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与经济文化发展论文

第一篇：大学教育与经济文化发展论文

大学城建设与区域经济相互结合，可促进产业集群价值链整体的增值与转型升级。

在集群与联盟、网络与竞合视角下重点分析了三地大学城如何通过集群与联盟的耦合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提升区域产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研究认为大学城与区域经济联动，是推动区域产业创新体系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

新增长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本特别是专业化人力资本对一国或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作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生产和供给主要部门的高等教育，对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提高作用甚大。因此，发展高等教育是明智之举。

但经济社会的存在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内容和发展方向，高等教育不可能离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为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研创新，归根到底，都要通过融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其最大功能和核心价值。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专业化分工的知识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教育的专业结构如果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相互适应，则人力资本积累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就会相互强化，这不仅有利于“边干边学”的人力资本积累，而且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二者不能相互适应，则教育投入的一部分会成为人力资本的专业转换成本，从而产生资源浪费。

大学城的评价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问题。因为大学自身定位不同，那么他们的发展重点必然不同，必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一样，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大学的校园扩建和多个大学的综合建成的大学城他们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不一样。

发挥集聚功能，汇集高素质人才，吸引优势高校入城发展。大学城不仅仅是本地高校的集聚地，更应吸纳国内甚至国外名校的加盟。发挥大学城的辐射功能，满足地方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发展高等教育的愿望和要求。

大学城除了常规性的高等学历教育外，还可利用园区内师资和教育场所的共享优势，举办各种形式的非学历教育，特别是大学后续教育;也可借助城内的办学条件和潜在的培训市场，吸纳各类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的国际技术、技能认证机构到城区内设立或联合开设分支机构。

各类培训机构在城区及附近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讲座和学术交流，将加速中心城市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为中心城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层次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大学城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联动效应和城区的开放性特点，使得城市文明程度得以提升，促进了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新建的大学城一般是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在大学城内修建不同风格的建筑，这比在老校区上建设要容易得多。新建校园的人文景观使校园文化与城市文化在园区内整合、升华，一方面可以陶冶在园区内就学的学生，培养其人文精神、塑造其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成为所在城市的文化中心，吸引更多的市民和周边地区的人群来参观，如果做得足够出色的话，可以集教育，旅游于一体。

现如今对于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目前理论界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和阐述，由于阐述的角度不同其概念和内涵也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区域化趋势[1]，沿海地区展开教育资源竞争，以带动人才战略、技术升级和产业换代及文化发展。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背景下，教育被列入第三产业，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可能也有必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研究北京地区高教发展的有利与不利条件以及高教向边缘发展，向沿海发展，向企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的趋势。

高等教育发展正面临着新一轮资源配置，高等教育走廊和远距离校区就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表现。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与交通及通讯事业发展的相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宋宏教授则认为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是教育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高等教育学等多门学科所一直关注的学术命题[2]，也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跃升为大众化之际有关大学改革的实践命题。我国的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共生系统的建构需要从再造共生单元、创新共生模式、完善共生界面三个环节着力尤其需要以具有系统性的战略思路和方案加以推动。

刘志民教授提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是：互动程度不高，表现在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乏力等方面[3]。

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应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提供环境保障;高等院校应主动出击，发挥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的主导作用;企业应积极配合，促使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

在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日益紧密的今天，我们通过对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从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现状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紧随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趋势，结合大学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例，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大学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让长三角地区大学更好地为区域经济服务、如何将长三角地区的教育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等问题，进而提出高长三角地区大学与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策略和建议，以达到区域经济与长三角大学共赢发展的长远目标。

第二篇：留学教育与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论文

留学教育是我国近代输入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方式，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急需人才。随着现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与发展，大学研究院所日益成为我国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由此，在留学教育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如何发展大学研究院所成了民国学者们论争的焦点。

一、从“争取学术独立”的角度看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

1917年底北京大学首创研究所后，其他高校也陆续设立研究院所。与此同时，出国热的持续升温引发了学者对留学教育的批评。他们希望在本国发展大学研究院所，以培养学术人才，进而寻求学术独立。

1922年，朱光潜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一文中，提出了改造当时学术界的一些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建议各大学将来普遍设立研究院或研究所。朱光潜之所以提倡在本国创设和发展大学研究院所，是因为他目睹了19世纪末以来，在政府长期鼓励的留学政策下，留学生的学习动机十分功利，学习态度极为浮躁。造成的后果是，留学日本的多从速成学校毕业，留学欧美的以获得学位为目的，以致他们只是接受了一些过时的西洋知识，回国后很快就沦为了无声无息的“学术界之落伍者”。他认为，要消除那些积压已久的弊病，除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留学政策之外，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国内大学广泛设立研究院所，让学生在国内有一个持续学习和研究的场所。

