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中的南京

第一篇：唐诗宋词中的南京

唐诗宋词中的南京

唐宋并称，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的首都是长安（今西安），宋代的首都是汴京（今开封）。政权北移，南京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唐诗宋词中的南京就带有感伤意味。A刘禹锡虽然留下了《金陵五题》，但其实他从来没有到过南京，诗纯粹是通过他的想象写成的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和白居易齐名。在刘禹锡生活的时代，唐朝经历过安史之乱，开始走下坡路，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跟李白等人所生活的盛唐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心态也投射到刘禹锡的作品当中。有意思的是，刘禹锡虽然留下了《金陵五题》，但其实他从来没有到过南京，诗纯粹是通过他的想象写成的。他在序言里就提到了这组诗的创作背景，当时人的评价，以及他本人的自负之情。

“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安徽和县）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you）尔生思，欻（xu）然有得。他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耳。”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

石头城是孙权建造的。南京是六朝古都，“六朝”指东吴、东晋以及宋、齐、梁、陈；南京也是十朝都会，“十朝”除了刚才所说的“六朝”，还有南唐、明朝、太平天国、民国。无论数六朝还是十朝，其开端都是孙权建立的东吴。孙权曾在石头城屯兵，是长江边的军事要塞。南京人对这首诗感到格外亲切，因为除了石头城之外，它还提到了淮水，也就是秦淮河。“山围故国周遭在”，这里的“山”就是今天的清凉山以及国防园，“故国”是指石头城的老城墙；“潮打空城寂寞回”，“空”字耐人寻味，石头城曾经是军队驻扎的地方，是人群密集的，如今却空空荡荡，“寂寞”二字奠定了整组诗寂寞、冷清的基调。“女墙”是指城墙上凸起的城垛。三四句中出现了一个意象，“月”，是用亘古不变的月亮来反衬朝代的短暂，这种写法在唐诗宋词中比比皆是，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有“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唐诗宋词中，凡后来吟咏南京的，多不能超越刘禹锡的《石头城》，而往往使用这首作品中的一些意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乌衣巷也跟孙权有关，孙权的军队生活在这里，因为军服是黑色的，所以取名为乌衣巷。朱雀桥也是东吴时期的名胜，位于南京城南。在古代，朱雀一般指城南，玄武一般指城北。当年的朱雀桥应该是车水马龙、红尘滚滚的，但刘禹锡时代的朱雀桥已经野草丛生，“夕阳”也营造了苍凉的气氛。“旧时王谢堂前燕”，“王”指王导，“谢”指谢安，都是东晋的望族。《乌衣巷》与《石头城》中都有“旧时”一词，充满了今非昔比的感叹。《石头城》是总写，《乌衣巷》侧重于通过王侯将相的变化来折射南京的变化。从艺术成就来看，组诗中《乌衣巷》和《石头城》是最高的。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台城》

相比于这首《台城》，韦庄的《台城》更为人所熟悉，受他影响，后人一般认为台城位于玄武湖边，但另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作为六朝时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后宫禁城，台城位于都城中部略偏东北，在今天的东南大学附近。台城以内是皇帝所居住的地方，这首诗是以皇家角度写南京变化的。当时南京是豪华的地方，而豪华中的豪华首推皇家的台城；六代豪奢最典型的要推陈后主，陈后主曾在台城内建了三座阁楼，结绮阁、临春阁、望仙阁，极其奢华。“后庭花”全称“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创作的一首宫体诗，这首诗里有一些不祥之象，如“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充满了亡国之音。

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jiong）。高坐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生公讲堂》 第四首作品是从僧人的角度展开的。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很多朝代都是崇尚佛教的，东晋有一个著名僧人叫竺道生，是鸠摩罗什的门徒之一，据说他演说佛法时连无知的顽石都会点头表示认可。竺道生在南京说过法，门庭若市，而今当年说法的地方已经空荡得连夜里都不用关门了，蒲团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只有一轮明月静静地映照在庭院中。

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池台竹树三亩馀，至今人道江家宅。——《江令宅》

第五首作品是从文人的角度展开的。“江令”是南朝时期南京一个有名的文人，叫江总，他曾担任过尚书令，历史上称为江令。他早年在南朝陈后主手下做官，以文词出众，后来出使北朝被扣留，陈朝灭亡之后才回归南京故里，江总当年的房屋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池水、楼台、院子中的竹子和树木都还在。B杜牧的《江南春》、《泊秦淮》，李商隐的《咏史》，韦庄的《台城》，都是写南京的名篇

杜牧是晚唐诗人，曾在扬州、南京一带生活过，对南京有具体的感性认识和历史知识，他留下两首作品与南京有关。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鸡鸣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朝时期，当时梁武帝曾经舍身同泰寺，也就是鸡鸣寺的前身。南朝时的南京，城里城外兴建了很多佛教寺庙，到了唐朝时，很多寺庙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香火繁华。《江南春》既有航拍式的视野，又有聚焦式的特写，色彩亮丽与烟雨迷蒙相结合，现实风光与不露声色的讽古相结合。杜牧所生活的时代，皇帝也崇尚佛教，有很多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之举，杜牧表面上讽刺南朝，实际上也有借古喻今之意。《泊秦淮》开篇就营造了冷清凄迷的氛围，三四句把商女的无知与诗人的有情相对比，更助长了诗人内心的落寞。“商女”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歌女，“商”指“宫商角徵羽”，作音律解；第二种是指在江面上来往做生意的商家女子。

另一位与杜牧齐名的诗人李商隐，和南京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疏远，但他也有好几首作品跟南京的地名、历史有关。如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蟠？ ——李商隐《咏史》

北湖就是玄武湖，玄武湖水面开阔，南朝时是操练水军的地方，“埭”指水闸。诗人看着漫漫湖面，思维跳跃到数百年前，这里曾经竖起高高的降旗，“三百年间”大致是指从东吴到陈，期间政权频繁更迭，好像一场梦，“钟山龙蟠”本是南京的骄傲，诗人在这里却做了一篇翻案文章，认为地利不如人和。“一片降旗百尺竿”让人联想起刘禹锡的一句诗。刘禹锡最擅长怀古诗，他的《西塞山怀古》有“王濬（jun）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益州即成都，在长江上游，西晋和东吴的军队曾在西塞山交锋，东吴为防止西晋王濬的船只顺流而下，就用铁锁把江面封锁起来，八尺为一寻，铁链很长，但西晋军队浇油放火，硬生生烧断了铁链，船队势若破竹兵临城下，东吴只好在城上竖起降旗。最后要介绍的是韦庄的《台城》：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韦庄《台城》

韦庄是晚唐诗人，经历坎坷，黄巢起义后韦庄流落到了南京，登临台城时产生了怀古之幽情。细雨飘洒在江面上，江边杂草丛生，是一幅迷离、破败的景象；“空”有徒劳之意，用鸟的无情来反衬诗人的有情。鸟无情，台城的柳树更无情，南京历史上曾经遍植柳树，一直到了唐朝，台城柳树依然如烟似雾，笼罩着十里长堤，而这时台城里的朝代早已化为乌有，这里同样是用柳树的无情来反衬人的有情，用柳树的永恒来反衬朝代的短暂。这首作品虚实相间，充满了感伤。

C 跟南京关系最密切的唐代诗人是李白，宋代诗人当推王安石

下面介绍几位与南京关系密切的名家。唐代跟南京关系最密切的诗人是李白。李白晚年时浪迹江湖，曾长期漂泊在安徽、南京一带。南京很多古地名跟李白的作品有关，如白鹭洲、凤凰台、长干里、劳劳亭等。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今天南京有很多地名与凤凰台有关，这首作品很明显受到崔颢《黄鹤楼》的影响。“自”是用长江的永恒来反衬人事的变化；“吴”是东吴，“晋”是东晋，“衣冠”指士大夫；“三山”是长江边的三座小山，三山街与之有关。李白被唐玄宗流放出了都城长安，他把原因归结为皇帝身边有奸佞进谗言，是浮云遮蔽了太阳，奸臣蛊惑了皇帝，所以自己才会到金陵，而长安是视野无法到达的地方，不由让人暗自愁生。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李白《长干行》 这首诗是用女性口吻来写的，“剧”是做游戏的意思。长干桥是南唐出现的，但“长干”这个地名在唐朝已有，当时秦淮河两边聚集了很多商人，他们聚居的地方叫“长干里”。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李白《劳劳亭》

“劳劳亭”这个地方已经不存在了，位置大约在今天江宁一带，“劳劳”是挥手分别的意思。李白写南京有关的诗，从总体看也是有些伤感之情的，跟李白作品中一贯的豪迈有点不同。

最后再提一下李煜和王安石。南唐后主李煜的对手是宋太祖赵匡胤，李煜成为亡国之君，被软禁在北宋首都汴京，经常想起南京的风花雪月、车水马龙，他有一组作品叫《望江南》，这里的江南指的就是南京。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李煜《望江南》

宋代跟南京关系最密切的诗人当推王安石。王安石年轻时曾追随其父在南京生活，也曾在南京做过官，后来他被罢相后，又回到南京，直到去世，晚年留下很多与南京有关的作品，如《桂枝香》，是王安石流传不多的词之一。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王安石《桂枝香》

很难把唐诗宋词中的南京一网打尽，我只能通过介绍一些名作，以点带面，勾勒出一个比较粗浅的轮廓，唐宋文人对于南京的认识、印象可见一斑。【人物简介】

俞香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闻传媒语言规范化研究”、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闻低俗化问题研究”。参与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花卉题材文学与花卉审美文化研究”，致力于花木审美文化研究。出版专著《传媒·语言·社会》（新华出版社，2005年）、《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核心观点】

●唐宋并称，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的首都是长安（今西安），宋代的首都是汴京（今开封）。政权北移，南京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唐诗宋词中的南京就带有感伤意味。A刘禹锡虽然留下了《金陵五题》，但其实他从来没有到过南京，诗纯粹是通过他的想象写成的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和白居易齐名。在刘禹锡生活的时代，唐朝经历过安史之乱，开始走下坡路，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跟李白等人所生活的盛唐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心态也投射到刘禹锡的作品当中。有意思的是，刘禹锡虽然留下了《金陵五题》，但其实他从来没有到过南京，诗纯粹是通过他的想象写成的。他在序言里就提到了这组诗的创作背景，当时人的评价，以及他本人的自负之情。

“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安徽和县）守，跂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you）尔生思，欻（xu）然有得。他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耳。”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 石头城是孙权建造的。南京是六朝古都，“六朝”指东吴、东晋以及宋、齐、梁、陈；南京也是十朝都会，“十朝”除了刚才所说的“六朝”，还有南唐、明朝、太平天国、民国。无论数六朝还是十朝，其开端都是孙权建立的东吴。孙权曾在石头城屯兵，是长江边的军事要塞。南京人对这首诗感到格外亲切，因为除了石头城之外，它还提到了淮水，也就是秦淮河。“山围故国周遭在”，这里的“山”就是今天的清凉山以及国防园，“故国”是指石头城的老城墙；“潮打空城寂寞回”，“空”字耐人寻味，石头城曾经是军队驻扎的地方，是人群密集的，如今却空空荡荡，“寂寞”二字奠定了整组诗寂寞、冷清的基调。“女墙”是指城墙上凸起的城垛。三四句中出现了一个意象，“月”，是用亘古不变的月亮来反衬朝代的短暂，这种写法在唐诗宋词中比比皆是，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有“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唐诗宋词中，凡后来吟咏南京的，多不能超越刘禹锡的《石头城》，而往往使用这首作品中的一些意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乌衣巷也跟孙权有关，孙权的军队生活在这里，因为军服是黑色的，所以取名为乌衣巷。朱雀桥也是东吴时期的名胜，位于南京城南。在古代，朱雀一般指城南，玄武一般指城北。当年的朱雀桥应该是车水马龙、红尘滚滚的，但刘禹锡时代的朱雀桥已经野草丛生，“夕阳”也营造了苍凉的气氛。“旧时王谢堂前燕”，“王”指王导，“谢”指谢安，都是东晋的望族。《乌衣巷》与《石头城》中都有“旧时”一词，充满了今非昔比的感叹。《石头城》是总写，《乌衣巷》侧重于通过王侯将相的变化来折射南京的变化。从艺术成就来看，组诗中《乌衣巷》和《石头城》是最高的。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台城》

