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研究现状与展望

第一篇：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研究现状与展望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研究现状与展望

[摘 要]为了更好地发挥科研对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践的支撑和指导作用，未来研究需要从关注宏观转移到关注中观和微观，在研究内容上要注重对各级各类教育进行专门研究，在研究对象上要注重对政策实施后的监测评价研究，在研究主体上要增强跨区域跨机构的协作，在研究方法上要加强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

[关键词]京津冀教育；教育协同；区域教育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颁布以来，京津冀三地教育领域积极开展了许多协同发展实践，教育科研工作者也围绕“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开展了一系列理论研究。那么，已有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未来如何更好地开展研究，以提高科研对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践的支撑和指导作用？在此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论述。

一、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践

亟需科研支撑和指导

《规划纲要》颁布?赡甓嘁岳矗?京津冀三地教育领域积极推动协同发展，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一方面有序疏解部分教育功能，教育规模得到了有效控制，部分高校向郊区疏解工作稳步推进，教育聚集人口趋势得到一定缓解，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教育配套建设加快完善；另一方面，北京市积极带动和推进三地教育协同发展，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初步形成，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得到深化，高等教育产学研合作得以广泛开展。

京津冀三地在推动教育协同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整个推进过程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各教育协同主体（包括三地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科研部门等）都在在边实践边摸索的过程中，亟需科研的引领和支撑。

这主要是因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既缺乏成熟的模式可以借鉴，也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虽然《规划纲要》以及三地政府关于贯彻《规划纲要》的意见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了很好的顶层设计，还分别设定了2017年、2020年和2030年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但是具体到教育领域，三地教育如何实现协同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是什么，如何发挥教育在协同发展中的引导性作用等，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地开展科学研究和论证。

而且，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与“长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教育协作发展存在许多差别。“长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都是“扁平化”结构，而京津冀区域是一种“双核极化”结构[1]；北京作为首都，京津作为直辖市，而河北是省级区域，三者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发展基础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对等；“长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教育协作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推动，而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动；“长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教育协作的目标主要在于共同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提升区域教育的整体水平，而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目标还需要服务于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这些差别说明，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推进不能照搬“长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的经验。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由顶层设计走向规划实施的关键阶段，如何立足于建设新型智库，积极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纵深推进出谋划策，成为教育科研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二、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教育科研工作者积极响应重大国家战略的发展需求，坚持问题导向，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在研究对象上，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宏观战略，对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随着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由顶层设计走向实践推进，研究的重心也应该发生相应的转移。如果研究仍然止步于对发展战略的探讨，则研究将停留在表层，无法加强对实践的指导。

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多数是笼统地探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对策，而深入探讨各级各类教育协同发展的对策较少。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需要分门别类地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同发展。目前，对各级各类教育办学主体而言，推进协同发展的动力不足、方向不够明确、路径不够清晰，是阻碍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深入推进的重要原因。

在研究视角上，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政策的前期研究，进而提出对策建议，对政策或项目实施后的监测和评价较少。京津冀三地教育领域开展了许多协同发展项目，出台了不少政策或行动计划。例如，北京市启动了许多疏解教育功能的项目。这些项目或政策的成效如何，面临哪些阻碍，还需要哪些后续支持，获得了哪些经验与教训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追踪研究。

在研究主体上，已有研究更多是单个地方、单个部门开展的独立研究，而跨地方、跨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研究较少。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研究，需要对三地的教育发展情况、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有深入了解。因此，有必要协同三地的教育科研力量，调动跨部门合作研究的积极性，推动教育科研成果的交流与共享。

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主要使用文献分析法进行思辨研究，而基于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较少，比较研究也较少。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需要对三地教育发展的现状、差距与需求等有清晰的了解，对阻碍教育协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有准确的把握，这些都有赖于开展扎实的实地调查，有赖于对三地教育发展的现状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

三、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

未来研究需要从上述五个方面做出改进，才能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提高科研对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践的支撑和指导作用。

第一，降低研究重心，多做一些落地的研究。推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是一项涉及多个不同地区、不同教育领域、不同发展阶段、多种相关利益主体的深层次教育变革[2]。促进要素和资源的自由流动，深入推进教育协同发展，不仅依赖于教育领域自身的体制机制创新，更大程度上掣肘于土地、财政、人事等多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因此，在中观层面，可以加大对有利于教育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在微观层面，可以深入到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学校，了解它们的协同发展需求。

