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下政治力量的变化及影响（大全5篇）

第一篇：论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下政治力量的变化及影响

密 级

公 开

本科生毕业（学位）论文

论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下政治力量的变化及影响

张俊（2007031142）

指导教师姓名： 王孟懿 职

称： 讲师

单

位： 历史与社会文化系 专 业 名

称： 历史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11年4月12日 论文答辩日期： 2011年4 月13 日 学位授予单位：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答辩委员会主席: 论 文 评 阅 人: 2011年

月

日

论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下政治力量的变化及影响

张俊

(2007031142)（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文化系 贵州 都匀 558000）

摘要：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特有的等级制度, 其特点和作用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印度独立后，种姓制度的政治作用不断加强，表现在：低种姓群体政治上进一步觉醒，印度各政党对种姓的利用增强，种姓政治角逐下的种姓冲突不断发生。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政党的不断重新整合，使印度政局的发展将会比以前充满更多的变数，这将对印度自身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从而也大大延缓了印度社会在整体上突飞猛进的发展。

关键词：种姓制度 ； 种姓政治 ； 印度政局 ； 变化 ； 影响

Theory after India's independence caste system under the changes and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power

Zhangjun(2007031142)(QianNan Normal College of Nationalities history and social culture department, Duyun，Guizhou，558000)

Abstract: The caste system is characteristic of Indian society caste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constantly changing.After India's independence,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he caste system strengthen ceaselessly, displays in: low caste groups, the further political awakening of the Indian political parties using enhancement, caste caste political contest conflicts occur under caste.All kinds of political power especially party constantly to re-engineer,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n politics will be greater than before full of more variables, which will bring about India's own development brings negative effect, thus greatly delayed the Indian society, on the whole, the development by leaps and bounds.Keywords: caste system: caste politics: political: change: influence of India 2

印度独立后，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之时，印度社会却存在一个很大的潜在危机，这就是种姓制度。种姓制作为存在印度几千年的社会制度，其特点和作用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当今种姓制度仍在在印度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一、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特有的等级制度

在印度众多的宗教中，印度教享有特殊的地位，它没有教会、教团和教阶等严格的组织形式，但其实行的种姓制度却是世界上等级结构最为森严的制度。“传统的种姓制度按照宗教的神学理论把印度教徒划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和统治者)；吠舍(商人)；首陀罗(体力劳动者和奴仆)；这四个种姓社会地位的高低也依次而定。”[1]此外还有一个贱民阶层，即因触犯种姓规定而失去种姓的人及其后代，他们通常被称为“不可接触者”或者又被称为“表列种姓”。他们生活在印度社会的最底层，是最受压迫和歧视的阶层，俗称“第五种姓”。每个印度教教徒一出生便被打上了其家庭种姓的烙印，社会地位终生难以改变，职业世代相传，不同种姓之间还禁止通婚，每个教徒的地位从出生时就被固定在特定的阶层上,终身都很难改变，这是一种典型的高度制度化了的不平等。印度独立不久，印度颁布的宪法第17 条明文规定:废除“贱民制”,并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实行“贱民制”,凭借“贱民制”而剥夺他人权利的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应依法惩处。同时,宪法还规定在人民院和邦议会中,为表列种姓保留席位,在政府机关、公营企业和高等教育机构中为表列种姓保留名额。[2] 1955 年,政府又颁布“不可接触犯罪法”,进一步禁止对“不可接触者”的歧视。由此可见,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在法律上以及政府行为中,都严格反对种姓不平等,并尽力提升低种姓的社会地位,以至有学者评论道“世界上也许没有什么地方有如此庞大的一个下层少数阶层像印度的下等人那样受到政府如此特殊的照顾”。[3]

但是,由于印度半封建的土地关系以及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特别是由于种姓制度是一种根植于印度教信仰的等级制度,所以,种姓制度在当今印度社会(尤其在农村)依然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印度民族主义的深层意识中,种姓制也始终是一个难解的情结。正如尼赫鲁说的:“在印度人们保持着种姓制度的条件下,印度始终是印度;但是从他们与这个制度脱离关系的那一天起,印度就不复存在了。”[4]这就是说,虽然印度宪法明文规定要废除贱民制,并坚定地反对种姓制,但在印度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真正解决,特别是印度独立后的这几十年中,种姓制度在政治上的作用正在强化。

二、种姓制度的政治作用不断加强

印度独立以来,低种姓群体在政治上进一步觉醒，在印度政坛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其参政意识的逐步提高、种姓协会的日益活跃以及低种姓政党的不断涌现不是偶然的，除了低种姓自身政治意识的觉醒外，其与政党对种姓的利用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等密切相关。

（一）印度独立后低种姓群体政治上进一步觉醒

种姓制度在印度已经沿袭了几千年，至今仍然深深地植根于印度社会之中。随着教育的普及，经济的发展，媒介的扩大和西方文化的冲击，种姓制度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分工明确，特别是在城市，种姓制的社会职能正在削弱，以种姓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差异和歧视有所淡化，大大促进了低种姓政治意识的觉醒。

印度独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落后种姓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部分中、低种姓家庭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得到了改善，一些家境优越、经济条件好的高种姓家庭子女还留学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在海外学习的过程中，他们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洗礼，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更是深人人心。与此相应的是种姓观念的渐趋弱化和政治意识的逐渐觉醒，特别是广大中、低种姓阶层的参政意识近年来随着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而不断提升。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印度政府在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在文化上允许西方的电视新闻和文艺节目进入印度文化市场，导致了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念大受追捧；西方跨国公司的大量涌入，使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观点在印度年轻一代的心目中大行其道，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广泛传播。正是这种互动，进一步动摇了根深蒂固的种姓观念和种姓制度，种姓歧视受到了广大民众，特别是中、低种姓阶层的唾弃。他们在社会地位、经济水平、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与高种姓之间却存在较大差异。随着印度民主制度的发展，低种姓的政治意识逐渐提高，他们越来越意识到政治权利的重要性。他们要为自己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与高种姓平等的地位而斗争。一些授过高等教育的低种姓青年积极参政并成为颇具影响的政治领袖。如出身低种姓家庭的普兰·戴维是印度社会主义党重要领导人之一，她成功当选为印度人民党议员，成为知名女议员。另外，2000年新当选的印度人民党主席拉克斯曼则是该党历史上第一位出身低种姓的主席。低种姓力量的兴起要求他们在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均等、争取增加政治、社会权利等方面，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组织自己的政治团体，建立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党。如70 年代初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达利特(表列种姓的另一种称呼)建立了黑豹党，80 年代北方邦达利特和低种姓建立的多数人协会党以及安德拉邦的泰卢固之乡党等，就成为政坛 上新兴的政治力量。其中，多数人协会党在吸纳成员时，不仅吸纳低种姓成员，还主动吸纳穆斯林参加该党，其宗旨就是使落后群体联合起来，争取真正得到平等地位。在邦内，多数人协会党由于得到下层群众的支持已成为一支重要政治势力。不仅如此，多数人协会党还努力在全国扩大政治影响，并在80年代和90年代参加印度第12 届和第13 届人民院的选举，虽然得到的席位不是太多，但毕竟显示了它的政治影响力。

低种姓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不仅建立自己的政党，而且还利用种姓制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大力呼吁种姓意识，建立各种种姓组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以谋求自己或本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低种姓中一些较有经济政治实力地位的人发现，种姓组织是一种可供利用的工具,而且利用起来简便易行。而对经济条件较差的多数人来说，参与种姓组织举办的活动也是扩大生计的手段，因此，只要有人组织，也乐意参加。这样，各种各样的种姓协会便应运而生。这些协会中一些势力较大者为扩大本协会的影响，还力图跨出本地区、本邦，实现同一种姓的跨地区、跨邦的横向联合。有些协会还在与自己种姓相近的种姓中串联，以谋求上下相关种姓的纵向联合。[5]

