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交往行为理论分析隐喻的英汉翻译论文

第一篇：透过交往行为理论分析隐喻的英汉翻译论文

摘要：本文利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重释翻译学的理解观，并借此说明在翻译实践这一特殊形式的跨文化交际中如何有效地解读隐喻。

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隐喻理解;翻译

1.引言

隐喻翻译是一项以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也是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对于主体间性交往行为的研究，德国后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为人们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该理论是在取舍抑扬不同哲学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创立的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理性联盟系统”，它以“理解”为核心，语言为基础，融社会批判理论、普通语用学、社会进化理论为统一构架。

2.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翻译学理解观

2.1翻译学研究的新出路—交拄行为理论。

翻译学研究从传统的语义学阶段到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传人我国的解构主义阶段，经历了漫长的历程。

传统的语义学范式的翻译，受到古典主义知识论的影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对客体的理解完全依赖于译者的主观感受，强调译者的悟性与灵感，讲求“神似”和“化境”，推祟所谓的神来之笔。由于它过分地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得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实践。

20世纪80年代，我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掀起了翻译学研究的新高潮。人们开始关注文本，尝试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代替直觉感受，认为在纷繁复杂的言语现象背后隐藏着一种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只要掌握了它就可以表达一切，使得翻译变成简单化的机械性操作，即用目标语言的语义一句法规则把存储在源语言的语义一句法规则中的思维内容编写进去。

显然这种工具性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作为客体的语言的规律作用，随之便受到了解构主义思潮的猛烈抨击。解构主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打破了结构，解构了系统，使一元规定走向多元化局面，把翻译从语言逻名斯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毕竟又一次将翻译推向非理性，过分张扬主体意识，使释义变成了一种无限延宕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往似乎变得不可能。

如何克服这种思想观念的偏狭，进行有效的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呢?笔者认为，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为翻译学研究找到一条理性的新路。

2.2翻译学理解观的重释。

一位法国译者说过：“翻译就是理解和使人理解”。理解是翻译大厦的基石，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没有一个好的理解，翻译寸步难行。当我们认为交往行为理论为翻译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时，就有必要对理解观进行重释。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交往以语言为媒介，语言交流必须互相理解，否则谈不上有效交往。交往行为中的语言，即言语，是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每个言语行为都具有施行和陈述的双重结构。施行性部分作为主语句，处于主体间的交际层;而陈述性部分作为副语句，处于主体间的表内容层。施行性部分在一个言语行为中起决定作用，因为它限制了言语者和听者的关系，同时也规约了陈述内容的意义。这两个结构在言语行为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时言说者也许会强调其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另外一部分，只是让它暂时退居次要的位置而已。比如，“我手机没电了”一语，看上去似乎仅仅陈述了手机电池已耗尽这一事实，但实际上它隐含着多种行为意义;①因为手机没电，所以我刚才没接你的电话;②我必须马上充电;③我不会带手机而带小灵通，所以有事请打我的小灵通。这就是隐性的施行性部分，而根据具体的情境，它将起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施行效果。

塞尔认为“说话人的思想的原初的，或内在的意向性被转换为语词、语句、记号、符号等等，这些语词、语句、记号、符号如果被有意义地说出来，它们就有了从说话人的思想中所派生出来的意向性。它们不仅具有传统的语言学意义，而且也具有有意图的说话人的意义。”这无疑与哈贝马斯的言语双重结构理论异曲同工。据此，对意义的理解也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双重划分。理解某一言语应一分为二地看，在表述层上则是know-what的问题，而在交际层上是know-how的问题。know-what是指言说者何以会达到这种理解的明晰知识，即其能够获得关于理解的知识;从理解者的角度来看，就要求他能理解被语义、句法、规则排列起来的“语词、语句、记号符号”构成了怎样的意义。know how是指有能力言说者如何构造或施行这种言语行为的能力，是一种隐含的规则意识;从理解者的角度来看，就要求他能理解言说者的这种隐含性规则意识。在这一双重理解中，对言语表述内容的理解是一级理解(know-what)，而要真正把握言语者内在的意向性必须进人二级理解(know-how)，即对施行性部分的理解。因此，理解不能停滞在先验判断的形式上，必须在交往过程中达成。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即“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它不仅包含传统的对语言表达式的理解，还包括“在与彼此认为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及“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对世界上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

3.隐喻的解读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翻译学的建构具有宏观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对翻译实践是否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呢?鉴于纽马克曾说“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形象，要么对其一进行修改，要么对其意义和形象进行完美的结合。”以下将利用交往行为理论说明隐喻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解读。

隐喻是一种语言使用现象，在“词典中找不到隐喻”。从现代隐喻学观点来看，隐喻现象应在形式上搭配异常，在语义上类属不同，逻辑错位，从而产生了语义冲突，而当听者对冲突产生回应时，便生成了隐喻的意义，即理解了某一隐喻式言语。对于隐喻的运作机制，有人曾作过这样描述：“隐喻涉及两个不同领域(范畴)的概念，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相互作用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在映射过程中，属于某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领域，最终形成一种经过合成的新的概念结构，即隐喻意义。而这一映射和整合过程的基础是两个领域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这无疑表明对隐喻的理解需要双重划分。