相比于这首《台城》，韦庄的《台城》更为人所熟悉，受他影响，后人一般认为台城位于玄武湖边，但另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作为六朝时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后宫禁城，台城位于都城中部略偏东北，在今天的东南大学附近。台城以内是皇帝所居住的地方，这首诗是以皇家角度写南京变化的。当时南京是豪华的地方，而豪华中的豪华首推皇家的台城；六代豪奢最典型的要推陈后主，陈后主曾在台城内建了三座阁楼，结绮阁、临春阁、望仙阁，极其奢华。“后庭花”全称“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创作的一首宫体诗，这首诗里有一些不祥之象，如“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充满了亡国之音。

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jiong）。高坐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生公讲堂》 第四首作品是从僧人的角度展开的。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很多朝代都是崇尚佛教的，东晋有一个著名僧人叫竺道生，是鸠摩罗什的门徒之一，据说他演说佛法时连无知的顽石都会点头表示认可。竺道生在南京说过法，门庭若市，而今当年说法的地方已经空荡得连夜里都不用关门了，蒲团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只有一轮明月静静地映照在庭院中。

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池台竹树三亩馀，至今人道江家宅。——《江令宅》

第五首作品是从文人的角度展开的。“江令”是南朝时期南京一个有名的文人，叫江总，他曾担任过尚书令，历史上称为江令。他早年在南朝陈后主手下做官，以文词出众，后来出使北朝被扣留，陈朝灭亡之后才回归南京故里，江总当年的房屋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池水、楼台、院子中的竹子和树木都还在。B杜牧的《江南春》、《泊秦淮》，李商隐的《咏史》，韦庄的《台城》，都是写南京的名篇

杜牧是晚唐诗人，曾在扬州、南京一带生活过，对南京有具体的感性认识和历史知识，他留下两首作品与南京有关。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鸡鸣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朝时期，当时梁武帝曾经舍身同泰寺，也就是鸡鸣寺的前身。南朝时的南京，城里城外兴建了很多佛教寺庙，到了唐朝时，很多寺庙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香火繁华。《江南春》既有航拍式的视野，又有聚焦式的特写，色彩亮丽与烟雨迷蒙相结合，现实风光与不露声色的讽古相结合。杜牧所生活的时代，皇帝也崇尚佛教，有很多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之举，杜牧表面上讽刺南朝，实际上也有借古喻今之意。《泊秦淮》开篇就营造了冷清凄迷的氛围，三四句把商女的无知与诗人的有情相对比，更助长了诗人内心的落寞。“商女”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歌女，“商”指“宫商角徵羽”，作音律解；第二种是指在江面上来往做生意的商家女子。

另一位与杜牧齐名的诗人李商隐，和南京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疏远，但他也有好几首作品跟南京的地名、历史有关。如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蟠？ ——李商隐《咏史》

北湖就是玄武湖，玄武湖水面开阔，南朝时是操练水军的地方，“埭”指水闸。诗人看着漫漫湖面，思维跳跃到数百年前，这里曾经竖起高高的降旗，“三百年间”大致是指从东吴到陈，期间政权频繁更迭，好像一场梦，“钟山龙蟠”本是南京的骄傲，诗人在这里却做了一篇翻案文章，认为地利不如人和。“一片降旗百尺竿”让人联想起刘禹锡的一句诗。刘禹锡最擅长怀古诗，他的《西塞山怀古》有“王濬（jun）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益州即成都，在长江上游，西晋和东吴的军队曾在西塞山交锋，东吴为防止西晋王濬的船只顺流而下，就用铁锁把江面封锁起来，八尺为一寻，铁链很长，但西晋军队浇油放火，硬生生烧断了铁链，船队势若破竹兵临城下，东吴只好在城上竖起降旗。最后要介绍的是韦庄的《台城》：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韦庄《台城》

韦庄是晚唐诗人，经历坎坷，黄巢起义后韦庄流落到了南京，登临台城时产生了怀古之幽情。细雨飘洒在江面上，江边杂草丛生，是一幅迷离、破败的景象；“空”有徒劳之意，用鸟的无情来反衬诗人的有情。鸟无情，台城的柳树更无情，南京历史上曾经遍植柳树，一直到了唐朝，台城柳树依然如烟似雾，笼罩着十里长堤，而这时台城里的朝代早已化为乌有，这里同样是用柳树的无情来反衬人的有情，用柳树的永恒来反衬朝代的短暂。这首作品虚实相间，充满了感伤。

C 跟南京关系最密切的唐代诗人是李白，宋代诗人当推王安石

下面介绍几位与南京关系密切的名家。唐代跟南京关系最密切的诗人是李白。李白晚年时浪迹江湖，曾长期漂泊在安徽、南京一带。南京很多古地名跟李白的作品有关，如白鹭洲、凤凰台、长干里、劳劳亭等。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今天南京有很多地名与凤凰台有关，这首作品很明显受到崔颢《黄鹤楼》的影响。“自”是用长江的永恒来反衬人事的变化；“吴”是东吴，“晋”是东晋，“衣冠”指士大夫；“三山”是长江边的三座小山，三山街与之有关。李白被唐玄宗流放出了都城长安，他把原因归结为皇帝身边有奸佞进谗言，是浮云遮蔽了太阳，奸臣蛊惑了皇帝，所以自己才会到金陵，而长安是视野无法到达的地方，不由让人暗自愁生。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李白《长干行》 这首诗是用女性口吻来写的，“剧”是做游戏的意思。长干桥是南唐出现的，但“长干”这个地名在唐朝已有，当时秦淮河两边聚集了很多商人，他们聚居的地方叫“长干里”。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李白《劳劳亭》

“劳劳亭”这个地方已经不存在了，位置大约在今天江宁一带，“劳劳”是挥手分别的意思。李白写南京有关的诗，从总体看也是有些伤感之情的，跟李白作品中一贯的豪迈有点不同。

最后再提一下李煜和王安石。南唐后主李煜的对手是宋太祖赵匡胤，李煜成为亡国之君，被软禁在北宋首都汴京，经常想起南京的风花雪月、车水马龙，他有一组作品叫《望江南》，这里的江南指的就是南京。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李煜《望江南》

宋代跟南京关系最密切的诗人当推王安石。王安石年轻时曾追随其父在南京生活，也曾在南京做过官，后来他被罢相后，又回到南京，直到去世，晚年留下很多与南京有关的作品，如《桂枝香》，是王安石流传不多的词之一。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王安石《桂枝香》

很难把唐诗宋词中的南京一网打尽，我只能通过介绍一些名作，以点带面，勾勒出一个比较粗浅的轮廓，唐宋文人对于南京的认识、印象可见一斑。【人物简介】

俞香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闻传媒语言规范化研究”、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闻低俗化问题研究”。参与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花卉题材文学与花卉审美文化研究”，致力于花木审美文化研究。出版专著《传媒·语言·社会》（新华出版社，2005年）、《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第二篇：唐诗宋词中的月亮

唐诗宋词中的月亮

“月到中秋分外明”，明月是中秋节的灵魂。月圆人也圆，明月寄托着人们渴望亲人团聚，万家团圆的美好期待和向往。正所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轮明月从海

上升起，远在天涯的亲人此时一定和自己一样在仰望着它，在将情思投向它。而将这层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无疑首推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转

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词人以空灵活泼的笔触，紧紧围绕中秋之月展

开描写、抒情和议论，将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与月夜美景糅合起来，描绘了一幅神奇瑰丽的艺术画面，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精神。从天上与人间、月与人、空间与时间这些相 联系的范畴进行思考，把自己对兄弟的感情，升华到探索人生乐观与不幸的哲理高度，表达了作者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对生活的美好祝愿、无限热爱。

但明月不止在中秋节担任主角，它还构成秋天的神韵和灵气。“春花秋月”并举，代表着四季中最美好的景物。秋因月而生辉，景因月而增色，明月成了秋天诗情画意中的 “点睛之笔”。但明月又不仅仅属于秋天，古往今来，明月一直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和厚爱。咏月诗词长盛不衰，代有名篇。在这些诗人笔下，明月千姿百态，气象万千。不仅 有春月、夏月、秋月、冬月的不同，还有弦月、残月、圆月的变化，以及山月、江月、湖月、海月的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明月在诗人笔下不再是客观的景物，而赋予了浓厚的主观色彩，打上了诗人强烈的感情印记。

明月是乡愁的驿站，月光中盛满了浓浓的乡情，大诗人李白的“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千古浩叹曾经触动过无数游子的神经。“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孟浩然更让月生出了与众不同的清辉。“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在建德的那个晚上，船靠岸的当儿，他极目所见的是高高的、有些遥远的灰色的天空，在空旷的野地里，树低低地像诉说着夜的语言。当一切都变得朦胧时，只有明月清清亮亮地洒下光辉，静静地铺成了一江月色，藏在内心深处的那羁旅之思于是一点点揉碎，散在水里，溶开了。也只有这一轮月，才这么亲切，才这么触手可及！

月，就这么不经意间染上浓浓的愁绪，把夜笼得有些凄清。不仅仅是作客他乡的无奈，也有对人生的前路的失意，彷徨。它们淤积在心中，顶多也只是酒浇的块垒，一轮月的 渲染，一切便不同了。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科举考试中，张继落榜了，倒睡在归家途中的客船上，面对漆黑的夜和刚刚沉下去的又像在逃避的月，他辗转难眠，尽管四周非常安 静，唯有江枫、渔火而已。兴许，月也不忍见到这么颓废的张继，暗自伤叹一隅。夜深了，月更沉默了，只听得寒山寺里钟声一波一波传入耳鼓，像敲打着诗人脆弱的心。没有 了辉煌的未来，没有了自豪的壮气，躺下的志气也被黑夜吞噬了。这深刻的失落，这铭心的万分感慨，都由这黑夜、这孤月翻出了新意。

但明月不仅是情的象征，还是美的化身，明月代表着优美，与太阳的阳刚之美相对。“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词人以月喻江南女子的美，收到人与月交辉的效果。明月 还是崇高圣洁的象征，代表着伟大崇高的人格。李白在“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中，即以明月代指友人，称赞友人品行的高洁。

更多的时候，月夜作为一种美好的氛围、意境，激发着诗人的遐思和诗兴，诗人借月传情，借月抒怀，诸如“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 箫”；“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沙上并禽池上瞑，云破月来花弄影”之类。

而明月作为一种永恒的事物，在怀古诗词里，更与人生的短暂形成鲜明对比。“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发散着思古之幽情。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推张若虚的《春 江花月夜》。它将游子思妇的哀愁置于春江花月夜的背景中，用“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样的良辰美景来反衬相思离愁的痛苦，用江月的永恒来与人生的短暂作 对比，表达出对生命、青春和美好年华的珍惜，境界开阔。全诗围绕春、江、花、月和夜这五种事物展开，而月则是中心，从月之初升开始，写了月下的江水、花洲和思妇的情 怀，最后以月落作结，抒发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人生感慨。诗人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技巧和视角，营造出一个五光 十色、绚丽多姿的艺术世界。闻一多称赞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中的顶峰”。

