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衡平机制研究

第一篇：离婚衡平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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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衡平机制研究 夏吟兰 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离婚/自由/正义/衡平/救济/补偿/家务劳动

内容提要: 离婚制度是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争议最多、问题最多的部分。对离婚的条件、离婚的程序、离婚的效力等等在各国始终都有不同的声音，但归根到底是人们对自由与正义的追问。在无过错离婚浪潮席卷全球之后，对离婚自由是否需要限制以及在实现离婚自由的同时如何体现法律的正义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应在我国建立离婚衡平机制，以更好地保护在离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的权利。

追寻自由是人类固有的本性。“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1](P456)自由是与束缚、强制、限制相对应的，是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状态。但是，“自由是社会中的自由，不是孤立的、无联系的、个人的自私的自由。此时，自由是一种状态，自由是通过平等的限制来实现的。自由又是一种结构，个人的自由、团体的自由和众人的自由都不能找到任何凭借和渠道来侵犯社会中任何个人或任何类别的人的自由。从而认为这种自由只是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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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的代名词，是与正义的同一。” [2](P105～106)正义通常被认为是法律应努力达到的目的的道德价值，是一个法律制度通过承认某些利益并将它们限定在应该被认可的那些利益范围之内来完成法律秩序的目的。因此，可以说，自由是正义的内容之一，正义连接了自由和平等。也可以说，自由的限度是正义，为了实现正义，人类必须对自由作出某种程度的限制。正如著名的哲学大师罗尔斯教授在《正义论》中所指出的：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符合两项原则：一是自由的原则，二是差异的原则。社会的公正应当这样分配：在保证每一个人享受平等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强者有义务给予弱者以各种最基本的补偿，使弱者能够像强者一样有机会参与社会的竞争。[3](P3)保护弱者的正义观历来是法律的重要价值理念。因此，保护婚姻家庭中的弱者利益，以保证婚姻的社会价值和家庭的社会职能的正常实现是婚姻家庭立法的正义所在，也是妇女权益保障法所追寻的目标。保障离婚妇女的合法权益就是要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前提下，通过对离婚当事人中弱者的利益予以救济，所受的损害予以补偿，最终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

一、离婚自由：人类不懈的追求

人类的离婚制度经历了从禁止离婚主义到许可离婚主义、从专权离婚主义到平权离婚主义、从限制离婚主义到自由离婚主义、从过错离婚主义到无过错离婚主义、从有责离婚主义到无责离婚主义的发展过程。尽管“这几大主义”的演变并非是截然分开的不同历史阶段，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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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常常是扭结在一起，共同存在于某一历史阶段的，但人类追寻离婚自由的脚步是明晰可见，从未间断的。

人类早期的婚姻制度是以男尊女卑、男权文化为基础，与家族利益、传宗接代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方的法律文化概莫能外，这从各自对婚姻的定义中即可看出。罗马早期法学家莫德斯汀认为：“结婚是男女之间的结合，是生活各方面的结合，是神法与人法的结合。” [4](P31)中国古代《礼记•昏义》称：“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祀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日尔曼习惯法认为，婚姻的目的不是个人感情的满足，而是合法继承人的再产生。①因此，亲属立法必须以保障家族利益为能事，婚姻解除的理由自然与此相关。结婚既然不考虑当事人个人的感受，离婚也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这正是专权离婚主义下男性片意离婚制度的语境。无论是古罗马有夫权婚姻中的片意离婚，还是中国古代的丈夫休妻均只是男性享有离婚的权利与自由，女性是没有任何权利与自由的。

禁止离婚主义滥觞于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法，当婚姻被教会法视为“神作之合”时，人便不可离异之。夫妻一旦缔结婚姻关系，便无离异的可能。换言之，禁止离婚主义是禁止一切情形之下的离婚，无论当事人之间出现何种问题，一律不准离婚。由于禁止离婚极不符合人性，教会法创设了婚姻无效②制度与别居制度③，以作为双方无法共同生活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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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16世纪的婚姻还俗运动中，禁止离婚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许可离婚主义成为欧洲各国离婚法的主流。早期的许可离婚主义以限制离婚为特征，尽管资产阶级提出天赋人权，主张婚姻关系是契约关系，应当允许离婚自由，但同时仍强调婚姻契约的神圣性，对离婚进行种种限制。即在离婚立法中实行过错离婚主义和有责离婚主义。一方犯有重婚、遗弃、虐待的等主观过错或因客观上有重大不治之疾病、精神病或不能“人道”等客观原因致使婚姻目的不能实现时，无过错或无责的一方有请求离婚的权利，并以获得离婚扶养费或损害赔偿费作为救济。而有过错或有责的一方则无请求离婚的权利。

自由离婚主义滥觞于苏联十月革命之时，其特征是尊重当事人的离婚意愿，对离婚的主体和离婚的理由在法律上不作限制。上世纪60年代末始自美国的离婚革命，以无过错离婚主义取代了过错离婚主义，将“婚姻无可挽回的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在裁判离婚的法定理由方面真正实现了自由离婚主义的理念。自由离婚主义是一种平权离婚主义，即享有离婚权的主体在法律上地位是平等的。夫妻任何一方，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有过错方还是无过错方，均可依照法定程序提出离婚。自由离婚主义更加符合婚姻的本质，是现代离婚立法的发展趋势。[5](P158)无过错离婚主义在离婚时不需要当事人提供具体的离婚理由，这就减少了当事人在法庭上的相互指责，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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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举证责任，同时也减少了当事人作伪证，或者双方联手共同欺骗法庭的情形的发生。

到20世纪末，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采纳了无过错离婚主义。无过错离婚主义的破裂原则的采用，不仅超越了法系，也超越了社会制度体系。亦即不分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亦不论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均有采用，而成为离婚发展的世界性共同趋势。[6](P151)我国也在1980年婚姻法中实行了无过错离婚制度。无过错离婚之法定离婚理由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实行彻底的破裂离婚主义。如英国、澳大利亚在离婚中将婚姻关系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以分居一定期间推定婚姻破裂。二是兼采破裂主义与有责主义，如法国民法典既规定了合意离婚、破裂离婚，又规定了有责离婚(法国民法典230—240条)。日本民法在具体列举四种离婚理由(不贞行为、恶意遗弃、生死不明、精神病)外，又规定其他使婚姻难以继续的重大事由作为抽象的离婚理由。

人类社会经过漫长岁月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离婚自由的理想。当人类享受着无过错离婚带来的自由与宽松的社会环境时，无过错离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正在引起各国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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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离婚率上升。无过错离婚改革后，实行无过错离婚的各国离婚率均有所上升。如美国的离婚数仅从1970年到1980年即上升了两倍。目前，每年有100多万对夫妻离婚，占当年结婚总数的一半以上。④而中国离婚立法的变化也伴随着离婚率的上升。1980年婚姻首次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后，1981年离婚绝对数即大幅上扬，较1980年增长了4.8万对，1年间离婚增长率高达14.1%。2001年4月《中国婚姻法(修正案)》颁布施行后，2001年较2000年离婚绝对数上升了3.7万对;2003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协议离婚的手续⑤，2003年当年的离婚绝对数字就达到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顶点———133.1万对，其绝对值比2002年上升了15.4万对，1年间离婚增长率高达13.1%。从离婚的绝对数来看，2003年我国离婚总量已经达到133.1万对，与1978年离婚总量28.5万对相比，离婚绝对值增长了104.6万对，其增长率高达367%。⑥

其二，离婚妇女及其抚养的子女生活贫困化。离婚妇女及其抚养的子女生活贫困化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问题。中国最近的一份名为《关注单亲女性》的调查报告暴露了已离异女性生活困境的冰山一角。该调查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对上海50个居民委员会440个单亲家庭和500个双亲家庭进行的入户调查显示：单亲女性的年均收入是男性的79%，其中离异女性是离异男性的81%。对于离婚后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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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子女的母亲来说，即使加上孩子父亲给付的子女抚养费，其家庭人均年收入仍仅为双亲家庭的55%。有44%的离异女性表示物质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明显下降。[7]这一结果与外国学者的类似调查结果相同。美国学者魏兹曼的调查发现：离婚后1年中，男性的生活水平提高了42%，女性的生活水平降低了73%。她认为，法官根据男女平等原则错误地推断妇女在离婚后有能力和其前夫获得同样多的经济收入，其结果是剥夺了离婚妇女特别是老年家庭主妇及有低龄子女的妇女在婚姻中应享有的经济利益。[8](P148)