隐喻的理解过程应由两部分组成：隐喻的辨认和隐喻意义的推断。事实上这就是一个由一级理解进人二级理解的过程。举一个人们常提到的例子“The tongue is a fire”来说，从表述层理解(一级理解)，“tongue”被美国传统词典这样定义：”the fleshy，movable, muscular organ,attached in most vertebrates to the floor of the mouth, that is principal organ of taste, an aid in chewing, and swallo-wing, and, in human beings,，important organ of speech“。我们可以认为舌头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首先具有与绝大多数脊椎动物一样的味觉和辅助咀嚼及吞食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是具有言说能力的人的重要语言器官。以这个基本意义为中心，tongue一词背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意义集合：它可以指形状像舌头的东西，例如tongue of flame(火舌)，guiding tongue(铁路导向尖轨)，switch tong(开关铜片)，也可以指人的言说行为和言说能力，例如hold one’s tongue(keep silent), lose one’s tongue(lose the capacity to speak, as from shock)。这一言语行为中的另一个关键词fire，在美国传统词典里可以找到如下定义;” a rapid, persistent chemical change that releases heat and light and is accompanied勿flame”。同样，在它背后的意义集合中可以找到诸如，cooking fire(炊火)，forest fire(森林火灾)，wild fire(野火),the fire ofcannon炮火)等火的具体形态。也可以发现其他意义，如The boy is full of fire(这男孩非常热情决奋)，He was on-der fire for mismanagement(因管理不善而受到责难)。

当tongue和fire这两个背负着各自庞大意义集合的词语被嵌人A is B的基本语言框架(句型)中去时，两者的逻辑关系就通过“is’，发生相互作用。“ is”用来表示一种等值。所以从字面上看，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从听者对表述层的理解来看就应该推理为：“舌头是火”。“是”表明两个意义集合在某方面来说是等值的。然而，从上面我们对这两个词的意义的理解来看，它们显然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将它们之间用‘` is”连接后，进行常规的等值逻辑推理的是行不通的，于是从表述层上我们能够辨别出这是一个隐喻，从而完成隐喻理解的第一部分。当听者明确说者使用的是隐喻式的言语行为之后，就要对隐喻所表达的真正意义进行推断，那理解当然就要进人二级阶段，理解该言语行为的施行性部分，即理解“说话人的思想的原始的，或内在的意向性”。

可以这样假设，如果“The tongue is a fire”是说给一位正受媒体指责的艺人听的，那么说话人可能含有一种同情或瞥告的意向。艺人总是倍受媒体关注的，由于种种原因，媒体可能片面地、夸大地报道了某些事实，而这样的报道传播开来便演变成了某种绊闻和谣言，它们将或多或少地给艺人本人或其事业带来一些麻烦。这种语境为舌头与火的等值逻辑推理提供了一种可能：舌头—人类的语言器官—人的言语行为—媒体的报道—人们对报道的负面反应(纬闻和谣言)—给艺人本人或其事业带来麻烦(毁坏名誉或阻碍事业发展)，火—会发光发热的化学物质—光和热过度会引发火灾，毁坏东西，甚至造成人员死亡，这样二者在毁坏这一功能上找到了相似性，逻辑推理就站得住脚了。”The tongue is a fire”的意思是大众对艺人的多种看法和言论中不乏啡闻或谣言，它们也许会攻击其人格，甚至会因为它们的存在，公司解除雇佣关系，或者没人敢请这位艺人演出。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说话者是在发出人言可畏的感叹，或是在告诫演艺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被媒体捕捉到后进行炒作，从而自毁前程。至此，听者才完成了对原言语行为的有效理解，导向了听者与说者的某种认同。

完成对隐喻的理解，必须经由一级理解(对言语表述内容的理解)到达二级理解(对言语者内在意向性的理解)。在同一语言体系中是这样，在不同的语言体系间也应该如此，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往。我们应该怎样操作隐喻翻译就不言而喻了，或保全源语隐喻，或进行译语隐喻替换，或使译语语言显性化都具有可行性，只要它能够帮助听读者完成意向性理解。

3.1保全源语隐喻。

当隐喻的喻体和喻意在源语与译语中完全或大体相同时，对于源语的喻体，译语听读者能产生与源语听读者相似的心理联想，并完成相似的意向性理解，译语中则宜保全源语隐喻。如：

(1)Heisafox.他是只孤狸。

英语fox和汉语狐狸指的是同一种动物，当它被用作说人时都含有“狡猾”之意，即使听读者与说写者处于不同的语言体系和文化背景中，也能有效地理解该言语行为的施行性部分：要当心这个人，他很狡猾。再如：

(2)think tank思想库

“思想库”一词本不存在于汉语文化里，然而“库”在汉语文化中指储藏东西的地方，因此尽管处在汉语文化中的人们还未认识到用“库”的特性来描述“思想”的集合，但这种“库”的认识能导向对英语文化中的“think tank’，的认同，因此“库”这个喻体可以保全下来。毕竟在这种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能低估听读者的理解能力，更不能剥夺他们的理解权利。

