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之离婚救济制度研究

第一篇：读后感之离婚救济制度研究

《离婚救济制度研究》

读后感

班级：2008级文科试验班 姓名：叶玉丹

学号：20080w0224

导师：梁亚荣

《离婚救济制度研究》读后感

2008级文科试验班

叶玉丹

20080w0224

这学期我们开了婚姻法这门课，激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尤其是关于离婚救济制度这一方面。暑期阅读了李俊老师的《离婚救济制度研究》，令我感受颇深。

离婚作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确实会对婚姻与家庭的稳定及其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我们不能简单的用积极或消极、正面或负面来对之予以评价。但在离婚制度设计上却必须力求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还应尽量减少离婚本身对当事人各方乃至社会秩序带来的不利影响。可以说，离婚救济制度的完善是现阶段改革离婚立法，以期于离婚中更好实现法律公平价值的需要。李俊老师的《离婚救济制度研究》从理论上就该制度各方面具体内容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现行立法的相关规定及立法意旨予以全面把握，并结合国外相关立法之规定展开较为全面的分析探讨，来加深对该制度的整体认识。从而在制度架构、内容设计等方面实现一定的突破。

下面是我对离婚救济制度的一些看法：

何谓“救济”？《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救济 “是指对已发生或业已导致的伤害、危害或损失的不当行为而进行的纠正、矫正或改正。”《布莱克法律词典》也认为，救济是用以实现权利或防止、纠正及补偿权利之侵害的方法。英国还存在“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的古老法谚。

如果我们把救济看作是对权利的救济，那么离婚救济就应该是对离婚过程中所受损害权利的救济，而如果我们把救济本身就看作是一种权利，那么离婚救济就可以被认定为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在离婚阶段能够享有的一系列补偿性权利之总和。

我国2001年婚姻法致力于损害与救济之闻的平衡,设立了较为完整的离婚救济制度,包括离婚后的经济帮助制度、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1、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

《婚姻法》（2001年修正案）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方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国社会中，男女的经济能力至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该财物的给予，不以给付方有过失为必要，而是基于公平原则承认离婚连带发生的效力，用以保护弱者配偶离婚后的生活。这项规定对于个别需要经济帮助的男女都适用，但是，更有助于消除妇女在离婚问题上的经济顾虑，有利于保障离婚自由。需注意，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不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也不是夫妻扶养义务的继续。

离婚时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是有条件的：

（1）、被帮助的一方必须生活确有困难且自己无力解决的。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也属于生活困难。

（2）、经济帮助仅限于离婚时。

（3）、给付帮助的一方必须有负担能力。

（4）、这种经济帮助应是适当的，指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对方

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经济帮助。

这些条件需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在执行帮助期间，受帮助一方另行结婚或另有经济收入足够维持生活时，帮助一方即可终止给付。原定经济帮助执行完毕后，一方又要求继续给付经济帮助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2、家务劳动的财产补偿

《婚姻法》（2001年修正案）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这一规定是对约定实行婚后财产分别所有的夫妻，在离婚时对尽义务较多一方享有补偿请求权，是法律肯定其家务劳动价值的一种表现。

家务劳动是一种经济活动，人力资本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当某人把人力资本投入到家庭中时，必然就失去了将该人力资本投入到其他方面的机会，因而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本来可以将人力资本投入到其他方面所取得的利益。因此，绝不可无视家务劳动对家庭以及对夫妻双方的经济价值。在婚姻解除时，从事家务一方当事人可以就自己对家庭所做的贡献要求一定的经济补偿，以体现其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家务劳动评价理论的引入，有力地保障了从事家务一方当事人在离婚时的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为其离婚后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3、离婚损害赔偿

《婚姻法》（2001年修正案）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①重婚的；②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③实施家庭暴力的；④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①②是直接侵犯婚姻的另一方的；③④若实施的对象是婚姻另一方的话，另一方就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若实施的对象是除了婚姻另一方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的话，可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这不是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其立法取向为过错责任原则。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的性质，有违约说和侵权说两种，本人赞同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定性为侵权责任。

在传统的婚姻法理论中，离婚损害分为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前者指夫妻一方之行为是构成离婚原因的侵权行为时，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而后者则是指不具备侵权行为之要件但离婚本身即为构成损害赔偿之直接原因。我国实行的是离因损害。

