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如何建立反腐机制

第一篇：我国如何建立反腐机制

我国如何建立反腐机制

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腐败危害国家，同时也给伤害家人。人民网有专家指出：“说起腐败，人们往往想到贪污，其实抢劫也是腐败的一种类型。早期资本主义列强贩卖黑奴、剥削工人、大搞全球殖民地、掠夺全世界的原材料、能源、文物，这不是腐败吗？是腐败。叫作腐败还不足以体现其恶劣，用„奴役‟和„反人类‟这些词描述更加恰当。”所以，应对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我国建立了如下机制以消减腐败现象。

一、查办案件：重点查处干部违法。

二、专项治理：使“小金库”无所遁形。

三、教育监督：让廉洁成为从政准则。

四、制度建设：反腐倡廉走向规范化。

五、改革创新：信息化实现“通天举报”。

追溯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腐败现象曾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些领域，缺乏制约的权利钻了管理上和法纪上的漏洞，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使腐败现象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 腐败由个体行为发展为有组织的群众行为。

 腐败分子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 腐败之风由个别领域蔓延到社会的全部领域。

 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人员增多，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要想根治腐败现象，还要从法治入手，乱世须用重典，值此腐败现象日益猖獗的时期，应对腐败人员加大惩处力度，健全的法治是遏制腐败行为产生的震慑力和强制力。要想根治腐败行为，还需做到以下几点：

 强化法治观念，提高职业道德水平。

 健全法律体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

 依法治理权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 给权力制定一些规范，实行权力监督。

 注意官民结合，共同治理，鼓励老百姓举报不法官吏，对举报者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奖励。

总之，治理腐败现象是一件任重道远之事，腐败的产生是人类欲望的体现，若要杜绝腐败现象，政府需大力弘扬社会正能量，完善法制、监督制度。同时，目前基层公务员工资水平过低，工资的上涨赶不上物价的增长，使得人民实际生活质量降低，也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故国家在治理腐败时也应兼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适当抑制CPI涨幅，增加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使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真正做到藏富于民。

第二篇：当前我国反腐机制的几点不足

当前我国反腐机制的几点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与挑战。党的十七大提出着力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标志着我国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目前，反腐倡廉工作还存在着一些漏洞，使得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且越来越让人触目惊心。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据相关权威部门统计，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在金融、建筑、海关、人事、司法等领域方面共立案861917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而随机抽取2007年纪委部门的统计，腐败现象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月，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涉嫌滥用职权案被立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凯被中纪委开除党籍；原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被免职；原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犯罪被判刑；伊利股份5名高管人员被捕。

2月，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9月，原江苏国信董事长王益民被判无期徒刑；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因严重违纪，涉嫌犯罪，被撤消政协第九届安徽省委员会委员资格，免去副主席职务；原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被判处死刑；原河南省人大副主任王有杰被中央纪委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原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风云卫星气象科技总公司技术开发二部副经理刘付臣被判无期徒刑；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孙鹤龄被开除党籍处分；原科龙电器董事长、格林柯尔系核心人物顾雏军被捕。

10月，原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被中纪委“双规”；山西省原副书记候伍杰被立案审查；原安徽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维席因失职被免职。

11月，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新疆自治区原副主席阿曼哈吉涉嫌腐败一案。

12月，国土资源部原部长、黑龙江省原省长田凤山被判无期徒刑；原河南交通厅厅长石发亮受审。

„„

长期以来，尽管我国政府对腐败现象一直都持坚决打击态度，不断加大反腐、治腐的力度，但是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从最近公布的数字来看，查处的腐败案件基本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一方面显

一、官员作风和用人制度的缺失

“贪官易做、清官难当”。一些心术不正、善于投机钻营之辈，往往仕途平坦、步步高升、春风得意。那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敢于向不正之风开炮挑战之人，则常常受到冷落、孤立、排斥与打击。如安徽省利辛县县委书记夏一松因拒收50多万元礼金，狠批狠刹买官卖官等歪风邪风，触动了一批县、乡干部的痛处，半年内就收到恐吓信、侮辱信数十封，最后也落得个明升暗降；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干部制度中还缺少一套对清廉正直干部的激励保护机制。激励保护机制的缺失，一方面使那些清廉正直的干部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与风险，打击了他们廉洁从政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其他干部产生了一定的恐惧心理，致使一些人因害怕遭受孤立或打击报复而不敢坚持原则，从而抑制了他们走向清官之路的愿望与要求。

