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协同培养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论文
摘要：行政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普遍存在教育教学与学生就业去向之间的割裂问题，学生往往缺乏学科信仰和专业认同，教育者亦未有努力坚持学科内核的自觉意识。在整体论思维指导之下，有助于凸显行政管理的“公共性”根本属性，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建构行政管理人才协同培养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框架，梳理其人才培养的协同关系和运作机理。
关键词：行政管理；人才协同培养；整体论；公共性
1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普遍存在的问题
自从20世纪80年代行政管理专业恢复以来，其人才培养呈现快速发展态势的同时也普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人才培养目标的泛化和边缘化；学生就业去向与人才培养定位的初衷偏离较大；理论与实践脱节，课程设置过分偏重非专业优势的其他学科知识；专业认同意识低，对专业理解难以深入；学生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责任感欠缺；专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彰，学生就业整体处于进入壁垒很低而退出壁垒较高的尴尬境地等等[1-2]。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学生的学科信仰、专业认同、学习兴趣和职业规划，也使这种飘忽的、碎片化的、名实不副的专业形象不断传播扩散于社会之中，从而又反过来影响学生的市场认可度、就业去向和职业发展，也阻碍了一个学科存在于这个社会系统中所被赋予的独特使命和责任的实现，甚至影响到学者们参与社会变革的话语权的发挥。
2以上问题存在的原因初探
究其原因，以上问题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行政管理学生在国家公务员的入口考试中没有优惠通道，大多数高校即在广义行政管理的理解之下向企业方向拓展，在培养定位、专业方向和课程设置上不得不做出妥协来增补部分企业类课程，为学生的不确定的就业未来提供职业技能准备，最后导致专业使命和定位不明不显，学生认为所学与职业发展去向存在很大偏离。一些高校“采用‘公共行政+企业行政’的复合式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在掌握行政管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具备公共部门行政管理和企业行政管理的相关技能，实现人才专业技能的交叉复合”[3]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表达。从表面来看，这种人才培养定位无可厚非，也具有其合理性，毕竟学生进入企业工作的比例并不低。然而，这种来自不同学科的课程简单组合成的知识体系是否真正融入了行政学的核心知识和价值，是否实现了行政学的学科使命和价值，是否体现了教师对行政学的独特性和合理性的自觉意识和认同感就不得而知了。从期望为学生提供实用的企业岗位技能的初衷和教学计划上的课程名称来看，在操作层面上基本是在还原论思维下的简单化相加，除了开设以行政学作为主体包括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基础原理性课程以外，更愿意由企业管理教师来讲授更为纯粹的企业管理领域知识以弥补行管专业本身难以为学生创造比较理想对口的就业环境的缺憾。这种权宜做法可以理解，但是，很多学生四年学习之后仍然对行政管理的概念模糊，没能理解这些分散的课程在行管知识体系中的价值，这样的课程设计最后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对学生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助益寥寥，另一方面又不足以满足企业的专业化岗位需求，两个发展路径没能从理念上统摄起来，也没有通过课程真正坐实其能力需求，这样的人才培养回避了行政学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社会治理过程中理应承担的智力支持角色和重任，也难以体现在社会治理中现代企业对行政管理人才的真正需求，也无怪乎行管学生永远地心痛表达———理论与实践脱节，在无法将学习的知识技能与就业对接的根本性压力之下，学生的学科立场、专业认同和专业精神无暇顾及也就不难理解。
3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协同培养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整体论（holism）的提出者哲学家斯马茨（J.C.Smuts)在1926年的《整体论与进化》中提出“即使累积了某部分，也绝不能达到整体。这是因为，整体远比部分之和大”[4]，他认为，虽然整体是由部分构成，但不是简单相加，是各个部分按照一定结构和互动方式组成了整体，一旦具备了整体性，各部分的性质也会随之改变。整体论是建立在对还原论的机械主义研究方法的批评之上，还原论主张认识整体必须分解为部分，一直可以分解到等级结构中的最低层次，它忽略了具有复杂结构的系统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作用以及整体的不可还原性。20世纪70年代，在复杂科学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还原论的局限性，从整体论出发寻找科学认识的新路径。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对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复杂事物提供了更科学的认知和研究路径。公共行政学科以其包罗万象的行政体系和活动为研究对象，具有复杂事物的典型特质，我们需要在整体论思维指导之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梳理其人才培养的协同关系和运作机理，基于此，笔者提出了行政管理人才协同培养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框架，如图1所示。一是理论上的思考，整体论思维要求行政管理必须凸显“公共性”而非“效率”的共通属性，这种公共性既体现于行政体系中，也体现于由非营利组织等构成的公民社会中，更存在注重公共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私营企业之中。
1）要准确而完整地理解学科发展趋向与人才培养理念的协同关系。行政管理（国外通称为公共行政，下面根据语境可以混用，不加以区分）并非意味着政府机构，但要抓住其“公共性”的核心本质。公共行政经过百年发展之后，随着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日渐鼓励社会自身的治理，政府职能不断转变，越来越通过权力下放、公私协力和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这对公共管理人才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毁誉参半再次警示我们，行政管理关涉的是在把握“公共性”的本质属性基础之上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开放互动场域中共同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行为。它大大地拓展了其活动主体及其场域，也更新了它们的活动方式和能力。
2）要处理好行政管理的知识内核与多学科基础的协同关系。行政学的多学科特质在现实中被简单化为各个学科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困扰中国行政学的核心问题，不是清晰而明确的学科边界所造成的约束或限制，而是学科边界意识淡漠和不确定所导致的学术立场不清、学科身份不明的问题。”[5]公共行政不是哪个单一学科可以支撑的学科，从前面的学科发展趋向来看，公共行政的核心本质是公共性，应抓住其知识内核，然后将关联学科统摄起来，或形成多个分支学科或交叉学科，来解决依靠行政学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这些学科之间不是一个松散组合起来的自选菜单，而是应突出行政学的知识内核和精神价值，否则学生无法获得足够的专业认同和自信。
3）要处理好行政管理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协同关系。“探讨这一学科的理论前沿,重点在于找到理想型的抽象理论与现实中可操作理论之间的结合点,唯理论,又避免象牙塔中的抽象”。[6]可见，公共行政从其诞生之日开始，其理论研究与实践是相互融合、一体两面的。对于这样一门应用性学科而言，行政管理理论学习并非在于纯粹的理论构建，而是在于解释与指导实践，而且其理论学习的过程本身也应尽量在模拟现实情境下进行探讨和深化，这决定了其专业学习务必注重实践训练平台的搭建。
4）要处理好人才特质与就业需求之间的协同关系。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特质并非在于事务管理，而在于公共管理，而这种具备公共管理的知识、技能和价值的人既可以在政府机构的正统领域里发挥作用，也可以在蓬勃发展的社会组织中施展拳脚，在企业大舞台中也有存在的空间。它们在这三个领地里以不同的方式维护公共利益价值观：政府以公共政策为工具以强制性权力的方式来实现，企业从公共关系角度以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来实现，公益性社会组织以非营利性和非强制性权力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以体现其公共性。因此，行政管理学生进入企业中，并非是在没有道路进入到企业的被迫选择，而是主动地寻找能发挥其所长并被企业所需要，因为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竞争的一项战略目标；企业越来越必须关注和处理公众态度和政治气候；企业越来越以各种方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总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边界日渐模糊，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中多重因素正在促进其公共性的生长。
二是实践上的探索，整体论要求我们要在统一人才协同培养理念共识基础上，优化人才协同培养的环节与资源，拓宽人才协同培养的主体与平台。
1）建立人才协同培养的理念与共识，提升专业认同感。在提炼专业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坚持“开放协同”的教育思想。对人才培养定位、专业方向、学生特质、行管精神、教学理念、能力素质模型、课程检核要求、协同培养平台和职业生涯进路进行思考、梳理，力求在人才培养的利益相关者中达成共识，尤其要加强“高校-政府-家庭-社会”四维一体的人才培养协同架构的沟通对话，从而提升高校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和人才质量的竞争力。
2）优化人才协同培养的环节与资源，提升教学教育质量。精细人才培养的环节的资源整合优化以及质量控制。建设专兼结合、多元化背景的师资队伍，增加具有大企业工作背景的以及国外留学背景的教师比例，进一步调整师资知识和学缘结构；继续修订教学计划，规范实践模块。合理调整学科基础课、学科主干课和方向课的学分比例，尤其是实践学分，进行行政职业训练；加强教学改革，强化基础课和主干课教学质量，大力推行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加强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管理和基地建设，鼓励学生通过实习实践进行课题研究，建立仿真实习基地和实践教学平台，给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实践机会；成立科研机构，以教师科研带动学生参与，增加学生学术训练机会。
3）拓宽人才协同培养的主体与平台，创建人才培养新机制。建立校-政协同机制，探索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新平台。高校与地方政府探索社区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培训班和镇村战略后备人才培训班，补给基层公共管理人才的缺乏。珠海在此方面推进力度较大，它们虽然面向全校招募，但与行政管理人才培养目标与方向最为契合，在本系教师的积极参与下，能为本系学生提供与理论最为对路的实践训练平台；建立校-校协同机制，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拓展与港澳台以及国外大学形式多样的交流、合作、协同教育创新模式，促进提供教师访学或互访的机会以及学生交流的平台；建立校-社协同机制，拓展多元专业实习的平台。此处的“社”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根据学生的主要毕业意愿和去向，拓展与中大型企业的行政和社会责任部门建立联系，获得它们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需求的能力素质的具体要求，并建立实习基地；还要与本地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建立实习基地关系，共同探讨人才培养品质要求和合作方式；建立校-家协同机制，共同关心学生职业发展。通过数据库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学生家庭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了解学生家庭背景、个性与职业规划，及时交流学生学业进展，共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合理确定职业期待和进行职业规划。
参考文献：
[1]彭忠益,许源源.对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考[J].现代大学教育,2001(2):51-52.[2]邱成岭,安俊美.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路径分析———新情境下学生就业前景分析视角[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11(6):109.[3]于秀琴,蔺雪春,朱婧.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1(8):140.[4]钟启泉“.整体教育”思潮的基本观点[J].全球教育展望,2001(9):11-18.[5]芮国强.论行政学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统一与协同[J].社会科学研究,2013(5):48-49.[6]蓝志勇,陈国权.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论述评[J].公共管理学报,2007(3):2.
