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反腐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第一篇：完善反腐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完善反腐机制 形成监督合力 07-6-13

○竹

峰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以保证廉洁从政为目标，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把党内监督与各方面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实效。因此，加强惩防体系建设，必须完善反腐倡廉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近几年来，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集团公司党委和纪委作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惩防体系建设，形成了有效的纵向监督体系和惩处措施，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与集团公司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行之有效的跨部门的横向监督协调机制和措施，致使制约权力的机制较“软”、较“虚”，致使一部分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没有得到更加有效的监管，导致了个人或集体违纪案件的发生。因此，为了确保集团公司跨越式发展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权力决策机构（个人）及权力执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以监促廉，从而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勤俭、廉洁、高效的企业形象。

我们可以通过划分各种监督机制的功能和责任，重视监督系统的层次性和明确划分不同层次监督机制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各种监督机制的相互碰撞，进而使各种监督机制既能发挥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形成监督系统的合力。重视和依靠广大职工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对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广大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防止“一言堂”和个人专断；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舆论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总之，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的，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

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控机制。从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违法违纪案件看，许多腐败分子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但却为所欲为，畅通无阻，屡屡得手，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有些单位和部门疏于防范和管理，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制约不得力。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某个部门或某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言堂”的专权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订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即以权制权。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与适度分散及平衡。当一种权力的行使超过其合法限度时，就会引起相关权力的自行制约与限制，这样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应包括规定权力实施的程序和标准、权力行使各个环节上的互相制衡、厂务公开、个人重大事项申报、离职审计和岗位交流等制度。

加强专职监督力量，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从现行的体制来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受上一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起主要作用的是同级党委。由于种种现实因素，便出现了监督客体领导监督主体，监督主体依附于监督客体的状况，这在客观上使监督者难以履行监督职能，缺乏执纪的自主性、独立性，使纪检监察工作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尤其是涉及到同级党委个别领导者的权益时更为突出。这便大大削弱了职能监督本身的力度。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具有集团公司特色的做法。一是考虑到目前改革的可行性，可以采用“分散宣教，集中惩处”手段，即各基层纪委在行使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方面，只对同级党委进行宣教工作、效能监察工作和党风廉政日常考核等工作，而查办案件工作要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集中管理，纪委不办本单位的违纪案件，而是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统一从其它单位协调办案人员和力量进行案件调查核实。其经费及物资设备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报请集团公司专门渠道审批拨付，各基层纪委干部的任免及福利待遇由集团公司负责。二是赋予更大的权限，增强监督手段。也就是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督实践的新特点、新动向的要求，不论所建什么样的监督主体机构，都必须充分协调以纪检、监察、审计、保卫四个部门的职能和手段，赋予一定的纪检监察权、侦查权、审计权。从而形成案件调查和惩处四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调查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合力，发挥综合监督效能。

而官员们的态度、感染者的命运、疾病导致的鳏寡孤独们的现状和未来，也都被持续不断地记录着。这个被疾病改变的村庄，某种程度上也被传媒改变着。不管是文楼本身的独特性使然，还是新闻的职业惯性使然，它变成了一个农村艾滋病医疗的试验田，一个艾滋病政策的试验田，也变成了中国艾滋病报道的试验田。最终，它也检验着民间力量、政府作为和媒体在灾难面前可能达到的效率，以及这种效率的实现方式。

事实上，新闻发源地的形成，不仅三农问题和艾滋病问题如此，也不仅湖北、安徽、河南如此。2003年的一篇新闻学的论文曾对一家报纸自1998年到2003年5月5年中所谓“批评报道”所涉及的省份进行定量分析，涉及出现频率最高的5个省份的报道，占该报“批评报道”总数量44．6％，而湖南、湖北、河南3省均居其中，各占8．5％。当然，它们都属于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所指的中部。

“中部”的新闻事件频发和中国媒体记者的“心理惯性”相辅相成，共同把“中部”塑造成了中国新闻传播的地理中心之一。诸多全国性的政策、话题、社会现象，都在这个地理中心里变成细节翔实的新闻事件。