其三，离婚对子女产生不利影响。婚姻的本质或它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离婚并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它不仅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影响，更会对子女在心理、行为模式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对离婚与孩子关系的跟踪调查研究显示，父母离婚对子女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心理、行为、学业、健康、人际关系、婚恋观念等等，甚至父母的离婚还会代际相传，增加子女自己婚姻变动的危险。[9](P175)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离婚家庭的孩子在各种心理状态上都比正常家庭同龄儿童差，他们容易形成抑郁、憎恨、易怒、自卑、多疑、嫉妒、胆小、孤僻等心理特征。[10]

上述问题的实质是离婚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关系的定位。相对于过错离婚主义，无过错离婚制度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但不能由此推论绝对的、完全不受法律和社会利益约束的离婚自由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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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的标志，是符合正义理念的。恰恰相反，绝对的离婚自由与实行无过错离婚主义的初衷不相契合。英国法律改革委员会在《离婚理由的改革———选择的领域》中提出，良好的离婚法的基本任务除解除婚姻纽带外还包括巩固婚姻关系，它能够并且应该确保离婚并非太容易，以引导当事人努力使婚姻成功尤其是克服暂时的困难，它也能够确保为和解提供鼓励措施，而且程序不应该成为阻碍和解的障碍。如果婚姻已无可挽回地破裂，则应该允许解除法律上的纽带，而且应该为它提供一个体面的丧礼，即在安葬时应该确保对所有的当事人(包括子女和配偶)都公平，并只引起最小的尴尬和屈辱。[7]自无过错离婚主义取代过错离婚主义以来各国都在不断地探索和完善对离婚自由的衡平机制，以减少因离婚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及其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

二、以正义之名：离婚自由的衡平机制

利益衡平机制包括在特定条件下对离婚自由进行适当限制，在离婚财产清算时对弱势一方的倾斜规定、以及实行离婚扶养费、补偿费、离因补偿和离婚损害赔偿等救济方式。随着离婚自由程度的提高，利益衡平机制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各国的离婚法试图通过提高离婚成本，平衡离婚利益，最终实现正义的目的。

(一)对离婚自由的适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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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条件下对离婚自由予以适当的限制，是离婚自由衡平机制中很重要的方面。当然，这种限制是法律为了保障每个人自由的实现，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所设立的。正如西塞所说：我们都是法律的奴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法律所强加的限制，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结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的自由的毁灭。[11](P176)

对离婚自由予以适当的限制，可以防止当事人的草率离婚，可以对有特别困难的一方提供保护，也有利于实现子女的最佳利益。同时，把离婚限定在合理的难度内，在平衡个人选择权利的自由时，也会使更多的人愿意对家庭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以共享婚姻中的可期待利益，最终实现巩固婚姻关系的目的。目前在实行无过错离婚的国家中对离婚自由采取的限制手段主要有：

第一，在离婚诉讼中规定和解期间。通过设立和解期，给当事人一段考虑的时间，避免草率离婚。如法国民法典规定，无论是一方要求离婚还是双方协议离婚，法官均应当进行和解，和解是强制性步骤，即使当事人不愿意也必须进行。一般情况下，法官在调解时应当给当事人不超过8天的考虑期，如果法官认为必要，还可将考虑期延长至最多6个月，并应当在考虑期内进行新的和解尝试。[12](P82～83)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也规定了在诉讼离婚中，如果夫妻一方不同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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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法院有权采取使夫妻和解的措施，并有权延期审理案件，同时为夫妻双方指定不超过3个月的和解期限。[13](P471)

第二，在离婚条件上附加严酷条款。通过附加严酷条款，对离婚时正处于困难境地的一方当事人和未成年子女予以保护。如德国民法典规定，即使婚姻已经破裂，在以下情形仍然不应离婚，即：如果并且在此期间，为了该婚姻所产生的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存在特别的理由表明作为例外必须维持婚姻，或者如果并且在此期间，因为特殊的具体情况，对于拒绝离婚的申请相对人而言，离婚将成为如此严重的严酷状态，以至于即使考虑到申请人的利益仍然应当作为例外而维持婚姻。[14](P344)

第三，在行政程序离婚中规定限制条款。在一些允许通过行政程序离婚的国家，为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即使夫妻双方均同意离婚，但有未成年子女的，也不允许他们通过行政程序离婚，而必须通过诉讼程序，由法官确定是否应当解除婚姻关系。如俄罗斯民法典规定，没有共同的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协议离婚之时，必须在户籍登记机关办理离婚。[13](P470)

在无过错离婚主义原则下，对离婚自由的适当限制与过错离婚主义原则下的限制具有实质性的不同，首先，对请求离婚的主体要求不同。在过错离婚主义的原则下只有无过错方有权提起离婚诉讼，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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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无此权利;而无过错离婚主义则无此限制，双方均有提起离婚诉讼的权利。其次，是否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不同，依据过错离婚主义原则，只有过错方的行为符合法定过错，如重婚、虐待、遗弃等法院才准予离婚;无过错离婚则以婚姻关系是否破裂为裁判标准，无论是否有过错，只要婚姻确已破裂，即可离婚。因此，无过错离婚主义原则下对离婚自由的适当限制，是以衡平当事人的利益，防止草率离婚的程序性限制为特征的。通过和解、调解、强制诉讼程序和附加严酷条款，挽救可以不离的婚姻关系，保护处于困境的当事人特别是子女的利益。

在许多国家正在反思实行彻底的无过错离婚给社会和当事人及其子女所带来的有害后果时，我国的离婚法及其相关规定却愈加开放自由，对离婚的限制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均微乎其微，可以说我国目前是世界上离婚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当我们面对不断升高的离婚率，更多的因父母离婚而受到伤害的儿童以及因离婚而陷入贫困和痛苦的一方当事人时，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我们应该建构一套有效的制度和程序，以确保将离婚给当事人的伤害降至最小程度，并切实保障离婚后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一方及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不因离婚而陷入贫困。

(二)在离婚财产分割方法上体现正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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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财产分割方法是离婚自由利益衡平机制的重要一环。夫妻财产制度及其离婚时分割方法的演进反映了在世界范围内妇女地位的不断提高和社会正义理念的逐步实现。从妻子离婚后一无所有的财产并吞制到可以拿回部分嫁妆价金的统一财产制、从夫妻各自所有的分别财产制到离婚时有权获得一半财产的共同财产制，直至结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离婚时有权分享增值的分享财产制，更多的国家接受了婚姻是伙伴关系的理论，对家务劳动给予与职业劳动等同价值的评价。无论夫妻双方是否均外出工作，是否有经济收入，对家庭所作的贡献视为相同，因此，即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行分别财产制，根据离婚时公平财产分割法，一方仍有权分得对方的财产。公平分割财产的机制就是要在离婚时，主要不考虑婚姻期间财产的状况和财产的来源，而重点考虑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因此，各方面条件处于弱势的一方，不仅可以分割一半共有财产或分享对方增值的财产，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比例。

综合各国的规定，离婚时公平分割财产应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夫妻双方各自的就业能力、商业机会;(2)夫妻双方各自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3)夫妻双方各自的身体状况、年龄差异;(4)个人财产的数量和质量;(5)婚姻持续的时间和各自对家庭的贡献。有些国家还会考虑一方的过错以及因过错给对方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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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婚后所得的共同财产离婚时适用均等分割原则，以及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照顾无过错方等原则。但这些貌似公平的原则，在具体实施中所引致的后果常常使当事人感觉不公平，违背正义的理念。这是因为，尽管对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分割的原则隐含着保护无社会工作、承担主要家务劳动一方的利益的理念，但这只是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是对家务劳动付出的回报。但是，从事家务劳动一方减损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得到补偿，也无法分享因其贡献而提高了人力资本一方的预期利益。