第二，进一步聚焦研究内容，多开展专门针对某一类型或层级教育的研究。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协同发展中面临不同的形势和任务。基础教育需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提高承接地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引导人口合理分布；职业教育需要对接产业需求，在京津冀范围内进一步深化产教对接；高等教育需要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提升高等教育对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贡献能力。基于三者的不同特征，有必要针对某一类型或层级的教育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加强对教育协同发展项目的监测和评价研究。《规划纲要》分别设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分别是到2017年要实现“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进展”，到2020年要实现“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取得积极成效”，到2030年要实现“公共服务水平趋于均衡”。那么，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际是否与政策设计相一致？目前取得了哪些进展，存在哪些问题？为了顺利实现规划目标，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依赖于政策监测与评价。另外，北京市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功能疏解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有哪些经验和模式可以总结，疏解需要哪些配套政策支持，被疏解的教育功能如何与承接地实现融合发展？京津冀三地开展的大量教育合作项目，是否真正落地并往前推进，取得了哪些成果，面临哪些问题，需要哪些体制机制的创新等？这些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并能为未来的政策调整或改进提供依据。

第四，重视以“协同”的方式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研究[3]。京津冀教育协同，涉及到“三地四方（另一方是中央）”的利益和需求。只有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研究，才能将研究基石建立在“三地四方”的共同利益基础上，而不是“自说自话”。需要注意的是，协同研究重在研究前期对研究主题的共同确定以及研究过程中的充分沟通和交流，而不仅是研究后期成果的合作发表或出版。建议“三地四方”定期共同设定研究主题，整合科研力量共同开展研究，加强研究过程中的研讨与分享，建立以共建为前提的研究成果共享机制。三地可以互派科研人员异地挂职或互访，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同时，加强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建立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数据集，搭建数据资源共享平台。

第五，在文献研究和政策解读的基础上，多开展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就实证研究而言，研究者不能停留于通过书本或文字来了解京津冀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差异，而要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京津冀三地教育发展的真实状况，获取第一手资料。通过访谈学校管理者、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等，了解他们在教育协同发展中面临的困惑与需求。就比较研究而言，可以梳理和分析国外大都市圈发展过程中教育协同发展的经验、世界发达城市教育功能疏解的?验、国内“长三角”和“泛珠三角”区域教育协作发展的经验、京津冀区域其他行业协同发展的经验等，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李建民.京津冀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N].人民文摘，2014-05-01.[2]范恒山.发挥教育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基础先导作用[N].光明日报，2017-04-25.[3]桑锦龙.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需要实践智慧――读《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践策略研究》有感[N].中华读书报，2017-03-08.（责任编辑 郭向和）

第二篇：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蔡 奇

《 人民日报 》（2017年11月20日

06 版）

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这是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员令。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总书记亲自决策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总书记非常关心京津冀区域的发展问题，多次深入三省市考察调研，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13年5月，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总书记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明确提出了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总书记视察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并全面系统阐述了其重大意义、推进思路和重点任务。2015年2月和4月，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并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思路和方法。2017年2月23日至24日，总书记视察河北、北京并发表重要讲话，分别就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和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作出重要指示。显而易见，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战略构想到顶层设计，再到基本思路、方式方法和重大举措，都是总书记亲自决策推动的。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以大历史观来谋划这一区 域未来发展，果断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充分体现出了强烈的使命担当、深邃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京津冀地域面积21.6万平方公里，人口1.1亿，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2016年，京津冀以全国2.3%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8%的人口，贡献了全国10%的国内生产总值。全国有25%的外商直接投资落地这一区域，研发经费支出也占全国15%。当然，京津冀也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尤其是北京“大城市病”突出，水资源匮乏，人口规模已近天花板，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区域发展差距悬殊，发展不平衡问题严重。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破解首都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有利于破除隐形壁垒、打破行政分割，实现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提供经验；有利于优化生产力布局和空间结构，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有利于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增强对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的辐射带动能力，为全国转型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更大贡献。进而言之，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新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3年多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有力领导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精心指导下，京津冀三省市和有关部门认真落实《规划纲要》，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良好开局。编制实施全国首个跨省级行政区“十三五”规划，出台了产业、交通、科技、生态环保等12个专项规划和一系列政策，落实《规划纲要》的“四梁八柱”基本建立。北京认真对接落实疏解非首都功能控增量、疏存量 两个政策意见，严格实施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大力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推动一批区域性批发市场、一般性制造业企业、学校、医院等有序疏解，带动常住人口连续两年增量、增速“双降”。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取得重要进展，河北积极对接京津服务京津，率先打通一批瓶颈路、断头路，深入实施“6643”工程、禁煤区建设及各种环境专项整治行动。以北京为中心、“半小时通勤圈”逐步扩大，京津冀PM2.5平均浓度2016年比2013年下降33%，“4+N”产业合作格局加快构建。同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深入开展，北京向津冀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增长超过30%，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初见成效，京津两市助力河北张承保地区脱贫攻坚扎实推进。

