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你会活到18岁的纪实故事
1996年7月，25岁的张燕迎来了女儿斯淇的降生，小两口沉浸在初为人父母的幸福里。
不料，半年后，幸福戛然而止。一天，张燕发现女儿不排尿了，她抱着憋得“哇哇”直哭的斯淇赶到医院，诊断结果让她浑身发冷：先天性脊髓脊膜膨出，导致膀胱神经受压迫，无法自主排尿，孩子必须终生带尿管。
很多人都劝张燕放弃斯淇。就连丈夫也放弃了，他很少再过问女儿治疗的事。可张燕从没想过放弃，她坚信只要坚持治疗，女儿一定会好起来的。她带着斯淇跑遍了武汉的各大医院，还曾到北京等地遍寻名医。
张燕原是武汉硚口牛奶厂的挤奶女工，1998年，牛奶厂破产。为了给女儿看病，下岗后的张燕卖过鱼，卖过早点，在超市站过柜台，去商场当过售货员……亲戚朋友们心疼她，劝她“为以后想想”。她说：“我没有以后，只有现在，女儿就是我的现在，我的一切。”
2006年，承受不了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丈夫提出了离婚。张燕带着女儿租住在常码头一间民房里，月租200元，她也负担不起。2009年，她向娘家求助。年事已高的父母本就和兄嫂一家三口挤在一起，她不好意思，可实在没办法。后来哥哥将她们接回了家。张燕母女和母亲挤一间房，母亲打地铺，让她们睡床上。张燕流着泪说：“父母和哥嫂收留了我。现在这个家里除了女儿，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3月，张燕申请了廉租房。她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过申请，能赶快搬出去，“真不好意思再给他们添麻烦了”。
14年来，斯淇接受过9次手术，全身刀痕累累，可幸运女神偏偏遗忘了这个命途多舛的女孩：6岁时，斯淇两次神经移植手术失败；多年来造瘘口反复感染；由于长期病痛导致肝肾功能衰竭，双肾萎缩到只有枣般大小，最终被确诊为尿毒症。
2010年1月，斯淇食欲急剧下降，手脚无力。张燕急忙把女儿送进医院，可斯淇的状况越来越差，肺部感染，喘不上气，血压也很高。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张燕苦苦哀求医生：“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母亲流着泪劝她：“你难道要赔一辈子进去吗？”张燕不容置疑地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要让她活下去！”张燕的坚持感动了医生，她的希望也仿佛传到了女儿心里。一针强心剂打下去后，奄奄一息的斯淇从鬼门关挺了过来。
斯淇一直靠临时导管作为透析通道，但临时导管使用寿命短，容易感染，也易产生血栓，必须建立动静脉造瘘管，以便长期透析。因为长期病痛，斯淇非常瘦弱，动脉血管仅14毫米粗。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斯淇无法按时透析，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8月24日，武汉普爱医院肾病科的医生为斯淇进行了手术。近四个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生命通路”打通了！主刀医生吴玮聪说：“张燕是我见过的最乐观、坚强的病人家属，不管多艰难，我总看到她在笑。她的坚强和乐观感动了我。”
如今，斯淇依靠每周两次的透析，维持着被尿毒症摧残的生命。透析费用加上平时的药费，每月要三千多元。为凑齐医药费，张燕每天要打三份工：厨师、交通协管员、开“麻木”（在武汉一带，“麻木”特指载客三轮车）。
她每天6点起床，安顿好女儿，出门为一家单位食堂买菜、准备午饭；中午回家休整一下，再出门打工，这份工作很机动，以前是超市理货员，现在是交通协管员，从下午1点站岗到7点；晚上，料理完女儿，就又出去开“麻木”，“运气好时，一晚上能挣四五十元”。麻木是向邻居借钱买的，钱至今未还上。张燕说，她知道开“麻木”违法，但“我实在是没办法”。
这些年来，在亲戚朋友和好心人的帮助下，张燕为女儿赚到了十多万元的治疗费。斯淇一边治疗，一边上学，勉强读完初一。不久前，原本被医生判为“活不过14岁”的斯淇，度过了14周岁的生日。