我们的研究发现，对于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人力资本的评估及其预期利益的分割在各国的立法和司法中均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所谓人力资本，指的是工作机会、劳动技能等能够带来经济收益的能力，是无形财产。一方牺牲自己提高人力资本的机会为对方提高人力资本作出了贡献，是因为他(她)相信在婚姻生活中，自己可以分享因对方提高的人力资本而带来的利益。尽管在婚姻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当中，利他主义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眼前的和将来的可期待的利益仍然是促使夫妻作出这些牺牲的一个强大的动力。⑦如果夫妻有合理的理由确信他们在将来能够得到回报的话，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去作出这些牺牲。反过来，如果因这些牺牲而导致自己的人力资本减损以及对方基于自己的牺牲而提高的人力资本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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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在离婚时得不到肯定和合理的分配的话，那么夫妻任何一方都不会愿意选择那些可以使家庭利益得到提高的决定。

笔者认为，在实行无过错离婚理由的制度下，为了鼓励夫妻为提高整个家庭的利益作出牺牲，应该把因这些牺牲而导致的人力资本的变化及其所产生的预期利益作为婚内财产的一种形式在离婚时进行公平的分割。在有了这样法律上的保障之后，婚姻关系中的配偶们就会更多的以家庭利益为出发点来调整他们之间的位置和角色，对家庭作出更多的投入。在这样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当中，走向成功的婚姻将越来越多，而走向解体的婚姻将越来越少，这才是离婚制度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

(三)通过离婚救济保障正义理念的实现

离婚救济制度是法律为离婚过程中权利受到损害的一方提供的权利救济方式，是为弱势一方提供的法律救助手段。传统的离婚救济制度包括离婚损害赔偿、离婚扶养费、离因补偿、离婚经济帮助等等形式。

离婚救济制度的目的在于法律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要实现保护弱者利益的社会正义。在实行无过错离婚主义同时，法律对于在婚姻中由于另一方的过错而受到伤害或因离婚而遭受损失或离婚后将面临巨大生活压力的弱势一方应给予相应的救济，以平衡其利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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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其精神，尽可能减少离婚事件给当事人的生活以及社会安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离婚救济制度通过损害赔偿强制过错方补偿无过错方的损害，抚慰受害者的精神，达到明辨是非、分清责任的目的，实现法律正义，通过离婚扶养费、补偿费和经济帮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离婚时的弱势一方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保障离婚自由的真正实现。

离婚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项古老的离婚救济方式，早在实行过错离婚主义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就明确规定：如离婚被判为过错全属夫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偿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或精神损失。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12](P87)尽管现代社会盛行无过错离婚主义，一些国家仍将离婚损害赔偿作为重要离婚的救济方式。因为，过错可以不作为是否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但法律对确因一方过错所引起的离婚不应无所作为，只有追究有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责任，才符合法律的正义。

但是，近年来，对在无过错离婚的背景下是否还应采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反思与讨论。有学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背离了无过错离婚原则，加大了离婚成本，有使纠纷时间延长、扩大当事人之间的鸿沟，延缓当事人走出阴影之嫌。[15]这种反思在制定法律上得到了反映，如2000年修订的瑞士民法典亲属编取消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设立了易于操作的离婚扶养制度，对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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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弱势的一方———生活困难者与遭受损失者通过离婚扶养予以保护和救济。在谈到取消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缘由时，瑞士的家庭法学研究专家Pascai指出其理由有三：一是因为它有悖于无过错离婚的理念，在请求损害赔偿时必须追究出何方是有过错的一方;二是离婚扶养不考虑有无过错，免除了当事人举证的困难，使当事人的实质性权利易于实现;三是减少了当事人在法庭上的相互指责与尴尬，特别是由此造成的对孩子的伤害。

离婚扶养。现代各国的离婚扶养制度，权利主体是平等的，原则上是基于需要，是对于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原配偶提供的必要的救济方法，以公平和补偿为理念，不考虑当事人的过错情况。离婚扶养与夫妻之间的扶养性质不同，离婚已解除了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双方自婚姻关系解除之日起，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即已消灭。但对于因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或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一方，则通过离婚扶养的方式，补救因离婚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补偿当事人一方因结婚所产生的对婚姻信赖利益的损失。设立离婚扶养制度意在确保离婚自由的同时，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婚姻关系中弱者的利益，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减轻社会负担。所以有学者认为，离婚扶养请求权是因夫妻身份而生之扶养义务在离婚时的延伸和表现，或者说是离婚导致的婚姻生活保持请求权的丧失之填补或救济，是对离婚不良后果的有效弥补。[16](P209)离婚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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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化的趋势是更加追求公平正义，注重保护弱者利益，逐渐摈弃过错理念，不拘泥于形式平等。

例如，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第308条第1款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只要具有下列条件，法庭就可以裁决另一方应当提供扶养费：(1)其财产，包括分得的财产，不足以维持其合理的生活需要;而且(2)不能通过从事适当的工作维持其生活需要，或者作为子女的监护人，而子女的状况和环境又不允许监护人离家外出工作。其他又如德国民法典对离婚扶养请求权的资格规定得比美国法更为详尽、适用范围也更大，包括：因照管子女而要求生活费、因年老而要求生活费、因疾病或残疾而要求生活费、在获得适当就业之前的生活费、因就业培训、进修或转职教育以及出于公平理由而应当支付的生活费。[14](P344～347)

离因补偿。离因补偿是指离婚时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支付一定的财产，以弥补对方因离婚而遭受的损失。离因补偿重在公平，保障离婚当事人不因离婚而造成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减少离婚给当事人以及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离因补偿的请求权人无须负担他方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只要负责举证离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或遭受了某种损害即可，是否应当给予补偿，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节裁判。如法国民法典第270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配偶得向另一方配偶支付旨在补偿因婚姻中断而造成的各自生活条件差异的补偿金。补偿的数额，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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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受领方的需要以及给付方的收入情况而定，但一般应当考虑离婚时双方的生活水平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此种情况的变化。也有一些国家把离因补偿中对生活水平下降的补偿作为判决离婚扶养费或经济帮助的考虑因素之一，而不再另外设立离因补偿制度。

离婚经济帮助。离婚经济帮助是指离婚时对生活困难的一方，另一方有扶养能力的应当从其个人财产中给予困难方一定的资助的制度。离婚经济帮助是我国自1950年婚姻法颁布以来一直沿用的离婚救济方式。我国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在1980年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时应对困难一方给予经济帮助的基础上，增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强化了经济帮助的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离婚救济制度体系。它反映了我国有关离婚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由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发展为保障离婚自由，实现保护弱者利益的社会正义与法律公平。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离婚救济体系仍存在一些问题，今后需要在相关法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法修订时予以完善。[17](P215～235)首先，立法观念仍显落后，一些法律条文只注重追求形式上的平等，而未充分考虑实际结果的公平与平等，这就使表面上公平平等的规定难以落到实处，身处弱势一方的利益难以得到救济。如修订后的离婚经济帮助仍然存在条件苛刻、帮助时间短、适用范围窄，受助者难以得到真正帮助的问题。其次，各种相关规定仍过于抽象、有些规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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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实际情况，如关于离婚时对家务劳动的补偿规定就几乎是形同虚设。[18]再次，程序公平的重要性没有得到重视，如损害赔偿的取证难就是由于举证规则没有从受害方的视角为他们着想，其结果必然造成离婚损害赔偿难以真正实现其本应有的作用和价值，甚至引起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如何将公平原则、补偿原则、衡平理念实质性地体现在我国的离婚制度和保护妇女离婚权益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制定出一套不拘泥于形式平等，更加追求公平正义，注重保护弱者利益，周密严谨，操作性强的离婚衡平制度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注释:

