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国关系与我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五篇范文

第一篇：当前大国关系与我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大国关系与我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摘要：自从9·11时间以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独霸全球的企图严重受阻，世界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样的复杂形势对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应当抓住机遇，同多边合作，才能在世界政治、经济活动中发挥大国作用。

关键词：国际形势 金融危机 外交

一、当前大国关系战略环境的新特点

首先，国际权势多极和均衡同步进行的基本态势将继续。国际力量格局正加速从传统的以美欧为中心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美国独霸图谋已严重受阻，垄断国际事务的难度继续增加。但同时，奥巴马政府着手努力维护“美国第一”的地位。从综合实力，尤其是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方面分析，美国仍在将来处于“超强”及“首要”地位。欧洲、日本等一些传统力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陷入困境，但也力图通过加快各自经济的步伐，推进区域整合和跨区域的合作，争取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竞争优势，在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保持其影响力。而中、印、巴等新兴大国则抓住机遇，进一步提升各自在新一轮国际机制改革及创制中的话语权。总之，未来5至10年内，国际力量多极化、均衡化的步伐将有所加快，但“一虎多狼”的力量格局还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同时，新兴的大国之间地位的竞争也将成为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内容。

其次，应对全球问题挑战的迫切需要以及全球治理的“两重性”凸显了大国之间“合作竞争”的关系特征。一方面，包括金融危机、核扩散、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强化了主要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提高了大国合作应对的紧迫感，协调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面。在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传统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仍将延续危机时期以合作为主、竞争为次的总态势。我们看到，在危机时期，避免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重演，产生了较强的延伸和示范效应。

但另一方面，围绕全球治理的风险、成本的分担、利益的分享等问题，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非常尖锐。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显现，世界经济仍处于脆弱的复苏阶段，各大经济体纷纷将保持本国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视为政策首要；面对新一轮世界经济再平衡等的压力，各大国或集团服从国内大局考虑的压力急升，相互之间的利益矛盾在增加，竞争明显加剧，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国际合作意愿减弱的迹象。

第三，受新一轮国际力量消长变化和全球治理需要的驱动，大国关系重组正成为大国互动的新态势。一是组织形式更加多样。冷战时期的结盟形式（如北约和华约）继续存在，正成为当前大国关系重组的主流。二是集团力量日趋 1

多元。有关集团正超越传统的意识纽带，谋求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以应对更为严峻的各种全球公共问题的挑战。三是集团间关系性质发生了变迁。冷战时期以对抗为主，现在集团之间呈现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制衡的复杂状态。四是各集团内部的领导权模式发生演变。从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主导，开始向集体协调方向转变。

二、对新时期发展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全面成长中的新兴大国，近十多年来，全面发展与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关系，为自身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应考虑如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使之不但适应中国国内发展需求，而且能够在新一轮国际体系的构建中，为提升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空间。

首先，中国应继续坚持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同舟共济的精神指导下全面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尽管国际力量的发展态势正日益多极化和均衡化，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大国仍然在国际力量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国是国际体系改革与转型的核心力量，是应对日益尖锐复杂的各类全球问题的主角。没有良好的大国关系，中国和平复兴所需的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就无从谈起。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公共问题挑战日益严峻，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不断加强，大国合作共同应对、治理全球问题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大国合作的空间也不断扩展。同时，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各国对中国的战略倚重势必持续提高，从而为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均衡发展以及互利共赢提供了基础。

中国应明确与其他大国的多层次战略定位，加快形成发展中美关系与其他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及相互支撑的战略关系。

新时期发展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既符合两国长远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期待和要求。中美关系固然在我大国关系中至关重要，但美国对中国复兴的战略怀疑和战略牵制、包括美国售台军火在内的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损害等不利因素仍不时阻碍着双边关系的发展，使得中美关系难以成为稳定的大国双边关系。中国应积极拓展与日本、欧盟、俄罗斯、印度等其他大国的关系，通过双边和多边，谋划更加均衡和良性互动的大国关系的布局。

一是中日双方应进一步以亚洲为主要舞台，密切在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合作，包括区域金融安全等方面的合作，用地区的共同责任和使命意识来为中日关系提供强劲的战略依托。

二是中欧双方要正确认识各自在国际格局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欧洲尽管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仍是国际体系中的关键力量，特别是在应对全球各种挑战，欧洲的地位举足轻重。中欧双方需要不断为彼此关系的战略性、全

局性考虑，为新时期提升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基础。

三是中俄应积极应对双方务实合作进入结构转型和战略升级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共同愿望，努力把中俄关系发展成成熟、稳定、的大国关系。

四是中印应努力突出同为新兴大国的身份认同，维护并扩大双方在未来国际体系建设中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重视双边互利合作的经贸关系，提高在多边经济机制建设过程中的合作水平。

维护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目标。

中国将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国将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深化区域合作。进一步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努力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处理分歧。中国将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外交活动，维护和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权威和主导作用，在国际和地区组织中做出建设性的努力。中国将全面加强经济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积极维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

总之中国要加强新兴大国多边合作机制的运筹，积极构筑中国的大国关系战略支撑。

第二篇：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我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与我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继续深入发展。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仍在调整中震荡，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新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各种力量的较量和互动更加突出；快速崛起的中国日益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空前密切的融合与互动。

在此情况下，国际形势的变化动向，以及我国国际处境的好坏，对我国正致力的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及时了解和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能使我们更好审视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整体环境，更好地理解我国加快改革调整的总体方针政策。

（一）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中国周边国际关系首先从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起：韩美军演，钓鱼岛事件。11月29日，韩美联合军演进入第二天，两国出动舰载机等武器进行了高强度战术训练。美国航母参加演习并派出了“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J-STARS监视机、9600吨级巡洋舰和9750吨级驱逐舰参加当天的演习但是韩国取消了定于30日在延坪岛举行的实弹射击演习。朝鲜媒体当天发表评论，称美韩联合军演是“新挑衅”。中国周边环境复杂而多变，正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4日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晤时，在谈到朝鲜半岛局势时所说，当前面对严峻复杂形势，有关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国际社会也应多做有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工作。他和梅德韦杰夫都表示，应尽快重启六方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4日表示，中方高度关注有关事件，对事态发展感到忧虑。而转眼关注与中国息息相关的钓鱼岛事件：每当中国渔政船出现在钓鱼岛海域，几乎都会引发日本政府以及媒体的强烈关注。日本的电视台多次播放了中国渔政船巡航钓鱼岛时的画面，并且都强调了“中国渔政船的先进性”。日本《读卖新闻》还观察到了渔政310船上装备的武器，并认为“军用帐篷”包裹下的是“重型武器”。由此看出日本想成为正常的国家，就是可以正常参与国际军事行动拥有自己的合法军队，目前日本由于是战败国，自己的宪法规定日本只能拥有自卫队，就是只能是被动防守的军队，但是随着国家的实力增强日本日渐希望可以

