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善意取得制度正当性的运用

第一篇：论善意取得制度正当性的运用

论善意取得制度正当性的运用

以一起冒名出售房屋案为分析对象 熊丙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博士研究生

上传时间:2009-10-9 浏览次数:4570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关键词: 不动产/冒名处分/善意取得/焦点笔谈

内容提要: 善意取得制度是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重要类型。自《物权法》明确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第106条、第107条）以来，实践中相关案例频频出现，不乏一些复杂疑难案例。针对实践中一起冒名出售房屋案，《判解研究》（2009年第2辑）特邀多位著名法学家和青年学者，就《物权法》视野下不动产的善意取得若干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涉及到善意取得的诸多具体理论和实践问题。现将这些讨论陆续登出，以供参考和交流。本篇为博士生熊丙万的《论善意取得制度正当性的运用》。

[案情回顾] 一起冒名出售房屋案

2006年5月，某市居民张焕购买了该市东方家园小区的一套住宅，面积200平方米。2007年5月，张焕在某报纸上刊登了出售其东方家园房屋的信息，一位自称刘金龙的男士根据该信息提供的方式联系张焕，商谈购房事宜。在第三次见面和洽谈期间，刘金龙将事先准备好的假房产证与张焕出示的真房产证做了“调包”。随后，刘金龙提出要先期租用一个月，张焕未与刘金龙签订租赁合同便把钥匙交给刘金龙。2007年7月15日，拟买受人李大庆根据张焕发布的信息中的地址和看房时间，直接到东方家园了解房屋状况。刘金龙自称张焕，与李大庆就购房事宜进行了磋商。双方初步约定，以11000元/每平米的价格交易该房屋，并约定于同年7月23日一起到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一旦房管部门审查无误，李大庆便立即付款。

7月23日，刘金龙携其妻子前往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冒充张焕夫妇与李大庆共同现场办理房屋移转登记手续。刘金龙出示了其与李焕调包的真实的房产证。登记机关经审核认为，确实为真实的房产证，但在刘金龙出示伪造的张焕的身份证（名字为张焕、照片为刘金龙，高仿真）以后，尽管该身份证与登记部门存档的张焕的身份证复印件明显不符，且刘金龙冒充张焕的签字也与存档资料中张焕的签字不符，但登记部门对此均未审核。登记机关认为过户手续齐全，随即办理了过户登记。李大庆于次日按照刘金龙提供的银行账号汇付了220万元房款。

3天以后，李大庆欲了解张焕是否已经收到房款，便按照刘金龙提供的电话联系，但手机已经关机，无法联系。其再次来到东方花园，只遇到张焕之子张平。张平告知李大庆，其父张焕已经出差，并且告知了张焕联系电话。房间内挂了一张张焕夫妇的结婚照片，李大庆并未因此产生怀疑，事后也未与张焕电话联系。10天后，李大庆前往东方家园，与张焕商量房屋交接事宜，但发现此前与其交易的“张焕”是骗子。张焕认为，李大庆上当受骗应当自担后果，而拒绝交付房屋。第二天，房屋管理部门通知李大庆领取房屋登记证书（证书上记载的变更登记日期为7月31日），李大庆领取登记证的当天下午，再次持证要求张焕交付房屋。双方为此发生争议，张焕首先到公安机关报案，但案件始终未能告破，刘金龙下落不明。三个月后，张焕便诉至人民法院，要求撤销房屋管理部门所作出的房屋移转登记，或者登记部门按照市价赔偿全部房款。

[焦点笔谈]

一、问题的提出

在本案中，刘金龙通过窃取房产证和伪造身份证等刑事违法手段，在违背原所有人张焕意志的情况下，冒充张焕名义，将不动产房屋出卖给买受人李大庆，使原权利人丧失对其不动产的占有和登记。刘氏已携款逃之夭夭，难以及时寻找甚至无法寻找。因此，原所有人张焕与买受人李大庆就房屋权属发生争议。房屋经刘金龙无权处分之后，其到底归谁所有呢，双方争议应如何解决呢？这与《物权法》确立的善意取得制度密切相关，也与《合同法》中的无权代理制度有关，主要涉及如下问题[1]：

一是不动产善意取得中“无权处分”应当如何理解，冒名处分行为是否属于该“无权处分”？

二是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三是善意取得中“无权处分”与表见代理中“无权处分”的关系如何？冒名处分行为能否适用表见代理制度？

这些问题都有赖于对善意取得制度正当性的深入认识，只有对其深刻把握并加以运用，才能对本案具体问题作出准确判断。本文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作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几个具体问题，最后提出对本案的意见。

二、善意取得制度正当性之间的逻辑体系

善意取得制度以“无权处分”为前提，其在保护善意买受人利益，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同时，牺牲了原所有权人的利益。其以牺牲一方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另一方利益，因此必须要有充分的正当性理由。这也是百年来困惑法律人的历史难题。“无权处分”等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2]的内涵和外延，都需要借助支撑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理由来判断。自20世纪初叶开始，学理上先后提出了诸多理由来证成该制度的正当性，其中，有影响力和实质意义的大致有三种：一是权利外观说[3]；二是风险支配说[4]；三是防患成本说[5]。从提出这些学说的历史背景来看，学者们主要是以后一种学说来弥补前一种学说的不足，以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进行修正和完善。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研究仍然引用前述学说来阐述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但是，这些研究也仅限于简单列举和描述前述理由，而鲜有对其逻辑关系的讨论，未能形成论证上的合力。笔者以为，若能厘清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正当性基础的关系，并形成一个正当性基础的逻辑体系，将更有利于增强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也能为其具体适用提供更为有力的判断标准。就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的证成来说，权利外观说、风险支配说、防患成本说之间既不是简单的平行割裂关系，也不是论证中强势理由与弱势理由的关系[6]，相反，它们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尤其是在运用的时间上具有先后顺序，分别用于判断善意取得制度中不同的问题，形成了一个伴随着时间的纵深逻辑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权利外观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前提；风险支配力是决定能否适用善意取得的一般标准；防患成本是在风险支配能力相同情况下的补充判断标准。

（一）权利外观：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前提

谈及善意取得制度的功能时，通常称其为了满足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而这一“需要”蕴含着一个前提，即当前的交易活动已经面临着不安全因素的威胁，其主要表现为“不真实的权利外观”。在正常交易中，出让人必须对交易标的享有出售或者设立担保等处分权，而这种处分权是根据法定物权公示方法来对外表彰的，即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出让人依据法定公示方法对外形成的客观状态即为“权利外观”。因此，受让人也需要凭借权利外观来判断出让人是否真正享有处分权。只有出让人通过不动产登记或动产占有等方式表现出了权利外观，受让人对“出让人有处分权”的信赖才能够获得法律上的积极评价，基于这种信赖从事交易活动的安全性才能受法律保护。再进一步说，当这种权利外观不真实，才有讨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必要。反之，如果没有权利外观，则买受人的信赖就是一种不能获得法律的积极评价和保护的误信，也无所谓保护交易安全的需求了，自然也谈不上善意取得的适用问题。因此，只有无权处分人表现了权利外观时，才有保护交易安全的需求，才有讨论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必要。

