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文化的命运 论文
浅谈中西文化
摘 要：《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是梁漱溟先生的遗稿，由其子梁培宽整理并编辑出版的，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布于世，时隔数十年之后，第一次呈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此书从中西方文化的视角观察它们的根本不同点，主要议论的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对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几十年前的见解在当今社会得到了充分证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是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预防针。
关键词：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宗教；
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及经济的进步，我国逐渐在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我们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当代的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上，文化“东风”愈刮愈猛。然而在上个世纪，我国正面对文化冲击。在这场文化的较量中，延绵数百年的中华文化险些被灭种。但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有一个冷眼观天下的人、有一个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的人、有一个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就是梁漱溟先生。他针砭时弊的指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并明确的指出中华文化今后的发展道路。
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笼统地说，从社会的角度讲，文化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但同时从历史角度看，文化又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了解文化便是了解一个国家的奠基石。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强国的关键。但具体到某些国家，例如中国，文化又有其时空的相对性与独特性。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什么？在中国的历史洪流中，中华文化又是如何演变的?文化当中的哪些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都是我们首先要探求的。
依照通常观念，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共同人生，是一大群集体的人生，是经过长时期变化酝酿而来的。大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文化。孔子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先师，是当时文化的精神领袖，其著作一直为后世所传诵。孔子和孟子一切以自然为宗，眼光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的、不可分的。仿佛有点看中自然，不看重人文。尤其是孟子所传学派，更是这个路数。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做人的道理和理想，应该怎样做人，是中国文化最爱讲的。此种观点深入人心。在周孔教化兴起之后。中国文化的中心便有所改变——由宗教文化转为周孔文化。这便导致中国几乎无宗教这一独特的文化特征。既然中国无宗教，而孔子又注重教化人类的理性，总教人自省，自己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判断力，从此便走上孔孟教化代宗教之路。然而，从长远看，自律万万不可代替宗教对于社会的职务。因为在古代，宗教几乎凌驾于政治之上，又容于礼俗法纪之内，社会稳定有序的运行全依靠与它。鉴于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由此观之中国文化重在“践行人道”
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中华传统文化视“和”为宇宙万物本然的状态，儒家对于宇宙人生，总不胜赞叹其和谐。有道是“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孔子态度敦厚，处处教人用心回醒，反思自己，求诸于自己的理性；孟子态度偏激，更偏向愤世嫉俗，但总而言之，都推崇理性，寻求“理性至上”。在儒家的领导下中国逐渐有向上之强心和相与之厚情。儒家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的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但此时并未演化为“存天理，灭人欲”。中国古语“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伦理观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这无疑指向天下一家。一个人的生命，是有伦理关系的。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形成于礼俗之上，多由儒家倡导而来，但不是孔子最初着眼点。伦理社会看中彼此间的互相尊重，时时为了照顾旁人而忽略自己。
二、浅谈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中国文化的发展兴盛早于西方，西方文化分崩离析，中华文化统一合整。但为何到如今，在世界文化中，西方文化一枝独秀？这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分歧造成的。
梁漱溟先生认为，宗教问题是中西方文化之分水岭。虽然在人类文化的早期阶段，东西方都由宗教开端，但以后却有着极大的差别。西方是有基督教开出集团制的生活，而中国是由周孔教化开出的家庭制生活。
西方社会中基督教独尊的地位及超家庭、家族的团体----教会的成立，人们组织纪律，观念、国家观念都十分的强烈。而中国从周孔时期，文化的中心便转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以前祭天祭祖等宗教形式只能构成周孔教化的一个条件。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集团生活，是由基督教开始的；中国的家庭生活，是从周孔教化而来的，从而形成了宗教与非宗教两种不同的文化的差别。