由于长期受病痛的折磨，14岁的斯淇体重只有20公斤，脸色苍白，手脚又细又小，瘦小得看上去像个六七岁的孩子；39岁的张燕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许多，她走在路上，已经有小朋友喊她“奶奶”了。
张燕打三份工的钱，仍不够给斯淇治病，至今已举债三万多元。她说，只好等孩子过了18岁，办了重症医保，再来还这些债了。
一天晚上，斯淇突然对张燕说：“妈妈，医生说我活不过18岁，可我不想死！”张燕抱着女儿说：“妈妈让你活过了14岁，就一定能让你活过18岁！”在全天下母亲向儿女许下的所有承诺中，这也许算得上是最令人感到难过的一个，也会是最令人感到感动的一个了。
第二篇：有一天你也会问路的纪实故事
那天黄昏，天有些闷热，公路两边的草丛里，有无数蜻蜓在低飞。空气里，活跃着暴雨欲来的气息。沿着学校左近的一条公路遛弯，是我和妻每天晚饭后的习惯。所不同的是，今天的队伍中多了几个孩子。刚刚放了暑假，我们一出来，他们就蹦蹦跳跳地加入到散步的行列之中。
快走到翠缕桥的时候，一名乡下汉子拦住了我们。他推着一辆自行车，看上去样子很焦急。他问我们：“老哥，麻烦问个路，金苑小区怎么走?”说完，他递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金苑小区XX楼XX号”的字样。我们这座城市虽然不大，但近些年雨后春笋般建起了许多小区，谁知道他问的这个小区在什么地方。我们面面相觑，摇了摇头。
乡下汉子是来城里投亲戚的。他努力地为我们描述着亲戚曾经说过的小区特征。最后。我们还是爱莫能助地摇了摇头。西天，已经有雷声隆隆响起。我们正要往回走，邻居家的一个孩子站了出来，说：“伯伯，你说的这个地方，我有点印象，我领你去找找吧。”
我们回去之后不久，瓢泼大雨就铺天盖地地下了起来。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雨才渐渐停息下来。邻居的孩子回来的时候，已经成了落汤鸡。孩子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帮着伯伯找到了金苑小区，也找到了他的亲戚。
“你真的知道那个小区吗?”我们问孩子。孩子笑了笑。说：“不知道。”“既然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冒着大雨去帮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呢?”
孩子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总有一天，我也会去问路的……”
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孩子说的这句话。是的，我们一生要走许许多多的路，山路，水路，长的路，短的路，有形的路，无形的路，艰难的路，曲折的路，总有一天，有一条路我们走不下去了，惶恐中，我们也会向一个或陌生或熟悉的人，说出自己的难处，然后期盼对方能够急你所急，伸出手，帮一把。
不要去敷衍和搪塞陷入困境中的人，因为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陷入同样的困境。爱出者，才能爱返。只有今天肯为别人付出，明天，走在路上的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幸运而又幸福的问路人。
第三篇：总有一天会明白纪实故事
我和他，似再无缓和的可能
爸手术前一天，主治医师来病房询问：“谁来签字？”
我不假思索：“我签。”
爸却犹豫一下，然后对医生说：“还是让儿子签吧，他下午就过来了。”
我扭头看爸一眼，有些奇怪。他为什么会专门提出让哥来签字，作为儿女，我们的分量不是一样吗？甚至在我感觉中，这么多年，爸心里更偏重我。
爸笑：“如果你签字，万一手术出了问题，你哥怨你的话，你不好说。换了他签字就不一样，他是儿子，又是你哥……”
我用沉默表示听从爸的建议。我并不在乎哥是否会赶来为爸的手术签字，他更没有资格责怪我什么——我和他，这几年已经疏远到如陌生人一般。
是因为几年前他恋爱结婚的事和他闹僵的。他是在本市读的大学，大二的时候，和一个女孩恋爱了。女孩家在东北。
对他们的恋爱，家人一直不知，直到他大学毕业前，把女孩领回家，对爸妈说，毕业后，他要跟着女孩回她的家乡去。女孩是独生女，父母让她回到他们身边。
爸妈意外且愕然，当初哥的成绩可以报考更好的大学，但他还是选择了留在本市的一所普通大学。爸的心脏早就不太好，作为儿子，他自愿待在爸妈身边，以后方便照顾他们。当时，因为他的坚持，爸很歉疚，觉得耽搁了他的前程。
