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大全

第一篇：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大全

新加坡的反腐机制研究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李俊 12351015

摘要：当前中国政府正推行一轮强有力的反贪风暴，十八大以来数十名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其中不缺乏***、徐才厚、令计划这样的国家级大老虎，可见中央的反腐决心，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的腐败情况已经严重深入到领导阶层。新加坡作为亚洲最清廉的国家，它和中国一样实行一党执政，执政党的反腐意愿和决心是国家反腐工作开展的基础。然而仅仅靠中央领导层的政治意愿是不够的，反腐还需要一套包括法律、机构和制度的完善的反腐机制来支撑。作者试图通过对比研究新加坡的反腐机制，为中国当前的反腐事业提供一些经验。

关键词：反腐机制、法律制度、监督

国内外的研究进程：

国内方面：①从法制角度：新加坡廉政法律制度研究》刘守芬、李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②廉政建设的角度：肖艾比《新加坡反腐败的经验及其借鉴》（《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2期）、陆志方《新加坡反腐败经验对中国廉政建设的启示》（《当代世界》2009年第10期）；

国外方面：关于新加坡的廉政建设的研究不多，主要有《反腐败——国家廉政建设的模式》（加拿大学者里克·斯塔彭赫斯特和美国学者萨尔·J.庞德）。

一、腐败的定义

按照李光耀先生的话来说：“Corruption involves the dishonest or preferential use of power or position which has the result of on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being advantaged over another.”也就是说，腐败是指对权力或地位的不诚实或者偏好性的利用从而使某人或者某机构取得相对的利益和优势。

新加坡从法律方面对腐败作出详细的规定。如《新加坡刑法》第九章规定以下行为构成了公务员犯罪或有关公务员的犯罪:①公务员收取与官方行为有关的合法报酬之外的报酬(第161条);②带有腐败或非法意图影响公共服务而收取报酬(第162条);③对公务员施加个人影响而接受报酬(第163条);④公务员不支付对价,从任何与该公务员处理的事物或业务

1有关的人处接受任何有价值之物(第165条)。

中国并没有从法律上对“腐败”的对象与主体进行具体的定义，因此在处理”腐败“犯罪时欠缺法律的可操作性，及其合法性容易受人质疑。

二、新加坡的反腐成果

在殖民地时期，新加坡的腐败情况十分严重，这里主要指的是警队的腐败。据《海峡时

2报》对当地警察腐败的报道，警察腐败占所有贿赂案件总数的63.4%。而在二战后期，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警察微薄的薪酬难以维持生计，腐败局面更加恶化。

经过了独立后数十年的反腐工作，新加坡成为了亚洲最清廉的国家。据德国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显示（见下图），新加坡的清廉指数为84，排名世界第七、亚洲第二，而中国得分为36，排名世界第100名。中国目前正处于腐败高峰期，反腐形势严峻。12 新加坡与中国反腐机制比较研究，梅雪，山西大学，2012年

新加坡与中国反腐机制比较研究，梅雪，山西大学，2012年

（数据来自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统计截止日期：2014年12月3日）

三、新加坡的反腐机制

1、新加坡的反腐法制建设

新加坡主要有两部专门的反腐法律：《防止贪污法》和《没收贪污所得法》

⑴《防止贪污法》，该法查处的犯罪类型主要有：①一般贿赂罪②与代理人贿赂交易的犯罪③赂撤投标罪④议员受贿罪⑤公共机构人员受贿罪

《防止贪污法》对各种腐败罪行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分类。⑵《没收贪污所得法》，该法具体地规定了对贪污贿赂所得的认定、如何处置和处置的程序。其中关于构成贪污贿赂所得的认定，体现了新加坡反腐败法律的的重要特征：我主张你有罪，你自己举证。根据李光耀先生的原话：“We also amended the Law to put the burden of proof or the defendant or accused if he /she had more assets than his income as reported in his income tax returns, from his employment or business could have given him.He has to disprove the presumption of guilt that they were gained by corrupt means.”正如《没收贪污所得法》第4条规定的，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或利益与其已知的收入不符合,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时,其财产应被视为贪污贿赂所得利益。他需要自己举证这些基于他是通过腐败手段非法获得财产的假设是不成立的，而只要发现该名官员的财产超过其合法正当收入，法院不需要证明接受贿赂的人处于可以提供好处的位置上。在这条法律下，官员是否有贪污所得一目了然，这对意欲进行腐败犯罪的人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

与新加坡相比，近年来中国也在加强反腐败法治建设，主要有:《行政监察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刑法》，另外还有中纪委在2005年初,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在2007年5月颁布了《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然而，中国仍未颁布任何针对贪污的专门性法律。

2、新加坡的重要的反贪制度建设——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新加坡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规定：任何一个官员在被聘用之前,必须先申报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出具财产情况的清单,清单出具后需到法院设置的公证处接受审查后由指定的宣誓官签字，每年的7月1日,每个政府职员都必须填写一份个人财务表格,写明自己的财务状况,各部门常任秘书对每一份申报表都要详细审阅,了解是否有不法行为。如本单秘书长发现财产来源有问题,立即送交反贪局调查。如本人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则作为贪污受贿证据。由于有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监察部门可以随时对官员是否有不正当收入进行检查，能有效地监督官员的日常经济活动，增加了贪腐的操作难度。

与新加坡相比，中国仍未全面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2000年，中纪委决定在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中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2009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随后，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和青铜峡等地，也陆续开展了包括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在内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公开试点。

公务员是受全体人民的委托来管理各种公共事务的，公务员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可。因此，公务员的一切行为，包括个人行为都应受到广大民众的监督。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以把公务员的财产收入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监督，任何与其所申报财产不符的不正当收入都会一清二楚，这将极大地规范公务员的经济行为，中国若要打好反腐这一仗，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势在必行。

3、新加坡的独特反腐机构——反贪局

新加坡拥有针对贪污腐败的专门调查机构，反贪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反贪局在1952年由英国人成立，从1970年起，反贪局直接对总理负责，不受其他机构的威胁与压制，显示其独立地位。

反贪局的权力：以下是李光耀先生的原话：

“In 1960,we changed the outdated 1937 anti-corruption law and widened the definition of gratuity to include anything of value.The amendments gave wide powers to investigators,including arrest and 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of bank accounts and books of suspected persons and their wives,children or agents.”