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任务

今后一个时期，京津冀要着力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到2035年，北京初步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大城市病”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首都功能更加优化，城市综合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列；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架构和区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区域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公共服务水平趋于均衡，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区域，在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坚定不移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重点是继续疏解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推动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等有序迁出。高水平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到2035年承接北京中心城区40万—50万常住人口疏解。北京要把疏解功 能与改善环境、控制人口、提升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统筹腾退空间利用，推动老城重组，优化提升首都功能。

（二）着力优化京津冀城市群空间格局。按照《规划纲要》确定的“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骨架，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重点是充分发挥北京“一核”作用，强化京津“双城”联动和同城化发展，共同发挥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沿京津、京雄（保）石、京唐秦等主要交通廊道建设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形成区域发展主体框架；提高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有序推动产业和人口聚集，形成定位清晰、分工合理、功能完善、生态宜居的现代城镇体系，走出一条绿色低碳智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三）统筹推动重点工作持续突破。共建“轨道上的京津冀”，完善便捷畅通公路交通网，打造“一小时通勤圈”，构建现代化机场群、港口群，提升交通运输组织和服务现代化水平。建立一体化环境准入和退出机制，强化大气、水等环境污染联防联控联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推进燕山—太行山生态安全屏障、京津保湿地生态过渡带、环首都国家公园等建设，扩大区域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按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顺三省市产业发展链条，建设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张承生态功能区、滨海新区等战略合作和功能承接平台，打造立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优势产业集聚区。深化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推进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做好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衔接，集中力量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形成协同创新共同体。推动金融、土地、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完善行政管理协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保护联动、产业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协同等机制，打造区域体制机制高地。建立交界地区协同管理长效机制，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 管控。完善共建共享、协调集约的能源、水资源等基础设施体系，营造京畿特色、多元活力的文化体系，建设设施均好、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落实京津两市对口帮扶河北省张承保环京津相关地区任务。

（四）共同办好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这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强有力牵引作用。准确把握筹办冬奥会定位，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奥理念，科学实施筹办工作总体计划，确保办成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加强筹办工作协调，确保主要竞赛场馆和基础设施2019年底前建成、2020年测试赛成功举办。统筹赛事需求、赛后利用和环境保护，坚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确保各项设施成为值得传承、造福人民的优质资产。高水平做好赛会运行保障和服务，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彰显民族和文化特色，促进中外文明对话交流。把普及冰雪运动贯穿筹办工作始终，以青少年为重点，与全民健身相结合，扩大冬季运动覆盖面。共建京张文化体育旅游带，打造体育、休闲、旅游产业集聚区，提升区域整体发展水平。

三、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总书记在审议《规划纲要》时就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把握“多点一城、老城重组”的思路；要深入研究论证新城问题，可考虑在河北合适的地方进行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化新城。2016年3月和5月，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北京城市副中心和设立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这是历史性的战略选择，要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这件事情。2017年2月23日，总书记实地考察河北省安新县和白洋淀生态保护区，就雄安新 区规划建设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雄安新区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设计建设。2017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个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这是综合考虑区位、交通、土地、水资源和能源保障、环境能力、人口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经过多地多方案比选、科学研究论证后所作的决策，凝聚了各方共识。

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规划建设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使之成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实践。按照中央部署，雄安新区要抓好建设绿色智慧新城、打造优美生态环境、发展高端高新产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构建快捷高效交通网、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七大重点任务，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党中央明确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目标，到2020年，雄安新区对外骨干交通路网基本建成，起步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框架基本形成，白洋淀环境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取得明显进展，新区雏形初步显现；到2030年，一座绿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新城将绽放光芒。

第三篇：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孟晓苏在《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与产业合作论坛》讲话

2014年6月15日

中央最近明确提出“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有人把它称为“京津冀一体化”，也有人据此感到迷茫，说河北还有不少贫困县，京津冀怎么能谈一体化呢？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早提出人之一，我认为需要廓清这些概念。准确提法来自总书记。去年5月他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去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今年2月26日习近平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都要求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所以我认为，准确提法应当是“京津双城记”“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如果谈一体化则是“京津一体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下面从五个方面展开分析。

1、“京津一体化”起源毛主席思想

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城镇化会议提出，城镇化发展布局要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这是2000年以来我国对城镇化发展格局认识的新发展。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之后，对城市群的更清晰阐述。我国领导人对京津一体化很早就有预言，根我了解，这种思想早在毛主席时期就已有预言。

