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教育思想（含五篇）

第一篇：梁漱溟的教育思想

梁漱溟的教育思想

一、梁漱溟教育思想产生的原因

从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成立初年，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生死浩劫。中国出现很多有识之士试图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最终都归于失败，这些努力的失败，已经表明中国的社会危机，单纯的通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无法解决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与之相对立是民族自救运动。从世界来看主要是教育改革运动。随着新的教育思想的传入，必定会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反思，于是在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梁漱溟也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鉴于当时中国教育体制实际存在的弊端，梁漱溟开始了对教育改革的探索，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是在乡村，中国的文化是以乡村为本，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或者说“开创新文化，救活旧农村。”

二、梁漱溟教育思想的主张

（一）取西方之精华，补中国之欠缺

经过对东西文化异同的研究，梁漱溟发现西方文化有许多优点，他说：“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这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的，全部曾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人教育所不提及。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显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意的一边例如孝悌支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在知识的一边，例如自然科学之教。”[2]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梁漱溟并不像许多人对东西教育认识的那样，认为西方教育重知识就好，中国教育重情意就不好，他认为东西教育各有长短：“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3]既然西方文化有优点，东方文化有缺点，二者就应该优势互补。

（二）从乡村工入手，进行民众教育

乡村群众在我国占有很大的比重，梁漱溟在认识到中国教育出现的问题后，他认为要想解决教育问题必须首相关注乡村。他说：“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我头脑中所设想的有两个要点，因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缺陷。中国农民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乏团体组织，这是一个缺陷……我所设想的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自治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4]所以今天我们新农村的建设也必须吸取他的经验，把广大民众和国家联系到一起，我们国家才能走上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富强道路。

（三）注重成人教育，提高全民素质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对成年人教育的重要性。他提出，中国这个乡村社会正处于变动改造时期，在这个时期的教育首先“宜着重于成人”，[5] “歌育宜放长及于成人乃至终身”。[6] 虽然他没有明确成人教育的定义，但是他指出了什么是社会教育，既然社会教育与成人教育是相通的，所以我们也能大概了解成人教育的含义。他对成人教育的理解是非常宽泛的，但是很多人习惯于把成人教育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虽然梁漱溟对成人教育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他所进行的分析，却是可以大大驳斥那些对成人教育不重视甚至无视成人教育存在的现象。

三、梁漱溟教育思想的评价

梁漱溟对中国当时教育问题的反思，对于今天我们的现行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在的教育仍然是应试教育，很难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主要是教授课本知识，教学方法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中国农村中仍然有许多文盲，他们有的迫于经济压力上不起学，所以说中国农村教育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国家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解决问题，中国才能繁荣昌盛。

他的教育思想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这也是导致其失败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首先，梁漱溟在教学的过程中强调道德的培养，但是他没有找到怎样真正的培养学生道德素质的方式。其次，梁漱溟提出要建立社会本位教育系统，改善中国教育现状。但是他没有明确指出如何建立这个系统，直到今天我们国家，也没有建立成社会本位教育系统，中国的教育仍然面临很大的危机。再次，梁漱溟提出要重视对青年人的教育，可是不足之处是他没有明确的指出到底怎样去帮助青年人进行学习。因此，梁漱溟教育思想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完备，但是在现实应用中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第二篇：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透视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

内容提要：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当今的新农村建设面对道德危机、教育问题和文化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启示，首先以教育为本，培养新农民，只有以教育为本才能培养新农民，因为新农民不是外来的而是内生的；其次是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相结合，发挥知识分子文化和技术的优势为农村服务才能有效的指导新农村文化建设；最后要以乡村学校为基，重组文化基础设施和增加文化活动，只有以乡村学校为基才能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文化创造力和自主性，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关键词： 乡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 教育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标榜自己先进还是被人称作保守，其情一也，皆是为了中国的复兴而苦苦探索。前面说过三大思潮，其中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一度被称为保守，被认为是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却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经验。乡村建设理论的时代特征体现在，它是在中国现代化事业屡屡受挫后、激进主义思想要全面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之际，提出的一种在肯定民族文化合理因素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的理论。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从这意义上说是一种“内生型的现代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来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那些成绩优秀的后来者们大都采用的是这种“内生型”的发展模式，例如，亚洲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对于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问题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以乡村教育为基础和重点，这一条很符合当今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的需要。新农村文化建设，包括教育建设都要以教育来完成和提升其水平，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一）以教育为本培养新农民，改造农村

梁漱溟认为：“教育„„天然要转向乡村，由于方向的探索，也一定要归到教育„„教育家为了方向的探索，也不能不归到乡村建设。”[1]我们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中得到三个教育为本的重要启示：一是基础教育要提高教师素质，强调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二是成人教育培养农民农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注重精神训练；三是职业教育以农为方向，提倡多渠道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1、基础教育阶段的强调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