而这在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在用人制度问题上存在的缺失，长期以来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用人制度上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干部对选人用人失察失误基本上不追究。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明确指出：“对选人用人失察失误的，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追究。”但是，从改革开放至今倒下去的腐败官员已近似一个“天文数字”了，然而官员因“选人用人失察失误”而受到“追究”的却是凤毛麟角。在当今，

可救药。

尤其是新时期下呈现出来的腐败新手段——期权腐败。腐败分子运用职权给他人办事，他人给予腐败分子金钱或其他好处的回报不是在行为的发生期，而是约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显然，腐败分子之所以选择期权这种形式进行腐败活动，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因为期权腐败的最大特点是行为隐蔽，交易时间长，发现查处难。这种权力的“期权化”现象，实质上反映出了监督主体对干部在职时的监督出了问题，对官员手中权力的长期监督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使得腐败分子有空可钻，有机可乘，且腐败手段越来越“高明”。

三、司法量刑门槛过高

我国当前似乎在执法上对贪官特别宽容。解放初期，倒在国家法律“狗头铡”下的第一代贪官刘青山、张子善也就区区上万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贪官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而与此同时，法律对贪官们的宽容也是水涨船高，如今竟是贪污达到上千万才有可能被处极刑了。区区上万元不足挂齿，数十万元小菜一碟，上百万元比较显眼，上千万才能买到绞绳。如安徽省正厅级贪官董苏皖作为国有公司负责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他人钱财339.2万元、美元7万元、澳元4万元、港币1万元和2000元的购物卡，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被合肥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第三篇：当前我国反腐

形势与政策论文

题

目：当前我国反腐

姓 名：

班 级： 0831104 学 号： 20118学 期： 2014学年

当前我国反腐

摘要

当前我国腐败呈现以下特点：高官腐败案件增多，涉案资金愈发巨大，腐败干部的抱团性，裸官现象依然严峻，腐败手法的惯用性。反腐任重而道远，我们可以采取加强反腐机制建设的思考维度，加快建立完善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利用网络工具铸造反腐新利器，来进行反腐。

关键词

中国反腐

特点

解决方法

反腐倡廉建设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我们党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已经把它作为党建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无疑是党从建国以来进行反腐工作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年，反腐力度空前强大，“苍蝇”、“老虎”一起打。反腐工作必是我党今后一项长期执行的艰巨任务，反腐倡廉建设既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的一项基本建设，又是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一项关键工程。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当前中国腐败的几个特点，在众多腐败案件的总结中，腐败形式五花八门。无论是怎么样的腐败花式，都有其共同的地方，以下不完全地归纳出几个特点： 高官腐败案件增多

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等部门纷纷发力，查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国家能源局局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铁男，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安徽省政府原副省长倪发科，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等省部级高官。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2010年落马、宣判的省部级高官15人；2011年落马、宣判7名省部级高官；2012年查处了刘志军、王立军、黄胜、田学仁等5位高官；十八大后，蒋洁敏、李春城等19名高官相继落马。

涉案资金愈发巨大

2010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正科级负责人罗亚平利用职务之便涉嫌贪污、受贿，涉案金额共计6000余万元，并在单位私设小金库，掌控赃款多达1.45亿元一案宣判；2001至2004年，前苏州市副市长姜人杰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利，涉案金额约合计人民币1，867亿元；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涉案金额高达2.5亿人民币；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被控受贿，涉案数额约1.7亿元；2012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开庭审理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原党委书记李丙春，共贪污公款3887万余元，挪用公款约1.6亿元，网络媒体还有报道“涉案金额”再创新高之说，不管是位居高位的高级干部，还是基层的工作人员，涉案金额之巨令人咋舌。上面的例子只是诸多案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