第二篇：培养综合高职理财专业人才论文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人民财富日益增加。然而面对着民间巨额理财需求，我国的金融机构却存在着大量理财人员的缺口和人员素质的不足。针对目前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和理财专业人员的培养特点，本文主要从课程体系、技能训练、教学方法等几方面对理财专业人员的培养进行了论证与探索。
关键词：理财专业人员；三层双轨制；证券投资；综合素质
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路程，既有风雨也有成果，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就是中国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功。在这30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9。5%，成为GDP增幅的世界第一，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中产阶级和豪富阶层在中国迅速形成，并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理财观念从激进投资和财富快速积累阶段逐步向稳健保守投资、财务安全和综合理财方向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个人金融业务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各种理财产品、理财服务层出不穷，人们的理财观念有所转变，理财需求日益旺盛，理财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开始发展起来[1]。然而与全民理财大趋势所不协调的是，我国专业理财人员的大量缺失和专业素质的不完善。作为为客户提供全面理财规划的专业人士，理财人员应该是一位知识丰富、工作高效、耐心和蔼、待人诚恳、可以向客户提供全面与建设性意见的咨询专家。从这一角度而言，高职院校培养的理财专业人员，应该是顺应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金融市场特点，具备实践与理论双轨、道德素养与职业操守兼备的综合素质型人才。
这里所说的“综合素质型”主要包含四点要求：一是道德素质，包括对理财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团结合作的观念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二是身心素质，包括健康的体魄、较强的心理承受力、成功的信心、良好的竞争意识与应变能力等；三是业务素质，包括广博的知识面、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客户服务能力等；四是技能素质，包括资金管理技能、财务分析技能、风险防范技能、产品组合技能、理财建议与规划技能等[2]。
从以上素质能力培养出发，高职理财专业人员的培养应是一个全面立体的教学过程。
一、课程体系重在突出四大职业模块。
首先，高职院校的理财专业学生的主要学习地点仍然是校园，主要学习技能的手段也是课堂教学。因此，理论教学要符合综合素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就必须设计合理、计划全面、有的放矢。
所以，培养综合素质型人才的目标出发，必须构建新的理论课程体系。根据职业岗位能力的分析，要突出以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来抓；强化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技能教育；突出专业认知能力、思考能力、职业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明确综合职业能力、专业拓展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以及由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多种素质相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创新培养思路；将就业教育贯穿于整个专业教育的全过程，特别体现职业认知、职业准备、就业和创业引导的新理念。
据此理念，新构建的理论课程体系，由四大职业模块所构成：职业素质能力模块（即职业思想道德）、职业基础知识与能力模块、职业知识与能力模块、职业拓展知识与能力模块。
（一）职业思想道德模块。
主要是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市场经济理论教育、理财规划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就业择业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创新教育，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等。
（二）职业基础知识与能力模块。
主要是学习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使在校学生获得在投资
理财领域内从事第一个工作、从事几种工作所需要的必要知识、必要技能，为在校学生今后工作提供充分专业准备的、形成现实动手能力的知识和技能，如基础会计知识和技能、经济学知识和技能、运筹学知识和技能、财政学知识和技能、经济法知识和技能、商务谈判知识和技能、现代金融学知识和技能、国际金融知识和技能、公共关系学知识和技能，以及为本专业提供基本支撑的大学英语、专业英语、高等数学、财经应用文、计算机基础、数据库、计算机安装维护等应用性知识和技能。
（三）职业知识与能力模块。
主要学习本专业的职业知识和技能，如公司理财知识和技能、个人理财知识和技能、投资学知识和技能、证券投资知识和技能、期货投资知识和技能、理财实务知识和技能、财务会计知识和技能、以及统计与调查预测等应用性知识和技能。
（四）职业拓展知识与能力模块。
主要学习能使在校学生具备在其未来职业生涯各阶段都可以继续学习所需要的能力、知识和态度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如理财咨询实务、实用合同范例、市场营销实务、公共关系实务、管理心理学、普通话、口语艺术、社交礼仪等[2]。公务员之家
通过理论课程的四大模块设计、可以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以理论教学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合理完善的人才培养构架。这就如同建造房屋时，要先搭好脚手架才能平地起高楼，此处的模块理论课程设计就如同脚手架，理财专业学生由此接受培养，犹如高楼一般逐步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综合素养。
二、技能训练重在构建“三层双轨制”专业技能培养模式
高职院校最大的特点是动手能力强、实践经验多，为了使学生在求学期间尽可能与社会同步、与专业挂钩，校内的技能训练可以采取“三层双轨制”专业技能培养模式。
“三层双轨制”，是一种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以综合素质为基础、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专业技能培养新模式。“三层”是指按课程间内容的依存关系分为专业基础技能、专业技能、职业综合技能三个阶段；“双轨”是指理财能力训练和投资能力训练同步进行。
第一层：专业基础技能培养。
理财能力训练：基于《理财学》课程；训练内容主要是理财的基本原理、公司理财和个人理财基础知识。
投资能力训练：基于《投资学》课程；训练内容：投资学概述。
第二层：专业技能培养。
理财能力训练：基于《理财实务》课程；训练内容为课程单元训练等。
投资能力训练：基于《证券投资》、《期货投资》等课程；训练内容主要为证券投资工具、证券交易流程、证券行情解读，期货交易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等。
第三层：职业综合技能培养。
理财能力训练：基于“理财规划师资格证书”的培训课；训练内容主要是根据风险计量判断风险大小、掌握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和个人所得税筹划策略、个人养老规划、个人财产分配与传承、财务计算器的应用等。
投资能力训练训练：基于校内《投资理财综合模拟实训》和校外生产实习；实训内容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证券投资工具、证券交易流程、证券行情解读证券交易的各种技巧、证券市场运行、期货交易的操作程序及各种管理条例等。
通过三层双轨制的教学，使学生的专业知识、动手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明显得到系统地提高。
三、教学方法创新，将课堂教学变为场地教学。
课堂教学是最为传统的教育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老师和学生可以面对面，学生不仅能够听到老师在讲什么，还能够感受到老师肢体、语气、表情等等带来的信息，而且有了问题可以当场提出得到即时的回答，做到了零距离的沟通。然而课堂教学也有它不容忽视的弱点：首先，也是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能因人施教，要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的教学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经济的。其次，学习内容收到了限制。一些训练特点非常强的课程受到的限制尤其大。公务员之家
作为实践操作性极强的投资理财学课程，如果一味地在课程教学上下功夫，一来限制了学生的学习环境，二来影响了教学效果。所以，根据教学课程的要求，有些科目可以采取场地教学的方式，比如设置证券大厅，定制电子显示屏，将股票市场的大盘波动即时显示出来，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去感受理财工具的变化和魅力，更有助于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场地教学既克服了课堂教学的缺点，又增强了课堂教学的优点。也对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角色进入，起到了很好的润滑作用。
四、毕业论文强调专业论文学分制。
作为具备专业技能素质的理财人员，对于专业的财经用语表述应该是相当熟练的。然而两年专业课程的学习，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要全面了解和掌握理财讯息和理财用语还是有些难度的。为了尽快让学生掌握这项技能，以及增强理财专业观念。鼓励学生撰写各类财经论文，通过论文的撰写，一是增强
了学生关于社会经济的关注度，二是加强了学生的专业学习能力，三是为学生的就业申请增添筹码。对于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学校予以承认相应学分，并作为理财专业的重要教学成果。
五、毕业实习要求证书与经验并重。
高等职业教育不仅需要学生在学完全部课程后能够获得毕业证书，同时还要求专业学习过程应与国家技能考证、国家职业资格考证要求接轨，实行多证书考核管理制度，以彰显职业教育办学特色，体现综合技能素质。理财专业学生应获取的证书有全国计算机等级一级证书、英语三级证书（或英语A、B级应用能力证书）、证券从业资格证书、期货从业资格证书和助理理财规划师资格证书等。
同时，作为理财专业的学生又要注重实际经验的累积，要在毕业实习期间通过专业实践，将所学置于所用，用工作检验理论。投资理财专业所面临的行业局面与其他传统行业相比，更具有变化性和挑战性，对于学生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所以实践经验是对于培养真正的理财专家来说，是必经之路，也是攀岩捷径。
综合素质型理财人员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长时期全方位多角度的教学培养方案。其重点是理论着眼全面、实践落在实处。高职教学应服务于国家全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浪潮，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培养更多的实用人才。
参考文献：
【1】巴曙松，《金融市场动荡与理财专业人士的培养》，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2009年4月
【2】廖旗平，《客户导向经营模式下高职理财专业人才培养探讨》，职业教育研究，2008年2期
第三篇：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论文
摘要: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养成直接影响其就业竞争力，高校针对行政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培养采取了系列措施，仍存在学生主体性缺失、认识不到位、实践课时欠缺、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弱、实践基地数量不足等问题。为此，需通过提高师生及合作单位的认识水平、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优化实践教学内容、完善实践能力培养机制等举措，进一步促进学生能力提高，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关键词:行政管理专业;实践能力;困境;出路
2012年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2012］1号)，从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重要性、组织领导、统筹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再次推动了各高校不同专业依据自身培养目标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计划，并不断压缩理论课时、增加实践课时，积极创新实践教学形式，以期为提升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提供良好保障。同时，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展开了积极探讨，内容主要集中于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内涵与特征、现状、国外培养模式、提升途径及实践能力的测评等。笔者拟在实地调查基础上，针对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生成及提升，提出针对性的改革思路。
一、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困境