根据1960年修改的《防止贪污法》，反贪局拥有以下权力：

①特别调查权：反贪局有权不受其他法律限制，调查任何银行存款、股票存款、购买账户、报销单据或任何其他账目,或在任何银行的任何保险箱等。

②搜查权：如果反贪局认为某地藏有罪证，有权委派特别侦查员进行搜查，扣押一切相关文件和物品，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③逮捕权：反贪局有权根据《防止贪污法》逮捕任何触犯该法的人，以及任何有理由怀疑与触犯反贪污法的罪行有牵连的人。

《防止贪污法》授予了反贪局强大的办案权力，使反贪局得以在最短时间内不受其他机构的限制对任何贪腐行为进行调查，并防止罪犯销毁相关证据。而反贪局直接对总理负责，总理对有直接的人事任免权，机构的独立性使它可以调查任何机构的任何级别的官员。

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并没有针对贪腐行为的专门调查机构，无法直接快速的对贪腐行为进行强有力的处理。中国具有反贪职能的机构包括：司法层面的人民检察院，行政层面的国务院下属监察部以及党组织内部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然而中国的反贪职能机构缺乏像新加坡反贪局的独立性，如党纪委在开展调查工作时处于同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处理敏感的重要官员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阻力。

四、对中国反腐工作的启示

新加坡的反贪工作在独立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可以归功于以下几个原因:①“有法可依”：新加坡有针对贪腐行为的专门法律《防止贪污法》和《没收贪污所得法》，使反贪工作有明确的合法性。②新加坡实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使官员的财产处于阳光之下接受监督，为日后的反贪工作提供数据支持。③新加坡有专门的反贪机构：反贪局，而且反贪局直接对总理负责，它的独立性以及法律赋予它的强大权力使它开展反贪工作时畅通无阻。

因此，为了更好地更有效地开展反腐工作，中国应作出以下的改进： 33 新加坡与中国反腐机制比较研究，梅雪，山西大学，2012年

1、完善法制建设，制定针对腐败行为的专门的《反贪法》，对贪污腐败进行定义，并明确贪腐的对象和主体，确定贪腐的不同程度及其惩罚方式，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另外在刑罚执行方面，控制和减少腐败罪犯“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的数量，对腐败罪犯的减刑、4假释、保外就医等关键环节要重点介入司法监督。

2、全面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并鼓励人民利用微信平台、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对公务员的经济活动进行社会监督，公务员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增加贪腐的难度。

3、设立针对腐败犯罪的专门调查机构，反贪局。反贪局应该成为与立法、司法、行政机构以及军队平行的专门机构。反贪局直接由总理领导，对总理直接负责，保持机构的独立性，不受其他国家机构的控制，不接受党的直接领导。另外，反贪局也要对总理进行监督，如果总理被发现有腐败行为，反贪局的职员可以直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反映举报，通过全国人大罢免总理的职务。另外，宪法、刑法以及第一点提到的《反贪法》要赋予反贪局足够大的权力来支持其开展工作。最后，全国人大要赋予反贪局独立的预算权，防止反贪行动受制于经费不足。但同时也要制定完善的选拔制度从优秀的公务员队伍中挑选经得起考验的精英成为反贪局的成员，并处理好侦查成员的职称问题，薪水要高于平级的普通公务员。

简论反腐败法律机制建设，秦永雄，人民网，2014.10.14

第二篇：浅议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启示

浅议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启示

摘要：如何建立可行且高效的廉政机制以打击、遏制贪腐行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在东亚地区，受到历史、文化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廉政建设的根基尚显稚嫩，贪腐行为屡禁不止。然而，新加坡作为亚洲典范，其廉政建设开出一朵奇葩，为东亚各国，尤其是同为华人社会的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新加坡 反腐 廉政

反贪腐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尤其在东亚地区。同样，这个话题对我国目前来说，显得十分沉重，由于缺乏有效可行的反腐廉政机制，贪腐行为已经并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侵蚀到社会稳定的基础，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之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人之长，补己之短，著名的国际性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推出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新加坡长期被列为世界廉洁国家，并一直居于亚洲廉洁国家之首，其在廉政文化环境塑造、廉政立法、反腐机构设臵、廉政制度建设等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举措

新加坡从18世纪中叶就一直是英国所建的贸易站，自治前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英国总督统治时期是一个腐败盛行，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的地方，公共权力私化、权钱交易随处可见，引起老百姓的极度不满。直到1959年6月5日自治后，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将建设廉洁政府作为竞选目标，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举获胜，开始了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新篇章。其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举措是：

（一）以独立且强力的反腐败机构为保障。

廉政机构是保证法律得以实施，对官员腐败进行防治和打击的国家机关。新加块建立起各种独立的廉政机构，以此作为消除腐败和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的强有力工具。这些机构依法设臵,体系完备，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最具代表性的是内阁廉政署和反贪污调查局。

内阁廉政署，这是新加坡负责综合管理和监督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申报的监督相关。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中央各部门长官财产申报，并指导其他公务人员的个人财产申报了宜。内阁廉政署直接对总理负责，其署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它独立于政府各部,权力很大，可以调查任何虚报财产和财务状况的官员，以及陷于‚债务麻烦‛的官员，包括各部长官。

为了执行《防止贪污法》，新加坡于1962年成立了精干高效的反贪污调查局，由它负责调查和预防政府机关以及企业中的贪污受贿行为。该机构直属总理公署，由总理直接领导，其官员不属于公务员，地位、身份、权力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薪金高于其他部门任职的同级官员。反贪污调查局的局长、副局长以及局长助理由总统直接任命。为了保证反贪污调查局能够独立、有效地履行职责，排除各种干扰，该局被赋予充分的独立办案权。《防止贪污法》规定，反贪污调查局享有特殊的权力，其中包括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检查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以及限制其转移财产等。因此，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大权在握,信息灵通。不管被调查人职位有多高,调查局都无所顾忌。对一切涉嫌官员，不论其名声多大、地位多高，一概严惩不贷，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多年来,反贪污调查局对一些高官进行了调查和指控，处理多起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二）高薪养廉政策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我们应当首先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民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国际上反腐倡廉的实践也表明：要防止腐败，让官员可以维持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如果收入太低，以致他们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就必然产生腐败。新加坡腐败现象很少，除了法制健全、措施得力之外，与该国所建立的以薪养廉制度也直接相关。新加坡政府认为，低收入是贪污的重要因素，一个收入少的公务员会以辅助收入为理由来辩护其贪污行为。为此,政府有责任确保公务员有高收入，以此来减少贪污。