1935年，姚薇元对当时的高等教育进行了猛烈批评。他指责高等教育标榜“学术独立”的幌子，实际上全是“留洋预备学校”。他甚至认为，大学研究院所也不过是利用环境做留学投考的准备而已，很多人在研究院学习数年，每年都投考留学而不动手写论文。他认为“照这样情形下去，再办十年二十年大学研究院，也是徒劳无功的。在留学政策之下，大学研究院是办不好的，学术独立是永无希望的!”他不主张停止留学，认为在不得已之时，仍有派遣留学的需要。他比喻说:“这样拿本国的原料，送到外国工厂制造的办法，究竞是不经济而有碍本国工业的发展的。我们总想设法自己来建立工厂自己制造。”

1942年，陈东原对留学教育之弊进行了揭露。他指出:“不谋本国学术之独立，而惟留学教育之是恃，于此等处，弊害尤大。”他认为，学术独立有赖于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本国之大学研究院所，现既逐渐发展，学术独立之望，或可于此开始。”1947年，陈东原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必要与可能》一文中再谈及这一问题。他认为，如果留学教育永不改进，中国学术便永远不能独立，他将这一流弊归因于大学研究院所不发达的现状之上。他认为，留学生回国之后，因为无继续研究或发展的机会，使得学术上无法再进步，形成一种浪费。他指出，要想健全大学本科，要想留学教育有效，充实研究院，争取学术独立，是必要的。但他也认为，在未达到学术独立之前，不应完全停止留学。

1947年，潘寂批评了当时的留学政策。他认为，我国起初的留学政策是正确的，但一直未加以改变，那就是错误的。他认可留学政策对于输入西方新学术的功用，以及其在中西文化刚接触时的必要性。但他认为，若在此阶段停留不前，就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他还批评了贩运式的留学政策，指责其是“讨现成饭、不知耕耘”的做法。他认为，这种留学政策实际上就是把我国最高层次的教育交给了国外的大学，这种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也就很难适用于本国实际。他提议“现在的留学政策必须改变，必须把贩卖货物式的留学改变为采购农场品种式的留学”，即提倡国内的研究。他认为，提倡国内的研究，就必须增加研究机关、充实研究设备、宽筹研究经费等。国内有了研究深造的机会，赴国外学习的人自然就会减少，留学就仅是一种补充，那是促使学术独立最重要的途径。

二、从“节省留学经费”的角度看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

当然，在战争频繁、经济萧条的时局下，为谋求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实效性，也有学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削减留学经费来发展本国的大学研究院所。

1929年，杜佐周在论述人才缺乏问题时，认为聘外国专家的做法“更觉经济”、“因为遣派留学费用既甚浩大，训练亦不普遍。例如现在留学欧关者，大约有三四千人之多。每年每人的所费，约需在两千元左右，如是每年当共费六七百万元。倘若以此巨款，在国内建设大规模的研究院，仿照从前日本的方法，聘请外国真有学问、真有研究的各种专门人才来华，担任教学指导的责任，必可较为得计。”后来，他在回答王云五的教育问题时，重申了此观点，认为倘若能由留学经费项下，每年节省七八百万元，全为筹办各科研究院或学院及聘请国外有名教授之用，则至少可初成规模，不至远逊于各国一般研究院或学院的标准。若能如此继续十年，即成为世界最完全的研究院或学院亦不难。政府必须认识到这种留学政策之不经济，积极加以改良。他建议，停止派遣文哲、法政、经济、教育、历史等科留学生，以其所省的经费，来筹备这些科目的研究院及选聘世界有名的教授。

1934年，任鸿隽肯定了教育当局积极提倡大学设立研究所的做法，认为那是教育政策的一个转变和进步。他指出:“在我们的大学还没办到设研究所的程度，派遣留学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补救方法。”但他认为，现行的留学政策如果长期继续下去，那么国内的大学永远只能是外国大学的一个预科而已。他认为，出洋留学的人数毕竟是有限的，将来各项建设事业需要大量人才，也不能仅靠外国大学来供给。他指出:“在我们的大学已渐次发达，大学内设研究所已渐到可能的时候，遣派留学与设立研究所便多少含有一种矛盾性。”由是，他认为“留学政策直接的是有妨于大学研究所的发展的。”作为经济之策，他建议用部分留学经费来办大学研究院所。他引证说:“每年的留学经费决不在一千万元以下。这笔经费若拿来办大学研究所，固可以开办一二十个而有余，即用它的半数，也有十个八个不愁设备费与经费的无着了。”