现在在教师培训上提的最响的一个口号就是教师专业化，认为教师应该向医生和律师一样成为一个专业，拥有专业知识技能和专业精神，并且有专门的从业范围。这就会使中小学教师认为自己只是具有学校教育功能，而不注重自己的社会功能。但是梁漱溟却认为作为教师也应该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这些思想值得反思。梁漱溟认为乡学村学（可以类比为现在的农村中小学）的教员不仅是学校的教师，还应该是“乡村运动者”。职责不仅仅是教书，还负有推进社会建设事业的责任。“乡学村学的教育是广义的，教员的责任亦既是广义的教育功夫——村学乡学的教育，本以阖村人众为教育对象，要在推进社会为主，而亦将通常

[2]学校教育归包在内。故教员责任不以教书为足，且不以能教学校学生为足。” 因此，在梁漱溟的新社会组织乡学村学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员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他们是乡学村学和乡村组织与社会运动这个大系统联系的纽带，是代表一种新眼光、新知识和新方法去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的。如果把乡村建设的大系统比作社会的总脑筋，那么乡学村学的教员就是许多个细微的神经末梢，与这个总脑筋相联系，方可应付和解决种种乡村问题，促进乡村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现在的农村，以中小学教师的文化水平最高，他们是本村本乡的文化高地，新农村的文化建设离不开他们的积极参与。他们不能只是在学校里做专业的教师，而应充分发挥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文化资源优势，对周围乡村民众进行教育和指导。从事文化设施的管理和应用，以及带领学生或者其它民众编排节目，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城市的教师不需要担负这些责任，可以做专业化的教师，而农村的教师要担负更多的农村建设的责任就必须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发挥教师的社会功能并不会降低对农村教师质量的要求，相反对于农村教师的要求更高，这需要教育部门给予农村教师更高规格的培训和补充高质量的教师；在教师的职业之外的工作还应该适当给予补贴，以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梁漱溟的乡学村学教员，多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毕业生，在任教期间还会不时受到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在职培训。现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应该开设一所专门培养非专业化的农村教师的研究院或者学校，用以对农村教师进行培训和指导，以及整合教师文化资源。一个教师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需要一个组织来统一支配，形成合力，发挥最大的效用。

2、成人教育培养农民农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注重精神教育

梁漱溟认为农村成教不能仅进行知识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对农民的精神陶冶。现今培养新型农民，知识技能的学习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精神教育却很少同步进行。梁漱溟创立的村学和乡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教育组织，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培养农村民众“人心向上”精神的社会政治组织。他认为：“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发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3]他这里提到的“本能”即人的“情意”，也就是精神。梁漱溟始终认为情意（精神）教育比知识教育更加重要，他说：“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在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4]在当时梁漱溟进行精神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重塑农村被冲击而破坏的伦理道德体系，从传统旧文化里转换出适应时代的新文化来。80年过去了，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依然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依然承受着道德下滑的痛苦。所以今天的新农民的培养要借鉴梁漱溟的精神训练的方法，在培养新型农民时，重视精神的教育。把情意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把精神教育和知识技能的教育结合起来，培养高知识高技能高修养的新型农民。另外不能只是由外在的动力和压力来教育训练，更要培养农民的自学和自省能力，梁漱溟说，教育不是教你成功干什么，而是教你更会受教育，让你学习更会学习。对大多数农民而言，不仅要教会他们当前需要的知识技能，更要重视他们以后的发展。自我教育和自我学习不仅能提高学习知识技能的水平，而且惟有自我教育才能真正达到情意精神的自我完善和道德人格的自我超越。如果今后的农村成教能在精神教育方面加强，加上知识技能的培训，这样才能培养出在知识技能和情意精神两个方面都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农民。

3、职业教育以“农”为方向配置专业，培养未来的新农民

农村聚落的特点决定农村里农民的居住特点不会如城市那般密集而分散布局的，而且又忙于农业生产。在如今民工潮全国大流动的情况下，更增加了农民职业教育的难度和必要性。面对这样一个数量庞大而情况复杂的群体在教育模式上绝不能照搬普通教育和城市职业教育那种学校式的办学模式。而要对这群特殊的教育对象运用特殊的教育模式,要因材施教、因人施学、因业施导。梁漱溟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时就认为各乡学村学可以根据本地实际需要开设特色课程，如植树造林课，农民自卫课等等。目的是“施以其生活必须之教育，其与本村社会中各分子皆有参加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5]在很多乡学都开办了职业训练部，用来教授农民需要的农业知识技能和其他与农业相关知识技能。另外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合作教育，以培养农民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无论梁漱溟在邹平施行的职业教育有多少种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是以“农”为方向，以农业、农民和农村为主要服务对象，而不是为农民进城做准备和使农村向城市看齐。