种姓组织和政党的出现使一些人的种姓观念有所复苏，这对种姓应趋向淡化的总进程不能不产生负面的影响。尽管现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种姓协会已没有昔日种姓制度的实质，只是利用它的外壳和某些观念成立的社会群体组织，但它多少对种姓制度起了强化的作用。此外，低种姓政治力量的不断兴起，一方面体现了印度民主的主要方面，是印度社会向前发展的标志，但另一方面，低种姓政治力量的参政，也使印度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重新发生分化组合的过程中，增加了其复杂多变性。低种姓集团希望通过结成种姓协会，开展各种活动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扩大影响，提高地位。

（二）印度各政党对种姓的利用增强

低种姓群体政治上的进一步觉醒以及低种姓政党的不断涌现不是偶然的，对所有政党来说，争取选票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在印度，由于存在着种姓制度，由于种姓问题的敏感性和种姓本身广泛的社会代表性，种姓因素在政治参与、政治选举和政党斗争中的作用表现的非常明显，许多政党则利用种姓为其政治斗争服务，他们或提出一些政策主张和口号以吸引、争取特定种姓的选民，或提名主导种姓的候选人作为竞选招牌，达到竞选获胜的目的。可以说，从印度第一次大选开始，几乎所有政党在利用其他群众组织的同时都非常注意利用种姓制度。其具体做法往往是在大选前必须先研究各地区的种姓集团或宗教派别，提名候选人时再考虑选区内的种姓因素，尽可能提名本党中属于当地最有影响的种姓的成员为候选人，以吸引选票，壮大本党力量。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在印度你不是 5 投选票而是投种姓。”很多选民仅仅因为属于同一种姓，而非政见一致，就支持某个政党或候选人。无论政见如何吸引人，选民投票时首先考虑的也是种姓。

1952年第一次大选中,国大党正是由于动员了占优势地位的种姓才取得比哈尔邦的胜利,这是印度种姓政治的开始。此后,国大党就有意识地与各地占优势的种姓结盟,在种姓领导人中间发展党员、提拔干部,推举候选人这些候选人一旦进入政界,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选举他们上台的种姓集团的利益,而在这些地区占少数的种姓集团的利益则受损，从而使印度政治带上浓厚的种姓色彩。为此，印度的有识之士不无担忧地说“在争取自由运动中产生出的具有远见和代表更广大群众利益的领袖,正让位于那些具有狭隘的地方主义的宗教和种姓色彩很浓的政治上的新人。”[6]那么,国大党所利用的占优势的种姓大多是婆罗门和刹帝利,这些高等种姓在地方是传统的统治阶层,同时又是种姓制天生的维护者。国大党在印度独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能够掌权,与国大党对“种姓”工具的利用不无关系。实际上,当今印度一切大小选举都离不开种姓因素,各政党都争相利用种姓外衣，来达到各自的政治利益，而处于种姓社会的人“只认种姓不讲道路”，使得各政党之间的斗争往往也变成了种姓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换了一件外衣而已。1991 年5 月的印度中期选举前夕,各党派纷纷出动,作竞选宣传,发表竞选纲领,举行集会,发表演讲,争取人心。

当时印度政坛最有影响的政党有三个:国大党、人民党和印度人民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每一政党都提出自己的竞选口号,其中国大党的竞选口号是“稳定”,人民党的口号则是“公正”,公开强调各种姓的平等,宣称要改善下层种姓的状况。当时就有人提出人民党是在打种姓牌,争取下层种姓的支持。而印度人民党提出的口号是“罗摩-面包”。这样的竞选口号表明印度人民党既是一个具有鲜明印度教色彩的政党,又是一个比较关注低等种姓的政党。确实,印度人民党自80 年代成立后,在全国发展很快,尤其在北方邦和德里的印度教徒中影响最大。其核心成员虽大部分属于婆罗门种姓,但它确实比较重视争取低种姓群体,提出要改善他们的社会生活状况,以致在1991 年5 月的印度中期选举中,该党一跃而成为印度政坛的第二大政党, 与国大党分庭抗礼。而在1992 年罗摩庙事件后,该党领导人又主张印度人民党要改变面孔,改变行动方式,要进一步扩大社会基础,特别是要争取表列种姓和低种姓的支持,并把在农村发展势力作为重点。结果导致了1996 年印度大选它一跃而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98 年该党再次执政。而2004年，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失利，其根本原因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基本经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居高不下。这是国大党坚持“面向低种姓穷人”的形象，强调执政党的措施失当、腐败现象严重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平等、贫富差距加大的根本原因，代表了草根阶层人民的呼声，得到广大低种姓的支持从而赢得大选。

在印度独立后50至70年代中,国大党一直统治着印度社会，在这30多年中，种姓政治尚不公开,没有哪个党敢公开提倡种姓选举,但1977 年第一届非国大党政府上台后,就公开宣称要执行“低种姓”政治,理由是低种姓几千年来一直受压制,现在应该是还其公道的时候了![7]80年代后,种姓政治被不断利用,印度的民主制也深深地打上了种姓烙印。而低种姓往往成为各个政党争取的对象，他们都想从这个“选票银行”中得到好处，低种姓也想借此机会参与政事，努力壮大自己的力量，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但是由于低种姓力量的被借重和被利用，使得他们在选举时选与自己相关的种姓代表，这就使低种姓力量在短期内难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合力。这使种姓制取得了更多的生存形式，其力量也变得复杂多样，在种姓制影响下，印度政治也呈现出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

（三）种姓政治角逐下的种姓冲突

印度独立后，政府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不可接触制”，但在许多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北方邦、比哈尔邦和中央邦等印地语地带，这种陋习依然盛行。在众多的种姓中，低种姓的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不仅经济地位低下，而且备受社会歧视与压迫。由于种姓对立根深蒂固，各种姓力量的不断变化和加强，高低种姓之间为各自的利益不断的产生矛盾和冲突。

由于种姓之间的不平等,必然引起种姓压迫和种姓冲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政局的动荡不安。这不仅有各个种姓内部主体种姓和亚种姓的冲突,更有不同种姓之间的冲突。由于低种姓特别是表列种姓仍然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仍受到社会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他们要求获得更多的平等权和参与权,为此他们甚至建立自己的武装以图与高种姓阶层对抗。而高种姓不甘心自己的特权势力受到挑战,他们看到表列种姓和自己平起平坐,特别是受到国家扶植,心里很不舒服,因而采取非法迫害手段,以发泄愤恨情绪,或公开反对政府在官员职位上对表列种姓实行保留政策。所以,高种姓和低种姓(特别是表列种姓)之间的矛盾与流血冲突时有发生。据统计,1956-1976 年发生的攻击贱民的事件有22470起,1977-1981 年增加到64511 起,1999 年2 月仅北哈尔邦在一个月内就发生59 起种姓冲突, 有600 人被杀。[8]可以说,只要有种姓,就会有种姓冲突。

有人曾说过,印度社会是被种姓制度分割开的,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种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一直是印度社会的痼疾。从古到今,种姓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过。近年来,为了争夺就业机会、维护自身利益,种姓之间时常发生摩擦，而贱民和其他低种姓为争取自身的权利也在进行斗争，各种姓之间利益的冲突。不仅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引起政局的动荡，而且对印度政治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使种姓意识在政治生活中的分量加重。