李光耀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为党付出辛劳的党员必须付给他们可观的薪水，以俸养廉‛，‚凡是愿意加入我们党的，要使他觉得在党工作很有意义，生活也过得好‛。70年代至8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曾经连续四次给公务员加薪20%。1989年后，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为世界各国之最。同时，政府每年还通过咨询机构调查私营企业的工资水平，一旦公务员工资低于私营企业人员时，就给予提高工资，以保证公务员有最高的收入。因此，新加坡政府官员的收入在世界上属于较高的国家之一。

（三）强调才德兼备的公务员录用制度

新加坡在公务员录用上实行严格的考核任用机制，杜绝人为影响，防止腐败现象。国家设有专门的公务员委员会，负责公务员的录用、任命和奖惩。公务员委员会直属于总统而独立于内阁，这就为它严格、公平选拔公务员提供了条件。由于每一个公务员在正式被录用前都要经历几道极严的选拔程序，在录用后又需经历品德考核，因此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高水平。此外，新加坡在录用公务员时，特别注重候选人才的道德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程度与社会的道德水准尤其是公务人员的道德水准息息相关，‚道德防线溃散或实破往往就是腐败的开始。‛虽然健全的机构、严密的制度和完善的法规都能在防范和遏制腐败现象中发现重要作用。然而，这些毕竟只是一种外推力,而提高社会大众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则是根治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带根本性的内驱力。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才是清除腐败，实现政治昌明的根本环节。新加坡自李光耀执政后，注重以东方传统文化进行廉政道德教化，提高公职人员和广大国民的道德水准。

二、新加坡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汲取他国经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自己，尽管新加坡同我国政治社会体制不尽相同，然而同样属于华人社会，同样有着浓厚东方传统的事实，使新加坡的成功秘诀对我们尤其有借鉴意义。

（一）加强反贪专门机构建设。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的反贪职能分设在三个系统，即纪委、监察部门、检察院的反贪局。三个系统工作角度各不相同，就不赘述了。目前是各级纪委、监察部门合署办公，是党务、行政部门行使调查权。而反贪局则在检察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是法律检察部门，行使侦察权。能否换一种思路思考问题，将监察部门并入人事部门。因为，监察部门工作对象是干部，干部的教育、管理、处分等与人事部门的职能交叉或重叠。笔者的想法是加强纪委和反贪局的建设。纪委领导班子由同级党代会和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但纪委领导和办事人员的人事关系可上管一级，其工作经费和人员工资、津贴也由上级纪委拨付，以便于同级纪委工作，减少一些干扰。反贪局或各级预防腐败局在目前有独立出来的必要，从中央到地方一条线，条条管理，减少来自地方党委、政法委、检察院的负面影响。

此外，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了严密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公共权力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参照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必须完善监督体系。切实赋予人大相应的监督权力，增加反贪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完善纪检监察制度和审计制度，并加强新闻媒体特别是网络的监督作用。从而最终形成健全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二）完善公务员进出机制，强调德才兼备。与新加坡相比，我国的公务员选拔、晋升及正常退出机制尚需健全。我国虽然在2005年制定了《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选拔，考核，升降，辞职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但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公务员的选拔、晋升及正常退出机制仍不够完善。尚需必须进一步从制度上加以规范，以确保被录用的公务员既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又能够经受住种种诱惑和考验。

此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新加坡,其中华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华人社会中儒家传统一脉相承，经久不息。1990年1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正式把儒家文化确定为其文化中心、国家意识，并提出了带儒家文化烙印的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各族和谐，家教宽容。可见，由于新加坡本身特殊的地理、社会历史文化和人口背景，在中西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在两代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最终形成了‚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为核心的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廉政文化。这种强调传统的文化氛围同西方现代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在公务员选拔过程中的体现，就是强调人才的德才兼备。

（三）合理调整公务员薪金待遇。

新加坡‚以俸养廉‛制度颇具‚盛名‛,尽管这一制度的实施有赖于诸多先决条件，例如新加坡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素质较高，反腐败的法制比较健全等，但这一做法是很值得正在加强廉政建设的中国思考和借鉴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多地区，企业界和外国公司的薪酬比政府公务员的薪酬要高得多，低薪导致很多优秀的公务员被挖走，同时一些部门和公务员也开始‚广开财源‛，通过各种形式寻找非正式收入作为补偿，出现了许多公私界限模糊的‚灰色地带‛，一些腐败行为于是有了生存空间。因此，应该充分吸取新加坡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经验，通过合理的薪酬来保证公务员队伍的质量，减少公务员腐败的机会成本。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跨国调查，一个国家公务员工资相对于私营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越高，其腐败的程度越小。这项研究表明，保持公务员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对于反腐败具有重要作用。

高薪养廉作为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一大特色，也同时对我国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前一段时期矛盾的焦点主要在于提高公务员薪资待遇，那当前更重要的则是合理调整公务员收入水平，更加侧重平等和合理。随着公务员待遇的普遍提升，以及‚铁饭碗‛本身的优厚福利待遇，对于生活水平的不满已经逐步转变为对分配不公的不满，成为今日我国公务员队伍贪腐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在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建立有效且可行的反腐廉政机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府的形象和执政能力都有巨大的实践意义，新加坡，作为有着深厚东方传统的华人社会在这方面的杰出表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去粗取精，有所扬弃的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将会对我们自身的反腐廉政建设提供重要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过勇。国际组织对各国腐败状况的评价体系概述，政治学研究，2001（2）[2] 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 [3] 孙晓莉，国外廉政文化概略，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 [4] 王小健，透过新加坡看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金陵瞭望，2007（3）：27 [5] 李家亮、刘稚，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的特点及启示，政法论坛，2009（11）[6] 吴桂韩，论新加坡廉政文化形成的五大基础，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4）