实践能力是指主体有目的、自觉地改造客体的能力［1］。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则指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专业素养和实际动手操作能力［2］。一般来说，实践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其就业竞争力。同等学历下，实践能力强的学生更容易找到就业机会，实践能力不足者往往就业困难。近年来，安徽财经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所在院系根据学生的素质发展及就业需要采取了多项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该专业2001年正式招生，共培养了近900名毕业生，毕业生就业率在校内公共管理类专业中一直处于前列。但从对部分毕业生和在校生的问卷调查及访谈情况来看，学生的实践能力及该专业的培养方式都与用人单位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调查发放问卷300份，毕业生与在校生各150份，回收问卷287份，回收率为95．7%;有效问卷277份，有效率为92．3%。(一)学生对现有实践活动内容及效果的满意度较低为强化高校实践育人的工作职责，管理人员针对行政管理专业在实践层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实施“素质拓展周”，建立社会实践基地，鼓励学生团体开展相应活动等。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实践活动内容的满意度不高，被调查者中56．7%的学生认为以上措施“基本合理”，31%的学生认为“不合理”，7．2%的学生选择“不清楚”，仅有5．1%的学生认为“很合理”。可见，实践教学内容有待进一步优化。而对实践活动效果的评价，只有14．6%的学生认为对自身能力的提升“有很大影响”，41．7%的学生认为“有影响”，21．3%的学生认为“有影响，但是很小”，22．4%的学生认为“没有影响”，说明实践教学效果亟待提高。(二)对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满意度较低调查中，在对“现有专业课程的设置能否提高自己实践能力”的评价上，总体趋势比较一致，主要集中在“一般”“较大”“较小”［3］。选择“一般”的比例最大，达到了48．3%，有56．2%的学生认为专业课程中实验和实践课时较少。对于教师的专业操作与实践指导水平，54．7%的学生认为采用“启发式”和“参与式”教学方法不够，62．4%的学生认为任课教师在引导学生从创新思维层面解决问题上有待改进，72．3%的学生认为授课老师的科研活动与实践教学的结合不够紧密。(三)部分学生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存在误区调查中，针对“您参加社会实践的目的是什么”(多选题)的回答，学生的选择为:65．2%的学生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43．2%的学生是为了“拿到实践学分”，还有17．4%的学生仅仅为了“结交朋友”，虽然选择“没必要参加”的比例只有5．1%，但也反映出部分学生对社会实践的态度，其对社会实践关乎自身成长重要性的认识明显不足。
二、影响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提升的因素
针对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虽然所在学院管理者、授课教师都做了努力，但所培养学生与用人单位的期望还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学校、社会和学生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只有从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才能探索影响学生实践能力形成、发展与提升的主要原因，推动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机制不断发展。(一)管理者与教育者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认识不足受传统教育理念影响，学校有关部门、学院及教师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学校在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仍是规定性地完成上级要求，很少依据学生的实际需要来设计、组织和开展实践教学。以2015级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方案为例，该方案要求学生应取得的最低学分为160学分，其中必修课86学分，选修课54学分(包括通识选修、特色平台、专业拓展、个性化学习的平台)，实践环节20学分。虽在必修课和拓展课中安排了17学分的实验课时，但总的实验与实践学分仅占23%，且实践环节的20学分中还包括了军事训练、毕业论文等综合性实践环节。因此，真正用于专业实习与社会实践的时间很有限。另外，学校虽然要求学生必须有2学分的创新实践经历，可人才培养计划中并未明确创新实践环节的具体要求，社会实践活动也并不能覆盖到每个学生。(二)专业课程实践课时欠缺及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足专业课程的学习是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途径［4］，也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必要载体。长期以来，受高等教育的学术性理念取向及社会资源匮乏等因素影响，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实践性不是很明显，总体安排上仍延续传统体系，存在理论课程多、实践课程少，重学科课程、轻综合课程，重认同性课程、轻创造性课程等缺陷，导致培养学生行政实践能力和技术方法的课程及课时严重不足。此外，教师实践教学经验欠缺、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偏低也不可忽视。因为教师扎实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中起着关键作用。调查发现，行政管理专业授课教师中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象较突出。64．8%的学生对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情况评价为“一般”，还有7．3%的学生认为老师“从不理论联系实际”。这可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师毕业后直接走上工作岗位，没有经历过正规、系统的社会实践训练［3］，缺乏指导学生实践活动的经验与能力。二是作为地方性财经类高校，专业建设资源有限，实际配置中又往往向会计、金融等优势学科或专业倾斜，致使行政管理专业建设资源不足，缺乏吸引优秀师资及教学资源的良好平台。(三)社会实践基地建设不足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是教育部“十二五”期间“本科教学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旨在促进高校和企事业单位联合培养人才，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该工程启动以来，学校行政管理专业的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现有的8个基地远不能满足学生社会实践的需要。实践基地数量不多的原因:一是学院及专业对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力度不够，社会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二是社会支持力度不够，一些单位认为建立大学生实践基地费时耗力，没有经济效益;三是学校及合作单位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和保障机制，参加实践的学生不能真正深入到实践单位的日常工作中，实践效果较差。47．6%的学生认为社会实践中的收获“很一般”，16．5%的学生认为“没有什么收获”，只有4．7%的学生认为“收获很大”，其余学生则没有做答。(四)部分学生实践能力养成的主体性缺失实践能力的养成是一个内化的过程，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必须通过学生自身来体现，这就要求其在实践能力的培养中发挥主体性。调查发现，部分学生虽在老师的教育引导下认识到实践能力的培养对自身未来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对社会实践总是“三分钟热度”，缺乏吃苦耐劳精神，不愿从基层做起。譬如，抱怨“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很多是下基层、下乡调研，锻炼不到什么”。另外，还有一些学生对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大学期间的主要任务是拿奖学金、考各种证书，所谓社会实践就是参加各种社团或到校外参观、调研，很浪费时间”。
三、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的重构路径
为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效果，行政管理专业院系管理者应结合专业实际情况，采取相应举措，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一)努力提高师生及合作单位的认识
思想转变是行动的先导。鉴于部分教师、学生及合作单位对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要采取以下积极措施。第一，教师要改变过去那种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传统教育理念。要从“学历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在知识运用、社会适应、人际交往等方面的素质与能力，帮助其“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活、学会生存”［5］76。第二，学生作为实践能力养成的受益主体，应培养其端正态度，转变观念，不能把参加社会实践视为学校和老师“要我参加”的一项任务，敷衍了事。学生不仅要积极参与、合理规划，还应该在每一次活动结束后及时进行总结，通过“实践、实践、再实践”，针对性地锻炼自我。第三，与社会实践单位进行沟通和交流，争取社会支持。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校外企事业单位的支持，要通过充分交流，使这些单位认识到接受部分学生到单位实习，是一件互利双赢的好事。
(二)重新定位培养目标，优化实践教学内容
专业培养目标是由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决定的，并随学生所在学校的类型、层次而变化。地方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要围绕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办学能力及专业特色，不断修正培养目标。在重新定位培养目标的同时，该专业需要进一步优化实践教学内容。教学要从学生实际需要出发，不断完善由教学、校园实践、社会实践所组成的开放式实践教学体系。实践教学由实验、实习、实训三个层次构成。实验要充分利用学校优势学科的资源;实习要注重学生理论知识向实践应用的转化;实训则要求专业核心课程结合教学内容，实施和推广情境模拟教学。此外，要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例如，该专业以前曾“设置了公共行政和企业行政两个方向模块，既满足了部分同学考研、考公务员的需要，也为其他同学进入企业工作提供了知识准备”［4］。
(三)完善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机制
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使其成为既有良好的专业素养、人文素养，又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长效培养机制不可或缺。为此，行政管理专业需要建立完善的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机制，培养机制应由领导机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组成。领导机制层面应由专业负责人、本科生导师、辅导员组成领导小组，制定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各项制度，并对每个班级学生的实践活动进行统筹规划，确保活动能有效地开展。保障机制层面要结合专业实际，针对学生各项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制定方案，在经费上给予相应保障。如对“三下乡”“挑战杯”等创新实践活动所需费用，应以专项经费的名义给予支持。评价机制层面应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对学生的实践活动从活动内容、活动效果、实习单位评价、指导教师评价、实践总结等方面进行考评，并作为学生综合测评、评奖评优的参考指标［6］。激励机制层面要通过项目运作方式激励学生自主实践，即学生自由组团，自行申报，也可以根据团队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有目标地组建社会实践团队［6］，通过公开评选的方式，选取好的项目由专人予以指导，同时提供经费支持。另外，为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对那些指导工作比较突出的教师，应在评奖评优、教学科研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作者:张志胜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天勇．大学生实践能力的探索［J］．企业导报，2011(1):248－251．
［2］张莉梅．管理类大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研究［D］．青岛:青岛大学，2014．
［3］侯玲玲．地方高校经管类本科生专业实践能力提升途径研究［D］．南昌:江西农业大学，2014．
［4］张志胜．财经院校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设置［J］．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12(6):3－6．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6］汪淑娟．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研究［D］．吉首:吉首大学，2013．
第四篇：论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论文
一、准确定位培养目标