那么，不真实权利外观是否一定导致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呢？笔者认为，其只是引起了保护交易安全的需求，但此种需求不一定能得到法律支持。因为，这里还存在着另一种对立的需求——所有权的保护，如果法律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来支持前者，则意味着让原所有人承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7]从而限制甚至牺牲了后者。问题在于，法律以牺牲后者为代价来保护前者的理由何在呢？纵观各家著述，大多数理由认为：交易动态安全应优先于所有权静态安全，若交易安全得不到维护，则人们不敢随便从事交易，或者付出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去调查处分人权属状况，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繁荣。但是，从所有人的角度来看，保护所有权是我国宪法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除非基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不受他人剥夺。也有学者认为，善意买受人的利益代表了整个市场的交易安全，而交易安全即构成了公共利益。笔者认为，此种理由恐难成立，因为：一方面，从微观上看，以“公共利益”为理由来限制私人利益，其主要逻辑在于，用极少数人的利益来换取了多数人的更大利益。但是，每一个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其在保护特定买受人的利益同时，通常也牺牲了相应的所有权人的利益，被保护人的数量和被牺牲人的数量是相当的。这显然不是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看，如果说善意取得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广大潜在商品买受人对权利外观的信赖，促进交易的开展，那么，这同时意味着，广大所有权人将对自身财产的现行保护制度的不信赖，不敢轻易移转财产，反过来阻碍交易正常开展。这显然是以一种公共利益为代价，来牺牲了另外一种公共利益。如果所有权这一基本权利就得不到保护，那又岂敢轻易参与生产或市场交易活动呢？又何谈动态安全呢？因此，“公共利益”难以成为善意取得最终适用的正当性理由。在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矛盾对立的局面下，孰应优先保护，“动态交易安全优先于静态安全”这一理由的说服力是苍白的。因为，在这一论证中，“动态交易安全优先于静态安全”既是结论又是原因，患了“以结论论证结论”的错误。

因此，不真实权利外观的形成，只是引起了保护交易安全的需求，引发了讨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并不必然导致善意取得的适用。至于善意取得制度能否最终适用，还需要借助其它因素来考量。

（二）风险支配：能否适用善意取得的一般标准

当不真实权利外观这一前提条件成就之后，善意买受人与无权处分人从事交易，且支付了交易对价。在此情形下，如果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则交易安全优先于所有权静态安全得到保护，原权利人承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得风险；反之，如果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则所有权静态安全优先于交易安全得到保护，善意买受人负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因此，善意取得制度的核心是前述负担和风险的分配，无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都将使原所有权人或者善意买受人承受负担和风险。那么，到底由哪一方来承担这种风险呢？风险支配理论认为，应当由最有能力预测和控制风险的一方来承担。在善意取得制度中，所有权人和善意买受人都具有一定的预测和控制风险的能力，但又存在差异。

对买受人来说，除了信赖依据法定公示方法表征的权属状况之外，法律让其承担更多义务来查明交易相对人是否享有真正处分权是不合理的：一方面，在迅捷的市场交易中，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受让人只能依据不动产登记或者动产占有来确定登记权利人或者占有人为有处分权人，并与其发生交易；另一方面，即使受让人能够通过各种途径查明商品的权利归属状况，这也将大大增加善意受让人的市场交易成本，阻碍市场交易有序进行。这也是法律赋予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以公信力的原因所在。

而对原所有权人来说，理论通说和立法实践大都认为，若其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对不真实权利外观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就是说，无权处分人基于原权利人的意思取得了不动产登记或者动产占有，那么，不论受托人是否享有处理该物的授权，所有人自动使其物脱离了自己名下的登记或者自身的占有，[8]从而自然触发了其物最终被无权处分人转让的链条。正如加利福利亚法院的一个判决指出：“将其财产信托给他人后，所有人便创造了一个其物被善意买受人购买的外观，其也应当因转让带来的不利益承担责任。”[9]

在此情况下，不真实权利外观已经形成，善意买受人通常只能根据权利外观来判断权属状况，其“识别不真实权利外观”这一风险的能力较弱；而原权利人的行为对不真实权利外观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其防止“引起不真实权利外观”这一风险的能力则相对较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原权利人有较强的风险防患能力，但没有积极去防患，则其具有可责性要素。即便原所有权人遭受欺诈，其也没有理由给善意买受人造成交易上的负担。[10]因此，应当让原权利人承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也即是说，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赋予善意买受人取得物权的权利。

（三）防患成本：能否适用善意取得的补充判断标准

通常情况下，无权处分人权利外观的形成与原权利人的行为有着积极的联系，风险支配能力可以成为判断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一般标准。例如，基于对其它共有人的信赖而将共有不动产登记在部分共有人名下，给予欺诈等错误认识变更了不动产登记，基于信赖将动产移转给他人占有（借用、保管、维修等）[11]。原权利人的风险预测和控制能力相对较强，应当承担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不利后果。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不真实权利外观的形成与原所有权人的行为几乎没有联系，也不符合其内心意思。此时，风险支配能力强弱关系的比较和判断则十分困难。例如，乙伪造与甲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甲的房产证和身份证件，并串通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将甲的房屋变更登记到乙名下，办理了房产证，然后将该房屋出售给不知情的买受人。又如，乙盗取了甲的笔记本电脑，并将该电脑出卖给不知情的丙。在此情况下，既不能说原权利人更有能力防止“引起不真实权利外观”的风险，亦不能认为，买受人更有能力“识别不真实权利外观”。在此，可以说双方风险支配能力相当，则不能用风险支配能力作为判断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标准。

那么，到底应当由谁来承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呢？在回答之前，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在《物权法》颁布之后，仍有不少学者以“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为由，主张应当对占有脱离物同样适用善意取得。对此，前文已经做详细评析，切不可以结论论证结论。二是占有脱离物是否善意取得，与社会道德风尚没有实质性联系。仍有不少著述认为，如果占有脱离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则既可能助长各种违法行为，也可能破坏传统的诚信善良道德标准。事实上，这是20世纪计划经济时代基于“不劳而获”的简单道德观的延续，未能正确认识该制度。[12]善意取得制度以买受人的“善意”为前提，非善意买受人不能得利于善意取得，因此，这一观点也就缺乏了依据。与风险支配说相反，传统民法关于占有脱离物[13]的研究路径可以给我们带来重要启示。通过对防患财产被盗成本和识别赃物成本的经济学对比分析，有经济学家得出了如下结论：对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来说，让善意购买者负担交易风险的社会成本低。[14]因为，如果被害人无法追回其物，那么其将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防盗，而这部分资源本可以投入新的生产来创造新的价值；相反，如果被害人可以从买受人处追回其物，则上述“盗赃相关成本”就会降低。[15]因此，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分析，排除占有脱离物适用善意取得，则有利于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是可取的。因此，如果原所有权人与买受人预测风险的能力相当或者难以判断强弱关系，则应当以防患成本来判断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并将其作为判断善意取得适用的补充标准。

如果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被排除适用善意取得，那么，原权利人除了可请求无权处分人损害赔偿外，还享有对买受人的回复请求权，其既可请求撤销变更登记，也可请求买受人返还原物。在静态的个人利益和动态的公共利益激烈的冲突之间，法律做出了艰难的取舍，善意取得被排除适用后，善意买受人就要承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必然要求兼顾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对原所有权人的回复请求权的行使加以适当限制。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求所有人必须在法定的时间内行使回复请求权，即为回复请求权设定时效；二是要求特定情况下所有人以有偿方式回复其物，即有偿回复制度；三是原则上禁止被害人对货币、无记名证券等流通性极强的物行使回复请求权。《物权法》第107条[16]对遗失物的善意取得问题作出了特别规定，我国学界通说认为，应对该条作扩大解释，将其扩大适用于包括盗赃物在内的所有占有脱离物。笔者也持该观点。[17]具体到不动产，可采如下规则：不动产所有人有权向无权处分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要求撤销房屋变更登记，但是，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人请求变更登记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所有权人向受让人支付所付费用之后，有权向无权处分人追偿。