第三篇：新加坡的水务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水务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来源:新加坡三达膜集团有限公司-蓝伟光[2008-2-28]

前言

2007年4月，新加坡吴作栋资政与中国温家宝总理会晤时，正式提出中新合建“环保城”的构想。双方原则同意在中国选择一个水资源短缺的中小城市，或一个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借鉴新加坡的水务经验打造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中新“环保城”。值得指出的是，新加坡水务经验的核心是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膜技术是国际公认的二十一世纪绿色节能的高新技术，当今世界，全球变暖、能源短缺、水源紧张、环境污染，其控制与解决的方案无不与膜技术密切相关。新加坡通过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但成功解决了自身的水源短缺问题，而且化危机为商机，从一个受马来西亚水供制约的岛国转化为国际瞩目的环球水务枢纽，向世界各地提供以膜技术为核心的海水淡化与废水资源化解决方案，将其最大的劣势变成最大的优势。

可以大胆预测的是，随着开发的深入与应用的拓宽，膜技术在水质净化、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将会与计算机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相媲美。本文在总结新加坡的水务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膜技术为核心构建中新“环保城”的循环经济产业结构模型，供中国政府讨论决策时参考。

新加坡的水务经验

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仅有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岛国，几乎所有的资源与产品都依赖进口。新加坡的水源原本根据建国前六十年代初期与马来西亚所签订的两份供水协议，由马来西亚柔佛州经新马长堤引入新加坡。

新马一衣带水，但多年来纷争不断，供水曾经是马国把握谈判主动权最为有力的筹码，也曾经是新加坡人最为难言的苦楚。笔者1985年厦门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海洋环境与科学的研究工作数年，后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在新加坡科技园创办三达膜，参与、见证了新加坡解决供水危机的规划、发展与实施的过程。

鉴此，笔者就新加坡如何通过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化解水供危机，并催生一个巨大的以膜技术为核心的环保与水务产业的经验总结为如下六点：

1、战略先行、国家主导

新马水供纠纷促使新加坡把水源问题当作国家战略予以优先考虑。作为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虽说是热带雨林气候, 但贮水的地域与面积有限，地下水的开采更是严格禁止。因此新加坡唯有把目光转向四周的海洋，希望依赖高新技术，实现海水淡化。同时，新加坡建立了优秀的水务政策，把水源供应与污水处理等所有与水相关的部门集中到环境与水源部统一规划与管理，以此统筹新加坡水资源的开源与节流。

2、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当年新加坡把海水淡化作为国家战略优先发展时，政府采取的策略是积极鼓励全球商家充分利用新加坡的平台显现才能，展示技术，创新研发，开拓商机。在政府搭台的背景下，这一领域几乎所有国际领先的企业均向新加坡介绍他们在海水淡化方面的经验与技术。当时，国际海水淡化普遍采用的仍然是多级闪蒸、低温蒸馏等在中东广泛应用的技术。膜法海水淡化虽然不乏研究且屡有报道，但尚未成为应用的主流。

3、广招人才，集中开发

九十年代初，一批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大学毕业、曾赴欧美留学工作数年的中国学者受新加坡招聘人才优惠政策的吸引从世界各地辗转来到新加坡生根发芽。另外，也有一批像笔者一样直接受新加坡政府奖学金资助的中国留学生在此茁壮成长。今天这些人中大多数已成为新加坡国家研发创新的主力军。毫不夸张地说，新加坡在国际科技界拥有的地位与影响，这批人才的贡献功不可没。

虽然新加坡广招各方面人才，但政府深知新加坡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攻克新加坡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或投入到最能为新加坡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领域。比如，新加坡成立了一个由李显龙总理亲自挂帅的国家创新研发理事会，其研发的主攻方向却限定在环境水务、生物医药、清洁能源、动漫与多媒体四个领域。就海水淡化而言，当年正是由科学家指出应该尽量避免采用以相变为核心的蒸发技术淡化海水，因为不但成本高昂，还将使新加坡面临的水源问题转化为全球愈来愈严重的能源问题。这一意见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新加坡研发的注意力聚焦到开发不涉及相变的以膜技术为核心的海水淡化工艺，并从新材料、节能、防腐、海水综合利用等多个与海水淡化相关的领域展开了深入研究与广泛探讨。

4、示范项目，抛砖引玉

当新加坡探讨通过膜技术淡化海水时，发现应用膜技术回收废水制备新生水比海水淡化的成本更低。因此新加坡先于海水淡化起动了新生水的示范工程。与中国多数的科研主管部门不同，新加坡并未着眼于如何把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推向产业市场，而是大力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开发应用，通过示范项目吸引全球商家。在示范项目中，科学家只参与指南制定，不参与市场竞争，从而避免了国内传统科技体制中指南的编制者也是国家资金的分享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弊端。政府以市场换技术，不惜工本建造示范项目，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鼓励全球企业积极参与竞争，展示科研成果，应用最新技术；科学家则是通过企业承建的示范工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提出更好的思路与方案供政府决策参考。

5、构建模式，树立品牌

在示范项目成功的基础上，新加坡政府敏锐地觉察到运用膜技术实现废水资源化制备新生水不但可以解决新加坡的水供问题，更可以催生一个巨大的环保与水务产业。为新加坡的产业转型与对外拓展找到了一个新的闪光点。因此新加坡采用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方式，构建了一个良好的运用膜技术实现水循环利用的商务模式。通过开放政府的自来水厂与污水处理厂进行技术改造与产业升级，明确指定用膜技术净化原水及实现废水资源化制备新生水，为企业提供平台，为新加坡打造品牌。

2003年的新加坡国庆日，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资政带领数万人共饮新生水的场景至今令人难忘。从此，新加坡的水品牌应运而生。今年3月，李显龙总理亲自为第四座通过膜技术将废水再生为新生水的工厂落成剪彩，并对外宣布至2010年，膜法新生水的供应量可以达到全国总水供量的30％，更把新加坡的水品牌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6、营造商机，全球推广

