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粮食供求形势与中长期趋势论文

第一篇：当前我国粮食供求形势与中长期趋势论文

一、当前我国粮食供求形势

（一）粮食安全基础得到加强

我国粮食从2004年恢复增产以来，实现连续8年增产。8年累计增产2810亿斤，年均增产350亿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产幅度最大的时期之一；8年单产提高55.6公斤，年均提高7公斤，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产提高最快的时期之一。特别是，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四个首次”：即首次迈上11000亿斤的新台阶，首次连续5年稳定在10000亿斤以上，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实现连续8年增产，粮食人均占有量首次达到850斤的新水平。

这在我国粮食生产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也高于同期世界粮食平均增产水平。2004年至2011年，我国三大粮食品种（即稻谷、小麦、玉米）增产幅度年均3.12%，超过1978年到新世纪初的年均增产幅度2.28%的水平，比同期世界同类品种生产年均增幅2.12%高出1个百分点；我国三大品种单产年均增长1.69%，而世界同类品种同期单产年均增长1.13%。由此可见，我国粮食安全基础持续得到加强，粮食安全形势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二）当前粮食供求形势与结构特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推进，促进食物消费总量增加、结构升级。其中，人均大米和面粉消费量稳中趋降，消费者追求高品质的消费，如粳米、各种专用面粉及面粉制成品、动物性蛋白、植物油、食糖等消费增加。

第一，粮食供求紧张状况明显改善。我国粮食生产在2003年跌至谷底。2000～2004年，我国谷物产量五年合计（谷物，即稻谷、小麦、玉米等，下同）19.71亿吨，消费21.65亿吨，产不足需；而2005～2009年，谷物产量合计22.79亿吨，消费22.31亿吨，产大于需，比上一个五年的状况有明显改善。最近2年谷物“紧平衡”格局得到进一步改善。

第二，粮食供求区域不平衡加剧。一些主产区由粮食调出省变为调入省，粮食调出省由17个减少到13个，部分产销平衡区变成调入区，主销区调入量不断扩大。2010年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主产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71.49%，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5.36%。特别是，全国粮食产销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粮食生产重心北移，南方粮食生产总量下降，呈北粮南调格局。1997～2007年，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北方6省粮食在全国比重，由36.2%上升到43.5%；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南方6省，从36%，下降到31.6%。

第三，谷物供求品种结构矛盾进一步显现。一方面，稻谷、小麦产需基本平衡，但保持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近几年人均稻谷和小麦消费量稳中趋降，总消费量增长趋缓。我国人均年稻谷消费量从历史最高水平1991年的155公斤，下降至2009年的143公斤。过去5年，国内稻谷消费年均增长0.6%。人均年小麦消费量从历史最高水平1988年的90公斤，下降至2009年的78公斤。过去5年，国内小麦消费量年均增长0.6%。产量稳步增长，过去五年，稻谷产量年均增长1.8%，小麦产量年均增长4.5%，由此使两者供求相对宽松。但是，稻谷口粮消费的比重逐步提高，粳米消费仍将继续增长，而南方地区水田不断减少，水稻种植面积大幅下降，恢复和稳定生产的难度很大，稻谷供求总量将长期偏紧。

另一方面，玉米供求缺口逐步扩大。近年来，养殖业、工业用玉米增长较快，使玉米供求日益趋紧，缺口逐步扩大。过去五年，玉米国内消费量年均增长3.6%，略高于产量年均3.5%的增长水平，其中，饲用玉米消费保持年均2%的增长水平，五年共增加1100万吨；深加工玉米消费在2007年底出台限制玉米深加工发展政策之前的增长率约9%，之后降低到4%左右，五年平均增长约7%，共增加1400万吨。2009年，玉米国内消费1.56亿吨，产量为1.55亿吨，供求缺口100万吨，标志着我国玉米供求关系正式转入供不应求的阶段。近2年玉米缺口进一步扩大，近1000万吨。

与此同时，我国玉米由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20多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玉米保持净出口状态，年净出口量在300万吨～1500万吨。自2007年度以来，随着国内饲料消费和深加工消费的增长，净出口量明显缩小。2009年我国进口玉米130万吨，净进口115万吨，距关税配额720万吨还有较大空间。2010年，我国进口玉米157万吨，2011年进口175万吨。

第四，植物油自给率进一步下降。近20年来，我国油籽生产稳步增长，从1990年的3533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4784万吨，年均增长1.5%。其中，大豆生产基本保持稳定，近10年来，大豆产量基本稳定在1500万吨～1600万吨，占国内油籽生产的33%。国产食用植物油产量从1990年700万吨左右，增加到2010年的1000万吨，年均增长幅度较小。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居民食物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植物油消费需求进入快速增长时期。我国植物油消费需求总量从1998年的1100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2750万吨，年均增长近8%。人均植物油消费从2000年的12.5公斤，增加到2010年的19公斤，超过世界人均16公斤的消费水平，但仍低于发达国家25公斤～26公斤的人均消费水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植物油、油籽进口迅猛增长。其中，大豆从1998年的385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5480万吨，年增长率达27%。目前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豆进口依存度已达84%，占全球大豆进口量的61%。

