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负诚实的孩子纪实故事

第一篇：天不负诚实的孩子纪实故事

晚上九点钟，刚下晚自习的李志强骑着自行车出了县一中大门。由于天下着毛毛细雨，他又没带雨衣，所以便埋着头拼命地往前骑。想不到啊，他这一着急却闯下了天大的祸。

就在一个右拐弯处，由于街面滑，骑着自行车的李志强“扑通”一声摔倒了。更要命的是，他的自行车刚好倒在路边停着的一辆乳白色的宝马车边，自行车的前轮轴心杆将宝马车的漆划了一条深深的痕印。他一下子吓呆了，他虽然出身在贫困家庭，但也知道宝马车的价格，这道划印要是维修一下的话，肯定要花不少的钱。这可怎么办啊？

李志强扶起自行车后，下意识地朝大街上看了一眼，居然没有发现一个人。再朝四周一看，除了前边大约一百米的鸿达大酒店门前有探头外，再也没看到什么地方有探头。这么说来，既没有人发现，也没有探头能探到，完全可以一走了之。就在他准备离开时，突然想起母亲的教诲：做人千万要诚实。是啊！既然自己闯下的祸，就一定要勇敢地承担。于是他放好自行车，决定等车主过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不见宝马车主过来。这时，雨下得越来越大，衣服被淋湿了，一阵阵寒意袭来。李志强心里不禁有些着急起来，如果再等下去，又怕让母亲在家里担惊受怕。可自己如果走了，又怎么对得起车主？于是他又等了半个小时，还是不见车主的踪影，这可怎么办呢？他突然灵机一动，连忙从书包里拿出一本练习本，从里边撕下一张纸，在纸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尊敬的车主，您好！我叫李志强，是县一中高三（6）班的学生。对不起！我下晚自习回家时，自行车摔倒，把您的车划了一条印痕，我在这里等了您一个多小时了，不见您回来，只得先回家了。不好意思，我家没有电话，您如要索赔的话，请到洼子街26号找我和我妈。

纸条写好后，他怕纸条被雨淋湿，于是又从书包里拿出文具盒，将纸条放到文具盒里，再将文具盒塞到驾驶室的那个门把手里，这样车主来了后就能一眼看到。

就在李志强快要到家门前时，母亲刘秀兰打着一把雨伞拿着雨衣正准备出去找他。母亲见到他后，十分着急地问道：“强儿，你怎么才回来呀？是不是出什么事啦？”

听母亲这么问，李志强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我闯大祸了。”

刘秀兰不禁浑身一颤，连忙将儿子拉到家里，迫不及待地说：“强儿，你别哭，快告诉妈发生什么事了。”

李志强抹了一把眼泪后，将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刘秀兰听后，一下子跌坐在凳子上。她虽是一名识字不多靠打工养家糊口的普通妇女，但也听说过有人将宝马车划坏要赔不少维修费的事。可别人也许能赔得起，像她这样的家庭可不行啊！自从去年丈夫得重症去世后，家里不但一贫如洗，还欠下了不少的债务。更要命的是，现在很多有钱人根本就惹不起。不行，一定要争取主动找到那位宝马车主，想办法赢得人家的谅解和同情，能否网开一面，不要赔偿。于是她连忙拉着儿子，去找车主求情。

母子一起来到宝马车停放的地方，想不到车已经不见了。也就是说，车主已经把车开走了。那是不是已经找上门去了呢？很有这种可能。于是两人又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赶。

母子回到家门前，没有看到任何车辆。两人虽然长吁了口气，但心里十分明白，夜已经很深了，人家车主虽然今天没找上门来，但很难说明天不来。唉！孤儿寡母的，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又发生了这种事，真是雪上加霜。这一夜，母子根本就无法入眠。

第二天早晨，刘秀兰刚从床上起来，就听到一阵敲门声。她不禁心里倏地一惊，坏了，看来车主真的找上门来了。她慌忙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站在门前，手里拿着她儿子的文具盒。她心里不禁咯噔一下，果然是人家车主找上门来了。于是慌忙搬了一张方凳，用衣袖擦了一下方凳上的灰土，满脸羞涩地说：“对不起！家里太脏了，您请坐。”她嘴上这么说着，心里正苦思冥想着用什么最诚恳的话来得到人家的谅解。