我八十年代曾在中央长期工作，当过万里同志秘书、秘书局长、国家商检局副局长。1994年我在中房集团任职时，有一次跟万里同志谈到北京建设，共同感慨房子已经建到三环外了，这时候万里同志说：“我想起毛主席六十年代说的一句话，那是我向毛主席汇报北京城市规划时。毛主席说：多少年之后，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城市不就连在一起了吗？”万里同志还感叹地说，你看毛主席当年就有这样的预见。我马上问道，毛主席说过这么重要的话，我能把这句话转告给北京、天津和河北三个省市的领导同志吗？万里同志说可以。后来我陆续把这话直接转告了三省市的主要负责人。

毛主席所预言北京和天津未来会连在一起，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北京与天津的城市发展方向，应是相向发展。但传达后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甚至城市规划方向相背发展，很好的发展思路被一再拖延。

去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春兰担任天津市委书记之后，她上任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与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共同促成签署了京津两个城市的战略合作协议。去年3月份我跟孙春兰书记有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我专题向她介绍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把万里要我转达的毛主席的话转告给她。孙春兰作为曾在中央机关工作，又在多省市当然领导职务，思想开阔。她很看好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联系，对天津的规划发展方向有明确的认识。她认为天津最大的优势就是靠近北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来发展天津，而不是相反的认

识。特别是听到我所传达毛主席的话很为振奋。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思想，我相信她转达给了总书记。

2013年5月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又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这些重要思想是对多年来京津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认识的高度概括，是对毛主席当年重要思想的继承、完善与发展。（待续）

（续一）

2、“一亩三分地”是区域发展障碍

2005年国家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明确北京为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2006年国务院又批复天津市总体规划，将天津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努力成为国际物流中心和北方航运中心”。这都是在鼓励京津一体化发展。但在相当长时间里因区划问题与思想障碍，京津冀中有些省市表现出各自为政、只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没有认真落实一体化与协同发展的问题。不如长三角城市群中的各省市，那里是合理分工、主动融合。而当时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背向发展。天津的规划是背向北京发展，天津一些人则认为背着北京天津才能发展，顺着北京方向发展天津就要吃亏。北京则多绕了100多公里与唐山兴建“京唐港”，这就明显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自然流向，地方行政力量反而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

这和北京的地形、水源等基础条件是相关联的。从2000年开始，持“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这一规划思想的不少有识之士，包括吴良镛先生与不少到中国访问的国外规划专家也都提出了同样的意见。当时我是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兼城市开发委员会主任，我们提出了不少这方面的意见。我2000年在北京市人大会议厅里的一次会议上发言，就批评北京那时“年轮式扩张”、“浸漫式发展”、缺乏正确发展方向的“摊大饼模式”。北京是个簸箕型的城市，北边和西边都是山，连诸葛亮都要“遇山而止”，北京市的发展怎么会是开发西山？所以不可能再向西向北发展。我建议北京市把向东、向南作为城市主要发展方向。后来北京两次修改规划，确立了“一轴两带多中心”的规划思路，把向东向南作为城市主要发展方向。以长安街为城市轴线，以西边环保带和东边发展带为两带，主要是向东向南发展的主轴；多中心则避免了大城市病。这个规划是科学合理的。而向东向南发展就在北京与天津武清、河北廊坊的连结带上构建出一条黄金发展通道。（待续）

天津单向的“滨海大开发”战略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却是忽视向北京的发展、背向北京发展。天津的规划方向曾被有的领导同志形象比喻为“一根扁担挑两头”，当时有人却把这个正确表述曲解为：“一头是天津市区、一头是滨海新区”。我问他们挑扁担的人是在哪里呢？没有了。时任津南区区长开玩笑说，中间挑扁担的人只好由津南区来充当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天津现在“一轴两带，南北生态”的规划思路是有问题的，“一轴两带”把天津规划为蜈蚣型，没有重点，也没有突出天津市区的中心地位与向两端发展的方向；“南北生态”又把离开天津市区以外的地方当作边缘地区限制开发。其实在面向北京的方向，离

天津市区越远就离北京城区越近，本来是应重点发展的，保留生态应是在“两翼”以外的地区。如果规划思路不科学，如何推动实现京津一体化呢？

天津的规划发展思路应该是“一体两翼”，就像一只大鸟，以天津市区为身体，一翼伸向滨海，另一翼伸向北京方向。工业主要分布在滨海，城市发展则应面向北京。经济要素向的自然流动是阻止不住的，天津港的物流当然也是要顺着这条通道进出大北京。我认为“一根扁担挑两头”的正确解释应该为天津市区是挑扁担的人，扁担两头一头是滨海，一头是北京方向的武清区。这样一来，北京的主要方向是向东向南发展，天津一翼向滨海方向发展，而另一翼向北京方向发展，这就使两个城市逐渐连在一起了。