第三篇：唐诗宋词中的民生问题

【摘要】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掠夺，使得百姓生活举步维艰。广大民众为维护其基本的生存权与统治阶级进行过生死博弈，但新王朝不但承袭了旧王朝的各种规章制度，而且往往对广大农民实施着残酷的封建剥削，民不聊生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一种常态。

【关键词】中国古代 民生 历史状况

民生的基本内涵

中国民生思想源远流长，萌于西周，成于春秋，盛于明清。“民生”语出《左传·宣公十三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意为人民只有勤于劳作，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人民的生命才有保障，其要义是满足人民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尚书·五子之歌》所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视“裕民”为仁政：“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①荀子提出“下富则上富”的哲学命题：“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②《国语·楚语上》警示：“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不难看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先贤无不把重视民生视为经世治国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民生的历史状况

自有人类，衣食住行就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物质生产不丰富，民生问题的内容也相对简单，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大家如何团结起来保证生命安全、共同劳动以获取食物和保证食物共享。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掠夺，使得百姓的生活举步维艰。统治阶级围绕土地，对赋税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和变化。

安史之乱是唐朝重要的历史事件，杜甫以自己的诗作，见证着历史的真相。“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为了躲避战乱，杜甫远走他乡，受尽熬煎。安史之乱的叛军曾将杜甫虏获，在目睹长安沦陷“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萧条景象后，杜甫依然竭忠于大唐朝廷，始终不忘国家命运，期望天下太平，并非总是演绎“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的民生影像。杜甫由于战乱所迫颠沛流离，后来落脚成都，在亲友的帮助下，总算有了自己一间可以遮风避雨的草堂。翌年夏天，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痛苦的生活体验使得杜甫迸发出对于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并对与己一样的天下苍生未来产生美好的想象，“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从悲惨的自己推及天下寒士，将生活不如意的愤懑，升华为忧国忧民的情感，从而展现出杜甫胸怀天下关心民生的博大胸襟和远大理想。当平复安史之乱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一扫战乱之苦的阴霾，重新拾起回归长安开始新生活的希望。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官僚花天酒地、百姓食不果腹的人间苦难，是对封建时代制度吃人的强烈控诉。杜甫个人的不幸遭遇，并未使其两耳不闻窗外事，相反，对于当时发生的安史之乱极其关注，很多的诗作都是围绕安史之乱带给百姓的无穷灾难，以及百姓忍辱负重参军作战的爱国行为而写，其中最著名便是“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新安“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石壕“一男附书至，两男新战死”，潼关“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安道”，无不是战争对民生的极度摧残；“暮婚晨告别”，“席不暖君床”，以至于“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新婚别，“生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甚而于“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的无家别，“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并且还“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的垂老别，“满目悲生事”，数不完的生死别离，感不尽的民生沧桑。

如果战争尚属人祸的话，干旱当属天灾。面对大旱之灾，杜甫《夏日叹》“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谐”，《夏夜叹》“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盛世繁华难掩天灾之年百姓的艰难生计，字里行间彰显悲天悯人的民生情怀。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中唐诗人李绅，他写了两首《悯农》诗，“悯农”就是怜悯农民的意思。诗很简短：“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民在地里锄禾苗，盛夏之际，赤日炎炎，农民的汗水一滴一滴地流到禾苗根部的泥土里。谁知道我们盘中的米饭，每一粒都是用农民的千辛万苦才换来的啊！另一首具有类似功能的唐诗，是晚唐诗人聂夷中的《伤田家》，也是同情农民的。它本来有八句话，前面四句是：“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是说农民太贫穷了，捉襟见肘，只好寅吃卯粮。后面的四句是写的什么：“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诗人，也就是晚唐的聂夷中，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皇帝身上，希望君主关注社会上的穷苦百姓，希望皇帝出面来解决百姓的生计问题。诗人没有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即使拿到今天的社会来，后面四句诗也依然有意义。当然我们今天希望的对象不是君主，而是社会上比较强势的人群，就是公务员、企业老板、新闻媒体的大腕等等富裕的人，有权力的人。你们的目光不要光盯着香车宝马，盯着豪华的宴席，你们应该多看看社会的弱势群体，多看看贫穷落后的农村，看看城市里那些贫困的角落。也就是说，今天的强势人群也应该让自己的心变成一根根光明的蜡烛，也应该“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总而言之，唐诗中描写民生疾苦的诗篇，有很多都非常优秀。尽管唐代诗人所揭露的那些具体的内容，像安史之乱，早已成为历史了，有些现象也许永远不会重现了，但是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会有它本身的问题或弊病，都需要诗人或其他有心人来予以揭露，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唐代诗人针对民生疾苦所提出的解决方法也许是迂腐不切实际的，但是他们通过这类主题所传达出来的仁爱精神，那种关注社会上的穷苦人群，同情社会上的不幸人群的精神，却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民生疾苦主题的唐诗，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其中蕴涵的仁爱精神。

作为一代诗歌，宋诗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思想内容看，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方面都有所扩展，但又缺乏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昂扬的精神；而在抒发民族斗争中的爱国忧国的情绪上，又比唐诗炽热和深切。这是由时代的条件决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几个统一王朝来，是中央集权最为集中的朝代。这一方面对巩固宋朝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军权集中带来了宋朝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削弱，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财权集中又刺激了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享乐。所以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正是在积贫积弱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来倡导“变法”，改革弊政，形成了变法运动。王安石就是杰出的代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会黑暗和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倾向，都和这种社会政治情况有关，跟变法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梅尧臣《汝坟贫女》、《田家语》；欧阳修《食糟民》、《边户》；王安石《兼并》、《省兵》；苏轼《荔支叹》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变法运动只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缺乏远大的政治前途一样，在宋诗中也缺乏唐诗中积极昂扬的政治进取精神，往往悲慨多于壮歌。这是一。其次，宋朝从开国之初直到灭亡，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不断侵扰和威胁之中，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缺乏抵御力量的软弱王朝。宋王朝对他们一再割地求和、输币纳绢、称臣称侄。但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官员，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是不能忍受这种受侮辱、被奴役的处境的，他们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因此宋代诗歌中（包括词）所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就越来越显得突出。宋初路振《伐棘篇》对国耻国难的慨叹，苏舜钦《庆州败》对败于西夏的“羞辱中国堪伤悲”，苏轼《祭常山回小猎》、《和子由苦寒见寄》等所表达的“与虏试周旋”的决心，都是例证。而在北宋灭亡以后，更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伟大诗人陆游正是在南郑戎马生活中找到了创作的生命，为苦难的祖国歌唱了一生；在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林景熙、郑思肖、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增添了最后的光彩。这是唐诗中所没有的。整个封建时代，也或多或少地出现过统治者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现象。在封建制度下，农民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少量的生产生活资料，但是这远不能满足农民阶级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农民阶级需要依靠租种地主阶级的土地来维持生计，这样，封建社会的民生问题出现了，就是解决减租和农民吃饭的问题。在建朝之初，统治阶级对农民基本都是执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策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农民安居乐业，出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太平景象。但是大多数时期，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一样，他们最关心的是从农民身上如何榨取更多的血汗。唐朝杨炎提出的两税法、宋朝王安石变法等政策的调整，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当时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和谐，实属难能可贵。但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关系下，解决农民耕者有其田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减租也是不可能的，相反是增租和苛捐杂税，给广大农民造成极大痛苦。民生希望彻底破产的时候，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在万般无奈之下被“逼上梁山”，演绎了不知多少次波澜壮阔的起义。尤其是两宋时期的“均贫富”和明末时期的“均田免粮”等农民起义的口号，都直接表达了农民阶级渴望获得土地和改善民生的要求。农民起义虽被镇压了，但新王朝的统治阶级又重新卷入了封建制度的漩涡。每个新王朝不但承袭了旧王朝的各种规章制度，而且往往变得更加专制。

结 语

通过翻检历史典籍，我们发现民生问题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很少受到过统治者真正的重视，无论是封建盛世和还是农民起义都无法改变封建制度的本质，也就无法彻底解决封建时代的民生问题。

第四篇：唐诗宋词

课程名称：唐诗宋词 班级： 学号： 姓名： 论文：

1.列举本学期所学通识教育讲座的5个专题的题目 ①：《百家讲坛》苏轼之初出茅庐 ②：《百家讲坛》苏轼之天伦之乐 ③：《百家讲坛》苏轼之手足之情 ④：《百家讲坛》苏轼之东山再起 ⑤：《百家讲坛》之陆游是否变节之谜

2.叙述某个专题的具体内容，并谈谈个人的心得体会。答：

具体内容：

《百家讲坛》 苏轼之手足之情 唐宋八大家中有苏轼父子苏洵、苏轼和苏辙，民间更有诸多传言苏轼还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妹妹苏小妹，关于苏小妹巧妙填词等的趣闻。这节课从历史事实上证明的苏小妹只是民间杜撰出来的一种美好的假想，而真正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的亲生兄弟苏辙，苏轼的弟弟苏辙比苏轼小3岁，兄弟间的情谊非常深，千古名篇《水调歌头·中秋》就是苏轼想念弟弟不得相见而写下的。至于《醒世恒言》中苏轼的妹妹苏小妹，历史上并没有这个人物，因为后人太喜欢苏轼了，想象他应该有个和他一样有才学的妹妹。至于他和苏轼学生秦观的爱情也就无从谈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首千古有名的表达手足情深的词。心得体会：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两宋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艺全才，诗，词，散文以至书法，绘画等都有极高成就。无论是诗词还是散文，都表现出题材广泛，思想深刻，境界高远笔力遒劲的特点，在当时及对后世都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百家讲坛》苏轼之手足情深的观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代大文豪的深深手足之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千里共婵娟。”最是千古名句，用来寄托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它的序中写到：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从熙宁四年（1071），到写本篇止，外任整整五年，与胞弟苏辙也整整五年未见。苏轼原任杭州通判，因苏辙在济南掌书记，特地请求北徙，来密州任职，然而，济南与密州相距并不算

远，却也因各自疲于官事而五年未不得相见，本篇正是表现这种手足相念之情。在抒写手足情深的同时，词人不能不想到，兄弟二人都是由于与变法派相左而出为地方官，并备受冷遇的，不能不想到仕途险恶。所以“大醉”遣怀，表现出世与入世，隐退与仕进的矛盾心情，才是本篇的主旨所在。

“苏门三学士”中的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在27岁那年才开始发奋读书做学问，为苏轼、苏辙兄弟做表率。“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苏洵刻苦学习的动人事迹，被写进《三字经》，激励后世。

苏轼、苏辙就是在苏洵言传身教之下，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良好的学习氛围是成就“苏门三学士”的不二法宝。苏轼十分疼爱弟弟，有一块糖他总是塞到弟弟嘴里，有两块他也不肯吃，全留给弟弟。看着弟弟开心，苏东坡笑在脸上甜在心里。

学习是枯燥的，当它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学习也是快乐的。多年父子成朋友，一起读书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清风明月之际，父子三人对月抒怀不亦乐乎，一边享受天伦之乐，一边巩固学习成果。

北宋嘉年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两个翩翩美少年从老家四川挺进中原开封，哥俩在那年科举中一鸣惊人。北宋文坛大家欧阳修十分推崇苏轼，宰相韩琦则喜欢苏洵的老道，力荐苏洵出山，苏洵推说多病。苏轼天资绝伦，是一轮冉冉升起的明月。苏辙知道月亮只有一个，尽管自己也可以发光，但只能是一颗星星。苏辙淡泊名利，把更多的精力用来照顾多病的父亲，膝下承欢尽孝，为苏轼免除后顾之忧。