中年男子表情十分严肃，他既没有坐下来，也没有说什么，而是打量了一下家徒四壁的屋子。

刘秀兰顿时明白什么叫来者不善，很显然，车主来她家的目的就是看有没有赔偿能力。如果再不争取主动，那局势就不好控制了。于是她“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泪水夺眶而出哀求着：“老板，我儿子把您的车弄坏了，理应要赔偿，可我家的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请您高抬贵手吧！”

中年男子见状，连忙把刘秀兰拉了起来，没有说赔偿的事，而是笑着说：“大嫂，我是给你儿子送文具盒来的，他马上要上学了，没文具盒怎么行呢？”

刘秀兰听他这么说，顿时目瞪口呆，他是特地给儿子送文具盒，而不是来讨赔偿费的？她觉得他的话只能用鼻子来听，车被人弄坏了，不提赔偿损失的事，而是专门来送儿子的文具盒？世上哪有这等好事啊？

就在刘秀兰胡思乱想之际，李志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见到手里拿着自己的文具盒的中年男子后，他不禁愣了一下。接着，满脸愧疚地说：“叔叔，不好意思，我昨晚不小心碰坏了您的车。不知维修好要多少钱？”

“原来是你呀？”中年男子看了李志强一眼后，笑了笑，说：“我的车两百多万呢！要修好，恐怕要好几千块。”

天啊！就这么一条划痕，维修一下要这么多钱啊？李志强顿时怔住了。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几千块钱啊！这可怎么办呢？突然，他似乎有些激动地说：“叔叔，我家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给您，您看我能不能先打一张欠条给您，等将来我工作挣到钱了再还您，行吗？”

中年男子听了李志强的话后，先是一愣，继而似乎来了兴趣，笑着说：“这也是个好主意，只是我担心你将来挣不到钱，又怎么还我呢？”

这时，刘秀兰连忙抢过话头说：“老板，您放心，我儿子的学习成绩在县一中名列前茅，将来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接着，她指了指贴满墙的奖状，得意地对中年男子说：“老板您看，这都是我儿子从小学到中学获得的奖状。”

虽然屋里没有开灯，光线显得很暗，但中年男子还是走到墙边，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自言自语道：“不错，是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难怪这么诚实。”

第二篇：还是诚实点好纪实故事

（1）

郭兴民一家住在湖边，平时以围网养蟹为生，眼下又到了蟹苗上市的时节，郭兴民就来到县里一家蟹苗场。这家蟹苗场的老板叫周大奎，一向热情直爽，这也是郭兴民年年都到他这儿来选蟹苗的原因。郭兴民仔细地选好了蟹苗，记了账就走了。为什么他可以记账不付现金呢？原来这是当地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蟹苗是可以赊账的，到了秋天河蟹出围时，蟹苗场的老板自然会带着账本逐户来收账的。

可是这一次，郭兴民把蟹苗投入围网才三天，周大奎就开着车来到他家。郭兴民和妻子一见，心里就直打鼓，今年周大奎怎么这么快就来要账了？可如今手头实在吃紧，去年卖蟹的钱都给上高中的儿子缴学费了。于是郭兴民上前赔笑道：“周老板，你能不能再宽限些日子？今儿家里实在没有钱。”

周大奎听了摇摇头说：“老郭，你误会了，我不是来要账的，说好了秋后结，我怎么会言而无信呢？”他顿了顿说：“是这样的：因为我一时疏忽，把这次赊苗的账本弄丢了，可买蟹苗的人太多，我记不清数目了，所以就请大家重新报一次账。”说着，他打开手中的账本，问郭兴民：“你们家这次赊了多少只？”

郭兴民一时没回过神来，有些结结巴巴地说：“你，你是要我自己说呀？”

周大奎一瞪眼：“这不是废话吗？你不说，难道还要我把蟹苗从网里捞上来一只一只地数啊？再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还信不过你吗？”

郭兴民还未答话，妻子抢着说道：“周老板，我们这次赊了500只，还和去年一个样。”