需要注意的是离婚损害赔偿需以离婚为前提，若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上述情形的话，构成婚内侵权，但无过错一方配偶不得以对方有过错为由提出损害赔偿之诉。现今大多数人认为，婚内侵权赔偿制度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为共有财产。在保持婚姻关系的前提下，由一方赔偿另一方，只是将左边口袋的钱放到右边口袋去，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未发生任何改变。同时由于婚内侵权赔偿易引起夫妻矛盾的激化，不利于家庭稳定，不宜设立婚内侵权赔偿制度。“婚内赔偿”，是指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依法判决侵犯配偶合法权益的一方因其过错行为而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

在我国现有的婚姻法律体系中，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婚姻关系中发生的侵权行为的调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1)对请求事由的范围规定过窄, 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只有上述四种情形。这样就忽略了一些新型的性质严重的侵权行为, 如侵犯夫妻的同居权、生育权、财产权等。(2)离婚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 不利于

婚姻的稳定和被侵权人利益的保护, 由于缺乏合理的救济途径, 绝大多数夫妻内部的侵权行为基本上要靠夫妻间协商解决, 有些被侵权方因为惧怕失去家庭、子女只好忍气吞声,放弃赔偿请求, 这就使得侵权行为难以及时制止而长期、持续存在, 最终导致婚姻家庭的破裂和解体。(3)离婚才赔偿, 与诉讼时效相矛盾：新婚姻法第46 条的规定意味着不离婚, 配偶之间就不提出损害赔偿。而民法通则136 条第1 款(一)项规定: 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 诉讼时效期限为一年。但由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 夫妻因一方的暴力或与第三者同居等侵权行为, 当时并没有引起离婚, 以后离婚时, 前述侵权行为(有的不具有连续性)已超过了诉讼时效, 在离婚时提起赔偿, 就会因过时效而败诉。可见, 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够。其结果必然是: 一是鼓励人们离婚;二是不及时离婚, 婚内侵权就得不到有效保护。这种立法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1）构成要件

①配偶一方的行为有重大过错的，而对方本身行为无过错。若双方都实施了上述某一行为的，则均不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②因上述重大过错行为而导致夫妻离婚的损害结果。

③无过错方因对方的过错行为而受到精神或物质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

④实施违法行为的配偶一方须有主观上的过错。

以上四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即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程序说明

登记离婚，需在离婚后一年内提出。

诉讼离婚，原告需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被告可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也 可以在离婚后一年内提出。

（3）、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功能

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

离婚救济制度是正义价值在婚姻领域的一种集中体现，因为离婚救济制度不仅是在离婚阶段实现矫正正义的一种必要手段和措施，而且也是对弱者保护原则，这一以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为根本目的之现代民法基本准则的体现；另一方面指出，离婚救济制度是实现离婚自由的必要保障，因为只要离婚救济制度本身存在并设计合理，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婚姻关系当事人受限于经济条件，而无法充分表达其离婚愿望的顾虑，从而为其离婚自由的实现，提供直接的制度保障。此外，离婚救济制度还是保障夫妻权利的需要，因为该制度可以使受损害的权利得以回复或取得补偿，从而满足离婚配偶的正当权利主张，因此，也可将之以看作是，为夫妻权利设置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

第二篇：试论我国离婚救济制度

试论我国离婚救济制度

论文摘要 离婚救济制度是离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完善的救济制度对保护离婚时弱势的一方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引导婚姻家庭秩序向好的方向发展，更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新《婚姻法》实施开始，2014年来，立法部门又陆续制定了相关司法解释，以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得离婚救济制度更加。本文从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基本概论入手，分析离婚救济制度的存在立法缺陷，从而为离婚救济制度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提供建议。

论文关键词 离婚救济 经济帮助 损害赔偿 经济补偿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婚姻家庭关系中也出现了许多人们不曾想到过的问题。1980年出台的《婚姻法》已完全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也引发了诸多问题，特别是对离婚中弱势一方利益的保护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同时也引起了婚姻法理论界和立法者的思考。

2001年的婚姻法的修订完善了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对婚姻家庭关系也做了许多新的法律规定。对于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顺利发展和保障离婚中弱势一方的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新媒体、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追求公平正义，保护离婚弱者利益成为社会的共识。因此笔者认为，离婚救济制度的确定和完善是我国重要而有意义的工程。

一、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概述

（一）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含义

在法学理论研究发展过程中，“权利”不仅时刻与“义务”联系在一起，与“救济”也如影随形。公民权利的缺失决定了权利救济的存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决定了必须健全对公民权利的救济制度。离婚救济制度是指在离婚过程中给予夫妻中弱势一方各种补偿性措施的法律制度。