二、粮食供求结构变化的新趋向

第一，不同粮食品种之间的替代性日益显著，影响粮食供求结构变化的不确定性增强。一是玉米转化成淀粉糖，替代食糖进入食品领域。我国食糖消费从2000年度的685万吨增加到2009年度的1143万吨，增长了67%，国内生产的增长未能完全满足需求增长，食糖进口量从102万吨增加到170万吨，也增长了67%。近年来，食糖价格迅速上涨，但是玉米价格在政府的调控下，上涨幅度较小，导致食糖和玉米的比价关系发生加大变化，2009年初，食糖和玉米的比价是1.93，截至2011年10月底，比价上升到2.94.玉米价格显得相对便宜，淀粉糖得以迅速发展，部分弥补了食糖缺口。

二是小麦替代玉米，饲料原料结构变化明显。我国小麦玉米正常比价应在0.95～1.05之间，价差则应在-100元/吨～100元/吨之间，历史上仅2007年突破了这一区间下限，极限价差达到-200左右，成为小麦饲用消费的分水岭，消费量由800万吨/年的常量猛增至1350万吨。随后两年，随着价差回归，基本稳定在1000万吨/年左右，2010年增至1350万吨，2011年度在1750万吨左右。

2011年上半年，小麦价格在政策调控下不断下行，国内玉米价格在深加工需求推动下逐渐攀升，造成小麦玉米差价逐渐缩小，至4月份开始转负，随着5月份玉米价格加速上涨，主要产销区全面转负，此时价差水平已经接近2008年的极限状态。6月份新麦上市价格走低，主要产销区价差进一步下滑，部分地区甚至进入-300元/吨～-400元/吨区间内，成为历史最大价差。

这一价差运行趋势，带动了更多饲料企业对小麦替代添加的应用，添加比例也在提高。全国小麦饲用替代消费已经开始增加，并伴随小麦玉米价格倒挂的时间延长而逐渐增多，年度增量可能在700万吨～1800万吨之间，将会导致新年度玉米饲用消费持平或略减，供求紧张状况得到缓解，小麦则出现近年来最低库存，但不会引发品种供求的质变。

第二，“谷贱伤农”、“米贵伤民”交替出现，平衡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难度增大。近年来，农产品成本进入上升通道，虽然农产品价格逐步上升，但农民种粮收益增幅远远低于成本和价格上涨幅度，种粮比较收益不断下降，农民增收形势严峻。但是，粮价上升给城市居民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带来较大影响，对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

也带来较大挑战，近年来，食品价格的上升是直接推动CPI上升的主要因素。因此，国家宏观调控面临更加复杂的两难选择。

第三，粮价波动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调控的复杂性越来越大。（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课题《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目标、机制与政策研究》的具体分析）粮价在受农业成本上升、供求关系变化等传统因素影响的同时，受气候变化、粮食能源化、金融化、投机炒作等非传统因素影响将更加显著。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有：

（1）在当前我国食物收入弹性相对较高的背景下，收入快速增长导致食物需求总量的增长，推动粮价持续上涨；

（2）对于货币超发而导致的粮价上涨，其原因在于相对生产效率的低下，使得货币超发带来了低生产效率部门更多的相对价格上涨。

（3）在上述两种因素叠加条件下的价格波动机制，即在货币超发背景下，一方面由于农业部门相对低效率导致了相对更高的价格上涨；而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幻觉”使得消费者产生积极的收入预期，同时也提高了边际消费倾向，使得粮食需求进一步偏离原有均衡，价格上涨的幅度进一步加大。这也意味为，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更高的食物收入弹性）只要存在货币超发，那么粮食价格将会存在较大的上涨空间，反之亦然。当然，这一问题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必然现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价格波动的幅度将会不断收窄。

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和韩国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类似我国的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形。这是因为，从理论上看，日本与韩国都属于典型的小国，其需求的快速扩张在国内供给无法满足的条件下将从国际市场进口，而小国的进口量并不足以改变国际市场的供求格局，因此大量的进口将在很大程度上平抑国内收入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压力，同时也使得价格的上涨压力被国际市场化解。而中国作为理论模型上的大国，由于国内供求结构改变带来的农产品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结构，尽管大量的进口对平抑国内粮食价格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是也使得国际国内市场产生了反馈作用：即国内价格的上涨将会带动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将会诱发国内市场价格的上涨，使得影响价格波动的因素更为多样。但是，从客观角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大量的进口的确可以有效地平抑国内粮食价格的过快上涨，但是所形成的新均衡价格一定位于国内最高价格与初始国际市场价格之间，因为反馈机制的新均衡将会处于中间水平。

