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孩子的年轻继母纪实故事

第一篇：六个孩子的年轻继母纪实故事

困顿的生活，纷飞的战火，并没有使他们的爱情褪色，反而愈加执著、笃定。远方真情的守候，温暖了千里之外游子的心。

有人说，从眼神中可以分辨出相爱的两个人。

那么，从眼神中能否找出可以相守一生的两个人呢?

1931年4月，北平，大陆春饭店。

33岁的朱自清，在朋友的介绍下，与28岁的女学生陈竹隐相识。

那时，朱自清的夫人武钟谦去世一年多。朱自清19岁那年和武氏完婚，虽是父母包办，但是婚后夫妻二人感情很好，相依相伴走过了十余年的岁月。夫人的突然离世，令朱自清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

武氏去世后，留下6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最小的还在襁褓中嗷嗷待哺。朱自清每日周旋在孩子和工作中，无暇顾及其他，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身边的朋友不忍他的生活继续这样狼狈下去，极力劝他续弦，但是每一次都会被他婉拒。他打定主意，终身不娶。

这次的见面，是朱自清的一位老友，清华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安排的。朱自清不忍驳好友的颜面，勉强答应了这次相亲。

陈竹隐比他小5岁，毕业于北平艺术学院，是齐白石、溥西园的弟子，研习国画，也精通昆曲。出身贫寒的她16岁那一年父母双亡，是一个朴实、善良、落落大方的女子。

也许是缘分，将两个人联系在一起。

初次见面，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都很好。然而，陪同陈竹隐一起前往的同学对朱自清那天的装扮极为不满，回到宿舍后，对她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我才不要呢!”

她却不以为意。她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借此表露自己的心迹：“我不仰慕俊美的外表、华丽的服饰，更不追求金钱及生活享受。我要找一个朴实正派可靠的人……佩弦是个做学问的人，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他的诗歌与散文所表现的深沉细腻的感情，所描绘的一幅幅恬静、色彩柔和的画面以及那甜美的语言，也都使我很受感动，我敬佩他。”

他请她吃饭，看电影，她也大方地接受，每次都欣然赴约。她认为，能写出这样优美文章的男子，必定是超凡脱俗的。她仰慕他的才华，寻着他的文字而来，其中有崇拜，有欣赏，也有爱。自然而然的，他们相爱了，爱得热切、浓烈。他开始不断地给她写信，情书写了一封又一封。他说：“隐弟，这一回我们的谈话似乎有一点和以前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已渐渐地不大矜持了。”

他说：“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谢谢你给我力量。”

他说：“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到这种滋味，很害怕真会整个儿变成你的俘虏呢！”

一年多的时间，71封情书，从最初的互生情愫，到最后炙热的爱恋。很多人说，陈竹隐是被朱自清的情书打动了。无论事实究竟是怎样，一直以来崇拜的男子，折服于自己的脚下，有哪一个女子能抵制得住这样一份感情呢?

然而，当激情退却之后，谈及婚姻，她还是退缩了。她无法想象，婚后要当6个孩子的继母会是何等的境况。她，还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女，不知道怎样做一个母亲，怎样承担起家庭的重担。情书中文字萦绕出来的浪漫，远远无法冲淡现实带来的恐惧感。

想到以后的婚姻生活，她开始刻意地冷淡他，不再赴他的约会，不再回他的信件。

面对陈竹隐突如其来的态度转变，朱自清没有放弃。他的情书，如疾风骤雨一般，携着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热情向陈竹隐席卷而来。

他说：“竹隐，这个名字几乎费了我这个假期中所有独处的时间。我不能念出，整个儿人看报也迷迷糊糊的！我自信是个能镇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扰乱啊。”

终于，陈竹隐抵制不住内心相思的煎熬，以飞蛾扑火的姿态不顾一切地奔赴这场爱情的盛宴。

1932年，在上海杏花村酒楼，朱自清和陈竹隐举办了简单而隆重的结婚仪式。

婚后，陈竹隐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不再外出写生，也不再去戏院听戏，全部身心都放在了丈夫和6个孩子身上，用心经营着这个家。婚后，她育有3个子女。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竹隐携孩子离开了北平，随朱自清去西南联大任教。然而，昆明的生活极其窘迫，微薄的收入，使得三餐都难以为继。为了解除朱自清的后顾之忧，让他安心于教学，陈竹隐带着孩子回到了家乡成都，一个人承担起抚育孩子的重任。