（二）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存在形式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离婚时出现的情况越来越多，是以往《婚姻法》所不能涵盖的，因此，2001年修改的《婚姻法》对离婚救济制度进行了完善，增加了两项新的离婚救济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通过设立两种新的救济制度，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目前，我国婚姻法学者大都认为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包含：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和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二、我国离婚救济制度面临的问题

自2001年对《婚姻法》进行修改后，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弱势一方的利益，但是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应该看到离婚救济制度的缺陷，找出解决办法。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局限性

我国《婚姻法》第42条是对离婚经济帮助的法律规定，但42条具体的适用主体、适用条件都无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婚姻法解释也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留给法官判决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生活困难”的判定标准为：离婚后配偶一方依靠其个人财产或者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的生活水平。这个标准虽然很明确，但由于经济发展、物价上涨以及各地生活水平提高和不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生活困难”在认定时仍困难重重。

另外，42条规定离婚经济帮助仅适用于离婚时，但由于离婚时的弱势一方往往很难扭转自己的经济状况，离婚后可能长期处于生活困难的状态下。实践中离婚后才陷入生活困难或者资助方履行完自己的义务后受助方仍处于生活苦难的现象屡见不鲜，此时受助方已无法行使他的经济帮助请求权。也就无法实现立法者帮助生活苦难一方的初衷，更无法实现公平与正义这一法律理念。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发展状况

2001年婚姻法修订时增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作为一项新增的离婚救济措施，它的设立有力的推动了我国司法实践的发展，弥补了相关领域的法律空白。但是在法律条文的制定方面还是缺乏前瞻性，对于离婚时过错方的具体过错情况规定过于确定，未预留法律空间，《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仅限于以下四种情形：

（一）重婚；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三）实施家庭暴力；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即只要过错方满足上述四种情形之一，另一方就可以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情况远非上述四种。

根据婚姻法解释，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仅适用于夫妻双方，其中责任主体是无过错一方的配偶。对于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第三者，则受不到任何形式的法律制裁，这不仅维护不了社会公平和正义，也不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现有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为“谁主张、谁举证”，依据此规则，承担举证责任的主体是离婚损害赔偿的无过错方。第46条也仅仅规定了存在过错的具体情形，并未规定这些情形在举证时的证明程度，这就给举证方带来了困难和挑战，作为举证方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另外，在具体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方面也存在法律空白，这又增加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难度。

（三）离婚经济补偿的发展状况

1.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具有局限性。我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只有在“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况下，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才享有经济补偿请求权，也即只有在分别财产制中才存在这种请求权。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共同财产制在我国的婚姻家庭关系中占主体地位，共同财产制中多数存在一方付出较多义务的情况，第40条明显忽略了对这一部分群体权利的保护。

2.缺乏对劳动价值的衡量及补偿标准。在“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付出劳动价值的衡量及补偿标准方面，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无具体规定，不利于经济补偿请求权的实现。司法实践中，法官主要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决，无法充分保护当事人的经济补偿请求权。

三、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完善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完善

1.补充“生活困难”的标准。上文中已经提过过离婚经济帮助的前提条件及认定“生活困难”的标准，这一标准已无法跟上当今时代的经济发展速度。为了维护真正需要帮助的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对“生活困难”标准应重新审视，采用相对的困难这个标准标准。

2.明确相关因素，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及需要的具体数额方面的因素，婚姻法及相关解释没有具体规定，所以给予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太大，难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所以，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应规定明确的考虑因素，主要包括：（1）请求一方的经济来源及经济需要；（2）给付一方的经济来源及财产；（3）是否扶养未成年子女与子女的利益。

3.放宽适用离婚经济帮助的时间段。上文提到，享有经济帮助请求权的受助方只有在离婚时才可以行使该项权利。笔者认为，对于限定请求权的行使时间，导致对离婚后才陷入生活困难或者长期处于生活困难的一方的保护非常不利，应当拓宽行使请求权的时间。如果对于离婚后生活困难已经可以预见，或者当受助一方在已受到相应的帮助后仍处于或重新陷入生活苦难状况，此时生活困难一方仍享有经济帮助请求权，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夫妻双方中生活困难的一方，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1.离婚损害赔偿法定事由采取概括和列举相结合。根据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法定的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事由，可见我国对于离婚损害赔偿方面只限于这四种情形，并不存在其他情形。但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导致夫妻感情和婚姻关系破裂的行为早已并不局限于这四项。因此，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法定事由应当采用列举性规定和概括性规定相结合，这样会更加准确合理。