总之，印度的种姓冲突的发生直接与印度的政治体制、选举中的党派斗争相联系。原因在于, 种姓群体目前仍是印度许多政党的基础； 相应的政党则代 7 表着相应的种姓的利益。一旦大选或邦选来临, 一个地区的选举结果就造成了党派间利益失衡, 种姓冲突几乎就无法避免。比如哈尔邦发生的屠杀, 实际上就是邦议会选举的后遗症。可以说，种姓冲突是种姓政治下产生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种姓制度下的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角逐，使印度政坛更加趋于复杂化。

三、种姓政治力量的变化对印度政局的影响

印度种姓制度的变化在政治领域里的主要表现一是代表中、低种姓阶层利益的地方性政党数量的日益增多，二是代表中、低种姓阶层利益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崭露头角，已成为印度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印度独立后，虽然名义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但是联邦政府为加强国家的统一而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权的作法，中央与各邦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许多代表地区种族主义势力的政党要求扩大自治权的呼声一直存在。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在国内少数种族的强烈要求下，按照种族—语言的原则划分了各邦。这种划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种族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助长了地区种族主义的发展和政党政治地区化的趋势。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地区政党的实力和影响不断增强，有的在本邦建立了政权，有的成了邦内最大的在野党。地区政党势力的上升大大削弱了全国性政党的势力。由于地区政党在人民院获得的席位越来越多，全国性政党只有在地区政党的支持下才能上台执政。中央政府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政党对它的支持与否。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对地区政党的依赖性和小党为了地区的利益向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印度政治权力地区化和分散化的趋势不仅导致中央对各邦控制能力的削弱，而且可能使国家的一部分权力从中央向地区转移，形成邦政府权力过大的情况。目前，在一些重大的国家政策，甚至对外政策方面，邦政府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中央和各邦的权力平衡正在被打破，印度中央高度集权的联邦体制有可能转变为真正的联邦制。

进入20世纪90 年代，随着印度低种姓力量的兴起，它对印度社会发展的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低种姓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能够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从中央和各邦议会议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政治权力正在从城市的中、高种姓手中转向农村中的中、低种姓手中。低种姓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崛起，必然对其它表列种姓、表列部族等社会贫弱阶层产生“示范效应”，吸引和带动着更多的种姓组建各自的政党并投入到邦选举和议会选举的政治活动中来，加速了印度政坛政治力量多元化的趋势。90年代以来，低种姓政党在印度政坛的活跃，并开始努力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而进行各种斗争，这加速了印度政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是印度民主政治发展的体现。但另一方面，数量过多的政党、政治力量地区化的趋势也造成印度 政坛不稳、执政党政策妥协、政治力量较弱的弊端，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参政是印度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重新发生分化，并增加了其复杂性，阻碍印度的发展。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各政党围绕拉拢和争夺联合阵线支持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其中代表广大中、低种姓阶层利益的地方性政党的活动将会更趋活跃，各政党在邦选举和议会选举的政治参与极大地改变了印度原有的政治版图，而低种姓力量的崛起将为印度种姓政治增添新鲜的血液，但是由于低种姓力量成为各方借重利用的对象，其对自身的力量的整合不够重视，使得低种姓群体在短期内难以形成强大的独立力量，这势必将会给印度政坛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结束语

种姓制度作为印度教的产物，对印度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种姓歧视、种姓偏见、种姓压迫以及由此带来的种姓冲突仍然会继续存在；中、低种姓阶层为改变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努力将会继续；代表中、低种姓阶层利益的政党围绕议会选举将会展开更激烈的斗争。考虑到印度原有的民族、宗教、种姓、各政党之间关系等的矛盾，印度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变化，使印度政局的发展将会比以前充满更多的变数，这将对印度自身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从而也大大延缓了印度社会在整体上突飞猛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士海主编.《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第21页 [2]时宏远.印度社会的毒瘤:种姓[J].世界博览2004,(7).[3]钱乘旦.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种姓制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1994,(7)[4]尼赫鲁.印度的发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5]林承节.印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陈峰君．印度社会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7]钱乘旦.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种姓制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1999,(4)[8]吴永年,赵干城, 马孆．21世纪印度外交新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指导教师: 王孟懿讲师

第二篇：印度种姓制度

浅析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及其影响

当有人说起印度，你首先会想到的可能是泰姬陵，也有可能想到的是种姓制度。而人们一说起种姓制度，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对印度人们人性的压抑。的确，当我们看到印度贱民“屈辱的出生，屈辱的生活，又屈辱的死去”，当我们看到许多印度人从出生起就被限定在狭小的职业集团内而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当我们看到无数高种姓女子与低种姓男子的爱情被残酷镇压时，我们心中肯定会升腾起熊熊怒火。那么到底种姓制度是怎么来的，它的历史影响以及现今对印度社会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呢？

一.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

种姓制度是古印度社会以种族和职业为基础的一种独特而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约公元前1500年，古代印度遭到了一群自称为雅利安人的外来部落的入侵，他们把安家定居的地方称为雅利瓦尔塔（Aryavarta）,即雅利安人之国。他们似乎对当地以前的文明不屑一顾，也知道自己的体态特征和他们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利安人和当地原住民的关系也逐渐固定下来。雅利安人非常清楚自己和当地土著在肤色上的差别，称土著为“达萨”中人，即奴隶。出于这种强烈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极力阻止与被他们鄙视的居民混合，逐渐发展起具有种族和阶级隔离的社会等级制度，即种姓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包括四大种姓。前三个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祭司（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当地原住民，即达萨人。达萨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最初刹帝利种姓最为高贵，后来随着婆罗门教在印度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婆罗门种姓才成为印度的第一种姓。当时的种姓制度还有其神圣的宗教渊源，《摩奴法典》中记载，在种姓制度产生之时，造物主梵天“为了诸界的繁荣，他从口、臂、腿和脚生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这样种姓制度就打上了神圣的烙印。

二.印度种姓制度的历史影响

1.种姓流行使印度民族概念的淡化，是历史上国家难于统一、外族十分容易入侵的重

要原因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上，印度经常遭到外来民族的入侵，在雅利安征服者建立种姓制度后，希腊人、塞种人、安息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先后征服过印度的一部甚至大部。印度种姓制度的特征之一是种姓之间具有隔离性。种姓之间有许多限制。比如，《摩奴法典》第十卷第51条：“旃陀罗和什弗巴格的住处必须在村落外。他们必须被当做离钵者，他们的财产必须是狗和驴。”高种姓不可从低种姓处接受食物，以免被“玷污”等等。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由于每一个种姓都根据自己的职业以及历史上形成的传统规范自己的行动，所以就形成了每个种姓自己独特的生活禁忌与风俗。这样每个种姓就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彼此之间不能相通，逐渐导致了印度民族概念的淡化。民族凝聚力不强，就容易给外族以入侵的机会，从而造成了印度长期被奴役的现实。

2.种姓制度是古印度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使整个社会具有超稳定性。种姓制度具有

严格的等级制，各种姓之间一般不得接触。每个种姓的职业也是固定的，贱民们注

定只可从事商业或者那些被认为不洁的行业，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村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他们不可与其他种姓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也就是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是固定的。印度历史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改朝换代和外族入侵事件，都未能撼动种姓制度。印度也曾发生许多次企图改造种姓制度的运动，但最后所有这些运动要么消失了，要么它们自己也变成了特殊的种姓，如佛教、伊斯兰教等。事实证明种姓制度具有极强的消化能力，它能将各种异质文化一一消融，最后都纳入它自己的框架之中。

3.种姓制度是古印度法中最核心最有特色的内容，其他所有部门法中都渗透着种姓制

度的气息。《摩奴法典》第一卷第102条宣布：“为将婆罗门的义务与其他种姓的义务以适当顺序加以区分，生于自存神的摩奴特编纂了本法典。”由此可见，维护种姓特权是立法的首要目的。而从权利的设置看，古印度法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确立了各种姓之间权利的不平等，从而确立了一个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种姓制度渗透到法律当中，对古印度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印度种姓制度的现实影响