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新闻事件及其揭示的社会问题，对观察者而言，像是公众传媒上的伤口，从中可以窥测中国时代转型的错位和落差，以及它们带来的伤痛。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新闻本无所谓地域的分别。“中部”作为传媒观察的关键出现，是因为“中部”新闻事件的高密度使公众传媒的伤口变成了舆论的溃疡，不仅触目惊心，而且经久难愈。新闻发生的密度也成了新闻。

监督传播效率

阜阳假奶粉和大头娃娃一事天下大白后，本地媒体在全国瞩目前已有报道；嘉禾拆迁事件轰动一时，引起全国关注的报道却最早见于北京《新京报》。

许多年轻的记者在采访中常常遇到年长的采访对象突然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属于“上层建筑”的来自远方的新闻媒体，常常被含冤受屈者视作冤情获得转机的可能性之一。

地方性的新闻个案受到全国媒体的一致关注，并且很快形成某种倾向性的舆论，过程十分复杂。市场化媒体的机动性近年已有增强，但覆盖范围还很难做到无远弗届。网络新闻的普及，以及同行间的竞争，一方面对媒体快速有效地采集新闻提出了高要求，另一方面缩短了媒体的触角所及，或者说操作半径。中部6省地处北京、广州和上海之间，乘坐飞机或汽车等快速交通工具，基本上一日可至。这使它天然地处于几个媒体集中而且影响力大的媒体重镇的操作半径之中。中部事件成了本地新闻而外的全国性新闻竞争的第一落点。中部的事件动辄惊动全国，与此不无关系。

这些跨地区的新闻操作，一般被读者也被报道涉及的地方政府归之于所谓“负面新闻”或“批评报道”。地方官员常常认为，媒体的“批评报道”有损本地区在全国舆论乃至社会心理中的“形象”，因此转而从动机上指责具体报道的记者和媒体。中国新闻媒体一线的记者常常遭到某些重大新闻事件当事人的质疑：

全国都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单单要报道我们？

那些象征性的新闻事件，比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4年的“阜阳假奶粉事件”和“嘉禾非法拆迁事件”，背后指涉的收容遣送制度、农村食品安全和城市化中的拆迁问题，不独广东、安徽或湖北才有，而是全国大范围长时期普遍存在。媒体对各地相关事件的舆论监督也一直不断。然而只有上述事件最终惊动高层，社会呼声强烈，指向鲜明。政府也正是借这些个案，因势利导，出台了相关政策，使类似事件朝着可以解决的方向迈一大步。

实际上，这些并不鲜见的新闻能够被广泛报道、转载和评论，促成经年积久的社会现象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究其原因，只能说那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充当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问题普遍存在和媒体的关注旷日持久，使矛盾充分显露，舆论背后集聚的社会力量才能形成明确的改革诉求，这种诉求将寻找个案作为突破口，从而得以表达。新的政策在民意的支持下，迅速出台推行。

有人将“中部”各省的高曝光率，归之于中部与中国几个媒体密集的城市的距离，以及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改革难度大，暴露问题相对较多之故。

“中部”的新闻事件之所以易于形成全国性的舆论合力，与中国新闻的“地缘格局”的确有关。中部作为重要的资源和劳动力输出地，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种资源输出的经济位置，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再三强化。中部“发展慢，改革难，问题多”，背后实有更深远的历史结构在发挥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部”的媒体形象是一个象征符号，从更长远和更大范围内来说，传媒对“中部”的观察，是将其视作中国历史格局--尤其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切片和标本。中部的水灾和矿难，三农问题和河流污染和艾滋村，这些与中国发展未来走势高度相关的议题，急需媒体形成接近的价值判断，形成舆论的合力，集体发挥社会功能。

新闻的惯性与惰性

艾滋病防治志愿者乌辛堃给本刊记者发来邮件说，他刚刚经历了一次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中国心脏地带的旅行)，途经山西、河南和安徽3省。他解释说：用“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来形容这次旅行，首先是因为This land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red earth supposed to be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ower and wealth．(这块有黄河和红土的土地被看作中国文明、权力和财富的源头)，而如果不是用“心”体验，不是共同生活的经验，很难对这块土地上的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他委婉地说，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现状。然而，媒体有一种“渲染悲伤”和“报忧不报喜”的倾向。当跟他一起到艾滋村的大学生看到感染者仍然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之前，很多人一直以为，一旦感染艾滋病，就会气息奄奄。