在如今的新农村建设中也可以借鉴梁漱溟的经验，根据各地村镇的不同情况，开设村本和乡本课程。对于新农民的职业教育应该以农业知识技能和相关知识为主要内容。这些知识技术包括新技术、新品种、新农具和新农艺的培训，特别是现代农业技术操作管理的教育和新实用技术的培训；农产品的深加工培训，使农民通过掌握农产品的深加工技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信息搜集分析和农产品营销培训，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在教学形式上可以采用组织专题讲座、分类编班授课和开展巡回教学班等形式，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新农村建设中职业教育应该以“农”为方向配置专业，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对象，以农业为重点。在组织形式方面可以把城镇的职业学校分成小的学校分散到各个乡村，或者并入当地的初中，这样可以增加职业教育和本地情况的适应性。另外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单个或者一户农民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市场竞争力，因此要团结合作。建立类似邹平合作社的组织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当今的农村已经有一些类似的组织，但是没有形成规模，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还有待发展。如果在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就可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相结合

农村的社会文化建设，绝不是送书下乡和送戏下乡等表面工作能够办到的，而是需要活的文化人为载体薪火相传，和广大农民一起重新塑造乡村的伦理道德文化。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下乡，是改变当时中国农村凋敝的根本方式，也是日趋没落的传统士阶层在现代社会新的事业和使命，更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和复兴的最佳选择。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广大农民的自觉和知识分子的投入，其中知识分子的投入是先导，农民自觉是基础。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发动，不能不靠其社会中之知识分子，而且必须是与外面接触的知识分子。因为问题虽普遍地及于中国人之身，而看见了这个问题的只有他：问题之紧迫虐苦或更在蚩蚩无知之分子，而感触亲切成为问题并有一方向摆在面前的，则必在他。”[6]当然知识分子也是有区别的，本文认为主要应该促成两种知识分子下乡，一种是功成名就的高级知识分子，另一种是未来的社会中坚大学生。高级知识分子有着广博的知识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对于近期的新农村建设有巨大作用；大学生是未来的主人，但在现在巨大就业压力面前难免无用武之地，而农村可以给与他们历练的平台，同时也为新农村建设的未来种下光明的前途。

1、高级知识分子下乡

虽然当前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应是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条件改善的背景下，国家和政府应该鼓励甚至资助大量学问修养高深的知识分子和文武官员在退休后返归乡村，一方面有利于他们的身体修养，另一方面亦可担负起培育农村文化要素，引导新的农村文化发展方向的使命。同时积极吸引各方面有较高修为的高级知识分子走进乡村社会进行农业及相关知识技能传播和教育工作。正如梁漱溟所言：“知识分子今后要想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表现力量，非得与农民联系起来，为农民说话。”[7]梁漱溟本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虽然对于和梁漱溟一起进行乡村建设的人的学历介绍很难看到，但是同为乡村建设两面大旗的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人员中有多达70%以上的博士和硕士。因此可知在当时进行乡建的人员大部分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批专业知识技能水准高，同时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而且热心于发展农村的知识分子是难得的巨大发展力量。“如高级农艺师的实地技术指导可能远远超过农民自己学习，这些充满知识和理性的知识分子走进农村，走进农民可以带去新知识、新信息、新技能、新风尚，这种简单而又高效的社会教育方法可以使农民得到实惠。”[8]目前农村缺少的正是这种社会教育人员，因此，应该提倡知识分子要到条件相对差的农村“留学”，让他们深入农民群众，深入实际，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技能指导农民进行生产生活实践，教会农民如何使用新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如何运用最新科技，如何学会农产品经营宣传等，为培养真正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奠定基础。除此之外，还可利用公共体育场，图书馆，观看影戏场所等机构场所集中培训、学习和锻炼。总之，高级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教育和社会影响的结合对于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可以起到巨大作用，可以促进农村居民向新型农民大步迈进。

2、大学生走向农村

高级知识分子和退休文武干部固然可以短期内有效提高农村的文化氛围和水平，有利于培养农民的科学知识和道德素养，但是他们的到来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也仅是输血而非造血，造血则要使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从城市回到农村参与新农村建设来达到，当然如果城市大学生愿意来农村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就是一个地道的城市子弟。对于很多农民子弟来说上大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实现自己跳出“农门”的卑微的愿望。无论是民国还是当今，城乡的巨大差距都导致了农村人才的严重外流和农村文化建设者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农村文化衰弱和无力。但在如今大学生就业难的市场背景下，大学生在城市已经如过江之鲫，为了找到心仪的工作耗费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青春。如果国家给予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鼓励城市过剩的大学生去乡村工作和创业，在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也给新农村建设输送了造血的骨髓，因为回农村的大学生基本上还是从农村走出去的。虽然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并没有现在那么过剩，甚至于中学生占得国民比例都很小。然而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去农村的比例却较现在大很多。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就体现了大学生下乡的意义，但是仅仅只是以村官的形式还是不够的，应该以各种形式、各种渠道来激发大学生建设乡村的热情和进取心，并且使他们在乡村也能自我实现其人生价值。比如师范类的大学生回乡任教；农林类的大学生回乡创业；销售和管理类的大学生沟通城乡之间物流和信息；建筑、设计、美术、音乐等等类别的大学生都可以在农村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当然，前提是国家和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和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

