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诗歌的总体特征及诗史意义论文

第一篇：贞元诗歌的总体特征及诗史意义论文

论文摘要:贞元时期的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轻视。其实，它是有其独特风貌及诗史意义的。诗歌思想格调的“由上返下”、情感指数的“由冷变热”、审美趣味的“由平转奇”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在勾勒出贞元诗歌疏荡奇崛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显示了其从大历诗风向元和诗风过渡的诗史意义。

论文关键词:贞元诗歌 总体特征 诗史意义

唐德宗李适在位二十六年(780-805)，其中贞元(其年号)时期长达二十一年(785-805)，因而整个德宗一朝的诗坛可以被称为贞元诗坛。早在中唐时代，李肇就在其《国史补》中从诗歌创作角度指出“贞元之风尚荡’}m。可惜的是，后世在此基础上对贞元诗风的进一步申说却中断了，仿佛只是一段没有代表性诗人因而缺乏个性可言的过渡时期，贞元诗坛长久地被绝大多数诗论家和文学史家所漠视。他们或以“大历体”、“元和体”来遮蔽贞元诗坛的客观存在;或视之为处于“大历之后”、“元和中兴“之间而”流于委靡;微不足道的阶段，甚至在近年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如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之《唐代文学史》、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等)和学术专著(如蒋寅著《大历诗风》中这种偏颇的看法依然存在。少数论著(如许总著《唐诗史》虽然提及贞元诗风，可惜语焉不详。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诗坛既具有由大历诗风向元和新变的过渡性，又呈现出自身的鲜明风貌。

钱起(贞元元年，即785年卒)、李端(贞元二年卒)、韩栩(约贞元三年卒)、刘长卿(贞元四年卒)、戴叔伦(贞元五年卒)、司空曙(贞元六年卒)、韦应物(约贞元七年卒)等大历诗坛宿将中的大多数人随着各自人生暮年的来临，在进人德宗朝以后诗歌创作进人了低沉期(韦应物在晚年仍有不少佳作，是个例外)。换句话说，这些诗人诗歌创作的辉煌期主要在大历时代。到贞元十一年(796)至贞元十六年(800)间，孟郊、韩愈、张籍、李翱等先后在汁州和徐州会合，作为此后元和诗坛两大派别之一的韩孟诗派才初步形成。除孟郊以外，韩愈等人在贞元后期(尽管韩在这一时期已逐渐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诗歌创作的成就还不算很大CsC。而元白一派的兴盛比韩孟一派还要晚些，迟至贞元十八年(802)，年轻的白居易、元棋在长安应吏部试期间方始订交，其时二人作品还不多，名气也小。其他如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创作状况和文学地位也与元白相差无几。显而易见，除了年纪较大的孟郊以外，韩、白、元、刘、柳等人到了元和时期才在诗坛大放异彩。

其实，贞元诗坛还是有其鲜明的风貌和支柱人物的。上述唐人李肇所云“贞元之风尚荡”，语言虽嫌简略，却十分明确地将贞元视为唐诗流变中的一个独立阶段。此时诗坛的面目既有异于大历时期的风格趋同，又不同于元和时代的千姿百态，石氏柱其间的诗人为数虽少却各具一副笔意。在这二十多年中，“大历十才子”与地方官诗人群凋零较早(卢纶是个例外，他在贞元年间久佐军幕并创作了一些优秀的军旅题材诗篇);方外诗人群主要是顾况、皎然在支撑门户，台阁诗人前有包信，后有权德舆引领风气;李益则北上边塞南游江淮，诗名扬于天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韩孟诗派先驱的孟郊也在贞元后期脱颖而出，“寒”气逼人。

在上述这些诗人中真正具有创作实绩，具备诗史意义的当属从大历时代走来的顾况、李益与崛起于贞元后期的孟郊三家。顾况在建中初至贞元末先人韩混幕为判官，再人朝为校书郎等职，不久被贬为饶州司户参军，最终归隐受道篆。在这期间，顾况先后创作了大量的题画诗、音乐诗、山水诗和感怀诗，风格“俗”、“奇”互见，充分反映了诗人的生活热情和放旷情怀。孟郊从建中元年至贞元二十年经历了漫游、应试、为漂阳尉及辞官等人生转变，却因拙于生事，潦倒始终，所以其诗“寒”、“怪”相融，好古守拙的寒士之风洋溢其中，从而引导了韩孟一派的创作风气。而李益则自建中元年至贞元十六年五度北上从军，在随后的几年中又南游江淮一带。这二十余年是李益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其间他创作了数十首悲壮苍凉的优秀边塞诗和多首清新优美的描写江淮风光和反映南国风情的动人诗篇，诗风刚柔相济。三人在当时鼎足而立，尽管诗风各异，但都精神饱满，元气充沛，以各自的优秀诗篇交相辉映，充分展示出贞元诗坛“尚荡”的独特风貌。