苏轼是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全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的词开豪放先河，大手笔大写意，一泻千里。他是北宋顶尖级的书法家之一，他的墨竹遒劲挺拔，呼之欲出。他为人正直，敢说敢为。为官清正廉洁，杭州西湖的苏堤是他被贬后修建的“民心工程”。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挨刀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作恶多端，一种是作秀到了顶峰。无以匹敌的艺术成就，文人自身的狂狷和不肯苟同，让一些人无法遏制心中的羡慕、嫉妒化作有形无形的力量，把他像线偶一样提捏着。起落之间，让他受尽坎坷磨难。但苏轼依然从容淡定，竹杖芒鞋，笑对风雨人生。

对于苏轼来说，最大的打击是“乌台诗案”，他被关进开封监狱。一直沉默的苏辙站了出来，上书皇帝要求自己效法缇萦，替哥哥坐牢。奔走呼号未果，他烹制鲜美的鱼到狱中送饭。耳目繁杂，不通音讯，苏轼不知道这顿饭是苏辙送的，见到鱼大惊，继而万念俱灰。因为他和妻子约定，如果事态平静就一直送些简单的蔬菜和米饭果腹，如果事态恶化，就送鱼告知。

苏轼以为自己不会有出头之日了，他写了一首诗《狱中示子由》:“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绝望之际，能够托付的只有苏辙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天上人间，悲欢离合，我们共有一轮月亮。

苏轼苏辙兄弟的手足情深由此体现的淋漓尽致，也堪称后世我们所推崇的一种经典。即

使后来兄弟二人各自遇难，也互相忘不了同胞的那种骨肉深情。现在的社会，很多家庭一般都是独生子女，恐怕已经很难体会到那种不是父母却跟你最亲近的年龄相仿的知心亲情了吧。索性我们还有那些陪着我们一起成长见证者彼此的伙伴们，也算是一种弥补了吧。

第五篇：唐诗宋词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样。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是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采、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 曲子词与长短句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我国古代诗乐一体，《诗三百篇》与汉魏六朝乐府诗大都是合于音乐而可歌唱的。“乐府”原为汉时政府音乐机关之名。汉以后的五、七言古体诗和唐以后的近体诗始为徒诗而不可歌。唐人的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不再合乐，实为古体诗了。唐代绝句也有可配乐歌唱的，或称“唐人乐府”，有时与词相混，如《阳关曲》《杨柳枝》等，也被作为词调名。

唐宋之词，系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可说是前代乐府民歌的变种。当时新兴乐曲主要系民间乐曲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域外传入的曲调，其章节抑场抗坠、变化多端，与以“中和”为主的传统音乐大异其趣；歌词的句式也随之长短、错落、奇偶相间，比起大体整齐的传统古近体诗歌来大有发展，具有特殊表现力。曲子词、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之名由此而得。作词一般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宋词唱法虽早已失传，但读者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的词，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或缠绵宛转，或闲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别有一种感染力量。

前人按各词调的字数多少分别称之为“小令”、“中调”或“长调”。有的以58字以内为小令，59字到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有的主张62字以内为小令，以外称“慢词”，都未成定论。词调中除少数小令不分段称为“单调”外，大部分词调分成两段，甚至三段、四段，分别称为“双调”“三叠”“四叠”。段的词学术语为“片”或“阕”。“片”即“遍”，指乐曲奏过一遍。“阕”原是乐终的意思。一首词的两段分别称上、下片或上、下阕。词虽分片，仍属一首。故上、下片的关系，须有分有合，有断有续，有承有起，句式也有同有异，而于过片（或换头）处尤见作者的匠心和功力。我们看到宋代许多词人于此惨淡经营，创造出离合回旋、若往若还、前后映照的艺术妙境，在一首词中增添了层次、深度和荡漾波澜。

大部分词的句式长短不齐，押韵也变化多端。例如为唐宋词人所常用的词调《菩萨蛮》，系唐代时据从东南亚传入的乐曲所制。北宋魏夫人依此调所填的词云：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

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

本词调全首八句，句句押韵。上片前两句七言押仄韵，本词用仄声中上声“纸”韵；后两句五言押平韵，本词押平声中“麻”韵。下片四句均是五言，前两句押仄韵，本词用仄声中的去声“遇”和“御”韵；后两句押平韵，本词押平声中“微”韵。通常近体诗八句的，全篇都是七言句，或都是五言句，隔句押同一个韵，首句也有押韵的。两者比较，词调显然别呈错综参差之美。本词上片写景色，下片写女主人公的行动与心理活动，环境与人物、人物的动作与内心，通过五、七言长短参差的句式、“麻”“微”平韵和“上”“去”仄韵的交替迭代，臻于多角度、多层次地情景交融的美妙境界。

平仄诸韵分别具有声情之美。一般说来，平声声调长，不升不降，宜于慢声吟唱，表达不尽的情意、盎然的韵味。仄也称“侧”，是不平之意。诗词中仄声包括上、去、入三声，声调都是短的。上声是升调，去声是降调，入声是特别短促。以欹侧短促的仄声押韵，易于寄寓奇拗不平的感慨，令人激动不已。不少词调中平仄诸韵递押，也就是长短声调递用、平调与升、降调或促调递用，不仅声调抑杨顿挫，激荡而和谐，蕴蓄的感情也显得更加丰富曲折。这是我们诵读宋词时所值提注意的。

词调有一般诗体中罕见的一字、两字句，或八字以至十字以上的长句，交错迭出。例如蔡伸《苍梧谣》（即《十六字令》）：“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婵娟”。开头以一字句振起全篇，接以七字、三字、五字句，又有摇曳的余韵。再看辛弃疾的《唐河传》：

春水，千里。孤舟浪起，梦携西子。觉来村巷夕阳斜。几家？ 短墙红杏花。

晚云做些儿雨，折花去。岸上谁家女？太狂颠！那边，柳棉，被风吹上天。

这里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押平韵的、仄韵中上、去声的，错综递用，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描绘出无边春色的生意盎然，青春少女的天真娇憨，全词在写作上对前举魏夫人《菩萨蛮》似有所借鉴，而写来更加清新活泼、跌宕多姿，也与所用词调更加灵活多变有关。相对说来，《菩萨蛮》句式保留较多五、七言诗体痕迹。

词中的长句也能使情意更加宛转，气势更见浩瀚：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阳当楼。（柳永《八声甘州》）

柳词中“渐”字下领三个四字句，实为十三字句。再如刘克庄《沁园春》中的“叹年光过尽，功各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也当为十七字长句。

长短句比诸齐言体提供选词用语方面远为灵活的条件。李清照《声声慢》的运用大量叠字就是著名的例子：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前人对此评价极高：“此乃公孙大娘舞剑器手”，“出奇制胜，真匪夷所思。”王又华《古今词论》略云：“晚唐诗人好用叠字语，义山（李商隐）尤甚，殊不见佳。”“如《菊诗》：‘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亦不佳。”李清照《声声慢》“起法似本于此，乃有出监之奇。盖此等语，自宜于填词家耳”。晚唐诗人李商隐是造语的高手，李清照却更能“出奇制胜”、“青出于监”，除其绝世才华外，还因为“曲子词”、“长短句”这个在当时来说属于现代化的有多功能设备的舞台使得她得以充分施展其绝技。本词开端一连十四个叠字，一波三折而一气贯串，诗中无此句法。“到黄昏点点滴滴”，七字句而上三下四，于诗属拗句，而在句法参差的词中则读来十分自然，断续连绵细雨凄清入耳的声情也充分而又有余不尽地传达出来了。

当然，词调中也有全首齐言的，如《生查子》上、下片实为两首五言绝句，《玉楼春》上、下片实为两首七言绝句。词体并不完全丢掉整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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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体的格律与自由

李清照《词论》对词的音律提出很严格的要求：“盖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有些词调既押平韵，又押仄韵。仄声之中，有要求专押上、去或入声的。各个词调的句式的长短与句中词语的平仄也是有规定的。传统诗歌中，以律诗的格律最严，字数、平仄、对偶都按修辞、审美、音韵学原则规定。故元代方回《瀛奎律髓》说过：“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倚声填词，每个字都须按照曲拍的谱填写，在审音协律方面有比律诗要求更加严密之处，这使词的语言音调显得特别精美。然而词体之所以为广大作者所乐于运用、成功地运用，除精审的格律外，更因其在运用时还有相当大的自由。词律也有比诗律远为解放者。

首先，词有大量不同音律句式的调和体，作者可以在极为广泛的范围内选择符合创作需要的词调。据清康熙时编的《词谱》所载，有 826调、2306体，还有好多尚未收入。各种词调的长短、句式、声情变化繁多，适应于表达和描绘各种各样的情感意象，或喜或悲，或刚或柔，或哀乐交迸、刚柔兼济，均有相应的词调可作为宣泄的窗口。

再者，词调与体的变化和创造原是没有限制的。懂得音律的作者可以自己创调与变体。康熙《词谱序》云：“词寄于调，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杪忽无差，始能谐合。”然试看《词谱》所载同一词调诸体的句式、平仄、押韵、字数常颇有出入，可见古人填写时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词韵常比诗韵宽，有时平仄以至四声可以通押或者代替，也有押方言音的。如《满江红》词调，一般押仄声中入声韵，以寄寓磊落不平之感，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抒发激烈的壮怀，读来使人慷慨悲愤，押的便是入声韵。然而姜夔的《满江红》（仙姥来时），遐想湖上女神，却换押平韵，声情遂变作缓和舒徐，富有潇洒优游的情趣。姜夔《长亭怨慢》自序云：“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该词中有句如：“阅人多矣，谁得以长亭树？树若有情，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写景抒情，卷舒自如，浑如散文。但由于作者深谙音律，故虽随意为长短之句，而自然合乎律度，适应歌者口吻。“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种自由与规律高度统一的产物。

词的格律宽严有一个发展过程。唐到北宋前期还比较宽松，而北宋后期至南宋则越来越严密。各时期不同作家对审音协律也有不同要求。如有人认为苏轼的词不协音律，有则为之辩护。陆游《老学庵笔记》云：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 《跋东坡七夕词后》 又云：‘歌之曲终，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跋东坡七夕词后》又云：“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从其他记载也可看到苏轼的代表作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也都被“善讴者”歌唱或赞赏过，说明还是合乐可歌的，只是有些地方突破声律的束缚。大凡过于不守音律也许失却词的韵味，遵律过严也会成为枷锁，重要的是运用音律为情意服务。如《声声慢》调在李清照以前作者多押平韵，而李清照却选押仄韵，又用了话多齿音、舌音字，创造了情景交融的特殊艺术效果。可见她要求作词的严辩音律，却正是自由地运用之以突破陈规进行创造，而不是作茧自缚。宋代许多绝妙好词，虽然长短错落，自由卷舒，有的类同口语、散文，而吟诵起来的韵味盎然，富有节奏感。个中奥妙是很值得我们体味的。有些例子，则未必可取。如张炎 《词源》 记其父张枢“作《惜花春早起》云：‘琐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故平声字可为上、入者此也。”按“深”“幽”与“明”情景大不相同，竟如此改来改去，即使改得完全适应歌喉，遵律虽严，却并是值得效法的文学创作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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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境的有限与无限

词体也有其局限性。一般说来，词的篇幅不长。《词谱》所载，最短的单调《竹枝》为14字，最长的《莺啼序》为 240字，不比诗歌行数可以无限增多。王国维所谓词“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并云：“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言下之意，词的境界比诗狭窄。词的篇幅短小，是对词境及其表现能力的一种严酷限制。