而我则认为，中国是大陆的文化，西方是海洋的文化，大陆文化是指以大陆为生成背景的文化，海洋文化是指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这两种不同的生成背景，包括地域地貌、气候气象、自然生态、风土民俗以及历史文化等等差异而形成显著的区别。主要区别有：大陆文化是一种以农业为主的文化，海洋文化是一种以商业为主文化，两者代表着人类社会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之发展水平。
中国的古代文化发源于大河流域则属于农业文明，人民比较安分守己，因为他们会依靠一块土地来生活一辈子，有着比较保守的传统文化底蕴。西方的古希腊文化是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性文化，况且欧洲的农业远不如中国的农业，在古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欧洲人喜欢向外去探索，西方文化比较的外向。
总之，中国的文化讲大局，西方的文化只讲自己。
三、中西社会的构造不同
导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部分则来源于中西社会的构造不同。
我认为中西社会构造的不同表现在于：“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而西方社会是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第一，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西方社会是个人本位。所谓伦理的本位，意思就是说：“中国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以伦理纽带相维系的天然关系。”梁漱溟先生认为：“社会最为基本的构成部分是团体、家庭和个人，三者在社会中位置的轻重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构造体系。”这一点的区别是：在中国，家庭处于显然的位置，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则轻松若无物；在西方中，团体和个人是两个实体，家庭几乎为虚位。中国因注重家庭的演变成伦理本位的社会，西方则因团体生活形成个人本位的社会。个人与集体是对待而立的，有集团生活才能显示出个人之地位。第二，中国的社会职业分途，西方社会阶级对立。所谓职业的分途，则是指依据人们服务社会的途径不同。分为农工商等各种职业，维持中国社会的秩序，靠的是社会的礼俗，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重在教会而不是法律。
就中西社会之构造而言，伦理本位在于中国，个人本位在于西方，只是一个方面罢了。另一方面是，西方的社会有阶级对立而中国社会则是职业分途。我认为，在中国缺乏形成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政治条件。首先，在经济上，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得土地集中没有在中国社会形成“没有经过产业的革命”，且“遗产诸子均分”等观念，而使资本难以集中，中国的工商业“总不外是些小工小农”。这就使中国在经济上缺乏形成阶级对立的土壤。而西方社会经过产业革命后，资本集中的土地集中，工商业发达，随之阶级对立之势形成。其次，在政治上，因孔子而有的开放的读书会，使得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读书考试踏上仕途，士与农“期间气脉浑然相同但不隔”，政治上无形成对立的条件。由此得出：中国只有士、农、工、商四个不同社会阶层，不存在阶级的对立。而在西方社会，集团生活产生了严格的等级森严制度，官职与身份是世袭制的，不同等级之间是绝对禁止通婚的，因此，无论是中古还是近世，西方社会都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
伦理之本位，即使是家庭亲子血缘关系的伦理关系，涵盖了整个社会得人际关系，“三纲五常”已成为国家政治道德及社会的秩序的根本原则，因此中国社会缺乏西方式的团体组织和团体生活，而只有伦理关系网络形成的生活习俗。若中西比较言之，在社会方面西方重视法律，而中国社会秩序得以维持侧重于礼俗。“近代法的权利，中国礼俗之本则情与义也。”在经济的方面，中国家庭是以农业自然经济生产、消费、分配的单位。
四、对待人生的态度
我们在每天忙碌的生活中，可能没有时间抽出来去思考人生态度的含义，华夏民族与其它民族对待人生态度的不同，而中国特有的人生态度，可以说部分程度上是受古代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些传统的文化也深深印刻在了每个华夏儿女的思想中。
在我看来，人生态度是每个人对待人生的稳定性的心理倾向。人生态度包括人生认知、人生情感和人生意向的三种成分。人生认知是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人生情感是对人生的内心体验和评价，人生的意向则是人生的行为趋向，人生认知是人生态度的首要基础，人生情感是人生态度的核心成份，人生的意向是人生态度的最高追求。一个人如何认识人生，就会产生对人生的不同感受，就会怎样去对待人生。
在东亚两大文明的古邦印度、中国，传统的人生态度有很大不同。印度传统的人生的态度更注重超现实性，印度诸家学说中尚称“中庸”，既反对以苦行自我的折磨态度，又反对纵欲主义，持不苦不乐的中道之观。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传统之人生态度，则以乐生、贵生的实用理性主义为特征。《中庸》中的“赞天地之化育”，被用以来概括华夏民族的基本人生态度，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参与创造和改造现实世界为人应尽之天职，以取法于天地之道的伦理纲常为人必须恪守之绝对要求。国人以一种功利的、理性的、审美的严肃态度对待现实中的生活，把全部的关怀都倾注于现实利益的获取上，满足于通过生产斗争在自然界得到的生存权利，和努力奋斗而在社会上得到的生存权利，缺乏对人生价值的深刻反思，不大追求来世幸福之安慰。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道教的“贵生”，集中的表现了华夏民族传统的现世主义的文化心理需求。表现出浓厚的中国味。
当然，华夏民族的文化也是多层次的，作为以儒家为主的极端现世主义思想的补充，也有像庄子那样极富超越性的自然主义人生的态度。深受这种文化熏陶的中土文化的精英们，往往内道外儒，在内心生活上具有超越性的追求，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碰到挫折后，也会产生出世之想，尽管这种出世未必是隐遁之山林、追求来世，而多分为即世间而出世，所谓“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
另一方面，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就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是在批判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实践中产生的,其与儒、道之争,逐渐改变了华夏文化独尊的观点,中国风尚大为改观。尤其是佛教禅宗,几乎完全中国化,成为中国人的经典思想,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甚至是民族观念,极大地冲击了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从理论上、思想上和情感上对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心理结构上产生了影响,从而在他们的文艺创作、审美趣味和人生态度上产生了精神影响。