1937年，罗宝册对留学教育失败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起初派人到外国去留学，是时代的迫切需要，并且对于国外的学术也有模仿和介绍的必要。但他认为，对于国外的学术，在有效地模仿和系统地介绍之后，应该要消化和吸收，最后要走上自我创新的道路，而决不能一味地去追随它国，也不能简单地去贩卖，更不能永无止境地去模仿、去学习、去留学。在他看来，留学是暂时的，通过创设大学研究院所来发展学术、培养人才才是永恒的。因此，建议停止所有的公私费普通留学，仅派专家留学。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利用节约省下的那些留学经费，来充实各大学的设备和设施，并适当地增设大学研究院。可见，他主张节约留学经费来创办大学研究院所。

1947年，欧阳湘在《学术独立与留学制度》一文中指出，起初的留学教育是在国内人才缺乏时不得已采取的一种过渡办法而已。这种办法不应该继续，即便有继续的必要，也应该审慎考虑提高质量、限制数量。他认为，在目前研究机构存在的条件下，即便有派遣留学生的必要性，也要根据人才需要的缓急和多寡，以及可否在国内自己培养等情况而定。假如决定派遣，也要坚守宜严不宜滥、宜精不宜多的原则。在国币贬值、外汇很高的情况下，他建议节约留学费用来办大学研究院所。他举例说:“我们若少送百名，则可把省下来的钱在国内办一所像个样子的大学;少送二十名，则可在国内添设一个像个样子的大学研究所。”

三、从“争取学术独立”和“节省留学经费”两方而看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

有一些学者从“争取学术独立”和“节省留学经费”两方而来论述大学研究院所发展的问题，即如何节省留学经费来办好大学研究院所，以谋求学术独立。1935年，蔡元培阐述了大学应设研究所的三大理由，其中之一与留学教育相关。他说，有些大学毕业生，不满足于本科教育，总是想通过自费或公费的途径到国外留学。他认为，这种“留学自有优点”，但亦“非尽善之策”。他觉得“留学至为摩费”，而且留学生能学成归来者也不多。所以，建议“苟我国大学，自立研究院”，凡是大学毕业生有志于继续研究的，可在本国大学研究院所内做初步的学习研究，在已有研究成绩的基础之上，如果遇上学术难题而必须到国外大学研究院做进一步研究，那也将是“一度短期之留学”。他认为，那样不仅可以节省留学经费和提高研究的成效，而且对于有着四千年文明的中国来说，也“稍减依赖之耻也”。在他看来，我国大学自办研究所，不仅可以节省留学经费，而且可以谋求学术独立。

1935年，吴有训首先肯定了留学教育带来的益处。他说:“国内现在进行研究的工作者大部系留学生，所以今日学术上所得的一点成就，也可说是留学政策的一种收获。”但他不迷信留学教育的作用，认为“在现在自己有一批人正在努力独立工作的时候，留学考试是否仍然视为造就专门学者的唯一办法，是大可讨论的问题”。他还指出:“一面开办研究所，一面拼命的留学考试，是不甚相容的政策。”他说，一些助教和成绩较好的学生，就是因为预备留学考试而导致工作效率大减，甚至中途停止工作，以致没有一点成绩。他认为，那都是留学政策带来的不良影响。“以派遣留学生的经费，聘外国学者来华任教，这是更经济的办法。”他还批评说，现行的留学考试实际上已经严重地妨碍了我国的学术独立工作。