然而，有限制必有反限制。明王夫之《薑斋诗话》云：“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势’字宜若眼。若不能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方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艺术作品欲于有限篇幅内涵蕴阔远意境，关键在于写出所描绘形象的磅礴气势。诗中最短小的是五绝，尤宜注意于此。词的篇幅亦不足盈尺，但宋代许多杰出词人挥洒其传神妙笔，成功地在这画框里渲染出浩瀚无际、绵邈不尽的景象和情意，激发出读者丰富的联想、杳渺的遐思。这些词的意境，即“长”而“阔”。

孕蓄无限于有限，以有限体现无限。这是宋代词人创造的艺术辩证法。例如秦观《鹊桥仙》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诸句，概括天上人间的悲喜剧，歌颂地久天长的爱情，由一变到无数，在刹那中见永恒，欢乐中有悲哀，悲哀中也有欢乐。苏轼《送参寥》云：“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王夫之《薑斋诗话》云：“以乐境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鹊桥仙》个中滋味，是哀？是乐？难以分辨，读来但觉意味深长，咀嚼不尽，在时间、空间、情意方面都是无限的。

晚清谭献《复堂词话》云：“侧出其言，旁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拟议之穷，而喜怒哀乐之相交，向之未有得于读者，今遂有得于词。”此论旨趣颇有与近代西方接受美学思想相通之处。宋代许多作者努力加深和扩大词境的创作，为这种理论批

评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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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为“小道”与“别是一家”

诗余之名，一说是由于唐人乐府七言绝句之衍变为长短句；一说是指诗降为词，词是诗之余绪，这里反映出对词的轻视。当初民间新曲主要是通过歌女们的曼低唱传到文人手中的。这些文人大都生活比较浪漫，在对酒当歌之际，为了佐欢遣兴，销愁解闷，漫笔偶成，付诸歌喉。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歌词，自然多属描写男女情爱、留连光景之作，而词也就被视为“小道”“艳科”，不登大雅之堂。作者们对于这具有许多优越性的新兴诗体，既非常喜爱，又当作一种游戏笔墨。正如南宋初年胡寅《酒边词序》所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然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这使当时有些流传之词常常作者难明，更有大量佚失。南宋大诗人陆游也因存在轻视词体观念而抑制自己这方面的创作。其《长短句自序》云：“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汨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并表示“今绝笔已数年”，不再犯此“过失”了。可见这观念给词坛造成多大的损失。

词之被轻视虽是其不幸，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是其大幸。因为作者们于此卸下在作传统诗歌时的庄重礼服，换上便装，得以没有顾忌地尽量抒发自己心底蕴蓄的哀感顽艳之情，形式上也解除峨冠博带的束缚，只求赏心悦耳，随意采用新鲜活泼的语言、“里巷”“胡夷”的曲调，使作品具有活跃的生命力。

在中国古代，诗受到特殊重视。《诗·大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诗的社会作用与价值被如此尊崇，诗坛上出现了大量反映现实的不朽之作。到了宋代，在诗中说理、博学的成份越积越重，文学之士不能自己的一往深情、万种闲愁便习惯倾吐于“诗余”“小道”。宋诗自有巨大成就，但或谓整个南北宋可称道的言情之诗，只数陆游《沈园》两首七绝，这也可说是其时诗坛的遗憾了。

北宋欧阳修是一位兼擅古文诗词的大文学家。他论诗主张“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他在词中则大谈其儿女私情，不讲什么“美刺”。其 《玉楼春》 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大胆揭示“情”是人自身所固有的，表示了对爱情的热烈、执着追求。这里反映出某种新意识的萌芽，具有反封建礼教性质。宋代词人多倡言“多情”。豪放如苏轼，王保珍 《东坡词研究》 中列举其“重复使用‘多情’一辞”达十八处之多。“痴亦绝人”“疏于顾忌”的晏几道《点绛唇》公然宣称“天与多情”，谓其有情出于天所赋与，殆为人性之觉醒。此类观念实为明汤显祖“世总为情，情生诗歌”等论点的先导。

正式宣布词的独立地位的是李清照的《词论》。她挂出词“别是一家”的招牌，总结词的特殊创作规律，把那些“学际天人”的大学问家、诗人、文章家视为门外汉，而睥睨一切，大有惟我独尊的豪概。李清照倾注其主要精力于词。南宋王灼《碧鸡漫志》说她：“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从其论的侧面可以看到李清照词的调度艺术成就及其词中的反传统精神。

从清新之笔抒写多情善感是初期歌词的特色，也是当时词人的开辟与新探；对传统诗歌来说是一种解放；但仅以如此写法为词的“本色”，也会成为限止词体发展的框套，故北宋中期苏轼等“以诗为词”，赋予词体以诗歌的多种职能，大幅度地丰富了“小词”的表现能力与范围，实为词之再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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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约与豪放——宋词中的两种主要艺术风格

明张綖：“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清王士禎加以补充道：“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见《花草蒙拾》）这些从宏观角度概括宋词中两川主要艺术风格，而以秦观、李清照和苏轼、辛弃疾分别为其代表作者。这几乎已成为宋词研究中的通论。前代论词者多崇尚婉约而以豪放为别调，近世论者则有独推豪放为积极而以婉约为低靡。那些硬把宋代词人划分为对立的两派并在其间强分优劣的，均不免有其片面性或属机械论，有些学者完全否论两种风格流派的存在，也似矫枉过正。按词中之豪放与婉约乃属艺术风格范畴，犹南宋严羽论诗“大概”有“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清姚鼐论散文风格之分阳刚与阴柔，近世王国维论美学之有宏壮与优美。两种概念本身有着相当的模糊性，两者相互关系也是辩证的，并非壁垒分明。宋代词人之分派乃后人参照其代表作品的主要特色而作大概的归纳，不是说其作品都是清一色，不妨碍他们创作或欣赏多种艺术风格，尤其大作家往往是多面手，更不是说婉约、豪放之外，词坛别无其他艺术风格存在。

“婉约”一词，早见于先秦古籍《国语·吴语》的“故婉约其辞”，晋陆机《文赋》用以论文学修辞：“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按诸诂训，“婉”“约”两字都有“美”“曲”之意。分别言之：“婉”为柔美、婉曲。“约”的本义为缠束，引伸为精炼、隐约、微妙。故“婉约”与“烦滥”相对立。南北宋之际《许彦周诗话》载女仙诗：“湖水团团夜如境，碧树红花相掩映。北斗阑干移晓柄，有似佳期常不定。”并评云：“亦婉约可爱。”此诗情调一如小词。“婉约”之名颇能概括一大类词的特色。从晚唐五代到宋的温庭筠、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秦观、李清照等一系列词坛名家的词风虽不无差别、各擅胜场，大体上都可归诸婉约范畴。其内容主要写男女情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光景留连；其形式大都婉丽柔美，含蓄蕴藉，情景交融，声调和谐。因之，形成一种观念，词就应是这个样子的。北宋中期时人曾说：苏轼的“以诗为词”为“要非本色”（见陈师道《后山诗话》）；秦观“诗似小词”，苏轼“小词似诗”（见《王直方诗话》）。“本色”“小词”之论当属婉约派的主张。李清照“别是一家”说中认为只有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始能知之”（《词论》），反映她所崇尚也是婉约一宗，虽然贺铸以至李清照都有并不婉约之作。宋末沈义父《乐府指迷》标举的作词四个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可说是对婉约艺术手法的一个总结。

宋人也有以婉约手法抒写爱国壮志、时代感慨的，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及宋未周密、张炎等一些词章。但其表现多用“比兴”象征手段，旨意朦胧，须读者去体味。有些论者对原来也许并无专门寄托的委婉隐约之词，也深求其微言大义，如清代词论家张惠言《词选》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句句为之落实时事，以为讽喻政治，那就不免穿凿附会，反而缩小这些词作的感慨万端而难以名状的典型意义。

婉约词自有其思想艺术价值，已见上文。然而有些词人把它作为凝固程式，不许逾越，以至所作千篇一律，或者过于追求曲折隐微以至令人费解，这就走到创作的穷途了。

“豪放”一词其义自明。宋初李煜的“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浪淘沙》），已见豪气。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也是“沉雄似张巡五言”。正式高举豪放旗帜的是苏轼，其《答陈季常书》云：

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

又其《与鲜于子骏书》云：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 歌子，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这了说明他有意识地在当时盛行柔婉之风的词坛别开生面。这里谈到的近作当即其《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词中抒写自己“亲射虎，看孙郎”的豪概和“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与辛弃疾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及“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壮词”先后映辉。

豪放之作在词坛振起雄风，注入词中强烈的爱国精神，唱出当时时代的最强音。然而可以看到，苏轼的审美观念认为：“短长肥瘦各有态”，“淡妆浓抹总相宜”，“端庄杂流丽，风健含婀娜”。他是崇尚自由而不拘一格的。他提倡豪放是崇尚自由的一种表现，然也不拘泥于豪放一格。如所作《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即为王士禛《花草蒙拾》称为“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有些豪放词的作者气度才力不足而虚张声势，徒事叫嚣，或堆砌过多典故，也流于偏失了。

总之宋词中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的灿烂存在，两者中词人又各有不同的个性特色，加上兼综两格而独自名家如姜夔的“清空骚雅”等等，使词坛呈现双峰竞秀、万木争荣的气象。还应看到，两种风格既有区别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上乘词作的风格即有偏胜，往往豪放而含蕴深婉，并非一味叫嚣，力竭声嘶；婉约而清新流畅、隐有豪气潜转，不是半吞半吐，萎弱不振。辛弃疾《沁园春》云：“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董士锡说秦观词云：“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介存斋论词杂著》引）冯煦《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秦观、晏几道“谈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刘过词为辛弃疾词“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婉转”。可见峥嵘生妩媚、平易清浅而深致永味，乃辛弃疾、秦观等豪放、婉约词的极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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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岳峥嵘、百花竞艳的宋代词坛

公元 960年赵宋政权建立后，先后兼并了各地割据的势力。耐人寻味的是，西蜀、南唐政权虽为北宋所灭，可是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及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及大臣冯延巳的词风却深深影响着北宋词坛。特别李煜入宋以后所作，正如王国维所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鹏运说李煜是“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所以李煜在政治上是亡国之君，在词坛则无愧为开创一代风气的魁首。

北宋前期重要词作家如张先、晏殊、宋祁、欧旭修以至晏几道等，都是承袭南唐、《花间》遗韵的，晏欧之词，甚至有与《花间》《阳春》（冯延巳词集名）“相杂”者。然而试读他们的代表作，其气象高华而感情深沉，也各具个性，“士大夫之词”的格调成熟了。尤其是晏殊之子晏几道，贵介公子而沉沦下位，落拓不羁，其词“清壮顿挫”，更胜乃父，故论者以晏氏父子比拟南唐李璟、李煜。柳永则是其时进一步发展词体的重要作者。他长期落魄江湖，因在其词中更能体现一部分城市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能采用民俗曲和俗语入词，善用铺叙手法，创作大量慢词。柳词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形成宋词的新潮。

北宋中期苏轼的登场，词坛上耸峙起气象万千的巨岳。他不仅倡导豪放词风，“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鸡漫志》），且“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的境界更大为拓展。苏门弟子及追随者秦观、黄庭坚、贺铸等都能各自开辟蹊径，卓然成家，在词坛呈现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尤其秦观的词深婉而疏荡，与周邦彦的富艳精工、李清照的清新跌宕如天际三峰，各超婉约词之顶巅。前代论者或谓周邦彦是词艺的“集大成”者。周邦彦与柳永并称“周柳”，主要是指他们在词中的情意缠绵；与南宋姜夔并称“周姜”，则主要指他们对音律的精审，故也有称周姜为格律派的。然而在“淡语有味”“浅语有致”、“轻巧尖新”“姿态百出”方面，周邦彦是不及秦观、李清照以至柳永的。故明、清人推秦、李为婉约宗主，是很有见地的。李清照生当南北宋过渡时期，南渡以后词风由明丽而变为凄清，沈谦谓：“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见《填词杂说》），以与李煜相提并论，确也当之无愧。