听了妻子的话，郭兴民吃了一惊。去年是赊了500只没错，可今年因为儿子高中毕业要上大学了，家里的开支一下子剧增，郭兴民就把围网扩大了，所以他今年实际上赊了1000只蟹苗，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当时竟然没有揭穿妻子的谎言。周大奎显然没有注意到这夫妻俩的异样，记上数就告辞了。

周大奎走后，郭兴民感到有点忐忑不安，对妻子道：“一只蟹苗两块钱，你把1000只说成500只，整整差了一倍的钱，这事要是传出去，我们的脸往哪儿搁呀？”

妻子伤心地道：“这还不都让穷闹的，要是日子稍微好过些，我也不愿干这种事呀！”她又安慰郭兴民道：“你别担心。我想这次浑水摸鱼的也绝不止我们一家，到时谁会笑话谁呢？”

郭兴民长叹一声，暗暗打定主意，如果今年河蟹出围率高，价格又看好的话，一定要主动把另外的500只补上。

此后，郭兴民便把全副心思放到了养殖上，投食、净水、巡逻，精心照顾着那一网河蟹，而河蟹也很争气，一次次顺利脱了壳，死亡的很少，郭兴民心里暗喜，看来今年必定是大丰收了。

（2）

很快到了夏季，一天深夜，外面突然雷声大作，暴雨倾盆，郭兴民从睡梦中惊醒，担心围网有闪失，忙披上雨衣拿着手电出了门。

郭兴民的家在湖畔的山坡上，要走到湖边需下一道长长的石阶，此时路上早已积水成流，密密的雨线在他眼前交织成一道屏障，两旁的树木被风吹得似乎要连根拔起。郭兴民的心里很焦急：这么大的风雨，不知道围网会不会被冲破？现在正是河蟹成熟时期，如果围网出现了缺口，河蟹一定会成群结队地逃跑……想到这里，郭兴民加快了脚步。可是越急越出乱，突然，郭兴民只觉脚底一滑，从石阶上摔了下来。他感到大腿一阵钻心的疼痛，接着便失去了知觉。

郭兴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身旁是神情悲伤的妻子和儿子。一定是他们见自己出门许久没回家，就一路寻来，然后把自己送到了医院。郭兴民想挣扎着站起来，可是腿却不能动弹，妻子忙按住他说：“别乱动，医生说你的腿骨断了，得做手术才能接上。”

真是飞来的横祸呀！这下不知要花多少钱才能治好这条腿了。郭兴民哀叹一声，突然又紧张地问妻子：“那，围网没事吧，河蟹现在怎么样？”

妻子听了，“哇”的一声哭了。郭兴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他把目光投向了儿子。儿子眼眶红红地说：“爸，我说了你可千万别难过啊。咱家的围网昨天夜里被风吹开了，河蟹全逃光了！”

郭兴民听了，眼前一黑，差点又要晕过去，他心里悲怆地喊道：天哪！河蟹没了，自己的腿也断了，这可怎么办呀？“

第二天，郭兴民的妻子东拼西凑地借了5000块钱给了医院。可这5000块钱给郭兴民做了手术就花完了，医生说手术后还要住两个月院才能康复，也就是说至少还要1万块钱的治疗费。于是郭兴民的妻子又回去求爷爷告奶奶，勉强借了2000块，这点钱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可眼下也只有过一天算一天了。恰在这时，儿子的录取通知书也下来了，他考上了外省一所不错的大学。但是短暂的喜悦过后，全家就陷入了沉默，上大学一年的费用至少要1万元，去哪里筹这笔钱呢？

（3）

这天，郭兴民正躺在床上心急如焚，突然看到周大奎走进了病房。郭兴民倒吸了口凉气——这回周大奎准是来要账了！于是他哭丧着脸，说道：”周老板，你看看我如今这个样子，哪里拿得出钱还你呀……“