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有时需要变通地保全源语隐喻，即在保全源语隐喻的同时做出适当的解释。如：

(3)What will it be when the increase of yearly proddc-tion is brought to a complete stop? Here is the vulnerable place, the heel of Achilles, for capitalistic production.(Friedrich Engels,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像阿基里斯的脚踵一样，这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致命弱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the heel of Achilles”这个短语来源于古希腊神话。A-chilies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位杰出英雄，他在特洛伊战争中身经百战，屡建功勋。据说，Achilles出生时也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孩子。他的母亲为了锻炼他坚强的意志，造就他一副刀枪不人的钢铁之躯，便倒提着他的身体放到环绕地狱的冥河中去浸泡。果然，他的身体经过浸泡变成了一副钢筋铁骨，任何凶恶的敌人也不是他的对手。但是，他的一双脚后跟却因握在母亲的手里，便与普通人的一样，成了这位英雄的致命弱点。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仇敌射中了他的脚后跟。这位战功赫赫、所向无敌的英雄最终死于自身的这一致命弱点。由于汉语文化中没有Achilles其人其事，若仅仅保全英语源语隐喻，而不做任何解释，则会阻碍汉语文化中的听读者完成意向性理解。因为他们对“阿基里斯的脚踵”只能作出符合汉语常识的判断：一个名为阿基里斯的人的脚后跟，而无法导出“致命的弱点”这一认同，即无法进人二级理解。所以在保全英语源语隐喻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解释，这样不仅使听读者顺利地完成理解，导向某种认同，还使听读者见到其原有形象和风格，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

3.2译语隐喻替换。

当源语的喻体所承载的喻义完全无法在译语中再现时，可根据具体的语境而采用译语文化中听读者所熟知的喻体形象进行替换。如：

(4)差人道：“马老先生，··…老实一句，‘打开板壁讲亮话’，这事一些半些几十两银子的话，横竖做不起来……”(《儒林外史》)

”Now Mr.Ma,”said the rtmner，“…Let’s put all。cards on the table > a few dozen tales are not going to settle anything....生活经历和认识方式的不同，导致汉语和英语中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喻体，这时，我们不得不使用英语文化中的认识方式“put all our cards on the table”来替代汉语文化中的“打开板壁讲亮话”，因为隐喻不仅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存在，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既是思维方式就一定会受到认知结构和认知方式的制约，当这种制约条件本身不一致时，我们就不能抓着喻体形象不放。试想把“打开板壁讲亮话”直接搬到英语文化中去，英语语言的使用者没有这种思维方式，根本不能解读出“老实地说、坦诚地说”这一层意义，而只会停留在它的字面意义解读的困惑中。这种滞留于一级状态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并没有导向某种认同。为了导向“坦白地说、老实地说”这一认同，英语中就必须更换喻体“put all our cards on the table“。

3.3译语语言显性化。

显性化是指在译语中把源语的隐喻变为一种直说或阐释。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在译语中无法再现隐喻的喻体和喻意，也无法在译语文化中找到听读者所熟知的喻体形象进行替换。这时，为了到达二级理解阶段，导向某种认同，就只能舍弃源语隐喻的喻体，而保留其喻意。如：

(5)填鸭式教学法forced-feeding method of teaching“填鸭”是一个具有丰富中国文化特色的词。中国有五大名宴：满汉席，孔府宴，全鸭席，文会宴，烧尾席。其中全鸭席的菜肴全部以北京填鸭为主料烹制而成，共有一百多种冷热鸭菜可供选择。据考，北京填鸭的祖籍是南方，后来迁至京西玉泉山，用人工填喂法逐渐育成今日的品种。它的生长期较短，只需60一65天就能长成5一7斤重，45天之前的雏鸭自由取食，最后15~20天则由人工填喂，每6小时一次，一天填喂4次，故得名北京填鸭。把填鸭的饲养方法应用到教学上，是指一种强制灌输的教学方法。处在汉语文化中的听读者很容易由填鸭的饲养方法联想到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教学方法，从而完成了对“填鸭式”的一级理解和二级理解。此时，若保留喻体，将“填鸭式”生硬地搬到英语语言文化中去(如duck-feeding)，势必会阻碍该文化中的听读者理解这种教学法。由于在他们文化中没有这种饲养鸭子的方法，他们对duck-feeding的理解只能停留在字面意思即一级理解阶段上，无法进人到二级阶段。为了使他们“导向某种认同”—一种强制灌输的教学活动，就只能舍弃隐喻的喻体，而保留其喻意，故翻译为“forced-feeding method of teaching”。

4.结语

虽然中西方文化差异很大，人们的隐喻概念也时有不同，但并不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各个学科领域的深人发展，翻译学以及在其抬导下的翻译实践活动被不断地注人新的血液。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这扇新打开的窗户看隐喻翻译时，我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隐喻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具有所有言语行为所共有的双重结构，基于此我们对它应有相应的双重理解，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导向某种认同”的理解。相信这种思维方式能帮助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更好地解读隐喻。