回农村的大学生不仅可以对农村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他们在农村的锻炼，对于以后的发展也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梁漱溟曾经说过中国的老根只保留在乡村，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会发现依然如此。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国的“老根”才有可能在以后的时间里得到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从现在从南到北的读经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其实读经不如去一些农村历练一段时间，也许会得到更多。农村的历练可以使他们从道德素养到实际能力都得到提升，而中国独特的人情伦理社会只有在农村也能体会的最深刻。因此大学生下乡可以实现大学生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造血的双赢。

（三）以乡村学校为核心，重组文化基础设施和增加文化活动

乡村文化建设离不开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和农村文化活动单一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样存在，邹平实验县属于比较落后的地方，文化落后，赌博成风，和今日之农村何其相似。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邹平县在移风易俗的基础上，以乡学村学为基地，以乡村建设研究院师生和乡学村学师生为主力，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自排文明戏，送戏下乡；组织农民自编自演节目；县电影队下乡放电影和举办农民冬季运动会等措施来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9]针对现在农村文化设施问题，也可以参照梁漱溟的设计借鉴而予以改造。

1、以农村中小学为核心重组文化基础设施

梁漱溟认为乡学村学有支持农村各项社会建设事业的责任和义务，“期于一村之生活，逐渐改善，文化逐渐增高，并以协进大社会之进步。”[10]文化建设更是乡学村学责无旁贷的义务。当今农村由于资金和条件的限制，所谓的文化站和图书馆很少或者仅设在乡镇所在地，普通民众很难享用。而每个村子都有学校，学校都应该有图书馆和操场以及相应的文化设施。每个乡镇都会有几所初中，其文化设施相对而言更加全面。农村文化站和图书馆的建设和中小学的图书馆和操场等设施合并建设，有两个好处，一是加大了对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使学校的条件更好；二是使农民可以就近组织和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有人认为这样会影响学生的学习，不过学生有双休日和寒暑假，时间易于错开；而且农民可以和自己的子女一起参加活动，在调动双方兴趣的同时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2、以中小学师生为主力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农村中小学师生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然而我们的教育却把学生都按照城市人的模式培养，使他们渐渐远离农村和农民文化。即使这样，中小学教师依然是农村里最有文化的群体，中小学学生也是村里最有朝气和活力的群体，这两个群体对于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小学师生可以作为宣传新文化、破除迷信和组织文化活动的主力，编演话剧和小品、组织运动会、文化宣传和政策宣讲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如果能发挥中小学师生的积极性,必然会带动其他农民的积极性，造就一个很好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另外农民中大有能人，这些能人音乐、美术、文学和体育的天赋并不亚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人，他们需要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可以由中小学师生来构建。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必然对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起巨大的推动作用。结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虽然是在距今八十年前设计并实践的，但是他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设计乡村建设理论体系的。如今中国的农村老根依然存在，中国的农村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新农村建设的构想就是农业现代化的延续和升华。现在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已经很高了，但是城市现代化所代表的“非内生型”现代化适合农村嘛？梁漱溟给与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内生型”现代化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以中国原有的东西为基础结合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实现属于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西化。如今正是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面对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尤其是文化问题，完全可以用梁漱溟的设计来解决。这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给当今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问题的启示。以教育为本虽然有悖于现在提倡的以经济发展为本，但是农村并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结合就目前看有点困难，更多是自我实现的问题，如果国家给与农村更多使他们自我实现的机会，知识分子下乡的大潮指日可待。以学校为本，统筹文化基础设施虽然有时会影响到学生学习，但从长远看，使孩子生长在一个好的文化氛围中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总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是我国农村建设思想中非常珍贵的遗产，对当今的新农村文化建设有极具价值的启示意义，值得借鉴。注释：

[1]中华职业教育社.[M]梁漱溟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152-156页.[2][1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459页.383页.[3] [4]宋恩荣编.梁漱溟教育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4页.4页.[5] [9]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66页.314-315页 [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452页.[7]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460页.[8]张菊霞、夏金星：《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与新型农民培养》，《职教论坛》，2007年1月上，第62页.