1936年，邹文海指出:“中国的办法，大批派遣留学生，官费既极吝音，年限又复短促，到外国去不过学一点西方人的生活习惯。这种政策，行之数十年，国家的人才依然很感觉得缺乏，国家的文化，依然是感觉得落后。”他对于留学教育颇感失望，认为我国留学政策之缺点乃是留学经费不足，但留学生派得太多。他解释说:“中国于民穷财尽之秋，多派留学生当然是不经济的办法。而其流弊所及，尚不只金钱的损失。因为多派留学生，政府受财政的限制，不得不减低官费，不得不缩短留学的年限。”他认为，若“要求中国学术之独立，仅仅派遣留学生不能收其全功。我国一方而也应当设有研究机关(包含大学研究院所)，既可以利用本国的材料，又可以省掉许多经费。”，1947年，齐思和论述了学术独立的问题。他认为，立国的重要条件，不仅是人民、领土、物产与政治组织等，而且还必须有独立的学术和大批的专家。针对当时政府为培养高级专家而选派大批青年到国外留学的做法，他颇有异议。他说:“我们若对于国内的教育制度不加以改良，不与留学回国的专家们以继续研究的机会，他们不但不能继续研究，而且他的知识不久便会落伍。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学术永远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永远赶不上外国。”而对当时学术界经费不足的困难，他认为:“我们如果要提倡专门研究，必须扩充大学研究院的组织。以前专靠外国替我们造就高级专门人材的办法，不但太不经济，而且长此以往，我们的学术永无独立之一日，永远是处在被支配被领导的地位。”由是，他主张要积极发展大学研究院所。

总之，自从我国近现代大学研究院所创设之后，发展大学研究院所与派遣留学之间就一直存在矛盾，并引发了学者们的持续讨论。由于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出发点和着力点不尽相同，但他们在论述大学研究院所发展与派遣留学的关系时，亦未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而是在立足于本国学术滞后和经费匾乏的现实基础上，建议发展本国的大学研究院所，以节省留学费用和争取学术独立，达到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效益最大化。在当今“留学热”愈演愈炽，甚至崇洋媚外思想不断滋生的背景下，我们应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公派出国留学机制，加强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引导，并努力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保持我国文化和教育的独立性，以避免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流失，这也是我们当前应予以重视的问题。

第三篇：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

简述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

教育受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所制约，同时教育也反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

1.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一、经济（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1）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2）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着人才的培养规格和教育结构

（3）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的发展和改革

二、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1）教育是使可能的劳动力转变为现实的劳动力的基本途径

（2）现代教育是使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的一种重要途径

（3）现代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素的重要因素

（4）教育可生产新科学知识

2.教育和政治的关系

一、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1）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性质制约教育的性质

（2）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制约教育的宗旨和目的（3）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制约教育的领导权

（4）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制约受教育权

（5）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制约教育内容、教育结构和教育管理体制

二、教育对政治的促进作用

（1）教育通过传播一定的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完成年轻一代的政治社会化

（2）教育通过造就政治管理人才，促进政治体制的变革与完善

（3）教育通过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推动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

（4）教育还是形成社会舆论、影响政治时局的重要力量

3.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一、文化对教育的制约与影响

（1）文化知识制约教育的内容与水平

（2）文化模式制约教育环境与教育模式：

A文化模式为教育提供特定的背景；B文化模式还从多方面制约教育模式。

（3）文化传统制约教育的传统与变革

二、教育对文化的促进作用

（1）教育对文化的传递

（2）教育对文化的选择

（3）教育对文化的发展

第四篇：论文化与经济

论文化与经济，孰先孰后？

读《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亨廷顿，哈里森)》有感

第一节 亨廷顿哈里森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是如何看待文化与经济，孰先孰后这一问题的。

对于这个问题，在前言部分作者就作出了概括性的解答——作者及为本书撰文的多数学者均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但是不是唯一的因素”。全书中作者主要探讨了“主观意义上的文化如何影响到各个社会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进步或未能取得进步，其成败有多大，又是怎样形成的”。限于本文的篇幅及主要论述的内容，在本文第一节阐明此书作者观点时仅从作者重点论述经济与文化关系的第一部分和第七部分及前言、绪论中进行节选。

本文绪论部分的作者是劳伦斯·哈里森，他在绪论中主要阐述了“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这一课题，在前言中此书作者就已经指出“人类进步”在此书中主要包括走向经济发展和物质福利、社会经济公正——及政治民主，这几个方面。仅就经济方面来讲，绪论主要举出拉丁美洲和非洲及美国的拉丁美洲和非洲裔群体，与“亚洲四小龙”及亚裔群体做对比证明了文化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绪论也简述了此书各个章节是如何由小组探讨而产生的，以及每个章节各自的内容。

书的第一部分内容是讨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6位人文学家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自己对于文化究竟有没有推动经济发展，是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的理解和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书的第七部分主讲促进变革及文化是如何促进社会变革的。三位人文学家分别阐述了文化变革是如何改变国民心态、改变心理模式、促进社会进步的。