南宋以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从宋金抗争到元蒙灭宋，爱国歌声始终回荡词坛，悲壮慷慨之调，应运发展，把豪放词风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张元幹、向子諲、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吴潜、刘辰翁、文天祥等，如连峰叠嶂，峥嵘绵亘。其中以辛弃疾的成就为最高，他一生有词六百多首，其中有抒写抗金和恢复中原的宏愿，壮志被抑的悲愤，对苟安投降派的批判，也有对自然风景、田园风光的赞美，深挚情意的低诉；风格以雄深雅健、激昂慷慨为主，也有潇洒超逸、清丽妩媚的。辛弃疾在宋词人中创作最为丰富，历来与北宋苏轼并称“苏辛”，也各有特色。前人或在苏、辛之间比较高低，正如唐人之作李（白）、杜（甫）优劣论，是很困难的。陈毅《吾读》曾说：“东坡胸次广，稼轩力如虎。”不加轩轾，允称卓识。南宋时期还有许多杰出词人对婉约词风进一步开拓，宛如丛丛奇葩争胜，也不可能都用婉约一格来概括。妻夔的“清空”“骚雅”，史达祖的“奇秀清逸”，吴文英的“如七宝楼台”，王沂孙的“运意高远”、“吐韵妍和”，张炎的“清远蕴藉”、“悽怆缠绵”，等等。他们都是在词的音律与修辞艺术上精益求精，有时也在所作中寓托家国之感。值得注意的还有与南宋大略同时北方金朝地区之词，大致都是受宋词的影响，而与南方桴鼓相应，故当为当时词坛的组成部分。金末元好问词为北国之冠，足与两宋词家媲美。在艺术上他学习苏（轼）辛（弃疾）而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兼有豪放婉约多种风格。元郝经《祭遗山先生文》说他“乐章之雅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辛弃疾）。”张炎《词源》谓其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邦彦）、秦（观）”。故可作为宋、金时代词艺发展的终结者。苏轼词作鉴赏

生平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祐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高宗朝，赠太师，谥文忠。《宋史》、《东都事略》有传。诗、词、文、书、画均卓然大家，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东坡乐府》三卷。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词学上，为北宋词坛豪放派主要作家之一。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苏轼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词作鉴赏

这首脍炙人口的中秋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即丙辰年的中秋节，为作者醉后抒情，怀念弟弟苏辙之作。

全词运用形象的描绘和浪漫主义的想象，紧紧围绕中秋之月展开描写、抒情和议论，从天上与人间、月与人、空间与时间这些相联系的范畴进行思考，把自己对兄弟的感情，升华到探索人生乐观与不幸的哲理高度，表达了作者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对生活的美好祝愿、无限热爱。

上片表现词人由超尘出世到热爱人生的思想活动，侧重写天上。开篇“明月几时有”一句，借用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诗意，通过向青天发问，把读者的思绪引向广漠太空的神仙世界。“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以下数句，笔势夭矫迴折，跌宕多彩。它说明作者“出世”与“入世”，亦即“退”与“进”、“仕”与“隐”之间抉择上深自徘徊的困惑心态。以上写诗人把酒问月，是对明月产生的疑问、进行的探索，气势不凡，突兀挺拔。“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几句，写词人对月宫仙境产生的向往和疑虑，寄寓着作者出世、入世的双重矛盾心理。“起舞弄清影，何似人间”，写词人的入世思想战胜了出世思想，表现了词人执着人生、热爱人间的感情。

下片融写实为写意，化景物为情思，表现词人对人世间悲欢离合的解释，侧重写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三句，实写月光照人间的景象，由月引出人，暗示出作者的心事浩茫。“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两句，承“照无眠”而下，笔致淋漓顿挫，表面上是恼月照人，增人“月圆人不圆”的怅恨，骨子里是本抱怀人心事，借见月而表达作者对亲人的怀念之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三句，写词人对人世悲欢离合的解释，表明作者由于受庄子和佛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洒脱、旷达的襟怀，齐庞辱，忘得失，超然物外，把作为社会现象的人间悲怨、不平，同月之阴晴圆缺这些自然现象相提并论，视为一体，求得安慰。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转出更高的思想境界，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亲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发出深挚的慰问和祝愿，给全词增加了积极奋发的意蕴。词的下片，笔法大开大合，笔力雄健浑厚，高度概括了人间天上、世事自然中错综复杂的变化，表达了作者对美好，幸福的生活的向往，既富于哲理，又饱含感情。

这首词是苏轼哲理词的代表作。词中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永恒的宇宙和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两者的综合理解与认识，是作者的世界观通过对月和对人的观察所做的一个以局部足以概括整体的小小总结。作者俯仰古今变迁，感慨宇宙流转，厌薄宦海浮沉，皓月当空、孤高旷远的意境氛围中，渗入浓厚的哲学意味，揭示睿智的人生理念，达到了人与宇宙、自然与社会的高度契合。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苏轼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

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

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

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

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

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苏轼词作鉴赏

本词作于东坡贬居黄州的第四年，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全词通过描绘快哉亭周围壮阔的山光水色，抒发了作者旷达豪迈的处世精神。

作者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快哉亭”周围的广阔景象。开头四句，先用实笔，描绘亭下江水与碧空相接、远处夕阳与亭台相映的优美图景，展现出一片空阔无际的境界，充满了苍茫阔远的情致。“知君为我新作”两句，交待新亭的创建，点明亭主和自己的密切关系，反客为主、诙谐风趣地把张偓佺所建的快哉亭说成特意为自己而造，又写亭台窗户涂抹上青红两色油漆，色彩犹新。“湿”字形容油漆未干，颇为传神。

“长记平山堂上”五句，是记忆中情景，又是对眼前景象的一种以虚托实的想象式侧面描写。作者用“长记”二字，唤起他曾扬州平山堂所领略的“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那种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高远空濛的江南山色的美好回忆。他又以此比拟他“快哉亭”上所目睹的景致，将“快哉亭”与“平山堂”融为一体，构成一种优美独特的意境。这种以忆景写景的笔法，不但平添了曲折蕴藉的情致，而且加强了词境的空灵飞动。以上五句新颖别致，引人入胜，通过作者昔日的淋漓兴致，传达出今日快哉亭前览胜的欣喜之情。

上片是用虚实结合的笔法，描写快哉亭下及其远处的胜景。下片换头以下五句，又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展现亭前广阔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动心骇目的壮观场面。词人并由此生发开来，抒发其江湖豪兴和人生追求。“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三句，写眼前广阔明净的江面，清澈见底，碧绿的山峰，倒映江水中，形成了一幅优美动人的平静的山水画卷，这是对水色山光的静态描写。“忽然”两句，写一阵巨风，江面倏忽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一个渔翁驾着一叶小舟，狂风巨浪中掀舞。至此，作者的描写奇峰突起，由静境忽变动境，从而自自然然地过渡到全词着意表现的着重点——一位奋力搏击风涛的白发老翁。这位白头翁的形象，其实是东坡自身人格风貌的一种象征。以下几句，作者由**浪尖上弄舟的老人，自然引出他对战国时楚国兰台令宋玉所作《风赋》的议论。作者看来，宋玉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是十分可笑的，是未解自然之理的生硬说教，白头翁搏击风浪的壮伟风神即是明证。其实，庄子所言天籁本身绝无贵贱之分，关键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他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一豪气干云的惊世骇俗之语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刚直不阿，坦然自适，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享受使人感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苏轼这种逆境中仍保持浩然之气的坦荡的人生态度，显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这首词艺术构思和结构上，具有波澜起伏、跌客多姿、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特点。下片的描写和议论，豪纵酣畅，气势磅礴，词中出没风涛的白头翁形象，犹如百川汇海，含蓄地点明全篇主旨，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

全词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既描写了浩阔雄壮、水天一色的自然风光，又其中贯注了一种坦荡旷达的浩然之气，展现出词人身处逆境却泰然处之、大气凛然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苏词雄奇奔放的特色。

●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

苏轼

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琴诗最善。公曰：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

恩怨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

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

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

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

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

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

苏轼词作鉴赏

此词是根据唐朝诗人韩愈（字退之）写音乐的名作《听颖师弹琴》改写的，大约作于苏轼元祐年（1087）京师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词的写作过程是对韩诗“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也即按照词牌的格式和声律来“矫制”韩诗，一则增添新内容，二则减去原作中的部分诗句，三则利用原诗句稍加变化，以创新意。

苏词从开头到下片的“一落百寻轻”均写音乐，写音乐的部分比韩诗增加了十个字，占了全词百分之七十多的篇幅，使得整个作品更为集中、凝练、主次分明，同时又保留了韩诗的妙趣和神韵。

词先写乐声初发，仿佛静夜微弱的灯光下，一对青年男女亲昵地切切私语，谈受说恨，卿卿我我，往复不已。“弹指泪和声”倒点一句，见出弹奏开始，音调既轻柔、细碎而又哀怨、低抑“。”忽变“三句，写曲调由低抑到高昂，犹如气宇轩昂的勇士，镇然骤响的鼓声中，跃马驰骋，不可阻挡。”回首“两句，以景物形容声情，把音乐形象化为远天的暮云，高空的飞絮，极尽缥渺幽远之致。接着是百鸟争喧，明媚的春色中振颤着宛转错杂的啁哳之声，唯独彩凤不鸣。瞬息间高音突起，曲折而上，曲调转向艰涩，好象走进悬崖峭璧之中，脚登手攀，前行一寸，也要花费很大气力。正步履维艰之际，音声陡然下降，恍如一落千丈，飘然坠入深渊，弦音戛然而止。至此，词人确乎借助于语言，把这位乐师的高妙弹技逼真地再现出来了。

最后五句，则是从听者心情的激动，反映出成功的弹奏所产生的感人的艺术效果。“指间风雨”，写弹者技艺之高，能兴风作雨：“肠中冰炭”，写听者感受之深，肠中忽而高寒、忽而酷热；并以“烦子”、“置我”等语，把双方紧密关联起来。音响之撼人，不仅使人坐立不宁，而且简直难以禁受，由于连连泣下，再没有泪水可以倾洒了。“无泪与君倾”，较之原诗中“湿衣泪滂滂”，更为含蓄，也更为深沉。

诉诸听觉的音乐美，缺乏空间形象的鲜明性和确定性，是很难捕捉和形容的。但词人巧于取譬，他运用男女谈情说爱、勇士大呼猛进、飘荡的晚云飞絮、百鸟和鸣、攀高步险等等自然和生活现象，极力摹写音声节奏的抑扬起伏和变化，借以传达乐曲的感情色调和内容。这一系列含义丰富的比喻，变抽象为具体，把诉诸听觉的音节组合，转化为诉诸视觉的生动形象，这就不难唤起一种类比的联想，从而产生动人心弦的感染力。末后再从音乐效果，进一步刻画弹技之高，笔墨精微神妙，可说与韩诗同一机杼，同入化境。

苏轼这首词的“隐括”，虽保留了韩诗的总体构思和一些精采的描绘，但又内容、形式以及两者的结合上，显示了自己的创造性，从而使此词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我们不妨将韩愈的原诗照录于此，请读者诸君对苏词和韩诗加以比照：昵昵儿女语，思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

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

自闻颖师弹，起坐一旁。

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

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词作鉴赏

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作，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