第三篇：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题目：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姓名：申宣成

学号：52080105002

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系别：课程与教学系

2008年12月

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教育意蕴

申宣成（学号：52080105002）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系08级博士生

摘要：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核心是直觉和自省；家庭教育，求学和从教等人生经历是他的生命哲学形成的基础；这种哲学理念体现在他的办学实践和乡村改造的活动中并对对当代中国的教育实践有巨大的启示。

关键词：梁漱溟 生命哲学 自省

形成原因 教育实践 当代教育启示

梁漱溟作为中国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一生致力于个人和社会两大问题，既有对文化和生命的独特思考，又不遗余力地献身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志道鸿毅，知行合一。本文仅从其生命哲学的命题入手透视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意义。

一、梁漱溟生命哲学的内涵

梁漱溟强调人对自身生命的认识。他认为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1]非智慧为役于生命”。这也是儒学与西学的根本区别所在。人要认识宇宙生命，不能靠感觉，也不能靠理性，而必须依附于感觉的直觉和附于理智的直觉，“在直觉中，我与其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浑然不分的”。人由此与宇宙大生命和为一体，契合无间，没有主体与客体，能观与所观的区别，从而真正体悟到宇宙生命。因此对宇宙生命体悟也就是对于人心的自省，自证，自见，自知。如果认识到了人心也就体悟到了宇宙生命。

这一体悟来自于他对儒家的独特的理解。他在《孔子学说的重光》一文中写道：

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比较可靠的古籍——《论语》，来看孔子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是什么；拿其中许多条来参考勘对，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一条，“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自己说明他自己的话，说他自己的生活，说他自己的生命，说他自己这个人。仿佛可以说，他由少到老，从五十到七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乎他自己个人的一身。我们隐约地见出他是了解他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这种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安一个什么名词才好呢?恐怕找遍现代世界所有大学、研究院、学术分科的名词，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给他安上。孔 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作“自己学”。[2]

所谓“自己学”，据梁漱溟的解释，也就是“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而不是其他”，从而使“自己生命和生活向上进步提高”的学问。

可见，梁漱溟在他的生命哲学中，强调对自己的认识和体悟。这和古希腊哲学人本主义的哲学观不谋而合。而他的这种哲学观的形成，无疑得益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

二、梁漱溟生命哲学的根源

1．注重自省的家庭教育。在梁漱溟的成长中，他的父亲梁济给了他极大的影响。梁济有意识地在在他和子女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自然的关系，鼓励他们与他自由交谈，并积极征求他们的意见。他有目的地鼓励他们发展那些不同俗见的独立精神，教导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可以反对父母的意见。他也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体罚。这种教育方式的结果是梁漱溟小时候就给了他以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责任感，形成了自省、自觉体察内心的习惯，这对他形成追求直觉与认识自我的生命哲学观起了奠基的作用。小时候的一件事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底一小串钱忽然不见。多处寻问，且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以往，并不责斥，有出不喊我了看。他却在纸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数值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也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3]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梁漱溟谈及此事，还说：“遂成了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成就了我一生的自学，自进，自强。”（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可见父亲对他的巨大影响。

而这种影响并不是一时一地所能成就的，而是在其父子关系中持续一生的。例如梁漱溟青年时代参与了同盟会，投入了颠覆复辟政府、暗杀复辟分子的激进革命活动中，这种活动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奉行改良的梁济眼里自然不是合适的举动。但是虽然不赞成儿子的做法，他也不正面阻拦，而是以书信的形式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把选择的权利交给梁漱溟自己。而在家事的问题上，梁济更是不干涉孩子的选择。梁漱溟19岁时，因为笃信佛教，所以宣布不愿结婚，垂危的母亲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而梁济却仍然拒绝干涉他。梁漱溟在他的《思亲记》中写道： 公独坐旁无语。明日以书示之曰：汝母昨日之教，以哀情私语，堕儿远志，失于萎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

正是这样民主自由的家庭教育氛围的熏陶之下，梁漱溟养成了自省、自学、自证、自见的习惯，形成了独立思考和富于批判性的意识，加强了他对生命的体察，这对他从佛教转入儒家，奠定了思想的基础。所以，当他在佛教中因为找不到人生和中国问题出答案而痛苦不堪的时候，看到《论语》中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句子时，自然而然的感到了一种心灵的契合和思想的依托，他之所以把孔子之学总结为“自己学”，这是和他所受的家庭教育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他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

2．促进自省的中学教育。梁漱溟13岁进入北京顺天中学这个新式学校学习，在这个学校接受了将近6年的教育，这6年，无疑给他打下了学术的根基：不仅是学到了知识，更是学到了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极强的自学能力。这种自学能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校的一种学习形式：小组学习。

当时，在一些同学的促成之下，梁漱溟参加了一个“自学小组”，这个小组的总之在于互勉、批评、求知。这个小组的学术讨论和道德讨论是通过彼此间的批评进行的。如有一次小组讨论，大家建议以各自的短处标出一字相互称呼，借资儆勉。有人取“懦”，有人取“暴”，有人取“惰”，而梁漱溟取“傲”字，可见小组成员之间彼此自省约束的作用。这种学习的形式可以说是梁漱溟青少年时期最有意义的内容。而这种学习的形式，其实正是儒家传统的教育方法。孔子和孟子都认为外界直接的环境可以影响到个人内心的改造，因此十分重视小团体在教育中的作用。这种方法，后来被宋明的理学所继承。而作为新儒家的代表，梁漱溟十分看重儒家的这种思想并且将它运用到了自己后来的教育方案和乡村运动中。