如果说，李肇把大历诗风概括为“浮”，把元和诗风概括为“怪”都有失公允的话，他用一“荡”字来形容贞元诗风则是比较恰切的。按照笔者的理解，在这里，“荡”首先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处于低沉与振奋之间的临界性的心理状态。随着历史由“大历低谷”向“元和中兴”攀升，人们的内心也由一潭死水逐渐荡起涟漪而终至波涛澎湃，而贞元时代人们的心态恰恰就处于这个微波荡漾的阶段。进而，这种心理状态反映到诗歌创作中，便呈现出一种奇崛放任、疏荡磊落的诗歌风貌，这就是“荡”字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主要内涵。这是从“气骨顿衰”的大历诗风到百婀争流的元和诗风之间必然要经历的重要阶段。对于“尚荡”的贞元诗风，可以从“由上返下”、“由冷变热”、“由平转奇”三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首先，诗人的生活道路、诗歌思想格调“由上返下”。大历时代的主要诗人，无论是“十才子”还是江南地方官诗人，其生活范围基本上是在社会的中上层;而到了贞元时代，处于中坚地位的诗人们则差不多都有社会下层生活的体验。李泽厚认为，以两税法的国家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世俗地主日益取代门阀世族，中唐世俗地主在多方面开拓世俗化，在文艺美学领域贵族气派也随之逐渐让位于世俗风度川。顾况家门不显，一生大部分时间是隐居，而他的隐居(晚年人道后除外)只是远离名攻利夺之地，对于民间的世俗生活却是非常亲近，这既与他的出身有关，也是受当时盛行于南方的洪州禅之类主张融人日常生活的“世上禅”影响的结果(当时许多的方外诗人如秦系、于鹊、刘方平、皎然等人都是这样)。就李益而言，虽然出身陇西大姓，但到他的父辈那一代已经门柞衰微，他早年又长期沉迹下僚，尤其是贞元时代北上边塞南游江淮的经历使他接近了下层百姓特别是戍边士卒的生活，深刻体验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思乡之苦。和李益有些相似，“大历十才子”中的卢纶在仕途遭到挫折后，于贞元元年人河中浑城幕为判官，在长达十余年幕僚生涯中，既亲见军旅之威武，又深知士卒之苦辛。孟郊一生穷愁潦倒，在人生的绝大部分旅程中，生计甚至比平常百姓还要艰难。“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送淡公》)，正是诗人窘困生活的生动写照。

贞元时代的诗人们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就能写出反映民生甘苦、士卒哀乐以及其他人间真相的诗篇，就能够在诗歌中写出民间气息和民歌风味。他们的诗作，有的关注百姓命运，如顾况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孟郊的《寒地百姓吟》、《织女词));有的描写边塞将士之勇敢、军旅生涯之苦乐，如李益的众多边塞诗以及卢纶的《逢病军人》等军旅题材诗;有的同情遭遇婚恋不幸之妇女，如顾况的《弃妇词》，李益的《杂曲》、《江南曲》等。民间风味和理俗气息在顾况的诗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石苔鲜歌》明白如话，《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诙谐土气，《古仙坛》戏谑天真。在顾况的诗集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所载的顾况替秀才续诗的那则轶事，尤其可见顾况诗风理俗放诞的一面。这种理俗气息在卢纶诗中也有反映，以致于许学夷对他的《与张摧对酌》有“读之诚欲呕吐之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他的《王评事验马花烛诗》以及《送道士》也有“颇涉俗格”之评。显然顾况等的粗豪理俗之作已经开启了“元轻白俗”(苏轼《祭柳子玉文》)的先声。而在上述李益的几首妇女诗中，民歌风味也是很浓郁的，“殊有汉魏乐府之遗’。

其次，诗人的生活态度和诗歌情感指数“由冷变热”。由于国家形势的衰弱和人生前途的迷茫，大历诗人们对国家、社会甚至对自身都表现得相当漠然。他们的心态从总体上讲是暗淡无光的，甚至是未老先衰的。这种情况到了贞元时代则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国家整体形势的好转，诗人们开始有了希望，心中也平添了不少热情。他们开始关注现实，尽管现实还并不算美好;他们开始关注自身，尽管人生还有很多的不如意。顾况虽然被目为方外诗人，但他对世俗生活却充满热情。除了在晚年受道篆以后，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融人现实生活之中，尤其是满怀热情地追求生命自由和人生理想，痴迷地构建自己瑰丽迷人的艺术世界。他为人绝不为名疆利锁所束缚，相反，活得很张扬、很痛快。且看作为诗人兼画家的顾况在作画时是何等的激情四溢:“每画，先帖绢数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调诸采色各贮一器，使数十人吹角击鼓，百人齐声吠叫。顾子着锦袄缠头，饮酒半酣，绕绢帖走十余匝，取墨汁摊写于绢上，次写诸色，乃以长巾一，一头覆于所写之处，使人坐压，己执巾角而曳之，回环既遍，然后以笔墨随势开决为峰峦岛屿之状。”李益从军边塞近二十年，边睡大漠的偏远荒凉，军旅生涯的奔波艰险并没有使他为国靖边的热忱和建功立业的热望有丝毫的消磨。“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塞下曲》)，“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赴邻宁留别》)，正是李益的热诚自白。孟郊长年饥寒交迫，厄运相仍，但他的心底还是热的。他孝敬老母(《游子吟》)，爱恋妻子(《结爱》)，痛悼夭子(《杏荡》)，牵挂兄弟(《忆江南弟》)，惦念朋友(《沛州离乱后忆韩愈李翱》)。贞元时代诗人们心头的种种热情，反映到创作中来，便是顾况诗之放旷，孟郊诗之冷硬，李益边塞诗之悲慨。究其实，这放旷，这冷硬，这悲慨，皆是诗人们各自生活热情的不同表现罢了。而这种种创作热情的进一步生发，则开启了此后元和时代孟、韩、元、白、刘、柳、长吉诸人千帆竞渡各逞诗才的兴盛局面。最后，诗人的生存方式和诗歌审美趣味“由平转奇”。蒋寅指出:“大历诗人有个普遍的倾向，就是共性突出而个性平淡。”仁川换句话说，大历诗人的生活是比较低调的，甚至是平庸的。而贞元时代的诗人们则力图在生存方式上打破平庸，活得更为张扬，更有个性。顾况思想深受道教和禅宗的影响，为人狂放不羁。早在大历时代就与被流放江南的放达之士李泌、柳浑“为人外之交，吟咏自适”(《旧唐书》卷一三0《李泌传》)。建中末，顾况人韩混幕，主要是因为与幕主及僚友戴篙、张符等在艺术(主要是绘画)趣味方面的投合。贞元五年，当柳浑举欲荐他人朝为校书郎时，他竟以“此身还是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顾况《答柳相公》)狂诞诗句相辞。虽然对于这个为人艳羡的清望之职始辞终受，但他却依旧我行我素、不自检束，终因“作《海鸥咏》嘲消权贵帕3口，被贬为饶州司户参军。数年以后，顾况彻底脱离官场，人茅山为道士，寿近期颐。