成为“正常的国家”，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石，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领导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认识，所以不同的日本首相会采取不同的对华政策和态度。日本和中国有领土纠纷和俄罗斯韩国也都有，而且相对而言和韩国俄罗斯的貌似更难以解决，所以日本的对华政策应该是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发展对华友好关系。韩国和日本一样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和朝鲜半岛有着长久的裙带关系，所以韩国对中国比日本要更有亲近感。韩国前首相卢武铉曾提出希望韩国可以成为各大国发展关系的纽带，尤其是中美之间。但是由于韩国这身的影响有限，所以最终没有向着卢武铉的理想方向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地区力量的急剧变化，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将继续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各种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将时有显现，并对中国安全提出复杂的新挑战。但是，和平与繁荣仍将是亚太各国共同的愿望。亚太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不会根本扭转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近一二十年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势头。

一、大国关系的相对平稳发展是中国周边继续保持缓和的基础中国周边地区是大国利益交汇之地，中、美、俄、日、印对地区总体形势发展影响举足轻重。尽管上述国家关系有密有疏，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彼此利益相互交织，在竞争中力求保持合作，避免迎头相撞。美国虽视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并采取措施对中国防范遏制，但双方在反恐、朝核、维持台海稳定及经贸合作领域存在共同利益，美国对中国仍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对抗。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一面虽有加强，但彼此亦心存防范：美借日制华，却不希望中日交恶而不可收拾；日傍美制华，并不甘心为美火中取栗。遭受美国战略挤压的俄罗斯，在国力未得到全面恢复前，仍将是中国主要战略伙伴，中俄关系有望继续稳固发展。印美关系虽发展迅速，但印度不会全面倒向美国，沦为美遏制中国的棋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自身策略得当，中国不会成为大国矛盾的焦点，在大国外交中仍有充分的回旋空间。

二、地区热点发生热战的可能性较低中国周边地区存在印巴矛盾、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南海岛屿争端等问题。由于印巴关系持续缓和、美国更多介入南亚事务以及印巴相互核威慑，南亚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低。朝鲜半岛形势因朝鲜拥核而面临新的复杂性。但由于中、韩、俄强烈反对武力解决朝核问题，加之美国受困中东，无暇东顾，因此，从近期看，美国军事打击朝

鲜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从长远看，朝核问题仍可能出现轮番升级，但各方均会努力控制升级的势头，避免出现战争。在东海、南海岛屿权益问题上，由于中国与日本及南海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磋商，各方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因岛屿问题引发个别意外冲突虽不能完全排除，但演变为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一段时期, 台海形势仍处在风险较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渐成“跛脚”的陈水扁正加紧通过推进所谓“宪改”，搞“台湾法理独立”，不排除陈水扁进一步铤而走险的可能。2007年的台湾“立法委员”选举和2008 年台湾“大选”使岛内局势发展充满变数。但只要美国坚持维持台海现状政策，中国大陆及岛上反“台独”力量仍有能力遏制“台独”的冒险举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1] 这种理念指导下的内外政策，将有助于保持台海地区的稳定。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催化剂

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将长期存在，某些挑战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成为特定国家的主要安全威胁。随着国际社会及地区国家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视，地区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将把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视为增进合作、扩大影“9·11”事件后，响的渠道和机会，积极探索并推动在多种框架、多领域开展合作。防扩散、打击恐怖主义成为中美关系不断改善和加强的重要推动因素。印度洋海啸和南亚大地震发生后，各主要国家充分利用救援外交，拉近与受灾国的距离，为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双边关系奠定基础。在“10+3”机制的带动下，东亚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正不断加强。2002 年11 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作为落实《联合宣言》的后续行动，2004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制定了中长期合作规划，在反恐、非法移民、禁毒、执法、刑侦等领域开展了更加有效的合作。在中国倡议下，首届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2004年1月在曼谷举行。会议通过了《首次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联合公报》，表示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决心在打击跨国犯罪领域加强合作，支持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 的目标。上海合作组织把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作为首要任务，近年来还逐步加强合作打击中亚地区日益严重的毒品走私活动，把遏制和铲除毒品走私纳入反恐合作的框架之中。种种事实表明，非

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区域安全对话与合作的主要议题，并将成为改善地区国家关系的润滑剂和加强安全互信的纽带。

随着9．11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人们逐步认识到恐怖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威胁。9.11以后，以美国为主的各国开始把反恐列为头等大事。

所谓的恐怖主义，就是危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切行动。恐怖分子利用各种恐怖手段，打碎人类和平的梦想，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的危害。所以，我认为利用反恐来使人类回归和平，是十分必要的。

恐怖主义也有类别，像东突这种恐怖分子，端着苏联的AK抢，用着中华的火药，忘记几十年前把他们从奴吏主手中救出的中国政府，反过头来要建立伊斯兰世界，疯狂的从事恐怖和分裂活动，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和平。对这种恐怖分子，应该毫不手软的予以坚决消灭。

然而，反恐不是一味的用贫铀弹和阿帕奇直升机来进行的，反恐不是复仇，以暴易暴的方式是绝对错误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军用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导弹精确的打中了帐蓬，也打中了屋顶有明显红十字标记的的国际红十字会大楼。美军玩电子游戏般的屠杀了比世贸大厦倒塌时死得多的多的阿富汗民众，不仅没捉到拉登，反而在阿富汗人民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即使美军伊战成功的捉到了萨达姆，但伊战后阿拉伯世界中反美氛围更浓烈，据调查，伊战后基地分子联合萨达姆残余部众，利用人们的反美情绪，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色列凭借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一次又一次的“定点清除”，反而招来越来越多的人体炸弹。。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打着反恐的幌子，利用它国无辜百姓的生命来实现自己其它方面的欲望。这哪是反恐！这分明是批着羊皮的恐怖行动！

所谓的“邪恶轴心”的朝鲜在与各国顶牛中不关闭对话大门，正是它内心和平欲望的表现。如果把贫铀弹换成人道主义援助，把阿帕奇直升机换成先进科学技术的传授，那么我相信，恐怖主义一定会逐步绝迹。朝鲜一而再，再而三的冒险搞核弹，要求的不过是美国地一纸承诺书，美日韩的援助一到，朝鲜马上表现出和平的姿态；巴勒斯坦对路线图的态度足够积极，如果不是以色列一手毁掉它，相信中东的局势比现在好得多。反恐的目地就是和平，以和平的方式达到和平的目地，何乐而不为？

反恐必须追根索源，对那些极个别的顽固极端恐怖分子进行坚决打击的同

时，更多的要用一颗和平友爱的心去帮助那些迫不得已的恐怖分子，平等的尊重各民族和各国的人权，实现民族和宗教的共同发展和和平共处，才可以彻底的消除恐怖主义，达到和平的最终目地。

（二）中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复苏和调整的基本态势；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关系继续调整推进的国际体系变革；当前国际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加速变化的中国国际地位和我国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010年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国际社会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中国，视中国崛起为本世纪最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中国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进一步上升。今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灿荣：08年奥运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动员力和民族凝聚力，09年阅兵向外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能力。）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的外交自信心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