“都说乱世莫说儿女情，其实乱世儿女情更真。”困顿的生活，纷飞的战火，并没有使他们的爱情褪色，反而愈加执著、笃定。分离的日子，他依旧给她写信，而她也依旧认真地回复。每逢假期，他都会赶回成都与妻子、儿女团聚。远方真情的守候，温暖了千里之外游子的心。

1948年，朱自清因胃病，逝世于北平。

陈竹隐悲痛欲绝，写下挽联：十七年患难夫妻，何期中道崩颓，撒手人寰成永诀；八九岁可怜儿女，岂意髫龄失怙，伤心此日恨长流。

此后，她一个人带着9个子女，把他们培养成人。

1990年，在独自走过42年的人生旅程后，陈竹隐撒手人寰，享年87岁。

她去世后，安葬在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与朱自清合葬在一起。只是，不知道，九泉之下的他是否依然身穿长衫、手持情书，守候着他挚爱的宝妹的到来。

第二篇：继母也挺好纪实故事

“菜篮子”的外号甩也甩不掉

我和老公再婚后没几天,他把和前妻一起生活的13岁女儿馨馨接来认亲。一进门,小姑娘闪着一双乌溜溜的眸子,上上下下地把我打量了好几个来回。为了避免尴尬,老公和颜悦色地对女儿说:“快叫阿姨。”小姑娘翻了翻眼皮,在我和老公的期待中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蔡兰芝。”嘿,这3个字从她的樱桃小嘴里蹦出来,真是脆生生,响亮亮。我就差像小学生一样答到了。哎,我是她的继母,叫名就叫名吧。

我赶紧给这位小公主递拖鞋,我的手举在半空,人家干脆不接,穿着鞋径直走到客厅一屁股坐在沙发扶手上。

我屁颠屁颠地忙成一团,拿饮料,削水果,像一个星级服务员。她坐在沙发的扶手处,看着屋里的陈设,大师般点评着:“电视背影墙故作深沉,仿古没仿好,结果弄巧成拙,太老土,还不如我姥姥的包袱皮呢!家具的颜色太暗,就像出土文物。审美水平太低!”小公主评论一番后,拒绝了我真挚的宴请,告别时故意把我的名字叫成了“菜篮子”,洒脱地挥了挥手,扬长而去。就这样,“菜篮子”的外号就粘到了我头上,甩也甩不掉了。老公还讪笑着说:“我一直叫你兰芝,没发现这个谐音,还真是有意思。”

在海洋极地

找到出走的女儿

那天,老公要到外地去和客商洽谈生意,我正在给他打点行装。这时,老公的前妻打来了电话,哭哭啼啼地说:馨馨和她闹矛盾,吵架后离家出走,已经两天没回家了。如果找不到馨馨,她也不活了。

老公几乎要跌倒,他马上给助手打电话,取消了行程,让助手代他去。我赶紧安慰老公:“别着急,我帮你找。”我们打了和馨馨有关的所有电话也没有消息,心力交瘁的老公像个孩子似的陷在沙发里,在蓝色烟雾的氤氲里缩成了一团。我知道老公很疼女儿,他觉得没有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很对不起她。

在一家人无计可施时,我突然想起,曾听老公说过馨馨喜欢企鹅,是不是跑到海洋极地馆看极地动物去了。我赶紧提醒老公。费尽周折,我们终于在海洋极地馆找到了馨馨。看着父女俩拥抱在一起的样子,我总算松了一口气,马上通知老公的前妻,让她不要着急。

我们把馨馨带回了家,我再给父女俩美美地做了一顿饭。

吃完饭,我找到馨馨聊天:“馨馨,你离家出走妈妈会急坏的,这样不好。”馨馨却冷冷地说:“这是我们母女俩的事,你别跟着乱掺和。”我就像挨了一闷棍,顿时哑口无言。我真想再也不管这闲事了。不过,看着老公可怜巴巴的眼神,我的心立马就软了。