①贺卫方：《天主教的婚姻制度和教会法对世俗法的影响》，载于中国政法大学《民法学原理》参考读物《民法的体系与发展》第89页，1991年。

②因教会法上的障碍，如血缘关系或有婚约在先，婚姻自始无效。

③双方分床分食，不共同生活，但婚姻关系依然存在。

④参见田岚著：《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离婚率研究》，载于《婚姻家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未刊稿)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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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自愿离婚的当事人双方不再需持本人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信，也不再需要经历苦等一个月以内的审查期限。只要离婚当事人自愿离婚且双方已共同签署离婚协议书，婚姻登记员对符合离婚条件的当事人，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第13条)。

⑥参见田岚著：《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离婚率研究》，载于《婚姻家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未刊稿)第430页。

⑦The ALIPrinciples and Marital Quality，Allen M.Parkman，Duke Journal of Gender Law & Policy，Spring Summer，2001.43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埃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M].蒋庆，王瑞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罗马法民法大全：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M].费安玲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杨大文.婚姻家庭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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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洪.婚姻家庭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7]徐安琪.关注单亲女性[N].中国妇女报，2003-04-29.[8]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9]叶文振.离婚标准的国际比较与启示[A].中国婚姻家庭历程与前瞻[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1.[10]程鑫.离婚家庭对子女心理发展的影响[J].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6).[11]彼德•斯坦等.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0.[12]法国民法典[M].罗洁珍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13]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M].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Z].鄢一美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14]德国民法典[M].郑冲，贾红梅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5]罗丽.论日本的离婚抚慰金制度[J].法学评论，2002，(2).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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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陈小君.海峡两岸亲属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7]夏吟兰.论对离婚妇女权益的保障[A].婚姻法执行状况调查[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8]夏吟兰.离婚救济制度之实证研究[J].政法论坛，2003，(6).出处:原载于《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第二篇：赛马机制研究

赛马机制研究

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认为，企业领导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发现人才，而是去建立一个可以赛出人才的机制，并维持这个机制健康持久的运行。这种赛马而非相马的机制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毕竟并非所有千里马都会被“伯乐”赏识，而海尔给了每个员工一个参赛的资格，一个比赛的场地，一个胜利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得到企业的重视、同事的认可、自我的实现。海尔的赛马机制是全方位的，具体原则包含以卜三个方而:一是公平竞争，任人唯贤;二是职适其能，人尽其才;三是合理流动，动态管理。在这种机制卜，员工的潜能被最大限度的开发出来，为海尔带来了勃勃的生机以及创新的不竭动力。

在赛马机制下，海尔对每个员工提出: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激励渴望施展的员工，同时鞭策停滞不前的员工。通过赛马机制，海尔搭建了一个广阔的平台，让每一位员工都能发挥自己的能量，展现自己的才华，使企业充满着朝气与活力。围绕赛马机制的一些具体制度：

(一)“三公”原则。“三公”原则为赛马机制提供了公平、公正、公开的“比赛”规则。公开体现了海尔对于员工考核的透明化。在海尔的OEC管理中，管理人员每大的日清考核结果都会在木部门公布，生产一线人员根据3E卡(即Everyday, Everyone, Everything)可以计算出当时所得薪酬，所有这些都是透明的。公平是指海尔对所有员工坚持相同的可量化考核标准，减少了评价中的“走后门”与“拍脑袋”的现象。公正是指海尔制度严明，海尔的员工升迁都必须在公正的程序下进行竞争，这也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的信任感。海尔的“三公”原则体现了著名的激励理论中的公平理论:人们对报酬的分配是否感到公平对工作积极性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员工将自己的投入和产出与其他人的投入和产出进行比较，并对公平与否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员工感觉不公平，通常会采取改变自己的投入，改变自己的产出，离开该领域等行为。这可能会造成员工浑水摸鱼、工作效率低卜以及对企业的部门，进而对员工的积极性、工作的环境、企业的效率都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而海尔的“三公”原则做到了程序上的公平和分配公平，对全体员工起到了激励的效果，使员工心悦诚服而又干劲十足的完成企业设定的目标。

(二)三工并存，动态转换。海尔实行“三工并存，动态转换”的用工原则，全体员工分为优秀员工、合格员工、试用员工三种，分别享有不同的待遇，并根据绩效高低进行动态转换。海尔有一套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实行《三工并存动态转换管理办法》，使得业绩突出者可以实现三工“上”转，只要符合制度要求，便可以从试用员工转为合格员工，从合格员工转为优秀员工。反之，绩效低下者实行三工“下”转。从中可以看出，海尔的“三工并存，动态转换”的用工原则体现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正激励与负激励的结合。不同等级的员工不光在物质上享受到了补贴、津贴、体假等待遇，而且优秀员工的称号也使员工精神愉悦，自我实现的需求得以满足。业绩好的员工得到 1 了“上”转的正激励，是一种奖励，而业绩差的员工得到了“卜”转的负激励，是一种惩罚，“赏罚分明”这就激励员工依照企业设定的标准努力完成指标，不断拓展自己的能力，以得到企业的奖励。此外，“三工并存，动态转换”的用工原则还体现了近代著名的目标设定理论:企业通过设立目标，引导员工的行为朝着一定的方向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员工会对自己行为的结果与目标相比照进行修改，从而达到目标。目标的设定要具有明确性和一定的难度，海尔的用工原则正是两者的结合。通过明确的绩效考核制度，员工可以明确知道自己如何才能实现转换。如果目标不具备难度，那么根木不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如果目标难度太高不可逾越，又可能挫伤员工的热诚，海尔设定的目标具有一定的难度，但又不是高不可攀，这就调动了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激发了工作的潜能。“三工并存，动态转换”也体现了动态激励原则。每个人现在的待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优秀员工不能“坐吃山空”，必须保持必要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试用员工也不必因一时的疏忽、马虎、怠惰而悔’限，只要肯努力工作、积极创新，依然有“上”转的机会。

(三)薪酬制度。海尔的赛马机制还需要合理的薪酬制度作为保障。为此，海尔的薪酬制度由原来的4种模式完善规范到13种模式，实行分层、分类的多种薪酬制度和灵活的分配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海尔将工作绩效与收入直接挂钩，公平与效率相结合，从而避免了“搭便车”、投机偷懒行为和吃回扣等道德风险。确定员工薪酬的原则与方式首先应当以企业的战略和文化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确定企业有关分配策略，如分配的原则、各层次间的差距、薪酬各部分所占比例等。

在确定了原则后，实行岗位工资的企业开始对岗位进行分析与评价，结合企业的经营目标，企业管理层要在业务分析和人员分析的基础上，明确部门职能和职位关系。岗位工资制的理念是:不同的岗位为公司创造不同的价值，因此不同的岗位提供差异化的工资报酬;同时企业应该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使人的能力素质与岗位要求相匹配，对于超过岗位任职要求的能力不给与额外报酬;岗位工资制激励员工通过提高自身技能晋升岗位以获得更多的报酬。海尔在工人岗位实行“岗位ABC等级”制度，而在管理层中，海尔将管理人员分为S,B,U三档，每一档中又根据市场大小分出9档;这9档又根据所经营市场风险程度分为大、中、小3级，共计27级，海尔通过如此细化岗位基木薪酬，将企业所强调的市场因素考虑在内，体现了海尔以市场为依托的出发点，同时明确了岗位工资的核算方法。

海尔在基木薪酬的基础上，另外加入了损失与增值提成的调整，以使薪酬制度更加合理化。每个员工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要从其基木工资中扣除，而发挥创新给企业创造了价值，降低了成木，提高了效率的提成在基木工资以外给予奖励。每个员工都可以按照这样一个等式来计算自己的工资，不仅有利于经营成果的量化，而且也能促使员工开源节流，为企业也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海尔把每个员工都当成了经营者，给员工发挥的空间，也体现了“赛

马机制”的原则，满足了员工自我实现的需求。这种开放的薪酬制度，有利于员工参与管理，有效 2 防止和控制管理者在薪酬制度设计与执行中的不合理行为，有利于员工实现自我价值，提高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热情，员工也可以清晰地明确自己在企业中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目标。