作为对极端现实主义的必然补充，中国人也会产生追求神佛护佑、憧憬来世幸福的宗教需求，尤其是深受剥削的压迫、不得人生幸福的劳苦大众和乱世之民们更多如此。外来佛教、菩萨救度及往生净土的思想，适应了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需要，与此相应的是民间乃至上层社会念佛禅的盛行。对佛菩萨的崇拜及对死后往生乐邦的追求，当然会产生忽视现实的幸福争取的消极作用，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也是苦难大众们唯一可安慰心灵的方式，对于平衡社会的心理、淡化社会的矛盾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另一角度来讲，华夏民族的极端现实主义、物质主义和乐天安命之人生态度，易产生腐化堕落与知足保守两种极端的倾向，国外学者有人指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致命弱点所在。佛禅对人生冷静深刻的反省，对人欲横流从认识论、轮回说、伦理观方面的批判，也作为一种补充的思想，无不激发人们向上的追求，使堕落者警醒回头的良性的作用，使民族文化心理具有多方面的内涵所在，对维持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社会心理的平衡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总之，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对中华民族传统的人生态度要取其精华，吸收并用于我们自身中。在遇到问题时要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反省，切勿因社会的浮躁而影响我们最初的对待人生的态度。
《中国文化的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1 《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5 《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5 《中庸》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5 《中国文化的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1 《中国文化的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1 《中国文化的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1 《中国文化要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5 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1 王艳玲.佛教禅学与王维诗风.J.《安顺学院学报》, 2009.04
第二篇：中国文化的命运
2013年读书报告会——《中国文化的命运》梁漱溟
主要内容：
《中国文化的命运》是梁漱溟次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议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并用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几十年前的见解远超过今人的庸论。梁漱溟“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通过三个辑子，各有侧重的向人们阐释了“中国文化之精神”、“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引外国的长处”等三部分，探讨学术特性、国人品格、文化通病与奇迹、道德与宗教、民族精神、人权自由、社会构造与制度、人生态度等等精彩内容。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跟„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它是互以对方为重，互相以对方为重。”“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我只指出两大古怪点：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心得体会：
以我所见，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文化的命运》梁漱溟
从现代来看，中国社会历久不前，文化也在停滞不前，但是中国的开化在近世的西洋人之前，这是为什么呢？
从文化的比较来看，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个性：
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但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是大多从他处受之。
中国文化拥有自己的独特的特征，像独特的文字构造等等，这都是自成体系的，与其他的文化差异较大。“本来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不无有差异，亦无不有类同。自来公认中国印度西洋并列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者，实以其差异特大而自成体系之故”。
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一起出现的古代文化像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者失其独立自主的民族生命，只有中国因为其自己的自创文化其独立的民族生命仍独立存在。
从中国以往历史看，在文化上同化他人的能力很伟大。对于外来文化能包容吸收，但是仍然不为其动摇变更。
因为他伟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邻邦外国而融成后之广大中华民族。这就是中国文化非为时间绵延最久，抑或空间上之拓大亦不可及。
中国文化在其绵长之寿命中，后一大段（后一两千年）好像没什么进步与改变，似乎显示其自身内部具有高度之妥当性调和性，已经到达文化成熟的境界了。
中国文化放射于四周的影响既远且大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南洋群岛，东至朝鲜、日本，西达葱岭以西，皆在其文化影响圈内。其临近如越南朝鲜等就不用说了，稍远其近代文明之由来亦受中国资深大影响。近代文明始于十四五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实在是得力于中国的若干物质文明的传习，所以这是物质基础。再则，十七八世纪所谓的启蒙时代理性时代者，亦得力于中国的思想的启发，这是其精神来源。
中国文化个性十足，但是有着“表现之病象”。中国文化原本只有一种早熟的病，中国就像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而智慧早就开了。虽然他的本病就一个，但是表现之病有五种：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就再也没有前途，暧昧而不明爽。