我告诉她,她爸爸因为她的消失,没心思工作,一整晚没合眼,坐在沙发上抽烟。而爸爸气管不好,已经戒烟很多年了,作为女儿她是知道的。听了这些,小姑娘的眼神渐渐变得柔和,扇子般的长睫毛倏地颤动了一下,她赶紧扭过脸去。我知道,我的话打动她了,她开始后悔自己的举动。

第二天,小公主扭扭捏捏地找到我,往我的手上塞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菜篮子:你能替我向爸爸道歉吗?”“当然!”我点头。

然后,在我知心阿姨的攻势下,馨馨告诉我,这次从妈妈那里气得离家出走,是因为妈妈偷看她的QQ记录,还把她和男同学聊的话告诉了他的家长。那个男生挨了他爸一顿揍后,不理她了。妈妈的做法让馨馨觉得很没面子。

而我,在取得了馨馨短暂的信任后,有了一点信心,打算再接再励来化解这次**。

我跑到学校去,找到那个被打的小帅哥,和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并替馨馨向他道歉。小帅哥大人似的说,就因为这事离家出走太不成熟了。他主动给馨馨打了电话,说不在意这件事了。

这件事的完美解决让我在馨馨面前的人气指数迅速飙升。馨馨接了小男生的电话后,感激地看着我:“菜篮子,你太有才了!”我得意洋洋地说:“没我搞不定的事。”

我决定乘胜追击,将知心进行到底。我说:“你妈妈的做法确实有些欠妥,不过,你的做法太冲动了,你妈妈不知为你掉了多少泪。”馨馨低下头,沉默了,抬头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我们把馨馨送回家,娘俩一见面就扑向对方,所有的不快都融化在骨肉亲情里了。

母亲节收到礼物

经历了出走事件,馨馨和我成了好朋友。她对我的敌意与戒备已经烟消云散了,高兴时常常会没大没小地开玩笑,在跟她亲爹妈和同学有矛盾时,也总是找我当智囊。老公高兴地说,你成知心阿姨了。是啊,我已经从馨馨口中的“菜篮子”,升级为“菜篮子阿姨”了。

母亲节带着温暖的气息袅袅婷婷地走近。我提醒馨馨说:“母亲节来了,你要给你的妈妈买件礼物。”

于是,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馨馨去逛商店。我们走了一家又一家商厦,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们看花了眼。在我们精疲力尽时,我发现了一条丝绒围巾,绚丽的花朵怒放着,漂亮极了,我往脖子上搭了一下,柔柔的女人味把我衬托得愈发光鲜靓丽。馨馨说:“太好看了!”我心动了一下,不过,还是不要这时凑热闹吧,我压抑住购买欲,只要了一条,并请服务员包装。

晚上,我要熄灯时,听见门口有声音,出来一看是馨馨。怎么还不睡呀?她支支吾吾的,羞赧挂在她的脸上,欲言又止。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时,馨馨把身后的东西拿了出来,打开,围在我的脖颈上,是我看好的那条围巾。

馨馨退后两步点评着:“嗯,不错,挺有女人味的。这是我给你买的,母亲节送你的礼物。”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只见馨馨的嘴唇嗫嚅着,轻轻地喊了一声:“菜妈妈!”我惊喜交加,眼里顿时漫上一层浓浓的水雾。幸福得有些眩晕的我伸出双臂把馨馨紧紧地拥在了怀里……

第三篇：孩子是谁的纪实故事

妻子还没有怀孕,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孩子生下来坚决不让我母亲带。因为她认为母亲没有文化,还满嘴的方言,入托前孩子的教育也是个关键问题,万一带出个土气又不懂礼节的小孩来,以后想改都难。

所以在妻子怀孕后,我一直瞒着母亲,不知道何时才能劝妻子接纳母亲,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母亲明白我的苦衷。母亲依然时不时地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让她抱孙子,我只能拿话岔开去,说妈你好好养身体,孩子不图你帮什么忙,只要你身体好我就知足了,如果你身体不硬朗,生了孩子我也不会让你带。每说到这句,母亲总会跟我急,说我身体好着呢,别说看一个,就是看两个孙子我也能行!你要是不让我带孙子,气出病来我也不去医院看!