在明确了大力发展以膜技术为核心的回收利用废水制备新生水的目标后，新加坡首先通过国际相关组织以最严格的规范标准鉴定新生水的质量，向世界证明通过膜技术生产的新生水，其纯度远远高于普通饮用水的标准，并以此向国际社会证明饮用新生水是安全可靠的。其次，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鼓励商家使用新生水；新生水产量不断增大，成本不断降低，形成良性循环。第三，政府主导组织新加坡企业参与国际水务市场的开发与竞争，并定期组织企业参与由部长率领的经贸代表团赴中东、印度、中国等缺水地区推介新加坡的优秀水务经验。此次吴资政面晤温总理时提出了新中合作共建“环保城”的构想正是新加坡政府为企业“营造商机，全球推广”的最佳写照。

新加坡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针对新马水供纷争，确定了利用膜技术向海洋要淡水的国家战略，在开发的过程中，发现应用膜技术回收废水制备新生水的成本比海水淡化的成本更低，不但可使新加坡的废水再生循环使用，还能解决目前困扰全球的环境污染与水源短缺问题，因此在新加坡催生了一个巨大的以膜技术为核心的环保与水务产业。

新加坡水的故事是一个现代奇迹的故事，当国际上很多专家相信缺乏水源将是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时，新加坡依赖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已经逐渐实现了水源供应的自给自足。笔者认为新加坡的水务经验对中国有如下五点启示：

1、“取”之以鱼，莫若以渔

新加坡在水源开发与管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经使其在全球引人瞩目，也为新加坡多家环保与水务公司开拓了庞大的国际市场。但笔者以为，中国应当学习的是新加坡面对困难、思考对策、解决问题、创造商机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利用新加坡的技术与经验解决中国某一城市、某一局部的环保与水源问题。新加坡通过膜技术为岛国增建了新生水与海水淡化两个水喉，而中国应当考虑如何通过膜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其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2、知己知彼，融会贯通

如果说解决水源问题是当时新加坡面临的巨大挑战，催生环保产业、发展水务科技则是新加坡的另一个里程碑。中国目前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改变粗放的资源利用率低下与环境污染严重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建立一个以膜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同步协调的中新“环保城”意义重大。一方面，中国应在反思传统的水利工程仅仅是实现了水的时空转换，并没有改变全国水资源短缺、人均水占有量不足全球1/4的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借鉴新加坡在水源开发与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通过膜法海水淡化与废水资源化实现水的开源与节流。另一方面，要把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从废水处理的末端治理方式提升到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的层面，使膜技术开发与应用的深度与广度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笔者创立的三达膜在这一领域积累了大量的实践与经验可供借鉴。

3、科技为源，人才为本

当长堤对岸的供水无法依赖时，作为一个岛国，考虑的出路是如何把四周的海水变成可饮用的水。在海水淡化的探索过程中，新加坡开发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应用更广的以膜技术为核心的废水资源化制备新生水的方法。新加坡的成功基于如下两个立足点：一是科技，二是人才。

中国对膜技术的研发并不陌生，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与物力，也有大量的科技论文与鉴定成果，然而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实际应用不多。这方面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能够给予中国很好的启示。况且，许多中国学者参与了新加坡的环境与水源开发与管理计划，中国政府如能突破传统的科技体制，让参与新加坡实战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家科研863、973计划及拟议中的中新“环保城”拥有一个施展抱负的平台，将有利于中国科技产业的健康发展与良性循环。

4、循环经济、持续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寻求生态环境与经济成长和谐的“双赢”之路已成为解决资源日趋枯竭、污染日渐严重问题的最佳途径。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的出现，使得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之间不再相悖。笔者创立的三达膜近年来开发了数百项以膜技术为核心的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新工艺，并在许多制药、染料、化工、冶金、轻工食品、饮料生产企业中获得了十分成功的应用，化解了“鱼（经济发展）和熊掌（环境保护）不可兼得”的矛盾，笔者坚信三达膜的成功经验，对推动中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5、中新合作，优势互补

中新两国渊源深厚，文化相通，具有广泛的合作领域与巨大的合作空间。一方面，中国可以利用新加坡优秀的规划理念、创新的研发机制、先进的环保经验与独特的发展模式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的问题，另一方面，中新两国可以共同发展巨大的环保与水务产业，把新加坡的品牌优势与中国的制造业优势有机结合，同时利用新加坡广泛而密集的自贸协议网络与国际平台，实施中国政府提倡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既能分散中国的贸易顺差，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能使中国企业和新加坡本身受益。

中新“环保城”的循环经济产业结构模型

笔者建议，选择一个一旦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即可带动传统农业、基础工业、生物化工、清洁能源、生态环境、保健医药、现代物流等行业协调发展与持续增长的中小城市或大城市中的一部分作为拟议中的中新“环保城”，由新加坡政府组织的财团创新规划、投资发展。

附图描绘了一幅以膜技术为核心、水循环为载体、清洁生产为主题的循环经济结构全景：

1.各种水源（无论是工农业生产的废水还是苦咸水或海水）经过膜处理可得到各种级别的净水，然后分别应用于生态农业、生物化工、机械电力、冶金钢铁、石油开采、轻工造纸、印染纺织等行业。

2.钢铁冶金工业中使用大量的酸和碱，导致大量的酸、碱废水的产生，选用适当的膜工艺，可以实现膜法回收酸、碱，同时实现中水回用。同样采油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含油废水通过膜技术实现油水分离，回收石油的同时所分离纯化的净水则作为油田回注水使用，油田回注水成本大大降低。

3.燃煤烟气通过膜法脱硫回收硫酸作为基础化工原料；煤化工合成氨的尾气可通过气体分离膜回收氢气，它是以质子交换膜为核心的燃料电池的重要原料，是当今世界最引人瞩目的的清洁能源。

4.电厂的余热蒸汽用于生物化工，把传统的农业资源转化为高科技的保健医药产品。农产品加工的淀粉经过生物化工产业链，可依次制得糖、黄原胶、糖醇、赤霉素、青霉素、维生素C等。黄原胶既可作为食品添加剂，也可用于采油工业的驱油剂增加石油开采的收率；赤霉素可以回用到农业中，用于促进杂交水稻的增产及其他农作物的丰收；目前中国的维生素C、赤霉素、青霉素生产称霸全球的重要原因是通过应用三达膜的技术，在降低能耗、增加收率的同时改进产品质