它写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是苏轼贬居黄州时游黄风城外的赤壁矶时所作。此词对于一度盛行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开篇即景抒情，时越古今，地跨万里，把倾注不尽的大江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时间背景。它既使人看到大江的汹涌奔腾，又使人想见风流人物的卓荦气概，并将读者带入历史的沉思之中，唤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气势恢宏，笔大如橼。接着“故垒”两句，点出这里是传说中的古赤壁战场，借怀古以抒感。“人道是”，下笔极有分寸。“周郎赤壁”，既是拍合词题，又是为下阕缅怀公瑾预伏一笔。以下“乱石”三句，集中描写赤壁雄奇壮阔的景物：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这种从不同角度而又诉诸于不同感觉的浓墨健笔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读者顿时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煞拍二句，总束上文，带起下片。“江山如画”，这明白精切、脱口而出的赞美，是作者和读者从以上艺术地提供的大自然的雄伟画卷中自然得出的结论。以上写周郎活动的场所赤壁四周的景色，形声兼备，富于动感，以惊心动魄的奇伟景观，隐喻周瑜的非凡气概，并为众多英雄人物的出场渲染气氛，为下文的写人、抒情作好铺垫。

上片重写景，下片则由“遥想”领起五句，集中笔力塑造青年将领周瑜的形象。作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挑选足以表现人物个性的素材，经过艺术集中、提炼和加工，从几个方面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据史载，建安三年，东吴孙策亲自迎请二十四岁的周瑜，授予他“建威中郎将”的职衔，并同他一齐攻取皖城。周瑜娶小乔，正皖城战役胜利之时，其后十年他才指挥了有名的赤壁之战。此处把十年间的事集中到一起，写赤壁之战前，忽插入“小乔初嫁了”这一生活细节，以美人烘托英雄，更见出周瑜的丰姿潇洒、韶华似锦、年轻有为，足以令人艳羡；同时也使人联想到：赢得这次抗曹战争的胜利，乃是使东吴据有江东、发展胜利形势的保证，否则难免出现如杜牧《赤壁》诗中所写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的严重后果。这可使人意识到这次战争的重要意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是从肖像仪态上描写周瑜束装儒雅，风度翩翩。纶巾，青丝带头巾，“葛巾毛扇”，是三国以来儒将常有的打份，着力刻画其仪容装束，正反映出作为指挥官的周瑜临战潇洒从容，说明他对这次战争早已成竹胸、稳操胜券。“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抓住了火攻水战的特点，精切地概括了整个战争的胜利场景。词中只用“灰飞烟灭”四字，就将曹军的惨败情景形容殆尽。以下三句，由凭吊周郎而联想到作者自身，表达了词人壮志未酬的郁愤和感慨。“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倒装句，实为“应笑我多情，早生华发”。此句感慨身世，言生命短促，人生无常，深沉、痛切地发出了年华虚掷的悲叹。“人间如梦”，抑郁沉挫地表达了词人对坎坷身世的无限感慨。“一尊还酹江月”，借酒抒情，思接古今，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酹”，即以酒洒地之意。

这首词感慨古今，雄浑苍凉，大气磅礴，昂扬郁勃，把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

●醉翁操

苏轼

琅琊幽谷，山水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既去十余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词》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的，非天成也。后三十余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于东坡居士以补之云。

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

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

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

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

醉翁啸咏，声和流泉。

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

山有时而童颠，水有时而回川。

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

此意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

苏轼词作鉴赏

此作是为琴曲《醉翁操》所谱写的一首词。醉翁，即欧阳修。《醉翁操》，是太常博士沈遵据欧公庆历中谪守滁州时琅琊幽谷所闻天籁之声，以琴写之，谱制而成的琴曲。苏轼此词，即是专门为这一天生绝妙之曲谱写的。词中写鸣泉及其和声，能将无形之声写得真实可感，足见词人对于大自然造化之工的深切体验。

词的上片写流泉之自然声响及其感人效果。“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四句为鸣泉飞瀑之所谓声若环佩，创造出一个美好意境。琅然，乃玉声。《楚辞。九歌》曰：“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此用以状流泉之声响。清圆两字，这里是用来说泉声的清越圆转。这十分幽静的山谷中，是谁弹奏起这一绝妙的乐曲？如此以来，动静之趣立现。

“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是对上面设问的回答：这是天地间自然生成的绝妙乐曲。这一绝妙的乐曲，很少有人能得其妙趣，只有醉翁欧阳修能于醉中理解其天然妙趣。此句依然是写流泉声响之无限美妙。

“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从声响所产生的巨大感人效果来写流泉声响之美妙：此明月之夜，人们因为受此美妙乐曲所陶醉，迟迟未能入眠。“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二句说这一乐曲如何打动了荷蒉者。词作将此流泉之声响比作孙子之击磬声，用荷蒉者对击磬声的评价，颂扬流泉之自然声响。

下片写醉翁的啸咏声及琴曲声。“醉翁啸咏，声和流泉。”二句照应上片之只有醉翁欧阳修才能得其天然妙趣的意思。写欧阳修曾作醉翁亭于滁州，琅琊幽谷听鸣泉，且啸且咏，乐而忘还，天籁人籁，完全融为一体。“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说醉翁离开滁州，流泉失去知音，只留下自然声响，但此自然声响，朝夕吟咏，似带有怨恨情绪。“山有时而童颠，水有时而回川。”说时光流转，山川变换，琅琊诸峰，林壑尤美，并非永远保持原状。童颠，指山无草木。而水，同样也不是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往前流动的。这句的意思是，琅琊幽谷之鸣泉也就不可能完美地保留下来。“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说，山川变换，人事变换，人们因鸣泉而念及醉翁，而醉翁却已化仙而去。此处用“飞仙”之典，谓醉翁化为飞仙，一去不复返，鸣泉之美妙，也就再也无人聆赏了。

结句“此意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说，鸣泉虽不复存，醉翁也已化为飞仙，但鸣泉之美妙乐曲，醉翁所追求之绝妙意境，却仍然留人间。词作最后将着眼点落琴声上，突出了全词的主旨。

这首词句式及字声配搭非常奇特。开头四句，“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只有一个仄声字（“响”），其余都是平声。接着二句亦然。这样的安排，与此曲所属宫调有关。同时，上下两结句作七言拗句，也是特意安排的。故郑文焯曰：“读此词，髯苏之深于律可知。”（《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苏轼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雨过，遗踪何，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苏轼词作鉴赏

苏词向以豪放著称，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即为其中之一。它藉暮春之际“抛家傍路”的杨花，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幽怨缠绵而又空灵飞动地抒写了带有普遍性的离愁。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实为显志之笔，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诵、玩味，堪称神来之笔。

上阕首句“似花还似非花”出手不凡，耐人寻味。它既咏物象，又写人言情，准确地把握住了杨花那“似花非花”的独特“风流标格”：说它“非花”，它却名为“杨花”，与百花同开同落，共同装点春光，送走春色；说它“似花”，它色淡无香，形态细小，隐身枝头，从不为人注目爱怜。

次句承以“也无人惜从教坠”。一个“坠”字，赋杨花之飘落；一个“惜”字，有浓郁的感情色彩。“无人惜”，是说天下惜花者虽多，惜杨花者却少。此处用反衬法暗蕴缕缕怜惜杨花的情意，并为下片雨后觅踪伏笔。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三句承上“坠”字写杨花离枝坠地、飘落无归情状。不说“离枝”，而言“抛家”，貌似“无情”，犹如韩愈所谓“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晚春》），实则“有思”，一似杜甫所称“落絮游丝亦有情（《白丝行》）。咏物至此，已见拟人端倪，亦为下文花人合一张本。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这三句由杨花写到柳树，又以柳树喻指思妇、离人，可谓咏物而不滞于物，匠心独具，想象奇特。

以下“梦随”数句化用唐人金昌绪《春怨》诗意：“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借杨花之飘舞以写思妇由怀人不至引发的恼人春梦，咏物生动真切，言情缠绵哀怨，可谓缘物生情，以情映物，情景交融，轻灵飞动。

下阕开头“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作者这里以落红陪衬杨花，曲笔传情地抒发了对于杨花的怜惜。

继之由“晓来雨过”而问询杨花遗踪，进一步烘托出离人的春恨。“一池萍碎”句，苏轼自注为“杨花落水为浮萍，验之信然。”以下“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是一种想象奇妙而兼以极度夸张的手法。这里，数字的妙用传达出作者的一番惜花伤春之情。至此，杨花的最终归宿，和词人的满腔惜春之情水乳交融，将咏物抒情的题旨推向高潮。篇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一句，总收上文，既干净利索，又余味无穷。它由眼前的流水，联想到思妇的泪水；又由思妇的点点泪珠，映带出空中的纷纷杨花，可谓虚中有实，实中见虚，虚实相间，妙趣横生。这一情景交融的神来之笔，与上阕首句“似花还似非花”相呼应，画龙点睛地概括、烘托出全词的主旨，给人以佘音袅袅的回味。

●满庭芳

苏轼

有王长官者，弃官黄州三十三年，黄人谓之王先生。因送陈慥来过余，因为赋此。

三十三年，今谁存者？

算只君与长江。

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

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

江南岸，不因送子，宁肯过吾邦？

摐摐，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

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

居士先生老矣，真梦里、相对残釭.歌声断，行人未起，船鼓已逢逢。

苏轼词作鉴赏

这首词是苏轼发配黄州时的作品。当时，苏轼的许多朋友或怕株连，或避嫌疑，纷纷疏远了他，使他备感世态炎凉。然而，他的同乡陈慥却蔑视世俗，仍与其过从甚密，五年中竟七次来访。元丰六年（1083年）五月，“弃官黄州三十三年”的王长官因送陈慥到荆南某地访东坡，得以与东坡会晤，此作乃得以诞生。

词的上半阕主要是刻画王长官的高洁人品，下半阕则描绘会见王长官时的环境、气氛，以及东坡当时的思绪和情态。

上阕全就王长官其人而发，描绘了一个饱经沧桑、令人神往的高士形象。前三句“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一开篇就语出惊人不同凡响，将长江拟人化的同时，以比拟的方式将王长官高洁的人品与长江共论，予以高度评价。“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二句喻其人品格之高，通过“苍桧”的形象比喻，其人傲干奇节，风骨凛然如见。王长官当时居住黄陂，唐代武德初以黄陂置南司州，故词云“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后四字以竹松比喻托衬他的正直耿介。“江南岸”三句是说倘非王先生送陈慥来黄州，恐终不得见面。语中既有词人的自谦，也饱含作者对于王先生人品的仰慕之情。

过片到“相对残釭”句写三人会饮。“摐摐”二字拟（雨）声，其韵铿然，有风雨骤至之感。“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几句，既写当日气候景色，又通过自然景象的不凡，暗示作者与贵客的遇合之脱俗。“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充满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豪情。“居士先生老矣”，是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叹。“真梦里，相对残缸”，写主客通霄达旦相饮欢谈，彼此情投意合。

末三句写天明分手，船鼓催发，主客双方话未尽，情未尽，满怀惜别之意。

全词“健句入词，更奇峰特出”，“不事雕凿，字字苍寒（郑之焯《手批东坡府府》），语言干净简练之极，而内容，含义隐括极多，熔叙事，写人、状景、抒情子一炉，既写一方奇人之品格，又抒旷达豪放之情感，实远出于一般描写离合情怀的诗词之上。词中凛然如苍桧的王先生这一形象，可谓东坡理想人格追求的绝妙写照。