腐败干部的抱团性

在一些腐败案件某个点暴漏后，常常引发所在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一方面腐败分子相信“利益均沾，法不责众”，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制度固有存在的缺陷，给腐败分子提供了机会。因而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即“窝案”、“串案”。概括为组织性、整体性和公共性，主要表现为涉案人员众多；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公然与中央精神背道而行。2000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批25起案件一审公开审判，1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4名是厅级干部，有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中有2人是厅级干部，其余58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01年，“慕马腐败大案”重要涉案人员已达一百二十二名，其中六十二人被移送司法机关；2006年湖南省郴州市腐败窝案：市委书记、市纪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国土矿管局党组书记及20多名民营企业家相继被查，该案波及当地党政干部、商界人士158人；2006年上海市社保案：涉及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社保局局长、宝山区区长、国企董事长等政界、商界几十人；2010年，以原吉林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忠吉为首的吉林交建集团11人集体腐败案。集体腐败比个人腐败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腐蚀更多的党政官员，更重要的是会产生更严重的政治腐蚀性。

裸官现象依然严峻

有些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把“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旦有什么风声或是涉案人员落网即随时出逃。随着“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逐渐被人们认识与抵制，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亦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加拿大更是成为裸官前往的天堂。从1996年到2000年，大陆共有约200万公民移居欧盟15国，欧盟官员：1996年到2000年的大陆赴欧移民中，官员本人的移民比率约2%。当然，这只是在欧洲而已，那被裸官称之为天堂的加拿大会不会比这里的人数更多呢？同时，这还是十年前的数据。裸官具体数目当然不是很容易获取，但是从媒体报道度和社会舆论关注来分析，裸官现象依然是社会中存在的一个亟需解决的毒瘤，当然，目前政府也在采取一些措施来遏止这一问题的恶化。

腐败手法的惯用性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支出式腐败、审批式腐败和卖官鬻爵式腐败是官员惯用的三个伎俩，无独有偶，法国社会出现的历史如今在中国重演。支出式腐败就是官员透过搞基础建设，包括修建道路、港口等等进行腐败，因为这是最容易腐败的方法。刘志军在任8年，总投资金额3万亿修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铁。丁书苗这个中间人穿针引线找了23大国企、大央企搞到了五十几个铁轨项目，其从中抽取回扣；审批式腐败三大业务是最容易腐败的，审批制度在中国是相当严格的，许多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腐败，为自己牟取利益。卖官鬻爵式腐败通过手中的权力去掌控下级官员的升迁之路，以获得利益。

加强反腐机制建设的思考维度

十八大后，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但反腐败任务还相当繁重。要充分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坚定反腐败斗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加快建立完善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

近年来，我党极为重视权力相互制衡体系建设对维护权力科学合理运行的经济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关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政廉洁，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目前党政机关权力运行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权力运行缺乏清晰、严密的程序性规定；有的虽然规定了权力运行程序，却不遵守程序，或者随意减免程序、改变程序，甚至权力运行不透明，制造腐败机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要严格规范党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使权力运行的决策、执行、监督等环节在时间和功能上相互衔接、环环相扣。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长期的、艰巨的过程。要认真总结反腐败斗争的经验，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够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利用网络工具铸造反腐新利器

网络作为信息交流平台所具备的廉价性、公开性、快捷性、便利性、互动性、隐秘性、追踪性等优势。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贯彻实施，网络在实现民主法治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反腐的重要武器。网络反腐可分为官方网络反腐和民间网络反腐，这两种网络反腐只是在形式和操作程序有区别，但发挥的作用是一致的。目前，网络反腐已日益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反腐的一种重要手段，国内外网络反腐逐渐由个人行为转向集体行动，并呈现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局面；掌握网络反腐特点，积极引导与加强网络反腐；加大政府网站的透明度；加快网络反腐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完善网络反腐立法；加强对网络从业人员和网民的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道德观教育，必须积极肯定和引导加强网络反腐。

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决不能视而不见，讳疾忌医，而应该坚决纠偏补弊，激浊扬清，认真加以解决。要坚定反腐败必胜的信心，保持旺盛的斗志，准备打好一场长期的反腐战，以扎实的反腐败工作成绩，取信于人民，助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第四篇：议我国民航机场如何建立管理预防机制