正是凭着中学时代养成的自学的习惯和自省的意识，梁漱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治学的方法，闭门3年，在佛学的研究中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发表了《穷元决疑论》。他虽然既没有高学历，也没有洋学问，却以自己的独特见地，20多岁便在北京大学任教，创造了一个奇迹。

3．成就自省的北大风气。蔡元培先生执掌的北京大学，学术风气空前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极大地契合了梁漱溟的学术风格和生命追求。使其自省的意识进一步提高和升华。并逐渐定型为自己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这种自省和转型当然经历了痛苦的心理过程。由佛教转入儒家，他一度“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写起文章来常常“写不数行，涂改满纸，思路窘涩，头脑紊乱”，不得不“掷笔静思”。在这种痛苦的省思之后，他逐渐把自己的思想从佛家的经典转向儒家的 经典，而一接触儒家的经典，他就以自己的独特的目光中洞见了前人忽略或遗弃的真正的儒家的精髓，他从《论语》中看到整篇中都充满了一个“乐”字，整篇中都看不到一个“苦”字。由此坚信这才是生命的智慧和儒家的精髓，才是完善人生的哲学和社会改造的良方。并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儒家在传承过程中被误读和异化的过程，发出了对从古至今的形形色色的“假儒家”的尖锐的批评，包括他曾经敬慕的梁启超和当时声名显赫的胡适之。而在和这些人的学术争论中，他的自省和批评的意识无疑由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并最终催生了一代新儒学。

三、梁漱溟生命哲学在其教育活动中的体现

注重直觉和自省的生命哲学成为梁漱溟的新儒学的核心，并在其教育活动得到了以一贯之的体现。《论语》中曾描述过那种其乐融融，天人合一，润物无声的教育场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而在梁漱溟把这种教育的理想付诸于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其最为突出的体现为“朝会”和乡村建设的“小组合作”。

1．朝会。在山东曹州半学未成之后，梁漱溟于第二年春天即回到北京，和同来北京的曹州高中的十余名学生，在什刹海租了房子共住在一起，开始了“朝会”活动。这里所谓的朝会，正是梁漱溟极力倡导的一种共学、共勉、共同自省和体会人生的教学活动。每天早晨大家一同起床后在月台上团坐，由梁漱溟即兴讲授一些心得（一般内容很少），之后便静坐体会。在天近拂晓之际，“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皆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讲话，即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止要能兴奋、反省，就是

[4]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这种朝会活动，一直坚持到他办学结束为止，在广东、河南、山东，他都带领学生去做，定为学习的制度。以此来促使学生认识自己，思考人生，涵养改变自我，改造人生的浩然之气。后来他把每次朝会时的讲话结集出版了《朝话》一书。由此可见，梁漱溟对于自省教育的重视。

2．小组和小团体的学习。梁漱溟的生命哲学在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我起到了指导方向的作用。在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他首先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院强调师生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团体中的向上气氛和自身对同伴不断的道德督促。学生分为一些小组，每个小组有自己的班主任。每一个小组作为一个自我管理的团体在一起生活、学习和工作，时间安排很紧。每个学生还被要求记日记，对他的工作、周围环境及他本人作出考察和反省。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研究 院继承了“朝会”的传统，每天拂晓都有他本人或者教师作一段“朝话”，以此作为学生思考的材料，促进学生的内省。

在乡村建设中，他改造了北宋时代的“乡约”，在以亲友为主体的组成小团体，借助“乡约”把动员群众、参与政治以及发经济和中国传统的人情理想与道德向上结合在一起。这种手段目的在于把他深奥的文化哲学变成现实中的习惯行为。从乡村研究院中的“小组”到乡村中的“小团体”组织，都是梁漱溟生命哲学的理念在他的教育实践中的表达。

四、梁漱溟的生命哲学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梁漱溟的生命哲学对目前的学校教育有深刻的启示。他所追求的教育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即强调个体自我的省思，强调同伴的启发督促，强调着眼于人生大事。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我国的教育的情形又是如何呢？激烈的升学竞争，畸形的功利取向，严重束缚了学生的自由的意识，思想的空间，师生自我反思的意识和批判精神日益削弱，科学理性和现实功利的追求导致了个人理想的萎缩和社会关怀失落。其具体表现如下：

1．剧烈的升学竞争，使同学之间的道德督促变为学业成绩的排名。学校和班级作为教育的基本的组织，其功能应该是一个小的社会，学生置身其中，不仅是在一起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人际关系的交往，彼此之间实现学习的互助和道德的督促，从而实现身心的协同发展，成员的共同进步。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校之间、班级之间、学生之间这种互助的关系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所剩的只有激烈的学业竞争。教育者用多种形式刺激和加剧这种竞争，社会舆论也用不遗余力地宣传引导这种竞争。尽管这几年国家明确规定中考和高考成绩不准公布和排名，可是竞争的态势却有增无减。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远大的抱负，自由的精神都由于沉重的升学压力而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中国儒家传统的心怀天下，志存高远的报复和胸怀日益被冲淡。调查表明，当问及高中学生未来的打算时，他们大多选择的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有一个好的前途，了却家长的心愿。而当向教师问及他们的教育目标时，他们的回答就是让更多的学生考上大学，而面对学生日益下降的身心健康问题，他们大多表现出无可奈何。有一个校长竟然说，我的任务就是让学生考上大学，至于考上大学以后他们的身心发展如何，那就不是我们的事了，一个校长对教育持如此的心态，足以引起我们对学校教育现状的极大忧虑。