与此同时，当前我国粮价上涨不仅仅处于国内市场结构变化以及货币宽松的宏观背景之下，生物能源的发展正在改变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供求结构，也对我国粮价波动产生深刻影响。从逻辑上看，生物能源未大规模推广应用之前，食品的收入弹性会随着收入的提高不断下降，但是生物能源的发展使得农产品与能源产生了相应的替代作用，因此生物能源原料的收入弹性又被提高，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了生物能源原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使之进一步传导至所有农业与食品部门，带来了全球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的放宽。诸多因素的共同叠加导致了当前条件下我国粮食价格的大幅度波动。

三、我国粮食供求中长期发展趋势

今后5年～10年，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人口增长、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将进一步促进粮油食品消费总量增长，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动物性蛋白、植物油等消费增加。但是，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仍将继续减少，我国粮油食品供给还面临水资源不足、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科技贡献率不高、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制约因素，我国保持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一）食物消费需求结构变化进入新阶段

一般而言，食物消费与饮食结构有四个阶段的变迁：第一阶段为主食中的杂粮和薯类等有色谷物的比例减少，大米和小麦增加（白色革命）；第二阶段为大米和小麦等主食减少，肉、蛋、水产和植物油等副食比例增加；第三阶段为副食中的动物性蛋白食品和酒精类的消费增加；第四阶段为能够缩短调理时间的冷冻食品（熟食）、外食、家常配菜增加，进入所谓的“简化饮食”阶段，饮食流通大范围化，同时追求绿色食品、重视食品安全，此时也会出现将传统食品高级化的现象，饮食两极化是这个阶段的特征。

目前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间、城乡间差异较大，虽然上述四种类型饮食并存，但饮食消费结构已进入第四阶段。在第四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出现的肉、蛋、乳品、水产和植物油消费增加的趋势依然存在。粳米、优质小麦等高品质食品以及精细加工食品消费需求增加，并伴随食品包装化、品牌化趋势。

（二）主要粮食品种的供求趋势预测

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紧张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今后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实行谷物优先战略，特别是要实现主粮产品的基本自给。

从需求看，预计今后我国粮油食品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其中，收入增长和人口增长仍将是推动我国粮油食品消费的主要驱动因素。受我国饮食结构变化影响，在人均消费变化与人口增长的共同作用下，稻谷、小麦的总消费量渐趋于稳定，玉米、植物油的总消费量将进一步增长。

从供给分析，我国粮油食品供给的最大挑战是耕地约束。2008年我国耕地已经降至18.26亿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仍将继续减少。2010年，我国进口植物油与油籽折油量共计2035万吨，按目前国内大豆亩产236斤的生产技术水平测算，相当于利用了国外9.6亿亩的种植面积（与国内水稻与玉米种植面积之和相当）。若全部由国内生产来替代，意味着要以减少68%的粮食总产为代价。显然，在严酷的农业资源条件背景下，我国依靠自己的耕地资源解决植物油供求缺口问题不现实。

我国粮油食品供给还面临水资源不足、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科技贡献率不高、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制约因素。一是，华北平原是主要的小麦和玉米产区，水资源仅占全国1.7%，过去50年来由于大量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在可以预见的10年～20年内，华北地区的水资源短缺将进一步加剧。二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导致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制约粮食科技水平的提升。三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1%。过去十年水稻、小麦、玉米单产年均增长率低于上一个十年。根据农业部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15年稻谷、小麦、玉米这三个品种的单产将比2007年增长1.4%、5.9%、15.9%，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速度。

基于此，2020年的主要粮食品种供求趋势预测如下：

第一，稻谷、小麦将可保持供求基本平衡。由于方便煮食及消费结构升级，部分以面制品为主食的人群将转为以大米，特别是粳米为主食，预计2020年的人均年稻谷消费量将保持2007年137.3公斤的水平，2020年稻谷总消费量将达到1.9359亿吨，与1.955亿吨产量相比，稻谷总体仍自给有余，但结余不大。根据收入水平、消费趋势综合分析，预计2020年我国人均年小麦消费75公斤，总消费量将达到1.0575亿吨。总体看，小麦应自给有余，结余量在800万吨左右。

第二，玉米供求缺口将逐年扩大。预计2020年玉米产量1.84亿吨，消费量2.0125亿吨，缺口1725万吨。今后玉米种植面积的增长潜力有限，产量的增长将主要依靠单产。如单产保持过去10年平均增长水平，2020年玉米单产将达到6.05吨/公顷，比近5年平均5.29吨/公顷，增长14%，种植面积保持2010年的3040万公顷不变，2020年玉米总产量将达到1.84亿吨，消费方面，预计到2020年玉米消费量为2.0125亿吨。