但是，随着中国地位和影响的迅速增大，各种外部阻力与压力也随之增加：一方面，不少国家和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不适应感，“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不断出现。一些大国更对我产生明显的战略敌意，使我国面临更多的麻烦和事端。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接连发难，谷歌事件、美对台军售、西藏问题、贸易纷争和压人民币升值及南海军事问题。此轮中美关系的紧张，除了美国国内急于摆脱经济困境和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因素外，担心中国实力增强后会挑战美国的霸权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朝野普遍认为，中国正变得“自大傲慢”，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举措，被美国视为与美争夺亚太主导权，对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构成了威胁。美国国内一些智库的重量级人物公开主张，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中国成长产生的大国崛起效应也引起一些周边国家的疑虑和防范心态，增加了我们维护周边环境稳定的难度。我国周边环境复杂，邻国众多，又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的领土及边界划分争端。出现任何纷争，不仅当事国陷入麻烦，也为外部力量介入提供了机会。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一些维权活动，如中国渔政船在南中国海巡航、护渔、伸张主权，以及中国海军舰队在冲绳附近海域演习等，就引起周边国家的严重焦虑。一些周边国家为缓解中国实力上升的压力，希望美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平衡者”作用。菲律宾等国一直希望美国介入南中国海的争端。一旦外部大国介入，极易造成我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近期南海主权争端表面化和复杂化，美国的介入便是重要原因。（近两年，随着对中国护海行动疑虑的加重，美国一方面向中国施压，指责中国在南海问题处理上，妨碍了海上贸易的开展，违背了国际海洋法，另一方面，加快重返南海地区的部署。不仅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增加在该地区的投入，频繁派遣军舰在南海活动；还通过军售、联合军演来提升与部分国家的军事合作。今年8月，美国就与越南在南海进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近年我国已经面临日益严峻的领海权益维护的考验。象南沙群岛，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与越南、日本等国的争端都呈现加剧之势。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上对中国关注和重视的增加，对我国的期待也大大上升。国际舆论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使我国面临履行大国义务的压力明显加大。（如对巴援助问题；气候问题解决上要求中国承担过重的责任）尽管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有利于我国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可以增加我国的战略份量。但是，以我国现有的能力履行过度的国际责任，将影响到我国自身的长期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必须平衡好自己的国家实力与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

中国确实站到这样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这样非常复杂的外交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通过三十年改革开放，跟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经济社会体系，你跟世界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的情况下，你还是思考问题、处理事情，眼睛就盯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范畴之内是远远不够了，必须有一个全球的大视野、一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待。

第三篇：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与我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教案

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与我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

教学目标：

通过教学让学生了解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大变革和大调整，认识中国国际地位及外部国际环境所发生的新变化，理解世界形势的发展动向以及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教学重点：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复苏和调整的基本态势；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关系继续调整推进的国际体系变革；当前国际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加速变化的中国国际地位和我国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思考问题：

1．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复苏和调整的基本态势？

2．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变化和大国关系调整的动向？ 3．当前国际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4．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和我国外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教学要点：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继续深入发展。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仍在调整中震荡，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新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各种力量的较量和互动更加突出；快速崛起的中国日益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因素，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空前密切的融合与互动。

在此情况下，国际形势的变化动向，以及我国国际处境的好坏，对我国正致力的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及时了解和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能使我们更好审视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整体环境，更好地理解我国加快改革调整的总体方针政策。

一、世界经济温和复苏，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未根本解决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保持温和复苏势头，总体上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07年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全球化浪潮下，迅速波及全球，引发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美、欧、日以及新兴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面对危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联手应对，包含了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大国的20国集团(G20)取代原有的八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协调的重要组织。20国集团先后召开了3次首脑峰会，达成共同制定刺激世界经济增长的行动计划。在全球的联合干预和在力度空前的经济刺激措施作用下，09年世界经济从急跌

到企稳回升，开始由衰退走向复苏。美、欧、日等经济体逐步走出衰退，出现复苏。新兴经济体也较快实现复苏和平稳增长。2010上半年，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势头进一步明显，主要工业国家从第一季度开始均出现了正增长。目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情况都好于预期。

但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走上正轨还面临许多严峻挑战：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很不均衡。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中国经济增长今年预计达10%；而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虽然保持了复苏势头，但近10%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日本在中国等新兴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出口增长，推动了经济复苏，但其财政赤字高企，债务规模接近GDP的200%；欧元区经济总体上保持上行态势，但受到希腊等多国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经济复苏和调整举步维艰。总的看来，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后危机时期的结构调整，很难快速实现稳定的增长。由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份量，其经济恢复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的恢复。

二是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较脆弱。其一，发达国家普遍面临高财政赤字风险，这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因素。目前从欧洲到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都呈现加剧的状况，一旦主权债务危机爆发，金融市场将大幅震荡，拖累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去年以来相继发生的冰岛、西班牙、希腊和迪拜债务危机，就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很大冲击。（希腊债务危机： 09年10月希腊政府突然宣布，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对其成员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鉴于希腊政府财政状况显著恶化，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希腊债务危机。迪拜债务危机： 09年11月，迪拜财政部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产分支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以便进行债务重组。据《纽约时报》估算，迪拜世界公司的对外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总债务的74%。被此次迪拜债务危机深套其中的债权人包括汇丰控股、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银行。）不仅如此，作为危机源头的美国金融业，其盈利前景仍存在很大变数。如身陷“欺诈门”的华尔街金融巨头高盛集团，在今年4月16日被美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涉嫌在销售次级抵押贷款支持类证券的金融衍生品时存在欺诈行为。消息传出，由于高盛集团将面临司法调查，其声誉损失对业务产生的影响难以估计，引发全球金融市场不同程度动荡。其二，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高企。09年以来，全球经济的复苏主要是政策刺激的结果，是“无就业增长”的复苏。目前美国和欧元区失业率都达10%的较高水平。这已经成为目前美欧政府焦虑不已的一大问题。就业状况的暗淡，将直接打击人们的消费信心，发达经济体缺少国内消费的拉动，经济恢复的基础很不牢固。其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当前国际上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一些主要国家不断出台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影响着外需的复苏，使中国这类的出口大国深受其害。09年以来，数十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调查和起诉，美

国等国又不断逼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目前各国政府正在计划或准备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超过半数都是针对中国的。此外，国际主要股市、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也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不确定性。由于为应对危机采取刺激性经济政策，各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规模扩大，使潜在的通胀风险日益积累，去年以来，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相继出现粮食价格大涨、通货膨胀严峻的问题。（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全球性通胀的隐忧，已成为明显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一些大宗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对国际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甚大的中国经济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巨额主权债务或财政赤字、就业市场不振，新兴国家的通胀压力等问题，都反映了刺激经济政策的后遗症正在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

三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兴未艾，但引发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说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乃大势所趋，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危机后，主要国家和集团相继召开峰会，就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监管达成广泛共识。由于当今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源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反映的是当时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数十年过去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两大机构中的发言权势在必行。在匹兹堡金融峰会上，与会国代表一致同意将基金组织和世行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在今年4月的基金组织和世行会议上，也决定发达国