周大奎拿了把椅子在床边坐下，说：”老郭，你又误会了。我这次来不是来要账的，而是来给你送赔偿金的。“

”赔偿金？“郭兴民糊涂了。

周大奎点点头。原来事情是这样的：现在正是河蟹疯长的季节，可有些养殖户向周大奎反映，说他们的河蟹都停止了脱壳，怀疑是蟹苗有问题。周大奎回头一查，才知道他当初养种蟹的蟹网里溜进了一些其他蟹种，所以他们买的蟹苗都是种质发生变异的杂交蟹。因为河蟹都是靠脱壳成长的，不脱壳就意味着不能再长了，对养殖户来说必然是有经济损失的，于是他就决定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赔偿。周大奎打量着郭兴民的伤腿说：”我知道你受伤住了院，正需要钱用，就最先给你送来了。“

郭兴民一听，深受感动地对周大奎说：”周老板，你可真是个好人啊！“接着又颓然道：”其实你不来送赔偿金，我也决不会去找你的，因为我的河蟹早已一夜之间全逃走了，我根本不知道它们再长不长了。“

周大奎一听，正色道：”老郭啊，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不知道，但我心里清楚呀！做人最要紧的就是诚实守信，我可不想昧着良心省下这笔钱的。“接着，他打开了账本，说：”老郭，你今年赊了500只蟹苗，当初的价格是两元一只，现在我以10倍的价格赔你，所以现在应该给你1万元。“说着就把一沓钞票放到了郭兴民手上。

郭兴民一下子呆住了，他没有想到赔偿是按蟹苗的只数来计算的，心中不由得后悔不已——如果自己当初照实说赊了1000只，现在得到的就应该是2万元啊！周大奎见郭兴民的面色难看，就问：”你怎么了，老郭，有什么问题吗？“

郭兴民张了张嘴，可始终不知道该怎样开口，特别是周大奎刚才那句做人要诚实的话，更像是扇了他一记耳光，使他愧疚不已。最后，郭兴民只得颓然摇了摇头，眼睁睁地看着周大奎走出了病房。

（4）

好在不管怎么说还有这1万块钱，这真是雪中送炭呀！郭兴民欣慰地想，儿子的学费总算有着落了。

第二天，郭兴民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突然看到妻子慌慌张张地走进病房，她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一边哭一边说道：”老郭，大事不好了，咱们的儿子离家出走了！“

郭兴民吃了一惊，拿过纸条一看，只见上面有寥寥几句话：爸，我决定不去上大学了。跟村里的赵鹏去城里打工挣钱，那1万块钱还是给你留着治病吧……郭兴民霎时只觉得天旋地转，肝肠寸断，赵鹏是个包工头，儿子这是要去工地当小工呀！儿子一向成绩优异，自己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没想到他却要走上这一条路。

郭兴民突然想起，如果这次得到的赔偿金是2万块，那么自己的腿有钱治，儿子也不会辍学了。想到这里，他不禁喟然长叹：”人啊，还是诚实点好！“

第三篇：孩子是谁的纪实故事

妻子还没有怀孕,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孩子生下来坚决不让我母亲带。因为她认为母亲没有文化,还满嘴的方言,入托前孩子的教育也是个关键问题,万一带出个土气又不懂礼节的小孩来,以后想改都难。

所以在妻子怀孕后,我一直瞒着母亲,不知道何时才能劝妻子接纳母亲,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母亲明白我的苦衷。母亲依然时不时地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让她抱孙子,我只能拿话岔开去,说妈你好好养身体,孩子不图你帮什么忙,只要你身体好我就知足了,如果你身体不硬朗,生了孩子我也不会让你带。每说到这句,母亲总会跟我急,说我身体好着呢,别说看一个,就是看两个孙子我也能行!你要是不让我带孙子,气出病来我也不去医院看!