以下叙述几位有代表性的作者所给出的观点和论述的事实 1.《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

戴维兰·德斯认为，“文化具有的内在价值观能引导民众”，“观察者处于被动地位，无法运用他们的指使去左右任何事物”，“由于文化和经济发展是相连的，一方面的变化就会反过来影响另一方面”。在理论方面他运用辩证法分别举出阿根廷及卡多佐的转变、日本明治维新的实例辩证的剖析了依附论。同时，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戴维兰从经验层面对了韦伯在《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关于新教（主要是加尔文教派）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观点给予了支持。

2.《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么？》

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对非洲文化有着属于自己的深入独到的见解。他从多样的非洲文化的内在紧密联系谈起，结合D·柏林格和G·霍弗斯特德的等级距离—社会垂直度的看法，深入的剖析了普通的非洲民众受到非洲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包括时间观念、阶级观念、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方面解释了非洲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此外丹尼尔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由文化变革引领经济变革的改革方案。在保留非洲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丹尼尔对如何从教育、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这四个方面进行和平的文化革命给出了高屋建甄的指点，为非洲发展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实际上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年，许多非洲国家例如坦桑尼亚、赞比亚等能够切实的迈出摆脱贫困的第一步除了依赖于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无偿的帮助之外，许许多多像丹尼尔一样的人文学家在理论方面为非洲发展做出的指导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第二节 一些关于文化与经济，孰先孰后这个问题的自我看法及论述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不论是从历史起源上还是发展需求上，文化都是要先于经济的。首先，在文化的起源方面，早在还没有经济的雏形——交换的年代，人类就开始有了艺术与美的概念，也就是诞生了广义上的文化。现在从许多动物也有着不同种群间独有的语言和行为。作为文化发展的核心，哲学的萌芽，乃至系统化理论时间都要远早于经济学。第一本专门论述经济学的著作《经济论》是古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色诺芬创作的，约写于公元前387至公元前371年，而色诺芬正是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由此可见最早的经济学思维是诞生于哲学的。也就是说正是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学的繁荣。

其次，文化的进步往往是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的且不谈争议较大的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单论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次成功的自上而下的以文化改革促进经济改革的成功实例。

但另一方面，正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所表明的，在一个事物影响另一个事物的同时，他的本身也在受着影响。文化在引领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也不断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从奴隶制到封建主义再到资本主义，乃至将来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论述），经济发展无不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文中曾经指出：事物的辩证发展就是经过两次否定，出现三个阶段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形成一个周期。事物的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内容上看，是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方向是前进上升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所以相对于文化和经济来说，我认为经济在历史的发展之中一直充当着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同样文中作者所最为赞同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的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避免沉沦。也表明，经济经济和文化也同样有着类似的关系，即文化决定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冗余部分，反过来对已有的文化进行批判和改造，以打破现有现有文化对于经济继续增长的束缚。

此书中的局限性，《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著成于2000年，囿于时代的局限性，书中绝大部分观点仍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在20年后的今天看来，书中的许多解释仍有很多的缺陷，在21世纪科技发展及物资生产趋于平缓的新时代，经济发展随文化发展趋于多样化和个性化，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出现了罕见伴随现象——同时面向多元化发展。这一问题可能是作者在研究时所没有考虑到的。

第三节 如何通过学习及实践加深自己对两个问题的思考

谈到学习，认真听课是学习的第一步，课堂所传授的知识不能说是完美无缺的，甚至课本上时常有许多已经被新的发现所推翻的一些结论，但是课本和课堂却是我们最容易消化和吸收的，就像母乳，谈不上十全十美，也不一定比得上配方奶粉，但是却是得来最为简单和方便的，也是最适合绝大多数同学的。所以我感觉要谈学习，第一步必须要谈课堂学习，在我开始《企业文化导论》这门课的学习之前，有关文化与经济孰先孰后以及文化有无高下优劣之分的问题，我的认识仅限于高中政治书本所学。即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经济的反映；文化是精神力量，文化是平等的，应该受到尊重。但是随着课程的学习以及书本的阅读，我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增添了新的部分，我不知道这是正确或错误的。仅作为个人的思考在上文呈现。在接下来文化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我将试图能够有更加深入的思考，通过学习及实践加深自己对两个问题的思考。我将认真听课，争取能够准确领悟老师在每一节课希望传达给我们的知识，集思广益，倾听身边的同学的观点，甚至更大的世界的其他的声音；辩证地看待问题，学会多角度地理解事物的产生与发展；开卷有益，最后通过不断地学习来提升自我。