在2005年春节前安徽、江苏等地发生流脑的时候，传染病专家姚文虎略带不满地表示，很多采访他的媒体，连“暴发、散发、流行、大流行”这些流行病学的术语的区别尚还一无所知，新闻标题用语有误。“这绝对不利于人们判断形势、不利于传染病医生开展工作。(未完)

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知情权与表达权对舆论监督的意义 关键词： 舆论监督 知情权 表达权 法制保障 [摘要]：

近年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一再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本文认为，知情权与表达权的确立，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法制化的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的法制意义。

2007年春天以来，我国新闻媒体掀起了此前少有的舆论监督浪潮：”重庆钉子户“，”厦门PX项目“，”无锡太湖蓝藻“、”山西黑奴工“，”陕西华南虎“......无不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推动有关问题的解决，令人刮目相看。新闻界一向感叹舆论监督难，为什么如今能够突破某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大刀阔斧地开展舆论监督？原因自然多种多样，而党和国家有关舆论监督的新理念、新政策以及相应法规在十七大前后的出台，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庄严承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如此一再强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且”四权“并举，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民主法制建设的决心与信心。

字面上，上述”四权“并没有明确讲到”舆论监督“。但是，”监督权“已包含了”舆论监督“的内容。我国宪法第27 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第41 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监督权具有宪法依据。”从概念上看，公民监督权指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的权利。“[1]而公民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就是舆论监督。所以十七大报告讲到监督时很明确地讲到了舆论监督：”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从此，”舆论监督“就成为此后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建设，舆论监督已经与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一起，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体系。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依法对国家机关、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的了解和评论，是实现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手段，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更是实现民主权利的有效手段。[2]随着现代传媒业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许多国家，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一种跨地区、跨空间、无处不在的有效监督手段，成为反映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监控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电子眼“，捍卫公共利益的”守望者“，预警社会腐败现象的”警报器“，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的舆论监督总体上还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曾有人把舆论监督难概括为”四难“：一是采访难，二是取材难，三是获得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难，四是解决问题难。[3]当然，千难万难，主要难在被监督者往往从地方和本位的利益出发，处处设置障碍，甚至殴打记者，非法拘禁记者。2008年初的”西丰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月1日，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刊登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其中涉及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三天后，西丰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员携带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以涉嫌诽谤，要求拘传记者，令舆论一片哗然。

为什么我国的舆论监督一方面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支持，一方面又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呢？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共中央曾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4]，并且领导我国新闻媒体在50年代初开展过有声有色的舆论监督。遗憾的是，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没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也没有成为新闻媒体的内在需求。相反，长期以来奉行”正面宣传为主“的 方针政策，不仅弱化了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内在冲动，而且为不少人压制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报喜不报忧“成了新闻宣传的一种”常态“，”捂盖子“成了不少人对付舆论监督的家常便饭。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在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说，地方的新闻发言人有这样的说法：现在发生在一些地方的所谓不好的事情，90%都能”捂住“，只有10%倒霉的给披露出来了[5]。试想，90%都能”捂住“，这难道不正是最生动的注解吗？ 我们知道，舆论监督是一个过程：首先是新闻媒体把被监督对象的情况传递给作为监督者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从而对被监督对象的所作所为进行判断与评价，形成舆论，再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出来，形成舆论压力，达到监督目的。由此可见，舆论监督要顺利进行，必须首先向公民全面、及时、客观地提供各种信息。只有公民知情，并且能够自由表达，才谈得上舆论监督。在民主法制的意义上，要有效开展舆论监督，必须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是由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Kent Cooper）1945年首先提出的概念，本意是指民众享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20世纪50年代以来，知情权逐渐被理解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即公民有了解社会活动的权利，包括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其他事务的了解。