但是，玉米的供求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1）如果单产大幅增加，将不存在缺口。我国玉米单产近5年平均5.29吨/公顷，与美国平均9.62吨/公顷相比，提高空间较大。从阿根廷的经验看，10年时间内单产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是有可能的。阿根廷在1995～1999年间、2005～2009年间平均单产分别为5.13吨/公顷、7.06吨/公顷，5年平均单产在10年内增长了38%，2009年单产已达8.33吨/公顷，略低于美国。如果我国玉米单产保持过去四五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将在过去五年平均水平5.29吨/公顷的基础上增长27%，达到6.70吨/公顷，即使玉米种植面积保持不变，玉米总产量可达2.28亿吨，高于我们预测的消费量。

（2）如果玉米价格过高，部分饲用玉米将被小麦替代。小麦与玉米的差价在50元/吨时，小麦即可部分替代玉米用于饲料。在用满玉米720万吨进口配额的情况下，部分饲用玉米需求将转向小麦，玉米的缺口将有所缩小。

（3）目前，玉米深加工消费占总消费量达到28.2%，已经超过国家设定的26%限制，如果玉米深加工趋势刹不住，甚至出口导向型的玉米深加工继续发展，玉米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

（4）淀粉糖与食糖可以互相替代。预计至2020年食糖缺口390万吨。如果国家保持现行194.5万吨食糖进口配额不变，将现行配额全部用满，还有200万吨食糖消费缺口将转化为淀粉糖消费，折合245万吨淀粉糖，需新增玉米消费290万吨。但如果我国放宽食糖进口配额至400万吨，则淀粉糖不再替代食糖；如果食糖进口配额放得更大，则食糖会替代淀粉糖，减少对玉米的需求量。

第三，食用植物油自给率将进一步下降。预计至2020年中国大陆人均年植物油消费量为25公斤，植物油消费总量将达到3525万吨；工业消费（油脂化工等）保持5%速度增长，至2020年达265万吨。两者合计，植物油消费为3790万吨。

由于谷物优先是我国的粮食安全战略，我国要拿出更多土地种植油料作物不现实，预计主要国产油料折油量将保持1060万吨基本稳定。我国植物油将存在2730万吨的缺口，自给率可能降至28%，即使考虑其他小油料，自给率仍将低于1/3.从油种结构看，棕榈油消费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消费量将超1050万吨，逐渐接近豆油。

第二篇：我国当前就业形势与对策

我国当前就业形势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人口的增长，我国城市人口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主要表现在：

1．劳动力供给增多，总量压力不断加大。一是失业人口增多与待业人口的积累，使得劳动供给量逐年增长，二是伴随在校生的毕业，使得新增劳动量不断增多，由于两方面的影响，导致总量压力不断加大。

2．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增加的就业岗位相对减少。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加上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减少，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岗位在相对减少。

3．再就业总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求职者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青年失业人员增加。二是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困难，再就业率偏低。

4．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会增加结构性失业。由于企业结构的调整，进行资产重组、减员增效，甚至破产，从而导致结构性失业人员增加。在这样的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我国未来就业形势很有可能有以下四大趋势，具体如下：一是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长期存在。二是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压力依然很大。三是就业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四是来自新成长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及非农领域转移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失业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个人认为现在就业问题严重的原因是：

一、下岗再就业人数较多，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三是新增劳动力人口增多（也就是高校毕业生较多）。

四、人口的不断增长。

失业是常见的社会问题，对于失业的治理，个人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进行： 长期：首先加快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改革过程中的失业问题。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并重是实现扩大就业的治本之策。第二适当降低劳动力供给，通过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降低劳动供给量，适当控制扩大普通研究生、本科生的招生规模，扩大高职的招生规模，提高专业人才的培养；第三，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最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就业的持续增长。

短期：第一，努力倡导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第二，统筹城乡就业问题，发展农村经济，弱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就业的冲击，第三，继续利用当前有利时机，深化国企改革与劳动力就业制度，增加就业岗位，第四，加强大学生毕业生就业体制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消除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制度和政策障碍，促进大学生就业，第五，通过经济与政策手段鼓励创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最后，改进劳动力市场的宏观管理，建立适应国情的就业管理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政府引导就业。

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与专业知识，提高自我的不可替代性，努力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王敏.关于我国结构性失业的研究.合肥：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D],2013.[2]邱福林.城镇就业与失业的现状结构特征及对策建议[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4):161～162.[2]莫荣 中国当前就业形势与政策建议[J].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学报, 2005.