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世行这一改革进展，使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投票权整体超过47%。

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远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实质性进展。由于其涉及到改革成本的分担和传统主导大国的既得利益，如美元国际地位、国际金融救援，发展中国家权利与责任的不匹配等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严重分歧。（虽然各方都认为需要改革，但改革的意愿在各国之间明显不同。发达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意愿相对要小；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改革来增加发言权，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改革意愿更为强烈。同在发达国家之间，欧洲国家更强调进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而美国则多有保留，不愿放弃其在该领域的权势。）问题还在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步缓解，一些发达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意愿在减弱。

四是各国需要加紧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新的世界经济条件下，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越来越难以为继，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成为重要发展方向，各国经济结构都面临大的调整。与此同时，全球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更趋深化，推动各国加快以科技创新来带动产业的升级。而不同经济体都面临如何处理好自身的调整问题：发达国家力图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再工业化”，即重振制造业（经历金融危机打击后，美、英等发达国家意识到，其经济过度依赖服务业，靠消费拉动经济存在的问题，欲通过重振制造业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和扩大内需）；新兴经济体则需要努力增强自身的发展后劲。但经济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甚至痛苦 的过程，目前欧洲高福利国家的经济调整就面临强大阻力，欧美国家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不少国家还出现了社会动荡，英、法等国都接连发生大规模罢工抗议活动。

二、力量对比变化推动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大国关系的调整更显复杂

经过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国际力量板块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地位下滑，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新兴国家加速兴起，新旧力量的相互挤压，推动大国关系的调整呈现更加复杂的态势。

（一）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消长变化，新兴大国整体崛起势头强劲。美国继续受金融危机和伊阿反恐战争拖累，软、硬实力都明显受挫。据统计，自9·11事件以来，美国用于反恐战争的费用已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近期虽然从伊拉克实现撤军，但在阿富汗仍然得维持大量投入。此外，美国国债和财政赤字不断创新高，对中国、日本主要债权国的依赖愈深。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遭到质疑，自信心和优越感大大受挫。欧盟、日本也是困难重重。欧洲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深重，经济的复苏缓慢，多国社会发生震荡。日本面临通货紧缩、日元升值、个人消费势头减缓等多重挑战，在亚洲的经济龙头地位已受到挑战。

与传统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内外困难，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兴大国发展势头强劲，不仅充当了世界经济复苏的

主要引擎，甚至成为西方解危脱困和解决国际问题的借助对象。尤其中、印等国在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在世界事务中的参与热情和影响能力都在增加。（如巴西、土耳其积极斡旋伊朗核问题）近期国际上二十国峰会地位的凸显，也反映了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国际体系调整。（二十国集团即G20，于1999年底创建，成员包括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和欧盟。该机制的建立旨在促进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并为相关问题的解决开展协商讨论，奠定合作基础。）2010年6月和11月，二十国集团分别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韩国首尔举行峰会，加入了主要新兴大国的二十国集团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性问题解决和影响全球化进程的核心机制。传统的八国峰会地位和风光正在被二十国峰会替代。

当然，也应当认识到，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能简单低估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综合实力和纠错能力。它们不仅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有着相当的实力基础，而且在科技、商业方面具有突出的创新能力，以及较为成熟的社会、政治、经济调整机制，使其在国际上拥有的优势还可保持相当一段时期。国际力量对比中北强南弱的基本格局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难以改变。即使是发展势头强劲的新兴国家，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追赶上发达国家几百年里积累起来的优势。

（二）美国等大国加紧调整对外战略。为应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的变局，同时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各大国都在对外战略和政策方面做出新的调整。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美国对外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将其主要着力点放在：一是对外告别“布什主义”，努力修复美国的国际形象。奥巴马上台后宣布放弃全球反恐战争的提法，并于今年8月底按计划将其战斗部队撤离伊拉克。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奥巴马政府更强调使用外交手段，不轻易对外动武，尽量通过对话等外交手段来达到美国的目标。如对僵持不下的朝鲜、伊朗问题以及巴以等问题的处理都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美国对外喧嚣一时的新保守主义基本偃旗息鼓。二是把重振美国经济，摆脱危机阴影放在重要地位。为此，美国特别提升了G20对话机制，两次主办G20金融峰会，推动各国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协调行动；另一方面，为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继续压中国人民币升值，并采用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确保美国的经济利益。三是放弃单边主义，更注重推动多边外交。为应对当前一系列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安全重大问题，美国更加注意借重各种国际力量，推行“多伙伴”外交。既巩固与其传统盟友的关系，也争取同中、俄、印等大国的合作。

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多少缓解了美国在国际上成众矢之的的状态，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但是，奥巴马执政以来，虽然在对外战略和对内政策调整方面推出了不少重大举措，然而以其调整的实际效果来看，并未获得对他满怀期待的选民满

意的结果。目前，美国经济恢复仍然困难重重，美国国际地位的重振起色也不突出，由此带来美国国内民意对奥巴马政府支持意愿的大幅下滑，年底国会选举在即，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令焦灼的奥巴马班子急欲寻求新的政策改变来争取支持。

其它各大国鉴于快速的国际形势变动和美国政策的变化，也纷纷加紧调整各自的对外战略。俄罗斯在努力整顿国内经济的同时，对外致力于加强和改善与各方关系，继续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关系，重启修复与美国的关系，积极缓和并增进与欧盟的关系。欧盟则在09年底完成了《里斯本条约》批约进程，这标志着27国欧盟的一体化建设取得新成果，即政治一体化进程进入到新阶段。欧盟政治一体化的进展，不仅有利于更好解决其成员间的协调问题，同时也鼓励和增强了欧盟参与全球治理国际议程的积极性。日本在民主党首次上台执政后，对外战略的调整初显“回归亚洲”的端倪。鸠山政权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和中日美“等边三角形”外交关系的预想，旨在改变日本对外过分依赖美国，使日本外交向自主均衡方向转变。但面对近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民主党新上台的菅直人内阁对日本外交调整的方向作出明显修正。重新强调美国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突出日美安保的基础性功效。（故近日菅直人获胜民主党党魁选举留任首相，被美国视为双方关系的一大利好。）

各大国对外战略的调整，目标均在于争取更加主动的国际地位，伴随这些调整而来的相互竞争和合作的深化，势必为各国的交往关系和世界局势增加新的变数。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大国关系的调整并非是单向的，而是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状况。一方面，大国间的传统敌友划分趋于模糊，诸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围绕不同的议题往往形成不同阵营组合，并不严守传统的盟友或对手的界限。（如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欧盟国家成为最大受害者，危机后美欧间利益和政策分歧日益显现，从经济发展模式到危机产生根源，从国际货币体系政策到拯救危机举措等，美欧都各执一词，尤其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上凸显美欧货币之争，甚至有人指欧洲债务危机就是一场谋杀欧元的阴谋，以至双方关系出现明显疏离。）另一方面，受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利益关系变动影响，各大国关系出现频繁的起伏动荡，充满更多的变数。如令人关注的中美关系，近些年一直保持着总体向好的势头，双方在各领域的关系不断深化。但双方地位的明显变化加上结构性分歧的存在，中美在众多全球重大问题以及自身重大利益上发生碰撞，触发大量新的矛盾和冲突。加上受近期美国国内经济、政治压力影响，两国关系更是纷争不断，出现严重的波动。（中美关系自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以来，明显出现一种高开低走的态势。2010年1月美国决定对台出售武器64亿美元，同月我国中段导弹反导试验成功，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获此技术能力的国家，给美国很大震撼；2月奥巴马不顾中国反对执意会见**；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坚持对伊朗制裁的态度遭中国反对；美政府不断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以达限制中国出口的目的。）此外，中日关系也出现较大反复。由于天安号事件后亚洲安全局势的变化，以及面临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及外交上的压力，刚组建的民主