量、减少污染排放。

5.传统农业的废弃物秸秆等可用于发电，更可以通过酶膜反应器制备工业酒精，再通过渗透汽化膜转化为燃料乙醇，避免了应用蒸馏技术制备燃料乙醇这种耗能换燃料的工艺。而工业酒精的更大规模应用则是通过膜催化的方式转化为生物乙烯，随后与传统石化工业中的乙烯后续合成装置对接。

若规划中的中新“环保城”能够把新加坡的环保与水务经验拓展到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中国的传统产业，促其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目的，是对新加坡提出的更大挑战，对中国建设环境友好与资源节约的新型城市具有更大的示范与指导意义。

笔者坚信：以新加坡建国四十二年来所展示的智慧及其面对困难、寻找对策、解决问题、创造奇迹的能力，新加坡有能力将这一新的挑战转化成更大的机遇！

三达膜于1997年由蓝伟光博士在新加坡科技园创立，2003年6月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曾荣获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评定的新加坡最具成长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亚太地区最具成长的高科技500强第28名等荣誉。三达膜以膜技术开发与应用为核心，业务领域涉及膜材料制备、膜系统集成、膜应用开发、环保水务、生物化工等相关产业。旗下拥有海内外全资和控股子公司20余家，在新加坡、中国、德国、美国、印度、印尼等国均有分支机构。三达膜拥有一批博士、MBA、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专家、学者组成的技术与管理团队。集团下设膜工程技术中心与博士后工作站，并与海内外多所著名高校共建研发中心。

三达膜董事局主席蓝伟光博士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厦门大学、南昌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新加坡厦门大学校友会会长、中国新加坡商会福建分会常务副会长、新加坡中资企业协会名誉理事、国际海水淡化协会中国分会副会长、中国膜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商务委员。蓝伟光博士以其在膜技术领域卓越的开发与上下游工艺相结合的膜应用过程的能力而著称，被中外媒体誉为“技术成就膜王”，“中国膜术师”等称号，曾荣获香港亚洲周刊“杰出华人青年企业家奖”、新加坡国立大学“杰出校友奖”、中国国务院侨办“杰出创业奖”、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等多项荣誉。

附件二：膜技术的特点与应用简介

膜是在仿生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技术，它是模仿细胞膜的功能人工合成的具有选择性分离特征的化工复合材料。

根据膜的应用，膜可分为反渗透膜、纳滤膜、超滤膜、微滤膜、气体分离膜、渗透汽化膜、离子交换膜、质子交换膜、分子扩散膜、电渗析膜、膜反应器、膜催化器等。根据制膜材料，膜可分为高分子膜、陶瓷膜、金属膜等。根据膜的构型，膜可分为卷式膜、平板膜、管式膜、中空纤维膜等。

膜技术为原水净化、废水资源化、空气污染控制与产品回收提供了一条极为简便有效的途径。选择适当的膜分离过程不但可解决目前许多产品生产过程中应用传统工艺无法解决的难题，而且能够提高原料的转化率与产品的回收率，在改进产品质量与增加生产收益的同时，减少原料与产品在废水、废气中的流失，符合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的要求与规范。膜技术与传统的反应分离、浓缩纯化技术相比，具有效率高、能耗低、污染少、自动化、设备简单、结构紧凑、易于维修管理等优点，因此，在制药、化工、石油、染料、纺织、印染、造纸、电子、食品、饮料、冶金、农业、污水处理、空气净化、生物工程等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第四篇：中国反腐能从新加坡学些什么？

中国反腐能从新加坡学些什么？

摘要：刚不久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将反腐廉政作为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新加坡作为“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前十的国家，而且是亚洲极少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国家。因此新加坡的反腐制度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反腐，法律制度，预算制度，媒体监督，高薪养廉。事实上，新加坡建国初期，其贪污现象十分猖獗，几乎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新加坡已经转变为一个廉洁的政府。中国政府每年也派官员、研究员去新加坡学习反腐经验，但是往往学不到什么成了一趟公费旅游。究其原因就是管中窥豹。那我们就来看是哪些措施让新加坡有了如此迅速、彻底的转变？

健全廉政法律制度，实现有法可依 新加坡政府认为，“易于发生贪污的部门或机构往往存在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廉政建设的根本在于从制度上设防”。为此，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就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有关立法。而且新加坡对腐败的定义非常宽泛，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包括“性贿赂”。新加坡法律把公务员收受礼品也列入涉嫌贪污范围，并有严苛的规定。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新加坡已建立起了一套完整有效的反腐防腐法律和制度。

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快建立健全的廉政法律制度，来进一步压缩腐败的空间和增加腐败成本。

贪污调查局掌大权，实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光靠法律不足以震慑贪腐行为，因为现实中可能存在“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的行为。为此，新加坡成立了贪污调查局，其廉政由此得到保证。同时反贪污调查局的一把手直接对总理负责，但总理不能干预贪污调查局的工作。反贪污调查局从而成为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避免其他政府机构的干预。另外反贪污调查局的权利非常之大，其中它可以不经许可可以进行逮捕、审讯甚至可以调查个人的银行户口，几乎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此外，新加坡还特别强调贪污调查局查案的行动效率。对于署名的投诉和举报，贪污调查局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给予正式答复；一旦决定调查的案件，必须在确定查案官员后48小时内展开调查；除非案情复杂，所有的贪污案件必须在3个月内调查完毕。

因此,我国政府可通过法治养廉，成立反贪局或者反贪机构。对于有腐败的官员真正做到严厉惩处，而不是简单的开除党籍、坐几年牢就完事。

依托强力监管下的预算制度，通过钱袋子约束权把子 新加坡建立了完善的预算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证政府运作资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较好地遏制腐败。新加坡对政府各部门全部实现财政统一管理，任何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都没有在银行自行设立账户的权力，各部门的运行经费都由财政部统一拨付。各部门的预算中鲜有“追加预算”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贪污腐败的机会。另一项常规监督措施是加强对政府各部门的审计。在新加坡，审计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构，总审计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但向国会报告工作。审计署不仅对政府工作是否符合标准和规定进行审计，而且对浪费和挥霍行为也进行审计。一旦发现有此行为，审计署会和贪污调查局开展密切合作。（摘自：中国网络新闻联播网“新加坡反腐篇：政府紧握钱袋子高薪养廉是误读”）