第三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走向形势与政策论文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5％。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幅达到19.1％。投资过快增长势头继续得到抑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

3.2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长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加快1.8个百分点。外贸进口和出口双双超过3000亿美元。价格涨幅趋缓，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2.3％，涨幅回落

1.3个百分点。随着供给能力的提高和不合理需求得到有效控制，煤电油运紧张状况比去年有所缓解。些企业的利润空间，更成为了推动国内物价上涨的一股重要力量，被称之为“输入型通货膨胀”2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世界经济，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危机面前，我国经济理论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迅速投入相关研究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开展学术交流，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贡献智慧。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经济形势，是经济理论界研究分析的热点课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经济形势作出了判断和分析，对如何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3总体经济形势向好。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经济下滑趋势已初步得到遏制，经济出现回升势头，但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固，仍处于困难时期。今年前几个月的经济数据喜忧参半，表明扩张性政策尚未完全抵消经济加速下滑的影响。也有专家认为，虽然经济增长的严峻局面得到缓解，但真正企稳回升、进入持续上升通道仍需时日。还有专家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触底企稳，但可能不是尖底而是平底，也就是经济发展将呈现U型走势，可能要经过两三年盘整后才能重回快速增长的通道。

经济结构趋于优化。从产业结构看，低端工业增长减速，基础设施、服务业增长加速。高能耗行业增长减速，经济增长回暖与单位能耗下降并存。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在增加，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整体工业回暖的作用在增强。从区域结构看，以往主要依靠东部地区率先恢复的危机应对模式有所改变，中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从收入结构看，国家、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有所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呈现稳定增长趋势，这有利于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

经济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及时果断地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着力调整内外需结构，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需求上，促成了经济总体形势的向好。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央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效果已经显现。财政货币政策落实好于预期。货币信贷快速增长，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的迹象有所改观。有专家测算，如果不采取扩大中央政府投资规模、增值税转型、降低行政性收费、提高居民收入等一揽子经济政策，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可能仅有5%左右。采取了这些措施后，可拉动全年经济增长

2.6个百分点以上。

自去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的弊端不断显现，至今没有结束的迹象。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主要国家经济状况恶化，美元对人民币一路贬值。这些变化，对于中国这样的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国家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扩大内需的政策受到了物价上涨的严重挑战，物价的上涨抑制了消费，压缩了内需。

虽然面临着这些严重的挑战，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今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06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农业形势总体良好，夏收作物喜获丰收。工业生产增速减缓，企业利润继续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稳定较快增长，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国内市场销售快速增长，城乡消费同步较快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生产价格涨幅扩大。出口增速有所回落，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货币供应量基本稳定，存款余额增加较多。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形势正在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而且比预料的要好。这些成绩的取得，坚定了我们做好今后经济工作的决心，也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一是适时、适度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为经济的运行提供良好的政策条件；二是在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之上，适时进行改革，以健康的经济体制与机制，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种挑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稳定始终是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因为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够得到解决。从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年初中央所确定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组合，是基本上适合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的。不可否认，在这一政策组合之下，局部地区和一些行业的运行，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当辩证分析。一些问题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比如说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增长受到了压制，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状况；有些问题是由于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而新出现的，比如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暴涨导致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价差扩大等，则需要我们对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总的来看，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能够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政策的基调不应该改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保持这一政策基调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适时、适度地对这一政策的部分或局部进行微调。相信在这一政策的组合下，我国的经济能够在今后保持健康的发展，也能够为我们所需要进行的改革提供必要的条件。

为做好今后的经济工作，下一步我们恐怕应该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付出更多的精力。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专家学者认为，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所占比重，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利于形成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应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建立将部分国有企业红利转移至公共支出领域的机制。这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拉动消费，还有利于抑制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增强经济活力。将货币政策调整与金融结构改革密切结合起来，避免“开闸放水”产生通胀压力而压缩信贷又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的两难选择。加快金融改革和金融机制创新，提高金融体系效率，改变一方面银行存款非常多、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农民的资金需求又得不到满足的局面。调整结构，推进转型。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实现经济真正复苏和持续增长，最终要靠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转型。首先，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继续推动重化工业发展，并将发展新技术产业与发展重化工业结合起来。培育和支持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第三代移动通讯、生物技术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其次，推动企业转型。通过开展低成本并购，推进企业规模结构优化；促进企业进行组织创新、管理创新；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促进企业尽快实现从低成本竞争向差异化竞争、从多元化向归核化、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制胜的战略转型。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30年来，我国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仍然认为，中国经济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这机遇来自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更来自于还有太多的领域有待改革。如同前30年一样，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要依靠改革。下半年，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不会改变，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处于较快增长期。只要我们坚持贯彻中央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投资需求过快增长等不健康、不稳定因素也不会出现大的反弹，国民经济能够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关键是必须抓住时机，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结构调整，着力转变增长方式，更好地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促进协调发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第四篇：形势政策论文 浅谈我国经济当前形势