关于幼稚，中国文化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化，但是在形态间却又时而现楼幼稚。关于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是一种很有生趣的文化，任何社会有之不及。无奈的是社会的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渐渐少了，就成老衰了。就像人们生活中常常说到的传统，本来传统对生活来说是行方便的，到后来就成束缚了，成为了一种机械的行为了。
关于不落实，西方的文化大多从身体出发，跟现实很相符。中国文化讲求从心出发，这样不免就有点偏于理想，这就是所谓的不落实了。
关于落于消极在没有前途，西方是沿着现实的路走的，自然能达到理性居于最高的境界，就连他的文化都是积极的。中国人理性虽然早启，但是经济不太发达，也就是经济消极；以致政治不发达，这就是政治消极；中国文化多见有消极气味者，这就是他为什么没什么前途的原因了。
而西方人的长处在于关于团体一面的可以约举为四点：公共观念、纪律观念、组织能力、法治精神。
这四点也可以用公德来替代。公德就是人们为经营团体生活所必须的那些品德，这恰是中国人所缺乏的。
说起法治精神，就可以想到中国人的殉情精神和西洋人的执法精神。中国人是向里用力而西洋人则是向外用力。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而外国是一个理智型社会。
说起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就是指如何做团体的一分子的能力，其要素在与团体的老人的向心力和耐烦的商量的向前进行的精神，有的人说：“中国人不是自暴自弃就是自尊自大，他或者不要发言权或者不要监督权，乃至不要自由权做一个顺民也可以或者即使想要做皇帝的，乃至想给他皇帝也不做”这种情形，随处可见。
说起组织能力缺乏，这是政治能力缺乏的一种表现。
说起纪律习惯，这是指人多聚集的场面不用一条条宣布而群众早已习惯成自然的纪律。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必须要求集体行动起来，敏捷顺利，效率要高，不隐人多而牵绕费时。在车站排队上车时，西洋人鱼贯而行顺序进去但是中国人却总是争前蹿后。
说起公共观念，中国人于身家外漠不关心素来就缺乏如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都震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由中西文化的差异而致，而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即宗教问题。
中国古代和希腊罗马社会彼此都不相远，但西洋后来有文化之发展，这是因为伟大宗教之如基督教者做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文化做中心。此两种方式不同，所以社会构造的演化也不同。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古代家庭家族生活无所骤改，而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夕阳却以基督教转向打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这就是其中最大的差别。
有的人会疑惑：中国人不需要宗教吗？为什么周孔文化不是宗教？
这种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的原因有如下：1文字是以符号构成，不用字母拼音2用孔子的理论为标准3是治国者为由考试而起之士人，不是世袭贵族。
有的人把孔子的教化为宗教，这弄乱了宗教固有的理论。孔子的文化不是宗教文化，虽然有类似宗教的仪式但是他不是宗教。中国用道德来约束人们，道德的养成要有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1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2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二者合起来就跟宗教没关系了，这两者在古代可以用一个礼字来代替，在中国宗教里就是周孔之礼了。
两千余年的中国之风教文化，孔子是其中心。虽然也有种种宗教并存，像沿袭自古的祭天祀祖之类，但是却已变质，而构成孔子教化内涵之一部分，再则有不少宗教进来也没有影响到孔子的地位，这些宗教进来差不多都要对孔子表示尊重，表示彼此并没有矛盾或者精神一致，结果大家相安，或者说他们成了帮凶，这样，在确认周孔教化非宗教之时，我们当然就可以说中国缺乏宗教这句话了。。
中国之长处在有“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两大精神；中国之短处在于缺乏“科学精神，团体组织”。中国文化已经走到了改造途中，旧文化已经崩溃新文化亟待创造。只可惜国人不自知其有不可磨灭之长，而妄想离开旧有一切，凭空建设新的，以至不能成功。所以要建设新中国文化，第一在发挥固有精神引进团体组织，第二在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
大多人认为中国缺乏民主，其实是缺乏进步的团体组织，无谓缺乏民主，更误认为封建。要以团体为主。另一方面还要以人生向上的精神引进团体组织，西方近代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无非为民众谋福利而已，他们人生向上的精神不足。向上精神提振起来，则地方公益自然兴办，福利自然实现。字周孔以来数千年遭遇人心深处大有启发，今天要民族复兴，必从复兴此精神入手，否则精神不振更何况能吸收外来东西？
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此中国文化出路！
第三篇：中国文化概论论文
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
这个学期我选修了“中国文化概论”，学到一些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虽然只是皮毛，亦颇有体会。在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中，我以为儒家文化中一些理论对于当今社会仍能有一定意义。特别是它的伦理思想，对于当今正建设的和谐社会，更有指导意义。儒家思想曾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一贯的主导思想，自汉以降历朝历代都以其为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百姓的生活指导。
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而早在两千年前，孔子便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道德标准，提出了以此“孝悌”为核心的“仁”的思想。这套思想是值得借鉴的。在《论语·学而第一》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说，为人孝悌而喜欢犯上的人，世间是很少见的；而不喜欢犯上却喜欢在扰乱社会的人，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君子应该追求根本，根本建立起来，道义便从中产生。孝悌，就是“仁”的根本。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被大大削弱，而经济与文化的不同步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道德真空。社会上经常可以听闻一些家庭内部的暴力、遗弃和虐待事件。这些家庭不和睦的事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家庭不睦导致了一部分家庭的破裂，使得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在这些不和睦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总是存在一些缺陷，从而导致这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心理上，或者说精神上产生不良的倾向，甚至使一些孩子成为社会上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成为危害社会和谐发展的导火索。由此可见，家庭的和睦对于社会和和谐发展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产生病变，则作为肌体的社会也不能“健康成长”。故建设起和睦的家庭，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儒家的“孝悌”之道，正是解决家庭和睦问题的良药。