2．沉重的学业负担，严重束缚了学生自省，自证，自见，自知。在剧大的升学竞争和压力之下，学生背负上了沉重的学业负担。他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往往升学率最高的学校就是那些学生和教师最苦的学校。据说，一个在全国颇为有名的高中，学生每天上课时间超过12个小时，一个学期才能回家一次，学生有做不完的作业，有应接不暇的考试，每时每刻都在高度的紧张之中，老师和学生都不胜其苦。高中生活本来应该是充满激情和自由的美好的生活，现在，学生却丝毫感受不到快乐，他们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空间，日复一日地在作业和考试中生活。顾不得休息，顾不得反思，顾不得讨论和规划自己未来的生活。以至于目光短浅，胸怀狭窄，思想空虚。这种教育已经严重削弱了民族的创新力。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之下，我们重新审视梁漱溟的生命哲学，反思他的教育实践，就会感到它的强大的现实意义。事实上，梁漱溟的这种自学和互助的教学组织形式，在现代教育中也不乏有成功的例子。最典型的当属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先生首创的自学模式和茶馆式的教学法。经过30多年的教育实践，他在上海育才中学成功实践并创立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这就是学校的“三自”校训，即“自学自创，自治自理，自我体锻”。为了贯彻这一教育思想，他首创了茶馆式的教学法。这种方法倡导小组互助学习，自由讨论。这种方法和梁漱溟所倡导和使用的教育方法可谓是不谋而合。

叶澜教授主持了长达十多年的新基础教育改革实验，其核心的理念就是让教室焕发生命的活力。其班级的组织形式也注重了学生了小组的互助和人际关系的培养，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国家实施的新课程改革也把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确定为学生的基本模式，这些都和梁漱溟先生所提倡的教育理念相契合。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审视梁漱溟新儒学，对我们当代教育发展无疑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注释：

[1]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全集》(三)，第738页。

[2]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五)，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1-552页 [3] [美]艾恺著，王宗昱 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 [4] 梁漱溟：《朝话》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版，第2页

第四篇：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

《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深刻解析了中国的文化中所包含各种要义，梁先生自言“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先生穷其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思考两个问题 ：自己人生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绪论分为三个部分，先解释何为中国文化，及国家政治法律制度道德习惯等等均属于内。接下来总括出中国文化之个性殊强之七大特点：自主性，差异性，传承性，包容性，历史悠久范围广，成熟，影响大。然后讲出中国文化的十四大特征：其一广土众民；其二多民族同化融合；其三历史长久其四力量伟大；其五社会经久不变，文化停滞不前；其六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其七家庭地位十分重要；中国有经验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中国的学术也不是向着科学发展的，这是第八大特征。其九学术没有科学，政治上没有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更不见法制。其十古代中国重道德而不重法律。中国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类型是一个特殊之事为中国文化的第十一个特征。其十二中国古代自东汉以后为无兵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为第十三个特征。隐士文化是第十四个特征。这十四个特征概括了中国的文化的要义之所在。

第五篇：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

乔军玲201041110

《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深刻解析了中国的文化中所包含各种要义，梁先生自言“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先生穷其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思考两个问题 ：自己人生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梁先生恰逢生于中国多事之秋，封建社会的没落和资产阶级革命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时期，他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对于民族文化的分析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比较。少年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剌激稍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己。

绪论分为三个部分，先解释何为中国文化，及国家政治法律制度道德习惯等等均属于内。接下来总括出中国文化之个性殊强之七大特点：自主性，差异性，传承性，包容性，历史悠久范围广，成熟，影响大。然后讲出中国文化的十四大特征：其一广土众民；其二多民族同化融合；其三历史长久其四力量伟大；其五社会经久不变，文化停滞不前；其六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其七家庭地位十分重要；中国有经验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中国的学术也不是向着科学发展的，这是第八大特征。其九学术没有科学，政治上没有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更不见法制。其十古代中国重道德而不重法律。中国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类型是一个特殊之事为中国文化的第十一个特征。其十二中国古代自东汉以后为无兵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为第十三个特征。隐士文化是第十四个特征。这十四个特征概括了中国的文化的要义之所在。