母亲的这句“威胁”,让我更加憋闷,看着妻子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甚至没有一丝要做爸爸的喜悦。一边是不能生气的妻子,一边是要尽孝心的母亲,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庆幸的是,有一段时间我忙得不可开交,妻子也行动不便,急需找个人来照顾妻子饮食起居。我想如果让母亲来帮忙,说不定婆媳之间关系好了,妻子一高兴就把母亲留下来带孩子呢。经我好一番力荐,妻子总算是同意了让母亲来做一段时间的饭,但还是坚持等生了孩子她自己带。

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反而对我生了一顿气,说怎么不早告诉她,但随即就乐得合不拢嘴。我回家去接她的时候,她还左邻右舍地去告别,说这一走可能得一两年才会回来。我看着满面春风的母亲,想无论如何,也一定要说服妻子让母亲来给我们看孩子。

妻子总算是给了我面子,儿子没生下来之前,一直与母亲和睦相处。可是等她一坐完月子,身体恢复了,便立刻让我将母亲送回家去。我只好搬出母亲老了、我做儿子的要尽孝心之类的大道理来教育妻子,妻子拗不过我,而且她也吃馋了母亲做的饭,只好答应母亲留下来,但是说好了只管做饭,她自己来看孩子。

自此,母亲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她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一有空闲,便坐在摇篮旁边,痴痴地看孙子,还和他絮絮叨叨地说话,从她自己小时候一直讲到如何把我养育成人,说到动情处,还会流泪。妻子把孩子抱在怀里喂奶的时候,她就坐在妻子旁边,笑嘻嘻地看着他们母子,也不说话,只看,似乎还在回忆着什么。那样的温情和慈爱,常常让一旁的妻子觉得不好意思,便在孩子不吃奶也不睡觉的时候让母亲抱上一会。母亲大约也看出妻子不喜欢她来抱孩子吧,所以每每那时候,她就特别高兴特别激动。所有我儿时用过的歌谣,又全都在她记忆里恢复,或许母亲就从没有忘记过,专等着自己的孙子出生的时候用。说也奇怪,每每儿子大哭的时候,任凭妻子怎么哄他抱他喂他吃奶,都不管用,但只要母亲抱起他来走上几步,他立刻会将哭声止住,而且还会静静地对着满脸皱纹的奶奶微笑。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妻子终于让了步,允许母亲隔三岔五地来抱儿子,或者推着他去小区花园里逛。

似乎是一瞬间,母亲便年轻了十几岁,腰酸背疼的毛病再也没有了。她从不会用小车推着儿子,她把他时时刻刻地抱在怀里,甚至都有点舍不得让他学走路。小区里的每个人,几乎都认识了哼着歌抱着孙子的母亲,她满脸的微笑,见谁都开心地打个招呼。这样的好心情,传染了每一个与她相遇的人,我们那些好几年都没说过话的邻居,竟然因为母亲,彼此熟识起来。

儿子学会说的第一个词是“妈妈”,然后才是“奶奶”;他知道礼节后的第一件事,是给奶奶挟菜,而后再挟给妈妈。被“忽略”了的我坐在一旁,看着似乎只知道笑不知道哭的乐观的儿子,还有被儿子的孝顺而感动的妻子,终于松了一口气,冲着母亲,绽开感激的微笑。

第四篇：859个孩子叫他阿爹纪实故事

他，一个小镇里的“猪肉佬”。

他30年间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生活、学习。镇里的人说：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猪肉佬”的30年“学生之家”

下石太镇，是广东省英德市最小的一个镇。一条笔直的大街，横穿全镇，站在镇头一眼就可以望到镇尾。在临街靠近镇尾处，有一栋不起眼的两层小楼。在过去的30年里，下石太镇下辖的108个自然村中，有859名孩子曾经在这栋小楼里生活过。因为有这栋小楼，因为有这栋小楼的主人——“猪肉佬”邓卫星夫妇的看顾，859名山区的孩子，读完了小学、中学。

作为英德最贫困、最偏远的镇之一，下石太镇人均年收入只有4395元。和很多贫困地区一样，贫困家庭多、留守儿童多。

邓秋桃，就是这样一个山里的贫困孩子。父亲体弱多病，已经缴不起她的学费。2003年，随着全国农村中小学布局的调整，她所在的下石太镇新联坡洋坑村小学被撤并了，需要到离家20多公里外的镇中心小学上学。“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家里没钱让我住校或是在镇上租房子住，只能走路去上学，但是去学校要走三四个小时……我想我可能不能读书了。”

就在这时，经常在附近村里收猪的“猪肉佬”邓卫星，走进了邓秋桃家。

“这孩子聪明，成绩好，不能不读书。让她来我家住吧，和其他孩子一起，起居我们照看。让她从家里带点米来就行。”简单的几句话，邓秋桃住进了邓卫星位于镇上的“学生之家”，一直到中学毕业。