“孝”，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悌”，指的是弟对兄长的尊重。在儒家的学说中，对人的各种仁爱都是由孝悌这种父子兄弟之爱推衍出来的，即上文中所说的“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裕起来的人们，便需要教化。而根据儒家学说，“孝悌”是“仁”的核心。因此，教人以“孝悌”，才能使人们学会“仁”。
如果家庭和睦，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子女们便会报之以爱，都能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合理的教诲。从“爱父母”加以引导，可以让人们将爱扩展到邻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泛爱众而亲仁”是也。
怎样才能家庭和睦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就是要用“仁爱”的心灵去关怀、爱护自己的家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升华而来的爱，是天经地义的。而“孝”可以说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引起的女子对父母的爱的回报。如果没有父母之爱，也就无所谓子女之爱，即无所谓“孝”。同样，“悌”也是如此。教之以孝悌之道，则父母子女兄弟手兄互敬互爱。而相爱的家庭很少不和睦的。
家庭和睦，则可把这种“仁爱”扩展到邻人继而扩展到所有人，使人们推己及人，从而天下“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与今天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是相似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应当借鉴儒家的“仁爱”伦理，激发“仁爱”情怀，使“以人为本”成为人们立身做人的基本原则，在日常平凡工作中，能够自发去尊重、关心他人，使人们守望相助，患难相扶，使“仁爱”成为全社会人们的自觉行动。若能做到如此，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到来，就指日可待了。
第四篇：中国文化地理论文
中国地理文化饮食的差异
摘要：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的时间历程，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了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但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我国不同地域的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进而形成了各自独一无二的文化传统。其中我国享誉世界的中国美食因地域的差异，各地也有着不同饮食文化。
关键字：饮食差别、四大饮食区域、八大菜系。
1、南北饮食差别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从主食结构上也可看出，我国南方气候湿热，盛产水稻，因此，以大米为主食；北方气候相对干冷，适宜小麦等作物生长，因此，以面粉为主食。所以我国素来有“南米北面”的说法。
1.1饮食在文化地理上的差别
中国人口味之杂，堪称世界之冠，但也有一定规律可循。有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饮食文化的地区差异，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口味于地理环境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山西人能吃醋，可谓“西酸”之首。山西等地的“西方人”何以爱吃酸？打开中国地图，可知这些地区，特别是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水土中含有大量的钙。因而他们的食物中钙的含量也相应较多。这样，通过饮食，易在体内引起钙质淀积，形成结石。这一带的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发现多吃酸性食物有利于减少结石等疾病。久而久之，他们也就渐渐养成了爱吃酸的习惯。
湖南、湖北、江西、贵州、四川及东北的朝鲜族等地居民多喜辣，我国流传有“贵州人不怕辣、湖南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之说。贵州人平生所吃辣椒极多、朝天椒、野山椒均不在话下。在川北，听说有一种辣椒本身不能吃，用一根线吊在灶上，汤做好后，辣椒在汤里涮涮，就辣得不得了，因此叫“涮涮辣”，四川的“麻辣烫”更是全国闻名，可以说，没有不辣的四川名吃，四川名吃不辣，也就谈不上“名吃”。如今，人们除了管四川女子叫“川妹子”外，还称其为“辣妹子”，原因大概也基于此。
喜辣的食俗多与气候潮湿的地理环境有关。我国东部地处沿海，东北的朝鲜族当地气候也湿润多雨，冬春阴湿寒冷，而四川虽不处于东部，但真地处盆地，更是潮湿多雾，一年四季少见太阳，因而有“蜀犬吠曰”之说。这种气候导致人的身体表面湿度与空气饱和湿度相当，难以排出汗液，令人感到烦闷不安，时间久了，还易使人患风湿寒邪、脾胃虚弱等病症。吃辣椒浑身出汗，汗液当然能轻而易举地排出，经常吃辣可以驱寒祛湿，养脾健胃，对健康极为有利（对当地人而言）。另外，东北地区吃辣还与寒冷的气候有关，吃辣可以驱寒，鲁迅留学时为御寒也有了爱吃辣的习惯。
我国北部是内蒙古高原，过去新鲜蔬菜对北方人是罕见了，鲁迅先生说“胶东的白菜运往北京，便用红头绳系了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美其名曰‘胶菜’”，就是指此。我国北方地处暖温带，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和多雨，气温年较差大，在过去，即使少量的蔬菜也难以过冬，同时又不舍得一时“挥霍”掉，北方人便把菜腌制起来慢慢“享用”，这样一来，北方大多数人也养成了吃咸的习惯。