由此可见，顾况是一个莱鹜不驯的“狂生”(顾况曾多次如此自称)，一个无功无名的奇士。与顾况不同，孟郊的生平特征是“寒”与“直”。“寒”主要是指他生活的贫寒;而“直”主要是指诗人甘于这种贫寒生活的寒士风范。他幼年丧父，生活窘困，屡试不第，至贞元十二年四十六岁时才中进士，五十二岁始为漂阳县尉。在任上仍以游览赋诗为务，出薪傣之半请人代理曹务，终因贫困至极而辞职。此后他又有丧子之痛，最终在六十四岁时暴病而卒。其实，穷愁潦倒的生活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安排，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孟郊正道直行、视富贵若浮云的人生操守有关。在《伤时》一诗中他曾自言君子固穷之志:“常闻贫贱士之常，草木富贵莫相笑。”在黄缘攀附成风的中唐时代，孟郊这种古直高洁的品性是难能可贵的，以致于在五百年后元人辛文房对孟郊的为人仍然满怀敬意:“郊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未尝俯眉为可怜之色。”匕’‘〕与顾况之“狂”、孟郊之“寒”不同，李益的生活主调是“刚”。李益性情之“刚”主要表现在他北上边塞、“五在兵间”(李益《从军诗序》)的人生选择上。李益五度从军，前后历时近二十年，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不要说在中唐，就是在盛唐的边塞诗人中也极为少见，而这恰恰凸显了他勇武坚毅的襟怀。

诗人们个性突出、不甘平庸的生存方式，使得他们的诗歌在审美趣味上也发生了由平到奇的转变。贞元诗风之奇，首先表现在顾况诗歌的奇幻上。顾况之诗从形式上讲以古诗和歌行为最多，这类诗体限制最少，最易表现放旷不羁的情怀;从题材内容上讲，顾况写得最好的是题画诗、音乐诗、山水诗和咏怀诗，诗中多表现他对艺术的钟爱，对自然的阪依，对尘世的唱叹，以及对神仙缥缈之境的向往。奇幻放荡的内容配以最少约束的形式真可谓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想象过人，笔致纵横，意象新奇，境界奇幻是这些诗作最为突出的特点。韩门弟子皇甫提对顾诗所作的“偏于逸歌长句，骏发掉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的评价，并非虚誉。贞元诗风之奇，同时表现在李益边塞诗的悲壮上。正如苏雪林所指出的大历诗歌可以说是“优美”而不能说是“壮美。而从建中初到贞元末，李益在边幕中陆续创作了大量的寥廓悲慨的边塞诗。尽管诗中的情调不如盛唐边塞诗那样高昂，但却掩不住凛凛的阳刚之气。贞元诗风之奇，还表现在孟郊诗作的怪诞上。孟诗在内容上多写某些极端的事物，如寒冷、饥饿、疾病等等。诗人这种以丑为美挑战传统的审美趣味主要是由他穷愁潦倒、厄运相仍的生平遭际所造成的。他选择这些令人不快甚至恐惧的事物作为吟咏对象，“企图通过对丑恶事物的描述，在理性上给予否定，从而达到对美的肯定。同时，在心理感受上，又努力以丑怪、奇异、荒诞、突兀的形象和画面，使读者震惊;震惊之余，使读者在回味中思考这些形象和画面所留下来的哲学因素。”与此相应，孟诗在用词、造句、修辞等方面也有不少一反常态之处。总括来讲，李益诗风的悲慨是对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的新变;顾况诗风的奇幻是对李白诗歌飘逸气息的发展;孟郊诗歌之怪诞则比顾况更进一步，直接开启了元和诗坛的尚怪诗风。

综上所述，在世俗地主社会地位日益上升的贞元时代，诗人们与社会下层的关系较之大历时代更为密切，下层生活的体验也就更为深广。这无疑会激发出他们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生命热情和饱满的艺术活力，并促使他们创作出或放旷或悲壮或怪诞的元气充沛的优秀诗篇，不但成为从大历向元和过渡的诗史纽带，同时也呈现出贞元诗坛自身疏荡奇崛的独特风貌。

第二篇：中唐时代背景及诗歌总体特征小结

中唐时代背景及诗歌总体特征小结

中唐时代背景：中唐的时间跨度大约是从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起到唐敬宗宝历年间约70余年的时间。期间一直战乱不断（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吐蕃入侵）。经过“安史之乱”，唐朝的繁荣、稳定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从肃宗开始就出现了影响唐朝始末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虽然后期也出现过宪宗短期的中兴，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宪宗朝又出现了牛李党争，加快了唐朝的灭亡。

由于盛唐到中唐国家局势的突变，此间的诗歌发展也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其特征表现在：诗歌主题要从描写理想境界转向反映社会现实；诗歌手法要从幻想、虚构和夸饰转向严格的写实，写作方式要从随意挥洒转向刻苦锻炼，艺术风格要从高华飘逸转向朴实深沉。因此中唐诗坛的主要倾向就是回避现实、吟咏山水、称道隐逸。艺术上追求冲淡平和，追求韵味，趋于工整精练。