“刚去的时候很小，什么都不懂，都是卫星伯教我。晚上头疼发烧，也是他连夜背我去医院。每年期终考那段时间都很辛苦，卫星伯每天都给我们做好吃的，加菜加汤。”中学毕业，邓秋桃考上了全市重点高中英德中学，“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卫星伯比我爸妈还高兴。走了那么远的山路到我家给我祝贺，给我发奖金。”

从上高中开始，邓秋桃住进了英德中学的宿合，离开了邓卫星的“学生之家”。但她很怀念那段时光：“卫星伯家也很穷，但是那里像一个家，我们是他的亲生子女。伯母的脾气很好、很善良，小孩子顶撞她，她都不生气，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

“阿爹阿姆”

凌晨三点，山里的天还黑得透透的，邓卫星已经起床开始忙活了——赶去镇上菜市场的肉铺打理生意。上午八九点钟，结束了一天最重要的营生后，邓卫星会拎上五六斤新鲜猪肉回家，那是家里今年寄宿的35个孩子一天的主菜。

白天，除了料理自家产米、产菜的20多亩田地，邓卫星最繁重的任务就是上山砍柴。给孩子们洗澡、做饭都要烧水，全部用电负担不起。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每天砍100斤干柴背回家，仍是邓卫星必做的“功课”。

妻子熊廷贺的担子也不轻，早上四点半起床后，就要开始收拾家里的卫生、喂鸡喂鸭，然后给30多个孩子做早饭：大一点的要吃面，小一点的要喝粥。看着孩子们起床、洗漱、吃早饭，组织孩子们准点去上学。歇不了几个小时，又要准备30多个孩子的中饭。然后又是新一轮的收拾、整理、准备晚饭。

下午三四点钟，镇上的小学、中学陆续放学，孩子们也陆续回到家。随着一波高似一波的喧闹声，邓卫星家开始了一天里最忙乱也最热闹的时光。

孩子们爱叫邓卫星夫妇“阿爹”、“阿姆”。“阿姆”一边在热气炙人的厨房炒菜，一边挨个喊着孩子们洗澡，还要随时抽出手来帮年纪小的孩子搓几下衣服。大厅里，孩子们打闹着，下棋、聊天，等着六点钟准时上桌的晚饭。两三个菜一个汤，有菜有肉，米饭管饱，这是邓卫星家的标准伙食。孩子们吃什么，夫妻俩就吃什么，而且总是等着孩子们先吃完。

晚上7点40分，“房顶都能吵翻”的邓卫星家，逐渐安静下来。每天的集中晚自习开始了。30多个孩子各自在大厅的“学习区”坐好，写作业、温习、互相辅导。“阿爹”就搬个板凳坐在旁边，随时听候“阿爹，这个要怎么做?这个要怎么读?”的求教。

晚上10时，35个孩子准时钻进邓卫星家楼上楼下五个大房间，在上下床间打闹一阵，说笑一阵，邓家的两层小楼慢慢归于寂静。一天结束了。“毕生遗憾”

1959年出生的邓卫星，自小很会读书，1977年初中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英德中学。“全市只招40个学生，我考上了，是我们村几十年来唯一一个。”但就在那一年，邓卫星的父亲去世了，家里一下没有了经济来源，只在英德中学读了一个星期的邓卫星，被迫退学了。“我很爱学习，很想读书，但就是因为穷，再也没能读成。”提起辍学的遗憾，50多岁的邓卫星竟然哭出了声，“如果能读完高中，现在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邓卫星的“猪肉佬”营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山下乡收猪，这让他看到很多和他一样因为穷困上不了学的山里孩子。

1981年，在山里一户人家，邓卫星碰到了一个爱读书却因为路远而失学的女孩陆秋贤。“怎么不去学校读书?”“我们这里这么偏，学校又那么远，怎么去?”陆秋贤的话，让邓卫星思虑了几天。想到自己家离镇上的中学近，想到可以让妻子给孩子做饭照看起居，邓卫星给了陆秋贤一个提议：到我家来“寄宿”。