母亲的这句“威胁”,让我更加憋闷,看着妻子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甚至没有一丝要做爸爸的喜悦。一边是不能生气的妻子,一边是要尽孝心的母亲,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庆幸的是,有一段时间我忙得不可开交,妻子也行动不便,急需找个人来照顾妻子饮食起居。我想如果让母亲来帮忙,说不定婆媳之间关系好了,妻子一高兴就把母亲留下来带孩子呢。经我好一番力荐,妻子总算是同意了让母亲来做一段时间的饭,但还是坚持等生了孩子她自己带。

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反而对我生了一顿气,说怎么不早告诉她,但随即就乐得合不拢嘴。我回家去接她的时候,她还左邻右舍地去告别,说这一走可能得一两年才会回来。我看着满面春风的母亲,想无论如何,也一定要说服妻子让母亲来给我们看孩子。

妻子总算是给了我面子,儿子没生下来之前,一直与母亲和睦相处。可是等她一坐完月子,身体恢复了,便立刻让我将母亲送回家去。我只好搬出母亲老了、我做儿子的要尽孝心之类的大道理来教育妻子,妻子拗不过我,而且她也吃馋了母亲做的饭,只好答应母亲留下来,但是说好了只管做饭,她自己来看孩子。

自此,母亲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她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一有空闲,便坐在摇篮旁边,痴痴地看孙子,还和他絮絮叨叨地说话,从她自己小时候一直讲到如何把我养育成人,说到动情处,还会流泪。妻子把孩子抱在怀里喂奶的时候,她就坐在妻子旁边,笑嘻嘻地看着他们母子,也不说话,只看,似乎还在回忆着什么。那样的温情和慈爱,常常让一旁的妻子觉得不好意思,便在孩子不吃奶也不睡觉的时候让母亲抱上一会。母亲大约也看出妻子不喜欢她来抱孩子吧,所以每每那时候,她就特别高兴特别激动。所有我儿时用过的歌谣,又全都在她记忆里恢复,或许母亲就从没有忘记过,专等着自己的孙子出生的时候用。说也奇怪,每每儿子大哭的时候,任凭妻子怎么哄他抱他喂他吃奶,都不管用,但只要母亲抱起他来走上几步,他立刻会将哭声止住,而且还会静静地对着满脸皱纹的奶奶微笑。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妻子终于让了步,允许母亲隔三岔五地来抱儿子,或者推着他去小区花园里逛。

似乎是一瞬间,母亲便年轻了十几岁,腰酸背疼的毛病再也没有了。她从不会用小车推着儿子,她把他时时刻刻地抱在怀里,甚至都有点舍不得让他学走路。小区里的每个人,几乎都认识了哼着歌抱着孙子的母亲,她满脸的微笑,见谁都开心地打个招呼。这样的好心情,传染了每一个与她相遇的人,我们那些好几年都没说过话的邻居,竟然因为母亲,彼此熟识起来。

儿子学会说的第一个词是“妈妈”,然后才是“奶奶”;他知道礼节后的第一件事,是给奶奶挟菜,而后再挟给妈妈。被“忽略”了的我坐在一旁,看着似乎只知道笑不知道哭的乐观的儿子,还有被儿子的孝顺而感动的妻子,终于松了一口气,冲着母亲,绽开感激的微笑。

第四篇：859个孩子叫他阿爹纪实故事

他，一个小镇里的“猪肉佬”。

他30年间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生活、学习。镇里的人说：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猪肉佬”的30年“学生之家”

下石太镇，是广东省英德市最小的一个镇。一条笔直的大街，横穿全镇，站在镇头一眼就可以望到镇尾。在临街靠近镇尾处，有一栋不起眼的两层小楼。在过去的30年里，下石太镇下辖的108个自然村中，有859名孩子曾经在这栋小楼里生活过。因为有这栋小楼，因为有这栋小楼的主人——“猪肉佬”邓卫星夫妇的看顾，859名山区的孩子，读完了小学、中学。

作为英德最贫困、最偏远的镇之一，下石太镇人均年收入只有4395元。和很多贫困地区一样，贫困家庭多、留守儿童多。

邓秋桃，就是这样一个山里的贫困孩子。父亲体弱多病，已经缴不起她的学费。2003年，随着全国农村中小学布局的调整，她所在的下石太镇新联坡洋坑村小学被撤并了，需要到离家20多公里外的镇中心小学上学。“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家里没钱让我住校或是在镇上租房子住，只能走路去上学，但是去学校要走三四个小时……我想我可能不能读书了。”