虽然印度独立以后，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现代印度社会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的残迹，种姓制度已经给每一个印度人打上的宗教烙印。当今种姓文化作为古印度文明的遗产，在现代印度社会依然具有很大的作用。它对社会稳定起到双重性的作用，一方面，稳定的作用使得印度当代存在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另一方面，印度的种姓制度使社会固化，印度本已十分巨大的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这会从根本上制约印度社会的总体性的发展和印度大国的建构。

1.积极影响： 印度的种姓制度作为社会各利益阶层的“维稳”体系的关键，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防止国家政策的严重脱轨、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激化而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从而保证转型期间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印度种姓制度在各种姓层次之间，尤其是在高等种姓与占印人口三分之一的贱民之间形成了一道天堑，客观上减少了高低种姓间的直接的社会冲突，相当大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同时，种姓制度使得印度底层人民的社会政治越迁和经济利益扩大的欲望没有出现像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的尖锐的社会矛盾。2005年10月，欧洲一家民调机构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大都市中，若论GDP，印度首都新德里只能排名第108位，但其居民幸福指数却排名第4位。印度人如此之高的幸福感的来源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自于根深蒂固的传统种姓文化，种姓文化倡导各个种姓安分守纪，不要妄想所谓的地位与财富。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印度人往往和自己的前代相比，稍许的物质进步就使其得到满足。这种惯性的思想价值体系使得印度的各个种姓阶层都感到满意，对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满足使得其充满愉悦感。

2.消极影响：种姓制度对今天的印度社会特别是印度农村仍然保留着巨大的影响。种

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不及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就算在天灾时，贱民亦饱受歧视，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同在2008年8月，印度比哈省的阿拉里亚发生水灾，然而由于阿拉里亚为贱民的集中地，灾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协助，令大量灾民死于水灾当中。种姓制度在造成社会不公的同时，也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在种姓制度下，各个种姓安于现状，在“种姓主义”的经济

思想的指导下，只强调种姓的内部经济合作，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无从实现，使得印度经济的发展缺乏内部的动力。种姓制度导致贫富分化的必然存在，导致内部总体消费力的提高缓慢，影响社会再生产的扩大化，从而影响印度的总体经济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外国法制史》，郭义贵、方立新 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文明的历程》沈坚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摩奴法典》（法）迭朗善 译，马香雪 转译，商务印书馆

《印度教种姓制度：3000年的枷锁与磐石》，中华论坛网

《印度种姓文化与印度大国建构 ——历史的赠礼抑或现实的挑战》，湘西教师交流论坛 百度百科

第三篇：浅谈印度种姓制度

浅谈印度种姓制度

政法学院 法学10903 谭学娇 学号200907423 序号19

摘要：“种姓制度”是在印度延续了几千年的的等级制度，也是古印度法的核心内容，在其代表性法典《摩奴法典》中几乎所有的条文都是个各种姓权利和义务的直接规定。“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但任何一个民族的古代等级关系也没有像印度的等级制度所表现的如此森严、如此复杂、如此持久。关键词：种姓制度《摩奴法典》等级制度

一、种姓制度的起源

印度种姓制度在古代奴隶制社会时期称为“瓦尔那”（Var-na）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等级制度。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种姓制度是古印度社会最明显的标志之一，也是古代印度法的核心内容。它产生的确切年代尚无考证，但学界通说认为种姓制度是在雅利安人征服印度的过程中产生的。古印度的土著居民是达罗毗荼人，在公元前2000年中叶，属于印欧语系的许多部落陆续涌入印度河游一带，这些移民在站稳脚跟后，便开始了对当地土著居民的武力征服，经过几个世纪的武力扩张，终于成为印度的主宰者。征服者自称为“雅利安”，意为高贵的人。为了强化其统治地位，雅利安人按照肤色的不同，把居民划分为“雅利安瓦尔那”和“达萨瓦尔那”，“瓦尔那”是“颜色”、“品质”的意思，前者指皮肤白皙的雅利安人，后者指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人。“瓦尔那”在梵文中就是种姓的意思，可以说这就是种姓制度的最初形态。后来随着雅利安人内部的分化，从事祭祀的僧侣和以部落首领为首的武士集团从雅利安平民中分化出来，成为两个特权阶层，即最高等级的婆罗门和次之的刹帝利，平民成为第三等级，被称为吠舍，从事农牧业、商业或手工业；“达萨瓦尔那”和一部分贫困的雅利安人沦为第四等级，被称为首陀罗，从事低贱的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姓之间不可避免的杂婚以及职业分工的细化，四个基本种姓又派生出数以千计的亚种姓。在四大种姓之外，还有地位更低的贱民种姓，贱民的地位比首陀罗还要低下，他们住村外，穿死人的衣服，从事屠宰、抬死尸等低贱的职业，他们的影子投到高种姓身上都会被认为是对高种姓的玷污，因此贱民又被称为是“不可触者”。种姓制度构建起了古印度社会森严的等级秩序，各种姓间戒备森严，不得同桌而食，同井而饮，同席而坐，同街而居。

二、印度种姓制度的特征

（一）是种姓职业世袭化。法典为了巩固高级种姓的特权利益，竭力把各种姓的职业固定化，升立称这是梵天的意志。《摩奴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四大种姓的义务，婆罗门是“教授与学习吠陀，为自己和他人祭祀，以及布施与接受(施舍物)”;刹帝利是“保护人民，给予施舍物，祭祀，学习吠陀以及节制现世享乐”;吠舍是“牧畜，施舍，祭祀，学习吠陀，商业以及高利贷，农业”;首陀罗是“无怨恨地为哪些(上述的)种姓服务’。根据各自义务的不同，四大种姓必须遵照神的旨意从事相应的职业，不得任意改变婆罗门垄断了宗教事务，刹帝利掌管世俗的国家权力，吠舍从事农、牧、工、商，而首陀罗的主要职业是服务性质的手工技艺，也有从事农、牧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分化，各种姓的职业不可能不发生混乱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法典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即高级种姓出身的人由干“穷困”可以从事低级种姓的职业，但低级种姓的人从事高级种姓的职业是绝对禁止的。《摩奴法典》规定:“假若任何出生低级的人，因贪欲而以高级的职业为生，则国王剥夺其财产后，应立即放逐之。’，法典力图通过这一条款来维护高级种姓的特权地位。

（二）是种姓内婚制。法典为了保证高级种姓血统的纯正，强调各种姓之间实行内婚制，即同姓通婚。《摩奴法典》规定:“对于再生人之男，首先须与同种姓之女结婚。”但随着人口杂居的增长，特别是大城市的出现，混血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典为了保证高级种姓的社会地位不至因混血而混乱，遂制定了所谓“顺婚”与“逆婚”的原则。所谓“顺婚”，即较高种姓之男娶较低种姓之女为妻；所谓 “逆婚”，即较低种姓之男娶较高种姓之女为妻。“顺婚”是允许的，而“逆婚”则是被绝对禁止的。顺婚者按男系血统计算，其种姓仍能保持父系的血缘关系，故为印度宗教法律所容忍;而逆婚，高级种姓女子与低级种姓男子的结合，则完全破坏了父权世系的计算原则，故而是非法的，是要被置于死地的。《摩奴法典》规定： “向高级种姓之女求婚的低级种姓之男，应受体刑。”即使是顺婚，也经常遭到非难。《摩奴法典》再三申述： “婆罗门男子和属于其它三个低种姓的妇女结婚所生的儿子；刹帝利男子和他下面的两个种姓妇女结婚所生的儿子；吠舍和唯一低于自己种姓的妇女结婚所生的儿子，六者对于其他诸子而言，均被认为是低贱的。心只有同姓通婚，才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另外，在通婚问题上，由于各种姓的地位不同，在子女的继承、嫁娶方式以及结婚仪式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这些规定旨在维护内婚制的原则，防止世袭的统治特权的丧失。