现在许多学校提出了“定单式培养”模式，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与教育方法，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企业不同职位的不同需求来进行定向培养，为各类企业输送更多合格的旅游管理人员。在具体的操作中，我们要以动态的眼光来处理。第一，深入市场进行调研，根据市场需要来确定培养目标。第二，对历年的旅游管理毕业生进行跟踪调研，收集相关的反馈信息。只有通过调研和反馈，才能真正将教学与市场结合起来，不是以所谓的教学质量来作为衡量标准，而是真正以市场需求、以企业用人标准来衡量，这样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提高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的综合素养与能力。
二、合理设置教学课程
旅游管理专业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应用性，而目前的课程设置还存在一些弊端，突出表现在过于强调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脱节，教材上的理论相对滞后。课程体系的设置缺乏操作性，只是片面地从理论层次来强调人才的培养，而忽视了具体的操作性与实践性。所有学校的旅游专业都有一套教材，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将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结合起来，要注重本地区旅游资源的挖掘与校本课程资源的研发，这样才能办出特色，办出个性，才能打造特色专业、特色学校，才能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我校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教学理论，科学合理地设置课程教学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引进来。学校可以吸收旅游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与一线的旅游管理人员来研发教学课程。他们长期工作于旅游管理第一线，拥有更多的实践经验，对本专业的市场需求与就业方向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群体。我们要注重吸取他们的建议，让他们一起参与制定课程体系。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师，我们除了要用好教材，还要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尤其要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引入先进的教学模式，挖掘更为丰富的学习资源，吸取其他院校、其他教师的成功经验，更好地“为我所用”。
2.走出去。我们要勇于走出校园，走出地区，这样，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本校本专业的办学特色，提高学校与专业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可以让广大教师与管理人员真正走出固有思维的限制，走向更为宽广的学习的平台与交流平台，接触到更多与旅游管理相关的信息与内容，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专业教师的专业素养，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使教学资源更为丰富，课程体系更为合理。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是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的执行者与实施者，教师的素养如何，直接关系到课堂教学的成败，关系到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只有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师资队伍，才能真正搞活旅游管理教学，才能真正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的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因此我们要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与能力。
1.聘请专业人员开办专题讲座。聘请资深教授、知名旅游企业家等来我校开办相关讲座，让广大教师拥有更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交流，学习外界先进的办学理念与教育模式。
2.利用网络优势组织教师研修。现代社会是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互联网技术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学习与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可以依托互联网强大的资源与互动优势来进行交流与研修，开阔教师的教学视野，增长见识，让教师在更为宽广的平台上来提高自身修养。
3.教师进行分期分批专业培训。学校要鼓励与加大教师继续进修力度，夯实教师的理论基础与专业技能，让教师进入其他知名院校的旅游管理学院进行专业培训，必要时可以组织教师到世界各国名校进修。
四、加强案例互动教学
枯燥单调的理论学习无法激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与强烈的学习欲望，只会打击学生学习的信心，而使教学陷入机械灌输的误区，这样更加不利于学生兴趣的激发、智力的开发，不利于学生专业素养与能力的提高。采用案例互动教学，可以将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寓于真实生动的例子中，这样既可以化解理论教学的枯燥性，增强教学的形象性与直观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展开互动教学，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有利于学生自觉地将这些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中，更利于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因此，在具体的教学中，我们要注重案例的收集，将其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加强学生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五、构建教学实践平台
高校所培养的学生直接面对社会，这就要求我们要真正实现学用结合，让学生拥有更多实践的机会，这样才能让学生真正将课堂所学与实践行为结合起来，才能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运用，在实践中提高认知，提升能力，这样才能为学生今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此，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我们要与各地企业加强联系，与旅游院校、旅游企事业单位、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共同构建旅游教育的合作平台，让学生走出教室，走出校园，走进社会，走进企业，在实践中锻炼，在实习安排、人才培养供需平衡调整、师资培养、教育质量反馈评估、毕业生就业、校企合作等多方面真正发挥作用，这样更能促进旅游管理人才专业技能与素养的提高。
第五篇：（论文）村民自治的实践与理论思考
村民自治的实践与理论思考
近年来，我省QQ、WW、UU等一批县认真开展村民自治，积极推动农村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力，时间虽然不长，但民主选举村委会，实行村民自治已逐渐显露出明显的成效。然而，村民自治要全面推开，还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解除疑虑，加强领导，抓住重点。只有这样才能使村民自治和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村民自治的实践已开始显露出明显的效果
1.增强了村民的自治意识。村民自治后，实行村务财务两公开，广大农民参与村务管理的民主权力得到切实保障。农民真切地感受到有了管理自身事务的自主权，懂得了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农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增强了村民的自治意识。
2.优化了村级组织结构。村委会班子结构在民主选举中得到优化。实行村民自治的村，村委会干部平均年龄比原来的下降了3—5岁，文化技术素质亦有显着提高。由此，村委会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群众的信任度都有了较大变化。
3.改善和加强了干群关系。通过村务、财务两公开，增加了工作透明度，使过去因不公开、不透明造成的猜疑和矛盾得以化解和避免。基层同志反映，实行“两公开”，清了集体的“家底”，亮了干部的“箱底”明了群众的“心底”，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正如有的村干部说的，村务公开就是面子上墙、思想上墙、品德上墙；真与假，好与坏，集体的事，各家的事，群众一目了然。这样消除了疑虑，密切了干群关系。
4.强化了村干部的群众观念。村干部由原来的“两眼向上”变为“两眼向下”，群众观念强了。原来村干部是由上面指名任命的，有少数村干部办事情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结果脱离群众，颐指气使，村民很反感。现在村干部由村民选举，其“官帽”被群众拿在手上，他必须做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一致，强化了群众观念，使村干部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5.增强了村干部的责任感。实行民主选举村委会后，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大大加强。原来村干部工作搞好搞坏对自身影响不大，现在村干部是在向全体村民许诺后被选上的，如果工作做得不好，群众就不答应；严重不称职的，村民可随时罢免；如果工作一般化，换届时就会落选。因此，实行民主选举后，村干部切身体会到来自群众的信任和压力，主动想方设法做好村里的各项工作，积极为群众多办实事、好事。
6.加强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村民自治首先是重大问题民主决策，广大村民能够参与村里事务决策前的讨论，这有利于集中群众的智能，减少决策失误，同时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便于各项决策顺利实施。
7.促进了干部队伍的廉政勤政建设。两公开将基层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权力受到约束。原村干部权力很大，大事小事少数人说了算。现在权力受到群众和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以及各种议事会（小组）的约束，村干部的廉政勤政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多吃多占、优亲厚友等不公平现象大量减少。WW县自实行“两公开”以来，全县各村仅招待费一项支出就比此前下降42%。
8.减轻了农民负担，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实行两公开后，村民对自己应交哪些钱，该交多少，做到了心中有数，对合同外的乱收费可以拒交。有些村出现了群众主动上交应交的村提留和乡统筹现象。同时，由民主选举的村干部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群众信任，工作时能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而集体经济的发展又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WW县有86个村组，干部工资全部从集体经济中支付，集体经济累计减轻农民负担113万元。
9.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村级经济发展。村委会自治组织的选举，真正体现农民自己的意志，选出了群众满意的当家人。干部和群众相互信任，齐心协力，干群积极性大提高。村委会班子积极为发展村级经济出谋划策，村民兴办集体经济积极性高涨，有力地促进了村级经济的发展壮大。广德县1988年全县村级集体经济产值仅为3642
万元，1990年起该县开始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到1997年底，全县村级集体经济产值已达22.8亿元，10年翻了6番。
二、实行村民自治要进一步统一认识，解除疑虑
我们要从时代要求、历史使命和国际背景等方面去认识实行村民自治的必然性。
（一）民主选举村委会主任是时代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在经济上逐步摆脱贫困。农村经济改革使农民有了土地使用权、产品进入市场的交换权，即有了经济上的民主权。但政治上还缺少必要的民主，农村在政治上缺少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村民主选举、民主议事、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村干部多数由上级点名任命，有些干部由于自身素质不高，在工作中缺乏民主作风，村务、财务不公开，处理问题不公正，造成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上访不断，农村社会不稳定。由于政治上缺少民主权，农民经济上的权利也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因此农民迫切需要政治上的民主，在村级管理上享有充分自主权。
关于实行村民自治早在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就有明确的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使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有了宪法依据。村是乡镇基层政权下的基本组成单位，是广大农民实行直接民主的基础层次。村民民主选举村委会是广大农民行使民主管理村务权的起点。1987年11月14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实施，村委会组织运作从此有章可循，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力，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也强调，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努力为人民群众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创造条件。最近，李鹏委员长在吉林进行立法调研时再次强调指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保证亿万农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一部重要法律。要通过对这部法律的进一步修改和贯彻落实，保证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选出大家信赖的干部，切实加强民主管理和监督，使村民满意。