人说苏州菜甜，其实与无锡的相比，苏州菜不过是淡。无锡炒鳝糊放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对北方人讲，根本没法吃。广东、浙江、云南等地居民也大多爱吃甜食。南方多雨，光热条件好，盛产甘蔗，比起北方来，蔬菜更是一年几茬。南方人被糖类“包围”，自然也就养成了吃甜的习惯。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只好以“咸”代“甜”来调剂口味了。当然，“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只是个笼统而又相对的说法，我国地大物博，饮食习惯差异很大，甚至在局部地区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民族习俗和个人习性也有重要关系。
2、四大文化饮食区域
2.1、东北饮食文化区
东北饮食文化区，是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及内蒙古自治区兴哲里木、呼伦贝尔三盟在内的一个饮食文化历史区域。土壤肥沃、地面水源丰富、草原肥美、平原广阔、山林原野动植物及江河湖海水生资源丰富、无霜期短、冬季严寒而寒冷期长、人口稀少（尤其是清中叶以前）等构成了一区域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生态环境与饮食文化的基本条件。
东北是畜牧、种植、射猎、渔捞、采集等各种成分存的经济结构，与黄河中下游史前期和长江流域两汉以后就已形成的过于偏重农业的生产和生活模式相比，人们的畜、兽、禽、鱼等动物蛋白比重明显比中原等广地区民众日常为多。这种食物结构，是这里人们体质健壮，健康水平比几乎是单一植物原料的关内广大汉族庶民百姓高的基本物质保障。除了主食原料品种的丰富合理、动物蛋白比重较高的特点之外，由于地处多雪地带，食物中动植物脂肪含量、盐的摄入食都略高于关内的些地区，同时嗜辛辣味，酒的人均消费量也较高，并且是烟草最早吸食和种植的地区之一。烟草自朝鲜半岛传入东北然后进入关风，这是因此是明中叶以来烟草转入我国的重要途径之一。
东北冷冻食品种类多，数量大，持续使用的时期长，是一大典型区域饮食文化特点。冻肉、冻鱼、冻干粮（饺子、豆包、馒头、年糕、饮团等）、冻水果（梨、红果、苹果等），尤其是冻豆腐更为一大特色。大豆、饭豆、菜豆等豆类及小豆腐、干豆腐等豆制品和黄豆芽、绿豆芽的食用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2.2、京津饮食文化区
京津饮食文化区，是以今北京、天津两大中心城市为重心，包括其目日常食生活赖以依存并同时受其经济、文化直接辐射影响的周围地区。自明代以来，除京津地区的糖食、瓜果、蔬菜、畜禽肉类、河海产品、五味调味等大宗地产以供各层消费者基本食用外，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全国各地的食物、食品更极大地丰富了京津地区民众的饮食生活。地产仅举几类可见一斑：“津门为畿南重地，富丽繁华，几与京师相埒„„津沽出产海物俱全，味美而价廉。春令最著者则蚬蛏、河豚、比目等类；秋冬螃蟹，肥美甲天下；冬令则卫河银鱼，驰名远近。更有铁雀，佐酒亦佳。黄芽白菜胜于江南冬笋者，以其百渎不厌也”（羊城旧客《津门纪略》卷一跋、十一）。
2.3中北饮食文化区
中北饮食文化区是一个在历史上地域变化较大的饮食文化区，它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草原文化类型。在16～17世纪以前，这一文化区大致包括了当时中国长城以北，从东北直到大西北的一条非常广阔的牧业文化带。而在今天，则订是指以内蒙古为中心，包括毗连的东北三省、宁、陇、青、新等省区局部在内的畜牧业地区，并且在东北和西北地区有深入的文化交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逐步实行定居放牧，土房汉式砖房日渐增多。牧区以牛羊肉及奶食为主，粮食、蔬菜为辅；农区则以粮食为主，奶食为辅。牧民尤其嗜饮砖茶，煮好之后稍加鲜奶，别有风味。
2.4西北饮食文化区
以今天的新疆地区为主，并兼及陇、青、藏等省区邻近地带构成了历史上的西北饮食文化区。农业、畜牧、种植业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生产部门，小麦、稻是主要的粮食品种。肉类主要是羊。奶、奶茶、奶酒和众多的奶投影品是各少数民族普遍食用的美食。以葡萄、哈密瓜、西瓜等瓜果为代表品种的瓜果种植是举世闻名的。在西北饮食文化内，北疆与南疆的饮食风格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北疆除维吾尔族、蒙古族和锡伯族等少数民族之外，主要居住着哈萨克族。哈萨克族人民受吃馕、羊油炸面团、羊肉面片、抓肉、马腊肠、奶茶、马奶子酒、奶油等20多种富有特殊风味的食品。平时多吃羊肉，通常的吃法是大块白煮的抓肉。晚秋季节宰杀牧畜后开始熏制冬肉。马肉灌制的腊肠不仅风味特殊，而且可以长期保存。过去基本不吃蔬菜，现在粮食、蔬菜也成了日常食物。南疆居民，除汉族外，主要有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蒙古族、乌孜别克族等少数民族，其中维吾尔族的人数占绝对优势。维吾尔族人民以面粉、玉米、大米为主食。下时喜欢喝奶茶，佐以玉米面或面粉制成的烤饼——馕。用羊肉、羊油、胡萝卜葡萄干、葱和大米制成的具有民族风味的“帕罗”，是节日或待客不可缺少的珍贵食品，以手抓食，故称抓饭。
3、八大菜系
我国依据不同地域及烹调方法和口味特点，也可以将中国菜分为八大菜系是:广东菜系、四川菜系、湖南菜系、山东菜系、江苏菜系、浙江菜系、福建菜系、安徽菜系。
这些不同的饮食文化，是我国经过数千年积累下来的财富，也是我国灿烂文化史上的一颗闪耀的明珠，也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魅力的一张名片。
参考文献：
（1）姚勤智《山西面食文化的成因特点及饮食习惯》，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
（2）李名义《我国北方面食民俗面面观》，咸宁日报2005.1.12
第五篇：中国文化概论论文
浅谈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一般认为，科举制度产生于隋代(公元607年)。这项制度对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1864年，在狄更斯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科举考试》的文章，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
科举制这艘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历经唐代、宋代、元代，进入明清，经过几百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在强劲的欧美“风雨”和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它已是破败不堪。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对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于历史风云的遮蔽，使人们的认识难免有局限。本文仍试图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科举制度本身的利弊出发，理性地考察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纵观世界政治的历史，不仅是在封建社会的中国，甚至在欧美各国，科举制度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较为科学地选拔人才，维护政治统治