（三）是各种姓在宗教生活方面存在着种种界限和区分。这种界限在前三种姓的雅利安人和第四种姓的首陀罗之间最为严格。按《摩奴法典》规定： “只有由雅利安人之女所生的雅利安人之子，始有受一切净法的资格。”这样，首陀罗种姓根本无权参加雅利安人的宗教生活。雅利安人在诸种净法中最重要的是“人门式”，凡经“人门式”后便可称为“再生人”，意即在宗教上又诞生一次。首陀罗无权参加人门式，故被称为“非再生人”。不仅如此，首陀罗即使听一听或看一看婆罗门教的圣典吠陀也被禁止。例如在《乔达摩法经》中规定： “假若首陀罗故意听人(诵读)吠陀，须向他的耳中灌以熔化的锡和蜡”； “假若他诵读吠陀原文，须割去他的舌头”； “假若他记忆吠陀原文，须将其身体劈成两半”由此可见，宗教的界限在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间该是多么森严。在宗教生活上，不仅在再生人和非再生人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在再生人的三个种姓之间也有种种区分。例如雅利安人在举行“再生”礼后要佩戴“圣线”，法典规定婆罗门用棉线，刹帝利用麻线，吠舍用毛线。这种区分旨在维护等级的差别。

(四)是各种姓在法律面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再生人和非再生人之间最为严格，这在古代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从刑事方面看，法典对四种姓的责任处罚的规定明显地不平等。以侮辱罪为例，《摩奴法典》规定： “如果婆罗门侮辱刹帝利，须罚款五十(帕那)，如果侮辱吠舍，须罚款五十的一半，而侮辱首陀罗则罚款为十二”。相反，“如果非再生人恶毒地辱骂再生人的名字和种姓时，须以十指长烧热的铁钉插人他的口中”； “如果非再生人傲慢地教训婆罗门的义务时，须以滚开的油灌人他的口和耳中”。从民事方面来看，法典也作了不胜其繁的不平等规定。以债务为例，法典规定:当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时，如果债务人的种姓低于债权人，那么只能是以人身作为抵押;如果债务人的种姓高于债权人，那么可以暂缓偿还，并且不得用人身作抵押。这一规定，旨在维护高级种姓不至因债务而沦为低级种姓的奴隶。种姓制度的特征除了表现在上述四个方面外，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总的说来，种姓制度中包含着民族、阶级、等级三重因素的压迫，它是世界历史上最完整、最森严的一种等级制度，因而它的特征表现也就格外复杂。上古时期，四大种姓在婚葬嫁娶、来往作客、起居饮食、着装服饰等方面，都有极其严格而复杂的规定。延至中古时期，随着时代的演进，种姓制度的某些方面确实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它的实质和基本特征则依然如故。印度封建时代，卡斯特制代替了瓦尔那制，瓦尔那制的上述特征继续保持了下来，并且逐渐成为印度社会生活中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可以说，卡斯特的产生是瓦尔那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三、种姓制度对古印度法的影响

作为社会的根本制度，种姓制度成为古印度法的指导思想，无论是《阿帕斯檀跋法经》、《乔达摩法经》，还是《摩奴法典》，都是以种姓制度为主脉，以明确的法条公开承认和维护种姓间的不平等，但在古代印度的法典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摩奴法典》。《摩奴法典》自编撰之日起,直至印度封建社会前期,一直被印度的统治者视为圣典。不论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状况有多大的变化,《摩奴法典》都是各代执政者的立法依据。即便是公元1000年到1750年伊斯兰教侵占印度、伊斯兰法占据统治地位时期,统治者仍允许它在印度教徒中适用。所以用《摩奴法典》来说明印度法律的情况,是比较适合的。下文便以集印度法之大成的《摩奴法典》为代表来阐述种姓制度在法律中核心的地位。法典第一卷第二条开明宗义的指出法典是为规定各种姓间不同的权利义务而设，“尊者啊，请如实依次将关于一切原始种姓和杂种种姓的法律惠予宣示给我们”。随后又明确了四个原始种姓的不同来源，梵天为了繁衍人类，“从自己的口、臂、腿、足，创造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摩奴法典》第一卷31条）由于来源的部位不同，从而决定了各种种姓地位也不同，口为神最洁净的部位，因此由口所生出的婆罗门也最为高贵。刹帝利次之，吠舍与首陀罗由于出生的部位比较低级，因此也就理所应当的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要供前两个种姓役使，（第八卷418条），可见法典的开篇就已确立了各种姓间高低贵贱之分，并将其笼上了神的意志，给高低种姓之间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为后面的各项具体制度中的种姓不平等奠定了基础。在所有权的规定上，古印度法中，私人财产所有权是受法律保护的，盗窃犯被抓后会受到数额不等的罚金或断肢刑，甚至有可能被大象踩死（第八卷34条）。但是高低种姓间的所有权是有区别的，法典规定世间所有一切，可以说全为婆罗门所有，（第一卷100条）刹帝利和吠舍的财产也受法律保护，而首罗陀则无任何财产权，即使他有能力积蓄财产，其财产权也得不到

法律的保护，“婆罗门穷困时，可以完全问心无愧的将其奴隶首陀罗的财产据为已有，而国王不应加以处罚。”（第八卷417条）因为首陀罗是奴隶，奴隶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在婚姻家庭与继承中，法典允许高种姓的一夫多妻，婆罗门可依种姓顺序依次娶4个妻子，刹帝利可取三个，吠舍取两个，而最底层的首陀罗只能娶一个。种姓制在婚姻上最突出的表现是严格维护种姓内婚制。规定前三个种姓初次结婚时，必须娶同种姓的女子，如果再娶时，要按种姓的自然顺序优先择配，高种姓的男子娶低种姓的女子，称为“顺婚”，只要不是正妻就是合法的，但低种姓男子娶高种姓的女子是法律绝不容许的，因为这属于“逆婚”。尤其不能容忍首陀罗男子娶婆罗门女子，他们结合所生的后代被称为“旃陀罗”，属于不可触的贱民，（第十卷12、16条）即使是顺婚所生的子女，也被认为是低贱的，他们的种姓要下降，而且这些种姓间杂婚所生的后代只能从事被再生族所轻视的职业。（第十卷46条）可见在印度法中，各种姓间婚姻界线是非常严明的，原则上只能同种姓通婚，如果打破种姓的界限，即使不为法律所禁止也要堕入低种姓中。刑法制度上，种姓制度体现最鲜明的是同罪异罚。高种姓侵犯低种姓时，可减轻处罚，侵犯的种姓越低处罚越轻；而低种姓侵犯高种姓时，侵犯的种姓越高，处罚越重。以辱骂罪为例，同种姓间辱骂，仅处以罚金，高种姓辱骂低种姓也处以罚金。婆罗门辱骂刹帝利处五十钵那罚金，辱骂吠舍处二十五钵那，辱骂首陀罗处十二钵那。（第八卷268条）但如果首陀罗辱骂前三个种姓则要处以断舌刑。此外法典还规定了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专门对付低种姓的吠舍与首陀罗。如火刑、分尸刑、还有上面提到的对首陀罗施加的热油刑，都令人毛骨悚然。而对婆罗门，即使再严重的罪行也不能处死，处死婆罗门是最大的罪恶，应让他带着全部财产平安的离开本国。（第八卷第380、381条）古印度的诉讼制度也是以种姓制度为基础，首先，一般案件采用种姓内作证。（第八卷第68条）“但如果有发生在内室或森林间的事件，或杀人事件时，目击事实人无论是谁，应在当事人间提供证据”（第八卷第69条）。也就是说只有特殊的案件才可以跨种姓作证，证言的证明力也因种姓的高低而不同，证人证言出现分歧时，采用多数人的证言。如果两下相当，倾向于道德高尚的人，如果道德都很高尚，则采用最为高贵的婆罗门证言。（第八卷73条）可见证言的证明力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以证人的种姓高低为标准。对作伪证的处罚也不一样，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要被处以罚金，然后被流放，而婆罗门则只被流放。另外，后三个种姓的人在被流放时可能被处于肉刑，而婆罗门却可以安然无恙的出国。（第八卷123、124条）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摩奴法典》中各项立法都打上了种姓制度的烙印，种姓制度是贯穿于法典始终的一条红线。《摩奴法典》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印度奴隶制社会最重要、最完备的法典，法典从形成直至印度封建社会前期公元1000年至1700年间一直被统治者奉为圣典，它对种姓制度的维护更增加了种姓制度的权威，使种姓制度成为古印度人民永恒的规范，也给印度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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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印度的种姓制度