（二）民主选举符合历史的要求和我们前进的目标
基层直接民主表现在选民通过行使选举权表达自己的意志，进而参与管理活动上。民主选举是现代民主的重要标志，是社会政治进步的反映。
关于民主选举，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经典论着中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谈到巴黎公社建立新的制度时论述到：“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幺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的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马克思在此明确指出了普选制的目的，就是“就当为公社里的人民服务”。列宁认为：“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列宁：《怎幺办？》）在以后的论着中，列宁又多次谈到民主问题，他在《立宪民主党和土地问题》中进一步阐述到：“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只有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只有根据普选法，由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员会才是民主的委员会。”而斯大林则形象地把民主选举比喻为“人民手中的鞭子”，他说：“我们新的选举制度，将对一切机关和团体起督促作用，促使它们改善自己的工作。苏联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不记名的选举制度，将成为人民手中的鞭子，用来鞭策工作做的不好的政权机关。”（斯大林：《和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系”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罗易·霍华德先生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强调了民主监督的极端重要性。他在回答黄炎培先生如何“跳出周期率”的疑问时，明确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从革命导师的这些深刻而生动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民主选举或者说最大多数公民的、普遍的、直接的、公开的民主从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
（三）国际背景
在当今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大环境中，我们不仅要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上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而且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以利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这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变。”现在一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不实行公开的选举，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完备的公开选举制度。这些制度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它的那些规律性的、共性的东西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文明成果。鉴于我国国情，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农村稳大头稳。我国民主选举首先从农村开始试行，既体现了多数人的公开参与，又稳定了国家的基础。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正是将现代民主原则精神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形式。
实行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的做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它符合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和主张，是还权于民。实践证明，广大基层直接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他们当家作主的热情，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实行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必须解除几种思想疑虑。
1.民主选举后原村干部落选了怎幺办？
有的村干部干了几十年，做了大量的工作，正如有人说的，他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些人落选怎幺办？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的村委会干部努力学习，不断调整提高自己，适应了市场经济新形势的需要，村民们愿意选他们继续担任村干部；有的因年龄偏大或文化偏低，担任村领导以来长期思路不清，不能带领群众奔小康，群众有意见。后者在选举时落选是正常的；还有少数村干部不是时刻想着为人民办事，而是以权谋私，这些人在民主选举中必然落选，对广大村民来说这是好事。现在选干部，正如小平同志说的，要看群众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群众不满意的人在台上只能妨碍改革和经济发展，因此大可不必为此顾虑。
2.新选的村委会主任不是党员怎幺办？
非党员担任村委会主任，我们的工作会不会失控？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首先是在当地乡镇党委政府指导下依法进行的，选出的干部是党员的，合法；选出的干部不是党员的，也合法。我们既不会失去党的领导，也不会失控。其次，村委会的民主选
举是有领导、有计划进行的，不是盲目的。当选者是约法三章有承诺的：一是对选民的承诺，二是对国家的承诺（如要依法完成国家上缴任务和集体的提留等），三是受法律的约束。同时，有村党支部的监督保证作用，还有广大群众的监督，因此，选出部分非党村委会领导不会出什幺乱子。
3.群众搞宗族，闹派性怎幺办？
据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供的数据，截止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90.2万个村民委员会，378万名村委会干部。实践证明，这些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绝大多数是群众所信赖的，闹派性的只是极少数。即使在派性、宗族势力严重的地方，村民也会选有思路、有能力、不谋私利的人为村委会干部。群众会通过实践懂得闹派性、搞宗族是会侵害自身利益、阻碍经济发展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民主选举的实践中，广大群众是有觉悟，顾大局的。
4.选举会不会影响生产？
各地的实践已对此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农村进行民主选举时，可根据耕作的规律，利用农闲、早晚、阴雨等空余时间。只要思想跟得上，宣传发动工作做得充分细致，方法得当，选出新的村委会班子，不需要很多时间，不会因为选举而耽误农时，影响生产。
5.有的农民担心搞形式主义，不关心选举，不愿参加选举怎幺办？
许多开展了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地方反映，农民对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十分关心，因为这是选他们自己的当家人。如QQ县邵集乡今年3月初8个村开展民主选举村委会主任工作，村民代表到会率达99%。有的外出人员还专门赶回来参加投票，有的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就委托亲属代为投票，有些残疾人在别人搀扶下到会场选举。实践证明，广大村民都非常关心支持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工作，只要我们不定框框调调，切实相信和依靠群众，群众就能行使好自己的权力。
三、实行村民自治要抓住重点
1.认真贯彻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其核心是自治，关键是选举。村民自治是在广大农村实行基层直接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面。根据法律的规定，村民自治的含义是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开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自治是实行农村直接民主的核心，民主选举是实行村民自治的关键。现代民主参与权体现于个体意志的自由表达上，主要是言论的自由和民主选举权的行使。就村民自治来说，广大村民通过选举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选出自己满意的村干部管理村里的事务。因此，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广大村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关键在于选举权的行使。直接选举是基层直接民主的表现形式，是村民参与村级管理的主要途径。根据村委会组织法，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只有经过村民直接选举才能合法产生，所以，村民自治是与直接选举紧密相关的，直接选举产生自治组织，自治组织代表民意行使村民自治权。
2.要抓好各项制度建设。村民自治是由一系列体现民主原则的法律和制度加以规范的，这包括国家的法律，也包括各种具体的民主程序、规章等。宪法和村委会组织法从宏观上和原则上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村民委员会自治的制度。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执行村委会组织法时，必须因地制宜，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依法制定村民民主管理的各项制度，这些制度应该成为村民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治的各项制度主要是村民会议制度、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各类议事小组议事制度、选举制度、政务财务公开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制定一定要比较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要符合法律要求。
3.要坚持两公开一监督。任何失去监督的权力都会导致腐败。而办事公开是接受群众监督的有效措施，也是对群众的信任。村委会只有定期向村民公开村级财务、政务办理情况，并做到公正合理，村民才会放心高兴。
四、加强领导，顺利推进民主选举村委会的工程
在拥有9亿农民的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村委会，这是一项空前的民主法制大实践。面对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影响，这种广泛的基层直接民主形式的实行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加强领导，不断探索，开拓前进。
1.对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必须加强指导、支持、帮助，使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制定出翔实的计划，必要时派出工作队员帮助搞好选举，明确方法、条件、步骤，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2.要认真宣传推广典型经验。民主选举村委会和实行村民自治试点工作在各地开展已有多年，有了不少成功经验和典型。那些真正实行村民选举的地方，其基层干部就能尽职尽责，经济发展就较快，出现党群关系融洽，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新气象，如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早在10年前就进行了民主选举村委会的“竞选组阁制”试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民选村委会上任伊始，就建立了一个专门监督村委会的机构，后又成立了财务清理小组，接着又带领群众大搞杂交稻制种，这些措施受到群众普遍欢迎，因此，民选的村委会上任后第一个秋天就向全村交了一份不负众望的答卷：杂交稻制种共创经济效益30.3万元，比前3年平均产量翻一番，经济收入增加16.5万元，是常年的两倍。
类似这种成功的试点各地还很多，要把这些成功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用以指导民主选举村委会工作。
3.一定要相信群众。人民群众完全有能力行使好自己的权力。各地生动的民主选举村委会的实践表明，人民群众对参与管理自身事务有强烈的愿望，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能量和智能，一旦有了自主权，他们必将十分珍惜并认真行使这个权力。