党新内阁欲借钓鱼岛撞船事件展示在海洋权益及对华政策上的强硬态度，使本处于向好态势的中日关系陷于严峻局面。

（三）大国关系互动更加活跃。当今各种力量对比发生明显改变，全球性问题大量凸显，任何大国都无力单独应对，这使世界各大国的相互需要明显增加，由此带来大国间的互动呈现异常活跃和复杂的态势。09以来，各大国的高层会晤、互访非常频繁，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及各方的利益关切展开对话、沟通。中美首脑在今年以来就进行了多次接触，4月华盛顿峰会、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6月在加拿大的G20峰会，还有下半年将进行的一系列会见。其频密程度为以往少见。在俄美之间，布什政府采取的对俄“挤压与削弱”引发的矛盾已趋于缓和，俄美双方在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加强了磋商与合作。虽然俄美发生间谍事件，但似乎并未影响到俄美军事领域推进交流。此外，俄欧在经济与及安全领域也在积极展开协调与合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新兴大国之间出现的加强协调联合的态势。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中、俄、印、巴领导人峰会自去年首次举行以来，今年4月再度举行，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几个新兴大国基于自身的发展和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关切点，开展彼此协调合作，扩大在国际事务中更大的影响力，这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民主化将产生深刻影响。

三、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国际安全形势更显复杂

当前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上仍然保持缓和态势，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继续交织发展，给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带来新的挑战。虽然目前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因民族、宗教、恐怖主义、核扩散、陆海边界、能源、粮食、互联网纠纷、气候灾害等所引发的问题明显增加，且扩散效应更加突出，成为考验各国应对能力的重大挑战。

一是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在亚洲，“天安号”事件引发朝鲜半岛出现新的军事紧张，不仅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进程受阻，针对美韩进行大规模联合海上军演，朝鲜表示将“以强有力的核遏制力”来对付，使朝鲜半岛安全局势一时乌云密布，虽然目前局势有所缓解，但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正变得更加遥远。此外，吉尔吉斯斯坦、泰国相继出现严重政局动荡，缅甸、尼泊尔等国也出现不稳定状况；紧邻我国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形势仍然严峻。在中东，以色列袭击给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土耳其船队，激化了以巴以、以土矛盾，中东和平进程在各方矛盾难以缓解的情况下举步维艰。近期巴以在美国的斡旋下在华盛顿重启谈判，但由于涉及犹太人定居点、巴以相互承认及安全保障问题的障碍，和谈成果难以预期。伊拉克在今年美国实施撤军计划期间（8月完成大部分美军撤走）其安全状况一直不稳，甚至有恶化迹象。

二是核裁军、核安全与防扩散成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今年以来核问题在国际安全领域中进一步升温。美俄签署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新条约，4月首次核安全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第八次审议大会召开。各国对合作应对核安全问题的共识在增强，对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的期待上升。

但从各国的实际表现来看，未来若干年，核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很难有实质性变化。俄罗斯仍主要以核力量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支柱。美国则更不可能放弃核武。去年奥巴马提出的“全球零核”的概念，在国内就遭到传统势力的阻击。尤其美国在核政策上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强势打压其他国家搞核武，另一方面又继续加大其核武升级的投入，以确保其核优势。要美俄承诺履行核大国的特殊责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为核裁军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都不是轻而易举能做到的。在目前世界最主要的朝鲜和伊朗核僵局问题上，伊朗虽然愿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核谈判，但伊朗坚称，在外在的“敌对态度”和美欧制裁、威胁不改变的条件下，伊朗决不会放弃铀浓缩活动。而美国坚决要阻止伊朗发展核力量，除实施制裁，还宣称不排除对伊朗动武的计划和考虑。这就注定了伊核谈判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重大进展。伊朗核问题仍然是危及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安全的一大隐患。三是世界高科技武器装备竞争趋于激烈。美国一方面倡导建立“无核武器世界”，以削弱战略对手，减少自身风险；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快速全球打击”系统等新型武器，维护美常规军事力量的绝对领先地位。美国着力提高各类作战平台的智能化水平，并正式成立网络司令部。其他军事大国也大力推行军事变革。国际军事竞争正由传统的陆海空向陆、海、空、天、网等新“战略边疆”拓展。

四是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有增无减。(注：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传统安全而言，传统安全主要指一国主权、领土的安全，即军事、政治、外交的安全；而非传统安全则主要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它对一国安全及国民、社会构成威胁的因素。包括生态环境、灾害疫情、粮食能源供应、网络安全、金融安全、恐怖活动等)今年的冰岛火山爆发、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俄罗斯森林大火等的跨国影响引人关注。猖獗的海盗活动严重威胁到海上运输和能源、贸易的安全，成为当今国际安全的一大顽疾。此外，近年粮食安全、水资源纠纷等问题也愈加突出。非传统安全已经是当今各国须全力应对的一大挑战。非传统安全日益受到各国的关切和重视，使该领域出现更多国家间的激烈博弈。如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围绕金融主权与安全展开的规则制定主导权的争夺以及货币战呈加剧之势。气候变化问题也是狼烟滚滚。美欧一些发达国家在竭力推卸自己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同时，却在气候问题上设置碳关税，构筑绿色技术壁垒，严重侵蚀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气候问题甚至被高度政治化，成为一些国家对中国施加道德压力的工具。

四、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全方位外交活跃世界舞台

（一）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及面临的新挑战

2010年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国际社会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中国，视中国崛起为本世纪最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中国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进一步上升。今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灿荣：08年奥运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动员力和民族凝聚力，09年阅兵向外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能力。）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的外交自信心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

