十个五年计划的奋斗，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后提出的第一个比较明确的阶段性的经济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的比较顺利。一五计划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好比一个少年，骨骼发育了，但还不强壮。国家工业化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也就是说，“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但当时部分领导人对此认识不够，在胜利和顺利面前滋长了自满情绪，提出了脱离国情、不切实际的第二个阶段性目标。

第二个阶段性目标可以简称为“超英赶美”。毛泽东在批阅国家经委在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1958 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 年经济发展计划的报告时说：“超过英国，不是15 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9]428超英赶美目标，反映了人民渴望尽快改变落后面貌，早日建成现代化强国的良好愿望。但是，这一目标，严重地脱离了当时的国情和实际的可能性。发生这个转变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不是指没有看到或者忽视了“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而是出现在对这个“一穷二白”怎样认识上。

第三个阶段性目标，也就是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四个现代化”最早是在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后来毛泽东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加以完善，到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提出“四个现代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三个阶段性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发展目标进行不懈探索的结晶。较之于五十年代的工业化，更为全面，更为具体，“两步走”的设想也更为符合中国的实际。可以说，这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富有吸引力和可行性的蓝图。当然，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20世纪末“走在世界前列”的要求仍显过高，还没有意识到在有限时间内中国能够达到的现代化水平只能是“中国式”的。二是缺乏具体的数字上的指标，“大体接近”和“世界前列”究竟是什么水平，还没有明确。

由于随后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被打入冷宫。“文革”期间，国家基本上没有可行的中长期发展目标，个别年份甚至连计划都没有。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推动了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四个现代化”目标仅仅停留在现代化的物质层面上，没有把握好现代化目标的系统性、全面性原则，尤其是受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大大延缓了实现“四化”目标的进程。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三位一体，不可偏废。据此，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上个世纪末，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 “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总体上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观内涵要求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者有机统一，建成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胡锦涛同志在谈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说，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简洁地说，就是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特指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伟大践；其奋斗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0]

（三）关于发展战略的认识：从“两步走”到“三步走”

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一个强大

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1955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他又提出: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时光。”在此,毛泽东初步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他同时还指出，将分“两步走”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一步，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本世纪末，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但是,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造成了经济建设的重大损失。经过挫折,毛泽东重新冷静地思考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在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时间问题上,恢复了比较稳妥的估计,认为要比过去的估计更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制定了正确的发展战略,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战略理论。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争取在20世纪结束时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的“小康生活”。这个目标经过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的丰富和完善，最后形成了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八十年代结束时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世纪之交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内改革走向攻坚阶段的更为复杂的局势,科学回答了经济文化仍不很发达的中国如何实现跨世纪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战略理论,为中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新贡献，深化了对“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认识。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他对前两步目标作了较多论述。党的十五大又将第三步战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分成了三个具体阶段和步骤，即下世纪前50年“三步走”目标。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快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建

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三步走”的战略和步骤更加具体明确。

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新形势下在三步走战略的指引下,不断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从“两步走”到“三步走”的战略的确定，突出地体现了我们党对国情认识的深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品格。我国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参考了国外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深刻把握，是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正确的反映。

（四）关于发展导向的认识：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

1956年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全国掀起了工农业生产的高潮。毛泽东在当时提出“多、快、好、省”口号。“多、快、好、省”的方针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而提出的正确方针，当时之所以把“多”和“快”放在前、“好”和“省”放在后，也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得出来的结论：从客观上说，尽管“一五”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开始建立我国的工业体系，但因为我国底子太薄，“一穷二白”，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提并论；从主观上说，又想使我国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早日建设成社会主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片面地强调多和快，忽略了好和省，致使高投入、低产出，而且质量还难以保证，造成生产效益低下，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尽管如此，我们决不能因为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就否定它的正确性，即使在今天，作为一个整体，“多、快、好、省”方针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2006年12月5日至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提出2007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就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 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这次会议强调国民经济要“又好又快”地发展，与过去“又快又好发展”的提法不同，“好”字排在了“快”字之前，成为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又好又快地发展我国经济，是在建国50多年、改革开放近30年后提出来的。这时的国情和建国初期相比，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的综合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已迈入小康社会。在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的问题，要提高生活质量就要提高产品质量，要提高产品质量就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即提高经济效益。只要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转变增

长方式，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我国的经济就一定能够又好又快地发展。

四、结语

回顾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思想，我们看到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发展问题，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始终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了解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思想的战略思考，有利于把握时代的脉搏，自觉地按规律办事。对于深刻把握现阶段的历史任务，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新局面，都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7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5]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8]罗庆宏.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思想的历史考察[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1（4）：49.[9] 张树军.红色决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0]《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阅读日期：2012-3-11.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velopment

thought

Author ：Zhang Feng

Instructor:Wang Feng-zhen Abstract::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lways unremitting pursuit, the party after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has formed a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development thought China's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ceaselessly to higher level.The party's development thought i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line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is a marxist development thought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Analysis and research the party's development thought evolution process for our future practice has the important

instruction meaning.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Development thought;Inheritance;development