三、善意取得制度正当性的运用

在张焕与李大庆房屋产权纠纷一案中，李大庆能否依据我国《物权法》确立的善意取得制度获得房屋所有权是争议的焦点。对此，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肯定说。该说认为，本案符合《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无权处分、支付合理对价、受让人是善意、办理变更登记等四个要件，应当适用善意取得。二是否定说。该说认为，本案不符合善意取得构成要件，因为：第一，《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无权处分”主要是指发生登记错误时或者登记不准确时（如登记在部分共有人名下），买受人基于对登记簿公信力的信赖而认为，记载于登记簿的权利人就是真正权利人。而本案中，李大庆信赖的登记簿本身就是真实的，只不过错误地信赖了刘金龙冒名表现出的真实权利人身份，不构成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第二，本案中，刘金龙是通过违法犯罪行为占有张焕房屋所有权凭证的，违背了张焕的意思，因此房屋是赃物。而根据我国《物权法》，赃物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第三，李大庆看见“房间内挂了一幅张焕夫妇的结婚照片”，但其并未因此产生怀疑，事后也未与张焕电话联系。因此，不能认为其主观上构成“善意”。三是表见代理说。该说认为，对于本案中刘金龙的冒名处分行为，虽然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可以类推适用表见代理制度，李大庆可以据此取得房屋所有权。

下文将结合前述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对此相关争议问题进行分析。

（一）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是否包括冒名处分行为？

本案中，刘金龙并非房屋的物权人，其处分房屋的行为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无权处分行为。但问题在于，其是否属于《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呢？有学者提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物权变动制度，其旨在维护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公信力，具体来说就是弥补现行登记制度存在的两个潜在缺陷：一是登记信息错误；二是登记信息不详尽（如共有人登记不详）。“无权处分人”只能是“名义”权利人或部分共有人等，买受人信赖的只能是“„名义‟权利人有权利，或者部分共有人有处分权”，而不应当包括对处分人本身行为能力的信赖。[18]例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性民事行为能力人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即不属于善意取得之“无权处分”。至于类似于刘金龙的冒名处分行为是否属于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鲜有论述。

前述观点将欠缺行为能力的处分行为排除在善意取得的“无权处分”之外，笔者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善意取得制度建构在“所有权人”、“无权处分人”和“买受人”三方当事人基础上，而在“欠缺行为能力的处分行为”中只有两方当事人，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要求。但前述观点将“无权处分”仅限于两种登记信息缺陷的情形，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从解释论的视角来看，刘金龙的冒名处分行为也应当属于我国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冒名处分行为也是形成不真实权利外观的事由。不真实权利外观是讨论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也是该制度形成的根本原因。冒名处分行为同样可以引起不真实权利外观，且足以使买受人信赖。在房屋买卖过程中，当事人除了要根据登记信息查阅“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是谁”之外，还必须要确认与其磋商不动产交易人就是被记载的人。就登记信息而言，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登记通常是不动产权利设立和变动的法定要件，不动产登记也因此具备了彰显权利的机能。[19]同样，当事人身份信息也具有特定的彰显方法，在房屋登记过户时，具有两个渠道，一是直接通过身份证持有人出示的身份证来判断，二是通过登记机关审核后的结论来判断。在本案中，不但刘金龙出示了高仿真的身份证件，而且登记机关对“刘金龙就是登记簿上的张焕”进行了确认，这两项信息足以使买受人李大庆相信，与其进行交易的人就是张焕。因此，冒名行为同样能够导致买受人面临“不真实权利外观”，破坏交易的安全性，“维护动态交易安全”的需求也因此产生，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由此引发。

第二，法律之所以保护对登记簿上不真实权利外观的信赖，是因为登记簿由政府部门管理，其上记载信息的真实性以政府的信用来担保，具有极高的可信度。法律保护买受人对不真实权利外观的信赖，实际上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维护。就身份信息而言，无论是身份证件，还是登记部门对处分人身份信息的确认，同样是以政府信用来担保的。按照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原则，冒名处分行为引发的不真实权利外观也应当与登记信息错误同样对待，即通过考虑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其予以保护。

第三，从“无权处分”与不真实权利外观两个概念的关系来看，二者是相对应的两个概念，只不过视角不同而已：不真实权利外观强调的是，买受人所信赖的与其交易的权利外形是虚假的；而“无权处分”是强调的是，向买受人处分的行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权处分”与不真实权利外观在关系上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内涵上应当是相同的。因此，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应当包括冒名处分行为。

第四，从法律规范的文义来看，我国《物权法》第106条并未将“无权处分”只限定于登记信息错误的情形，因此，将冒名处分行为纳入该条的“无权处分”是完全可能的。从历史解释角度来看，虽然立法机关的法律释义[20]和部分参与立法专家学者[21]的著述，都以登记信息错误来举例说明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无权处分”，但这并不等于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全部外延。因此，将冒名处分行为纳入善意取得制度的调整范畴，并不违反新近的立法原意。

（二）本案中，“赃物”对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有何影响？

本案中，刘金龙的冒名处分行为无疑构成刑事犯罪，房屋也因此成了“赃物”，那么，房屋“赃”的属性能否直接排除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呢？《物权法》回避了该问题。笔者曾撰文讨论该问题，[22]认为：不能简单以“赃”的属性来否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而应当根据不同罪名下具体情形来予以分别判断。我国新近司法解释也采纳了此观点。[23]在此，笔者结合前文关于善意取得制度正当性，就赃物对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影响加以论述。

与善意取得制度相关的赃物主要是违法人非法侵占的他人财物，但违法行为的种类千差万别，既包括盗窃、抢劫等完全超出原所有权人预测和控制能力的行为，也包括诈骗、敲诈勒索等原所有人具有一定预测和控制能力的行为。笔者曾尝试根据原所有权人丧失占有时的主观状态对刑事违法中的赃物做一个区分：一类是“盗赃物”，即强迫交易罪，抢劫罪，盗窃罪，抢夺罪，聚众哄抢罪等完全非基于原所有权人的意思脱离占有的物。此时原所有权人通常不具有风险控制能力，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另一类是“非盗赃物”，即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招摇撞骗罪，信用证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受贿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罪等基于原所有权人意思脱离占有的物，与善意买受人相比，原所有权人具有更强的风险预测和控制能力，应承担因未能防止形成不真实权利外观所带来的风险。但是，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即便是在某一个具体罪名之下，无权处分人取得占有的情形还存在很大差异，原所有权人预测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还有强弱之别。因此，关于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判断所有权人与买受人的风险控制能力的差异。本案中，李大庆在从事交易过程中获得了如下信息：一是刘金龙出示了仿真身份证和房产证；二是刘金龙实际占有房屋；三是房屋管理部门刘金龙的房屋所有人地位进行了确认。三项信息一起形成一个权利外观，足以使李大庆产生合理信赖。至于李大庆发现房屋内的真正张焕夫妇的结婚照，笔者认为，不能依此否认李大庆的合理信赖，因为，照片不具有彰显房屋所有权的功能，更何况，实践中有很多悬挂他人照片的可能。总之，李大庆不具有识别“不真实权利外观”的风险控制能力。关于刘金龙是否具有防止形成“不真实权利外观”的风险控制能力，有两个行为值得考虑：一是张焕将房屋钥匙交付给刘金龙。房屋租赁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交付钥匙要是履行租赁合同约定义务的行为。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张焕违反了正常的财产照顾义务。二是房产证被刘金龙掉包。张焕的真房产证被掉包，其是否未尽对自己财物的合理保管义务呢？笔者以为，这还应当根据刘金龙“归还”给张焕的假房产证的仿真程度予以区别对待：

1.如果假房产证仿真程度很低，张焕稍加注意即可识别，则表明张焕未尽合理保管义务，[24]并且引发了此后的“不真实权利外观”。则其具有强于受让人的风险控制能力而未能控制。根据“风险控制能力”一般判断标准，张焕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承当向刘金龙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或者承担请求登记机关损害赔偿的负担，而李大庆则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房屋所有权。[25]