让邓卫星没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来了包括陆秋贤在内的六个女娃子；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每年一开学，越来越多的家长找到自己，把越来越多的孩子送来，而他的“学生之家”，就此坚持了那么多年。

1992年，邓卫星卖掉了两块珍藏的黄蜡石，倾其所有在现在的地方盖起了两层楼——八房两厅，除了自己一家四口住的三间房，剩下全拿来做了孩子们的宿合。最多的一年，这里住过近50个孩子。

“功德无量”

在下石太镇，邓卫星一个月三四千元的收入算“高工资”了，但走进他家，仍会惊讶于这里的简陋——除了房子还算周正，满屋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具。客厅里的折叠圆桌，四条腿上布满了锈，需要垫一只拖鞋才能站稳。孩子们用的课桌、长条椅，都是学校淘汰的。但是，为了让孩子们夏天睡个好觉，邓卫星却省出钱来，在每个房间装了电扇。

最初，在邓卫星家寄宿是全免费的，只需要自己带些米。但随着孩子越来越多，为了维持“学生之家”，邓卫星开始收取很少的住宿费。从一年175元，到现在的每年325元。325元，平均一天只要两元多，即便如此，真能交足的孩子也还不到三分之一。今年寄宿在这里的35个孩子，14个来自贫困家庭，21个是留守儿童。“只有十个孩子能交上钱，剩下的就交个百来块，背些米来顶。”

为了把“学生之家”办下去，邓卫星的日子只能精打细算：猪肉、鸡鸭、米饭……都是自家“出产”，柴是上山砍的、水是从山上引来的……即使如此，每年邓卫星都还要填进去一两万元。“最贵是电。还有就是孩子病了去医院打针、开药，每年都差不多要垫出两三千块。”

邓卫星喜欢读书好的孩子，每学期考第一的，邓卫星都会封个50元或100元的“红包”作为奖励；孩子毕业考上重点学校了，他还要亲自上门送个大红包。邓卫星看不得孩子受苦。在他家住了快一年的邓小花，父亲患癌症多年，家里还有三个姊妹，家境贫寒。为了让她读书，邓卫星不仅不收一分钱，还自己出钱给她买学习用品；每个星期还额外给她十元钱，让她攒起来买衣服、买吃的。“不能让她的生活和别的孩子差太远。”

去年，一位清远的药厂老板听说了邓卫星的事，捐了三万元钱。这是数十年来，邓卫星收到的唯一一笔捐助。邓卫星用这笔钱买了一台电视、一台冰箱，在楼顶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滤水器，装了防盗窗。剩下的一点，给孩子们加了菜。

30年间，再苦再难，邓卫星从没主动向当地政府、向旁人，也没向从他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们伸过一次手，哪怕他们当中有人已经成了大老板。

镇政府负责人用四个字评价邓卫星——“功德无量”。

第五篇：紧握木棒的黑孩子纪实故事

那天晚上,母亲告诉我:今后我必须学会自己到食品店买东西。母亲领我到大街拐弯处的食品店走了一趟,让我记住路怎么走。我激动不已,觉得自己一下子长成了大人。

第二天下午,我就拎着篮子沿着人行道去那家食品店买东西。

当我走到街道的拐弯处时,突然,一伙流氓蹿了出来。他们揪住我的衣领,把我推倒在地。他们夺走了我的篮子,抢去了我的钱。我惊慌失措地回了家。

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可是她没做声,随即坐了下来,写了一张所买东西的清单,给了我更多的钱,又打发我去食品店。我踌躇着走上了大街,发现那帮小痞子还在路边闲逛,我掉头飞奔回家

“又怎么啦?”母亲问我。

“还是刚才那群流氓,”我战战兢兢地回答,“他们还会揍我的。”

“我要你自己去对付这些人。”她平淡地说道,“好,去吧。”

“我害怕。”我乞求道。

“走吧,不要理睬他们。”她告诉我。我走出家门,径直沿人行道走去,心里祈祷着——那群小流氓别再骚扰我。

然而,正当我走到几乎和他们并排的时候,其中一个突然喊道:“看,还是那个黑小孩儿。”