2.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在举证责任方面，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证明标准方面可以适当的降低，具体的规定如下：在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过程中，夫妻当中负有举证责任的人无 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另一方可能存在离婚损害的行为，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当辩方无相关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离婚损害行为，那么，法院就可以推定控方的诉讼请求成立。

3.权利义务主体范围应进一步扩大。依据婚姻法规定，我国离婚损害赔偿权利义务的主体范围只存在于夫妻之间，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扩大其主体的范围。因此，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进行相应的修改：

（1）在赔偿义务的主体中加上第三者，笔者认为，第三者插足势必对受害方配偶权的侵犯，因此，第三者应对自己的过错行为负责。若在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中添加第三人，可避免重复诉讼，节约诉讼成本。

（2）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可以规定权利主体中包含未成年子女和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家庭成员，若因一方配偶的过错行为导致离婚，在涉及未成年子女与其他家庭成员利益时，夫妻离婚时就应当允许他们对致害方配偶主张赔偿。

（三）对于完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相关立法建议

1.相应扩大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除了在夫妻分别财产制中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中也应适用。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有些夫妻尽管实行的是共有财产制，但是他们彼此之间还是有所分工的，为了让一方得到更好地事业提升，可能另一方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或所作的贡献要多。所以，家务劳动的价值也是值得肯定的，笔者认为在经济补偿时应该保护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或作出较大贡献一方的利益。因此，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应予以扩张，共同财产制也同样适用。

2.应该明确家务劳动价值因素方面的考量。我国的法律对于家务劳动价值的衡量及补偿标准方面存在漏洞，这不利于经济补偿的具体实施。笔者认为 我国在家务劳动价值衡量及补偿数额方面应该出台相应立法，这些因素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在从事家事劳动时减少的家计费用；（2）付出较多义务一方牺牲的时间和机会成本；（3）少付出的一方因此而获得的受益。

3.应明确履行离婚经济补偿的具体方式。法律应当明确规定离婚经济补偿的履行方式，具体履行方式可以先由夫妻双方协商确定，无法协商解决的，可由法院法院结合夫妻双方目前的经济及其他有关情况做出相应的判决。人民法院对于此类纠纷的审理，应当兼顾双方的利益，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当事人的履行能力在履行方式上允许当事人选择一次性给付或分期给付，或者可以是其他的方式。

[1]刘勇编数字电路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2]马淑华编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7 [3]嗨茶网编news.hicha.com菊花茶的制茶技术及应用科学出版社2015[ 4]杨子文编单片机原理及应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5]王法能编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科学出版社2004

第三篇：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情况

从我国司法实践中看离婚救济制度

一、绪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于此同时，居民的精神层次需求也随之提升。而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21世纪以来，我国的离婚率逐年上升。随着离婚率的上升，离婚案例的数量也随之增多。而离婚救济制度作为离婚制度的一项重要制度，故我以离婚救济制度为主题，随机调查和统计了厦门市思明区基层法院2016年以及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6年上半年所受理的离婚案件数据并查找一些了具体的司法判例。希望能通过数据以及一些具体案例，具体了解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此做出自己的思考。

二、数据和案例

首先，是我通过裁判文书网统计的两组有关离婚救济制度适用情况的数据：

第一组数据来自于我随机选取的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6年的离婚诉讼案件，其中有效样本为38件，全都是关于离婚当事人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一审案件。在38起提起离婚诉讼的案件中，请求离婚的理由有3种。分别是夫妻感情破裂无复原可能、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暴以及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其中，以感情破裂为理由的案例为29起，占到了总数的76%之多；以感情不和且存在家暴情节为请求离婚理由的案例为6起，占总数的16%；以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为理由的案例为3起，占总数的8%。另外在以感情不和且存在家暴情节的离婚诉讼案件中，仅有1起案件中的受害人一方提出了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仅占总数的2.6%。

第二组数据来自于我随机选取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上半年所审理的离婚诉讼案件，其中有效案例22件。在22起案件中，共存在五种请求离婚的理由，分别是夫妻之间感情破裂、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家庭暴力、夫妻一方婚前隐瞒患有疾病且婚后未治愈、夫妻一方吸毒。其中，亦是感情破裂为理由的最多，达到了15起，占到了总数的68%；其次是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达到了4起，占总数的18%；以另外三种理由请求离婚的案件分别有1起，各占总数的4.5%。另外在以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4起案例中，仅有一起提出了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费。