印度的种姓制度

是印度与其他南亚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体系。种姓制度以婆罗门为中心，划分出许多以职业为基础的内婚制群体，即种姓。各种姓依所居地区不同而划分成许多次种姓，这些次种姓内部再依所居聚落不同分成许多聚落种姓，这些聚落种姓最后再分成行不同行外婚制的氏族，如此层层相扣，整合成一套散布于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社会体系。因此，种姓制度涵盖印度社会绝大多数的群体，并与印度的社会体系、宇宙观、宗教与人际关系息息相关，可说是传统印度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与规范。

印度人口众多，百分之八十二为印度教徒，其中分为不同等级的社会集团。种姓制度主要存在于印度教中，对伊斯兰教和锡克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人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即僧侣，为第一种姓，地位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即武士、王公、贵族等，为第二种姓，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即商人，为第三种姓，从事商业贸易；首陀罗即农民，为第四种姓，地位最低，从事农业和各种体力及手工业劳动等。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各种姓又派生出许多等级。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即“不可接触者”或“贱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绝大部分为农村贫雇农和城市清洁工、苦力等。

种姓制度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就开始萌芽。后来在阶级分化和奴隶制度形成过程中，原始的社会分工形成等级化和固定化，逐渐形成严格的种姓制度。

种姓是世袭的。几千年来，种姓制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方面影响很深，种族歧视至今仍未消除，尤其广大农村情况还比较严重。

独立后，印度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消除种姓歧视。首先是制定了有关法律规定。1948年国会通过了废除种姓制度的议案。后来宪法和各邦法律也都做出相应规定，保护低级种姓利益。政府还在教育、就业、福利等方面对低级种姓者提供大量帮助。

随着社会的进步，印度的种姓制度也在发生变化。如种姓制度中的内部通婚制受到冲击，如高种姓的女子现在也同低种姓的男子通婚了。人们对职业的看法也有所改变，衡量职业高低不再以宗教思想为基础，而以金钱、权力为基础。在城市里，各种姓人们之间加强了来往与交流。

谈到印度教种姓制度这个实行了3000年之久的古老制度和习俗时，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绝大多数人肯定会说，种姓制度是禁锢印度人民的枷锁，是限制印度现代化的裹尸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悲剧之一。的确，当我们看到印度贱民“屈辱的出生，屈辱的生活，又屈辱的死去”，当我们看到许多印度人从出生起就被限定在狭小的职业集团内而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当我们看到无数高种姓女子与低种姓男子的爱情被残酷镇压时，我们心中肯定会升腾起熊熊怒火，从而无法对种姓制度做出公正全面的评价。

虽然现在印度宪法已经明确废止了种姓制度，对低种姓人民（包括贱民）也给予了优待政策，但种姓仍然在深深根值在印度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的思想深处，是印度文化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种姓可能是人类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文化现象之一，如果我们仅仅强调它的负面意义，就无法解释它为什么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为什么能够成为印度这个伟大民族的基本社会制度（当然，现在已经仅仅是一种习俗）。我们只有客观、全面地认识种姓制度，才有可能认识印度社会和印度文化。我认为，种姓制度不仅仅是限制印度发展的枷锁，更是维系印度民族的磐石，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种姓制度，印度的历史会全部改写，印度文化能否存续也是一个大问题。

一、种姓制度的历史和现实

“种姓”这个词翻译的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它包含了印地语中的两个概念：“瓦尔那”（即“肤色”）和“阇提”（即“出身”）。前者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产生，当时入侵

印度河流域的、白皮肤的雅利安人自称“雅利安瓦尔那”，而将被征服的、黑皮肤的原住民称为“达萨瓦尔那”。虽然《梨俱吠陀》也提到“原人之口，生婆罗门；彼之双臂，生刹帝利；彼之双腿，产生吠舍；彼之双脚，生首陀罗”，但一般学者都认为是后世婆罗门窜入，真正分为四大种姓是较晚的事情。在四大种姓中，主管神权的婆罗门、主管政权的刹帝利和从事生产的吠舍都是雅利安征服者，作为仆役的首陀罗则是被征服的土著（有可能是达罗毗荼人），贱民的产生则稍晚于此。最晚到公元前7世纪，瓦尔那制度在雅利安人的统治范围内已经得到了基本确立。

瓦尔那制度具有种族、社会和宗教的三重含义。它首先是由于雅利安人对达萨人的种族压迫而起的，它的本义就是“肤色差异”；此后雅利安人内部也开始分化，各种社会地位被世世代代地固定下来，这就超出了种族压迫的范畴；最后婆罗门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性地位，又将瓦尔那作为吠陀教、婆罗门教的基础教义，在宗教意义上确定了瓦尔那制度的神圣性。在人类古代史上，种族压迫、社会地位分化十分普遍，但在种族内部再进行严格的社会分工并不多见，将这些社会分工以宗教的形式确定下来就更是罕见了。瓦尔那制度之所以稳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与宗教紧密结合，不仅在肉体上统治被压迫者，更从精神上摧毁被压迫者的反抗情绪，使其心甘情愿地接受瓦尔那制度的神圣性。

作为婆罗门教基础的瓦尔那制度发展到公元前6世纪，遇到了佛教、耆那教的强力挑战。这两种新兴宗教都主张种姓平等，反对婆罗门至上，抬高刹帝利、吠舍的地位。婆罗门教是根植于农村自然经济的，维持稳定的瓦尔那制度也必须限制人口流动，而此时印度的商业尤其是外贸得到了很大发展，人口流动频繁，对瓦尔那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这种冲击毕竟是不彻底的。首先，无论是佛教还是耆那教，都没有从根本上否认瓦尔那制度，也不可能否认瓦尔那制度。

刹帝利和吠舍支持佛教、耆那教，主要是想否定婆罗门至高无上的地位，为自己谋求更多利益，而占人口大多数的首陀罗和贱民仍然是受压迫的，刹帝利也决不可能允许取消瓦尔那制度。其次，印度商业虽然发展，但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奢侈消费品，对农村自然经济构不成根本性的威胁，印度社会从整体上看还是比较稳定的，这就使瓦尔那制度能够得到维持。第三，吠陀教-婆罗门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在广大北印度人民（无论是雅利安人还是达萨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随着雅利安人和土著的交流融合，瓦尔那的种族意义有所淡化，社会和宗教意义则越来越强，这使得雅利安人之外的民族也支持瓦尔那制度。