在三地交通问题上，“一亩三分地”思想就有点以邻为壑。北京过去有人生怕把资源流到别的地方去，不愿意修筑放散型的公路设施，特别是通向河北和天津的公路和高铁。时任廊坊市委书记赵世洪曾经问我，为什么北京不情愿跟我们接通高速路呢？我反问他，你知道你们廊坊跟北京是什么关系吗？我看是情敌关系，修完路人气就跑你们那里去了，北京人担心资源流走。但是在修京津第二高速公路的时候，天津设计的是上下八车道，交通部说没有这么多车道的，时任天津武清区委书记王树培说，国外还有16车道的，在天津方面坚持下才修了8车道的高速公路。天津还把修路权交给了北京首创集团，让北京的国企有利益可得，这样才减少了修路的阻力。

（续二）

3、“双城记”主轴与三地功能定位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不合实际的说法，以“京津双城记”为主轴就是这个战略的重要立足点。三地都应选准各自的功能定位。国家发改委早在2004年就开始调研制定京津冀都市圈规划。

首先谈北京。北京城市建成区1268平方公里，容纳七八百万人比较宽松，却挤下2000多万人口。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等人说，北京只适合容纳700万人口，应扩容城市或把2/3人口迁出去。现在北京也认识到，已经不能不往外疏散人口了。最近听说北京已有计划至少迁出500万人。把谁迁出去呢？把城市清洁工人迁出去？把在城里开出租车的迁出去？那还得找另外一批城市服务人员进来。与其想把老百姓迁出去，不如把一部分原有城市功能迁出去。使地铁公交拥挤不堪。道路拥塞就限号、限行、限购汽车，这都是些笨办法，治标不治本。我相信北京会拥护京津双城记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我赞成北京“跨行政区划疏散人口”的思路，建议学习纽约人口疏散到新泽西州等类似经验，建立新型的首都与辅城的关系。

天津在片面的“滨海大开发”思路下背了些包袱。这个战略一味背向北京发展，没有分清工业园区与城市发展带有所不同。现在天津市正在积极申报设立自贸区，而滨海区现在的基础条件与办公设施条件都比上海自贸区要好。如果天津获批设立自贸区或其它称谓的改革开放试验区，可以和上海南北呼应，滨海区大有前途。而天津西北部的地区连接着北京，首都第二机场会提升天津与北京相向发展的积极性。在北京天津的中间地带留下巨大发展空间。

谈谈首都第二机场选址问题。目前选址在河北固安，而不是在三省市交界地带，这是为什么呢？机场选址涉及多方，北京希望在北京地面上，机场当局从户籍政策出发希望建在北京地面。而在河北积极争取时，天津的态度却不明朗。当时我和其他不少专家都认为，首都第二机场应选址京津冀三省市交界的通州、廊坊与武清一带，天津市却有人说怕影响了滨海机场的报批。结果把机场选址推到北京大兴与河北固安交界地去了。你看有些干部的想法就是这么狭隘。其实首都第二机场的选址怎么会影响滨海呢？机场目前选址对天津市发展的带动力就比较小。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轴是以北京和天津为轴线的环渤海城市群，周边其他区域则是辅助地区。主辅需要明确。河北省西部北部应以生态保护与生态产业为主，制造业基地应部署在河北南部地区。邻近北京的地域空间有限，人口稠密，更需要为北京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做出贡献。包括减少高炉、热电厂、拆除污染源企业、淘汰过剩产能等。河北已成为世界最大钢铁基地，众多钢铁工厂已把北京包围了，对北京空气污染的贡献率很高，所以中央决定淘汰钢铁过剩产能的8000万吨中，有6000万吨在河北省。（待续）

（续三）

4、我国有必要建设“行政副中心”

13世纪以来设立元大都，北京五朝建都，已成为“文化古都、现代城市”。一直以来大家都把北京当成唯一中心，以至于如今北京已将各项功能混杂在一起，这种管理和治理理念太落后了，谈不上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拆迁旧房把东城老百姓搬到通州，把西城老百姓搬到大兴，但大家上班都得回城区，使交通拥挤不堪。现在实行的限行、限购政策是挤居民搬出北京。只考虑把老百姓搬出去已不现实。首都功能不应是北京功能，而是国家功能。不分流城市功能光想赶老百姓走，就会把京津冀一体化变为空谈。