第二篇：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读书笔记

《交往行为理论》的作者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交往行为理论研究,他深受西方哲学语言转向以及胡塞尔、洛维兹、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思想的影响。他批评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反对主客体分离的意识哲学。他分析和批判了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以及现代工业文明中意义丧失、自由丧失等交往异化现象,并力图通过交往合理化的实现来构建一个合理社会。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于在当今社会创造一种平等、自由、自觉的交往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在全球化时代处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具有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1． 交往行为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质。

哈贝马斯首先对行为类型进行了分析，行为分为四类：一是目的性行为即“劳动”；二是规范调节性行为；三是戏剧行为；四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借助语言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而这四种行为侧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为主要考虑客观世界；规范调节性行为与社会世界相联系；戏剧行为涉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的关系，其关键是自我表现；交往行为导向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并且交往行为本质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们的日常语言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2．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核心的行为。

“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达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达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一种展开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的意识活动，要真正实现“理解”就必须借助于语言媒介。在目的性行为中，语言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行为者通过语言试图影响他人，实现行为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意图。在规范调节性行为中，语言首先是一种可以提供文化价值、取得意见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帮助人们建立规范和行为导向，建立社会世界的合法关系。在戏剧行为中，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媒体，表现行为者的认识和情感，再现行为者的主观世界。在上述三种行为中，都只注重了语青的一种功能，而没有同时注意到语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关系的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陈述并判断事实的功能，使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承担帮助人们达成共识的理解媒体的功能，使行为者与社会世界发生联系，并承担表达者表现的功能，使行为者展示自身的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中达到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声明的交互主体性的确认，这样理解才以协调行动的动机发挥作用。他认为，现代理论注重意义的追问，人们在语言的交往活动中会达成共识。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一种理想化的过程，即交往理性。为了有效沟通，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过程中需要遵循三项语言学规范要求：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目的性行为涉及真实性要求，规范调节性行为涉及正确性要求，戏剧行为涉及真诚性要求，而交往行为与这三个要求有关联。交往行为同时可以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三个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为才是最合理的社会行为。

3．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双层理论架构。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层次构成。“我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可随时动用的知识储备——在这种储备中，交往的参与者，当他们对属于某一个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换看法时，最大限度地做出他们的解释。我所说的„社会‟，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这些秩序，交往的参与者调整着他们的隶属于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而保证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我所说的„个性‟，指的是主体由此获得言语和行动的功能的那种能力和资格。”由此观之，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

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是“系统”概念。其一，系统是一种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重视其结构和功能层面；其二，系统是作为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系统机制的产生必须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达到相应程度为条件，系统产生的目的是服务于生活世界的。在货币和权力得以通过法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前，生活世界合理化已经达到了很成熟的程度。这两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又反作用于那些使他们自身成为可能的、合理化了的现代社会生活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金钱化和官僚化已经渗透到生活世界的核心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分离。现代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为现代文明系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凭借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媒介，侵蚀原本属于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使之金钱化和官僚化，从而引起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被金钱和权力所摄控，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丧失，交往行为的社会整合作用被抵消。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于生产的发展，现代文明放逐了早期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公正这些思想，文化世界荒芜化。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因、现代文明的危机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拯救现代文明的途径也就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重新协调，其关键在于交往理性的重建。

4．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路径探索

第一，共同的规范标准。哈贝马斯认为规范标准的普遍化原则应该能够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为了论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必须由共同的、普遍的规范标准来指导，他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出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个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规范道德体系。

第二，选择恰当的语言。在哈贝马斯看来，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会有言语行为的出现，凡是言语行为受到阻碍和被歪曲的地方就不会有合理的交往。人们之间的交谈交往，无非涉及实情、人情和心情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都得通过相应的语言加以表现，通过语言使交往者、交谈者达到相互理解。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杠杆和促使交往合理化的关键。为了顺利达到协调行为的目的，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对话双方必须选择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第三，进行对话活动。交往必须对话，对话就是交往。在对话活动中，交往双方的利益才能被考虑到，交往双方提出的各种要求才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在民主、平等、和谐的协商氛围中，人们才能在没有任何外在强迫的氛围中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对话是人们达成统一共识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和最为便利的途径。

第三篇：交往行为理论1

《交往行为理论》选译之一：合理性问题导论

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译

意见和行为的合理性（Rationalit?t）是哲学研究的传统主题。甚至可以说，哲学思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构成了哲学的基本论题【1】。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n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相互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在和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我这样说，实际上使用的是现代哲学的语言。但是，只要哲学传统还能够催发出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它就值得我们加以追问【2】。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观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有了这种反思意识，哲学开始回过头来做自我批判；在追问反思力量在常规科学范围内还能有何作为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变成了元哲学【3】。在此过程中，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论证理论在此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因为，论证理论的使命在于对某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为的形式实用主义前提和条件加以重构。

如果上述判断思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果真在共同朝着合理性理论的核心努力，那么，社会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起对合理性问题的责任呢？