2.反之，如果假房产证仿真程度很高，张焕在短时间内难以识别，则不能认为张焕未尽合理保管义务，也不能判断张焕与李大庆之间风险控制能力的强弱。如此，本案不宜适用风险控制能力这一“一般标准”，而需采用“防患成本”这一“补充判断标准”。本案中，既不能说张焕更有能力防止“引起不真实权利外观”的风险，亦不能认为，李大庆更有能力“识别不真实权利外观”。在此，可以说双方风险支配能力相当。据“防患成本说”，让善意受让人负担交易风险的社会成本低，即应排除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因此，尽管李大庆已经完成变更登记，但其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无权请求张焕交付房屋，相反，张焕可以请求变更房屋登记，恢复原本的所有权人登记状态。不过，张焕需要在回复请求权时效期间内（类推适用《物权法》第107条的2年）行使权利。

（三）本案可否适用表见代理制度？

前文认为，冒名处分行为属于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由善意取得制度调整。那么，其还能否类推适用表见代理制度呢？在比较法上，确实有立法例将冒名处分行为类推适用无权代理制度。例如，上世纪80年代，德国联邦法院判例确立了如下规则：冒充他人名义实施行为，相对人误以为系该他人做出意思表示的，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77条、179条关于无权代理的规定，[26]本人可以予以追认或者予以拒绝。符合标表见代理要件 的，可以适用表见代理制度。笔者认为，从功能上讲，这种类推适用技术是可行的，因为，善意取得与表见代理相同，都是保护对权利外观的信赖，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只不过，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权利外观主要是指物权公示信息错误形成的虚假外观，而表见代理中的权利外观通常是指无权处分人具有代理权的虚假外观。因此，从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秩序角度考虑，对冒名处分行为，表见代理制度可同善意取得制度竞合适用，买受人可以选择其中一项制度来寻求保护。需要指出的是，从法律解释学上看，善意取得对冒名行为的适用是法律规范的直接适用，而表见代理只是类推适用。由于善意取得制度和表见代理制度在构成要件上和法律适用效果上存在诸多差异，因此，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同时承担因选择代理的诉讼风险。

不过，在本案中，善意取得制度被排除适用，表见代理制度同样也不适用。表见代理是指，本人因其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创造了代理权存在的权利外观，引起善意相对人信赖时，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应当使本人负担责任，受代理权行使的约束。[27]因此，表见代理的形成至少要符合如下两个要件：一是要存在表见事实，足以使买受人信赖；二是买受人非因过错对代理人“无权代理”的事实不知情。表见事实可分两类：一是表示授权，即本人曾表示授予他人代理权，但事实上并未授予；二是本人知道他人以自己名义从事行为而并未表示反对。[28]在表示授权型的表见代理中，虽然表见代理的成立有扩大趋势，即只要客观上本人有足以使人误信为授予代理权的事实，就可以认为成立表见代理。[29]但是，无论如何，表见事实必须要与本人的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要么是因可归责于本人的授权行为所引发的，要么是本人应当消除而没有消除的。[30] 本案中，刘金龙通过犯罪行为形成了权利外观，张焕对不真实权利外观的形成缺乏积极的作用和联系，不符合表见代理构成要件，不能类推适用表见代理。善意买受人李大庆只能请求冒名人损害赔偿。[31]

结论

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主要是对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的支配。善意取得制度正当性理由之间具有运用上的时间先后顺序，不真实权利外观的形成是讨论善意取得制度能否适用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必然条件；所有人和买受人之间的风险支配能力的差异是判断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一般标准，如果所有权人防止不真实权利外观的能力强于买受人识别不真实权利外观的能力，则适用善意取得；在所有人与买受人风险控制能力相当或者难以判别差异的情况下，防患成本成为判断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补充标准，对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来说，所有人防患成本较高，从整个社会成本考虑，应当排除善意取得。本案中，刘金龙冒名处分行为也引起了不真实权利外观，与因登记信息错误或者登记信息不详尽导致的不真实权利外观具有同质性，属于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

本案中，刘金龙占有房屋、出示伪造身份证和假房产证、登记部门的确认足以使李大庆信赖“不真实的权利外观”。李大庆不具有识别“不真实权利外观”的风险控制能力。而对张焕来说，则应区分两种情况分别对待：一是如果假房产证仿真度低，张焕具有识别真假并防止“不真实权利外观”的能力，但其未尽识别和保管义务，应承担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不利后果，李大庆根据善意取得制度获得房屋所有权。二是假房产证仿真度很高，超出了张焕合理的真假识别能力，则张焕也不具有防止“不真实权利外观”的风险控制能力。此时则只能依“防患成本”来排除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买受人李大庆不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获得房屋所有权，相反，所有人张焕在回复请求权时效期间内，有权拒绝交付房屋，且有权请求变更房屋登记。

第二篇：论善意取得制度

论善意取得制度

《政法学刊》第2002-1期第9页

周湘华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又称即时取得，指财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财产，但他将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占有时出于善意，则可相应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作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项交易规则，善意取得制度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交易安全，因而该制度已为大多数民法所确认。目前关于善意取得的诸多方面的问题，如构成要件、适用范围，价值取向等等，还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就善意取得制度的有关问题，提出作者的具体看法和建议。

一、善意取得制度的渊源及意义

由于古罗马法奉行与贯彻侧重于保护所有权人的“任何人不得将大于其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和“我发现我的财产，我就收回”的原则，所以通常认为罗马法是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但是，罗马法也并非完全无视善意受让人的利益，譬如，关于善意占有的规定：善意受让人得主张取得时效，而且取得时效时间仅为1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对善意受让人来讲有失公允，即便取得时效也不能弥补，严格保护所有人可能会影响交易的安全和积极性。因此，在一定条件下，法律应保护不知情受让人，允许其取得财产所有权，中止所有人的追及权的观念逐渐产生，这就是善意取得制度的导因。

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起源于日尔曼法的“以手护手”的原则。根据此原则，财产的所有人将自己的财产让与受让人，被受让人占有的，只能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占有物，如果受让人将财产转让给第三人时，原权利人不得向第三人请求返还原物，而只能向受让人请求赔偿损失，而不知情的第三人对于财产的占有具有转移所有权之效力。因此，“以手护手”原则被认为是善意取得制度的肇端，善意取得协调了善意第三人和无辜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为代价，换取交易安全价值的实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财产的所有与占有日益分离，非所有人占有他人财产，并借机转让的情况日益突出，为此，现各国民法广泛接受了善意取得制度。

显然，善意取得制度是在动态的交易安全和静态的所有权安全存在矛盾，而法律只能对其中一种予以保护的情况下，从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看，确立了保护动态交易安全的立场，这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更好地发挥物的效用等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鼓励商品交易。如果在交易活动中片面强调保护静态的所有权安全，则任何一个进入市场交易的民事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财产上设定的权利时，都须详细调查交易相对人是否为真正的权利后，才敢交易。这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增加交易成本，影响社会经济效益。

其次，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物的效力，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原权利人的财产被非所有人占有、转让、说明该财产对原所有权人并不重要，而且因为原所有人对财产占有行使占有的行为监察不力，才使得占有人非法转让财产的目的得以实现。善意受让人没有任何过错，并且受让该财产，可以表明善意受让人更愿意利用原则，也可以表明原物在善意受让人手中比在原所有人手中可能更具有利用价值。

再次，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保护现存财产占有关系，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易日益频繁，一物可在短时间内几经易手，善意受让人受让财产之后可能以该财产为基础再建立新的财产占有关系，如果允许原所有人无条件地追回其物，势必推翻已形成的新的财产占有关系，破坏既有的经济秩序，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混乱。