(四)竞争上岗与届满轮换。在海尔，干部的选拔没有“走后门”一说，所有选拔都实行公开招聘，竞争上岗，让优秀的人才能够得到更广阔的平台施展才华。海尔每月由人事部门公布一次岗位空缺情况以及招聘条件，鼓励员工根据自己的能力、特长参加岗位竞聘，经严格的笔试和而试，挑选出工作认真负责、有热情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担任领导岗位工作。这就给予员工激励，任何员工只要相信自己拥有实力，就可以参加竞选。海尔的所有员工都要接受三种监督:自检、互检、专拣，干部考核指标分为五项进行打分，为引起干部对

考评结果的重视，对受到表扬和批评的干部分别给予加薪和减薪。

海尔集团不断壮大，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势必带来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企业与企业之间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针对这种情况，海尔提出届满轮换的制度。对于任期届满的中层干部，企业根据长远目标并结合个人发展需要，有计划地组织岗位轮换，以为公司带来新的思路，同时培养了“全能型”的人才。在心理学中，有种现象叫做“疲钝效应”，就工作而言，就是指，长期固定从事某种工作的人，不论最初多么富有创造性，都将逐渐丧失对工作内容的敏感而循规蹈矩、照章办事。而海尔的届满轮换正克服了这一现象。一方而这些干部而对全新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减少了领导长期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思考问题过于程序化，缺乏创造力与活力，无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的状况，而且激励干部们不断学习新的知识，适应新部门的工作。另一方而，届满轮换给年轻干部提供了丰富的实战机会，利于他们更快地多角度了解不同业务模块、不同地域的工作，取得多岗位的工作经验，为海尔今后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木基础。

现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企业只有一项真正的资源:人，管理就是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以做好工作。”一方而，人是企业文化中唯一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因素，企业的管理最重也需要由人来执行与运作。另一方而，资源的稀缺是客观存在的，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如何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人力资木的开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海尔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企业在人力资木开发中应注意的几点: 1.企业在制度设置上应体现公平原则。让员工感到公平，能够提高员工的满意度，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提高绩效，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反之，如果许多员工都感到不“公平”，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将影响了公司的氛围与员工工作的热情、积极性，使得很多员工选择消极怠工的状态，也降低了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与归属感。公平原则要求企业为员工制定规则时，首先应该做到程序上的公平，用来确定报酬分配的程序让人感到公平，每个人的绩效考核都遵循严格的程序进行，3 依章法办事。其次做到了分配公平，使员工感到报酬数量和报酬分配上的公平性，实行全方位的考评制度，充分考察了不同岗位、不同职位、不同学历背景等差异因素，对全体员工起到了激励的效果。

2.注意对员工的激励，鼓励员工依照企业设定的标准努力完成指标，不断拓展自己的能力，以得到企业的奖励。企业应该注意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潜在能力，激发员工的动力与热情，让员工时时刻刻感到来自企业内部的竞争压力，同时企业要给员工提供机会，使员工能够将压力转换成竞争的动力，员工得到了发展，实现了自我超越，而企业也得以在残酷的竞争中不断前进，利于不败之地。同时，企业还需要设定明确的目标，通过不同制度的配合，使员工可以明确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薪酬制度是调节企业内人力资木管理的杠杆，合理的薪酬制度使人力资木得到充分的开发，引导员工积极工作，不断创新。

3.企业应该给员工提供发挥的平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引导员工不断学习与创新，提高对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工作效率。给每个员工提供竞争的平台，激发员工的热情、创新和进取精神，让员能够展现自我，实现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和谐统一。自入世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逐步成熟，给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内及国外竞争对手的挑战，企业应该注重培养具有远见卓识、有全局观、有创新思维、对不同领域有着丰富经验的优秀人才。从文化和制度上为人才发展提供条件，打造企业雄厚的人力资本。

第三篇：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提纲)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提纲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在当今实行无过错离婚制度下,为保障离婚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而建立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我国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顺应了稳定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引入我国,填补了法律空白,但离婚损害赔偿作为我国一项新的婚姻法律制度,仅有婚姻法第46条及有关3条司法解释的立法格局还不能满足司法实务操作的需要,在立法技术上还存在缺陷,相关制度体系的建立需要长期的努力与探索,其理论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发展。

一．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理论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和性质

1.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征

2.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

a.离婚损害赔偿是对侵权行为的赔偿

b.离婚损害赔偿是对侵害配偶权的赔偿

c.与照顾无过错方的区别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历史沿革

1.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历史沿革

2.与国外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比较分析

二．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1.几种学术观点及其评价

2.提起的时间

3.主体的特定性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1、须有法定违法行为、须有损害事实、须有因果关系、须有主观过错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情形

(四)、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原则

(五)、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

1.离婚物质损害赔偿

2.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三．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一）、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1.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

2.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立法上的缺陷

（二）、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

1.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2.关于“无过错方”的提法

3.关于第三者的赔偿责任

4.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

5.关于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结语

参考文献

第四篇：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新《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制裁和惩罚了过错配偶方，保护了无过错方的合法权利，完善了婚姻家庭立法，增强了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新增设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维护婚姻家庭关系上起着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缺陷和不足需要完善。

[关键词]：离婚侵权物质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提出和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婚姻关系中的婚内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而因重婚、纳妾、“包二奶”等严重不道德、违法的行为而导致离婚的案例有增无减。这些都严重破坏了婚姻家庭的稳定，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进步，也使许多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虽然我国宪法和民法中都有关于保护婚姻家庭的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笼统和概括，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而旧婚姻法又没有相应的具体制度来支撑这些原则性的规定，对这些严重破坏家庭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受害者得不到法律的相应救济。旧《婚姻法》未对离婚中的过错赔偿制度作任何规定，在实践中，因夫妻一方存在过错而使夫妻关系破裂，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无任何法律依据来要求过错方赔偿损害。只是 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在离婚分割夫妻财产时，对无过错方适用“照顾”原则。但是这种照顾只是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中的参考因素，从数量和范围上也仅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不能涉及过错一方的个人财产，其结果是以“照顾”代替“赔偿”，从而使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也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失去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1]。

为顺应追究过错配偶侵害配偶权利的法律责任，对故意侵害配偶权利的过错行为进行制裁，新《婚姻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二）现实意义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旧的婚姻法没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如夫妻一方不履行义务，严重侵害另一方的合法权利，并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新婚姻法借鉴国外的经验，补充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既呼应了宪法、民法的相关规定，使之更加具体化，增强了可操作性，又展示出我国法律的人性关怀，保障了人权，体现了婚姻法尊重人、保护人的精神。这一制度的确立无论是对婚姻家庭行为的指引，还是对违反婚姻家庭行为的制裁，都更加全面、明确而具体，完善和健全了我国的婚姻法律制度。

2、制裁和惩罚过错配偶方，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利。配偶双方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立的人格，相互间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旧的婚姻法对夫妻关系的调整持宽容态度，这不仅不能有效的保护夫妻双方的权益，反而纵容了婚姻关系内部侵权行为的发生，导致家庭内部的不道德和违法行为愈演愈烈。新确立的夫妻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正视原有法律中存在的不平等因素，进一步确定了夫妻双方的平等地位，对导致离婚的过错方进行民事制裁，使其承担必要的民事法律责任。一方面由过错方对无过错方进行损害赔偿，用经济手段惩处过错方，这在一定程度上教育挽救当事人、预防和制止了夫妻间损害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维护了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通过损害赔偿，无过错方得到一定的财产补偿，虽然经济上的一点补偿无法弥补精神上的痛苦，但至少可以使其得到精神上的抚慰。作为法律上的权利救济制度，离婚损害赔偿中的赔偿也只能以财产的方式出现。

3、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旧《婚姻法》未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离婚时法院难以责令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只能按对无过错配偶给予适当照顾的原则分割共同财产，放纵了离婚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不利于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尤其在一方擅自变卖、转移和隐匿财产，甚至销毁证据致使财产存在的真伪及财产的权属难以查证时，更加重了善意一方财产和人身的双重损害。如不对无过错方予以相应的保护和补偿，则难以消释和平衡感情上的冲撞及财产上的损失。”[2] 新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法院可以依照法律，支持无过错方的赔偿请求权，责令过错方对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以及婚姻关系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以此保护合法婚姻关系，保障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

二、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新婚姻法增设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有着客观依据的，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物质基础上的。