4.关键要做好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当前一些地方村民自治进展缓慢，主要是一些干部有模糊认识，不积极，怕丢权，怕搞乱。只要解决了这些认识问题，工作细致了，领导下决心，我国广大农村一定能早日实现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的目标：“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我们认为，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是我国扩大基层民主的重要途径，是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起点，它孕育着光明和希望。只有公开的、民主的选举，才能彻底铲除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这是保证我国基层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的最大变化，就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土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以此为契机和标志，我们可把它看成是中国乡土社会的重要转型与制度变迁[1]。本文提出思考的问题是：在乡土农村的转型与变迁中，村民自治制度是如何确立的？设置村民自治制度有什么意义？它在运作中发生了什么变异与偏离？我们该如何把这一制度推行和落实下去？
一、村民自治制度的设置、运作与偏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原有人民公社制度，这种转制与取代，不仅为农业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激励，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促进了农业生产，而且，改变了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改变为农村的民主与政治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契机。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国家很自然地要从经济改革的成功中推出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即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对于办任何事情都十分重要，国家保持在政治上的“无为”有助于农村问题的解决，此种倾向和认识与国家推行民主化建设的趋势相结合，这就为村民自治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另外，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后，与此不相协调的突出现象却是，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和公共建设事业大幅度滑坡，以“政社合一”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逐步空壳化，如何在政治上重组农民成为非常棘手和紧迫的问题。为了解决地方基层组织日益严重的瘫痪状态，从1982年起，国家开始着手重构农村基层的治理模式，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实行政社分开、村民自治，并且在新宪法中正式认可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合法地位。特别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和修改后，村民自治终于得以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开始进入了制度设置的运作阶段。所谓村民自治是指在农村社区的居民自己组织起来，实行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的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它是实行直接民主的一种基本形式。[2]1988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说：“有了村民委员会，农民群众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直接民主，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都由群众自己依法决定，这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农民群众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议政能力，逐步向上延伸，逐步扩大民主范围。”有人因此把对民主政治的期待与向往寄托在村民自治之上，把村民自治的核心价值，归结为“为中国的民主化提供了示范性作用”，并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从理论上说，实行村民自治意义确实非常重要，其重要性表现在：它可以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能够形成人民管理国家所必要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心理环境，加快基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同时它还可以为广大农民提供一个参与管理农村社区事务，切身体验和感受民主的机会，促使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能力得到不断培养和锻炼，通过从下至上的民主量的积累，为最终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奠定基础。因而，村民自治顺应了中国农民的意愿，满足了村民的要求，增强了村民的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广大农民投身改革和建设的积极性，符合中国加强民主法治的努力和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有人把村民自治看成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成败的试金石，[3]其作用和意义很大。
然而，从现有的调查情况看，村民自治的重要性也许更多地还是停留在理论重要的层面上，而没有完全在具体的运作中产生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4]，或者说村民自治在有些地方还带有一定的虚拟色彩，在具体的运作实际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在实践中，村民自治暴露的问题是：
第一、制度虚设。
在有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流于形式，名存实亡，农民不能真正选举自己信赖的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按上级命令强行指派村委干部，或利用地方权势霸政的不正常现象。第二、功能退化。
虽然宪法和法律都明确规定了村委会的具体任务或功能，但在相当多的农村，这些功能并未得到真正的展开与落实。这主要的原因是：（1）村委会成员来源的本地化和身份的民间化，难以摆脱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影响而做到独立公正，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村委会在维护村民利益的要求时往往与乡镇党委在维护国家行政权威的要求时发生冲突，甚至还可能尖锐对立。[5，这样，村委会很难同时完成两个相互矛盾的行为要求，特别是村委会的成员绝大多数并不是国家干部而是本村本土的村民，乡里乡亲的村民利益往往成为他们自觉遏止或抵制乡镇行政强大力量的因素，由此造成村委会应该完成的功能与实际可以完成的功能差距，造成村委会陷入无所适从，左右为难的困境之中。
个案说明：以计划生育为例，为了防止一些村民违反计划生育躲生超生现象的发生，在大多数县都有这样的规定，要求育龄妇女，必须到镇里去参加孕检和绝扎，若发现有漏检、绝扎者，除了给予漏检者本人罚款以外，还要加罚所在的村干部。一些年龄偏大的中年妇女因思想观念保守，不好意思去参加孕检，部分外出打工的青年妇女则因工作忙，也没有多余的时间赶回村里参加孕检，在此过程中，村干部登门宣传解释上级的有关政策，请家属予以配合督促，这种努力往往得不到村民的理解，他遭来的往往是各种抱怨声、叫骂声，村干部身陷其中，左右为难，苦不堪言。
（2）维系集体行动和集体利益的集体经济力量在减少，这些都动摇着村委会的权威基础和物质基础，导致其对本社区的调控能力弱化；
（3）拥有的权力不对称。改革开放以来，高度集中的权力逐渐出现分散和分化，国家权力在乡镇的断开，使基层权力调控体系不再象以前那样有力和有效，在实施调控时要受到其它权力的制约。具体来说，乡镇一级较村一级来说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4]这些权力资源，对村一级来说，显然是非常薄弱和不对称的，按照村委会的说法，村一级与上一级相比，基本上处于无权无位，办事多，权力小，得罪人，说话不算数的位置上。据有关调查表明，村委会在开展工作、行使其职能时，更多地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协调与乡政府的关系上，他们认为，如果不听命和服从乡政府，很多工作比如要款、减费、提官就无法真正展开，成效不大。目前不少村委会的全部精力和作用实际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完成上级安排的工作，主要是税收和计划生育；二是调解当地发生的民事纠纷。
第三、方法陈旧。
改革前，农村基层组织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运用高强度的政治和行政手段对社会实行管理，这种手段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比较有效的。改革后，基层调控虽然也辅之于经济、法律等手段，但方法非常陈旧和不管用，主要还是沿用政治和行政手段，在农村主要表现在计划生育、村镇规划、粮食征购等尖锐问题的处理上，基层干部动辄“开车子、撮谷子、牵猪子、拆房子”，随意抓人、打人、罚款现象司空见惯，引发干群关系紧张。二、村民自治在实践运作中存在的主要症结村民自治在实践运作中被念歪了经，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管理体制变革带来的影响。在1978年以前，生产队全面控制着农村社区几乎所有的资源，权力相对管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经济主体从生产队转向家庭，家庭取代了原生产队的生产组织
功能，而原生产队又为村委会所代替，村委会不可能像生产队那样组织生产，控制农民的行为，这种转变无形中削弱了基层组织的资源累积和供给。在有些地方，如果村委会不增加对资源的实际控制量，不加强自身的调控能量和权威，不注意克服从政治强制手段转向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管理，农民没有真正感受到村民自治带来的实惠和好处，都有可能使村民对自治的希望落空。
第二，自治制度配套规范的欠缺。村民自治作为一个基本的制度安排，在制度的设置和可操作性上显得过于粗略和原则化，在行为模式与制裁手段的规范上显得空泛。如现行法律制度对村民的地位、权利、义务，村民会议的召开、权限，村民对村务管理的参与途径和方式等等，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乡镇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村党支部与村主任之间的关系和权限不明，往往造成乡镇一级或村党支部事实上取代村民自治组织行使村级事务的决策权、管理权，由于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法律条款，导致村级组织制度空隙过大，以至于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可以利用这个制度空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6]
其次，制度要得到村民发自内心的遵从，其合理性是根本前提。然而，一些地方的自治制度，规范的合理性程度还较低，如有的农村对村民候选人都作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要5人或10人、20人以上联名方能提出，有些地方甚至规定候选人要用乡镇党委、乡政府与村民协商的方式提出，有的地方选举直接由乡政府暗中操作，走过场。从有些村制订的村规民约或村民自治章程来看，要么空泛口号化，要么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直接降低了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很难真正发挥应有作用。再次，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机制，其结果是制度虚设而不能正常运行。
第三，经济落后的阻碍。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直接实践形式，民主的实现离不开物质条件的有力保障，即民主的发展永远不可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及所有制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老百姓饭都吃不饱，又有谁关心和稀罕所谓的民主呢？这是最为简单和朴素的道理。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普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权挑战，农民在实用理性的支配下关注的往往是温饱问题，而不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民主，在他们看来“吃饱饭”远比要求民主紧要得多，所以一些人对村民自治相当冷漠，持无所谓态度，其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在他们看来，谁当官，选举谁都是一回事。另外，一些村委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无太大的作为，只索取不付出，对社区资源的支配力日渐减弱，自身的经济增值功能日渐弱化，其活动经费只能从村提留中获得。如果经济不发达，村委会的提留又很低，而且提留的大部分要用于支付村干部的报酬，最终用于自治活动的经费就少得可怜，自治的意义就无法显露。可见，在经费缺乏和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很难培养起与村民自治相适应的民主法制观念。
第四，观念意识上的阻碍。中国有极为漫长的君主专制集权的历史，而无民主法制的传统与经验，农民习惯于被动接受“自上而下”的管理，习惯于对“清官式”的政治渴求，并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清官统治上，时至今日，农民对民主体验的缺乏以及传统文化影响下民主观念的缺憾始终是村民自治的无形障碍。观念作为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和内心信念，指导并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在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中，民主观念的缺失使自治的主体──村民往往对自治感到冷漠，无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或者想当然地任意地理解民主与自治。另外，作为自治的指导者，基层政府的一些官员也存留着那种“官管民”，官贵民贱的思想，习惯于用行政指令的方式干预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把村委会当“跑腿”，这些都在无形中也弱化了村民自治的性质。