就在这时，经常在附近村里收猪的“猪肉佬”邓卫星，走进了邓秋桃家。

“这孩子聪明，成绩好，不能不读书。让她来我家住吧，和其他孩子一起，起居我们照看。让她从家里带点米来就行。”简单的几句话，邓秋桃住进了邓卫星位于镇上的“学生之家”，一直到中学毕业。

“刚去的时候很小，什么都不懂，都是卫星伯教我。晚上头疼发烧，也是他连夜背我去医院。每年期终考那段时间都很辛苦，卫星伯每天都给我们做好吃的，加菜加汤。”中学毕业，邓秋桃考上了全市重点高中英德中学，“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卫星伯比我爸妈还高兴。走了那么远的山路到我家给我祝贺，给我发奖金。”

从上高中开始，邓秋桃住进了英德中学的宿合，离开了邓卫星的“学生之家”。但她很怀念那段时光：“卫星伯家也很穷，但是那里像一个家，我们是他的亲生子女。伯母的脾气很好、很善良，小孩子顶撞她，她都不生气，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

“阿爹阿姆”

凌晨三点，山里的天还黑得透透的，邓卫星已经起床开始忙活了——赶去镇上菜市场的肉铺打理生意。上午八九点钟，结束了一天最重要的营生后，邓卫星会拎上五六斤新鲜猪肉回家，那是家里今年寄宿的35个孩子一天的主菜。

白天，除了料理自家产米、产菜的20多亩田地，邓卫星最繁重的任务就是上山砍柴。给孩子们洗澡、做饭都要烧水，全部用电负担不起。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每天砍100斤干柴背回家，仍是邓卫星必做的“功课”。

妻子熊廷贺的担子也不轻，早上四点半起床后，就要开始收拾家里的卫生、喂鸡喂鸭，然后给30多个孩子做早饭：大一点的要吃面，小一点的要喝粥。看着孩子们起床、洗漱、吃早饭，组织孩子们准点去上学。歇不了几个小时，又要准备30多个孩子的中饭。然后又是新一轮的收拾、整理、准备晚饭。

下午三四点钟，镇上的小学、中学陆续放学，孩子们也陆续回到家。随着一波高似一波的喧闹声，邓卫星家开始了一天里最忙乱也最热闹的时光。

孩子们爱叫邓卫星夫妇“阿爹”、“阿姆”。“阿姆”一边在热气炙人的厨房炒菜，一边挨个喊着孩子们洗澡，还要随时抽出手来帮年纪小的孩子搓几下衣服。大厅里，孩子们打闹着，下棋、聊天，等着六点钟准时上桌的晚饭。两三个菜一个汤，有菜有肉，米饭管饱，这是邓卫星家的标准伙食。孩子们吃什么，夫妻俩就吃什么，而且总是等着孩子们先吃完。

晚上7点40分，“房顶都能吵翻”的邓卫星家，逐渐安静下来。每天的集中晚自习开始了。30多个孩子各自在大厅的“学习区”坐好，写作业、温习、互相辅导。“阿爹”就搬个板凳坐在旁边，随时听候“阿爹，这个要怎么做?这个要怎么读?”的求教。

晚上10时，35个孩子准时钻进邓卫星家楼上楼下五个大房间，在上下床间打闹一阵，说笑一阵，邓家的两层小楼慢慢归于寂静。一天结束了。“毕生遗憾”

1959年出生的邓卫星，自小很会读书，1977年初中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英德中学。“全市只招40个学生，我考上了，是我们村几十年来唯一一个。”但就在那一年，邓卫星的父亲去世了，家里一下没有了经济来源，只在英德中学读了一个星期的邓卫星，被迫退学了。“我很爱学习，很想读书，但就是因为穷，再也没能读成。”提起辍学的遗憾，50多岁的邓卫星竟然哭出了声，“如果能读完高中，现在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邓卫星的“猪肉佬”营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山下乡收猪，这让他看到很多和他一样因为穷困上不了学的山里孩子。