第五篇：浅谈历史发展与文体演变

浅谈历史发展与文体演变

文学院01-６ 刘凡羽

中国被称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拥有浩如烟海的典籍资料，中国又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未间断历史文化传承的国家。有一首朝代歌这样唱“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可以这样讲，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更有它主流的文学体裁。中国古典文学向世人展示了异彩纷呈的面貌，众体皆备，成就赫赫。本文将以先秦两汉文体为例，浅谈一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文体演变问题。

先秦两汉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所发生、发展的文学体式为后代众多文学样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储备和可供借鉴的创作方法。

【四言诗】 古代诗歌的体裁。全篇每句四字或以四字句为主，是中国古代诗歌最早形成的诗体。发端于《周易》中的卦、爻辞，以《八伯之歌》、《康衢歌》最古，句式特点是：叠章叠句反复吟咏，用韵较自由。四言诗的成熟代表是《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 305篇。原称 “ 诗 ” 或 “ 诗三百 ”，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 “ 毛诗”。《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三 类。“ 风 ” 包括周南、召南、邶、庸、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 15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 篇。“ 雅 ” 包括小雅和大雅，共 105 篇。“ 颂 ” 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共 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 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

春秋以后，四言诗体逐渐衰微，虽有人继续创作，但成就不大。比较而言，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短歌行》和陶渊明《停云》诸作，是优秀之作，称得上四言正体。

【骚体】 古代文体名，楚辞体韵文的一种，源于战国时楚国，得名于屈原的作品《离骚》。由于后人常以“骚”来概括《楚辞》，所以“骚体”亦可称为“楚辞体”。由于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与《离骚》体裁相类，所以后者亦被称之为“骚体赋”。这样，“骚体”又包括了与《离骚》形式相近的一些赋。

骚体是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抒情韵文，以《离骚》为代表，作品长于抒情且富于浪漫气息，一般篇幅较长，句式灵活参差，多六、七言，多用“兮”字以助语气。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 “ 骚 ” 调以虚字为句腰 ,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 “ 兮 ” 字为句腰 ,句调谐拗亦同。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诗》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归入骚体类。

【先秦寓言】 指先秦时代诸子散文和史传著作中的寓言故事。它在原著中只是作为论据来使用，借助于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简短故事来阐明一定道理。但因它自身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而独立流传，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它产生自民间,在战国时代盛行。《庄子》一书，寓言共有２００多个，《韩非子》达３００多个，其余著作中也不少见。它或者来自民间流传的故事，或是历史传说，或是作者创造的故事，大多瑰丽奇特，富有文学色彩。内容方面，先秦寓言中一种是以寓言的具体性和形象性，来帮助人们理解和接受比较抽象以至深奥的哲理，如《孟子》的“揠苗助长”阐明他的养气说.一种是阐明道德修养的.此外，从寓言中还可看到社会的面貌，具有很高的社会认识价值。艺术成就上，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虚构的情节，塑造出许多生动的形象，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先秦寓言想象的丰富，形象的生动，夸张和拟人化手法的运用，以及一般结构简洁，语言洗练与口语化、个性化，不仅直接影响唐代、明代的寓言创作，而且自身起着上继神话，下启小说的作用。先秦寓言中简单的故事情节，个性化的对话启发了后代小说的产生，其中不少寓言，可看作魏晋杂事、志怪小说的雏型。

【先秦两汉散文】 先秦时代的散文，指与韵文相对而言的文体，包括所有论说文与记叙文。其中，殷商时代存留的甲骨卜辞，可算作中国散文的雏形。此外，商周时代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易经》中的卦、爻辞，都为中国散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是《尚书》。它以古史形式记言，大都是一些誓辞、政府的文告、贵族的告诫之词，以及一些记述文字，有殷商时代与西周时代的作品，也有春秋与战国时代的作品。商周到春秋时代是散文的开端期。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散文分别向着偏于论说的诸子散文和偏于记述的历史散文两方面发展。

从诸子散文方面看，代表作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墨家的《墨子》，杂家的《吕氏春秋》等，还有兵家的《孙子兵法》。早期的《论语》是最早的语录体散文。《孙子兵法》是一部兵家专著，结构谨严，论证周密。中期的《孟子》、《墨子》，采用对话形式，属学派集体著作。《庄子》则属庄周学派的论文集，基本上是一种专题论说文，是散文从语录体向专题论说文体转化的表现。到了《荀子》、《韩非子》，则是属学者个人的论文集了，是先秦论说文成熟的标志。诸子散文注重文采，普遍地使用比喻、排比、夸张、映衬和运用寓言，形成各有个性的文风，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文体。从历史散文方面看，春秋时期历史著作很繁盛.战国时代，有编年体的《左传》，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等。