就舆论监督而言，保障知情权是顺利开展舆论监督的前提，公民不知情，舆论监督就成为一句空话。但是，舆论监督仅有公民的知情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舆论“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而舆论的形成，则是公民自由表达的结果。厦门PX项目、山西黑奴工等重大问题的妥善处理，离不开公民的自由表达。因此，保障公民的表达权，让公民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就成为舆论监督的内在要求。

所谓表达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各种形式发表、传递自己的意见、主张、观点，参政议政，而不受他人或组织的非法干涉、限制以及侵犯的基本权利。[6]在宪政意义上，表达权属于精神自由权范畴。因此，表达权也就是表达自由。其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表达自由。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宪法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从权利内容和特点上看，知情权与表达权具有明显的差异：知情权本质上表现为公民对多种信息来源的诉求，而表达权本质上则表现为公民对表达意见的自由的诉求。但是，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当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精辟地指出，”多种信息来源“（即知情权）与”表达意见的自由“（即表达权）是民主政治的两项必要条件。[7]事实上，知情权与表达权何尝又不是舆论监督的两项必要条件呢？对于舆论监督来说，知情权与表达权缺一不可。只有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才能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制化的制度保障。尽管我国1982年宪法已从根本大法上确立了表达权，但保障的有效性仍然不足。譬如，缺乏政治性重视，缺乏法律的刚性保障，整个社会也缺乏基本的表达权意识[8]。好在历史终究是要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1987年，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是党的文件最早涉及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内涵。可以这样说，十七大前后党和国家的几个重要文件一再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是一种政治性重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这种政治性重视必将逐渐转化为法制性规范。

事实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已经落实为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经过数年努力，一部以”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为根本理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1月17日经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在2007年4月5日公布，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从2007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专门法律删除了2006年草案中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性规定，即：”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将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由该地人民政府统一发布，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归其统一管理。”这一删除表明，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发布的畅通、透明和准确，已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确立。这样，舆论监督也就获得了一种法制化的制度保障。2007年11月3日，记者在安徽省六安市采访，因涉及对当地政府一个职能部门的批评，市委宣传部一名领导横加阻拦，甚至辱骂、威胁记者。对此，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时评严正指出，“阻挠舆论监督是蔑视人民知情权”[9]。这一评论表明，保障知情权已成为开展舆论监督的法制依据。在确立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的过程中，舆论监督也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重视与大力提倡。1945年7月，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如何解决一个国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0]毛泽东“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理念，令人怦然心动，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私下”谈话，而非正式文件。令人鼓舞的是，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引用毛泽东的话，首次在国家正式文件中指出：“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强调各级政府“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民监督”。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毫无疑问，“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并且“创造条件”加以推进，已经成为国家对舆论监督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欣喜地看到，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倡导，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的自觉追求。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感慨，“舆论监督和媒体曝光是促进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一种契机。”[11] 2008年1月，新一届云南省政府上任伊始，即推出两项“舆论监督新规”：一是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纳入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二是在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新增“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规定[12]。尽管云南省政府如何落实这两项舆论监督新规还有待观察，但这种重视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4月15日，被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省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的胡春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欢迎新闻界的朋友监督我，也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我”。有理由相信，在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制度保障下，舆论监督必将达到一个前所未的广度与深度，也必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篇：创新机制完善政策形成全国推进人才发展的合力

创新机制完善政策形成全国推进人才发展的合力

人民网北京11月15日电 国家重大人才工程推进协调会14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要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创新机制、完善政策，形成全国推进重大人才工程实施的合力。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确定，今后十年我国要实施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英才开发计划、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高素质教育人才培养工程、文化名家工程、全民健康卫生人才保障工程、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高校毕业生基层培养计划等12项重大人才工程。到目前为止，各项重大人才工程实施方案已经全部出台，转入全面实施阶段。

李源潮指出，重大人才工程是落实国家人才发展规划、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现在我国人才发展的大环境很好，要抓住机遇、有序展开，全面推进各项人才工程。要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变化，及时调适人才工程的目标任务，确保培养出事业发展、国家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要不断创新和完善政策措施，对一些难点问题先行先试，推动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要探索建立人才工程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对财政投入经费的管理，确保经费使用合理、高效、廉洁。