1981年，在山里一户人家，邓卫星碰到了一个爱读书却因为路远而失学的女孩陆秋贤。“怎么不去学校读书?”“我们这里这么偏，学校又那么远，怎么去?”陆秋贤的话，让邓卫星思虑了几天。想到自己家离镇上的中学近，想到可以让妻子给孩子做饭照看起居，邓卫星给了陆秋贤一个提议：到我家来“寄宿”。

让邓卫星没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来了包括陆秋贤在内的六个女娃子；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每年一开学，越来越多的家长找到自己，把越来越多的孩子送来，而他的“学生之家”，就此坚持了那么多年。

1992年，邓卫星卖掉了两块珍藏的黄蜡石，倾其所有在现在的地方盖起了两层楼——八房两厅，除了自己一家四口住的三间房，剩下全拿来做了孩子们的宿合。最多的一年，这里住过近50个孩子。

“功德无量”

在下石太镇，邓卫星一个月三四千元的收入算“高工资”了，但走进他家，仍会惊讶于这里的简陋——除了房子还算周正，满屋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具。客厅里的折叠圆桌，四条腿上布满了锈，需要垫一只拖鞋才能站稳。孩子们用的课桌、长条椅，都是学校淘汰的。但是，为了让孩子们夏天睡个好觉，邓卫星却省出钱来，在每个房间装了电扇。

最初，在邓卫星家寄宿是全免费的，只需要自己带些米。但随着孩子越来越多，为了维持“学生之家”，邓卫星开始收取很少的住宿费。从一年175元，到现在的每年325元。325元，平均一天只要两元多，即便如此，真能交足的孩子也还不到三分之一。今年寄宿在这里的35个孩子，14个来自贫困家庭，21个是留守儿童。“只有十个孩子能交上钱，剩下的就交个百来块，背些米来顶。”

为了把“学生之家”办下去，邓卫星的日子只能精打细算：猪肉、鸡鸭、米饭……都是自家“出产”，柴是上山砍的、水是从山上引来的……即使如此，每年邓卫星都还要填进去一两万元。“最贵是电。还有就是孩子病了去医院打针、开药，每年都差不多要垫出两三千块。”

邓卫星喜欢读书好的孩子，每学期考第一的，邓卫星都会封个50元或100元的“红包”作为奖励；孩子毕业考上重点学校了，他还要亲自上门送个大红包。邓卫星看不得孩子受苦。在他家住了快一年的邓小花，父亲患癌症多年，家里还有三个姊妹，家境贫寒。为了让她读书，邓卫星不仅不收一分钱，还自己出钱给她买学习用品；每个星期还额外给她十元钱，让她攒起来买衣服、买吃的。“不能让她的生活和别的孩子差太远。”

去年，一位清远的药厂老板听说了邓卫星的事，捐了三万元钱。这是数十年来，邓卫星收到的唯一一笔捐助。邓卫星用这笔钱买了一台电视、一台冰箱，在楼顶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滤水器，装了防盗窗。剩下的一点，给孩子们加了菜。

30年间，再苦再难，邓卫星从没主动向当地政府、向旁人，也没向从他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们伸过一次手，哪怕他们当中有人已经成了大老板。

镇政府负责人用四个字评价邓卫星——“功德无量”。

第五篇：紧握木棒的黑孩子纪实故事

那天晚上,母亲告诉我:今后我必须学会自己到食品店买东西。母亲领我到大街拐弯处的食品店走了一趟,让我记住路怎么走。我激动不已,觉得自己一下子长成了大人。

第二天下午,我就拎着篮子沿着人行道去那家食品店买东西。

当我走到街道的拐弯处时,突然,一伙流氓蹿了出来。他们揪住我的衣领,把我推倒在地。他们夺走了我的篮子,抢去了我的钱。我惊慌失措地回了家。

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可是她没做声,随即坐了下来,写了一张所买东西的清单,给了我更多的钱,又打发我去食品店。我踌躇着走上了大街,发现那帮小痞子还在路边闲逛,我掉头飞奔回家

“又怎么啦?”母亲问我。

“还是刚才那群流氓,”我战战兢兢地回答,“他们还会揍我的。”

“我要你自己去对付这些人。”她平淡地说道,“好,去吧。”