看上去，哲学思想在放弃了总体性关怀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无论是想从本体论的角度，建立具有实质性内涵的自然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等，还是想从先验哲学的角度，对非经验的类主体，即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先验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对合理性的条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终极论证的尝试都还在坚持源始哲学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成功【4】。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轮廓。正如科学理论和科学历史所表明的，对合理性条件的解释形式，同对合理性结构的现实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经验分析，实际上是相互一致的。现代经验科学理论，无论它们是沿着哪条路线，逻辑经验主义路线也好，批判理性主义路线也好，方法结构主义路线也好，它们都提出了一种既具有规范意义，同时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本体论哲学或先验哲学的基础主义假设所无法满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对它进行检验。它最终所要说明的是，重建理论能够揭示出科学历史的内在层面，并能够和经验分析一道，对社会发展语境中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实际科学历史作出全面解释【5】。象现代科学这样一种关于认知理性的复杂体系，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形态的客观精神，也就是说，同样也适用于表现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以及审美--实践理性。

当然，这种类型的经验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须十分牢靠，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参与从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义语境和解决问题【6】。认知主义的成长心理学在这方面堪称典范。比如说，皮亚杰理论传统认为，狭义上的认知发展，包括社会认知发展和道德的发展，都是认知潜能逐步发展的结果，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从内部加以重构【7】。相反，如果行为理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解决问题、合理引导行为以及学习水平等所依据的有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话，那么，合理性结构的外现过程严格来讲就不能说是学习过程，最多只能说是适应能力有所增长而已。

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社会学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问题的学科。把社会学和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社会学这样做既有科学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政治学（Politikwissenschaft）。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治学曾经把自己从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脱了出来。但现代自然法的出发点依然还是欧洲古代的观念，它们认为社会表现为一个靠政治建构起来，并用法律规范加以整合的共同体。不过，现代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为社会结构的设计程序和从常规角度把法律--政治制度建设成为一种合理的机制提供了可能【8】。具有经验倾向的政治学必须彻底摆脱这些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政治学把政治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分支系统，因而无须承担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的使命。从科学的角度把道德-实践的合法性问题置之度外，或者认为它们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经验问题，用描述就可以解决掉；政治学这样做和自然法的规范主义背道而驰，从而也就和合理性问题失之交臂。

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konomie）的情况则所有不同。到了18世纪，政治经济学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行为体系；维持这个行为体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规范（Norm）【9】。经济学就其作为政治经济学而言，最初还是一种危机理论（Krisetheorie），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学感兴趣的问题是，经济系统的动力是如何对靠规范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产生作用的。这就和专业经济学区别了开来。时至今日，专业经济学还把经济当作社会的分支系统加以研究，而对合法性问题不闻不问。从这样一个片面的角度出发，合理性问题就会被分解成经济平衡问题和合理选择问题。

相反，社会学（Soziologi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在迈向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所抛弃了的问题【10】。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于：由于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分化，古代欧洲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社会学成了彻头彻尾的危机学（Krisenwissenschaft），它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消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11】。当然，即便在这样前提下，社会学也可以集中研究某个社会亚系统。从科学史上看，宗教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一直都是这门新学科的核心。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允许我暂时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图式拿过来加以运用，（从图1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各学科和社会亚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

图 1

当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专治社会整合的专业学科。不过，我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这些社会理论大家，说到底都是一些社会学家，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征候。社会学是唯一一门坚持关注整个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时也一直都是社会理论，因此，它不可能会象其他学科那样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问题。之所以会如此，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同时涉及到文化人类学（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会学。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会亚系统搭配起来，这样做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对于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互动领域，决不是象经济学、政治学等行为领域中的互动那样专业化。无论社会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所面对的都是整个社会行为的现象世界，而不是相对明晰的行为类型；考虑到政治权力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或政治权力的继承和使用问题，行为类型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变种。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所探讨的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因此，它们必须把所有的符号行为趋向形式都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视野当中。解决行为理论和理解意义过程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难题，对于它们来说也不再是那么轻而易举。它们在克服难题过程中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而生活世界的结构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义上分化得更加厉害的亚系统的基础。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抽象范式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做深入探讨【1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研究社会共同体和文化不象研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样可以完全甩开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以及生活世界范式。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牢固联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对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接手合理性问题而做好充分准备的是社会学，而非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对前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其失范现象作出解释【13】。这种从客观历史情境下出现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处理其基础问题的起点。社会学在元理论层面上所选择的基本概念，是用来阐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长过程的。古典社会学中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试图建立其行为理论，以便用它的范畴来解释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Gesellschaft）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各方面内容【14】。如何通过意义理解而进入符号对象的客观领域，这样一个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处理；对合理行为趋向的理解构成了理解一切行为趋向的前提。

行为理论范围内的元理论问题（a）所依据的是行为当中具有合理内容的方面；意义理解理论的方法论问题（b）是要对意义和有效性（对符号表达的意义进行解释和对其内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c）元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之间的这种联系最终和这样一个经验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即社会现代化能否和从何种意义上能够从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韦伯对行为概念的等级划分主要是依据目的理性行为，其他所有行为都可以划作目的理性行为的特殊倾向。韦伯通过分析意义理解方法后认为，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为的理解的临界点上：对具有主观目的的行为的理解，同时也需要（根据合理性的正确性标准）作出客观的评价。围绕着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所作出的上述判断与韦伯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最终也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这种联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仅仅表明，韦伯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关注，而这种从理论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兴趣对其理论结构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只须把现代化过程从合理化概念中解脱出来，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视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为理论的基础同行为合理性的内涵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意义理解的方法论摆脱有效性问题对意义问题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成问题的。针对这样一些疑问，我想亮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韦伯从理性行为角度所探讨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亦即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发生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和后果问题。西方理性主义问题具有历史偶然性，起码从研究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我想提出的观点是，韦伯著作中关于合理性的三个论题都有其全面的根据。我这样说是想借以指出，任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同时把合理性问题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等三个层面上。