李源潮指出，要完善重大人才工程推进协调落实机制，加强工程的效用评价和经费使用监督。要调动地方和用人单位的积极性，以工程实施带动地方人才队伍建设，形成全国推进重大人才工程的合力。要加强对实施重大人才工程重要意义、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的宣传，进一步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氛围。

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卫生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第三篇：完善监督检查机制

完善监督检查机制

开创我院纪检监察工作新局面

近年来，我院党委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积极探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形式，从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入手，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对权利的监督制约，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对人、财、物管理部门监督，尤其注重源头治理工作，为学院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一、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头执行党风廉正建设责任制

院党委班子成员带头执行党风廉正建设责任制，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自觉接受监督。一是实行责任制。党委领导班子的“一把手”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负总责、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抓好分管部门的反腐倡廉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通过推行责任制，几年来，我院领导班子成员奉公守法，勤政廉政，率先垂范，无人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私利。二是执行民主集中制。院党委严格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议事规定，建立完善“三重一大”议事制度，对重大决策、重要工程项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和大额度资金使用均进行集体讨论。严格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委会集体研究讨论决定。三是抓好责任分解、任务明确、责任考核、责任追究四个环节，坚持谁主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每项工作均有主管领导、牵头部门、责任处、室。四是院党委经常听取院纪委党风廉政建设汇报，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分析学校的党风廉政建设状况，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纪委书记为副组长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五是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纳入各党总支的工作目标管理，把廉政工作与业务工作统一起来，与处级领导干部年终考核结合起来，与干部选拔、任用、奖惩联系起来，确保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到实处。

二、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

把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作为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为开好党委民主生活会，会前确定时间和议题，并征求全院教职工的意见，由院组织部、纪检、统战部、老干处、工会、教务处等部门分别收集教职工的意见，从收集的意见看，主要是关心学校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的建议，无反映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问题。会上班子成员着重围绕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实行民主集中制、廉洁自律等情况，自觉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只讲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不讲工作业绩。会后制定整改措施并将整改的意见反馈给各部门，并由纪检、组织、工会等有关部门督促整改措施的落实。正因为院级领导带头勤政廉政，他们的年终考核称职率为95%以上。

院党委坚持教育与监督相结合，开展经常性的警示教育，利用违纪违法等典型案件进行党风廉政教育，在校园网络上开办了《法律法规》、《源头治理》、〈警钟长鸣〉等栏目，纪检、宣传、组织、工会等部门密切合作，形成了党风廉政建设“大宣教”的格局。学院党委发挥制度的监督作用，在制定〈关于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的实施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了落实反腐败工作任务分工，完善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制度〉。为纠正部门的不正之风，加强权利部门的监督，规定了“三不准吃”〈即影响公务的不准吃、在学校请客不准吃、部门之间不准相互请吃〉。陆续出台了〈禁赌令〉、〈关于严格禁止教职工收受学生礼品的若干规定〉、〈关于坚决刹住收受和赠送“红包”歪风的通知〉等制度。又相继制定了〈关于改进领导干部离任审计规定〉、〈基建、维修工程项目预决算审计规定〉、〈院务公开制度的实施办法〉、〈领导干部重大问题报告制度〉，坚持每半年一次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等，用制度管人，按章办事。院党委不断拓宽监督渠道和监督范围，针对有关经济行为和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先后制定了用制度规范各种经济活动。近年以来已公开的院务项目２６０项，使权利在“阳光”下运行。院纪委把信访处理作为监督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工作透明度高，教职工的来信访逐年下降，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年来信访件共计４３件，没有一件反映领导干部经济问题或腐败行为