但是，随着中国地位和影响的迅速增大，各种外部阻力与压力也随之增加：一方面，不少国家和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不适应感，“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不断出现。一些大国更对我产生明显的战略敌意，使我国面临更多的麻烦和事端。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接连发难，谷歌事件、美对台军售、西藏问题、贸易纷争和压人民币升值及南海军事问题。此轮中美关系的紧张，除了美国国内急于摆脱经济困境和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因素外，担心中国实力增强后会挑战美国的霸权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朝野普遍认为，中国正变得“自大傲慢”，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举措，被美国视为与美争夺亚太主导权，对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构成了威胁。美国国内一些智库的重量级人物公开主张，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中国成长产生的大国崛起效应也引起一些周边国家的疑虑和防范心态，增加了我们维护周边环境稳定的难度。我国周边环境复杂，邻国众多，又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的领土及边界划分争端。出现任何纷争，不仅当事国陷入麻烦，也为外部力量介入提供了机会。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一些维权活动，如中国渔政船在南中国海巡航、护渔、伸张主权，以及中国海军舰队在冲绳附近海域演习等，就引起周边国家的严重焦虑。一些周边国家为缓解中国实力上升的压力，希望美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平衡者”作用。菲律宾等国一直希望美国介入南中国海的争端。一旦外部大国介入，极易造成我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近期南海主权争端表面化和复杂化，美国的介入便是重要原因。（近两年，随着对中国护海行动疑虑的加重，美国一方面向中国施压，指责中国在南海问题处理上，妨碍了海上贸易的开展，违背了国际海洋法，另一方面，加快重返南海地区的部署。不仅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增加在该地区的投入，频繁派遣军舰在南海活动；还通过军售、联合军演来提升与部分国家的军事合作。今年8月，美国就与越南在南海进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近年我国已经面临日益严峻的领海权益维护的考验。象南沙群岛，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与越南、日本等国的争端都呈现加剧之势。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上对中国关注和重视的增加，对我国的期待也大大上升。国际舆论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使我国面临履行大国义务的压力明显加大。（如对巴援助问题；气候问题解决上要求中国承担过重的责任）尽管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有利于我国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可以增加我国的战略份量。但是，以我国现有的能力履行过度的国际责任，将影响到我国自身的长期发

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必须平衡好自己的国家实力与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

（二）新形势下中国的活跃外交

面对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和国际形势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国以更主动的姿态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是积极开展峰会外交，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国际峰会的高规格、权威性，既是各国直接表达自己声音的最佳场所，也是有效处理问题和发挥影响力的极好机会。去年以来，我国领导人频繁出席和参加了一系列重要峰会，象联合国系列峰会、金融峰会、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及今年更为密集的核峰会、四国峰会、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以及即将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亚欧首脑会议、APEC峰会等众多国际峰会。通过领导人参加这些峰会，直接向世界阐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使世界了解中国的主张和诉求，既有利于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也使中国的重要利益得到维护。二是“世博外交”、“亚运外交”成为新的重要平台，促进中外相互理解与信任，展示我国开放包容、热情友好的形象。

三是稳定和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关键所在。与大国的关系出现问题，往往产生损害到发展和安全的严重后果。今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压力明显加大，复杂性的一面进一步显现。面对中美关系事端频发的不稳定状态，我国在正视现实，承认中美结构性分岐长期存在的基础上，为化解纷争展开了高层战略对话和协商，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排除两国关系的干扰，维持了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深化，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巩固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改善民意基础。加强同新兴大国的协调与合作。四是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今年我国在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安全、能源及多领域合作得以切实推进。此外，通过推进多边区域合作还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互信。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将在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两岸之间的ECFA签署生效，建立中日韩东亚自由贸易区成为谈判议题。在区域安全合作上，今年我国在哈萨克斯坦参加了上合组织举行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促进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关系及在反恐和维持地区安全稳定上的密切合作。但与一些海上邻国的领土和权益争端问题迄今尚未得到解决，其中包括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尤其是南沙群岛领土争端，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东海大陆架的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的争端。一些领土争端有日趋国际化的倾向，某些外部大国和地区多边组织介入其中，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五是积极参与解决热点和全球性问题。金融危机后，我国不仅积极推动国际经济重建和国际体系的调整，我们还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参

与伊核、朝核问题会谈，支持周边国家政府稳定国内政局的努力，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防核扩散、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主动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中国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既从自身做起，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

第四篇：浅论当前中国国际外交中的大国关系

浅论当前中国国际外交中的大国关系

摘要：外交，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重要职能，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作为一个新型大国，中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备受关注。针对新情况，我国对外交工作做出了调整，提出外交工作要建立“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关系是重要舞台”的战略格局。明确提出中国外交中关键之处便是要处理好中国同大国的关系。认清国际外交格局，把握中国外交中的大国关系，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字：国际外交；典型大国关系；新格局 正文：

一、中国国际外交中大国关系的意义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不断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逐渐成为国际上的新兴大国。但在新形势下，中国国际外交的形势依然严峻，中国需处理好同大国，周边和多边的国际政治外交关系。而其中，中国同大国间的国际外交关系是中国外交关系的关键。

新时代，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新理念。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国和既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2012年5月3日，这一概念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被高调推出，新型大国关系更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中国国际外交中的大国关系包括同发达国家中大国的关系，也包括同发展中国家大国的关系。其中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是中国大国关系中的重中之中。

二、几种典型的大国关系

1、中美关系：

２０１３年６月７日至８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席在安纳伯格庄园用三句话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这三句话体现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内涵。

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说美国经历过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冲击，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将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复兴。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方兴未艾的今天，旧的殖民体系、冷战时的集团对抗均已成为历史，谁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多个发展中心逐渐形成，人类共处地球村，利益关系相互交织交融。中美也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双方都承受不起对抗冲突的代价，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中美下定决心，以实际行动打通战略互疑的瓶颈，突破安全困境的桎梏，抛弃零和思维的束缚，避免重蹈大国冲突对抗的历史悲剧，走出一条大国和平共处的新路来。

世界的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全球政治的客观现实。不可能要求不同民族和国家整齐划

一、千篇一律。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无意改变美国，美国也无法改变中国。中美之间要实现和谐相处，唯有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本原则。虽然中美国情差异很大，所走道路也不同，但“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双方不仅可以求同存异，而且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提高。遇到问题时，应该以开诚布公和建设性的态度，通过平等对话寻找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之道。

中美作为世界头两大经济体，同为亚太大国，又都是安理会五常，对国际和地区影响举足轻重。中美应以更宽广的视野，在更大的舞台上，开展更高水平的合作，实现两国的共同发展与进步，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繁荣。

2、中俄关系

中俄关系是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上任后的首访国家便是俄罗斯。中俄都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国，2013年3月27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在南非德班举行，习近平主席再次与俄罗斯总统普金会面。而G20峰会正式开始之前，金砖国家领导人当日也在圣彼得堡举行了非正式会晤，习近平主席与普金总统又在这样的场合下再次会面。随后习近平主席又同普金总统在不同的场合下会面。

有分析认为，中俄领导人在国际舞台如此密切的互动，折射出中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俄领导人在国际舞台如此亲密地互动说明：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在各自外交全局和对外政策中占据优先地位。经过双方20多年不懈努力，中俄关系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已经进入互相提供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新阶段。在发展双边关系和处理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我们两国契合点很多，合作共赢机会很多。中俄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人文交流基础深厚。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在国家发展蓝图上有很多契合之处。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关系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一个高水平、最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

中俄两国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关系的性质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所以两国关系绝不是结盟关系，也不会走向结盟。但中俄两个大国不结盟，丝毫不影响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加强合作，促进两国的共同发展，共同为世界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