（一）法理基础

1、夫妻在人格上的平等性。夫妻间在人格上是独立、平等的，相互间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各有财产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正是因为夫妻关系是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夫妻各自具有独立人格及财产权，一方才可能对另一方产生侵权，从而受害方才能要求另一方给子损害赔偿。夫妻别体主义的产生使得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

2、夫妻双方享有的配偶权。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其中，夫妻之间在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也被称为配偶权。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虽未明确配偶权的概念，但通过若干条款的规定，己确认了配偶权的主要内容，如夫妻之间有姓名权、住所决定权、同居义务、忠实义务、相互扶养、扶助权义务等。婚姻的和谐美满往往取决于对这些义务履行的好坏，违反义务，常常导致婚姻家庭的崩溃瓦解，而这种由于一方过错行为所导致的婚姻解体，必然使另一方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受到损害，对此法律应予补救

[3]。所以，夫妻双方互享权利，互负义务，任何一方违反义务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无过错方可以依照法律向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的要求。

3、离婚自由原则。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离婚自由原则，即法律在调整离婚问题时，以尊重和保护公民的离婚自由权利为宗旨，而不是以限制公民的离婚权利为目的。无论是过错方还是无过错方，只要是夫妻感情破裂都可以要求离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基于离婚自由原则，对无过错方进行救济和补偿，惩罚过错方，体现了当代社会中“保护弱者、维护公平”的法治理念。离婚自由主义不是对个人轻率行为的放纵和个人的任性，不限制严重违反夫妻义务的一方提出离婚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4]

（二）法律基础

1、国外立法依据。从国外立法看，离婚损害赔偿是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早己有之的救济性的法律制度，我国新婚姻法增设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外国立法经验的借鉴。早在1791年法国《宪法》就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随后其他国家的民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如《瑞士民法典》第151条也有相应的规定：“

（一）因离婚，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力而遭受损害的，有过错配偶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二）因导致离婚的情形，配偶一方的人格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官可判与一定金额的赔偿金作为抚慰。”《日本民法典》第709条规定：“不论侵害他人之身体、自由、名誉或财产权，依前条规定应负损害赔偿责任者，对于则产之外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56条规定：“夫妻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前款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为限。”我国香港地区《婚姻诉讼条例》第50条规定：“申请人在申请离婚或申请裁判分居或只要求赔偿时，可以其妻子或丈夫与某人通奸为由，向该人要求赔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上述国外立法体制不同，但都包含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精神。这也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确立提供了借鉴的依据。

2、国内立法依据。我国宪法、民法、刑法等其他法律部门都有关于婚姻家庭的立法保护，这为离婚赔偿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宪法第49条明文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民法通则》第104条规定“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它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则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婚姻关系中的当事人发生侵权行为也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17条、第120条对损害公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赔偿问题作了规定，它同样适用于婚姻家庭关系。我国刑法也规定了重婚罪、遗弃罪、虐待罪等犯罪行为，对破坏婚姻家庭的犯罪行为进行惩处。我国婚姻法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第3条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和遗弃。”这些法律条款都是对婚姻家庭进行整体性的保护，为离婚赔偿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在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最直接的前身是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司法解释，该解释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要坚持“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但该司法解释对“过错”的外延内涵没有界定，具体的“照顾”方式也无可参照的依据，在司法审判中难以得到真正落实。新婚姻法正是在回应宪法及各法律部门原则性规定，修正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创立了离婚赔偿制度。

（三）物质基础

新婚姻法颁布之前，我国实行的是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主，以夫妻约定财产制为辅的夫妻则产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配偶双方，特别是女性的生存能力得到显著提高。由于夫妻双方各自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人们对家庭的生存依赖程度逐渐减弱，对婚姻家庭财产也产生了结构性和观念性的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家庭财产的增加的同时，也使夫妻在经济上有了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女性，有了自己的生活来源。另一方面，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的保护意识也在逐渐增强。新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夫妻个人则产的范围，夫妻约定财产的内容方式和效力等问题，这些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顺利实行保驾护航。在实际生活中，个人财产的增多，使得夫妻双方可以完全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自由处分自己的财产。因此夫妻在提出离婚，受害方要求赔偿时，有了可以执行的经济基础。

三、离婚赔偿制度的实现及其完善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适用于诉讼离婚而不适用协议离婚。但是本人认为判决离婚和协议离婚两者的后果是一样的，并不因为解决的途径不同而存在法律效力差异，离婚过错赔偿请求权既可适用于判决离婚，也可适用于协议离婚。在协议离婚时，如果双方没有就损害赔偿进行约定，并不表示无过错方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协议离婚生效后，无过错方仍可在一定时期内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判决离婚的，无过错方可在起诉离婚的同时，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

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可见我国婚姻法对违法行为种类和范围采取的是列举式的规定，规定了四种损害赔偿适用的情形：一是重婚，即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的违法行为；二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指重婚以外的，不以夫妻名义但形成婚外同居关系的行为；三是实施家庭暴力，即是发生在家庭之间，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四是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即指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给治疗或其他方法肆意折磨、摧残家庭成员的行为。只要夫妻一方有以上行为，另一方就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很显然，不是任何离婚都发生损害赔偿问题，损害赔偿只存在于法律列举的四种情形中。这样的规定有其局限性，不能全面保护婚姻家庭中弱者的权利。比如因赌博、吸毒、通奸等行为而导致离婚的，遭受物质、精神损害的无过错方就无法依据法律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就达不到保护婚姻法的立法目的了。因此应该扩大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情形的范围，在46条最后增加一个机动款项，规定“其他导致无过错方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的情形”，再通过司法解释具体规定。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就能够灵活使用法律手段进行调整，维护无过错方的合法利益，体现法律的公平性，体现裁判的公正性。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

离婚赔偿的主体，主要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根据新婚姻法46条“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可知，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限于无过错配偶一方。也即这个无过错方不包括其他家庭成员，仅限于夫妻双方。而且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这个无过错方仅是指没有法律规定的四种违法行为的一方，而不问他是否有其他的过错行为。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29

条规定：“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可见法律只将有过错的配偶列为赔偿主体，即使由于“第三者插足”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乃至离婚，也不能越过夫妻过错一方直接向“第三者”追究责任。对此，法学界有很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离婚赔偿是调整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是第三人给无过错方造成损害的，不应在离婚时请求赔偿，应另行起诉；反对者认为，第三人侵犯了配偶一方作为夫或妻的权利，与配偶另一方构成共同侵权，所以应承担连带责任，婚姻法所规定的责任主体过于狭窄，应扩大义务主体。

本文赞成第一种观点，无过错方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只能向自己的配偶提出，不能向婚姻关系以外的其他人提出。因为婚姻法调整的婚姻家庭内部的关系，离婚诉讼也只是夫妻双方的事情，与第三人无关，夫妻以外的第三人在该诉讼中与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而且把对第三人的侵权之诉加入进来，势必会使案情复杂化，不利于法院及时判案，不利于保护弱势方的权益。但这并不是否认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无过错配偶一方可以在离婚诉讼之外另行起诉维护自己的权利。

（四）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

1、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的时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30条规定：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起诉。

可见我国法律严格规定了请求权行使的时间：离婚诉讼原告的无过错方，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离婚诉讼被告的无过错方，可在离婚后1年内就损害赔偿单独起诉的权利。

2、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某种事实（确定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其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5]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无过错方必须对自己的主张负举证责任，证明对方存在法定过错情形。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举证困难的问题。其一，无过错方处于弱势地位，要求其单独取证，承担举证责任，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其二，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往往具有隐蔽性，要通过正当合法途径获得更加是不现实，而法院是不采信非法途径得来的证据的。其三，受害人单独取证时，往往会发生侵害第三人隐私的行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要有效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对离婚过错赔偿的举证责任问题应予以完善。可以有条件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人民法院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协助当事人搜集证据，以维护无过错方的利益；无过错方通过非法途径搜集到的证据不能一概不采信；无过错方因搜集证据而侵犯第三人隐私，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不是故意的，又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危害后果的，应该免于追究侵权责任。