中唐诗歌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安史之乱爆发—德宗贞元前期约四十年）此时处于开元盛世向元和中兴的过渡的阶段。士人的心态萧瑟衰飒，大量诗歌作品表现出孤独寂寞的心情，诗风清雅高逸。即所说的“大历诗风”，诗人有以钱起、卢纶等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此外还有以写山水诗歌见长的韦应物、刘长卿（王维、孟浩然的余绪）；有注重反映现实民生的新乐府先驱诗人元结、顾况（杜甫开创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到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中间的过渡性诗人）；也有善写边塞诗的李益（高适、岑参的余绪）。

二、（德宗贞元后期—宪宗元和年间）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相对稳定，唐王朝出现短暂的中兴局面，一大批士人积极要求政治改革，提倡儒学复兴，表达了强烈的现实关怀，诗歌也因此而呈现出旺盛的创造力，产生丰富的新变，出现“诗到元和体变新”①的局面。如有以元稹、白居易②为代表，张籍、王建、李绅等人参加的新乐府运动，有以韩愈、孟郊为代表追求奇崛险怪的韩孟诗派，还有风格奇谲怪诞的诗人李贺③。此外，刘禹锡、柳宗元的诗歌创作也都独具一格。总的来说中唐后期的两大主要诗派是“新乐府诗派”和“韩孟诗派”。

一、刘长卿和韦应物

刘长卿经历过“安史之乱”，其创作主要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性格刚直，一生曾两度被贬，大部分时间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因此他的诗歌多抒写被贬的怨愤和寄情山水之作。④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江中对月》、《负谪后登干越亭作》、《重送裴郎中贬吉州》、《余干旅舍》等都是名篇。他的诗歌总是渗透着孤寂冷漠、愁苦失意的心态，诗中经常运用“孤城”、“孤舟”、“独鸟”、“归鸟”、“秋风”、“落日”等意象。他的诗歌风格清雅，体物精细，语言省净，意境幽远，丰韵情调颇近王维、孟浩然。刘长卿擅长近体，尤工五律、五绝。曾自誉为“五言长城”。

二、大历十才子和李益

①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 ②③④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的语言为其艺 术特征 李贺以绚丽的色彩、奇特的想象、感伤的情调独树一帜

刘长卿也写过一些边塞诗，也有少数反映现实、伤时感乱的作品，但其诗成就最高的还是山水诗。

“大历十才子”⑤有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和李端。他们的诗多是唱和应制、题赠送别之作，多以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为主题，也有一些边塞题材的诗歌。他们的诗歌有着比较一致的特色，就是由盛唐诗歌的浑厚雄放转向了工巧细腻。诗歌风格清雅淡远，意境清幽，刘熙载说“王、孟及大历十才子皆清雅”⑥。但其诗歌过于讲究技巧，注重形式，已无盛唐的浑厚气象。

李益是中唐前期最著名的边塞诗人。他的诗歌受盛唐气象的沾溉，也有时代的悲凉伤感的情调。他的诗歌风格慷慨悲凉，明人胡震亨说他“所作从军诗，悲壮宛转，乐人谱入声歌，至今诵之，令人凄断”⑦。代表作有《夜上受降城闻笛》、《从军北征》、《夜上西城听梁州曲》。尤擅七言绝句明人胡应麟说：“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如《夜上西城》、《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⑧

三、韩、孟诗歌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在革新文风的同时，也致力于诗歌的革新。他极力推崇陈子昂、李白、杜甫的诗歌，意欲纠正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在继承李、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自成一家，并开辟了以奇崛险怪为特色的新诗派。

1．韩愈诗歌的思想内容

韩愈的诗歌有不少反映现实社会问题和表现个人失意、抒写悲愤的诗篇。韩愈是个对现实非常关注的作家，写下了一些反映民生疾苦和批评现实政治的诗歌，如《汴州乱》、《归彭城》等，反映了天灾人祸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谢自然诗》、《送灵诗》、《华山女》等，批评佛老及迷信祸国害民。韩愈性格刚正，几遭贬谪，又主张“不平则鸣”，因此他的诗歌也多有抒写怨愤不平之作，如《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韩愈还有些描写山水景物的诗歌，如《山石》、《春雪》、《晚雨》、《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岳阳楼别窦司直》等。

2．韩愈诗歌的艺术成就

韩愈的诗歌糅合了李白诗歌壮浪奇幻和杜甫诗歌博大精深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特点，形成恣肆横放，雄奇险怪的主体诗风。清乾隆御定的《唐宋诗醇》评论其诗曰：“壮浪纵恣，摆去束缚，诚不减于李；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而风骨崚嶒，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叶燮说：“韩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原诗》）韩愈曾自言“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搜奇日有富”（《答张彻》），所以追求新奇伟壮是其诗歌审美的基本特征，以至于导向了险怪荒诞。他的诗歌气势豪壮，笔力纵横，意境阔大而险怪。常常运用奇特想象和夸张变形的手法，创造出奇异而慌怪意象，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 ⑤⑥ 《新唐书·卢纶传》记载