浅谈我国经济当前形势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将呈现经济增长放缓，经济再平衡，经济格局重构和治理机制改革等新特征。2011年的中国经济形势仍可以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来概括，将会呈现经济增长适度下降和同伙膨胀加剧并存的局面。作为“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保障房建设提速

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房价持续上扬、保障房供应严重不足的局面能否在2011年发生转折？事实表明，房地产调控的高压势头有增无减，同时中央反复强调要强化政府责任，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应该说，不管调控如何继续，保障房建设已不容有丝毫懈怠。从全国来看，201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量的目标定在1000万套，相比上一年任务几乎翻番；从“十二五”规划看，要实现从目前保障性住房占城镇住房不及7%，到“十二五”末提高到20%的目标，任务不可谓不艰巨。尽管我国国民经济连续多年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可为完善住房保障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撑，但保障房建设或仍有些难以绕过的坎，如巨额投入、土地保障、分配公平以及任务执行者的责任与利益平衡问题。

我们看到，为了确保供应量，在保障房建设资金、用地等方面都得到了相关政策倾斜：央行、银监会要求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金融服务工作，据《2011年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上半年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累计新增908亿元，比年初增长54.8%，高出同期商品房开发贷款48.3个百分点；土地供应方面，保障性住房用地要做到应保尽保，特别是要求保障性住房和中小户型商品房的供地不能低于整个住房供地总量的70%，并成为刚性指标。

专家认为，加快保障房建设，实际上是对我国住房保障长期弱化的一次“补课”，从国际上看，一些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以缓解住房结构性短缺的阶段。随着规划目标的实现，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将得到较大提升。

正如住建部相关负责人所言，“十二五”时期，在全面完成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同时，再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通过双轮驱动，使住房的保有量和居住人口的数量实现一个基本的平衡。上述制度设计也正是基于我国住房绝对量不足的事实，再加上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大量务工人员进城也使得城市住房需求增加。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告诉记者，保障房建设是当前房地产调控的重要一役，将与市场供应相互呼应实现对房地产市场的双轮驱动。此轮大规模保障性住房建设一方面可以增加住房供应量，尤其是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扭转商品房独大的局面；另一方面，保障房供应量的增加可以减少商品房的供应压力，以平衡预期而稳定房价，避免因商品房供求关系紧张而造成的价格畸形。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将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比作促进房地产稳定发展的“两把钥匙”，通过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房屋有效供给，将有利于房价的稳定和房地产的平稳健康发展。另外，加强和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也有利于稳定房 1 价，降低保障性住房的投资成本。

由政府主导大规模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是加快解决群众住房困难的现实要求，也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政府已从制度层面进行了规划，但在执行层面还须各级地方政府明确责任、端正态度，其中更为关键的是确保保障性住房全过程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房产协会副会长朱中一表示，政府的思路应该更加开阔，不要仅仅把目光盯在“建设”上。在进行各种探索的同时，必须明确的是要进行全过程监管，警惕在探索过程中使保障房变味、走样，甚至成为少数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对于探索成功的经验，也应该尽快进行规范，加以推广。

中国楼市调查

不久前，曾有学者谈起 “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看，全球有三大泡沫：美国国债、中国楼市、黄金。目前来看，黄金和中国楼市均已出现由牛而熊的‘转势’之兆，惟独美国国债市场在美联储的操纵下尚在‘负隅顽抗’。” 但没想到仅仅在几周之内，中国楼市就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一些新房源开始大幅降价促销，最大降价幅度多在20%~30%之间，个别案例比如北京通州区的京贸国际城，和其高位时相比降价幅度甚至高达40%。也就是说，在一线城市的非中心城区，楼市价格已出现大幅度的松动。同时，一些二三线城市也已开始跟进。笔者认为，从投资市场的一般规律上看，上述情况表明，中国楼市的拐点已经可以确认：

第一，房产升值幻象消失，投资需求将自行萎缩。中国楼市自2003年以来的这波壮阔牛市，已经在购房者心中牢固树立了“房价不会跌”的高度预期，但目前的事态发展显然正在强力打破这种预期：在上述案例中，前期已购房业主转眼间就“损失了”几十万元市值。这种“教训”会不断地“警示”潜在的楼市投资者，从而使得潜在的投资需求自行萎缩、投机资本另谋出路。第二，负反馈链条启动，中国楼市将低迷十年。一个体量庞大的市场，持续繁荣的时间越长，接下来陷入低迷的时间就越长，周期使然，无可奈何。因为随着赚钱效应的丧失，市场的“负反馈链条”发生作用，数量庞大的市场参与者开始逐步退出，市场日渐冷却，正如我们从过去几个季度的楼市成交量上可以观察到的那样，这个过程将很漫长。第三，即使放开“限购”政策，楼市也已难改颓势。目前，仍有不少开发商对政策抱有期待，认为政策上的抑制措施一旦放开，楼市将再次井喷。笔者认为，这种想法实在天真：政策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熨平市场波动的效果，但却难改其趋势。无论是对开发商，还是对投资者，目前正确的想法应该是八个字：“大势已去，落袋为安”。