第五，家族传统文化及家族势力的负面影响。在1978年以前，国家对家族传统文化进行强制性政治改造，宗族活动被严厉禁止，其活动场所祠堂、寺庙被烧毁或没收，家族进行有组织活动的物质基础被摧毁，家族文化被压制。而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传统文化得以复苏，在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一股与村委会相抗衡的势力，在社区权力分配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族组织和宗族势力的复兴造成国家正式权威的弱压和村民自治的艰难。因此，在村干部选举过程中，人数众多的家族势力往往决定着选举的结果，这样选举产生的村干部绝大多数成为家族利益的代言人，在村委会行使自治职能的过程中，自然倾向于维护本家族的利益，从而丧失了村民自治应有的公正性，有可能将村民自治变异为“族民自治”。
第六，村干部在农村社区中的特殊身份对村民自治的不利影响。首先，村委会干部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代理者，他在执行国家的征收计划任务时，往往会与农民利益发生冲突，照顾到农民利益，国家利益就得不到保障，而照顾到国家利益，在换届选举中又往往由于农民的非理性选人标准而落选。在家庭势力强大的地区、村干部往往成为家庭利益、社区公共利益的双重代表，这种角色的双重性使得村干部在利益整合过程中往往处于两难境地，无法准确定位角色；其次，村干部并非国家正式工作人员，待遇较低，迫使他们不得不把主要的时间与精力放在生产上，因此参与自治的热情在客观上受到一定限制，再次，农村的社会结构是建构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上，村干部生活在一个熟人社区中，它与村民有较多的面对面的多重互助关系，村干部往往不愿得罪村民而使其它关系受损或断裂，这就容易造成村干部的不作为，同时村干部处于亲属网络中，受情理观念的影响，在自治过程中也容易产生不公平的倾向与行为。
第七，在村民自治过程中，浓厚的行政化倾向弱化了村民自治的自身发展。严格说来，村民自治是村民直接管理自己，自主处理各项社区事务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然而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往往被“念歪了经”，不得不跟着上级跑、乡里转，体现出强烈的行政化色彩，使得他们无瑕顾及自治方面的建设工作，在工作中主要考虑的是先向政府负责而不是向群众负责，实际上自治组织成为一种政权性组织或者是乡的附属行政机构，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演变成实实在在的领导关系，这些都弱化了村民自治的性质，与国家推行村民自治的本意不符。在调查中，有些群众就认为“村委会和原来的生产大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换了块牌子而已”，“村委会就是政府”，这类看法就是村民自治行政化倾向的反映。
三、村民自治制度的落实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发生的偏离必将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如何消解这种偏离，把村民自治制度落实和贯彻下去，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从理论上讲，任何制度都有可能存在着不成熟、不完善的缺陷，如制度过于抽象或原则，不宜操作，制度过于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施或者不具备实施的条件等等都有可能导致制度流于形式，无法落实。其次，任何制度的安排与落实本身就需要一个磨擦与磨合过程，需要人们有一个时间和过程对它慢慢习惯与适应，如果人们感觉该制度是无用的、无效的，不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那么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变异、扭曲，必然会阻碍该制度的正常推行。
有了好的制度关键在于落实，这是人人都会说的“正确的废话”，那么村民自治制度到底该如何纠偏，如何落实？如何才能消解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发生的偏离？
按照诺斯的理论，各种制度都会有报酬递增的性质，制度的报酬递增将影响和规范着制度变迁的路径，而制度变迁的路径反过来又会形成一些在该制度下受益的群体或阶层，这些受益群体或阶层的形成有可能成为该制度的强大支持群体，从而使该制度不断获得强化，进而形成一个互相支持的制度结构或矩阵。同时，这些受益群体通过致力于学习各种有关该制度的知识，不断地降低该制度运行的成本，提高该制度的运行效率，确保了制度的日益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制度的规模报酬的总量和受益群体规模的大小是极其关键的，一个规模报酬总量大、受益群体规模也大的制度选择，其所能获得的支持将是十分巨大的。也就是说，它能不断地获得自我强化的机会与资源支持。遵循这一理论，村民自治制度的落实必须保证村民自治制度的报酬递增机制能够形成，必须保证村民自治能实实在在给农民带来利益和好处，达到预期的效果。而要做到这些，关键要取决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严格执行，取决于农民或村民能否掌握和习惯运用这种制度，取决于
村民对这一制度的民主实践能力。[7]
（一）、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从理论上讲，村民自治制度应是一个较好的制度安排，然而，这一制度要真正发挥其功效，实现更多的受益群体和产生规模报酬效应，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制度落实与完善，具体而言，要在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完善。
1、民主选举。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民主选举往往非常到位、真实。如有的村认真组织，设立投票站，所有村委会委员都要经过选举，参选人员要报名演讲、进行答辩；在一些村，村民借助法律规定的民主选举制度将上级内定的候选人淘汰出局，选出自己真正信任、满意的干部。然而，在多数农村，民主选举的情况并不乐观。比如，有的村当选的非内定候选人会被乡政府审查掉，而落选的内定候选人会被直接增补为村委会干部，有的村预选被取消，甚至就不搞民主选举；有的村，基层政府对民主选举干预过大，村民选举意愿难以实现，有的村民主选举搞形式、走过场，更为担忧的是农民对选举的漠视与不在意，在他们看来“选不选都一个样，反正个个都是贪的”。值得分析的是，在选举过程中，农民往往是一个游散的个体，他们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利益代表，他们担忧他们想选的人不一定能选上，因而他们的投票意向是模糊的、随意的，是一种被动式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四处游说积极拉票贿选，大多数村民都会不当一回事地给他一个“顺水人情”，把选票投给拉票者，这与其说这是黑金政治，毋宁说是“无政治的政治”，与其说是农民民主意识差的反映，毋宁说是农民厌恶虚假民主的结果。要解决民主选举存在的诸多问题，关键是要对选举制度进行规范与完善，比如要规范村民选举委员会的产生方式、人数；要对选举前、选举时、选举后的各项有关选举工作进行组织和监督；要避免乡镇政府或上一级部门对选举所进行的监督演变成组织领导甚至一手操办；要保障整个选举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等等。
2、民主决策。村民参与决策的渠道主要通过参加村民民主会议来体现。但在实践中，有的村，村民会议难于召开，即便召开，一般也是走过场，人数较少；在一些宗族势力强大的地区，村民代表会议往往被家族所占据，村民并不能真正民主表达，更谈不上民主决策。决策主体的不广泛和决策内容的不公正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制定或完善符合本村实际的代表会议制度，使村民能够真正表达自己的意愿；要将议事范围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要保障村民会议所作出的决策得到落实。
3、民主管理。民主管理主要体现在村规民约、村务公开上。村规民约是以法律和政策为指导，结合本村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和自治规章，由村民会议讨论制定，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备案，由村委会监督执行。目前大多数农村都制定了村规民约或类似村规民约的章程，但其合理性程度不高，与法律法规颇多冲突[8]。这些都要在实际中不断地加以完善与修正，其办法可以由村委会召集具有较高法律及文化知识的村民来起草，召开村民会议或户代表会议来讨论，进行修改后提交村民会议通过，基层政府对备案的村规民约进行审查，发现有违法条文，建议并指导村委会及时进行修改，将村规民约公之于众，进行宣传、解释等等。
村务公开主要是财务公开，增强财务管理的透明度，在有的农村地区，村务公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有的村推行规范化管理，实行一户一张明白卡，一组一名监督员，一村一个公开栏，一乡一支专业监管队，一县一个监控室，真正做到了“给群众一个说法，还干部一个清白”。然而在实践中有的村根本无会计或会计素质低，长期不建帐，帐目不健全，根本不能实行村务公开；有的村虽然有帐，但公开却流于形式，或公开的内容笼统抽象或只公开一些皮毛或公开内容长期不换。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村委会要严格财务收支制度，做到有账可查；其次，村委会将公开的程序、形式、时间制度化；再次，上级有关部门对制度执行情况要进行不定期的抽查、检查落实，村民对不清楚明白之处有权查询，对执行欠佳者进行批评、责令改正或建议村委会召开村民会议将其罢免。
4、民主监督。作为村民自治制度的内部保障机制，民主监督是最为脆弱的部分。在实践中，党支部总是通过与村委会交叉任职来实现对农村的领导，二者往往是两套牌子一套人马，因此，靠村党支部对村委会进行监督形同虚设，有的村，村民会议难于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没有被广泛建立，因此靠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来监督，制约村委会的权力往往落空；有的村由于惧怕村干部的打击报复，农民“告状”或上访的风险成本增高，所以民主监督的渠道不畅通，监督软化，致使村委会权力难以受到制约。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而组织程度的高低与集团成员的经济状况有关，因而，实现真正有效的监督制约，也许关键的是要从制度上赋予维护农民利益的组织
----如农会以合法地位，从而增强农民的组织程度，这才是解决监督软化的根本。
（二）、培养和强化村民的民主意识
说实话，中国农民的民主意识确实非常落后。其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受制于封建专制传统历史的沉积，经济落后和民主法制不健全、不完善等因素；其次，中国农民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依赖心理强，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依靠国家、依靠政府、依靠上级的心理，甚至寄望于封建“清官”的政治心理非常浓厚，群体意识过于浓厚，往往淹没和掩盖了个人作为社会主体所应具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其结果就是法律赋予农民的民主权利在实践上被一些传统的组织所取代。针对这种状况，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怪论就认为，中国农民缺乏民主的观念和自治的精神，他们既没有自主参与的动力，也没有民主参与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因此，实行民主自治不会有好结果，支配这种思想观念的是所谓的“精英”理论，这种理论往往认为人是分层次的，而农民的层次最低。“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得以实现。”[9]
这种观念在18～19世纪的西方以及二战以后亚洲社会都曾有很大“市场”，咋听上去，这种论调有一定道理，但认真想来，也很荒谬。诚如一位西方哲人批评的“这种观点简直可以与古老传说中一愚人的观点相匹对，这个愚人竟然说，在他学会游泳之前，他决不下水。如果人们在奴役状态中变的聪颖和善良之前，只能坐等自由，那么他们可能就不得不永远等将下去了”。固然，村民自治制度必须要有一定现代意识和民主素质的人来驾御，离开了现代人，民主是难以得到正常的实施。但是，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奢侈品、泊来物，不是空中楼阁，更不是天生的，民主是人基于自身关怀的一种本能选择和理性需要。对普通大众来说，民主自治的精神能够加以培养，民主是争来的，只有通过有意义的公民参与才能真正发扬民主。如果要让农民学会民主的知识和经验，就必须让他们参与民主管理实践，让他们亲身体会和实践民主的好处。
从心理认知的角度讲，一项制度得以成功，实质就是个人或社会把这一制度作为一种思想习惯或生活方式，或者说一项好的制度就是习惯适应的产物，诺斯说过“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在形式上人为设计的构造人类行为之间互动的约束”，当游戏被重复地玩下去，参与者形成了一定的经验规则、规范和传统，并且他们可以把这种游戏规则传递给下一代参与者时，制度就获得了推行的保证和效果。显然，村民自治制度能否推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有没有民主或有多大的民主，关键的问题在于农民是否具有村民自治的民主意识，是否习惯和适应了这种民主制度，以及是否把这种制度作为一种游戏规则完成下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恰恰是从被认为最不可能实行民主的地方或者说民主素质最低的地方启动的，因而，强化农民本身已经非常落后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就显得非常重要和棘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在一定意义上讲，导致了小农经济的回归，尽管这不是简单的历史回复，但至少保留了小农经济的表面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各个小农彼此间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10]因而，从目前农村村民自治的运作情况看，无论农民的民主参与目标、民主参与形式，民主参与程序与程度都与预期理想的直接民主有距离，我国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都很不健全，他们的参与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为了解决经济利益，缺乏现代民主“政治人”所应具备的权利主体意识以及由此决定的权利实现的主动性，他们的参与形式不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组织团体，而多数是停留于历史上的个体性参与，或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家族等组织，这些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那么，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农民怎样才能掌握民主的技能和民主的知识，并真正体验民主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和好处？