（五）离婚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二十八

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可见法律是规定了赔偿的范围，但是没有明确规定赔偿的数额，而赔偿数额的确定是损害赔偿的核心。

物质损害赔偿应遵循损害多少赔偿多少的原则，即过错配偶赔偿责任的大小应以其实际造成的损害为限，这一原则是由损害赔偿的功能所决定的。[6] 物质损害赔偿主要包括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前者如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违法行为给无过错配偶所造成的身体方面的损害，主要有医疗费、误工费及今后尚需治疗的费用等。后者指配偶一方因特定过错行为，对另一方的财产利益造成了损害。根据《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赔偿应当遵循全部赔偿原则，要赔偿直接损失，又要赔偿间接损失。因此物质赔偿的数额确定都是有章可循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了精神损害的确定因素：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可见，我国法律并没有给出详细明确的数额，而是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要考虑诸多因素，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综合考虑。本文认为，司法解释应该根据危害后果的不同，补充规定相应的赔偿幅度。这样，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结合本地的经济情况，适当的调整赔偿标准，在考虑其它相关因素的基础上确定赔偿数额，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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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银行考核机制研究

银行考核机制研究

摘要：目前我国银行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绩效考核机制, 在激发员工动力、促进业务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同时也暴露出激励扭曲、约束弱化、行为短期等诸多缺陷。深入研究银行绩效考核机制, 对于促进我国银行改善经营管理、提升竞争实力, 促进持续健康发展,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企业绩效管理体系的角度, 通过借鉴企业绩效管理理论和国外管理方法的实务经验, 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银行应将目前的绩效考核机制提升为绩效管理体系的建议, 从而促进我国银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关键词：银行 考核机制 体系

一、绪论

银行绩效考核机制是我国银行为实现其发展目标,对所属机构、部门和员工绩效进行评价,并以相应的激励约束手段作为员工价值分配依据的一套制度安排。绩效考核机制不仅体现银行的发展理念和经营思路,同时因直接影响员工的切身利益而对员工的经营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故被业内俗称为银行经营管理的“指挥棒”。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银行的绩效考核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监管者和公众普遍认识到，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对银行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也是推动其业务发展、提升经营业绩的重要手段。2012 年中国银监会出台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考评监管指引》，绩效考核机制在我国银行经营发展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银行绩效考核模式

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看，绩效考核是银行为实现其经营目标，运用特定的指标和标准，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其经营活动过程做出的一种价值判断，其涉及多个层面的框架体系与制度安排。科学有效的银行绩效考核机制应满足三点要求：准确度量判断银行经营业绩，传达银行经营战略导向，发挥激励作用并促进银行战略目标的达成。

依据考核的导向性，我国银行绩效考核的模式大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利润导向型的考核模式。此类考核模式以实现当期经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重点考核当期财务收入和能在短期内给银行带来效益的指标，如存贷款规模等业务发展指标和经营收入等财务指标。其优点是可以集中大部分资源完成重点目标，在短期内能实现规模和效益的快速增长，缺点是对风险管理和长期发展目标关注较少，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我国一些规模较小或业务需要加速发展的银行和部分银行的分支机构常采用此类考核模式。

第二类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考核模式。此类考核模式不仅要实现当期收益的最大化，还要为股东带来长期、持续稳定的回报。因此考核体系的设计和指标选取时，不仅要考核当期业务发展等短期性指标，还会涉及风险、客户、员工等有关银行竞争力和长期稳健经营的指标，对于利润的考核也不局限于会计利润，而是关注EVA、RORAC 等指标，以实现短期收益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从考核方法上看，该模式核心思想是平衡记分卡的平衡发展理念。目前我国的大中型商业银行特别是总行层面多采取这种考核模式。

第三类是以银行价值最大化为导向的考核模式。这种模式与第二类的区别在于不仅强调银行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性质，同时考虑银行的社会属性。因此在考核体系中会关注一些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提升社会形象、维护金融稳定的因素。如在考核指标的选取中考虑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类的指标，通过考核考核体系的设计，引导员工自觉维护银行的社会形象等等。目前虽然银行在考核中也强调银行的社会责任，一些银行也将支持弱势群体发展等方面的情况纳入考核，但多数银行在建立考核机制时都未从银行社会属性角度考虑，但此类模式应是今后银行业考核体系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三、银行绩效考核中存在的问题

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和发展，考核内容越来越全面，考核指标越来越合理，考核方法越来越科学，但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⑴ 考核指标缺乏科学性

考核指标的权重、密度设置，影响了基层银行业务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其具体表现在：一是考核指标“导向性”不突出。绩效考核是对绩效目标实现过程的一种控制，是通过权重指标的设置来实现被考核对象绩效的改进和提升，促进其业务发展。而现有的考核办法指标下达过多过细，追求考核指标的“统一性”和标准值的“同一性”。考核指标的“统一性”使得基层行只能围绕上级下达的指标进行业务经营，无法围绕当地金融资源做好特色优势业务；而标准值的“同一性”使得一些落后目标较大的基层银行缺乏努力完成目标的勇气，优于目标较大的基层行则会缺失超额完成目标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经营绩效的更好提升。二是忽视了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就指标论考核，其考核结果有时不能全面评价和反映基层行的经营业绩。有时甚至出现盈利行排名落后于亏损行，盈利多的行落后于盈利少的行，高效网点与低效网点员工收入倒挂等现象，影响绩效导向作用的发挥。

⑵ 考核手段单一

考核手段单一，难以全面评价员工的综合贡献率。目前的经营绩效考核仅限于业务指标和对业务岗位的考核，对管理岗位与业务岗位创造的价值始终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手段来进行量化评价。体现在分配上，造成很多管理岗位、业务操作岗位的绩效工资，与岗位本身联系较少，难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⑶ 绩效考评的随意性较大

绩效考评制度的制定政出多门，缺乏通盘考虑，往往只针对某个单项工作制定实施，一年一个政策，一项工作一个办法，名目繁多。有时年初制定的办法，年末考核时就变了，令被考核单位和部门无所适从。而且对分支机构、部门和员工的绩效考评基本都由内部不同部门负责，各层次考核之间相互脱节，标准不一，绩效考评的激励约束作用难以真正发挥出来。

⑷ 绩效考核指标缺乏长期性与可预见性

经营绩效考核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考核体系，而目前的考核指标体系和挂钩方式一年一变已成正常现象，基层行无法预先统筹规划自己的业务目标，只能根据指标的变化，不断调整工作方向，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这种考核往往出现下级行一到年末压基数，或到上级行争取来年小任务的现象，容易采取短期行为机械地为任务而完成任务，为指标而完成指标，容易忽视对业务操作的风险管理，形成较大的潜在风险。长期激励和约束机制功能没有充分发挥，较难激发经营管理者长期努力的动机，易于形成短期行为。

⑸ 员工参与度不够

员工是考核机制的对象和载体，员工对考核指标的理解和认同直接影响到绩效考核的有效性。在考核办法的制定方面，事先往往没有自上而下地广泛征求意见，造成大部分员工对现行考核办法的目的和作用知之甚少，普遍认为绩效管理只是分配绩效工资的工具而已，对绩效管理的环节了解过少，导致了普通员工对绩效考核办法缺乏认同感，甚至对绩效考核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难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整个考核过程绩效辅导几乎没有，缺乏对员工的反馈，员工无法知晓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和需改进之处，员工所能看到的只是眼前的物质报酬，绩效管理达不到期望的效果。

四、完善我国银行绩效考核的建议

⑴ 明确绩效目的

一方面绩效考核是对员工的工作行为与工作结果全面地、统地、科学地进行考察、分析、评估与传递的过程。它的本质就是考核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贡献、或者对组织成员的价值进行评价,它是管理者与员工之间为提高员工能力与绩效，实现组织战略目标的一种管理沟通活动。另一方面，绩效考核是对绩效管理过程的一种控制，它是手段，不是目的。绩效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绩效的提升和实现组织战略目标。⑵ 科学设置考评指标