人命币汇率均衡或面临贬值危机

中国学者表示，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均衡汇率，而受国内通货膨胀影响，人民币汇率还面临贬值压力。中国官方《人民日报》10月27日报道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高洁表示，未来人民币汇率会改变单边升值趋势，双向浮动才符合汇率变动的市场规律。高洁称，最近人民币汇率连续升值，是中国央行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形势作出的政策选择。2 他还表示，升值过快会加大外贸企业汇率因素引发的出口成本，加之惩罚性关税的实施，会形成双重压力，加速出口企业破产倒闭，不利于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在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情况下，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在所难免。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2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3456。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周三表示，中国将继续稳步推进汇率制度改革，但这是一个渐进过程，短期内要求中国大幅度升值是不合理的。

其实，2005年汇改前的与8.2765相比，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至今已累计升值30.5％。按月平均汇率计算，自去年6月份我国重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至今，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6.8％，其中年内累计升值超过3％。国家发改委昨日表示，预期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走势或仍以升值为主。

2011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四年，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就国内而言，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各地方政府铺摊子、上项目的热情高涨。因此2011年的宏观经济走势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根据2010年宏观经济的历史惯性，结合国际环境和政策取向，对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做出如下判断：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全年增速不会低于8%；第二，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略微提升，投资支出对GDP的贡献率大幅下降，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将上升；第三，CPI走势有望控制在4%，此次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冲击，随着产品供给逐渐充裕以及各种行政性调控手段的到位，物价上涨的压力将逐渐减轻；第四，政策取向的主基调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则以数量型工具为主。

第五篇：当前我国就业形势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和就业政策的战略转变

一、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

（一）城镇劳动力供需总量矛盾较为突出，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从供给方面看，以往我国历次就业高峰都是由新增劳动力特别是城镇劳动力形成的，而现阶段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国的就业工作同时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约300～400万人需要安置；农村上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其中相当一部分将进入城镇务工；国有企业中现有的2000多万富余职工需要分流，其中企业自身无法进一步消化的部分将逐步走向社会。几项合计，1994年，全国城镇需要安置就业的人员总数为1213万人。而从需求方面看，国有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从整体上看，已趋于饱和，甚至超负荷；城镇集体经济用人也呈减少的趋势；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单位吸纳就业人数近些年快速增长，但容量有限，目前尚远不足以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近几年，从城镇登记的失业人数看，失业人员逐年递增，1994年已达476万人，城镇失业率达2.8%（不包括已进城但务工无着落的农村劳动力和实际上已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企业内富余人员及其他不充分就业人员）。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这一矛盾将更加突出，失业率可能还会有所上升。

（二）总体就业压力大，结构性矛盾突出

1.劳动者（特别是待业青年）的择业愿望、职业素质与社会需求不一致的矛盾日趋突出。一些新兴行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很快，但适应其要求的高素质劳动力不能满足需要；而一些传统行业（如纺织、煤炭、机械等行业）普遍招工难，迫使部分企业为维持正常生产不得不大量招用农民工。这使得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企业存在富余人员与大量使用农民工的结构性矛盾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

2.失业人员再就业及特殊群体的就业难。再就业的失业人员普遍年龄偏大、素质较低、技能单一，竞争能力比不上新成长的劳动力（即待业青年），再就业难的问题突出。

3.企业富余人员问题缺乏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强调企业富余人员以企业内部消化为主，并不是不愿落实企业自主权，更多地是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的：一是大量企业富余人员流向社会后，目前承受能力很弱的失业保险基金无法保障其基本生活；二是在社会就业压力本已很大的情况下，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其再就业问题，极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二、当前就业工作面临的两难选择

1.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与扩大企业就业容量

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实现“四个自主”，为提高效率、保证企业资产的保值增殖，企业必然要裁减冗员，从而使大量企业富余人员走向社会。而在就业压力本已十分沉重的情况下，社会希望企业多招工而不是裁员。如果大量企业富余人员涌向社会，目前社会无力全部解决其就业问题，甚至连其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因现有失业保险基金远远无法适应短期内大量失业人员的出现）。