经济学家郎咸平根据近几年的研究指出，根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是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根据他的观点，在中国，完善的预算制度可以杜绝40%以上的腐败问题。例如通过预算制度可以极大程度上的减少无谓的三公支出。同时三公支出在政府支出上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健全的预算制度不仅可以减少贪污腐败而且能使纳税人的钱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

媒体监督也是反腐必不可缺的手段 新加坡给予媒体极大地自由权，要绝对尊重媒体的自由报道权。例如一个新加坡狱警接受囚犯15元新币被媒体曝光而被抓。另外绝大部分贪污案件的信息来源都是来自民众投诉、媒体曝光。同时新加坡法律对举报人和被举报人都有严格的保护，防止不实举报对双方造成的伤害。在新加坡法律不及一把手。所以对一把手的监督就成了重中之重。而媒体和民众就是扮演独立的第三方，对一把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在中国媒体监督在反腐中更是扮演重要角色。往往很多高官贪污腐败都是先被媒体曝光而后被双规。例如雷政富，“表哥”等。就像网上段子所说的：中国反腐几大途径：家中被盗，情妇举报，记者拍

照，内讧晒发票。由此看来媒体监督已经成为反腐的利机器。因为一个纪检委，一个公检法的人加起来再乘于十都不如千千万万双眼睛。因此政府可以尽可能大地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

关于“高薪养廉”的误读 以前我们总是认为新加坡的“高薪养廉”的反腐的有效措施之一。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官员的工资够高就不会冒险去腐败。然而高薪养廉是被误读的。首先时间上的不对，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高薪养廉新加坡1994年才开始，其中高薪养廉只针对30个高官。其它公务员平均月薪4000新币，新加坡一个建筑工人月薪4980新币。公务员的薪水是整个新加坡平均的90%而已。由此看来所谓的 “高薪”也不高。同时李光耀说“我们采取高薪养廉不是为了反腐而是为了吸引人才。”（新加坡是精英治国）所以新加坡高薪养廉是个伪命题。此外，新加坡还建立了全面的财产申报制度。一旦成为公务员，必须详细申报财产。任职后如果财产有变动，应主动填写财产申报清单并说明变动原因。公务员在每年一月份直接向上司申报财产，由反腐调查局审查核实情况。不申报或作虚假申报都是犯罪。如果公务员对申报财产说不清来源，则被推定为贪污所得。（摘自：中国网络新闻联播网“新加坡反腐篇：政府紧握钱袋子高薪养廉是误读”）

近期国内关于官员公布个人财产的决议也在讨论中。如果真能实现无疑将是反腐又一大好消息。而高薪养廉在新加坡就是一个伪命题，因此就没有什么可以借鉴意义了。

中国政府反腐决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摘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由此可见，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也将出台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措施，从而唱响反腐倡腐时代最强音。

反腐这条路可谓是任重道远，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像新加坡那样的廉洁。

参考文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题讲义主编：顾海良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 中国网络新闻联播网“新加坡反腐篇：政府紧握钱袋子高薪养廉是误读”

百度百科“高薪养廉”

第五篇：新加坡的监督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监督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新加坡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最为廉洁的几个国家之一，在透明国际组织在2008年公布的世界最廉洁国家中，新加坡排名世界第四，而新加坡在廉政建设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得益于其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形成的符合本国国情的监督机制。中国与新加坡都是一党执政，且有相似的文化传统，但中国的腐败问题却成为了长期困扰中国政府的一个“肿瘤”。因此我们应借鉴新加坡成功的经验，完善我国的监督体系，以消除腐败这一“毒瘤”。

关键词：新加坡 监督机制 中国

一．引言

新加坡实行的是“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模式与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模式具有某种相似性。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活力和廉洁,而且在其领导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同时,成功地治理了被称作“东南亚之癌”的贪污腐败,从而在政府廉洁程度方面被国际权威调研机构连年评为亚洲第一,列世界前茅。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实践,否定了西方鼓吹的“一党执政或一党独大的执政党不能有效监督自己”的结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腐败问题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腐败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并且更加复杂化。在透明国际组织在2008年公布的世界最廉洁国家中，中国仅排名世界第72位。虽然党中央历来也十分重视腐败问题，采取了许多的政策与措施，但是取得的成效不大。仅十七大召开以来的2008和2009两年，就有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省委常委、纪检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天津市常委皮黔生等6位副部级以上干部出问题了，而厅局级以下的干部，出了腐败问题的也不在少数，可以说，腐败已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最容易激起民愤。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2009年7月 23日召开会议，决定2009年9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这是自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后，中央再次把党的建设问题作为重点问题来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我国如何才能根本防治腐败德问题。与我国政党政治特征以及文化背景具有相似性的新加坡积累的成功经验,特别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因此,研究和探讨新加坡的监督机制,对我国防治腐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新加坡的监督机制 世纪50 年代,新加坡的贪污腐败现象相当普遍,严重阻碍了新加坡的发展。1959 年李光耀上任之后,决心铲除腐败。40 多年来,新加坡经济繁荣、政治

稳定、社会和谐,创造了“亚洲奇迹”,为全世界所瞩目、称赞和钦佩。新加坡铲除腐败的经验,为世界各国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而新加坡独具特色的监督机制是其能够治理腐败的重要因素。

（一）新加坡建立了一整套完善、严密的监督系统

新加坡完善的监督系统有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外在的监督和自身的监督。外在的监督有国会监督、反对党监督、司法监督、民选总统监督等。而人民行动党和政府自身的监督是新加坡政府监督体系中最主要和最有效的因素。这种自身监督共分三个层面：一是组织监督,政府各部专设一名地位仅次于部长、高级政务部长、高级政务次长的常任秘书,负责管理和监督本部门的公务员；二是政府各部门的职能机构的管理和监督,如财政部的预算署主要监督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会计等情况；三是专职监察机构的监督,主要有贪污调查局和商业事务局。