《艺概·诗概》 ⑦ 《唐音癸签》卷七

⑧ 《诗薮·内编》卷六

楼》等。韩诗语言的突出特点是硬语盘空，苍劲矫健，也有妥帖流畅的一面但不是主要的。

孟郊

孟郊仕途坎坷，家境贫寒，因此有些诗歌能够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对百姓的贫苦充满了同情，如《长安早春》、《贫女词》、《织妇词》、《寒地百姓吟》、《吊国殇》、《伤春》等。更多的诗歌是抨击世道的昏暗、抒写自己的贫寒与愤懑，如《秋怀十五首》、《赠崔纯亮》、《长安旅情》、《苦寒吟》等。此外，还有一些描写骨肉亲情的诗歌，如《游子吟》、《结爱》、《杏伤》等。孟郊的诗风与韩愈接近，也有奇崛险怪的风格，韩愈称赞孟郊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但孟郊的气度和才力不及韩愈，又因仕途坎坷，家境贫寒创作心态也不一样，所以他的诗歌在奇崛险怪之中带有幽僻清寒、凄凉苦涩的情调。⑨。孟郊的诗歌创作以苦吟著称，元好问曾说“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后地一诗囚”（《论诗绝句三十首》）。他的诗歌非常注重字句的锤炼和构思的新奇，言辞洗练精警，意境清幽峭拔。其诗感情真挚，苏轼说他“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读孟郊诗二首》）。他的诗善于写景，但多是借景抒情，景物带着浓重的感情色彩，以寒景冷物表达愁苦凄凉的心境，《秋怀十五首》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品。孟郊有些诗歌写得浅易自然、朴素真淳，如《游子吟》等，也有轻快明丽之作，如《登科后》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这些正是其诗广为流传的作品。

⑨苏轼所说“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新唐书·孟郊传》所说“思苦奇涩”都是对其诗风的评价

第三篇：试析郑谷诗歌“诗史”探微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郑谷诗史内容艺术手法风格

论文摘要:晚唐诗人郑谷，创作了大量堪称“诗史”的诗篇。他通过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将叙事、抒情巧妙地结合，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唐末的社会现实及世人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沉郁的风格，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

郑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生于宣宗大中年间，卒于唐尽梁初之时，主要经历彭、嘻、昭、哀四朝。生逢乱世，际遇坎坷。在其现存的诗歌中，约有三分之一反映了唐末的社会现实及世人的心理状态，堪称“晚唐咸通后禧、昭宗时代的诗史。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史”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晚唐孟菜的《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由此可见“诗史”最早是用来评价杜甫诗歌创作的。自孟茶后，历来对“诗史”的解释众说纷纭，总体说来，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诗史善纪事”(邵雍《诗史吟》)。即“诗史”应广泛反映时事，可以诗证史或补史之网。如黄宗羲《姚江逸诗序》云:“诗之为史相表里也”，《万履安先生诗序》云:“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谓一代历史，未闻以诗补史之网o”另一种则认为“诗史”不仅记载时事，还通过个人生活遭遇及情感体验，多方面反映时事，是广阔的时代背景、深刻的历史内涵、生动的精神世界的统一，是一代历史与心灵史的结合。如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云:“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疾，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浦起龙《读杜心解》亦云:“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全面，因为‘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刻，……它能‘急剧地改变几乎所有人的生存状态’，从而活生生地发生在几乎每个人的行为中，发生在每个人的喜怒哀乐中。因此，“诗史”既包含诗人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也包含由此而产生的情感体验，是用诗的形式来反映历史生活的真实面貌和诗人敏锐感受到的时代氛围，在揭示社会的本来面目和心理状态的同时，从更高层次上把握历史精神。

基于上述“诗史”标准，根据严寿澄、黄明、赵昌平《郑谷诗集笺注》，经初步统计，郑谷现存诗三百二十余首，其中堪称“诗史”的有百余首。这些诗作广泛而深刻地展现了唐末社会动荡、王室衰微、民生疾苦的时代风貌，并将亲身经历和主观感受融汇其中，扣人心弦，感人至深。

晚唐末期，战乱频繁发生，人民四处逃亡，到处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在郑谷的诗歌中，有大量关于战争及其战后景象的描写。“高秋军旅齐山树，昔日渔家是野营。牢落故居灰烬后，黄花紫蔓上墙生。”(《诸宫乱后作》)反映了黄巢攻破长安前，江陵两遭兵火的破败景象。《梓漳岁暮》:“江城无宿雪，风物易为春。酒美消磨日，梅香著莫人。老吟穷景象，多难损精神。渐有还京望，绵州减战尘。”揭示了黄巢被镇压后，中和四年东西川杨、陈交兵，嘻宗及从难臣民归途阻绝的史实。《长安感兴》所记“落日狐兔径，近年公相家”的景况可视为史载乱后“荆棘满城，狐兔纵横”的印证。‘旧暮寒擎急，边军在雍岐。”(《摇落》)表现了对新的战事的隐忧。此外，《镁破》《漂泊》《初还京师寓止府署偶题屋壁》《奔问三峰寓止近墅》《壬戌西幸后》《黯然》等，也均对唐末战争及战后的凄凉景象有所反映。

战争的频繁发生，势必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加之赋税的沉重，地主富商的盘剥，百姓生活贫困、流离失所，与之相反，权贵们却仍旧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郑谷关心民生疾苦，并对此进行了广泛反映。《感兴》:“禾黍不阳艳，竞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卖花人。”通过描述百姓荒废田园，竞相种花的奇特景象，揭露了富豪之家奢靡的生活。《偶书》:“承时偷喜负明神，务实那能得庇身?不会苍苍主何事，忍饥多是力耕人。”反映了百姓的贫困生活，并流露出深深的同情。而《锦二首》其一:“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文彩人时难。红迷天子帆边日，紫夺星郎帐外兰。春水灌来云雁活，夜机挑处雨灯寒。舞衣转转求新样，不问流离桑拓残。”将贫苦百姓的雨夜挑机、清灯荧荧、饥寒交迫，与达官贵人的舞衣旋转、香风阵阵、仙乐飘扬，进行对照，愤慈之情溢于言表。

