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寻路中国》的心得感悟感想

第一篇：读《寻路中国》的心得感悟感想

读完《寻味中国》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要忠于自己并且勇敢地说出喜欢或不喜欢，即使对方是从未获得过差评的顶级餐厅，还是油迹斑斑的路边小吃店，我们都可以有自己喜欢的理由。这是小编读《寻路中国》的心得感悟感想，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读《寻路中国》心得感悟感想一：

华裔美国女作家林留清怡在经历数年的中国美食大冒险后，集成了这样一本书——《Serving the people》，繁体版直译成《味人民服务：从小面摊到五星级餐馆的奇妙历程》，而简体版却似乎别有意味地译成《寻味中国》。不论是笔调还是跨文化观察方式，这本书无疑可作为何伟《寻路中国》的姊妹篇，无非前者从食物入手，后者开车游历体验，何伟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而林留清怡却是黄皮肤黑眼睛的ABC。

在这一点上，倒是跟何伟老婆张彤禾的立场更接近，她也来到中国，去结识东莞工厂的女孩，然后写了一本《打工女孩》。大家的都有个“中国根”，林的高明之处是并没有一味地去寻找那个虚幻的“根”。除了长相和偶尔和家人一起吃的山寨中国菜，别无任何联系，你不能要求一个土生土长在加州的女孩去怀着莫须有的乡愁。

比起张彤禾的拼命代入，林留清怡倒是大大方方地承认这一点，我并不是中国人，我的舌头、我待人处事和观察世界的方式都是美国的。这也许是为何比起《打工女孩》，《寻味中国》读起来更真诚有趣的原因。

因为对这片陌生故土上美食的好奇，她来到中国，从诡异的烹饪学校开始，又到山西面摊和“馅老满”饺子馆，甚至味精工厂的探访，接着到上海外滩的高档餐厅黄浦会实习，最后到寻找完美的小笼包的一趟扬州之旅结束。这几段经历涵盖了各个层次，里面出现了不少和她有过深交的人物：烹饪学校的王主任、面摊老板张师傅、上海美食评论家江礼旸、黄浦会的厨师小韩和老板梁子庚先生，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传奇经历，有想要去的地方，他们的表达就是浓缩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

比如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的王主任对所有的事都是一股经验论，“做菜好比开车，学个套路而已，就那么简单”。

从农村出来北京打拼的张师傅阴差阳错成了厨师，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自己老板，能够赚点钱寄回家。

报社记者出身的江老师是典型的上海式恃娇恃宠，被各路餐厅请吃饭写软文，这起初让作者感到反感，当她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后，好像扭转过来，“终于意识到我不能拿美国那一套道德标准来衡量这里的人和事”。一个收红包的美食评论家也许不是最专业的，但“我很欣赏他对食物和写作那股真挚的热情”。满腔正义感开始打折扣，这才是了解中国的开始。但至少她对自己是诚实的，直言不讳，“吃过的小笼包中，黄浦会的并不是最好的，虽然费了很大功夫，但还是少了点什么。”忠于舌尖的直觉，这应该是美食热爱者最基本的素养，我们没法儿对食物说谎。

最喜欢的一节是写上海的“音餐厅”的，一间由日本老板开的创新上海菜馆，每晚由同一位厨师邓师傅烹制食物，老板像在日本一样于玄关迎接客人，属于比较亲民的街坊餐馆。邓师傅也是位传奇人物，少见地有着喝现磨咖啡的习惯，在德国波恩混过几年，回来后四处旅行，又在贵州的馆子里打过工，他做的菜不花哨，但是很踏实，让人安心。

林留清怡在这里引用了她认识的一位旅游杂志编辑说过的话，“最好的餐馆和最喜欢的餐馆压根就是两码事”，在这里，就是黄浦会和音餐厅，最好的餐馆可以作为体验，而最喜欢的餐馆才是最常想去的，高高在上的女神终究没有青梅竹马的那份放松自在。菜式简单、摆盘不那么精美，环境不那么精致优雅，这又有什么关系，好吃不就行了。