此外新加坡政府还确立了一系列监督的制度。一是公务员的选拔和任用制度。新加坡有一套严格、繁复的选拔制度,选出了最廉洁最能干和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公务员队伍,从而保证队伍的廉洁性。二是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是经过考试、考核和审查获得通过并被正式录用的人,必须在出任之前申报个人财产。个人申报后的财产,由贪污调查局审查核实,包括申报是否属实,有无漏报瞒报。如果任职以后财产有变动,应自动填写财产申报清单和写明变动的原因,改换原财产清单。申报以后,贪污调查局要审查变动是否属实,来源是否正当、合法等,一旦发现疑点,立即组织调查,发现问题,取证后提交法院审理。这项制度有效地防止了公务员的贪污行为,对公务员不明白的收入起到了有效的控制作用,同时为执法部门和干部管理部门及时准确地惩处公务员贪污行为奠定了基础。三是日常考核制度。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个日记本,公务员随身携带日记本,不得遗失,不准乱丢乱放,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由主管官查毕签名后发还。如果发现有疑点,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否则,如果贪污调查局一旦从另外的渠道查明公务员有贪污腐败的行为,该主管官也将作为知情不报者予以相应的刑事处分。这种具有“连环保”特征的考核方式,不仅迫使公务员本人而且也包括其主管官员都必须对公务员品德负连带责任。四是行为跟踪制度。这是由贪污调查局为主,有关部门及广大民众配合执行的一项制度。对于所有的公务员,无论其职位高低,尤其是新任职的公务员,暗中派人跟踪,明查暗访他的日常行为,或收到举报后派人跟踪。

（二）新加坡的监督机关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

新加坡以其相对独立的监督组织———反贪污调查局,成为新型监督体制的样板。反贪污调查局是专门的反腐败机构,直属内阁总理领导,是全国防止贪污贿赂的最高权力机关。调查局拥有绝对的权威,对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法定机构进行监督和调查,对一切涉及贪污的官员铁面无私,在遏制腐败方面发挥有力作用。

反贪污调查局在创建初期,曾经先后隶属于四个不同的部,效果都不理想,再加上缺乏配套的法律制度,没有发挥很大作用。1959 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为执政党,总理李光耀授予反贪污调查局很大权力,这才真正让反贪局成为新加坡反腐利剑。李光耀意识到,反贪污调查局初创不利的一大原因是缺乏法律支撑。1960 年,李光耀亲自推动《反贪污法》出台,这为反贪污调查局开展反腐斗争提供了基本保障。

为加强对公务员日常行为的监督，《,反贪污法》赋予了反贪污调查局一项特

别重要的职责,就是参与国家官员的考察工作,以确保那些有不良记录的人不会被任命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反贪污法》赋予反贪污调查局极大权限,使反贪污调查局在执行公务时不必借助警察或其他国家强力部门的力量，也可以独立地行使监督办案的权力。

三．新加坡监督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

与新加坡监督机制对比,在形式上,我国监督主体是相当全面的,有党和国家专门机关的监督、领导职责方面的监督、法律监督、群团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但是这些机构并未形成合力,造成监督效能还很低下。

一是在体系结构上缺乏有序性和统一性,没有形成严密有序的监督机构体系,常常形成要么齐抓共管,要么各执一端,要么互相推诿的混乱局面。二是在地位上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存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对象的情况。特别是党政监督机构实行的“双重领导体制”,监督机构在人、财、物等方面均由党委和政府管理,形成了被领导者监督领导者的尴尬局面,使监督常处于“两难”境地。三是在监督手段上缺乏规范性和权威性,监督机构的监督行为缺乏明晰可靠的法律依据,监督活动夹杂着浓厚的人治色彩;同时有的监督机构权限不足,监督效果受限。

（二）新加坡监督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针对我国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借鉴新加坡监督机制成功的经验，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监督机关的独立性与权威性。逐步变“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为“条块结合,以条为主”,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加强专门监督机关的相对独立性,树立绝对权威性,从而改变目前“不敢监督、不能监督、监督不好”的状况。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赋予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政府的行政监察机构、司法系统的检察院和法院的独立监督职能,逐步将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进行整合,成立专门的监督机关,其组织关系由中央垂直领导,从法律上规定并充分扩大它们的权限,保证监督机构独立行使对各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的监督职能。

第二，是制定监督法规,确保监督效果。制定完善、严密的监督法规,将监督内容和监督事项、监督程序、回避监督的责任处罚、监督部门的监督职责及失职处罚等等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作出强制性规定,提高监督机关的监督权威。加快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公务人员在任职期间依法向社会公布其个人收入和家庭财产,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所拥有的现金、存款、证券、不动产、各种投资及其他资产,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是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组织的监督作用。进一步健全并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切实推进党务公开,规范党务公开的具体内容,建立多种党务公开制度,必须建立各级党组织定期或不定期通报党内重要情况的制度。涉及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以及国有资产的重组等,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严格按规定程序运作。

第四，是拓宽监督渠道。要拓宽党外监督的渠道,形成防腐倡廉社会化、全民化大格局。即加强人民政协的监督,加强群众的监督,以及加强舆论的监督,不断

扩大社会各阶层对党内各项工作的知情范围和参与程度,将党的一切工作置于阳光之下。我国也可以借鉴新加坡经验对公务人员实行行为跟踪制等形式对各级公务员进行有效监督。

四．结言

借鉴别国经验固然重要，但要兼顾本国国情。因此我们在学习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要不断创新监督新机制以完善我国的监督体系。如近期湖南浏阳市首创的廉政保证金制度和江西赣州市创立的干部离职考察制度都是一种成功的尝试。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借鉴新加坡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我国的权力监督体系一定能变得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1] 严实：《新加坡的廉政与社会管理》，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2] 刘国雄：《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李福清：《廉政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中国政府廉政建设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侯少文：《廉政建设思想宝库》，济南出版社1995年版。

[5] 章育良：《廉政建设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廉政与反腐败机制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 刘亚林：论新加坡的廉政建设[J]，兰州大学学报，1995，（1）.[7] 吕元礼：新加坡廉政之道的全方位剖析[J]，深圳大学学报，2000，（5）.[8] 蔡冬梅：新加坡反腐败的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J]，科学社会主义，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