其次是集思广益，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自己所学的知识都有不同的理解，萧伯纳曾经说过“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麼你和我仍然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假如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流这些思想，那麼，我们每个人将会有两种思想。”所以与同学进行思想的交流，思维的碰撞也是学习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只有不断地取长补短我们才能不断完善自身所学，使自己的逻辑思维日益完整，死牢范围更加全面。

辩证法看待问题，辩证的看待问题是分析问题之中必不可少的，在分析事物时如果少了辩证法，那么我们所给出的问题的答案必定是片面的，所持的态度也肯定有所偏颇。最后是开卷有益，“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天，社会更加需要斜杠青年——即拥有多种不同方面技能的青年，而只有多读书才能让我们多了解不同方面的技能，踩在巨人的肩膀上，领略到更加辽阔的风景。

我将认真听课，争取能够准确领悟老师在每一节课希望传达给我们的知识，集思广益，倾听身边的同学的观点，甚至更大的世界的其他的声音；辩证地看待问题，学会多角度地理解事物的产生与发展；开卷有益，最后通过不断地学习来提升自我。

第五篇：低碳经济背景下区域生态文化发展论文

引言低碳经济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之后的又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浪潮。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培育生态文化、建构生态文明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明确要求。201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持”，“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弘扬生态文化”。低碳经济背景下的生态文化建设被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支撑。如何解读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区域生态文化新内涵、建构生态文化发展的推进体系、探寻生态文化发展的有效路径，成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区域生态文化推进现状与问题分析

区域实践层面，到目前为止，全国有福建、浙江、辽宁、天津、海南、吉林、黑龙江、山东、安徽、江苏、河北、广西、四川、山西、河南、湖北等16个省正在开展生态省、生态市县、生态乡镇建设，生态文化建设在各地的生态省建设过程中成为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化建设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生态创建示范工作成绩显著，生态文化氛围日益浓厚，生态文明意识不断增强。但是，因为生态文化的区域差异性特征、演变性特征没有被关注，在具体实践层面上缺少区域生态文化建设的系统化研究，各地区存在生态文化建设“认知不足”、“体系缺失”“、主体缺位”的情况。

（一）认知不足

据2014年环保部发布的首份《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呈现“认同度高、知晓度低、践行度不够”的状态，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认同度、知晓度、践行度分别为74.8%、48.2%和60.1%。生态文明知识的普及度不高，呈现“了解率较高、准确率较低”的特点。另外，经济与文化水平对生态文明意识的影响较大。东部地区的知晓度、践行度要比中西部高，但认同度不如中西部；被调查者文化程度越高，知晓度越高，但认同度、践行度却不高；城市居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明显高于农民。生态文化的认知不足是导致生态文明意识传播不畅的重要原因。公众对生态文化的认知更多的是专家研究的专业词汇，生态文化并没有本土化、规范化、通俗化，导致公众对生态文化的认知不足。

（二）体系缺失

区域生态文化的发展并未形成系统化的建设体系。根据各区域生态文化推进的经验，生态文化的理念与生态安全、生态产业、生态景观的融合度并不高，没有一套成熟的实践体系，将生态文化的培育内嵌到具体的生态建设中，对于生态文化的引导与文化自觉性的培育意识不足。整体提升社会生态文明意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生态文化的培育并非是孤立的，整体提升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必须按体系逐步推进。

（三）主体缺位

2014年环保部发布的首份《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指出，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具有较强的“政府依赖”特征，被调查者普遍认为政府和环保部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主体。这也间接反映出，我国生态文化建设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多元参与机制尚未形成。政府、企业、NGO是生态文化发展中的主要参与者，目前，生态文化培育的主导者偏重于政府，企业、NGO在生态文化的传播与培育中尚未发挥应用的作用。