2.企业破产与减少失业

推行企业破产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改革举措。资不抵债的亏损企业不破产，不断沉淀下来，这是我国企业优胜劣汰机制无法形成、亏损企业越积越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纯经济的角度，资不抵债的企业破产，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对国家财政减支增收都是有利的，既可以减少国家财政补贴，又可以有效利用现有的闲置国有资产。但这一经济上的合理行为与减少失业的社会目标是相冲突的。目前破产工作之所以难以启动，关键是破产后，企业原有职工的安置问题难度很大，大量失业人员的出现会大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而使得政府决心难下。

3.农村劳动力进城与城镇劳动力就业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既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也有助于农民脱贫致富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进城农民工为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很多领域中进城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已成为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除交通、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因素外，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也在很多领域对城镇劳动力就业形成巨大冲击。

以上问题典型地反映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从长期来看，只有改革（包括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企业破产制度等）才能提高效率、才能推动经济的更快发展，也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矛盾，从而降低失业率。国有企业不裁员，效率不提高，就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完全不准裁减富余人员，等于坐视国有企业背着沉重的包袱慢性自杀；但从近期看，企业大量裁减冗员、不吸纳或少吸纳社会劳动力以提高效率，或资不抵债的企业全部破产，势必大量增加失业，可能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造成社会不稳定。这就需要我们寻找治标与治本、长远与近期的最佳结合点，既要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又尽量不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新时期就业战略的调整

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量“上山下乡”的知青返城逼出了一个“三结合”就业方针，这是我国就业战略的一次大的历史性转变，从单靠国有经济安置就业转向多种经济成分并重。应该说，在过去的15年中，“三结合”就业方针，启动和推动了我国城镇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发展，同时，也正是依托于城镇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发展，“三结合”就业方针为我国就业形势的稳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时至今日，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对增加就业的作用已远不如初期明显了，在这种新形势下，社会对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就业总容量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了，迫切要求我国的就业战略进行大的调整，确定增加就业的新支撑点。

1.确立以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岗位增加的积极就业战略

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关键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而这就需要确立有利于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有利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就业战略。在搞活企业的基础上，通过企业效益的提高，推动经济发展，通过整个经济规模的扩大、就业岗位的增加，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在现阶段，具体地说，就是适应深化企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局需要，实现就业工作重点的转移，即从以安置待业青年为主，转向在安置好待业青年的同时，重点加强和做好企业富余职工分流和失业职工再就业工作。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真正难点，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即富余职工和失业职工的安置问题。不解决企业现有富余职工的出路问题，现代企业制度就无法推开，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就难以搞活。在这种形势下，现阶段我国的就业工作应在安置好待业青年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转到企业富余职工安置和失业职工再就业上来，为深化企业改革开路。只有这样，就业工作才能与改革和发展的大局挂上钩，才能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也才能使我国的就业形势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得到根本的改观。

2.确立发展中小企业的就业战略

在发展经济、扩大经济规模以缓解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的同时，继续调整就业的企业结构（发展中小企业）、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所有制结构（发挥非国有经济在就业中的作用）及发展多种灵活的就业用工形式对增加就业总容量仍是十分重要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发展中小企业来扩大就业容量的作用尤其需要引起重视。目前，对于第三产业发展，国家已有“发展纲要”，但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重视不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作为活跃的经济“细胞”，充当大企业的产品市场和协作伙伴，既彼此竞争，又相互依存，在扩大生产、活跃流通、增加出口、维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有些作用是大企业所无法替代的。特别是大多数中小企业属于劳

动密集型企业，大企业资金（技术）密集程度越来越高，对劳动力需求日益减少的今天，广大中小企业在扩充就业门路、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国家在发展企业集团、促进工业企业巨型化以应付“入关”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同时，应为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创造更为宽松的生存空间和更有利的发展条件，更好地发挥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

3.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大军的整体素质，缓解结构性失业问题

客观地看，在市场经济中，只有促进经济发展，就业岗位增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只能减少结构失业，而不能从总量上解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但由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已不能视而不见，需要加强职业培训和就业训练，使劳动者的技术、知识结构适应市场的需求，减少因劳动者的技术素质不符合市场的需要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为此，国家在财政预算中应相应增加对职业培训特别是就业训练方面的投入，以进一步扩大职业培训规模，调整教育培训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优化劳动者的技术、知识结构，同时加强职业介绍等项就业服务，减少因供需的结构性矛盾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

4.加强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统筹调控

目前继续实行城乡完全隔离的政策已不可能，城乡统筹已成大势所趋。首先，应在推动农业深层开发、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扩大农村就业容量，加快小城镇建设、加快其城市化进程等方面下功夫，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同时，现阶段，根据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与可能，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大中城市的规模、速度、从业范围（尽量使之与城镇劳动力互补）等方面进行适度调控，使之有序化，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目前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控制还不宜放得过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以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为主线，同时采取灵活的政策措施稳定当前的就业形势，二者相结合（即长远与近期、治本与治标相结合）应成为新时期就业政策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