由于科举考试是通过统一的考试、统一的评判标准来择优取士，并且打破阶级的束缚，使得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有施展抱负的机会，正如余秋雨所说，“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势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得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持着机会。”不可否认，“科举
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是最大程度上吸引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加入国家政治行列的最优制度。”因此科举制在保证统治者掌握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权的前提下，同时使封建政权取得更多阶层的支持，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对流，相对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扩大其统治基础，并且有利于提高封建官僚队伍的政治、文化素质，成为封建统治者强化其思想统治、巩固皇权的有效手段。
（二）影响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录用的典范，而且对近现代各国政体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多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政党分肥制等机制进行文职官员的选用。这些任用办法不可避免都会因为“人”的关系带来结构性的腐败，削弱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而我国的科举制度采取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尽可能大的向平民开放，倡导公平取士，唯才是举，正体现了“机会均等”原则。这与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当西方了解了我国的这种选官制度后大为赞赏，进而仿效，成为近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之后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由于英国当时国力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为系统且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进一步完备。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务员制度，才发现西方文官制度是从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学过去的。科举制对欧美现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影响，堪称为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三）客观上推动了教育文化的发展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它不是教育制度，但它与教育关系密切，对学校教育具有导向作用，具体体现在对学校培养目标的导向、学校教学内容的导向、对学校教学效果的导向等诸多方面。科举考试主宰并控制了学校教育。总体上，科举制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学校的广泛兴起，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因为选才与育才标准的统一，科举制度促进了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通过科举可以取得功名，进学读书又是参加科举的前提，这就引起社会各阶层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同时，科举考试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于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统一和标准的一致，也具有积极意义；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各地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不断发
展。明清时期，“科举必由学校”，各类学校就更加发达了。明朝南京国子监学生多达9000人，是15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最高学府。清代府、州、县学的教官就有4000多人，府、州、县学及私塾的学生，大概有上百万人。用知识作为选拔的核心内容，确立了知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科举带来的直接结果，其种种弊端和恶果自有定论，在此不作论述，但它确立了知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功不可没的。强化国学和人文精神的修养，推动了文化普及和社会文明：读书人数的大量增加，科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士人的学习积极性，在历史上，中国教育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选拔“人才”。人们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自己能被国家权威部门选上并得到社会的认可。科考的内容主要是文化修养及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对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籍注解和发展，虽然这样考未必合适，但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读书人的国学和人文精神修养得到强化，大批书生从政，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社会的文明。
二、科举制度的弊端
科举制度为历史所淘汰，必定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与社会发展不匹配所造成的。
（一）考试内容单一，知识结构僵化
科举考试规定必须学习儒学经典，考试内容多是《四书》、《五经》、策论和诗赋之类，读书人所学内容均以科考为目的。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期，明清的八股文造成了“因命题范围狭窄，士子揣摩试题，读时文选本，模拟仿作，而束书不观，不务新知”的现象。儒家历来重纲常伦理而轻技艺，因此大多数读书人为了仕途，为了出人头地，把学习的精力都集中在儒家经典上，对于其他自然学科的知识毫不关心。人们的知识结构逐渐狭窄僵化，思维被禁锢，甚至胸襟狭隘、目光短浅。此时科举制重伦理轻技艺，重才能轻德行，仅仅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已，失去了选拔优秀人才的意义。