二、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及其效力

实行善意取得，是物之原所有人丧失其所有权，善意受让人（第三人）则取得所有权或其他物权，这与当事人各方的利益紧密相关。因而各国民事立法或司法实践都对其构成规定了严格的条件。我认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如果规定得过于严格，则不能充分发挥该制度的作用，与确立这一制度的基本宗旨相违，如果规定得过于宽泛，则可能根本违反民法的公平和诚信原则，鼓励交易当事人之间的不法行为。具体来说，善意取得制度应具备以下四方面的条件：

（一）善意取得的标的物主要是动产，且是法律允许自由流通的，特殊情况下还包括不动产由于动产的公示以占有为原则，而不动产和部分特殊动产如车辆、船舶的公示以登记为原则，交易也都有严格的规则和程序，因而众多学者对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均予以承认，但对于以登记为公示原则的不动产及部分特殊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则存在不同看法。否认不动产和部分特殊动产可适用善意取得的理由主要是该类以登记为公示原则，不存在无权处分人处分该类财产的可能，第三人也很难以误信其有处分权为由得以主张善意取得。

但是，本文认为不动产和部分特殊动产也可适用善意取得，主要理由有：首先，我国地广人多、国情复杂，且尚未建立健全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体系，不动产交易中登记错误、疏漏、未登记等现象时有发生，因而也会产生无权处分的问题，如果不动产交易中第三人取得不动产时出于善意，则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秩序的目的出发，应当允许第三人获得不动产所有权。其次，许多学者主张对车辆、船舶与特殊动产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并意欲明确规定在法律之中（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六条），因而，这为财产未经登记时在交易过程中也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第三，从各国立法规定来看，大都承认不动产也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如《瑞士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三条，《德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六条。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九条的规定也表明了承认共同共有不动产交易中可适用善意取得的立场。该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显然，这里的共同共有财产也并未仅限定于部分动产。

善意取得的财产必须是法律允许自由流通的财产。法律禁止或者限制流转的物，如国家专有物质、爆炸物、枪支弹药、麻醉品、毒品等不能在市场上交换当然不得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赃物和遗失物可否成为善意取得的标的物，与它们属于占有委托物还是占有脱离物有关。占有委托物是基于原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的物，如承租人、保管人占有的物，对此各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占有脱离物是非基于真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的物，如赃物、遗失物，此时，如不分情形一律使原权利人承担为保护交易安全的负价值，实非公允。对此，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均从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出发，对这类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赃物、遗失物等这类占有脱离物在流通市场中与其他商品并没有什么区别，若完全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则不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社会关系也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针对此问题，学者普遍认为在规定占有脱离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则的同时，应该规定几种例外情况：第一、对赃物、遗失物等占脱离物的无偿回复予以时间上的限制。如，我国学者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中拟规定：受让的动产若系被窃、遗失或者其他违反本意而丧失占有者，所有人、遗失人或其他受领权之人有权在丧失占有之日起一年内向受让动产的人请求返还。第二、受让人属于善意时的有偿回复制度，即该类财产若是由拍卖、公共市场或经营同类物品的商人处购得，原所有权人非偿还受让人支付的价金，不得请求返还。第三、若赃物或遗失物属于货币或无记名有价证券这类具有高度代替性的消费物，则应适用善意取得。

（二）受让取得财产时须出于春意

善意就是不知情，即受让人在受让财产时不知也不应知让与人为非财产所有人或无转让权人。民法学说上对善意的理解有积极观念和消极观念两种。依积极的观念，善意指财产受让人必须具有将让与人视为所有人的认识，也就是说，受让人负有对“误信”的举证责任。依消极的观念，善意指财产受让人对财产让与人无让与权利的不知。显然，采用消极的观念确定当事人是否具有善意，不仅对善意受让人有利，而且简便易行。

对于具有善意的时间，只要受让人在让与人交付财产时为善意即可。财产交付完毕以后，如果受

让人得知让与人无权处分，并不影响所有权的取得，如果受让人在财产交付前或交付时已知让与人无权处分财产，即为恶意。

（三）受让人必须是基于法律行为有偿受让该财产

首先，善意取得制度意在保护交易安全，因而只有在受让人与让与人之间存在交易行为，主要方式是买卖合同，才发生善意取得问题，非因法律行为而善意取得财产的占有，不发生善意取得，如继承，因继承而善意占有不属于被继承人的财产，并不能取得其所有权。有的学者还提出，既然强调受让人与转让人间须存在交易行为，则受让人与转让二人自然不得为同一民事主体，因而对于法人与法人分支机构间，公司与其分公司间，同一法人的分支机构间的财产流转行为，都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其次，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的交易须是合法有效的。如果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的交易行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的行为，也不能发生善意取得的结果，因为依法律关于无效和可撤销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受让人须返还财产，恢复至原状。不过，如果原所有权人与转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无效，则不影响受让人对所受让的财产善意取得。

第三、受让人必须是以有偿的方式从转让人处取得该财产。因为无偿受让财产一来难以证明受让人出于“善意”，二来财产既然是无偿接受的，因而返还财产并不会给受让人造成很大的损失。

（四）受让人已实际占有该财产

学者们普遍将此作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之一。这主要因为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只有受让人实际占有了该财产，才能取得其所有权，善意取得方可成立。善意取得一旦成立，即产生四方面的法律效力。一是就善意受让方来说，即可取得财产所有权或者他物权，属于财产的原始取得方式；二是对于原权利人，善意取得发生使其原所有权归于消灭，由此产生的物上请求权一并丧失；三是对于非法转让人而言，其转让行为不仅侵害了原权利人之权利，且所获得利益亦无法律或合同上的依据，原权利人有请求非法转让人返还不当得利或赔偿损失的权利；四是对在该财产上设定了他物权的策三人而言，该财产上的第三人权利于善意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所有权之时消灭，但船舶、车辆等设定抵押并办理登记，该抵押不因受让人取得所有权而消灭。

三、我国有关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

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尚未确立善意取得制度，但该制度已在部分民事特别法和司法解释中所规定，具体来说，我国现行法律已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规定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一）《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意见》中有关善意取得的规定

《意见》第八十九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可见，我国立法是承认一定情形下善意第三人可取得财产所有权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有关善意取得的规定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从这一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是承认善意取得制度的，理由有二：其一，依该条规定，拍买人在竞买委托拍卖人无权处分的物品或财产权利时，不论其是否知情，不仅能通过拍卖程序取得拍卖物品的所有权或财产权利，而且对委托拍卖人和物品或财产权利的真正权利人均无须承担任何民事责任。其二，拍卖人和委托拍卖人对真正权利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为损害赔偿之债，也就是说，他们无需承担返还原物的民事责任，那么拍买人就更无需承担此责任。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

各国为增进票据流通，维护交易安全，不仅在票据法中明确规定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制度，同时还建立票据抗辩限制制度，对善意持票人的完整、有效的票据权利实行双层法律保护。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也明确承认了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其该法第十条、第十二条分别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时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应的代价”、“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第十条规定了取得票据的一般原则。第十二条规定了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的几种情形：一是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二是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三是因持票人的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这也就是说，除了法律所规定的这些禁止情形有外，善意的持票人均可以享票据权利。