由以上两组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1.在我国的离婚诉讼中，夫妻感情破裂始终是导致夫妻离婚的最主要原因；2.在导致离婚的原因中，夫妻一方实施家庭暴力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在上述两组数据中，除去夫妻感情破裂的44起，以其他理由请求离婚的案件为16起。而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这16起案件中，夫妻间的一方当事人是存在过错的，而在这16起案件中，仅有2起提出了相关的过错损害赔偿请求，而其他14起，都只是将其作为促进法院判决离婚的又一理由而已。

另外，由于基层法院的案例多较为简单，不易发现有代表性的有关案例，随后我又在司法案例网上寻找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司法实务中处理有关离婚救济制度的案件，以了解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具体的施行情况。

以下是具体的案件名：案例一 疯狂英语李阳离婚案

案例二 邸欣诉哲辉涉刑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纠纷案

案例三 赖桂娣妹诉蔡文生因其离婚经济困难应予经济帮助案

……

三、结论

结合以上数据以及具体的案例，我发现了以下几个关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离婚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1、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离婚救济制度的适用情形较少，尤其是经济帮助制度以及家务补偿制度。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如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飞速提升，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随着提高。而由于《司法解释三》中对于经济帮助制度的使用条件过于严格，仅限于低于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以下的情况。却忽视了居民生活水平整体提高的情况，因而导致了适用经济帮助制度的限制。而对于家务补偿制度之所以适用较少的情况，我认为出于以下原因：家务补偿制度主要适用于婚后分别财产制。而根据调查，我国的婚姻关系中，超过90%的家庭都是采用共同财产制，这无疑在一开始就限制了家务补偿制度的适用。

2、由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一方过错导致的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往往不因对方过错而向对方请求损害赔偿，而仅仅将其作为一个促使法官判决其离婚的理由。虽然这样确实使无过错方的诉求更加容易得到实现，但实际上无过错方也就是放弃了自己对于所受损害的赔偿请求权。这并不符合真正的公平正义原则。而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形的，有以下原因：

1、在制度设计上，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范围过小：就已有的4点来说，如仅适用于重婚或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却不包含与他人通奸、婚外情的情况。二者的程度虽然存在差距，但我个人认为，二者对于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是相差无几的。而在制度设计上，却完全忽略了这一损害后果近乎相同的情形，这也就大大限制了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范围。此外，例如我在法院案例中所发现的一方婚前隐瞒疾病、吸毒等情形，毫无疑问这对于无过错一方造成的精神以及物质上的损害也是十分巨大的，而在离婚诉讼中，当事人却只能以此作为一个促使法官做出离婚判决的条件却不能向过错方提出相应的损害赔偿请求。这是对婚姻中的无过错方严重不公的。

3、从具体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①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数额较小，不易达到惩戒和预防离婚损害事由发生的目的。在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离婚案件中，李阳曾先后两次殴打其妻子并且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巨大影响和讨论，而在他的离婚诉讼中，他的妻子提出的5万元离婚损害赔偿虽然被法院所认可，但是仅仅5万元的离婚损害赔偿款，相比于离婚案件涉及的几千万家产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这还仅是特例，我所了解的更多的，往往是更少的赔偿，或者根本不赔。

②在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适用较多的是以家暴或者非法同居为由请求离婚损害赔偿。而尴尬的是，恰巧是这两种发生最多的情形，偏偏存在比另外两种情形复杂得多的举证责任。就在我调查的厦门思明区的唯一一起以家暴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案例，就因为无法出具相关证明而被法院否定了诉讼请求；而非法同居亦存在举证难的问题。由于非法同居的不道德性和不正当性，过错方在进行非法同居时往往是十分隐秘的，无过错方要取得证据更是难上加难。

四、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些思路

针对以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我的一些建议和思考：

1、扩大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范围。我认为，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有越来越少的夫妻会在离婚后存在一方会生活水平低于地方最低生活标准的情况，然而这并不是件好事。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借鉴外国的相关制度。如生活是否困难的标准不应该取当地基本生活水平，而应该比照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平。对于年轻的当事人，离婚后经济优势的一方应该在一定期限内使经济弱势一方的生活得以继续保持在婚前的状态。而对于年老体弱或失去工作能力的当事人，离婚后经济优势的一方则应该始终使弱势一方的生活得以继续保持在婚前的状态水平，或者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与物质帮助，直至相应情形消失。