对于“地道”，作者这样写道：我在音餐厅领悟到，对于是否“地道”的看法是相对的，我人在上海，吃着上海厨师做的上海菜，但有些人却认为这不是地道的上海菜。大家口口声声说“地道”二字时，并没有考虑到食物也是与时俱进，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食物反映了起源地，而起源地本身也在变化。

这也是自己在很多地方吃东西时感到的疑惑，究竟什么是正宗，究竟为什么非要追求正宗?好吃不就行了么。何况上海菜本身就是个暧昧的概念，是本帮菜呢，还是殖民时期融合各大风味的菜系，还是新派创意菜?谁也没法儿给个定论。当年的名厨梁子庚渐渐变成了个生意人，林留清怡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他难得下一次厨，而且有回把鸡丁炒糊了。很多产业化的餐馆最后都会变成这样，失掉了些许风味，只有严格把控质量的食物。

《寻味中国》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要忠于自己并且勇敢地说出喜欢或不喜欢，即使对方是从未获得过差评的顶级餐厅，还是油迹斑斑的路边小吃店，我们都可以有自己喜欢的理由。

读《寻路中国》心得感悟感想二：

如果说一两百年前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典型形象是“停滞的帝国”，那么现在大概就趋于另一极端：一个不停快速变化的国度。悖论的是，可能由于生活在其中，或过于热爱速度，中国人自己对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有时看得还不如外国人清楚。

和他的前两本著作《江城》、《甲骨文》一样，彼得海斯勒在《寻路中国》中贯彻了他一贯的观察中国的态度：接触最普通的中国人，从他们的变化和视角来体会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大概也因此，这个精通汉语的美国记者的中文名字取得极其普通：何伟。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平民取向，在他的中国故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名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因为只有普通人的变化最能说明中国是否真的改变了，又是什么样的改变。

虽然他自嘲是“蹩脚的期刊记者”，但看来却是一个天生的社会人类学家——他的外国人身份和细腻的内心使他能够批判性地进行体验，敏感地觉察到一种异文化的特别之处，其中有许多是中国人自己太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意的。中国农村地区将谷物晒在公路上(“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司机们像赌气和比赛一样惊悚地在各种路段(即便是在弯道和隧道里)相互超车的习惯、“国际宾馆”在多数城镇都有……这些中国人早已习惯的现象，在他笔下都显示出一种异常、神奇和魔幻的色彩，有时让人啼笑皆非，但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那个在不断动荡变化的中国真实的现实场景。在这里，现实就很魔幻。

这倒并不是基于肤浅恶俗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对浮躁和怪异的现象进行讥讽，他只是说明了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独有的特点：不同时代的观念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一个经商成功的京郊农民，对孩子健康问题的反应，竟是把名字改掉);相互矛盾的现象彼此相邻;在看似没有任何变化的表面下事物却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很多事物似是而非，人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却仿佛这根本天经地义。他不是为了谴责和嘲笑，他只是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个动荡和浮躁的变迁过程中，人们常常必须同时过两种以上不同的生活，正如他所言：“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于是整个社会展现出一种既快速前进，又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情景。

原因之一当然是变化太快，新事物在猛烈地推动和催迫着人们，因而出现了大量名实不符的脱节现象。在《江城》中他就意识到“所有一切都并非它看似的那个样子”，以至于他感觉“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总会有踏空的危险”。十年后在《寻路中国》中他对此感受更深：“新发现差不多每天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中国人普遍具有这种感觉：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人们随时都会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去琢磨透彻。”而一切都快速变化又形成了新的挑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人们活得很有激情也很辛苦：“你会有种感觉，一群人正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这确实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切都快速改变的结果，就是人们受一种强烈本能的驱使，不管怎样先干起来再说。虽然地图不断更新，但总是赶不上建设工程，“有时候，人们建设事物的速度，似乎比画出事物的速度还要快”——这是一个重要隐喻：制度和规则常常滞后于发展中的新事物，而人们也似乎越来越不在乎各种社会规范。于是，虽然公司聘用时任何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但现实中却公然存在，且时有发生。“打左灯，向右转”并不鲜见，而很多事都要打擦边球，其“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正因此，记录现代中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多年来它那令人敬畏的摧枯拉朽速度已使许多事物和记忆化为尘土，一切瞬息万变，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好是坏——或许是既好又坏。一方面它催迫着人们在急速调整中过一种动荡的生活，并造成了一种蔑视规范的无法无天;但另一方面，它却又显示出无穷的灵活性和惊人的活力。这两面同样令人感到可怕，但却是不同的“可怕”。