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学院党委在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等方面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科级以上干部选拔任用中，建立由组织、纪检监察审计、工会等部门参加的干部考核领导小组，实行了竞聘上岗，试用期制、聘任制等。从公开报名、民主评议、竞岗演说到任前公示等环节，院纪委监察室均全程监督，取得良好效果。开展经常性谈话工作，新任干部上岗前和干部换岗时，由纪委书记或纪委监察室领导分别与新任命的干部进行廉政谈话，提出廉正具体要求，并写出廉正承诺书；对有苗头性的问题及时进行戒免谈话。同时为每位副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建立廉正档案，每年进行廉洁自律自查，年终考核必须述职述廉。为了全面考察干部，加强处级干部的离任审计、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对交流、换岗的科级以上干部及时做好离任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提出审计意见３０多条，帮助经济部门整改，使各级财务管理更加规范。

加强对学院招生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学院成立了由分管领导负责，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并成立了招生监察办公室，由纪检干部、行政当总支书记、工会主席等相关人员参与，并进驻录取现场办公。纪检监察部门抓住招生录取这一关键环节，按照〈xxx学院招生监察工作实施细则〉的文件要求，向所有招生工作人员提出招生纪律，要求严格按照招生工作有关规定办事。特别实在美术类专业招生工作中，从命题、监考、抽评卷老师、评卷到录取都有纪检监察部门参与，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程序。另外在艺术类新生入校后，必须进行专业复试，由纪检部门继续参与全过程，发现作弊者一律退回原籍，近几年已退不合格考生３０多人。这一举措得到了社会、家长的公认，真正作到了公平、公开、公正。当前个院校都增设美术专业，在生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报考我院美术类考生的人数年年刷新，仅２００７年外省报考人数就达２万多人，充分说明我院艺术类专业的社会信誉度较高，招生录取工作公正。学院的研究生招生、成教招生、各类考试等工作纪检均派人全程监督，维护了学院招生考试工作的严肃、公正，实现了“零举报”工作目标。

加强物资设备采购、基建、维修工程招投标管理工作。近几年学院的基础设施建设、维修和仪器设备更新任务十分繁重，学院规定凡是集成价在10万元以上，单价在2万元以上的物资采购必须进行政府采购或公开招标，单价在1万元以上的鼻祖经过调查论证，并报书记院长会议通过才可采购。药品采购在指定的市市场购买，药品回扣有专门的管理办法；教材图书采购，执行有关规定；建筑工程项目100%进入建筑交易市场，大额维修项目进行招标，所有基建、维修项目经费全部进入审计；维修工程竣工验收后，工程决算必须经审计室审计，方可结算工程款并扣留质保金。通过强化审计监督职能，物资设备采购审计室经常到市场调查，参与和客商谈合同，为学院节约大量资金。

四、拓宽监督渠道，积极推行廉政协议的签订

我院以执行招投标为切入点，切断了工程项目易出现腐败行为的源头。建设工程在招投标中，编制标底工作则由纪检审计部门在“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在开标时，以抽取专家到施工单位的资质论证以及整个开标过程都是由纪委副书记亲自监督。任何工程从开始招标，编制标底，工程开标，工程施工到决算审计直到最后付清款项均在监察审计人员直接参与审核进行下。我院新校区建设工程都不设预付款，只付工程进度款，即使工程完工也要预留部分工程款，待决算审计后，由审计部门出具审计意见书才可以付清款项。近年来，青年教工宿舍、逸夫教学楼、游泳馆、科技楼、进口显微镜、家具、电器等均采用招投标，实行“阳光工程”，杜绝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的行为。

在“建立工程承包，工程廉政‘双合同’”保障机制的原则下，我院在物资设备采购、工程建设中，实行“双合同制”。要求对工程发包方或供货方（甲方）工程监理方（乙方），工程承包方（丙方），在签定每项工程承包合同或供货合同的同时，自愿签定建设工程廉政协议，工程承包方必须配合学院基建部门共同推行党风廉政建设，确保工程竣工时工程优良、干部优秀“双优”目标的实现。近年来，签定物资设备采购和建设工程廉政协议共15份，学院在有关项目和材料供应价格上，强调乙方要保证质量、不得请客送礼，把价格降下来，尽量让给学校，如：乙方代表江苏省广宇建筑有限公司和广东联合承造有限公司完成工程后，各捐款9万元和8万元，资助我院特困生顺利完成学业。