所谓行政副中心就不是主中心。首都副中心不能不建，但不宜太远。我不赞成“迁都”之议，北京以长安街为主轴的行政主中心地位不宜改变。重大政治活动还要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等地。所以行政副中心不要离北京城区太远。现在中央办公不仅挤在市中心，使政治活动、商务活动与城市生活交错混杂，而且降低了政务活动品质。比如国家重要礼宾活动都要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其实就是在市中心的马路边，周边不仅得临时禁行，还得准备防暴车以防不测。这事已见怪不怪，真能凑合，远不如一些国家在总统府如白宫南草坪等专用场所礼宾更规范。

我国应当效仿国外惯常做法，远学美国建华盛顿、澳大利亚建堪培拉，近学马来西亚建布城的经验，离开主城区为中央国家机关设立专门办公与接待场所，不要都挤在市中心。例如韩国的首尔在江南地区建立第二办公区之后，缓解了老城拥堵的状况，现在正在推动“世宗市”的建设与中央机构迁移；马来西亚则在离首都吉隆坡40多公里的布察加亚建设一座新城，联邦政府行政机关包括总统和总理的办公场所都迁到那里。这种副中心选址就很合理，既疏缓城市压力，又未变更首都区位，还能拉动内需发展经济。仅仅把中央机关的一些下属单位迁出去是不够的，还得频繁回北京开会，相当于没有迁出去。有了空间才能实行官邸制，可以在新的行政办公区内设立主席府、总理府等。

除了政府机构就是大专院校。我曾给一些大学校长提出建议，尽快在北京市东南方向选址建设分校，否则新机场建成之后，现在位于海淀的高教区将成为交通最不便利的地方。原来的北京大学只是在市中心的沙滩红楼，若不是建国初期迁址海淀也不会有现在的北大。如今中关村已成为闹市，如何摆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所以我早就建议选址京津之间建设大学城，把北京和天津大部分大专院校搬出现有市区。当然这些措施不仅涉及到户籍、公共资源配置、行政管理体系等一系列问题，而且牵动人们的传统观念与生活习惯，小打小闹、决心不大是难于成事的。

前些日子媒体炒作“保定是副中心”，保定是个大市，可以分流北京部分城市功能特别是部分制造业，但不可能作为行政副中心。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如果把北京比作是心脏，廊坊市和天津武清区是在腋窝处，保定是在膝盖处，石家庄就在脚踝上了。

京津冀的中间经济带不应成为被搁荒的地带，而应该成为城市功能外迁的主要区域。政治副中心的最佳选址应在北京与天津、廊坊交界地带，即通州、大兴、武清、廊坊地区。天津市武清区与北京相连，京津走廊的绿色之肾——大黄堡湿地就在武清境内。武清城区中心距离北京CBD仅七十公里，我们要保护湿地，但湿地周边还有上百平方公里的空间，天子脚下地广人稀，人均八亩地，而且交通便利、水源丰沛。我认为在大黄堡湿地东侧应是中央第二办公区或称行政副中心的最佳选址。我陪欧盟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区视察大黄堡湿地的项目时他曾说过：“我们欧洲人最喜欢这样的地方，距离大城市不到一小时车程，而且环境非常好”。（待续）

（续四）

5、京津冀战略考验国家治理能力

这次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中央最高领导人意图非常明确。习近平特别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作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加以考虑，表达了中央最高领导人最明确的意图。话也都说得很到位，重要国家战略在考验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深入理解可以认识到，如果京津冀协同发展仍然不能落实，还是各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说明国家没有治理能力，治理体系出了毛病，还可以说是国家领导人的能力有问题。在这种决心与魄力面前，地方行政力量还会继续阻碍总体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吗？

从新闻报道中我看到，有关负责人纷纷表态支持总书记的意见。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表态说“豁然开朗”！李士祥副市长代表北京市会见记者说“耳目一新”！看来最令人担心的北京市的态度已发生积极变化。在这种决心与魄力面前，地方行政力量是否继续阻碍总体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我相信北京会拥护京津双城记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今后会如何发展？重要国家战略是否能落实？是不是像过去一些事说说就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空谈还是实干？我们拭目以待，更希望共同推动。（完）

第四篇：京津冀区域人才资源协同共享现状与改进策略研究（精选）

京津冀区域人才资源协同共享现状与改进策略研究

摘要：随着国家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落地执行，京津冀区域人才资源的协同共享成为重要问题。因为，人才是基础，是制约发展的瓶颈，是实施一体化战略的关键所在，在京津冀的范围内，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加强人才工作合作，是三地面临的共同任务，加快实现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已迫在眉睫。