●满庭芳

苏轼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

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

忧愁风雨，一半相妨。

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

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

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苏轼词作鉴赏

这首词以议论为主，具有浓厚的哲理意味，同时也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从词中所表现的内容来看，它的写作年代当为苏轼谪贬黄州之后。此作情理交融，奔放舒卷，尽情地展示了词人人生道路上受到重大挫折之后既愤世嫉俗又飘逸旷达的内心世界，表现了他宠辱皆忘、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词人以议论发端，用形象的艺术概括对世俗热衷的名利作了无情的嘲讽。他一开始就引用《庄子》中的一个寓言故事，以蔑视的眼光，称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进而以“算来着甚干忙”揭示了功名利禄的虚幻，并由世俗对名利的追求，联想到党争中由此而带来的倾轧以及被伤害后的自身处境，叹道：“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事”，指名利得失之事，谓此事自有因缘，不可与争；但得者岂必强，而失者岂必弱，因此也无须过分介意。以上几句，既是对营营苟苟世俗观念的奚落，也是对政治派系内部倾轧的厌倦和批判，大有洞悉人生之慨。东坡感到人世间名利场的角逐如同梦幻，所以，“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试图醉中不问世事，以全身远祸。一“浑”字抒发了以沉醉替换痛苦的悲愤，一个愤世嫉俗而又渴求摆脱尘世羁绊的文人形象呼之欲出。

过片“思量、能几许”，承上“百年里”说来，谓人生能几；而“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宦海浮沉，辗转流迁，命运多舛，饱经忧患。这几句是作者的人生自叙，隐含着身受惨祸、壮志难酬的沉痛哀叹。

“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是因“忧愁风雨”而彻悟之语。此句愤激地表达了词人对于忧患人生的失望和怅惘，读来令人感慨万千。下面笔锋一转，以“幸、无际的绿茵、高张的云幕，与浩大无穷的宇宙合而为一，求得了内心的宁静。结尾”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一句，情绪豁达开朗，充满了飘逸旷达、超凡脱俗的闲适至乐之情，表明作者终于摆脱了世俗功名的苦海，获得了精神的超脱与解放。正如有人所说，诗词固然以”主性情“为主，但是”主议论“的诗词如能做到”带情韵以行“，同样可以收到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东坡这首《满庭芳》词的成功便说明了这一点。

称这首词是一篇抒情的人生哲理议论，应当是恰如其分的。全篇援情入理，情理交融，现身说法，真抒胸臆，既充满饱经沧桑、愤世嫉俗的沉重哀伤，又洋溢着对于精神解脱和圣洁理想的追求与向往，表达了词人人生矛盾的困惑中寻求超脱的出世意念，可谓一曲感人至深的生命的觉醒和呼唤。

●满庭芳

苏轼

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佘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

万里家岷峨。

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

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

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

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

好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

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苏轼词作鉴赏

这首词，于平直中见含蓄婉曲，于温厚中透出激愤不平，依依惜别的深情中表达出苏轼与黄州父老之间珍贵的情谊，抒发了作者坎坷、不幸的人生历程中，既满怀悲苦又寻求解脱的矛盾双重心理。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因“乌台诗案”而谪居黄州达五年之久的苏轼，奉命由黄州移汝州（今河南临汝）。对于苏轼来说，这次虽是从遥远的黄州调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但五年前加给他的罪名并未撤消，官职也仍是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州团练副使，政治处境和实际地位都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善。当他即将离开黄州赴汝州时，他的心情是矛盾而又复杂的：既有人生失意、宦海浮沉的哀愁和依依难舍的别情，又有久惯世路、洞悉人生的旷达之怀。这种心情，十分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词中。

上片抒写对蜀中故里的思念和对黄州邻里父老的惜别之情。首句“归去来兮”，搬用陶渊明《归去来辞》首句，非常贴切地表达了自己思归故里的强烈愿望，暗含了思归不得归、有家不能归的怅恨。接下来“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二句，以时光易逝、人空老大的感叹，加深了失意思乡的感情氛围。上片的后半部分，笔锋一转，撇开满腔愁思，抒发因黄州居住五年所产生的对此地山川人物的深厚情谊。“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句，于平和的语气中，传达出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沉重哀伤。“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这三句，真切细致地表现了作者与黄州百姓之间纯真质朴的情谊，以及作者逆境中旷达超脱、随遇而安的淡泊心态。

词的下片，进一步将宦途失意之怀与留恋黄州之意对写，突出了作者达观豪放的可爱性格。过片三句，向父老申说自已不得不去汝州，并叹息人生无定，来往如梭，表明自已失意坎坷、无法掌握命运的痛苦之情。“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二句，却从未来着笔瞻望自已即将到达之地，随缘自适思想顿然取代了愁苦之情。一个“闲”字，将上片哀思愁怀化开，抒情气氛从此变得开朗明澈。从“好堂前细柳”至篇末，是此词的感情高潮，以对黄州雪堂的留恋再次表达了对邻里父老的深厚感情。嘱咐邻里莫折堂前细柳，恳请父老时时为晒渔蓑，言外之意显然是：自己有朝一日还要重返故地，重温这段难忘的生活。此处不明说留恋黄州，而留恋之情早已充溢字里行间。词的下片，深沉蕴籍，含蓄委婉，情真意切，将惜别、依恋之情表现得动人肺腑，令人回味无穷。

结尾的临别告语，奇峰突起，收束全篇，与上片的纯真友情相呼应，将惜别之情推向高潮。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苏轼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

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

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

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

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

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

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苏轼词作鉴赏

此词是作者贬居黄州期间寄给时任鄂州太守的友人朱守昌的。词中既景中寓情，关照友我双方，又开怀倾诉，谈古论今。作者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情达意，既表现出朋友间的深厚情谊，又发自肺腑的议论中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词中寓情于景，寓情于事，言直意纡，表达出苍凉悲慨、郁勃难平的激情。

上片由景及情。开篇大笔勾勒，突兀而起，描绘出大江千回万转、浩浩荡荡、直指东海的雄伟气势。

江汉，即长江、汉水。长江、汉水自西方奔流直下，汇合于武汉，著名的黄鹤楼武昌黄鹄山岿然屹立，俯瞰浩瀚的大江。此二句以高远的气势，抓住了当地最有特色的胜景伟观，写出了鄂州的地理特点。“蒲萄深碧”，化用李白的诗句“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形容流经黄鹤楼前的长江呈现出一派葡萄美酒般的深碧之色。以下“犹自带”三字振起，继续以彩笔为江水染色。李白又有“江带峨眉雪”之句（《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杜甫《登楼》诗云：“锦水江春然来天地”。苏轼此不仅化用前人诗句，不着痕迹，自然精妙，而且用“匍萄”、“雪浪”、“锦江”、“春色”等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形容“深碧”的江流，笔饱墨浓，引人入胜。词人将灵和楼前深碧与锦江春色联系起来，不但极富文采飞扬之美，而且透露了他对花团锦族、充满春意的锦城的无限追恋向往之情，从而为下文“思归”伏脉。以下由景到人，既上接岷江锦水，引动思归之情；又将黄鹤楼与赤壁矶一线相连，触发怀友之思。

“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既总束上片，又领起下片，由风景人物引发思归怀古之情。换头两句，劝友人休读三国江左史乘《江表传》。该书多记三国吴事迹，原书今已不传，散见于裴松之《三国志》注中。以愤激语调唤起，恰说明感触很深，话题正要转向三国人物。“狂处士”四句，紧承上文，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悼惜。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大骂曹操，曹操不愿承担杀人之名，故意把他遣送给荆州剌史刘表，刘表又把他转送到江夏太守黄祖手下，后被黄祖所杀，葬于汉阳西南沙洲上，因为祢衡曾撰《鹦鹉赋》，有声名，故后人称此洲为鹦鹉洲。“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以萧索之景，寓惋惜之情，意言外。接着笔锋一转，把讥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曹操、黄祖。“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谓书生何苦与此辈纠缠，以惹祸招灾。残害人才的曹操、黄祖，虽能称雄一时，不也归于泯灭了吗！此句流露出苏轼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收尾三句，就眼前指点，转出正意，希望友人超然于风高浪急的政治漩涡之外，寄意于历久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蹑前贤。李白当年游览黄鹤楼，读到崔颢著名的《黄鹤楼》诗，曾有搁笔之叹，后来他写了《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等诗，据说都是有意同崔颢竞胜比美的。苏轼借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写出赶上《黄鹤楼》诗的名作。这既是勉人，又表露出作者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

这首词由景及情，思乡怀古，由豪入旷，超旷中不失赋诗追黄鹤的豪情壮采，不失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的上片，由江汉西来、楼前深碧联想到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引出思归之情，又由“葡萄深碧”之江色连接着黄鹤楼和赤壁矶，从而自然地触发怀友之思；下片由思乡转入怀古，就祢衡被害事发抒议论与感慨，最后又归到使君与黄鹤。全词形散而神不散，大开大合，境界豪放，议论纵横，显示出豪迈雄放的风格和严密的章法结构的统一。一则，它即景怀古，借当地的历史遗迹来评人述事，能使眼中景、意中事、胸中情相互契合；再则，它选用内涵丰富、饶有意趣的历史掌故来写怀，藏情于事，耐人寻味；三则，笔端饱和感情，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的激情，字里行间涌流。

●一丛花·初春病起

苏轼

今年春浅侵年，冰雪破春妍。

东风有信无人见，露微意、柳际花边。

寒夜纵长，孤衾易暖，钟鼓渐清圆。

朝来初日半衔山，楼阁淡疏烟。

游人便作寻芳计，小桃杏、应已争先。

衰病少悰，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

苏轼词作鉴赏

此词抓住“初春”和病愈初起这一特殊情景和特有的心理感受，描写词人初春病愈后既喜悦又疏慵的心绪。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三句，写春寒犹重，而用腊侵、雪破表述，起笔便呈新奇。“东风”二句进一步刻画“今年春浅”的特色——不光春来得迟，而且即使“有信”也“无人见”，春天只“柳际花边”露了此“微意”。这既表现了今年初春的异常，同时也暗中透露了词人特有的乍觉乍喜的心情。此处“微意”和“柳际花边”启人联想，含蕴深细，极见个性。接下去“寒夜”三句，直抒感受和喜悦心情：初春时节，纵然夜寒且长，但已是大地春回，“孤衾易暧”了，就连那报时钟鼓，也觉其音韵“清圆”悦耳。至此，初春乍觉而兴奋之情，极有层次、极细腻地刻画了出来。

下片前二句写初春晨景，仍贴合着“病起”的特殊景况，只写楼阁中所见所感，“初日半衔山，楼阁淡疏烟。”景象虽不阔大，但色调明丽，充满生机，清新可喜。这既是初春晨景的真实描绘，又符合作者独特的环境和心理感受。以下二句又由眼前景而说到游人郊苑寻芳，进而联想到“小桃杏应已争先”。“争先”即先于其他花卉而开放，此处只说推想，未有实见，还是紧扣“初春病起”的独特情景落笔，写得生动活泼，意趣盎然。这四句与上片前四句写法上有所不同，上片前四句叙事兼写景，景是出以虚笔；下片四句写景兼叙事，景则有实有虚。这样不但避免了重复呆板，同时也符合词人病起遣兴的逻辑。上片写日出之前初醒时的感受和心情，故多臆想之辞，病起逢春，自然兴奋愉悦；下片写日出之后，见到明丽的晨景，故以实笔描画，这既合乎情理，又为下文蓄势。词人由眼前景，自然会联想到寻芳之趣，联想到楼阁之外明媚春光之喜人，因而理应也“作寻芳计”。

最后三句“衰病少悰，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陡然逆转，与前景前情大异其趣。这曲折的波澜，实际上却仍是紧扣“病起”二字。因为尽管春回大地，而病体方起，毕竟少欢乐之趣。“疏慵”对“少悰”，“爱眠”应“衰病”，“日高眠”合“寻芳计”，这样上文逢春情绪到此处一跌。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正是“病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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