五、精心部署，扎实推进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

制定措施，精心部署。院纪委把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作为重点，先后出台了《在校园网上设立了治理商业贿赂举报电子信箱，公布了电话号码。

广泛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院纪委严格按照中央、省委、省教育纪工委有关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要求，分三个阶段进行，认真组织有关部门人员学习上级文件精神和法律法规，统一思想，提出了任务和工作要求，成立了院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并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各有关部门也成立了工作工作小组，明确治理工作的重点，落实责任，健全机构，形成了分级管理的工作网络，建立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责任制。

突出重点，认真自查自咎。

1、彻底清查全院原有向学生收取各种费用的项目，按规定需收费的项目应重新向收费领导小组申报和审批，凡是不能收的坚决不收。从源头上杜绝乱收费行为，从根本上铲除滋生不正当竞争等腐败的温床。

2、凡是为学生订购的教材和图书，除了按规定可核消的成本费用外，按实际的书价提供给学生，学院不在收取任何教材的折扣，教材折扣均让利给学生。

3、学院义务协助为学生办理人寿险和意外伤害险等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

4、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仪器设备等物资采购、大型维修项目的招投标制度。

我院纪检检察工作在党委的领导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教职员工的认可，确立了威信，为学院的发展和稳定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离上级领导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们要勇于开拓创新，在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进一步做好纪检检察工作。

第四篇：完善制度监督 形成长效机制

完善制度监督 形成长效机制

努力形成勤俭节约的公司文化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为世代中国人所崇尚。《左传》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就是把俭朴作为培养良好道德的基础，把奢侈看成是一切恶行的根源。总书记近期也曾多次强调，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我公司高度重视，多管齐下，从制度上、管理上、考核上入手，以费用控制为着力点，结合工作实际，加强勤俭教育，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要求，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完善制度约束，自上而下落实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公司党委制订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若干规定》，从会议管理、发文管理、调研管理、外事出访、职务消费五方面严格控制。“风成于上，习化于下”，公司党委同志严于律己、身先垂范，有助于自上而下形成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良好风尚。

二、加强费用考核，严格控制支出

通过费用考核控制支出是我公司勤俭办事、降本增效的有效手段。近年来，虽然业务规模持续增长，物价水平不断升高，业务接待、差旅会议等需求亦随之增加。但我公司为严格控制五项费用，在编制预算时，原则上不增加各部门和分支机构的五项费用指标。在物价上涨、业务增加的情况下，公司五项费用控制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建立长效机制，形成勤俭文化

我公司历来注重成本控制，已形成了务实高效，俭朴节约的良好风气。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勤俭节约是一项常抓不懈的任务，一时做到容易，长期保持很难。“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要使勤俭之风制度化、常态化，使其成为所有干部员工自觉的行为准则，则需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八项规定”和公司党委《若干规定》，同时，将其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使勤俭节约成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

今年以来，全体干部员工同心同德，在进一步厉行节约、降本增效的战役中取得了良好开局。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在继续深入开展勤俭节约学习教育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将相关规定细化成可操作的科学标准和制度，持之以恒地改进工作作风，锲而不舍地实现公司降本增效的目标，为公司全面实现“十二五”目标而努力奋斗！

第五篇：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有效促进新学员管理工作走向正轨 政治理论教育一系六队坚持从严治队，按纲建队，努力做好05级新学员的行管工作，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快速有效的促进了新学员管理工作走向正轨。

学员六队共有05级学员49名，其中军事历史专业24名，哲学专业25名，含女生2名。在三号院的两个月军政训练中，他们严格要求，刻苦训练，培养了良好的军人意识，锻造了过硬的生活作风，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骄人成绩。先后获“队列训练优胜奖”、“综合演练第一名”，并多次受到领导的好评。回院本部近一个月以来，在院部领导的关心指导和学员队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积极地把练就的过硬作风带到以管理及其它各项工作中去，积极工作，刻苦学习，较快的适应了院本部学习生活环境。