关键词：区域人才 协同共享 策略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质是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一体化原则，以京津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和实现区域创新驱动发展为合作重点，实现京津冀区域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赢发展，其落地执行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源泉还是人才资源。尽快实现人才资源的一体化协同共享，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落地的有力推手，更是根本保证。

一、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区域内部人才资源共享现状

（一）区域内部地区间人才存在结构性不平衡

京津冀地区在地理上紧密相连，但是因为行政区划、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机制、政策条例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目前区域内的人才在地域、年龄等多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衡。比如，在高层次学历人才的拥有量和高层次人才密度以及产学研经费支出、发明专利等方面，北京的绝对优势及河北的绝对弱势显而易见；在技能人才总量方面河北均具有较大的优势。

（二）京津人才虹吸效应远超过人才辐射效应

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协议相关内容的不断推进，人才并没有在区域范围内流动起来，各个层次方面都存在继续向北京和天津的人才聚集，京津两地对于河北省的人才虹吸效应十分明显。随着京津国企外迁等行动，带动了一定范围内人才向河北省及周边地区的辐射，但是辐射效应远远比不上虹吸效应的负面作用。

（三）三地人才共享理念、政策、制度存在明显差异

由于三地间行政区划和历史沿革方面的变化，对于一体化过程中，对于人才共享的理念理解存在着以各自为主体的理解差异，从产业发展定位到人才获取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抵触甚至矛盾的情况。三地之间对于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政策制度也存在差异，政策的落实情况也差别巨大。这也就造成了对于三地人才队伍来说，本地区的人才发展环境差距是明显的，河北省处于落后的位置。

（四）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人才需求存在差异性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作为首都的北京是要“去功能、再高端化”，即非核心的生产制造功能应逐步退出北京，转而兼顾北京的首都核心功能以及城市经济功能。其核心功能是政治、文化、科技创新、国际交往中心；其主要城市经济功能是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天津是要“去加工、再服务 化”，在重点发展现代制造业基础上，加快壮大服务业，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双轮驱动。河北省是要“去重型、再加工化”，借助采掘、重加工和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业突出优势，定位为重化工业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和现代农业基地。因为地区内部相互协同的发展目标不同也就形成了对于人才需求的结构性不同，三地需要在自身产业发展定位的基础上，相互协调合作，形成了人才队伍的错位化发展共享。

二、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区域内部人才资源共享改进对策

（一）通过顶层设计，明确区域间产业分工结构，明确未来人才需求结构和发展方向

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不断系统前进的进程中，需要三地政府做好区域产业分工和经济发展方式差异的顶层设计，以区域发展规划的形式固化下来。通过贯彻落实发展规划，各区域和区域间的人才队伍现存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都可以通过三地的人才发展规划进行顶层协调，并且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规划相适应。

（二）建立统一的人才队伍建设和共享政策体系

目前京津冀区域内部签署了许多关系到人才队伍建设、发展和共享的协议、宣言，但是这些协议大部分参考自区域经济发展更早和水平更高的国内外先进地区，具有先进性与前瞻性，具有方针指导意义但是细化落实不足，京津冀三地的理解、落实还存在差异于问题。因此需要根据近年来的实际工作经验，进行细化和落实，并形成三地间相互分工合作、接续顺畅、实施到位的政策体系。政策体系应系统协同产业、科技、户籍管理、教育、卫生、税务等多个相关领域，贯彻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其覆盖范围应该包含人才招聘、人事代理、人才派遣、人才信息互通等基础领域，重点发展人才流动服务、人才政策协调、人才服务贯通等高层次领域，逐步建立区域人才资源共享、人才结构互补、人才智力科学流动、人才培养合作共融的新机制，形成统一的人才制度框架、人才平台和人才公共服务体系，突出创新创业，追求人才应用效果最终实现区域内人才的优化配置。

（三）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工具建立面向全域的人才资源发展共享平台

基于互联网+理念与技术实现多区域、多部门、多平台间的人才需求与供给信息的整合，摒弃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形式的统一，将政府所拥有的传统形式存在的人才信息与职能服务信息与市场中商业机构所拥有的人才能力信息与市场人才需求信息整合形成具有需求引导的信息聚合，并通过开放数据接口、多平台共享的形式让政府人才管理部门进一步了解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和当前人才保有与使用现状，让商业机构能够借助更庞大的信息容量和贴近于市场的互联网信息处理技术形成人才需求与供给信息的对接，确保人才的发展与流动。