第二章 即从第七大特点家庭说起，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生产家庭化，未经历社会化大生产，未经历产业革命，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文化以家庭为中心特点。然而冯友兰的观点之说到了一部分，还有未尽之言。家庭在中国人的生活里特别持重，不是只是一个“生产家庭化”所能解释的。文化的形成并非一元的也非机械的，而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也有可能是中国的家族制度决定了中国没有产业革命。中国非是迟慢落后，只是与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在这个道路上有走不出，于是就陷于盘旋不进的状态中，可是作为人类文化中的早熟一支，中国文化在早熟这一点上较之西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第三章 作者从中西文化的差异来分析比较，我的感悟有两点：

其一指出中国缺乏的正是西方人所擅长的集体生活，西方过的是一种集团化的生活，而中国还是一家人一家人的各自过活。其二作者研究过佛学，敏锐指出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西方从以基督教做中心，而中国信奉的是非宗教的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

第四章 由上一章铺垫很容易得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这一结论，由此引出西人所长吾人所短约四点：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凡在超越家庭的集团中便多少有些拘束，团体和家庭也素来不相融。团体生活需要的是法律关系来维护，而家庭生活则是需要伦理道德和血缘关系来维系。

第五章 梁先生此书前后章节衔接自然，很容易由第四章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一种家庭家族关系理解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这一点。伦理之于政治经济宗教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而引出中国这样一个重伦理重情谊的人情社会，恰与西方社会之人人相对立法制观念相悖之势。伦理很多时候讲的是情，法制则

是讲理。因此，中国只处处见义务，而西方处处是显现权利之说和民主观念。

第六章 以道德代宗教 作者在第一章即提出宗教问题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前面提到中国人几乎没有宗教，而缺失的宗教就让于伦理来补充了，家庭伦理代替了宗教。家庭伦理的理论基础则是儒家的教化，每一个外来的宗教都被中国的文化改造同化使之符合中国家庭伦理本位制度。也就是说道德代替了宗教。而伦理更成为组织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工具，以家庭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社会并不像西方的团体生活和个人主义下人们讲求利益，而社会也更宽松或者说是松散而和睦。

第七章 介绍理性这一特征。中国的理性形成过早而有所不足。经周孔教化提前进至理性之境，无需退回或反绕宗教的圈子。在理性这一点上，西洋偏长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但是中华民族和谐之点在于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

第八九章分述阶级与国家。讨论阶级，则首先应探讨土地分配问题，中国的政治势力势必导致农民们无法拥有土地，而地主垄断土地，政治势力影响作用于土地分配，在中国看不到统治阶级，只有一个统治者，即国君。两千年来常常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中国之国家类型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

中国不属于一般的国家类型，一般国家都是阶级统治，而中国则趋向于职业分途。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追求国泰民安，官府与百姓各不干扰，求一个太平盛世就好。因此一向属于国防重文轻武。而在西欧的一些国家，社会是从经济手段发达而来，国家则起源与政治手段，祛除不利己因素，最终获得胜利而已。

第十章与十一章分述治道与乱世和周期性的治乱。就西洋而言，阶级形成与权力之下，而权力生于集团之中。中国的社会组织则诞生于伦理本位，落于职业分途而不适合资本主义的滋生成长。中国土地资本等种种 要素不能集中，并为一部分人所垄断。由此政治上之无阶级而鲜垄断，也不容许经济上只有垄断而造阶级。政治伦理化，社会职业化，职业化发过来促进伦理，从而使伦理职业政治经济循环扣合辗转相成。中国的社会一直处于治道和乱世的周期循环往复中，人心的自反导致周期性的乱，人心放肆则天下将乱，但是自秦汉后，即入于一治一乱之循环而不见有革命，中国一直没有发生过是社会发射改造的革命，无论大的小的，都是换汤不换药，中国人民似乎自古以来就终于解决安的问题就罢了。

第十二十三章讲述文化早熟的问题与中国文化之早熟。中国文化第九特征即为无民主，民主，得默克莱西这一次乃舶来之物，中国人擅长讲伦理，而不是民主，人权自由更不可见。前面也提到中国文化之早熟且与西方不同之处在于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由此遂无科学，中国讲究人事人情，重文轻理，由此理智被抑制而不得申长。而且由于一治一乱而未变革的是社会形态使得中国陷入一个盘旋不进的怪圈，导致许多年经济政治社会几无发展。

最后一章，梁先生重申中国文化之十四特点，几乎每条都与西方对比，探讨出其中细微差别，由此凸显中国文化之独特不殊。大概为寻求其一生所执着追问的问题，中国自己的问题，发现民族的历史，以及与西方比较得来的差异，由此发现我们民族的优良性和不足之处，虽说梁漱溟先生是一个重思想而少行动的人，但其所作也可以为后来的实践者和革命者们提供改革参考的方向。更是让无数人了解到自己是在怎样一个文化传统下生长起来的人，又带着怎样的民族烙印。大处于民族改革有所贡献，小处于个人思想大有裨益，梁先生究其一生所探讨的问题对于后来的人寻找答案还是很有启发的，先生若泉下有知，该含笑抚须呵。

读罢此书，真的受益匪浅。感谢梁漱溟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