同时，郑谷对统治者的昏庸、官场的黑暗、科场的不公也进行了揭露与批判。《顺动后蓝田偶作》:“小谏升中谏，三年侍玉除。且言无所补，浩叹欲何如。宫网飞灰烬，殡墙落里间。蓝峰秋更碧，沾洒望变舆。”悲叹帝王不听取臣下意见，一意孤行，导致倾覆的可悲下场。((蜀江有吊》:“孟子有良策，惜哉今已而。徒将心体国，不识道消时。折槛未为切，沉湘何足悲。苍苍无问处，烟雨遍江篱。”痛斥宦官对朝政的掌控及对忠良的迫害。《早人谏院二首》其一:“玉阶春冷未催班，暂拂尘衣就纷眠。孤立小心还自笑，梦魂潜绕御炉烟。”反衬官场的污浊与险恶。《赠杨夔二首》其二:“时无韩柳道难穷，也觉天公不至公。看取年年金榜上，几人才气似扬雄。”揭露科举舞弊的盛行及对人才的埋没。总之，末世的种种弊端几乎都在郑谷诗作中有所体现。此外，长期的科举和仕宦生涯，使郑谷四处漂泊、颠沛流离。在这一过程中，他已深深感受到李唐王朝日趋没落、无可挽救的现实。统治者的闭目塞听，官场的黑暗污浊，世风的浇薄腐化……这些，他都无力改变，只得在风雨飘摇中保持自己不与奸候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并最终选择隐退。这从“谁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权门扣道门。”(《自遣》)“坐看群贤争得路，退量孤分且吟诗。”(《春暮咏怀寄集贤韦起居衰》)中均可体现出来。尽管诗人的这种洁身自好思想及归隐志趣，显得十分消极和软弱，但亦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体认，亦是对黑暗社会的抗争，在唐末朝政日非的情况下，难能可贵。

综上所述，唐末的社会现实及时代风貌几乎都能在郑谷漂流江湖的一叶扁舟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这些诗歌，堪称唐末“诗史”。

与诗歌的“诗史”性质相适应，郑谷在艺术手法和风格上也力求创新，别具一格。

他不单纯的以事感人，而是注重主观情感的抒发，将叙事、抒情融为一体，记叙的是时事，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抒发的是一己情怀，从而更具感动人心的力量。《送进士许彬》:“泅上未休兵，壶关事可惊。流年催我老，远道念军行。残雪临晴水，寒梅发故城。何当食新稻，岁稳又时平。”在记叙徐、洒一带连年征战及乱后城池荒废的同时，抒发无限的痛惜及对河东唐师讨李克用失利的忧虑。《奔避》:“奔避投人远，漂零易感恩。愁髯霜飒飒，病眼泪昏昏。孤馆秋声树，寒江落照村。更闻归路绝，新寨截荆门。”记录了秦宗权久围荆南，道路阻绝，诗人滞留蜀中的史实，并表达了内心的愁苦和绝望，巧妙地将客观的真实叙述与主观的强烈抒情相结合。

同时，他善用典型化的手法，选取富有代表性的事件和意象，进行细致人微的叙述和描写，充满真实感。《巴江》:“乱来奔走巴江滨，愁客多于江激人。朝醉暮醉雪开雾，一枝两枝梅探春。诏书罪己方哀痛，乡县征兵尚苦辛。鬓秃又惊逢献岁，眼前浑不见交亲。”通过避乱人蜀、嘻宗罪己、乡县征兵等典型事件，从侧面反映唐末的第二次大**及其对社会的破坏。《江际》“杳杳渔舟破嗅烟，疏疏芦苇旧江天。那堪流落逢摇落，可得潜然是偶然。万倾白波迷宿鹭，一林黄叶送残蝉。兵车未息年华促，早晚闲吟向沪川?”选取了“渔舟破嗅烟”“芦苇旧江天”“白波迷宿鹭”“黄叶送残蝉”四个萧条冷落的意象，反映了战乱带来的凄凉色彩，传达了流落江湖的落寞情怀。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叙写及对细微景象的描绘，使诗歌的表现力大大增强。

沉重的现实主题、悲伤的孤寂情怀、凄凉的场景选择，使得郑谷的“诗史”带有沉郁的风格。唐王朝的摇摇欲坠，使得大唐盛世终成历史、中兴之梦化为泡影，晚唐的诗人们已不可能再拥有盛唐文人的昂扬雄风和中唐士子的矫激不平，他们只有怀着浓重的悲哀走向自我心境的挖掘。郑谷虽力矫“浮华重发作，雅正甚湮沦。”(《故少师从翁隐岩别墅乱后棒芜感旧枪怀遂有追纪》)的时风，亦不免染上末世的衰飒，因此二者的沉郁并不相同。“杜诗之沉郁如雪中之松，苍劲挺拔;而郑谷诗的沉郁则如‘霜中之菊’，凄凉悲切。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每当社会处于剧烈动荡之际，“诗史”的出现就会成为时代的必然。(诗经》如此，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如此，杜甫如此，郑谷亦如此。尽管他的成就不及前人，但亦是构成“诗史”链上的必要一环，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亦晚唐巨擎矣。

第四篇：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征及意义

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征及意义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各自的特质。物质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生产力, 精神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文化, 政治文明的核心特质则在于先进的制度, 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政治文明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一方面, 政治文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之上!另一方面, 政治文明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民主和法治的制度保障, 使之更加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因此, 从一般意义上说, 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制度文明。