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区域内部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人才需求与供给发展趋势，明确未来的发展人才需求结构与特点，可以让政府相关部门提前进行人才共享规划的制定和政策的实施，让企业获得共享人才的信息，促进人才共享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

在平台建设中，以政府间的人才发展共享联席会议为主体，明确具有前瞻性的技术规范，整合不同地域和部门间的信息，提供公共信息应用接口，进行信息安全和可用性保障，将更多的平台和应用建设工作交由学会、中介机构等组织和企业完成，最大化的保证社会需求引导下的人才发展和共享平台的信息应用。

（四）多层次、多类型人才特区以功能化分工、共享形成合力

人才特区指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创新人才管理体制以及完善人才服务体系等措施，以实现人才集聚和创新为战略目标的区域建设。京津两地的人才特区建设时间较早，而且成效显著。京津两地分别依托国家 “千人计划”项目以及地方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通过制定和完善人才激励和保障制度，实现本地区人才的重点培养以及外部人才的引进。河北省2011年提出建设环首都人才特区、曹妃甸人才 特区、渤海新区人才特区以及冀中南人才特区，并陆续出台包括资金支持、政策保障以及环境优化等多项引才引智政策，但是依然存在人才总量不足、高层次人才欠缺以及人才结构和分布不合理等多方面的问题。

（五）明确人才层次和结构分类，打破行政级别按类别专业化发展共享

由于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目标体系中，不同地区的发展层面不同，需求人才的类别层次存在差异，统一化的政策不能适应不同地区的发展需要。因此在政府间联席会议的主持下，专门委员会制定不同领域内、不同层次人才的评定标准，并协助科技、教育、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完成人才资格认定和信息采集工作。将信息通过利用大数据、云技术进行整合，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实现信息的分散采集、整理、储存、分析、传输、利用。同时通过层级不同的权限设定，在共同的数据平台下完成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与企业利用数据进行的市场化的人才流动过程。各级不同的政府部门、院校和科研学术机构、市场中的中介信息、人力资源、猎头公司可以共同完成不同层次和专业类别的信息的采集、管理和应用。

（六）高端人才经纪人制度和高端人才市场的建立、转变角色从管理者到服务者

借助文艺和体育界的成功经验，可以有政府相关部门牵头，企业和社会机构参与，将科技人才作为重要资源，建立高端人才的经纪人制度，由专业的人力资源公司与人员进行专业化的高端人才市场运作，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转换角色，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

参考文献：

[1]姚 峰，范红辉.河北省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五大着力点[J].经济纵横，2015（1）：106―08

[2]穆桂斌，张雪晨.河北省科技引进人才工作状况调查[N].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49―153

[3]时腾飞等.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人才引进对策初探[J].品牌.2015（1）：168―169

第五篇：2021京津冀协同发展心得体会1

京津冀协同发展心得体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立足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着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京津冀，人口超过1亿，土地面积超过21万平方公里，三地彼此相联，协同发展意义重大。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明确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广袤的京津冀大地开启了大变革、大发展、大跨越的历史性一步。

7年多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每一个重要阶段和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亲自把脉定向。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印发，确定了“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思路。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考察，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强调要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努力在交通、环境、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取得更多成果。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不仅是两市一省的三地发展战略，也更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际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京津冀的功能定位、协同发展目标、空间布局、重点领域和重大措施，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和基本遵循。这一战略，始于一域、意在全局，既解近忧、更谋长远，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的关键一招。

协同发展，交通先行。这些年，“轨道上的京津冀”加快构建，京张高铁、京雄城际建成通车，三地城市交通实现一卡通行，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越画越大，人员往来越发便捷。

协同发展，民生更好。北京、天津高水平中小学与河北开展跨区域合作办学，京津冀60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京津冀等地区医疗机构临床检验结果互认项目达43个、互认医疗机构近500家。

协同发展，优势互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稳妥有序推进实施，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累计约1000个，科技、信息、文化等领域“高精尖”产业发展有了更大空间。河北则在产业承接中形成了以智能装备制造、现代商贸为代表的一批新产业集群。

天津立足制造业优势，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一批科技产业主题园区加快建设。最新数据显示，仅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超过9100家，科技产业链加快形成。

从重点地区到重点领域，从体制机制到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正为京津冀注入强大创新动能。北京城市副中心承载力稳步提升，有效支持通州区与北三县协同发展。在河北雄安新区，1770平方公里土地上230个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两翼”齐飞，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极正在崛起。

7年多来，协同发展深入推进，一个经济结构优化、交通出行便捷、生态环境优美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快变为现实。迈上新征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国家战略所引领的深层次变革正深刻改变国家区域发展版图，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