（四）《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各国民法一般规定，依善意取得制度受让人可获得动产所有权和动产质权，瑞士民法解释留置权也可依取得时效而获得。我国对担保物权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司法实践中一直有不同意见。就抵押权而言，包括不动产抵押和动产抵押，根据法律规定都无须转移占有，而如前所述，善意占有以善意取得人占有为构成要件，因而，无论是不动产抵押还是动产抵押，一般都不适用春意取得；就动产质权而言，法律规定质权人占有标的物为其成立要件，其目的就是为了给质权人以权利保障，出质人将自己无权处分权标的物出质给质权人占有时，质权人无法得知出质人是否为有处分权人，而且质权人已经占有该标的物，因而，为保护善意质权人和交易安全，对动产质权可以适用春意取得；就留置权而言，理同动产质权，也可以适用善意取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分别规定了动产质权和留置权的善意取得。

（五）目前正在拟定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也欲明确确立善意取得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一百四十五、一百四十六条明确了动产所有权的善意取得的成立和关于占有脱离物的特别规定，第一百四十七条则规定了善意取得对第三人权利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第三百七十一条、第三百九十三条分别规定了动产质权的善意取得制度和留置权的善意取得制度。这表明，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已渐趋统一完整。

[收稿日期]2001-10-09

【作者介绍】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系讲师，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参考文献

王利明．物权法说[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李建华，傅穹．论占有与善意取得[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3）：46-49．

王利明．民法新论（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

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王利明，王轶．善意取得制度研究[J]．现代法学，1997，（5）：65-73．

第三篇：善意取得制度三论

善意取得制度三论

《当代法学》第1999-5期第36页

赵 玉

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中一项重要制度，已成为商品经济中一条重要交易规则。它规定“所有人行使权利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将所有人之手拒绝于善意取得之外，以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稳定。各国学者对善意取得制度基本问题已达成共识，但仍存有不足，笔者仅从立法依据、标的物、构成要件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求其能更好适应现今及未来经济发展。

一、善意取得的立法依据

各国学者对于善意取得立法依据诉讼盈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归纳起来可分为表象依据和价值依据。

（一）表象依据

古代对无权受让关系调整存有两种立法体系。在罗马法中所有权至高无上，享有无限追及力，否认了善意取得根基。法国、意大利承袭罗马法后根据该法中占有时效制度提出“即时时效”说，主张善意受让人得主张时效取得，而且其取得时效期间较短仅为1年。该学说是罗马法在现代经济中一种妥协，和善意取得法律后来相似，但“即时时效”中“占有”是一种人对物之关系的事实，而非权利、和善意取得截然不同，不足以作为善意取得立法依据。

与其相反，日尔曼法则依据“以手护手”原则对所有权追及力加以限制，维护买受人利益，并将这种保护方式归纳为“后占有关系为前占有关系的唯一保证”。换言之，只有自他人取得物之占有的人才应保证将该物返还给原交付人。虽该原则与现今善意取得制度观念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已经开始侧重于对受让人利益的保护。因此，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就是近代以来的日尔曼法“以手护手”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中占有时效善意要件，从而得以发展起来的。对于“以手护手”原则成立根据，后世学者作出不同解释，进而形成不同理论派别。1．占有效力说。按日尔曼习惯，动产所有权要求保持标的物实际占有，当标的物由无权处分人交付给第三人，所有权也就发生转移，原权利人除依契约向无权处分人行使权利外，已无其它权利。2．权利外像说。认为“以手护手”原则是日尔曼法注重形式主义结果。按物权公示效力，凡占有动产的人即应推定动产所有人，而原权利人和无权处分人间动产契约关系不需公示，第三人无从了解，所以原所有人只能向无权处分人追及。3．本人与因说。因原所有人未充分考虑到相对人信用，而应承担由于自己错误信任而造成的后果。4.法律赋权说。认为在善意取得权利情况下法律赋予占有人以处分他人所有权的职能。以上学说均是对“以手护手”原则进一步延伸，是对同一问题同一层次不同角度的分析，无本质上差别，仁者见仁而已。

综上，表象依据停留在交易过程浅层形态中寻找善意取得制度立法依据，其虽有合理性，然却未揭示出最根本立法依据。

（二）价值依据

在民法的发展史上，出现过两种财产安全的概念，即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与财产交易权的动的安全，两种安全状态通常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当所有人的利益和受让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两种制度便体现出不同价值取向。静态财产安全是指法律保护占有和所有人的财产利益，禁止他人非法占有。它强调的是交易以交易者拥有权利为限，超出自己权利范围的交易为无效，着重保护的是所有人的利益。相反，动态交易安全指法律保护交易当事人基于交易行为所取得的利益，认为在特定的场合下，应牺牲真正权利人的利益，以此维护活跃的交易活动秩序，促进民事流转。两种财产安全制度分别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基础。静态财产安全产生于奴隶、封建制的“身份社会”中，所有权拥有至高的地位，是奴隶、农民对奴隶主、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前提，是统治者手中束缚被统治者的致命的链锁，被赋予无限制的扩张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渗入到各个领域，商品经济日益频繁，人类进入“契约社会”。原有静态财产安全制度弊端日益暴露，导致“权利的受让人为预防不测之损害之 1

故在任何交易里均非常详细调查真正的权利人，以确定权利的实像，方可开始交易不可”，整个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契约没有了可靠的安全保证。这种怠于交易或不经济的行为远不止对个人利益的侵害，而是直接影响着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于是，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的逻辑起点绝不仅仅是个人，社会的价值含量也绝不是个人神圣权利和意志能得以实现的。个人应当成为法律生活的协同者而不是权利的对抗老。为此个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应当奉献自己的权利承担其它自身意志之外的不利益，由此基础产生了动态交易安全。可见社会化大生产为形式的商品经济决定了立法制度的价值取向，这是善意取得最深层次的立法依据。

二、善意取得标的物

善意取得制度是以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来维持整个社会动态交易安全。总体说来，该制度是在标的物性质区分上建立的，即根据标的物类别不同区别适用善意取得。由此导致了流通性相同的标的物在同性交易中产生不同法律后果的缺陷，表现如下：

1．后世承袭日尔曼法中“以手护手”原则时把适用范围也局限于动产，以日本、美国、德国等国民法典为典型。如此立法原因在于动产以占有为公信力，受让人依该表象事实进行推定可能和实质权利产生误差。而不动产由专门机关登记公示在正常情况下不存有误差。但以此将公示产生误差的不动产也排除于善意取得适用范围之外则有失公平。例如共同共有不动产或登记错误不动产等等。

2.对占有脱离物而言，善意受让人在交易中所负担的义务与其在占有委托物的交易中所负义务完全相同，并也是经由无权处分人手中受让，本着权利和义务相对等原则，应赋予占有脱离物的受让人以所有权，且无论对于占有脱离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无权处分人造成的不利益是相同的。换言之，若不适用善意取得则既破坏了动态交易安全的立法体系，也未对销赃加以有力阻滞，弊大于利。

3．公有财产从其本质来说都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与其它流通物无特殊区别。依据“权利一体保护”主义，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由于目前我国公有财产登记制度不健全，保障措施不完备，整个经济体制处于构建过程，如对公有财产严格采取善意取得制度，势必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有修于善意取得“社会本位”的初衷。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在原则上适用善意取得同时，赋予国家的低于市场价买回权，受让人经济损失向无权处分人追及。

4．埋藏物、隐藏物、漂流物除历史文物或金银等限制流通物或禁止流通物收归国有外，其他应适用善意取得。

以上是就每个类别的物而进行的具体分析，可看出每个类别物根本性质都是流通物。其本性促使其参与到整个流通中去，而不因其按类别区分而有所差异。虽各国立法者使经公开市场或出卖同种类物商人，拍卖处的善意人购得标的物均可取得所有权，然却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此弊端，可见以标的物性质区分为基础而构建的善意取得制度是缺乏科学性、经济性的。