先秦散文虽非纯文学作品，但对后世文学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是后世各种文体--从议论文、史传到小说、汉赋的滥觞；它的或纵横、或平易的文风，滋养了后代作者；它的表现手法（如春秋笔法，左传义法等），也成为后世文学运动的旗帜。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只存在１５年，没有散文名篇留世。西汉散文，则是先从政论文发展起来，而在史传文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西汉初年的贾谊和晁错，是政论文的代表作家，鲁迅称他们的政论 “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汉代史传文的代表为西汉时期司马迁著的《史记》，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其中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对后代文学家有着多方面的巨大影响。东汉班固撰成的《汉书》，体制承袭《史记》，既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其史传文学的成就也较高，对后代史学和文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汉代散文中，还有类似小说（当时属志人、志怪一类作品）的，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等，既有史事，也有一些流行民间的轶事、传闻；《吴越春秋》等“杂史”，除了根据史书记载外，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对后期历史演义小说颇有影响。

【楚歌】 汉初 ,盛行楚声短歌,发源于楚地，随楚汉战争广为流传，今传有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诗经》中的《汉广》、《螽斯》、《摽有梅》等篇，其它古籍中保存的《接舆歌》、《萢子歌》、《超人歌》等，都是楚歌。楚歌在句式灵活，隔句末尾有规律地运用“思”字“兮”字作语助词；受楚地“巫歌”影响，地域色彩浓郁，形式和风格均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民歌。楚歌是屈原创立楚辞体诗的基础。

【汉乐府民歌】 乐府民歌句式灵活多变，是后代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的发端，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憎。这些作品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尽管它在配乐的时候不免经过文人或乐工的改动，但仍闪烁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辉。它是我们学习乐府诗的主要对象。乐府民歌题材广泛：有暴露战争罪恶的如《战城南》；有描写家庭男女问题悲剧的，如《孔雀东南飞》；也有表现孤儿的啼泣，病妇的哀吟的，如《妇病行》。这一切都有其活跃的生命，有广大人民呼喊的声音，它使我们可以比较真切地看到汉代的社会面貌及其实质。

汉代的乐府民歌，不仅有深厚的思想意义，而且也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乐府民歌有叙事的、抒情的、说理的，而以叙事最为突出。在许多叙事诗中，都写得故事生动、结构紧凑、形象鲜明。诗中还富于戏剧性的独白和对话，不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往往是借人物对话或近似戏剧中独白的第一人称的说话来表达。乐府民歌中还多善于运用贴切的比喻和拟人的手法，语言也非常朴素自然、生动活泼，显示了人民语言的丰富与优秀。

【汉赋】 西汉流行的赋文体。赋作为一种文体，战国后期已产生，赋体的流变大体经历了从屈原、宋玉的骚体赋，到贾谊、枚乘、司马相如代表的汉大赋，魏晋南北朝流行駢赋，唐代盛行科举考试专用的律赋，唐宋时代趋向散文化的文赋各个阶段。其中汉赋是赋的鼎盛时期，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时期从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辞赋主要继承《楚辞》的传统，称为 “骚体赋”，内容大都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代表作家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枚乘的《七发》等。第二时期从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辞赋成为一种宫廷文学，司马相如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子虚赋》、《上林赋》是其代表作，也是汉大赋的奠基之作。另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西汉末扬雄作为代表作家，以《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著名。作为东汉前期代表作家的班固，则以《两都赋》著名。第三时期从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兴起。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是代表性赋作。张衡的作品使赋从内容、体制到风格发生了根本上转变。

汉赋是两汉４００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它继承《楚辞》形式上一些特点，讲究文采、韵律和节奏，吸收了战国纵横家张的手法，内容上着力 “体物”，也注意到“写志”，即通过摹写事物来抒发情志。此外，赋在形式上趋于散文化，经常使用排比、对偶的整齐句法，既自由又谨严，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通过人们头脑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又是阶级意识形态的形象的表现，它不可能超越阶级而存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从夏商周开始，它的发生、发展直至成熟，始终处于阶级阴影的笼罩之下，就不可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诗经》、楚辞、汉赋到汉乐府无处不体现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也体现了文人独立创作与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差异。受阶级影响的同时，社会历史条件同样会对文学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诗经》的四言诗、楚辞的六言诗到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洋洋洒洒的长篇伟论，不仅仅是在篇幅上变长了，更是在总体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文学的发展。

文学是时代的文学，是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同的文体是不同时代的产物，这一规律不仅影响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可以推以广之，对不同国家、不同文体的发展同样适用。

参考文献

1.《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

2.《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

3.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4.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