（二）与时代和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科举制作为一项选官制度，决定着政治人物的诞生和发展，必定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是有着必然关联的。随着历史的推进，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动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社会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经济上，新兴的工业经济对科学技术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科举制的考核内容将自然科学完全摒除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之外，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无法培养出需要的人才，也无法推动经济的发展。从政治上，科举制度造成官员普遍思想教条僵化、目光短浅的情况，无法应对政治制度的革新与变化，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当陈旧的社会制度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时，必然将被取代。不论是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还是当时的中国科举制度，都不能幸免。
（三）仍然存在选拔不公
虽然一再强调科举制度体现了极大的公平和公开，然而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它不可避免的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在少数几类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中，就有女性。科举制度始终将女性排斥在外，这与时代进步所带来的“男女平等”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也不为社会发展所认可。此外，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不仅需要应试者投入大量的时间，更需要投入相当的财力。很多人因为家境贫寒而没条件读书，有的即便自学成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承担其远赴京城参加考试。“学而优则仕”这条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出人头地之路，很大程度上只为了富裕人家、官宦人家以及书香世家的子弟铺就。因此，科举制的公平性是有限的。
三、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隋唐以前荐举做官，隋唐以后，若想做官必须经过科举的选拔，才能取得接受吏部考试的资格，经吏部考试及格才能授官。所以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都围绕科举而行。
（一）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学校培养目标就是准备参加科举
科举注重文辞，所以学校也注重文辞，而少实学；科举注重贴经、墨义，学校也采用这些考试方法，结果学生只重视记诵不求义理。科举支配下的学校教育培养出的是记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士子为科举而学，学校为科举而教，这就导致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向应试教育发展的必然。
（二）科举考试的内容必然成为学校教学内容
如唐代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教学计划就是按照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而安排的。把经书分为大、中、小三类，规定通二经的须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通三经的须大、中、小各一，通五经的须大经并通，而《孝经》、《论语》则为共同必修。至于律学、书学、算学的教学科目与科举考试的科目相同，如注重习字、习时务策，也是适应科举的要求。又如，进士科注重诗赋，所以从唐朝至清代即使在乡村学校都普遍做诗，学诗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三）对学习观和教育观的形成影响深远，“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中举之路，举步维艰，但纵然是“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句功名误煞人”。成千上万的士子终身追求，孜孜不倦，至死不悔，因为这是他们，尤其是平民布衣改变身份和命运的唯一出路。因此，社会上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畸形学习观和教育观，从而“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影响至今。为符合这种社会潮流，学校为科举而教，教育功能日渐低落。隋唐开始的古代教育走向应试之路，一直沿续到宋、元、明、清，持续了1300多年。科举制不仅影响了隋唐之后的中国古代教育，我们今天的教育模式仍受其影响，“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观念仍顽固地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所以当今教育界才有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大学生择业观不正确等问题的出现。
（四）科举本身就是一种应试教育
科举考试就像一根灵通的指挥棒，科举考什么，士人就学什么，不考什么就不学什么。这种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士人都自动地挤到一条狭窄的成才之路上，科举考试所限定的科目和内容，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只要你想参加考试就得接受特定考试内容的检测，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个性的发展，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科举不考体能，许多士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不重体育锻炼，身体弱不禁风，许多人考过了秀才，中了举人，已是疾病缠身，英年早逝，何谓报国卫家?科举重八股制艺楷法试贴，士人便追求八股精通、楷法圆美。至于其他学问，统统弃之不顾。这种知识偏狭、学非所用的弊病越到后来越是暴露无遗，尤其是在列强环伺，民族危机的情况下，这种科举教育更是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因而不得不加以改革，在改革还来不及跟上社会急速变迁之需时，则未能摆脱被废止的命运。
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
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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