三、重构善意取得构成要件

现代社会中人的创造力不断提高，不可再生或不可代替的社会物质财富在范围上越来越小，人们对于财产权利的保护，已不再拘泥于实物形态完整回复，相反，对物权客体价值形态的补偿则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方式。各类别物区分在观念上发生变化，作为它们的共性的价值性，益发突显出来，不同类别物，可在价值层次上相互转化，彼此间已不存在绝对界限。有鉴于此，善意取得既为保护交易安全而定，而交易之财产范围除国家明文禁止流通物或限制流通物和违反公序良俗之内容外不受任何限制，善意取得也应适用该范围。对善意受让人利益之保护并非是仅对善意者的支持，而是体现整个社会对善行为的肯定。确认法律是否施援最根本的依据是行为性质，而非标的物的性质。换言之，只要标的物在流通物范围内，善意取得便仅以善行为为成立要付。如此设置，有益于达到动态安全立法之最终目的。据此善意取得构成要件仅为；

（一）交易标的物须为自由流通物

法律禁止流通的财产或限制流通的财产，不能进入流通领域，否则没收财产并追究法律责任。此

为强制性规定，不以当事人不知而免责。

（二）善行为

一般交易行为均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在自己意识指导下发生的，当当事人依正常交易经验，以公平实现交易目的意识为行为时便是善行为。但当事人为行为之意识不易为外人所知晓，由此只能从以下行为表象中进行推测。

1．该交易行为须是经公开市场、拍卖或出卖同种商品商人处购得。反之如交易不以公开市场行为为方式便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为在此情况下，受让人自身存在过失。他往往是基于对让与人的信任或基于贪图小便宜的心理而与让与人发生交易，甘愿承担风险，所以一旦出现无权转让情况，受让人应对自身的错误信任或错误心理负责。向原所有人返还原物，向无权处分人追及损失。

2.行为人须是所有人或有权处分人，且不知相对人为无权处分人，否则应推定为恶意，无权处分人的处分包括如下情况（l）不享有所有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如承租人、租用人转让承租和借用财产。（2）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并对该财产处分，如小偷转让赃物。（3）虽享有所有权，但所有权受到限制。如所有人的财产查封、扣押以后，所有人仍非法转让财产。（4）某个或某些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

3．既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必然是有偿的，若一方无偿或以极其低廉价格让与，相对方应依交易正常经验应对财产来源进行追查。一个城实，不贪图便宜的受让人在此情况应查明财产来源，如不经调查受让财产，很难认其为善意。着双方是赠与关系则不属于交易行为。

4．行为人的行为须符合法律规定程序，例如一些特殊交易行为须到有关部门登记等，如不依法定程序则视为贻于履行交易应尽之义务，不可推定其为善行为。

5．物权变动公示于第三人。动产要交付，不动产要登记，以保证相对人权利真正实现也使第三人明了交易双方各自实质权利，确保未来交易安全。如不履行该义务，则法律不对该交易行为进行保护。有鉴于此，占有改定不能成立善意取得。所谓占有改定是所有人占有物可在所有人和受让人间约定由受让人取得间接占有法律关系，以替代物的交换。此时虽双方当事人的意志达成一致，并符合其它交易条件，动产所有权发生移转，但由于买受人未履行向第三人公示的义务，所以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可见，当事人若在交易过程中自觉履行善行为即以公平实现交易双方预期目的为意识，经由公开市场，拍卖或出卖同种类商品的商人处购得，并依法定程序发生物权变动公示于第三人。且标的物在法律允许流通的范围内，则当事人取得所有权。若相对人行为也符合此性质时，发生双方预期法律后果。让与人行为不符合此性质进行无权处分时，则发生善意取得法律后果。

【作者介绍】吉林大学法学院

注释与参考文献

梁慧星、陈华彬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法学研究》编辑部编著《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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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台北正大印书馆，1989年版，第1版，393页。

杨立新《民法判解研究与适用》第2册，第459页。

同⑤

刘得宽《民法研究问题与新展望》，中亨有限公司印，第248页。

《日本民法典》中规定“对占有人推定其以所有的意志、善良、平稳而公然地开始占有动产者，如果善意无过失，则即时取得行使于该动产上的权利。”《美国统计表商法典》，“货物”释意为“交易中的动产”德国在民法典第三章第二节“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丧失”中规定善意取得制度。杨立新《共同共有不动产交易中善意取得》载于《法学研究》1997年第19卷4期。

陈华彬《法学研究》1998年3期《埋藏物发现若干问题》。

王利明等著《民法通则》下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同③

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16页。

第四篇：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正式确立了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作为物权法乃至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依该条规定，对我国物权法所确立的善意取得制度应作广义的理解，其作为我国民事立法中制度创新的积极成果，较传统民法意义上的善意取得制度有了开拓性发展。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作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项交易规则，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正常的商品交换。因而该制度业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所确认。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在整体上实现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关于这一制度的理论探讨也未尽完备。如何构建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理论，从而为其立法化进行理论准备，就成为民法学上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笔者将从善意取得的起源、概念、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及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等方面阐述善意取得制度，期待着我国制定民法典，确认善意取得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正是由于我国传统民法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将善意取得制度与登记的公信力制度分别予以规定，所以才导致人们长期以来对善意取得制度理解上的争议。有人认为两种制度的差异不能调和，善意取得制度仅指动产的善意取得，不应也不能包括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因为不动产的善意取得问题系由登记的公信力制度规范之；有人则认为两种制度可以统一，善意取得制度不仅指动产的善意取得，也应当且能够包括不动产的善意取得。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传统民法的善意取得制度与登记的公信力制度在理论基础上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其归根结底是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的逻辑结果，两者创制的目的是一致的，其在功能上可谓异曲同工。在促进交易便捷、保护交易安全和维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方面并无二致。因此，对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解宜根据具体情况作狭义与广义之区分。狭义的善意取得制度系指传统民法意义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即动产善意取得。其界定如上所述。广义的善意取得制度系指适用范围涵盖动产、不动产及其他物权的善意取得制度。其界定如下：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指无处分权人将其占有的动产或者错误登记在其名下的不动产转让给善意第三人或者为善意第三人设定他物权，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善意第三人依据法律的规定取得动产或者不动产所有权或者他物权的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的渊源十分复杂，多数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发源于日尔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近代以来，为了保证交易安全和便捷的需要，善意取得制度进一步吸收了罗马法上的时效取得中善意要件，逐渐完善和发展起来。善意取得制度是通过第三人在交易时对占有的公信力的信赖，对于已登记的不动产则是对登记公信力的善意信赖，通过这种善意信赖来保护第三人即无辜毫不知情者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已形成的新的财产关系，稳定社会秩序，阻断原所有入对该物的追及力。

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以下特点:①统一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②统一适用于所有权和他物权。③构成要件比较严格，以利于兼顾所有权的保护与交易安全的维护。④从反面规定了不适用善意取得的情形。《物权法》第107条规定，遗失物赃物等占有脱离物不适用善意取得。

从本质上说，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以牺牲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为代价来保障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的制度。在符合善意取得条件的情况下，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结果是，由善意第三人取得所有权或者他物权，而真正所有权人的所有权消灭或者所有权上产生他物权的负担。但是，善意取得制度并非完全不考虑对原所有权人的保护，而是在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前提下，兼顾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善意取得制度的主要立法目的在于协调由无权处分行为所产生的善意第三人与物的所有人之间的矛盾，其结果是物的原所有人丧失权利，而善意第三人取得权利。也可以说，善意取得制度解决了当静的财产安全与财产交易时动的财产安全发生冲突时，两方面利益的取舍问题。对财产静的安全的保护以保护原所有人的利益，为了维护静态的社会秩序和平稳定；当涉及财产交易时，对财产动的安全的保护则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形成动态的社会秩序的的同时，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发展，财产的流通更为频繁，社会秩序不可能永远静止，一成不变，因此，维护动态的社会秩序，保护财产交易中动的财产安全迫在眉睫，必须完善善意取得制度。当今，承认善意取得制度，保护财产交易动的安全，对促进社会经济稳定有序地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善意取得制度，作为在物权法领域优先保护交易安全，在债权法领域兼顾所有权的保护，具有以下功能：①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维护公共利益;②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鼓励交易，促进物的流转;③有利于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促进物尽其用。