商业银行绩效考评指标设定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考评结果的公正性和科学性，进而影响到绩效考评功能的发挥。因此，要按照先进性、导向性、明确性等原则科学设定考评指标。在设定对分支机构的考评指标时，要进行全面的业务审计，确认负债业务数据的真实性，对资产业务要准确反映形态，对所有者权益项目要准确认定，在夯实基数的基础上确定考核指标，确保绩效考评的真实性。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存款、贷款、资产质量、中间业务等是实现利润目标的基础和手段，只能作为利润目标的辅助目标。考评目标过多、过细，实际是多标准的考核，容易导致评价失真，甚至产生负激励作用。同时要合理设置“期望概率”。考核指标的设置既不能高不可攀，又不能一蹴而就“以跳起来能摘到桃子”为宜。对部门的绩效考评指标要明确、具体，应以定量指标为主、定性指标为辅，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方法编制。不同的部门其职责不同，工作重点不同，因此考评指标的制定应与各部门的职责范围相符。要在进行岗位分析、明确岗位职责的基础上，从工作业绩、工作能力、工作表现等方面设定员工的绩效考评指标，业务经营人员的业绩主要通过效益体现，后勤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应从工作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执行的结果以及计划外工作等环节来考核。在建立统一考核指标的同时，考核内容应体现岗位特色。⑶ 明确绩效考核目标，简化指标种类

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它的根本目标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也是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围绕这一核心目标，可设置资产利润率、贷款综合收益率、不良贷款控制、中间业务收入以及案件事故控制等主要考核指标。避免过多过细的指标考核束缚基层行自主经营行为的现象。在考核中多提指导性意见，强化以利润考核为中心，相关主要指标配套考核的考核体系，激发基层行业务发展的主观能动性，确保全行宏观发展目标的实现。⑷ 坚持指标设置的差异化

由于基层银行在地域环境、机构规模、经营特色等方面的差异，其效益增长点也各不相同。有的行可能成为优质贷款投入或者票据业务的重点，有的行存款或者中间业务则是新的效益增长点。因此，在对基层银行考核指标设置上，要实行区别对待，各有侧重的办法，依据各基层行的不同特点和不同的地域优势，合理确定考核指标的权重。尤其在金融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要想进一步提高基层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一是要给予基层的管理者，更多的自主选择优势业务的发展空间和费用开支的调剂权限，以便基层行准确定位，合理配置资源调整经营战略，发挥自身优势，提高盈利能力。二是通过指标权重的设置，使基层银行的管理者有更多的时间，了解客户需求进行优势业务的营销公关。三是一般业务考核指标可作为指导性计划，在易于操作、便于考核的前提下，让基层银行的管理者从自身经营效益出发，灵活发展业务，权衡利益得失，合理摆布发展重点，真正实施商业化经营。

⑸ 考核指标设置应兼顾短期促进与长期发展的统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作为迫切与国际银行平等竞争的我国商业银行，核心指标与关键指标的协调提升，则是我国商业银行战略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目前的情况看对基层银行的考核指标每年都有调整，尤其新业务发展方面的短期促进指标，年年有增设，考核更细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核心指标的考核权重，与此对应的长期发展目标，如盈利规模、资产规模、不良资产占比等主要指标体系，缺乏稳定发展的长期目标规划。因此，对基层银行的考核目标不仅要有短期目标考核，而且更要有中长期发展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抑制基层银行的短期经营行为，使其正确地处理好稳健经营与业务开拓的关系，引导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为我国商业银行的长足发展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⑹ 实现绩效考评的规范化、制度化

一是健全考评组织机构。为有效组织考评工作，发挥绩效考评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商业银行必须建立考评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集中组织，做好考评工作。领导小组由行领导挂帅，成员由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并下设办公室(挂靠计划财会部门)负责考评日常工作。二是处理好考评工作制度稳定性和变动性的关系。绩效考评办法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三是建立真实完备的信息统计系统。绩效考评设置的指标是多样化的，考评数据采集量很大，因此，绩效考评数据应尽量从计算机中心、财务报表、信贷管理等相关系统上直接提取。有关部门提供的基础数据资料，必须加盖部门印章或有部门负责人签字。同时，要加强考评工作的分析调研，针对考评工作中带有普遍性、倾向性、典型性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确保考评工作的真实、客观和公正。⑺ 建立健全科学的员工绩效考评体系

“无论在什么时候，人都是最重要的。”建立科学合理的员工评价体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人力资本理论引入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和完善激励有利、约束有效、绩效挂钩的分配激励机制。使收入分配与人才的岗位责任和工作绩效紧密关联，通过绩效考核拉开收入差距，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其核心竞争力，是我国商业银行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依据目前各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基层行绩效考核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应区别员工岗位的不同，设置分层次指标考核体系。实行以岗定薪、按岗取酬、岗变薪变的岗位工资制，将岗位分为经营管理层、市场营销层、业务操作层三大系列、分块考核。

1、对管理层的绩效考核

各级管理人员是银行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中枢和纽带，直接带动银行业务的发展，是绩效考核的中心。对管理人员的考核：

第一，应在严格控制管理人员比例的前提下，实行满负荷工作制，通过定岗定责压缩管理人员的数量，充实业务一线。第二，为了缓解一线员工的工作压力，增强管理人员对分管部门的绩效关心程度，依据各层管理人员的工作范围，实行主要指标和分管指标权重挂钩的办法，实施绩效考核，以便绩效考核和分配激励机制作用的整体发挥。第三，突出岗位之间的差距，拉开相同级别不同岗位管理人员的收入差距，实行以岗定薪，差别激励，对业绩考评结果特别突出的可实行年终一次性奖励等激励措施。

2、对营销层（包括客户经理）的绩效考核

在当今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环境下，客户经理队伍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客户经理队伍是银行人才的聚集区，是银行业务发展和效益提升的生力军。因此，如何建立起我国商业银行科学合理的客户经理绩效考核体系，将是分配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应将每一个客户经理作为成本中心和利润中心的统一体，把客户经理的存款、贷款、贴现、中间业务等收益纳入综合考核范围，根据不同产品的收益贡献、成差异，按风险概率确定不同奖惩比例。

3、对操作层的绩效考核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操作岗位人员占比过大的现实情况，这部分员工工作质量的优劣将直接影响银行的形象，所以是分配激励机制发挥作用的敏感部位。因此，对这部分员工的评价应着重于业务素质、工作质量、服务质量、操作技能、业务量等方面作为考核依据，通过综合评价合理划分员工等级，实行等级工资制。通过等级评定拉开收入差距。

⑻ 充分运用考核结果，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有效运用考评结果与科学 考核绩效同样重要。为了充分调动各行、各部门和厂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必须在正确评价业绩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考评结果，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1、对分支机构实行等级行管理

以经营规模和绩效考评两类指标为依据，将所辖分支机构统一划分为若干个等级。以国有商业银行一级分行为例，大体可划分为6个等级，二级分行分为第1至第4等级，支行分为第3至第6等级。第1等级为最高等级，第6等级为最低等级，各类等级之间可以相互交叉，下一层次的分支机构如果绩效水平较高，在资源配置时可按上一层次对待。等级行按年根据经营规模和绩效考评结果进行调整，不同等级的行资源配置不同，主要与领导职位的配备、内设机构数量的确定、员工总数的确定、经营授权的确定、信贷规模的确定、经营费用的分配、收入分配等挂钩。

2、强化部门绩效考评结果的运用

部门绩效考评结果反馈到各部门后，各部门要对照考评结果，找出差距，分析原因，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各部门的绩效考评结果，要与部门费用、工资收入、奖金分配挂钩，对考评结果优秀的部门，可加大资源分配的倾斜力度，加快这些部门的业务 发展。部门业绩是部门负责人业绩的真实体现，因此，要把部门考评结果与部门负责人的个人收入、任免等事项挂钩，真正起到激励作用。

3、健全员工激励机制

一是为实现员工多渠道晋升，建立行员等级制。二是建立管理职务和专业职务等级岗位制。三是丰富其他激励手段。要充分运用绩效考评结果，针对员工不同层次的需要状况，进行不同方式的激励。

五、总结

银行绩效考核作为关系银行利润的重要工具，对银行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对银行绩效考核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希望能给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