地痞们向我逼过来了。我感到心惊肉跳,马上转身狂奔起来。很快,我被追上了。他们把我搡倒在人行道上。我哭喊,恳求,用两脚使劲蹬,但都无济于事,没有逃脱被殴打的噩运。他们掠走了我手中的钱,扯住我的两腿猛拽,朝我的脸上凶狠地抽扇。最后,我又是哭着走回家。

母亲在门口遇见了我。

“他们打……打……打我。”我边抽泣边委屈地说,“他们抢……抢……走了钱。”我正要迈上台阶,渴望着躲进“家”这个避难所。

“你不要进来。”母亲阴沉着脸警告我。

我吓得退回原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母亲,心中无限委屈。“可他们一直追着打我。”我哭诉着。

“那你就给我站在该站的地方。”母亲用吓人的声调说道,“今天晚上我非教你学会挺起腰板儿不可。我要让你学会怎样保护自己。”说着,她走进屋里,我只是战战兢兢地等着,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

不一会儿,母亲出来,拿出更多的钱和另一张买东西的清单,而且另一只手中拿着一根又长又重的木棒槌。“带上这些钱和这张清单,还有这根木棒槌,”她说,“去,到商店把东西买来。”

我疑惑了——母亲在教我打架——这是她以前从没有做过的事。

“可是,我怕……”我嗫嚅着。

“要是买不了东西,你就不要进这个家门。”母亲冷冷地说。

“他们会欺负我,他们……”

“那你就待在外面,不准回来!”

我憋足了力气向台阶上冲去,试着挤过母亲,闯进屋里。可随即而来的。是脸颊上重重的一记耳光。我被抽到了大街上。我哭求着:“妈,求求您让我明天再买吧!”

“不行!”她说,“现在就去。你要是空手回来,我非揍你不可。”

砰的一声,母亲关上了门,上了保险。

那伙流氓就在我身后,只身一人面对这阴森的街道,我惊骇地颤抖着。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回到家里,或是远离家门。我攥着木棒,边抽泣边思索。如果我回到家里,最终也躲不过母亲的一顿打,而且自己丝毫不会有什么改变,然而,我要是走上街头,去面对那些无赖,至少可以获得机会用木棒和他们较量较量,看到底谁输谁赢。

我慢慢沿街走着,接近了那伙地痞,我捏紧了木棒,紧张得几乎停止了呼吸。

我已经站在他们对面了。

“黑小子,又来啦。”他们狂吼滥笑着,很快把我围住,其中一个正要抓我的手。

“我宰了你们!”我从牙缝中挤出这样一句话。随着我的吼声,手中的木棒早已使一个地痞的脑袋开了花。接着又是一棒,打倒了另一个流氓。就这样,我打倒了一个又一个,把刚才的怨恨和愤怒全部倾注在这根木棒上。我明白,只要我停歇一秒钟,痞子们就会缓过劲儿来,所以我要把他们一个个打倒,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再爬起来。我呐喊着,挥舞着,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刚才所遭受的殴打,所受的屈辱,一幕幕又在脑子里呈现。阵阵余悸使我每抡动一次木棒都要用上全身每一分气力。

挨过一顿猛击,小流氓个个狂呼乱喊,抱头鼠窜。有个地痞瞪大了眼睛看着发生的一切,一点儿也不相信这是刚才那个任他们肆意欺侮耍弄的黑小子。他们大概从来也没看见过这样的疯狂愤怒。

我站在那儿喘息着、叫骂着。激他们上前来斗。当发现小流氓们真的吓破了胆时,我就急追过去。他们喊着、叫着飞跑进各自的家。

随后出现在街道上的是那些地痞的父母们,他们是来吓唬我的。是平生第一次吧,我冲着大人们高声喊叫。我警告他们,如果要找我的麻烦,那我就让他们尝尝我木棒的滋味。

最后,我终于走到商店,买了东西。

回家的路上,我仍紧握木棒,准备着再次用它保护自己。可是,这回连个流氓的影子都没有碰上。

就是那天晚上,我赢得了在美国孟菲斯城的街道上行走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