“我害怕。”我乞求道。

“走吧,不要理睬他们。”她告诉我。我走出家门,径直沿人行道走去,心里祈祷着——那群小流氓别再骚扰我。

然而,正当我走到几乎和他们并排的时候,其中一个突然喊道:“看,还是那个黑小孩儿。”

地痞们向我逼过来了。我感到心惊肉跳,马上转身狂奔起来。很快,我被追上了。他们把我搡倒在人行道上。我哭喊,恳求,用两脚使劲蹬,但都无济于事,没有逃脱被殴打的噩运。他们掠走了我手中的钱,扯住我的两腿猛拽,朝我的脸上凶狠地抽扇。最后,我又是哭着走回家。

母亲在门口遇见了我。

“他们打……打……打我。”我边抽泣边委屈地说,“他们抢……抢……走了钱。”我正要迈上台阶,渴望着躲进“家”这个避难所。

“你不要进来。”母亲阴沉着脸警告我。

我吓得退回原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母亲,心中无限委屈。“可他们一直追着打我。”我哭诉着。

“那你就给我站在该站的地方。”母亲用吓人的声调说道,“今天晚上我非教你学会挺起腰板儿不可。我要让你学会怎样保护自己。”说着,她走进屋里,我只是战战兢兢地等着,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

不一会儿,母亲出来,拿出更多的钱和另一张买东西的清单,而且另一只手中拿着一根又长又重的木棒槌。“带上这些钱和这张清单,还有这根木棒槌,”她说,“去,到商店把东西买来。”

我疑惑了——母亲在教我打架——这是她以前从没有做过的事。

“可是,我怕……”我嗫嚅着。

“要是买不了东西,你就不要进这个家门。”母亲冷冷地说。

“他们会欺负我,他们……”

“那你就待在外面,不准回来!”

我憋足了力气向台阶上冲去,试着挤过母亲,闯进屋里。可随即而来的。是脸颊上重重的一记耳光。我被抽到了大街上。我哭求着:“妈,求求您让我明天再买吧!”

“不行!”她说,“现在就去。你要是空手回来,我非揍你不可。”

砰的一声,母亲关上了门,上了保险。

那伙流氓就在我身后,只身一人面对这阴森的街道,我惊骇地颤抖着。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回到家里,或是远离家门。我攥着木棒,边抽泣边思索。如果我回到家里,最终也躲不过母亲的一顿打,而且自己丝毫不会有什么改变,然而,我要是走上街头,去面对那些无赖,至少可以获得机会用木棒和他们较量较量,看到底谁输谁赢。

我慢慢沿街走着,接近了那伙地痞,我捏紧了木棒,紧张得几乎停止了呼吸。

我已经站在他们对面了。

“黑小子,又来啦。”他们狂吼滥笑着,很快把我围住,其中一个正要抓我的手。

“我宰了你们!”我从牙缝中挤出这样一句话。随着我的吼声,手中的木棒早已使一个地痞的脑袋开了花。接着又是一棒,打倒了另一个流氓。就这样,我打倒了一个又一个,把刚才的怨恨和愤怒全部倾注在这根木棒上。我明白,只要我停歇一秒钟,痞子们就会缓过劲儿来,所以我要把他们一个个打倒,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再爬起来。我呐喊着,挥舞着,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刚才所遭受的殴打,所受的屈辱,一幕幕又在脑子里呈现。阵阵余悸使我每抡动一次木棒都要用上全身每一分气力。

挨过一顿猛击,小流氓个个狂呼乱喊,抱头鼠窜。有个地痞瞪大了眼睛看着发生的一切,一点儿也不相信这是刚才那个任他们肆意欺侮耍弄的黑小子。他们大概从来也没看见过这样的疯狂愤怒。

我站在那儿喘息着、叫骂着。激他们上前来斗。当发现小流氓们真的吓破了胆时,我就急追过去。他们喊着、叫着飞跑进各自的家。

随后出现在街道上的是那些地痞的父母们,他们是来吓唬我的。是平生第一次吧,我冲着大人们高声喊叫。我警告他们,如果要找我的麻烦,那我就让他们尝尝我木棒的滋味。

最后,我终于走到商店,买了东西。

回家的路上,我仍紧握木棒,准备着再次用它保护自己。可是,这回连个流氓的影子都没有碰上。

就是那天晚上,我赢得了在美国孟菲斯城的街道上行走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