我将（1）、首先探讨合理性概念，然后（2）、再把这个概念放到关于现代世界观形成的进化论视角当中。在完成这些预备性研究之后，我想从两个角度对合理性理论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3）、一方面从元理论的角度，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较流行的社会学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4）、另一方面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此，我认为，相似的内涵可以根据社会学对客观领域的意义理解而得出。这样一种提纲挈领式的论证应当能够说明，我们如果真想接手韦伯以来社会学专业范围内所讨论的历史难题，那么，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施乃尔（B．Snell）：《精神的发展》（Die Entwichklung des Geistes），Heidelberg，1946；伽达默尔（H．G．Gadamer）：《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学派》（Platon und die Vorsokratiker），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III，Tübingen．1972，第14页以及下两页；以及《神话与理性》（Mythos und Vernunft），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IV，Tübingen．1977，第48页以及下两页；莎德瓦尔特（W．Schadewaldt）：《哲学的希腊起源》（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Frankfurt am Main，1978。

2.哈贝马斯：《哲学何为？》（Wozu noch Philosophie？），载其：《哲学政治巨擎》（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1981，第15页以及下两页。

3.R．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 1964，及其：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N．Y． 1979，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81．

4.关于源始哲学的批判问题，请参阅阿道尔诺（Th．W．Adorno）：《认识论的元批判》（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载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5卷，Frankfurt am Main．1971；有关反对意见，请参阅：阿佩尔（K．O．Apel）：《从先验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哲学的终极论证问题》（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Letztbegründung im Licht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载：卡尼特施耐德（B．Kanitschneider）（编）：《语言与认识》（Sprache und Erkenntnis），Innsbruck，1976，第55页以及下两页。

5.参阅围绕着库恩（Th．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Die Struktur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Frankfurt am Main，1967）所展开的讨论，主要有：I．Lakatos，A．Musgrave，Criticism and the Grouth of Knowledge，Cambridge，1970；狄特里希（W．Diederich）（编）：《历时性科学理论论文集》（Beitraege zur diachronischen Wissenschaftstheorie），Frankfurt am Main，1974；布伯纳：《研究逻辑的辩证法因素》（Dialektische Elemente einer Forschungslogik），载其：《辩证法与科学》（Dialekt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 am Main．1973，第129页以及下两页。库恩（Th．Kuhn）：《新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s Neuen），Frankfurt am Main．1977。

6.奥维尔曼（U．Oevermann）：《关于教化过程力量以及社会化研究策略的纲要性思考》（Programmatische Ueberlegungen zu einer Theorie der Bildungsprozesse und einer Strategie der Sozialisationsforschung），载：胡莱尔曼（K．Hurrelmann）：《社会化与生活经历》（Sozialisation und Lebenslauf），Heidelberg，第34页以及下两页。

7.丢伯特（R．Doebert），哈贝马斯，诺恩纳-温克勒（G．Nunner－Winkler）（编）：《自我的发展》（Entwicklung des Ichs），K?ln，1977。

8.亨尼斯（W．Hennis）：《政治与实践哲学》（Politik und praktische Philosophie），Neuwied，1963；迈尔（H．Maier）：《古代德国国家学说》（Die ?ltere deutsche Staats-und Verwaltungslehre），Neuwied，1966；哈贝马斯：《政治学与社会哲学的经典关系》（Die klassische Lehre von der Politik in ihrem Verhaeltnis zur Sozialphilosophie），载其：《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Frankfurt am Main．1971，第48页以及下两页。

9.约纳斯（F．Jonas）：《何谓经济学理论：前古典思想与古典思想》（Was heisst ?konomische Theorie？Vorklassisches und klassisches Denken），载：《施默勒年鉴》（Schm?llers Jahrbuch），78，1958；诺伊恩道夫（H．Neuendorff）：《兴趣概念》（Der Begriff des Interesses），Frankfurt am Main．1973。

10.约纳斯（F．Jonas）：《社会学史》（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第I-IV卷，Reinbek，1968-69；R．W．Friedrichs，A Sociology of Sociology，N．Y． 1970；T．Bottomore，R．Nisbet，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N．Y． 1978。

11.哈贝马斯：《社会学的批判使命与保守使命》（Kritische und konsevative Aufgaben der Soziologie），载其：《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1971，第290页以及下两页。

12.参阅本书第VI章，第2卷，第173页以及下两页。

13.诺伊恩道夫（H．Neuendorff）的“社会学”辞条，见《天主教国家词典》（Evangelisches Staatslexikon），Stuttgart，1975，第2版，第2424页以及下两页。