随着希腊人的入侵和统一的孔雀帝国的建立，瓦尔那制度遇到了不少新的麻烦。对于外族入侵者和南印度、东印度的各民族来说，婆罗门教的瓦尔那制度无疑是歧视性的、令人生厌的，即使是异族的统治者，在瓦尔那制度中也只能被视为“不纯的刹帝利”而遭到歧视，因此皈依佛教倒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孔雀帝国在印度历史上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婆罗门教的瓦尔那制度显然既不利于民族团结（虽然瓦尔那的种族意义已经有所淡化，但毕竟还存在），也不利于各地区、各阶层的物质文化交流，“婆罗门至上”的说法也不利于帝王的权威。阿育王采取大力鼓吹佛教的方针，虽然婆罗门教并未受到限制，但毕竟地位不如以前。随着提倡瓦尔那平等的佛教的蓬勃发展，瓦尔那制度受到了更大的冲击，许多规定已经不像原来那样严格了。此后的贵霜帝国和南印一些小国的统治者也崇奉佛教，尤其是贵霜帝国的统治者本身就是异族人，他们更不会大力提倡瓦尔那制度。因此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后4世纪，瓦尔那制度面临着中衰时期，虽然婆罗门编造的《摩奴法论》中仍然竭力强调瓦尔那的区别，但在现实中已经大打折扣。当然，只要印度的农村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只要印度文化没有被彻底改造或同化，瓦尔那制度就会根植在印度社会的深处，不可能消亡。

当瓦尔那制度有所松动时，另一种更严密的种姓体系——“阇提”制度却不知不觉地建立起来。阇提虽然是从瓦尔那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其立足点却和瓦尔那不同，复杂程度也远远超过瓦尔那。由于印度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原先的四大瓦尔那已经

不能满足社会分工的需要，因此从瓦尔那内部又产生了种种更小的职业集团——阇提，甚至连某个地区的某种职业者都可以组成一个阇提。社会分工明细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趋势，但阇提制度却力图将社会分工通过血缘、姻亲等关系固定下来，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必须从事同一种职业，不同职业集团之间的通婚是被禁止的。这样，虽然瓦尔那制度的大囚笼有所松动，人们却又把自己关进了阇提制度的小囚笼里，受到更严重的人身束缚和精神束缚。与瓦尔那相比，阇提的种族意义很弱，社会意义却很强，它是与印度的社会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印度的经济在孔雀帝国及其后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分工的需求强烈；另一方面，印度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各地区各阶层的交流还很少，即使在少数大城市里，各个职业集团也带着强烈的内敛倾向，所有人都希望能够有尽量稳定的职业和生活。这样，社会分工最终发展为一个个封闭的小圈子，且与原先的瓦尔那制度相辅相成。随着阇提制度的发展，婆罗门教上层也开始将它和瓦尔那制度相提并论，使其具备了一定的宗教意义。公元4世纪笈多帝国建立后，婆罗门教重新开始兴盛，后来经过6-7世纪商羯罗等人的改革，终于发展成为更成熟的印度教。自7世纪戒日帝国灭亡后，印度长期处在分裂状态，佛教逐渐失去了活力，印度教则如鱼得水，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注：笔者在《东方三大宗教的斗争和交流》一文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此时的印度教在哲学体系和教规、仪式上都已经大大改善，更容易得到从统治者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强大的统一帝国不复存在，商业急剧衰落，刹帝利、吠舍对婆罗门地位的威胁减弱了，人口流动也减少了，种姓制度的基础更加稳固了（公元7世纪玄奘法师在其《大唐西域记》中确定了“种姓制度”这个称谓，此时瓦尔那和阇提制度实际上已经融合）。婆罗门以及部分刹帝利趁机对低种姓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种姓压迫，在过去几百年中本来已经松动了的种姓差别此时又被大大强化。然而，印度（尤其是南印度）民间以宗教手段对这种强化种姓压迫的行为进行了反抗，性力派、虔诚派、林伽派等印度教非主流教派都强调种姓平等、男女平等，虽然它们不可能改变种姓压迫的现实，但也为广大底层人民提供了另一种信仰选择，使他们在种姓制度的囚笼中多少有喘息的余地。

突厥人的入侵在印度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从突厥人建立德里苏丹国起，印度主要地区一直处于突厥、阿富汗、莫卧儿穆斯林征服者的统治下，伊斯兰教对印度社会带来了全面深入的影响，但由于印度文化尤其是印度教的韧性和包容性，印度始终没有完全伊斯兰化，穆斯林在印度始终是少数。印度教及其种姓制度已经根植于印度社会的最深处，穆斯林王朝不仅不能消灭印度教，反而必须借助印度教才能有效地实行统治（注：笔者在《东方三大宗教的斗争和交流》一文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伊斯兰教“信士皆平等”的观点对印度教种姓制度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一些比较开明的印度教思想家在吸收伊斯兰教的神学和社会纲领的同时，开始反思种姓制度。但是，虽然有许多人提倡“种姓平等”，但几乎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取消种姓制度，而仅仅是希望在种姓制度内部进行改革而已。在广大农村，种姓隔离、内婚制、种姓歧视等依然非常严重。甚至伊斯兰教本身也染上了种姓制度的色彩，在印度的许多清真寺中，穆斯林都按照自己的种姓分开礼拜，各个种姓“井水不犯河水”，这种把信徒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具有强大同化力的伊斯兰文化和具有强大包容性的印度文化互相碰撞、渗透，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种姓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质疑，但其根基并未动摇，最终适应了外来的伊斯兰教。

在漫长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印度的经济在整体上仍然是落后的，在政治上也是不统一的，种姓制度依然在下层占据统治地位。许多有识之士也并没有全盘否定种姓制度，而是认识到了种姓制度对印度民族和文化的重要性。“圣雄”甘地就曾经说过：“我之所以是印度教徒，是因为我信仰种姓达摩。”1947年印度独立，印度宪法明确规定印度是“世俗主义的”共和国，印度教不是印度的国教，种姓制度（包括贱民制度）被明文废止。经过长期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目前在印度的大

城市已经基本看不到明显的种姓歧视现象；但在较为落后的广大农村，种姓制度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还没有完全解体，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很深，种姓制度的残余十分严重。可以想象，只要印度的广大农村经济文化没有彻底改观，只要印度的自然经济没有完全让位于商品经济，只要印度没有真正完成现代化进程，印度教种姓制度就不可能消亡，就将继续发挥影响。

二、种姓制度既是枷锁又是磐石

在漫长的历史上，印度经常遭到外来民族的入侵，在雅利安征服者建立种姓制度后，希腊人、塞种人、安息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先后征服过印度的一部甚至大部。印度之所以如此频繁地遭到入侵，与种姓制度不无关系；然而印度能在屡次被入侵、被征服后仍然保存自己的社会文化体系，也离不开种姓制度的功劳。种姓制度像一副枷锁，限制着印度政治经济的统一，使印度人在外敌面前无法形成凝聚力，从而一再被外族统治；但种姓制度（及其所代表的印度教文化）又是印度文化体系的一块坚固的磐石，它维护着印度民族和印度文化的存续。