作为妹妹，那时，他让我感动。
可是现在，他竟然为了所谓的爱情，放弃曾经的担当!且一走就是那样遥远。
爸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爆发的却是我，当时，我刚刚读大一，在省城。之所以放心离开家，正是因为他有承诺在先。
我恼怒他作为男人如此言而无信，不顾他女朋友在旁边，冲他大喊大叫，说他没有责任心，说他虚伪，说他不孝……
我极度恼怒，让他滚。
于是他走了，带着他的爱情。
妈责备我说话不给他留余地，哪能当着他女朋友的面那么让他下不来台。可是，我却只觉得那么心寒，我们一家人，一家人那么多年的情感，他竟然这样说丢就丢了。
他还是跟女孩走了，去女孩的家乡佳木斯找了份普通的工作，半年后，他们结婚了。
婚礼还是回来举办了，我却没有参加。我在赌气。不管爸妈怎么劝，我还是没有回去，20岁，正是我最气盛的年纪。
而他也没主动打电话给我。
很久没有仔细看过他
之后，我毕业，虽然感觉省城的机会更大，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回了家乡，回到爸妈身边。或者我就是想要证明给他看，作为儿女，我不会像他那样无情。
他不常回家，路途实在遥远，只能过年时回来。
如此，我没有理由和他避开不见，但见面也是非常短暂。初一就出去找同学玩，他们在的时候，我大多在外面游荡。而他们，过了初三就回去了。
爸妈拿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都大了，如妈所说，又都倔强，也不好劝。
不久前，他有了孩子。为此爸妈经常提起。但我从来不搭话，不问，也不说。感觉我和他之间有个死结，不容易解开。也没有人肯妥协。直到爸再次入院，他立刻赶回来，直接从火车站来了医院。
我犹豫片刻，还是站在病房门外没有进去。隔着门的玻璃，偶尔朝里面看一眼，他正拿着手机给爸看。想必，是他儿子的照片。
爸咧着嘴笑，眼神里都是欢喜。
我忽然发现他有些沧桑了，瘦了很多，额头上也有了浅浅皱纹。可他还不到30岁，是生活很辛苦吗？我无从得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仔细看过他了。
正想着，他推门走了出来，看我一眼，冷不丁说：“我去签字，你要不要一起去？”
他并没有等我回答，又看我一眼，绕过我朝医生办公室走去。
我在继续愣怔了短短两秒钟后，跟在他后面走了过去。
我和他之间，不再平安已很久
爸的主治医师拿出手术协议，例行公事地交代各种事项。他认真翻看协议，然后拿过笔。我清楚感觉到他拿笔的手抖了一下。然后，他才在指定位置慢慢签下了名字：沈子平。
我叫沈子安。我和他合起来，就是平安。但我和他之间，不再平安已很久。我心里难受了一下。
然后我们还是一前一后地走。
那天晚上，我跟妈回家，他在医院陪夜，他倒了热水给爸洗脚，一向不爱说话的他，在那里絮絮叨叨……
第二天早早去医院，和他一左一右握着爸的手，将爸送到手术室门外。
他一直笑，一直对爸说：“没事，睡一觉就好了。”
忽然觉得此时有他在真好，因为我只剩强作欢笑，压根紧张和难过得说不出任何话来。
手术室的门缓缓关闭，茫然在门外站着，感觉一颗心全被掏空了，空荡而无助。转头，却见他很沉着地站在那里，对我说：“放心，没事。”然后笑了笑。
我慌张的心莫名踏实许多。
他还是那么倔强
手术整整进行了四个半小时，我和他寸步不离地站在那里。我们没有再说一句话，我只是偶尔回头看看他，他的目光，始终很坚定，很沉着。
之后，手术做完，医生把他喊过去单独说了几句话后，爸被送进了监护室。他对我说，监护室里更安全一些，有护士24小时值班，他做主让爸在里面恢复得平稳了再回病房。
他说看过爸了，还没有醒，但手术很成功。
他的口吻很平实，我悬着的心微微松缓一些。
那天，我和他都没怎么吃东西，也没有说更多的话。陌生太久了，除了爸现在的情形，我们似乎都不知该说什么。只好沉默。
后来，我躺在爸的病床上睡着了，太紧张、太疲倦。
但睡得并不沉实，短短一会儿就惊醒过来。
病房里空空荡荡，他不在。
我忽然恐惧起来，爬起来几乎不假思索朝监护室那边跑去。
他果然在，正站在监护室紧闭的门外，定定朝里面看着。我知道他什么都看不见，但他就那样看着。
“哥。”我忽然就喊了他一声。
他转头看到我，做一个噤声的手势，然后轻手轻脚走到我身边，小声说：“我刚才去看过爸了，他挺好，一切正常。”
“真的？”我不太确信，监护室的探视时间在下午四点，每次一个人，3分钟。平常是不让家属进的。