14.关于古典社会中的这“一对概念”，请参阅哈贝马斯：《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Frankfurt am Main．1968a，第60页以及下一页；米尔斯（C．W．Mills）：《社会学思维方式批判》（Kritik der soziologischen Denkweise），Neuwied，1963。

第四篇：交往行为理论读书报告

一、作者简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当代欧美哲学和社会理论领域中最富有原创性、体系性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有学者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尤其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交往行为理论，普遍被认定为代表哈贝马斯个人学术成就的标志。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在对交往异化的批判、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及其途径探索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二、主要内容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这部著作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哈贝马斯先比较简单地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规定，然后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详细展开了他的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思想，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

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

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以被有关的某些人批驳或辩护，而这恰恰就是他们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或有根有据的。我们不能像经验主义者那样，限制理性行为的范围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以“交往合理性”的概念来弥补“工具认知理性”的不足。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的，合理性意味着交往，因为只有符合与至少另一个人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时，某事才是合理的。

三、阅读收获

通过阅读这本著作，作为哲学领域门外汉的我，对书中提到的思想理论有了浅显的认识。

哈贝马斯在早期把交往行为看作以评议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交往行为的目的是达到理解，而达到理解是一个在相互认可的有效性要求的前提基础上导致认同的过程。进而，他把人的行为分为四类：一是旨在实现一种目的的行为，也就是有目的地、因果地介入客观世界的行为，称为工具性行为；二是社会集团成员根据共同价值和规范调节的行为，称为规范调节的行为；三是行为者在一个观众或社会面前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为，称为戏剧式行为；四是一种行为者个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的行为，称为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有三个有效性要求：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理论理性表达真实性，实践理性表达真诚性，审美理性表达正确性。在交往行为中，这三个同样原初的有效性要求体现了一致关联，哈贝马斯将其称之为合理性。所以，所谓交往行为合理化是一种通过语言实现的、具有主体间性的、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在对话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理性化的行为。这样理解的交往行为合理化，克服了韦伯合理化概念单纯的认识向度以及单纯的目的的工具合理性指向之局限，将本来只具有狭隘的获得真理与实现特定目的的成功手段之意义的概念，扩大为一个融真、善、美于一体的普适概念；它把理性放在人际间广泛的和相互交往的生动关系网络中考察，使理性凸现为交往关系的总和。相比于其他三种行为，交往行为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符合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

在哈贝马斯看来，真正的交往互动过程比工具型行动中包含着更多的合理性。他说：“我们有以下四个概念总结了达到理解过程的合理的结构特征，第一，行动者的三个世界关系和相应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概念；第二，命题真实、规范正确和真诚可靠的断言；第三，在合理的动机之上达成的共识，„„第四，达到理解的概念，即认为理解是对环境之共同定义的合作性协商的概念。”

四、感悟与思考

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哈贝马斯强调语言在交往行为中的基础地位，强调重建交往理性对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实现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并将交往行为理论提升为话语伦理学和文化政治学的高度，主张用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文化传统和国际关系，认为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是社会交往、文化交流的行为准则，是理想、公正、稳定的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条件，也是未来文明发展的方向。

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运动开创的现代性事业并未终结，人类理性并未泯灭，人类仍有逃离现代性困境的出路。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寄希望于交往理性的重建，试图通过话语共识和民主政治来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实现社会合理化，构建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甚至世界公民社会来整合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关系、寻找失去的价值和意义，这明显带有马托邦的色彩。正由于此，福柯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是“交往的乌托邦”；布尔迪厄称之为“乌托邦现实主义”。关于交往行为理论中存在乌托邦因素这一点，哈贝马斯本人也不否认：如果说我还保留了一点乌托邦的话，那完全是因为我相信，民主能够揭开当今世界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戈尔迪之结。世界末日的情绪将会消耗我们的精力，而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在这里都是无用的空话。

哈贝马斯在实践上对于“语言交往”、“生活世界”的研究有些夸大了它们的作用，但也提醒我们注意在这些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醒我们要防止金钱对“生活世界”的侵犯，克服道德滑坡和拜金主义，这样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虽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现实中缺乏孕育之土壤，只是一种乌托邦，但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是以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为核心的理论。他主张人们应该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社会争端和冲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人们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取得一致，构建社会的和谐。对于个体而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商品经济的市场化会使资本和商品成为衡量和主宰一切的标准。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地提高，但人际关系日益淡薄、道德滑坡。因此，我国不仅要注重经济建设的过程，同时还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公民道德的培养，所以应该使人们在平等互爱的基础上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在人类进入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反对任何用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干涉别人，通过武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做法。这样有利于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也有利于构建理想化的合理性的社会。

五、结语

“交往行为”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范畴。“交往行为理论”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同时又带有乌托邦色彩，但相信研究其理论对哲学领域研究帮助很大。对于我们从未深入学习哲学的学生，阅读其理论著作也帮助我们开阔眼界、开拓哲学思维。

参考文献：

[1]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 [德] 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 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第五篇：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马 克 思 文 论 作 业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学院：文学院

专业班级：B11汉语言文学四班

姓名：X X 学号：XXXXXXXXXXXXX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摘要：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由对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而提出其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生活世界是构成宏观社会理论的基础，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补充。尽管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带有一定的乌托邦倾向，但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