2、在共同财产制度中适用家务补偿制度。分别财产制适用家务补偿制度，无可厚非。但是在共同财产制度中适用家务补偿制度，也十分必要。总所周知，不论是谁，当他对某一方面倾注了更多的心力时，自然会导致对其他事物的懈怠或放弃。反之，当一个人在一方面事物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时，自然可以在其他方面发展地更好。在婚姻家庭中，亦是如此。当婚姻关系中的一方为照顾家庭中子女和老人、处理家务等倾注较多心血时，必然导致其放缓在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则将因为在事业发展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取得事业上的进步，并且这种进步是对一个人的价值的永久的提升。而在婚姻家庭中倾注更多心力的一方，其事业无疑将会被放弃或停滞。即使在离婚时，双方都取得了平均财产。但是在离婚后，双方在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必将因为各自事业发展的不同水平而导致差别。

3、扩大离婚损害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或者直接设置第五条兜底性条款。从上文的案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请求离婚的时候，夫妻一方存在的过错是不仅仅限于《婚姻法》46条所规定的四种情形的。而在现实中，还存在许多对婚姻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情形，比如一方与他人通奸、婚内吸毒犯罪等等。我个人认为，这些都应该作为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理由。我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扩大只不过是加重对婚姻存续关系中的过错方在经济方面的惩罚，而不是刑法上的对人的人身自由等方面的不利。因此，我认为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因充分体现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而不应通过限制请求损害赔偿适用条件的方式，这将一定程度上导致婚姻当事人对婚姻的不珍视。

4、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举证责任分配，适当降低无过错方证据的认定采用标准。除去重婚以及遗弃家庭成员的情形，其他的情形均存在举证难的问题。在个别案例中，我们还发现，即使在当事人提出了损害赔偿请求，最后却因为无法提出有效证据而被法院驳回了请求。如家暴，由于家暴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具有可恢复性，所以当被施暴方无法出具有关的医学证明时，则难以认定证据。又比如与他人同居，由于同居这件事本身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举证方要取得证据自然也是难上加难。以上，因此我认为，应该适当降低无过错方的举证责任，即无过错方举出一定的但不足以明确的证据时，对方若是不能反证其证据不成立，则应当认定证据有效。

5、确定合理的离婚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在上文中，我也提到，即使最终过错方被确定存在婚姻法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过错，但最终赔偿的数额却也是寥寥无几。这不仅无法抚慰在婚姻中受到精神和物质双重伤害的无过错方，更不足以惩戒过错方对于婚姻不负责的态度和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恶化婚姻关系中过错方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利于婚姻的稳定。因此我认为，应该适当调高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或者出台一定的计算标准，如按夫妻共同财产的比例确定赔偿数额。只有惩戒力度到位，方能在一定程度上扼制婚姻关系中不负责任的事情的发生。

第四篇：救灾救济制度

救灾救济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基层单位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工作，保障灾民基本生活权益，维护灾区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民政部、财政部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层单位向灾民发放救灾款物和县级民政部门采购救灾物资用于解决灾民生活困难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救灾款、物包括：

(一)中央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费；

(二)地方各级政府列支的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

(三)中央和地方各级民政部门接收和下拨的救灾捐赠款、物；

(四)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接收并交由民政部门分配、发放的捐助款、物；

(五)其它用于灾民生活救济方面的款、物。

第四条 救灾款、物管理、使用必须遵循专款专用、重点使用的原则。救灾款、物发放使用必须坚持公开、公正，重点是重灾区和重灾户，特别是保障自救能力较差灾民的基本生活。不得平均分配，不得截留、挪用，不得实行有偿使用，不得用于非自然灾害救济，不得擅自扩大使用范围。

第五条 救灾款、物使用的范围是：

(一)解决灾民无力克服的衣、食、住、医等生活困难；

(二)紧急抢救、转移和安置灾民；

(三)灾民倒、危房恢复重建及一般损坏房屋的修缮；

(四)加工及储运救灾物资；

(五)定向捐赠款、物按照捐赠人意愿使用。

第六条 财政部门应在本级预算中安排必要的救灾装备、科研及业务经费。

第二章 救灾款、物的管理

第七条 镇人民政府应建立救灾款专户储存制度，保证救灾资金专帐管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应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救灾款、物的发放应做到手续完备，帐目清楚、准确，帐款、物相符。