培育农民的权利意识，有很多种药方，但相对关键的是要从如下三方面入手：
1、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是提高村民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的基础前提。
从目前看，虽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某种意义上带来了小农经济的回归，但它更重要的是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塑造了独立的利益主体，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学会一点一滴地计较权利，这些都将为村民自治的权利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这是实现村民自治的外在民主环境。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并不是经济发展了，其民主就自然实现。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改变农民“从身份到契约”，从小百姓到国家主人，从农民到公民的过程。我们一方面要完善法律，制定有关村民权利实现的立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更要培育农民的法律意识，进行必要的民主启蒙与民主训练，让农民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权利，并学会认真对待权利。
3完善组织体制，这是实现村民权利的载体。组织载体对民主意识的形成很重要，为什么乡邻间的互助习惯不能扩张到全村，不能延伸到更广的区域？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只有家庭意识，而没有社会意识，为什么农民只会管理家庭，而不愿管理公共事务？基本的原因在于小农经济规模的狭小及其贫困化，在于小农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但是，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没有建立自己的组织。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不能代表自己，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千百万个体小农，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且他们的代表一定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站在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由于缺乏组织的习惯，无从了解组织的方法和基本原则，无法利用组织来解决村落或村际的公共事务，这就导致了中国的民众只能指望父母官“为民作主”，或指望菩萨替他们作主。
追根溯源，农民之苦，源于农民之弱，农民之弱，则源于10亿农民是散沙，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群体，居然是世界上组织力量最弱的群体，其原因就在于农民是难以捏合起来的散沙，以至于一个小小的村官都可以骑在农民头上拉屎撒尿，更惶论非法权力对农民的侵害了。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子化的农民实际面对的是整个国家官僚体制，农民家庭一个个单独地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农民社会化组织水平低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的自我保护能力弱，往往很难抵挡外界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侵犯。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一阶层的社会成员能组织起来，以组织的形式和组织的力量同其他社会阶层发生各种联系。其组织形式越完善，组织力量越强大，其利益保护就越有效。
在我国的台湾和其他国外，政府按照合作组织原理通过农会将农民组织起来，然后透过这种组织将政府的农业发展计划自上而下地推进贯彻，而不必与农民单个接触，从而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另一方面，通过农民组织，收集农民的意见和建议，乡村生活也变得日益民主。通过农民组织的这种“漏斗”作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建立起来。从目前情况看，应尽快在农村建立起农民自有、自治、自享的组织，这种组织既可以承担原来属于政府职权范围内的涉及农村经营与合作方面的权力，也可
以作为农民的利益集团参与涉及到农民利益的决策制定过程，从而使农民的利益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组织建设实质是一种文化建设。通过组织建设，不仅能给原先分散、孤立、贫弱的农民带来切实的利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把千百万原先习惯于单家独户自主生活的农民，通过组织的方式学习到集体行动所必需的原则、制度和方法，并从中锻炼自我管理的能力，农民在组织中学会了开会、协商、选举、执行和监督，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倾听他人的意见，并按多数人的意见制定全体成员所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的习惯，学会使自己服从公共决议，并处罚违反决议的行为。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学会“遵守纪律和商量着办事”，而“商量着办事”和“遵守共同制定的规章制度”，既是一切组织赖以正常运作的基本条件，更是孕育“民主”的最基本要义。因而，村民自治组织的创建，通过引入组织机构使农民在实践中可以逐步学会民主管理自身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当然，这一切的到来，都需要教育和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该从各方面积极为自治组织的正常发育提供帮助，应该通过典型示范和帮助，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来缩短乡民的学习和习惯过程，因此自治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仅仅是群众性的自我管理，而且更是一场文化改造运动。
从目前情况看，组织建设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其一，完善组织形式。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村民会议、村民委员会等，其二，完备组织功能。主要是加强村民会议的功能，特别是要加强选举和监督自治组织主要领导人的功能，对于村民委员会而言，关键是要从基层政府的扶持下走向独立。只有这样，村民委员会的领导人才能真正对村民会议负责，对村民负责，村民权利的实现才能有可靠的保证。其三，加强组织工作。自治组织工作连续化是权利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培养村民主动性的重要体制性力量，为此必须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自治组织工作，不断培养村民的权利意识。
[1]这种转型与变迁表现在：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土地使用制度的一次改革和创新，在土地的使用、经营方式上实行了农民与土地的直接结合，农民能够自由地使用、支配土地，农民真正感觉到自己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其次，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劳动力得以解放，它赋予了广大农民对其劳动行使自主的支配权，农民有机会进行产业间、区域间的流动，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其三，农民不像过去那样完全听命于人民公社的管理、命令，他们可以开拓更多的生存空间，为农村社会流动、分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农民们在身份、地位、角色等
方面趋于多样化；第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否定了人民公社作为农村社会组织的合法基础，国家开始转变其对农村的管理职能，即从全面行政管理转变为依法管理和服务，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从政治控制转向法律控制；第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我国社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推动了中国社会从农村到城市的全方位改革。
[2]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比，具有直接性、简捷性，覆盖面广，主体相对广泛，能够更加真实地体现主体意志，决策更为科学，如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除少数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之外，“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村委会人选的提名和确定，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本村十八岁以上的村民组成的村委会有权依照法定程序罢免和撤换那些不称职、严重违法乱纪的成员，涉及全体村民共同利益的大事，都由村民认真讨论、决定，全体村民通过村民会议直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可见村民自治充分体现了主体的广泛性和群众性。
[3]参见洋龙《论村民自治》载《社会主义研究》96年第4期，相关的认识还有，美国的卡特中心项目主任罗伯特·帕斯特说：“我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观摩过选举，但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如此认真地做这项工作。，形容村委会选举是国家迈向更民主的政府的重要一步。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5月访问西安时，也在演讲中将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称为“自由的微风“。
[4]如有学者提出：农村的自主制度是国家给予的，实质上，国家不是缩小了在农村的控驭范围，而是改变了对村落的控驭方式，减少了对乡村社会事务的过多和过于直接的介入。国家不想管的事可以不管，想管的时候可以随时管起来。“还有人认为“村民自治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反映了村委会合法性是完全基于民主的。选举原本是反映民意的一种有力工具，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仪式。““可能是精英送给社会的一种＇礼物＇，而不是各种社会势力根据自己的愿望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制度。“
[5]例如，乡镇一级推行文明、现代化的努力如殡葬改革、计划生育等就与村民落后的思想状况之间存在矛盾，乡镇一级提取经济资源的努力如各种提留、摊派等就与村民要求减轻负担的要求发生冲突，乡镇力图减弱传统势力的影响就与村民发展家族或宗族的影响产生碰撞等等，都是不同甚至相反的目标指向，[4]比如，从政治资源上讲，乡镇一级可以决定甚至操纵村级组织负责人的人员和人选，可以“截留”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可以调动强有力的党组织系统为其政治目标服务；从经济资源上讲，乡镇可以决定村干部在经济上的补助，可以统筹村干部的退休金及人身保险金，可以通过财税系统征集经济资源，以及通过集资罚款的办法决定村民经济收入的分配；从组织上讲，乡镇还可以动用公安、司法、行政各方面的力量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服务。
[6]如按《村组法》规定，村委会得“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但按《村组法》第九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会议有权撤换和补选村民委员会的成员”。显然这种通过选免进行制裁的手段是一种严厉的制裁手段，如村委会不依据村民的意愿行事，村民就可以对之严厉制裁，因而，从理论上说，此规范可以保证村委会唯村民意志是从，村委会协助乡镇开展工作的要求由于没有没有任何制裁手段予以保证，村委会的协助行政功能就存在着落空的危险。
[7]因为，如果这一制度的有关知识和技能很难为村民掌握，如果村民由于文化素质低，无法有效地真正运用这种制度，那么，即使有了好的村民自治，农民也无法真正利用村民自治这种民主形式来取得最大化的个人福利，从而村民参与民主制度的热情和动机就会很弱，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报酬递增机制就不可能产生效应
[8]如有的村规定：“违反国家法规法令的，受到国家法律、法令追究后，也要依照村规进行处罚”；有的村的《村规民约》罚款金额从0.5元－3666元不等；甚至有的村规民约的制定或由村委会直接制定，或由地方政府统一制定发放各地农村。
[9]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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