交往理性

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生于杜塞尔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同阿多诺一道工作。1961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83年，哈贝马斯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今世界上依旧十分活跃的著名思想家。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名，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在学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究和确立，他又一直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老一代法兰克福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甚至发生很大的分歧和冲突。站在新世纪的开端来审视上一个世纪的这一学术事件，我们应当明确一点：哈贝马斯的确修正、深化和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没有他不断进行理论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应当彻底画上一个句号。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哈贝马斯的理论探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特殊贡献，他也是一位对当代世界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1] 哈贝马斯著作颇丰，理论涵盖面极广，其学术思想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和文化理论。他秉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创立了一个庞大的交往理论体系。哈贝马斯毕生致力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他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证明了现代是社会进化不可避免的阶段，探讨了现代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批判了社会日益严重的弊病，并提出了一种旨在克服这些弊病的方案，力图使西方民主社会获得稳固的基础向更为民主、自由和公正的方向发展。深入地分析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本质意义，对了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一、交往行为的概述

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基本概念。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哈贝马斯把交往称之为“交往行为”。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概念是由三个论题构成的一个复合体，一个是交往合理性概念，一个是与“生活世界”和“系统”概念相关的社会概念，一个是关于现代性的社会进化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石是哈贝马斯的理性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的发展就是理性化的发展，理性化是一个复杂的多样发展过程。哈贝马斯是以言语行为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的分析原型的，他认为交往理性蕴含于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结构中。人际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哈贝马斯认为惟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人才能组合为社会。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行动主要是基于语言行为而建立起来的主体间的理解和认同的活动，因此建立合理交往模式的首要任务是确立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一般理论是普遍语用学，这也是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基本前提。

哈贝马斯认为，与交往的、断言性的、自我表达的以及规范调节等四种言语行为相适应，社会行为也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目的行为。它是工具行为或策略行为，表现为目的合理性的确定，或工具理性的选择，或是二者的结合，它遵循的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技术规则。第二，规范调节行为。它是社会群体成员遵循共同价值规范为取向的行为。第三，戏剧行为。它是行为主体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以便在公众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印象的行为。第四，交往行为。它是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语言媒介所达到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的行为。[2] 哈贝马斯指出，在人类运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说话者要遵循三种有效性要求：真理的有效性要求、正确的有效性要求、真诚的有效性要求。这三种有效性要求分别指涉三个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

二、生活世界的建构

哈贝马斯的众多理论中，其核心理论是交往行为理论，而生活世界理论是这一核心理论的重要补充或社会哲学维度。同时，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交往理性首先是生活世界的交往合理性，交往行为是运作于生活世界境域内的行为，对交往理性的考察是不能离开对生活世界的考察的。“生活世界”是一种“文化传播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的贮存”。对哈贝马斯来说，“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人类能够交往并制定出协调行为的准则，主要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拥有一系列庞大的背景知识作为人类交往的指引，哈贝马斯把这些背景知识命名为“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部分所构成的。“生活世界”包括三种不同的解释性范式：第一，关于文化或符号系统方面的解释范式，“文化”指的是“知识储存”，行动者内在地拥有和共享有关文化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及其在互动过程中运用的知识库。它能够起到在生活世界传播、保存和更新文化知识的作用。第二，关于社会或社会制度方面的解释范式，“社会”指的是“合法的秩序”。它能使行动者知道如何通过协调互动来满足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第三，关于个性人格或自我及其存在方面的解释范式，“个性”指的是“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它是生活世界通过交往行动的社会化形成个体认同来满足个体成长的需求。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是以交往行动为基础，同时又以其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的、前逻辑性、前根据性的、非确定的本体论世界，它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这种知识借助语言而符号化、客观化，从而成为人们的共同的财富，并通过交往行为的三个方面，即寻求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来满足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个性成长的需要。[3]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也是在交往理性下建构起来的。他指出,日常交往实践无法脱离的基本背景就是生活世界,同时日常交往实践又在建构生活世界。人们以生活世界为背景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是主体间通过理解达到共识的实践过程。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生活世界就是人们在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所必需的共同背景知识。

三、交往行为理论的启示

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的贯彻来实现话语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创造一种屏弃一切强制、取消一切差异的所谓“理想的话语状态”，从而使“生活世界”全面合理化，以此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设想显然具有一种社会改良的乌托邦性质。但是，哈贝马斯在完成社会批判理论内部由意识的批判到语言的批判的过程中提出的三种有效性要求对于揭示交往行为的运行过程、建立共同的道德规范有重要意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交往理性为起点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及资本主义文化缺陷的批判，对深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以一种跨文化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具有建设性意义。同时，交往行为理论强调通过对话达成共识，通过共识的建立挽救晚期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弊病和危机，使西方法治的根基建立在和谐共容的对话机制之上，这对于转型时期中国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哈贝马斯主张人们应该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人们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构建社会的和谐。由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在不放弃自我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这样才有利于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有利于构建理想化的合理性的社会，也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216—P217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P.14—21，119—120 [3]韩红．《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人民出版社，2005．P.15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