第八条 民政部门应在查灾核实的基础上，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灾情实际，提出救灾款物分配意见，财政部门确定后，由财政部门和民政部门联合下文拨付。救灾应急资金在接到上级拨款5日内落实到灾民手中；新灾救济资金和冬春荒困难灾民救济资金应在接到上级拨款15日内落实到灾民手中。

民政经办机构应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灾情实际，提出救灾款、物分配意见，经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研究后，及时下拨。

第九条 镇人民政府在安排救灾款时，应将分配使用情况同时报上一级民政、财政部门备案。对于滞留时间较长的救灾款，上级民政、财政部门视情节予以追回或在下次安排救灾款时予以扣减。

第十条 民政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储备必要的救灾物资，以应急需。

第十一条 民政部门可利用地方预算的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加工采购救灾物资。所加工采购的救灾物资主要用于解决灾民生活困难的必需品。确实需要时，也可用上级下拨的救灾应急资金采购灾民必须得救灾应急物资。镇不得用上级下拨的救灾资金加工和采购救灾物资。

第三章 救济对象的核定

第十二条 救济对象的核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把关，保证重点。灾情发生后，县(市、区)、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及时组织人员逐村逐户摸底调查，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分类排队，将家庭最困难、最需要救济的灾民优先列入范围。

第十三条 灾民救济对象核定程序：

(一)灾民自愿申请；

(二)村民小组初评后提名；

(三)灾民所在村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民主评议；

(四)村民委员会审查，并张榜公布后上报乡镇（街道办事处）；

(五)镇(人民政府审核上报县民部门；

(六)市民政局审批。

第四章 救灾款物的发放

第十四条 镇人民政府应编制《灾民救济花名册》，上报市民政部门审批后，按《灾民救济花名册》下发“灾民救助卡”。《灾民救济花名册》和“灾民救助卡”应注明灾民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家庭人口、救济款物补助标准、救济时段，联系电话等内容。“

第十五条 灾民领取救灾款、物时，应到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开取“三联单”，凭“灾民救助卡”和“三联单”到乡镇(街道办事处)人民政府或指定的银行(信用社)、粮店等领取粮款。灾民领取救灾款、物时，应在《灾民救助花名册》上签字。灾民领取救灾款、物，原则上应由本人领取，对无能力领取救灾款物的老弱病残人员，被救助灾民可委托他人或由村委会指定人员代领，代领人员必须签字盖章，并将款物及时送达救济对象。

第十六条 救灾款、物必须全额发放到灾民手中，镇、村不得用于抵扣税、费和借款。

第五章 监督与处罚

第十七条 基层民政部门应加强对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的检查，并主动接受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有权利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检举或控告。

第十八条 挪用、侵占或者贪污救灾款、物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其退还所用、所得款、物。对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基层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暗箱操作，优亲厚友，致使救灾款、物造成失盗、浪费、冒领等重大损失的，由所在单位依照有关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五篇：法律知识完善执行行为救济制度之

执行行为救济制度之完善

黄志雄

于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新民事诉讼法对我国原执行救济制度作了修改，增加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的规定，即执行行为异议，也称执行行为救济制度。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当事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执行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这就是执行行为救济制度的法律依据。笔者认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从制度层面上有力地保障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可操作性层面上尚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明确。

一、可提出异议的具体行为亟待细化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对可以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情形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对于哪些具体执行行为可以提出异议，并没有明确。这就一方面使得被执行人为了对抗法院的执行，利用不明确的执行异议情形，滥用行为异议制度;另一方面执行法官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为了审查执行行为异议而延误执行良好的时机。

结合执行实践，笔者认为，以下情形属于执行行为违法或不当：①违法执行财产方面：超标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或增添的财产;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生活必需品;违法裁定执行保证人财产;违法评估、拍卖、变卖财产;侵犯财产优先权等方面;②执行行为违法或不当：对执行依据效力不及的人采取强制措施;到期债权人提出异议却又强制执行;无事实依据地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无法定事由裁定中止、终结执行、执行回转;无法定事由裁定暂缓执行;强行以物抵债;乱采用司法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等。有人认为，应受理的执行申请而裁定不予受理，属于书面执行异议的范围，但笔者认为不当。因为裁定不予受理，主要是不符合立案条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可以直接提起上诉，不必通过审查再申请复议，因此，应将其排除在外。