在印度历史上，凡是统一帝国大都是短暂的（穆斯林的莫卧儿帝国已经是延续最长的了），其统一范围也十分有限，这固然与印度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种姓制度加强了地方离心力，不利于统一。瓦尔那制度首先把人们为四个大的等级，阇提制度又把人们分为成白上千和狭小的职业集团，在各个小集团之间缺乏交流，也缺乏凝聚力。以德里苏丹国的建立为例，当突厥人带着伊斯兰教信仰入侵北印度时，他们面对的是战乱频繁的诸多小国，以及缺乏统一组织的民众，因此很容易就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在最正统的种姓体系下，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刹帝利才可以当兵，占人口多数、一贯吃苦耐劳的吠舍、首陀罗和贱民反而都没有资格当兵，这无疑是在外敌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在高层，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及其内部本来就经常争权夺利，消耗了其力量；吠舍被排斥于统治阶级之外，缺乏反抗外敌的能力和热情；长期被压迫的首陀罗和贱民更不可能有意愿拿起武器与外敌作战。这样，只要印度教上层王公贵族被打垮，诸印度教国家就像纸糊的墙一样倒下了。但任何一个外族征服者很快就会发现，想要征服印度教国家非常简单，但想要征服印度教文化就难上加难了。印度教的力量不在于上层的政权机器，而恰恰在于基层组织和群众基础。印度的整个经济基础都是建立在种姓制度上的，基层行政体系也是以种姓为框架，如果没有种姓，政府的命令根本无法传达到如此广大的地域，也无法收税。种姓制度之于印度人，就好比教区制度之于欧洲人、宗族制度之于中国人一样，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框架，外族人需得先融入这个框架，然后才可能对印度实行统治。然而外族人融入种姓制度的框架并不是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承认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全套文化体系，将本族上层变成刹帝利，下层变成吠舍或首陀罗——也就是完成了一次形式上和精神上的民族融合。从此以后，外族征服者就被纳入了印度民族的体系，他们一样信奉印度教，一样实行印度的习俗，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生存、统治。

在站稳脚跟后，外族统治者很快就会发现，其实种姓制度自有它的妙处——首先，它从精神上和肉体上给予下层人民双重束缚，使其既不想反抗，又无力反抗；其次，它也阻止了印度人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使他们始终处在四分五裂之中，易于被控制。美中不足的是，外族统治者往往会被视为“不纯的刹帝利”，受到其他婆罗门和刹帝利的鄙视。不过他们也可以用贿赂婆罗门编造家谱的方法来证明自己与其他刹帝利一样纯净，这也促进了他们与本土贵族的融合。这样，过不了几个世代，征服者就会在宗教上、文化上、习俗上乃至血统上都与本地人融合为一体，甚至后世的历史学家也无法判断他们的祖先究竟是外来人呢，还是本地人的一支？而外来民族的下层也与本地的吠舍、首陀罗乃至贱民融合为一。

这就是印度教文化能够长期保持包容力的秘诀。

到了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时期，情况又有不同。此时的穆斯林入侵者拥有了自己的宗教——比印度教更“高级”的伊斯兰教，这种宗教不仅有强大的哲学理论，还有完备的教法学、行政学理论和经验，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印度原有的体制抗衡。穆斯林征服者不是没有想过消灭印度教，但只要他们触及印度人民的信仰基础，各个种姓就都会拿起武器还反抗，因为这不是一个政权的危机，而是整个民族、整个文化的危机。穆斯林征服者最终意识到，除非他们能彻底铲除印度旧有的基层结构，按照伊斯兰教的方式重新建立一种社会模式，否则消灭印度教就是不现实的。他们最终与印度教达成了妥协，在歧视印度教的同时宽容印度教的存在，并且依靠印度教和种姓制度作为它们统治的根基，自己则满足于只控制上层建筑。但这也在印度上层和基层之间制造了越来越深的隔膜，使得基层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这样的统一无疑是不稳固的。

事实上，德里苏丹国时期充斥着叛乱、起义和政变，莫卧儿帝国也很不太平，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乃至伊斯兰教徒的起义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帝国的崩溃。如果印度能够保持长期的和平稳定，伊斯兰教或许真的能够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改变印度的下层社会结构，使《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法和印度原有的文化融为一体，从而完成整个印度的伊斯兰化。遗憾的是，大部分穆斯林统治者并没有采取缓和矛盾、促进文化融合的策略（阿克巴等少数君主除外），而是力图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对印度教采取敌视、限制的态度，这样就动摇了自身的统治基础，也使印度教下层民众不容易接受伊斯兰教。可以想象，即使印度真的全盘伊斯兰化，种姓制度也不会消亡，而是会以另一种方式在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下去。印度教改宗的穆斯林不都保持着自己原来的种姓吗？毕竟改造利用原有的社会体系，要比从头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系容易的多。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种姓制度“枷锁”和“磐石”的双重作用更加显露无遗：它使印度民族无法一致对外，而是分为许多王公、许多亚种姓、许多小集团，即使在征服者已在家门口的时候仍然争执不休；但它也唤起了整个印度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归属感，因此当甘地为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时候，他强调自己“信仰种姓达摩”，种姓制度成为了划分印度人和殖民者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印度有60%以上的人口是低种姓，他们平时也饱受高种姓的歧视和凌辱，但在共同的敌人——西方殖民者面前，种姓制度恰恰成为了他们与高种姓一致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也是最能够将整个印度民族联系、团结起来的社会因素，它在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进程中功不可没。但是印度的有识之士也深刻认识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古老的印度需要有新的价值观、新的社会模式来达到新的胜利。持续3000年的种姓制度已经接近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印度人民先是在法律上、然后在行动中慢慢消除它的残余影响，寻求新时代的价值观。我们有理由相信，印度这个伟大的民族可以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第五篇：印度的种姓制度

印度的种姓制度

古代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和中国、埃及、巴比伦并列为东方的四大古国。但是，几千年来，印度社会的发展一直比较迟缓。这与印度存在着一个的森严的等级制度——种姓制度有着一定的关系。

公元前2000 年左右，原来居住在中亚细亚的白人陆续涌入印度河中游一带，征服了当地的大部分达罗毗荼人。入侵者自称“雅利安”，意为高贵者，以区别于皮肤黝黑的达罗毗 荼人。经过几个世纪的武力扩张，雅利安人几乎征服了整个印度。雅利安人吸收了达罗毗荼人的先进文化，由游牧转为定居的农业生活，并逐渐向奴隶社会过渡。

由于雅利安人对达罗毗荼人的征服和奴役，以及雅利安人内部的贫富分化，在雅利安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就是种姓制度。“种姓”一词在印度的梵文中叫“瓦尔那”，就是颜色或品质的意思。因此种姓制度又叫瓦尔那制度。

在种姓制度下，古代印度人被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婆罗门是祭司贵族。它主要掌握神权，占卜祸福，垄断文化和报道农时季节，在社会中地位是最高的。

刹帝利是雅利安人的军事贵族，包括国王以下的各级官吏，掌握国家的除神权之外的一切权力。

吠舍是古代印度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也就是雅利安人的中下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

首陀罗是指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和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实际上处于奴隶的地位。

各个种姓职业世袭，互不通婚，以保持严格的界限。不同种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被看成是贱民，或叫不可接触者，贱民不包括在四个种姓之内，最受鄙视。

四 个等级在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摩奴法典》规定，刹帝利辱骂了婆罗门，要罚款１００帕那（银钱单位）。如果是吠舍骂了，就要罚款１５０到２００帕那。要是 首陀罗骂了，就要用滚烫的油灌入他的口中和耳中。相反，如果婆罗门侮辱刹帝利，只罚款５０帕那；侮辱吠舍，罚款２５帕那；侮辱首陀罗罚款１２帕那。高级种 姓的人如果杀死了一个首陀罗，仅用牲畜抵偿，或者简单地净一次身就行了。

《摩奴法典》还对各个种姓的衣食住行都作了烦琐的规定。比如规定不同种姓的人不能在呆在同一个房间里，不能同桌吃饭，不能同饮一口井里的水。不同种姓的人严格禁止通婚，以便使种姓的划分永久化，否则就被开除出种姓。被 开除出种姓的人也成为贱民。贱民只能居住村外，不可与婆罗门接触，只能从事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职业，如抬死尸，清除粪便等。走在路上，贱民要佩带特殊的标 记，口中要不断发出特殊的声音，或敲击某种器物，以提示高级种

姓的人及时躲避。婆罗门如果接触了贱民，则认为是一件倒霉的事，回去之后要举行净身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