一、寓教于管，充分发挥“软管理”和“硬管理”的综合新学员刚从三号院回来，对学院的严格、紧张的管理还不是很适应，思想上有时出现消极情绪的情况，为了更好的促进管理，六队注重把思想政治教育融于日常管理工作之中，坚持管理育人，既从严要求，又依法办事。一方面是给他们讲清道理。学员队每周坚持对学员进行一次思想教育，按时集中组织一次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的学习。对在管理上比较被动、消极的重点个人进

行逐个谈心，从思想上解决管理中的问题，增强学员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自觉性。另一方面是学员队严格按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办事，对在道德纪律方面出现有违犯原则性问题的，从严治理，从制度上让他们不敢范，从而达到管教的有机结合。

二、狠抓骨干队伍建设，发挥纽带作用

一是建立健全骨干队伍。六队在三号院军训后期就配备了副班长，配合新训班长开展工作。拉练前夕，根据观察考核和培养，选拔出一批人品正、工作积极、热情高、能力素质较强的学员担任各级骨干，通过骨干管理和观察，及时反应学员在管理中存在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从而为本院的学习管理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进行系统的骨干能力素质培训。针对新上任骨干的组织指挥能力和管理的能力比较欠缺的情况，学员队充分发挥高年级的传、帮、带作用，组织高年级学员对新骨干进行了队列训练集训、规章制度学习和经验交流。通过集训，激发新任骨干的工作热情，使骨干们深刻理解和掌握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自身的自责，他们的组织管理能力、指挥技能以及协调办事能力都得到了较大提高，较好的发挥骨干在学员队建设中的主力作用，推动了新学员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是切实掌握新骨干任职情况，监督指导骨干工作。军人委员会和高年级骨干认真负责、密切配合，及时了解骨干的思想状况，针对个别骨干信心不足，方法不当

等问题，及时发现、加以引导，增强骨干纪律意识，培养了一支作风严谨、要求严格的骨干队伍。

三、以老带新，充分发挥高年级的传、帮、带作用 一是指定部分大四学员为负责人，分配到各班，与学员进行交流，了解新学员返校后的所思、所感。通过与新学员进行“如何正确面对军校的管理”等交流讨论纠正了学员的不成熟认识，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军人意识，明确了行管目的，巩固了军训效果，也为他们在回到本院后能迅速适应院本部的管理工作奠定一定的思想基础。

二是针对新学员到校时间短、对学院缺乏了解的特点，在学员返校后的第一周内专门抽出时间，加班加点进行学员手册、“院纪院规”以及学员队自己制定的《日常管理细则》、《量化管理细则》等制度的教育学习，使他们明白学院和队里的规定，尽快适应新的环境。

三是加强高年级的自身养成，严格管理，营造良好氛围。通过加大对高年级的管理，提高他们模范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自觉性，给新学员创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紧张氛围。让他们切实体会军校管理理念和方法，较好的遵守各项制度，加深了对军人纪律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的理解，促进学员队的日常管理。

四是狠抓各项制度落实

每周组织一次新学员学习条令条例，使学员掌握院纪院规基本精神和要内容，树立按纲指导、按纲建队的工作意识和标准；狠抓落实，严格按照制度实施指导、加强建设、争先创优，严密组织纪律，培养优良作风，建立和保持正规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根据新学员的不同特点，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实现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在落实条令上，不等不靠，严抓细扣，及时堵塞各种薄弱环节。如制定教学量化管理细则、卫生检查实施细则、活动室管理规定等等；实行“三有”制度，每次活动有计划，每项工作有总结，每次检查有讲评，健全了制度体系，形成区域内严密的管理网络。坚持按章办事，抓好落实，从起床、操课到就寝等点滴入手，狠抓队列、经常组织检查和评比，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讲评内务和一日生活制度的落实，严抓学员日常军人素质的养成。通过点滴作风养成，加深了新学员对条令的理解，提高了学员的自我管理能力，近期，学院迎接的检查比较多，学员队紧紧抓住之一契机，“以检促建”，高标准，严要求，较好的推进了新学员管理工作。

学员六队在新学员的管理工作中，严格要求，科学管理，积极发挥高年级的传、帮、带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合力，扎实有效地使学员适应了学院的学习生活，使管理工作走向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