一、政治文明的提出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且提出应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不久, 邓小平就提出“ 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 , “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后江泽民同志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 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并列, 突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政治文明既有价值形态的内容,也有制度形态内容。人类的文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 其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必然会相互联系、相互贯通, 甚至有重叠的部分, 但彼此并不能相互取代。如果说物质文明着重的是器物, 精神文明着

重的是文化, 那么政治文明着重的则是制度。

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看, 建设和发展政治文明是大势所趋。在改革开放后,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平衡, 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 而且对经济改革的深化形成了制约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 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 极大地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经过30多年来的探索和实践, 我们通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政治文明指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当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 加强党内民主的建设, 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将建成高度富强、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其奋斗目标时, 这就把在社会管理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为科学和更为先进的制度, 作为新时期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向。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中, 我们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 实事求是地确立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和实现道路, 同时看到,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 随同各民族文化发展起来的各国文明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 它们既是各族人民创造性活动的成果, 也是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共同财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唯有积极继承, 或不断地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价值且适合于社会主义的成果, 才能为提升现代政治文明创造最大的可能, 才能处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

政治文明的概念和内涵有其历史性、结构性和系统性。所谓历史性就是说政治文明的现实形态都是由历史生成的, 是与人类历史发展相伴而生的!因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广阔视野来看, 具体的政治文明最初都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特点, 而随着人类历史向“ 世界史” 展开, 政治文明也就越来越具有了全球性的特征。就一般而言, 现代政治文明具有共同的立法理性、行政高效和司法公正等内涵。政治文明的内在结构主要由政治意识、政治制度、政治机构和政治行为等四个层面组成一个系统, 它们相互依赖而互动, 有着自身特定的意义和地位。政治意识是政治文明的价值规定, 具有优先性和核心地位。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载体和体现, 它上承价值, 下规行为。政治制度是用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 在此意义上, 所谓政治文明就是指政治问题获得了制度的关照, 出现了制度化解决的途径。比如：就我国的政治现状而言, 政治责任的问题迄今仍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因此, 领导的责任制和责任政府的有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无疑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政治机构是政治文明的物质表现。马克斯· 韦伯曾认为现代社会的合理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机关的“ 理性结构” ,社会的合理化源于政府结构的理性化。这一思想以及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在这一领域的表现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国近年来政治发展中所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机构安排的不合理问题, 机构重登、职能交叉、责任不明是我国由来已久的老向题。政治功能和行为是政治文明的现实表现。在理论上、制度、规范、机构和角色所承载之价值最终会毫无例外落到它们的功能和行为上, 机构功能和角色行为是价值通过制度、规范、机构现实化过程的末端, 或者说, 它们是制度、规范、机构设计和安排是否合理、有效的检验者。政治文明要求机构功能的设定和运行必须符合价值和制度上的安排, 角色行为必须规范而有效。就此而言, 我国在这一领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为此, 在根据政治文明的价值要求理顺机构功能的同时, 应下大力气改变政治角色选任和监督的现状, 从而使文明的风气在政治角色行为领域获得张扬!如果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停滞不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就会受到根本性的影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等其他国家类型的政治文明的特殊性。在政治文明的主体地位上, 社会主义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推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 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了大多数民众。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就是为了要保证广大人民当家作主, 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理论上讲, 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以及党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 都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民主政治要解决的, 就是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政治文明实现的目标就是民主政治, 就是民主和法治。所谓民主, 就是主权在民。与此相关的则是, 任何国家机关的权力, 都来自子公民权力的让度, 公权机关的任何活动, 都应当以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为最高准则。任

何违背公民根本意愿的主张和行为, 都是不合理的, 都应当得到纠正。所谓法治, 就是在一个社会里,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行为, 都应当符合法律既定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 宪法是公民的权利书, 任何有背宪法精神的行为和规定, 都应当被制止!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办事, 禁止任意行政。

四、结尾

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作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 按照“ 扩大民主、完善法治、稳定社会、重铸文明” 的政治现代化基本方针, 借鉴世界政治文明成果,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 有大的作为, 如此才能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五篇：论荆轲人格特征及时代意义

论荆轲人格特征及时代意义

12金融3班4号 赵文文

摘 要：荆轲刺秦王一举引出了一个深刻的思想话题。有人认为从今天的某种历史观点来看，荆轲刺秦王未成功，才得以秦统一六国，而荆轲刺秦王是对抗统一潮流、开历史倒车。但我认为荆轲为保国刺秦王体现的一种抗击强权的人性道义，体现了其志向远大、足智多谋、英勇无畏。假设荆轲成功刺杀了秦王，也不一定是历史倒退，也许国家会造就另一种相对稳固的模式。虽方式可质，但总精神、行为值得肯定。

关键词：人格特征；时代意义；评价荆轲

一、荆轲人格界定

荆轲刺秦王，塑造了一个志向远大、足智多谋、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首先是志向远大，荆轲“好读书击剑”，文武兼修，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人。在卫国受到秦国威胁时，荆轲“以术说卫元君”，可见他爱国，以天下为己任。到了燕国后，“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可见他真才实学，胸有大志，始终胸怀天下。“贤豪长者相结”，说明荆轲一直为实现理想而努力。“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勾画出荆轲个性深沉、志向远大的特点。

其次是足智多谋，当秦舞阳在秦王的宏大排场面前“色变振恐”，引得 “群臣怪之”。眼看就要露馅了，荆轲回头笑看了秦舞阳一眼，向前对秦王谢罪说：“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荆轲在如此紧急的关头能镇定自若，并巧妙地消除了秦王的疑心，充分显示了他的智慧。