二、低碳经济背景下区域生态文化发展策略建议

（一）萃取区域生态文化，引导公众文化自觉

如何使公众深入理解生态文化内涵、确立生态文化理念，从而内化为生态文明的具体行动，是生态文化建设应该首要解决的问题。区域生态文化的界定将为强化区域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奠定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导向。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差异特征的显现，生态文化理论应从最初的人类学角度研究逐步关注生态文化的时代演变、区域差异特征。为了使公众对新时期的生态文化进行有效认知，生态文化的内涵应融入这两种特征。基于此，低碳经济背景下区域生态文化内涵界定应该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萃取区域生态文化特色。结合区域特色文化，如民族文化、民俗文化、旅游文化等，提炼区域内被广泛认知、公众易于接受的生态文化。二是融入低碳经济理念，在萃取区域特色文化的基础上，挖掘“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的文化基础。三是结合区域发展规划，对不同地区、不同城市进行生态文化理念的整合，提升生态文化自信和自觉，增强生态文化的引导力。在具体操作方法层面，还要力求通俗化与规范化。通俗化要求集聚生态文化的集体智慧，创新公民参与的机制，搭建公众参与的平台，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进行生态文化的萃取研究，规范化要求生态文化细化为易懂、易记的规范性道德操守，便于政府、企业、公民强化生态文化与自觉行为的一致性。

（二）建构低碳实践体系，融入生态文化培育

在与浙江省相关部门进行的生态文化合作研究中课题组曾提出，在实践层面，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用“生态文明阶梯”来表示，分为四个层次———生态安全、生态产业、生态景观和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处于生态阶梯的最高层，并作为其他形式生态文明建设的护栏。生态文化建设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也是实践的过程。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可以以气候变化、低碳经济为载体，融入生态安全、生态产业、生态景观和生态文化的建设过程，在此基础上，生态文化在低碳背景下不断内化。生态安全层面，气候变化涉及到生态安全，全球变暖，已经逐渐开始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我国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土地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趋强趋多，自然灾害频发、甚至影响生物安全问题。生态安全处于生态文明阶梯的最底层，关乎公民切身利益。在生态安全领域融入低碳经济、气候变化的影响，普及生态文化，会极大地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生态产业层面，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有绿色农业及食品加工业、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低碳科技服务业等。在低碳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中，针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强化生态文化的沟通机制、反馈机制、监督机制等等，可以有效提升生态文化的普及效率。生态景观层面，低碳经济背景下的生态景观体现出更加健康、节约、可持续的景观发展目标的追求。可持续的环境伦理贯穿于景观构成环节，能够在城市景观布局、生态文化塑造、低碳行为引导上最大限度的与公众的生态文化意识提升相契合。结合区域发展，政府可以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激发公众了解生态景观知识、参与生态景观保护的热情，最大化发挥生态文化对生态景观的认知与保护、生态景观对生态文化的促进与提升作用。如建设低碳生态旅游产业、低碳休闲度假基地等。

（三）发挥优势群组辐射效应，实现群组互动协同

发挥群组作用是《21世纪议程》的重点内容，亦是培育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的必循路径。这些群组主要包括政府、企业、NGO（非政府组织）。按照不同的角色又可细分为决策者、企业管理者、社区、学校、家庭、妇女、农民等。以往区域生态文化建设中侧重于对传统群组、单一群组的集聚宣传、培训教育，相关部门已提出了大量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在某些区域已取得丰厚的实践经验，更多的关注到了“点”的集聚。但是，如何更有效的发挥群组辐射作用，架构畅通、有序的生态文明意识之“网”，迫切需要关注、群组互动的协同效应两个关键问题。发挥优势群组辐射效应。国外生态文明建设经验表明，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与NGO组织的活跃程度密切相关，环保NGO组织是传播生态文明重要的群组。应充分利用区域优势，创新政策环境，加大扶持力度，打造环保NGO品牌，使其成为区域提升生态文明意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亮点。在民间资本活跃、参与热情高、创业氛围浓厚的地区，具有发展环保NGO的良好环境和基础，切实加以引导，充分挖掘各种社会资源，使环保NGO组织尽快找到自身的作用空间，将有助于激发社会活力，加大群组辐射作用、带动作用，将成为社会生态文明意识提升的强有力的推动力量。政府应该努力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简化审批手续等措施，激活环保NGO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辐射作用。发挥群组互动协同效应。群组具有共同的生产、生活意识形态，是生态文明意识集聚、传播、提升的关键节点。点点成线，线线交互，发挥不同人群或组织在生态文化建设中的集聚与辐射作用，是架构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网络的根本路径。建立政府、企业、NGO、民众的生态文化互动体验交流机制，可以借助互联网思维，创新互动平台，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如及时准确披露各类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听证、舆论和公众监督等制度，构建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完善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增强公众参与程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