二、异议审查机构亟待明确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法院收到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书面执行异议，应当在十五日内审查，但是由执行机构审查还是由执行机构之外的审判业务庭审查并不明确。笔者认为，应将执行异议交给其他业务庭审查。这是因为，如果规定由执行机构审查执行异议，一方面必然存在着执行机构维护本机构执行权威，而作出维持原裁决的裁定，即使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态度，也难以让当事人信服;另一方面也是执行实施与裁决分离的需要。当前，有的法院就将执行异议由本院的审判监督庭审查，取得了很好的执行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异议提出时间亟待明确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仅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对于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起始时间未作规定。有人认为，不论执行是否终结或将执行标的执行到位而实际结案，还是在执行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只要认为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即可提出。也有人认为，结案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能就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笔者认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行为异议的时间，应始于知道或应当知道执行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终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执行程序尚未开始，执行行为不可能侵犯他人利益;如果程序已终结，执行处分无从撤销或更正，其异议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不得在执行程序结束后提出异议。

那么，如何判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执行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呢?笔者认为，这因具体执行程序不同而不同。比如说，执行法院违法拍卖财产，一般在拍卖前已作出查封、扣押财产的民事裁定书，当事人自执行机构向其送达民事裁定书之时，就知道其合法权益被侵害，从此时即可提出异议。退一步说，拍卖机构在拍卖前，一般会在一定地域内发布拍卖信息或登报公告，法院也会通知被执行人到拍卖现场。这样，自拍卖机构登报之日起或被执行人收到拍卖通知之日起，应视为知道其合法权益被执行法院执行行为侵害。但有一点应该例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程序是否终结提出异议，执行机构不得以执行程序已终结为由直接裁定驳回异议。

四、审查程序亟待规范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对采用何种审查方式、程序审查执行行为异议，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审查程序至少应当包括执行机构受理、移送审查、审查核实、作出裁定等几个环节。

审查中，是采用书面审查，还是结合听证，举行必要辩论呢?笔者认为，应该采取下列程序进行审查：审查机构在两个工作日内将执行异议书副本送达本案其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并书面通知其在两个工作日内提供书面意见书以及相关证据，如不提供视为放弃权利，由其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不影响异议审查。审查机构在五个工作日内应当举行执行听证，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审查机构在听证后，在收到执行异议之日起十五日的总期限内作出裁定，认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原执行措施或者纠正执行行为，其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并交待复议权。告知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法院驳回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该裁定之日起十日内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复议申请，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当即口头表示复议的，应告知其在十日内提出书面异议书，期满后没有提出书面异议书，视为放弃申请复议。

五、复议审查程序和期限问题

对于复议审查程序和期限，目前法律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可以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经承办法官书面审查后，必要时听取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意见，经合议庭评议后，直接作出裁定，不必再举行辩论或听证。为体现执行的效率、采取措施的及时性，对复议期限不宜太长，但也不宜太短。笔者认为，复议期限应比执行法院审查期限短，建议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相应的裁定。

六、异议审查期间是否停止执行

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对采取的执行措施是否在执行行为异议审查、复议期间停止，并没有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基于保护申请执行的债权人考虑，执行法院在审查执行异议期间，财产控制措施不得解除。但为了避免实质处分执行标的，或避免不可回转，处分措施应当暂时停止，如果申请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申请继续执行的，可以继续执行，因继续执行造成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损失，裁定申请执行人赔偿。如果执行标的物是易腐烂变质的物品、季节性商品，处分措施停止将会造成损失的，可以责令异议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异议人拒绝提供担保的，执行法院继续处分后提存价款。上级法院在复议期间，如果认为执行法院驳回异议的裁定明显错误或不停止执行可能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书面通知执行法院停止执行。

七、制裁恶意执行异议的措施

设立执行行为救济制度的目的是为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提供必要的救济。但是执行实践中不排除有些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为了躲避执行、拖延执行、损害债权人利益而滥用执行行为异议制度，这种恶意提出异议的行为不仅造成了人民法院白白消耗物力、人力、财力等司法资源，也扰乱了人民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笔者认为，基于上述原因和解决执行难的需要，法律有必要对于恶意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给予制裁。建议将这种行为作为妨碍法院执行的一种行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进行罚款或司法拘留。

执行实践中，如何判断恶意提出执行行为异议呢?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主客观两方面予以判断：首先，主观上具有故意。即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不具备提起执行行为异议的理由和显无事实根据但仍提出异议。其次，客观上具有恶意的行为。包括虚构事实理由提出异议;伪造主要证据;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被执行当事人采用胁迫、欺诈等手段让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