一、现状近十几年来，我国各省、地区的原国有独资的省、市机场管理公司和民航管理局纷纷进行改制转换形成股权多元化的新型机场经营管理体制，成立了各省各地区国资委管理下的民航机场集团公司，如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温州机场集团有限公司等，个别公司已经实现上市。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各民航公司在成为大型国有企业同时，紧紧围绕推进我国航空业发展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两大战略目标，坚持科学发展观，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在安全服务效益和建设改革发展等各方面取得新的业绩。随着我国航空运输业的蓬勃发展，以前坐火车或汽车需要几十个小时的外省或国外变得不再遥远，航空运输正成为广大老百姓出远门或运送急件的首选，而伴随着产生的是各种严重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犯罪不断增多，这也极大地威胁着国际社会的稳定、国际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以及广大公民人身、财产的安全。特别是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以后，航空犯罪行为日趋国际化，危害国际航空罪的犯罪手段、方式不断变化。当前我国国内也面临着一些不稳定因素的潜在威胁，各民航机场的航空犯罪预防任务也异常严峻而繁重，因此我国各民航机场和公安系统相关部门都把保障民航安全，维护民航活动正常秩序作为头等大事。“安全”是民航活动的核心，也是各民航机场公司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重中之重。没有安全一切就无从谈起，减少和扼制犯罪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维护航空活动秩序的正常进行。因此，设计一整套有效的航空犯罪预防机制来保障民航机场安全和飞行安全必将受到各民航机场的大力支持，也有利于我国民航机场集团公司的平衡发展。

二、建立“人+技”预防机制目前我国《民用航空法》、《刑法》中涉及航空犯罪的罪行有十一个，本文针对其中危害最大、后果最严重的四个罪行设计管理预防机制，即劫持航空器罪、使用暴力危害飞行安全罪、破坏航空器罪和破坏航行设施罪。这四个航空犯罪均属于主观故意，通过暴力手段或破坏手段，会严重危害民用航空安全，可能导致机毁人亡的最严重后果，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失，也会在社会上引起恶劣影响，危害程度很大。针对这些严重的罪行，我们认为，各民航机场集团公司应当加强建设“人+技”管理预防机制，即加强民航机场公司安全管理部门队伍建设、实现侦查、管理工作手段和技术方法现代化。通过机场工作人员提高思想重视程度，认真工作，谨防疏漏，起到打击这几个航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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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国的反腐情况

腐败是一个全球性、历史性问题。从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看，从我们党所面临的社会环境看，解决腐败问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这样的强调，反映了我们党对党风廉政建设的清醒认识，也体现我们党对反腐败的持久恒心。

从总体上看，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反腐倡廉建设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向：一是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将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融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中，统筹兼顾，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将继续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不断完善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反腐倡廉机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三是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将始终把民主反腐和法制反腐作为惩治与预防腐败的两个重要手段和措施，两者相互依靠、相互支撑，在开辟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四是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将立足于国际合作的大背景，积极建立健全国际化反腐的司法机制，把国内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国际化反腐有效地结合起来，这将是我国今后反腐

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基本走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入推进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习近平用三个“决不允许”要求各级领导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强调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展示了不与腐败妥协的决心，尤其是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谓切中腐败顽疾的要害。如果中共在反腐败问题上真能基本建立有效的“惩戒机制、防范机制、保障机制”，中共就能基本化解“亡党”的风险。从习近平、李克强上台后几个月的实践看，王岐山主导的中纪委明显加大了反腐动作，不仅导致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等一批涉腐官员落马，也迫使各地不少官员想方设法抛售手中的豪宅，或将资金转到境外。“从过去来看，曾有人统计过，平均每年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大概有6至8名，而十八大至今半年多的时间内，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数量之多、频率之高，确实比较少见。”长期研究反腐课题的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

科说，近三十年来，从省部级高官被查处的密度和速度来看，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反腐力度可以说是最大的。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不断强化，全党动手一起抓、群众积极参与的局面不断发展，党风政风建设带动民风社风好转有了实质性进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让人民群众信服的新成效，开创了令人振奋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