“当然真的，我央求了一个护士，好半天才让我进去。”他忽然开了句玩笑，“明天我给她送礼。”
我愣怔，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听他开过玩笑，而这样的时间、地点、处境，他却说了句这样轻松的话，那样轻松的表情，让我不得不相信他。
但我还是没有想到，爸在监护室竟然一待就是3天。每一天都是他去探视，每一次带给我的都是好消息。
第4天，爸从监护室回到病房，看上去还好，只是虚弱。
医生对我说：“好险，你可差点没爸了。”
我愣住。后来才知道，爸手术时出了意外，送到监护室的时候，下达了病危通知，他怕我受不了，不让医生告诉我。而爸在监护室的那3天，一直在和死神抗争。但是他，骗了我。
他怕我受不了，所以，他自己承受，还在我面前装得那么像。
他还是那么倔强。
是我不够爱他
那天晚上，他在那张简易的折叠床上刚躺下，便鼾声如雷。是已经困倦到极限。
我拿了水果出去洗，走得很快，怕爸妈看到我脸上汹涌的泪。
几分钟前，护士羡慕地对我说：“你们俩真幸福，还能互相照应，不像我，以后爸妈真有什么事，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那女孩和我相仿的年纪，独生子女。
他本该也是独生子女。妈说：当时为了要我，爸受了处分，差点被单位开除，但她当时想无论如何也得要我。这样，我和哥以后可以相互照应，即使以后爸妈不在了，也不会太孤单。
是啊，有了我，是为了和他彼此不孤单。可是为何这些年，我们就像两条相隔遥远的平行线，各自孤单前行呢？他忠于爱情离开家又有什么过错？为什么我要怨怼他那么久？这些年，爸妈没有说过一句责怪他的话。或者，他们压根就没有怨过他，他们只是舍不得。
怨怼的，只有我。只有我和他——他也在怨我，所以，亦不主动妥协。而爸妈，他们却从来没有刻意去要求我们和提醒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总有一天，生活会告诉我们什么是血缘之爱。
我们终究会懂得，我们已经懂得。
第四篇：我们找过你纪实故事
黄昏时分，游击队试图袭击敌人的据点。
他们远远低估了敌人的实力。
距据点还很远，他们就被警惕的狙击手发现。狙击手连开两枪，他们失去两名队员。据点里的士兵随即扑出，甚至，从一棵树的后面，闪出一辆坚不可摧的装甲车。游击队匆匆撤退，却在撤退的途中，扔下一名队员。确切说是找不到他——有人见他腹部中弹，又有人见他肩部中弹，然后，便不见了。也许他死在草丛，也许他滚下山坡，也许他成了俘虏，正在接受治疗或者严刑拷打。总之，当游击队撤回驻地时，10个游击队员变成了9个。
然后，队长将6名队员分成两组，趁夜色再一次趟过小河，爬过山坡。当然不是试图再一次袭击敌人，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找到那名失踪的队员。
天亮前他们必须撤离驻地。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半个晚上。
凌晨时分，第一组撤回来，他们一无所获。
第二组随后撤回，他们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又失去一名队员。黑暗中他失足掉下山崖，一个锋利的石刃，将他的脖子切开。
时间急迫，他们甚至来不及悲伤。几个人将死去的队员埋葬，然后开始了迅速并且危险的撤离。他们走出不远，发现路边挣扎着一团黑影。黑影正是失踪的队员，身上至少有五处枪伤，一条腿血肉模糊——尽管气若游丝，可是他还活着。看到战友，他咧开嘴，笑笑，吐出一口血。我爬回来的，他说，在路上，我干掉了一匹狼。
队长匆匆安慰他几句，又扎了简单的担架，几个人轮流将他抬到村子。即使他还活着，可是没有人相信他能挺过来。可是几天以后，他竟然奇迹般地站起，又过了两个月，他再一次拿起枪，与他的队友们并肩作战。
有时候，队长会有事没事凑近他，说，我们找过你，六个人，分成两组……
我知道。他说，我一个人爬回来，躲进草丛，敌人在我面前晃过来晃过去……
我们真的找过你。队长说，找了大半夜，为此还牺牲了老耿……
我知道。他说，我的身体不停地冒着血泡，我想，我可能爬不动了……
我们找遍了山脚的石林……
我知道，可是我没有看见你们。我一个人在石林那里休息了一会儿，我的一条腿就像砸烂的鱼尾……
我们找遍了河边……
我知道，可是我没有看见你们，我在河边喝了点水……
可是我们真的找过你……
我相信。他抬头，看着队长，说，别说了。
每一次都是如此。队长向他表白，向他发誓，队员向他表白，向他发誓。可是似乎他对他们的话心存狐疑。后来战争结束，他和队长一起回到村子种田，队长仍然时常与他谈及此事。