3、中日关系

在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时代，中日作为毗邻的两个东亚大国，无论哪一方的发展都不能完全排除或无视对方的存在与影响，唯有寻求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上的一致性，进而构建和谐的大国关系，才有可能充分实现自身的核心战略利益和获取有形与无形的长远正面效益。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中日两国堪称一个“利益共同体”。中日关系友好和谐、持续发展，不仅是这个“利益共同体”的需要，也是当今和平与发展的多极化时代的需要。

然而，由于是东亚邻国，又存在着难以解扣的“历史情结”，中日之间在战略层面上的“不信任”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安全困境”的作用较诸中美关系更形明显。同时，两国又都处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期，中国正在崛起，而日本正在争取成为“正常国家”。经济崛起的中国与政治崛起的日本之间“不信任”与“安全困境”的消极作用，使两国在政治及军事安全领域的战略互信短时间内尚难建立。

在国家层面，中日关系中的“认同危机”反映在两国国民心理上，表现为情绪对立和感情龃龉。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加大了两国民众的感情距离和心理落差，应有的友好求同气氛渐渐为国家利益碰撞的现实所替代。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田问题、台湾问题、两国军事力量发展及今后各自战略动向等问题相互交错，使中31关系的复杂性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几乎超越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主要特点有四：一是经济合作日趋密切，政治摩擦接连不断；二是重要性上升，信任感却下降；三是合作与摩擦并存，但双方都努力防止关系的破裂；四是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受制于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三、大国关系至关重要

当今时代，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外交政策及战略日益成为牵动整个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外界对中国外交的关注也日益强化。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欢迎世界各国参与中国发展，分析中国发展机遇，将不断开拓展新的发展领域和空间，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繁荣。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中，大国外交是关键。无论是同发达国家大国外交关系，还是同发展中国家大国外交关系，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将在国际社会的外交关系中起到榜样作用。正确处理大国关系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并在地区问题中增加合作伙伴，有助于中国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增强相互间的信任，降低战略误判的可能性。准确把握大国关系的趋势性变化，深刻认识大国博弈背后的利益诉求，让中国在和平下不断发展。参考文献：

1.赵可金.十八大后的中国外交新走向[J].社会科学.2013(07);

2.杨洁勉.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的三重历史使命[J].国际展望.2013（01）;3.时殷弘.中国新领导与中国外交展望[J].读书.2013(04)

第五篇：大国外交的世纪新挑战──环境争议

中国国土幅员广阔，是亚洲多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包括长江、黄河、湄公河、萨尔温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享有“中华水塔”、“亚洲水塔”的称号，而且与亚洲多个国家为邻。我国外交政策，除了一些边界争议，一直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避免与邻国爆发大范围军事冲突，此外也采取不干预别国内政的政策；特别是被西方国家界定为“专制政权”的国家，与中国的交往更形重要。不过，当今外交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意识形态结连，或经贸往来，中国冒起所带来的社会因素，也正影响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其中之一便是环境问题。

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降，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包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年代，同时带来了大量污染，影响深远，多起污染事故也增强了民众的环境意识。因此，环境问题早已成为这些国家或地方的政治议程。眼见中国在八十年代开始，步上他们的后尘，而且越来越多污染更跨出国境，世人为之关注。

中国环境状况已成区域外交议题

我国经济近年维持了8%-10%的增长，但污染事故也与日俱增。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年代，中国的经济活动举足轻重，环境影响已经无可避免。为了让读者更全面了解环境外交的发展趋势，笔者准备从一些事件，探索出未来中国环境外交的主旋律，并分析解决跨境环境问题的出路。

我国近年的跨境污染事件，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严重肆虐的沙尘暴。沙尘暴一直是华北地区的天气现象，但近年影响范围延伸至华东华南地区、朝鲜、韩国、日本、台湾，甚至美国西岸。专家们希望想办法控制沙尘暴的扩散，以免影响空气质量。自2002年起，韩国、日本和蒙古的专家便与中国合作，成立联合治理沙尘暴的工作小组，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共同治理沙尘暴。日本还设立了日中绿化交流基金，协助中国植树造林。而韩国政府则援助中国60万美元，设立沙尘暴联合监测站。中国政府也采取多项应对措施，包括植树造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以及保护天然林等。

随后，大量空气污染物从中国飘到日本和美国，让美日两国政府惊觉到与中国持续进行环保技术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协助中国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取而代之的是低污染的清洁能源和生产技术。故此，近年来美国和日本的政府与企业都给予中国直接环保援助，而今年7月，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访华，与中方共同宣布成立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两国连手投入1500万美元作为其启动资金，资助相关技术的转移，希望藉此加速中国产业改革。例如，中国一直与日本、美国合作，在国内多家发电厂引进烟气脱硫装置，有效减少二氧化硫及酸雨污染。

中国成功“博弈”环保外交：大气与气候合作

今年12月，关乎人类能否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会议，将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美国和中国是全球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多年来，由于美国的布什政府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及落实联合国订立的减排目标，使全球各国减排的努力徒劳无功，也让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有理由拒绝承诺减排目标。

然而，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锐意落实节能减排与发展清洁能源，在2010年完成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左右的指标，并以201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达到10%，2020年达20%为目标，展示出中国解决气候变暖的决心和榜样。而另一方面，奥巴马在最近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成功游说其他主要工业国，承诺在2050年前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给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一个契机，改变一贯的抗拒态度，甚至有可能承诺一定程度的减排目标。

在上述大气和气候问题上，中国在国际环保合作上都是作为一个博弈者的角色，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深刻体会到污染问题不单影响国内社会稳定，而且已经影响到国际形象和外交合作，对国际上先进环保技术援助来者不拒，对中国而言可说是长足的进步；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博弈上，除了展示中国承担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决心外，更重要的是让美国知道他们作为历史上排放最多温室气体的国家，必须承担他们自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排放责任，及资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及转移相关技术。中国与其他工业国在这场博弈中，可说是取得了一定成效。

另一边厢，中国主张与邻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兄弟”合作发展，是一贯的外交主旋律。但是，多项在重要流域的上游地区的水利与能源开发，以及海外的资源开发投资项目，却屡屡遭受国外民间组织和媒体的质疑。

松花江污染事件敲响外交警钟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旗下吉林石化公司101厂化工车间发生爆炸，其处理过程却使有毒的苯、苯胺、硝基苯等化合物随地下水系统排入松花江，污染水体。流域内多个主要城市，包括哈尔滨、佳木斯，以及俄罗斯的伯力市供水暂停，严重影响当地饮用水和民生用水。初时，吉林省政府极力隐瞒实情，并试图淡化水污染的严重性，遭受国内外媒体大肆抨击。

我国政府在此次事件后，为表示负起责任，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辞职（现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而吉化公司多名高层人员则遭行政撤职或记过处分。环保部门则承诺加强往后的污染事故通报机制，让邻国及早防范污染。不过，中国政府一直未能就相关污染赔偿与俄罗斯政府达成协议，而只能在事发一年多后对吉化公司开出100万元人民币的罚单。