还有他的英勇无畏精神，荆轲在燕国受到秦王威胁时挺身而出，这是一个英勇的豪侠。这是在六国濒临覆亡时的拼死抗争，“刺秦王亦亡，不刺秦王亦亡”，荆轲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怕牺牲不畏强权。荆轲前去行刺秦王，在告别之时，荆轲放声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充分显示荆轲的英勇无畏。在这位英雄身上，体现了一种反抗强暴的无畏精神。在后文中描写荆轲刺秦王的惊险过程，写荆轲向秦王进献地图，当秦王打开地图，匕首露出来的时候，荆轲顺势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抓起匕首，刺向秦王。荆轲的匕首还没有接触到秦王身体的时候，秦王在惊惶中抽身而起，一下子把衣袖挣断了。于是荆轲追秦王，秦王绕着柱子拼命奔逃。同时群臣“以手共搏之”，让秦王有机会拔出剑来反击荆轲。荆轲的左腿被砍断了，倒在地上，还举起匕首投向秦王，但没有击中。秦王再用剑刺荆轲，荆轲身上受了八处创伤。荆轲知道事情办不成功了，就“倚柱而笑”，视死如归。秦王左右的人上前杀死了荆轲。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充分体现了荆轲的英勇无畏。

为了能接近戒备森严的秦王，他运筹帷幄对秦王的喜好了如指掌，他能言善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樊於期仰天太息扼腕流涕。以首相赠他对秦王的人际脉络知根知底重金贿赂蒙嘉疏通觐见环节，如此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滴水不漏岂是一【1】个谋字可以概括。荆轲的甘愿冒死入虎狼之强秦，刺杀秦王，其中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是无可否认的，直到临死他还念念不忘：“必得约契以报太子。”可见他是知恩之士。

二、时代意义

在当时正处战国末期。当时，秦统一六国的大势已定，弱小的燕国也山穷水

【2】尽，即将被吞并。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秦代表的是强权封建势力，而荆轲则是反对强权的勇士。在当代，同样存在强权霸权的现象，我们需要将民主意识深入人心，像荆轲一样不畏强权，应该有更多的荆轲来制止强权。

当代也有许多人否定他的做法，说秦统一天下才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荆轲刺秦王的行动实际上就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是我认为，荆轲的行动能否看作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应从多角度作具体客观的分析。

首先，荆轲他是当事人，他并没有预见性当然不知道历史，对荆轲的行为只有在可选择时才能评价的。其次，当时荆轲的邦国正面临被吞并的威胁，只要是具有名族情感的志士都会义无反顾地为保卫国家而战，在当时荆轲的价值观下前去刺杀秦王是在情理之中。再是，历史存在可能性，时势造英雄，即便当时刺杀成功，秦不能统一，也不一定是历史的倒退，说不定会有另一种相对稳固的模式出现，国家还是会发展变革下去。并且若荆轲一人就能阻碍历史的发展，那么他也太“强大”了。再从历史发展、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秦国统治者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统一天下的主要形式是兼并战争，充满了掠夺性和破坏性，因而，给被兼并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破坏社会稳定发展。还有即使秦未统一六国，历史还是在发展，我国的历史会有不一样的历程，最终还是走向稳固的，只是过程不同而已。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若在先人中没有像荆轲这样敢于反抗敢于牺牲的豪侠，那么渐渐的我们的中华传统化中也就不再有保卫祖国的强烈的名族意识了，都只会是顺从强权的懦弱之人，那么在当今也不会有立足之地。

三、对荆轲优缺点的评价

荆轲刺秦方式上存在缺陷，但总精神值得肯定。荆轲本有识人之明，认为秦武阳不是实施计划的适当人选，而因为太子丹对他稍微失去了点耐心他就十分过意不去，甚至改变了他原先预定的计划，最终放弃了自己正确的选择，这也便是

【3】荆轲的谋略上的缺点。由此看来，荆轲如果采取正确的决断，坚持正确的选择，那么也许结果会有所不同。不仅是谋略上存在缺陷，方式上也存在缺陷，此举太过鲁莽，没有考虑到敌众我寡，以及没有细想刺杀方案，在这点上来说是草率的。而且荆轲没有考虑到前去行刺秦王，如果没有成功，秦王必怒，会加速秦灭燕国，爱国之心无奈却成了国家灭亡的催化剂。同时，以暴制暴不见得是一种保卫国家的好方式。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将荆轲否认，在他身上，我们还是可以看见许多非常崇高的精神。首先，他十分忠诚，忠于国家。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但是他却能在一个国家陷入危难之际，以壮士的身份挺身而出，丝毫不为自己的性命着想，为了国家他可谓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4】，荆轲如此忠诚，称得上是“士为知己者死”。第二便是他的侠肝义胆，他虽然谋略不行，但是十分有胆识：荆轲也许早已知道自己的下场 “心知去不归，徒有世后名”可是他依然义无反顾，为了自己的国家慷慨赴死，这样的侠肝义胆是可歌可泣的。

总之，勇士荆轲有一种像革命先烈一样的要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虽然他的做法是以暴制暴，并不可取。可是他的精神应该为我们所学习，我们应

【5】该思想成熟地在纵观全局做一个下像荆轲一样能为祖国付出一切的爱国者。

参考文献：

【1】 颜家明：“荆轲——一个被误读的英雄”，《中学语文教学》，2012年版，第3期

【2】 唐凌：“我们的荆轲,以何种面容出现?”，艺术评论 2011，第10期 【3】 何伟：“我看荆轲刺秦王”《中学作文教学研究》 2012，第3期 【4】 李宝建：“荆轲刺秦何不以高渐离为副？”国学 2011，第9期

【5】 刘松亭：“漫谈荆轲与刺客的成败”，语文天地 2012，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