我们找过你……
我知道。
我们真的找过你……
我真的知道。
嘴上这样说，然而他的表情，似乎坚信曾经的队长将他抛弃和欺骗。他让队长自责并且痛苦。
秋天的时候，一头野猪闯进山林，全村二十多个男人前去围堵。到最后，野猪虽被活捉，却不见于他。村人将大山翻了三遍，仍不见他。
他突然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三天以后，终于只剩下队长还在努力。
第四天，队长在一个废弃的陷阱里找到了他。他已经奄奄一息，胸口上插着一根尖尖的竹子。
我这就回村里喊人。队长说，你再挺一会儿。
真的不用，我马上就要死了。他抬起头，说，也许我早该死了，我没死，只因我在等你。我知道你会坚持到最后，我知道你会找到我，看到你，足够了。
别乱说，再挺一会儿……
我没乱说，我真的要死了。他喘息着，看着队长。我等你，只因我想对你说一句话——我相信你们找过我，真的相信。可是你们为什么总是怀疑我真的相信你们找过我呢？
第五篇：听一声虫鸣你会微笑纪实故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为了计算极高黏度的沥青在室温环境下的流动速度，1927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托马斯·帕奈尔教授将一些沥青融化放进一个封了口的漏斗内，使之冷却，然后等着它像液体那样滴落。滴进漏斗下方的烧杯之中，第一滴沥青于1938年12月滴出，为此他等了8年。又等了9年，他才等到了第二滴。看过这两滴，帕奈尔溘然长逝。约翰·梅恩斯顿接手这个实验，一滴一滴地继续等待，在2000年等到了第8滴。
如今梅恩斯顿正在望穿秋水地等待第9滴“沥青水滴”掉下来，而据推测下次滴落可能会在2013年之前。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连续了78年的实验是全球持续时间最长的实验，由此他们还获得了2005年的“搞笑诺贝尔奖”物理奖。
而漏斗内的沥青还足够使这个实验再进行几百年，那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梅恩斯顿呢？我想会的。一定能听到第9滴、第10滴……以至数滴沥青滴下的微弱声音，虽然轻微，却足以振动你我的心灵。
然而世间执著之人又何止帕奈尔和梅恩斯顿两位。
出生在农民家庭的法布尔，他发表的有关昆虫及植物的论文，曾得到了达尔文的青睐，好心的教育部长也设法推荐他到大学开课。但是，权威们瞧不起他的自学学历，使他“登上大学讲台”的梦始终没有实现，开辟独立的昆虫学实验室的提议也一直得不到支持。
贫穷的他长年靠着中学教员的薪水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先是节衣缩食，省下一枚枚小钱，一寸一寸空间地扩增设备，年复一年地积累研究资料。
后来，他用好不容易积攒下的一小笔钱，在小镇附近购得一处坐落在生荒地上的老旧民宅，并用当地的普罗旺斯语给这个处所取了个风趣的雅号荒石园，使这里成了一座花草争妍、百虫汇聚的乐园。
四十多年里，法布尔深入到昆虫的生活之中，用田野实验的方法研究昆虫的本能、习性、劳动、婚恋、生育、死亡。蜘蛛、蜜蜂、螳螂、蝎子、蝉、甲虫、蟋蟀等等皆成了他笔下的小精灵。
也正因为他如此热爱真理所以他撰写《昆虫记》时，以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昆虫记》中不仅仅有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更蕴含着一种精神，追求真理，探求真相。尽管他受到所谓正统力量的责难，在他们的眼中，法布尔的研究简直就是旁门左道，上不了大雅，但他仍然锲而不舍，直到生命的最后。
其实人这一生，默默无闻，饱受质疑去做一件旁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浮躁的社会，在每个人的面前，选择很多，诱惑也很多，但成功不会藏在繁华的泡沫里，也不会躲在灯红酒绿的喧嚣中。静下自己的心，去做一件事，世间万物，皆有法则。简简单单有时也是一种大智慧。
听到一声虫鸣，你也会微笑，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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