另一个例子是1996年，云南省建成了澜沧江上的第一座水电大坝──漫湾电站，象征中国对澜沧江－湄公河这条跨境河流上游的主权。往后，中国电力企业陆续在澜沧江上修建大坝，目前已建成了三座，最终会完成15座大坝。2008年7至8月间，泰国北部和老挝发生罕见的大洪灾，多个主要城镇都遭受百年一遇的洪水，泰国的民间组织便引证云南洪水的消息，指责这是由于澜沧江上的大坝泄流，却没有通知下游国家之过。

澜沧江大坝下游国家疑虑未消

这次大洪灾对身处下游的泰国和老挝两国的居民来说，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自从1996年漫湾电站建成以来，泰国民间组织便开始指责澜沧江的大坝使湄公河水位起伏甚大，对居民过河构成危险，而且水位改变让他们难以捕捉鱼获，大大影响生计。

尽管中国与下游国家组成的湄公河委员会加强了水文信息交流合作，投入了超过4亿元

人民币，在澜沧江源头的三江源地区进行生态治理工作，并多次向下游湄公河流域各国保证，澜沧江上的大坝不会损害下游国家的利益，及可以送电到泰国，保证湄公河流域的经济持续发展。但这些保证仍没有消除下游国家对澜沧江大坝的种种疑虑。随着越来越多大坝在澜沧江建成，同时下游国家也不甘落后，即将在自己的湄公河河道上兴建大坝，下游民众的疑虑看来只有不断积累。

同样的疑虑也发生在印度舆论。当中国的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退休水利工程师郭开高调倡议“大西线调水”，把多条在西藏的跨境流域上游的水，包括雅鲁藏布江、澜沧江和怒江，调到黄河，以济华北平原的缺水危机。这个构想尽管立即被已退休的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反驳，指“大西线调水”并不可行，但是印度舆论对于郭开的主张耿耿于怀。而且中印两国一直就西藏南部边境的麦克马洪线存在争议，“大西线调水”的主张让两国的谈判火上加油，也激起了印度民众对中国的民粹与挑衅言论。

中印的“口水”战争会否成真？

笔者认为，印度舆论挑起这种争议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没有对准问题所在，因为政府并没有对“大西线调水”的构想做任何实质的规划。反而，西藏最近宣布大力开发清洁能源，包括准备在雅鲁藏布江修建最少6座水电大坝，并送电到华东、华南地区。同时，印度政府也准备在境内的河段，即布拉马普特拉河修建水电大坝。中印两国的水电规划，对两国居民有什么影响，似乎并没有放在两国外交的议程。而且，有媒体报道说，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修建大坝，更可能会淹没西藏南部地区，改变两国边境地区的原有地貌和分界，更遑论影响当地居民和生态环境，这些影响才是两国外交官员必须正视的问题。

从上述三个案例可见，尽管所谓的“中国环境威胁论”不符事实，但区域局势发展对中国的和谐发展不利，尤其是在跨境流域上开发的流域各国并未能有效互相协调。作为最上游国家，已不能只搬出一贯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说法，而是需要主动确立一个让流域各国一同参与和商讨全流域开发规划的机制，达成并公布成文的规定，让上游、下游人民了解开发水源的规则和水源分配，及生态和受影响居民的补偿措施，才不至于引起国家之间的矛盾加深。

除了跨境流域开发及污染，中国企业的业务近年逐渐“走出去”，也同时改变了我国外交局面，尤其是在我国制造业对原材料资源需求甚殷的年代，采矿业和建造业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更多合作机遇。凭着成熟的工艺技术和廉价的劳动成本，越来越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可以找到中国企业和工人的踪影。相比起很多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出口信贷项目，往往要求接受借贷国家开放市场的要求，及改善劳动权、人权和环境等条件，中国企业都没有附带这些条件，使中国企业的投资大受欢迎。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社会责任

但是，中国企业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舆论质疑。1998年在非洲国家赞比亚，国营企业中国有色金属建设收购了谦比希（Chambishi）铜矿，而国有的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了4.7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用以支持收购行动。不过对于开发铜矿的环境影响评估，直到2006年中国有色金属建设与赞比亚政府达成开发协议后才进行。

在1998至2006年间，谦比希铜矿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意外。2005年，中国有色金属建设外包给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的火药库发生爆炸，导致52名赞比亚工人死亡。

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我国国内情况一样，虽有保护工人和环境等相关法律规定，但面对外国投资的诱惑，地方官员往往选择放弃执法，事事迁就外商利益。早年西方国家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涉及环境污染、侵害人权和劳工权利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在尼日利亚开采石油，破坏尼日尔河三角洲咸淡水交界的生态环境，并导致当地环保人士被处决的人权侵犯事件；加拿大的矿务企业涉嫌介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战，污染赞比亚矿场周边的空气和水源等等，使西方国家和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心目中恶名昭彰。

国家明确规范对外投资的责任

不过，中国政府和企业已开始注意到这种情况，并有迹象显示政府有能力防患于未然，避免问题进一步扩大。现时，我国不少国营企业都是依赖国有政策银行的出口信贷或其他商业银行信贷作为对外投资的融资渠道。所以，政府可以利用这些银行的借贷规则把关，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已于2007年针对借贷项目出台相关环保规则，而国家开发银行虽然没有同样规则，但也表明所有对外投资的借贷项目，必须符合国内的环保法规和标准，包括已于2003年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

此外，国务院也可以通过行政指令，对海外投资及援建项目有所规范，例如2008年颁布的“国务院九原则规范企业对外投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执行的“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与商务部颁布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2008年9月，环保部和商务部联同国内民间组织“全球环境研究所”宣布，合作制定中国海外投资及援建项目环保指南。

事实上，个别国营企业也已宣布他们的企业环境责任政策，包括中国南方电网和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等。面对国际社会的期待，商务部提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与中国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上加强合作，而2008年初，环保部更宣布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引入赤道原则，使它们与海外同业看齐，一起对借贷项目进行环保与社会风险评价。

我国环境外交须创新国际合作模式

当今大国外交已不仅限于国防和经贸等议题，随着气候危机逐渐威胁人类的生存，环保也已经成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在实现节能减排，减缓气候暖化的问题上，获得西方国家的大力援助，成功树立发展中国家的良好榜样。然而，中国能否在其他具争议的环保议题，尤其是跨境流域开发和对外投资项目上，应对潜在的环境问题，制定好各国认同的实施标准和机制？

最近，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先后与湄公河流域各国加强合作，其中一项就是环保。三国同样是中国在外交上的战略伙伴，既合作又竞争。且撇除竞争的因素，中国又能否援引海外成功的经验——美国跨州的密西西比河或澳大利亚跨省的墨累－达令河流域等，三国可以担当什么角色呢？值得我们探讨。

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在国际社会面前，持续改善项目投资所带来的环境、劳

工和人权等社会问题？如何确立适用于中国发展情况的规则和标准？笔者可以肯定上述这些都需要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模式，也会是笔者持续关心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