构成要件是善意取得制度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善意取得制度与登记的公信力制度的构成要件及其具体要求差异很大而且较为复杂。正因为我国物权法动产的善意取得和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合并在一起作出规定，从而统一和简化了善取得的构成要件。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应具备如构成要件：1．无处分权人处分了他人财产。2．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是善意的。3．受让人以合理的价格有偿取得。4．转让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应当注意的是，尽管物权法将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统一起来作了规定，但毕竟动产与不动产的公示方法

是不同的，因此，并不排除在构成要件的具体要求上仍然会存在一些区别。所谓准善意取得，是指善意取得所有权之外的其他物权。无处分权人进行处分，并不限于所有权，还包括在标的物上设定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此种情形，如果受让人善意，同样发生该项物权的善意取得。由于传统民法中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因此准善意取得的准用范围也限于以动产为客体的他物权。同时由于其善意取得须以取得物之占有为构成要件，故传统民法中准善意取得的范围极为有限，主要指质权。因为传统民法中的他物权，除质权外，均主要以不动产为客体。与之不同的是。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统一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相应地，准善意取得的准用范围也不限于以动产为客体的他物权。诸如以不动产为客体的房屋抵押权、地役权等他物权均可准用于准善意取得。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阶段，所有权类型的多样化、商品交易活动的日益频繁的现实，要求立法由 原来保护所有权静态安全的价值取向转变为保护交易动态安全的价值取向。作为物权法乃至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国民事立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善意取得制度将以其特有的创新精神充分有效地发挥其促进交易便捷、保护交易安全、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谐的制度功能。

适于善意取得的不动产，一定是发生了登记错误的不动产。如果不动产上没有发生登记错误，则不会有错误登记的公信力产生，也就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不动产登记错误的发生，常见于以下三种情形：① 共有的不动产登记在一个人名下。② 因履行无效合同发生的不动产登记错误。③ 因其他原因发生的登记错误。

能够适用善意取得的动产，原则上限于占有委托物。所谓占有委托物，指基于真正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的物。如基于租赁、保管合同关系，由承租人、保管人直接占有的动产。此外，借用物、运输物、承揽物、试用买卖物、质物均属于占有委托物。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89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对于这一司法解释,笔者认

为，该司法解释并不能表明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国民事立法或司法实践中的确立。这是因为，首先，该条司法解释的立法目的并非规定所谓善意取得制度，而是针对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行为所作的相应法律评定。其次，该条司法解释的具体内容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内容相差甚远。但是，就强调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言。该司法解释却首次从我国民事立法层面体现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思想。而且，其体现出来的善意取得制度的思想较传统民法更具中国特色，其肯定共同共有财产可以善意取得，即表明没有将不动产排除在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之外。因为该条中虽未明确说明共同共有财产的范围，但此条解释中的“共同共有财产”显然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而且就此司法解释演变生成的历程而言，其实质是指共同共有的不动产，而且主要是指共同共有的房屋。

第五篇：浅议善意取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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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善意取得制度

作者：黄艳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5期

【摘要】在我国民法中，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重要且颇具现实意义的制度。本文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的解读，结合理论界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观点与看法，简单的探讨一下善意取得制度在实际适用中的一些情况及问题，尤其是对于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问题。除此之外，通过与德国及美国的善意取得制度进行比较，寻求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善意取得；受让人；赃物

随着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商品交易的不断扩大，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法治意识的提高以及对现实中的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问题的思考，善意取得制度就应运而生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关系和交易的进行，有利于保护善意的交易相对人，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一、我国的善意取得规定

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无处分权人将其动产或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如果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取得对该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也规定了善意取得的条件，即：

（一）让与人是无处分权的占有人

占有又分为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合法占有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学界已经普遍达成共识，但是对于非法占有，如对漂流物、遗失物、盗窃物的占有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却未能达成共识，形成了各家之言。

（二）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意是指“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不应知道或因轻微、一般过失而不知其法律行为缺乏权利基础的主观状态。”②所以，对于善意的界定，一般应当采用善意推定的方法，即根据一个正常人对具体情形，凭借一般常识、生活经验、交易经验所做出的判断来认定是否善意。例如，受让人是在“黑市”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情况下交易，则不能认定为善意。除此之外，善意的适用时间应该为物权变动行为发生之前，因为物权变动之后，原权利人知道自己丧失了权利，必然会对受让人提出请求，所以，受让人不可能自始不知道该物为善意取得。

（三）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受让人必须通过交易行为而有偿取得某物，这是善意取得的基本条件。这就是说，受让人必须支付相应对价，如果受让人是无偿地从无权转让的占有人那里取得该物，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若受让人以明显低于市场价取得该物，那他也不能基于善意取得而享有该物的所有权。

（四）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这是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之一，动产的物权变动必须作出交付行为，不动产物权变动必须登记，如果违背该项规定，善意取得不能完成，受让人也不能取得受让物的所有权。这是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体现，公示原则是指物权的存在及其变动须以法定方式进行公示才能发生效力，动产占有产生公信力，不动产登记产生公信力。

二、德国和美国的善意取得规定

在英美法系国家，传统的普通法规则认为“没有人可以转让不属于他所有的商品”，并根据这个规则确立了善意购买人原则，即：不知标的物的权利瑕疵并且为之付出了对价的善意购买人对于所购财产享有对抗一切先在物主的所有权。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403条规定了具有可撤销的所有权的人有权向按价购货的善意第三人转让所有权，当货物是以买卖交易的形式交付时，购货人有权取得其所有权。

德国固有法有以手护手的原则，“任意与他人以占有者，除得向相对人请求返还外，对于第三人不得追回，惟得对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这就是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来源。此外，根据德国的民法理论，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善意取得作为一个物权取得的问题，只要求物权行为，只需要达成所有权转移的合意，不关注交易行为有偿、无偿的问题。反观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不仅涉及物权行为，还涉及债权行为。

三、善意取得适用问题的探究

对于无处分权的占有人非法占有的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国理论界很大分歧，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该条规定本意是要体现善意取得制度，但是仔细考察后，很难讲这是一个善意取得，因为原所有人在二年内有返还请求权，受让人不一定能取得物权。此外，也未明确赃物是否适用该条规定，由此引起了学者们的不同观点和见解。

对于赃物能否善意取得理论上有肯定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既然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作为受让人来说并不知道该物为赃物，因此，为了维护受让人的合法权利，赃物也应适用善意取得。否定说认为，在社会利益中存在公法利益和私法利益的保护，公法利益的保护应优于私法利益的保护，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赃物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否定说已成为法律界的共识，但是也有例外情况，一是赃物为金钱或无记名证券的，二是受让人在特定场所或采用特定方式取得的，特定场所是指有营业执照的商店或交易所，特定方式是指受让人通过竟买方式取得赃物。

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中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民法中，善意取得制度都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公示公信力在逻辑上的当然结果，而且，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有利于维护市场信用、促进市场交易，有利于维护经济秩序。但是，善意取得制度也是对物权的追及效力的限制，对所有权的约束，造成了受让人权利的扩张和所有人权利的缩小，加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难免出现滥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情形，所以，对于该制度应辩证的看待，并寻求相关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注释：

①王利明.民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11页。

②董学立.论物权变动的善意、恶意［J］.中国法学。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