伴随着这种急于求成心态(说好听点是“分秒必争”的高效率)和惊人活力的，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做事方式，它和还未文明化的前现代朴实心理结合在一起，时常体现为一种粗俗的坦率。在中国不同城市，他都很不习惯地体验到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不断被人撞着、推着、挤着，人们甚至毫无歉意;但有时，他作为陌生人又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农村的风水先生会在别人的葬礼上乐呵呵地发给你一张带有27种工种的名片、招工时人们也毫无礼貌禁忌，常常极尽直白地随意根据兴致和偏见行事、而打工者也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最讨厌的东西。在读这本书时，你能隐隐感觉到，作者实际上喜欢这种粗俗的坦率。

他也喜欢中国人面对压力的那种态度：即便在压力极为沉重的环境下，他们也不会失去常态。一如既往地，他表露出对那种生活的理解和同情，在京郊的三岔村生活的两年里，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房东家里的一员。在浙江丽水，在和路边杂技团聊过之后，“我已经慢慢地喜欢上了这个杂技团，怎么也无法再看一次他们的表演”，因为他体味到那粗劣的表演之后令人心酸的生活现实。

在这些地方，他已经不是一个神情冷淡、保持客观的外部观察者(“除了忠实记录外，那些与我无关”)，而是一个对这一些有着自身关切的关联者(“那些与我有关”)。他关切那些正在消亡的村庄，想建立和农村的某种联系，也想思考中国的未来。正是这一点，使《寻路中国》不同于同样描述中国变化的鲍大可著《中国西部四十年》，反倒更像是对自己故乡变迁的关注。

同样是驾车穿越全国的记录，本书和比尔布莱森《失落的大陆：美国小镇之旅》相比，反差也很明显：《寻路中国》尽管也不时显露出不动声色的幽默感，但却并非轻松俏皮的公路旅行散文，相反，其中关于三岔村选举的一段倒比社会学论文更具洞察力。与他本人早先所著的《江城》相比，《寻路中国》则显示出对中国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熟练的写作技巧，那时在他看来中国的现实生活还是“一堆无法沟通与理解的纷纭乱象”，而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举重若轻的新中国通。

读《寻路中国》心得感悟感想三：

《寻路中国》的书名与副标题(“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十分迷惑人，我将之当作旅游散文买下来，沏好咖啡，将阳光迎进屋内，打算惬意地欣赏一番，然而只翻两页，看到作者何伟把机动车驾驶员理论考试题抄出来的时候，我兴奋而尴尬地笑了，我自己考驾照时也背过、考过。大部分题目匪夷所思地体现出形式主义的精髓。譬如书中提到的一题：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继续读下去，当何伟将中国驾驶员的各种鸣笛方式归纳为“负责传导驾驶员的本能反应”的神经学语义系统时，我哈哈大笑。

这一段是如此写：一下短促的“毕”声，用以引起注意。连续两声“毕-毕”表示愤怒。如果是一阵特别悠长的“毕————”声，那代表着驾驶员遇到交通拥堵了，他已经没有边缝可钻，正巴不得路上所有的人和车统统消失。如果有“毕————————”声回应，说明他们动弹不得。另有一种略带口吃的“—毕—……—毕—”声，代表着驾驶员除了痛苦就再无别的感觉。还有一种事后才摁一下的“——毕”声，这一般是新手们的做法，他们通常反应迟缓，还没来得及摁喇叭，刚出现的状况就已经自行化解。

我即刻知道，这本书的内容将是比旅游散文深刻数倍的事，而这种深刻，也将从这些无意义、甚至好笑的碎片中整合出来。《寻路中国》最终能够勾勒出中国这十年发展的一条脉络，功劳几乎全要归功于类似的琐碎细节。譬如这套“喇叭语义系统”，好像是作者随意的观察与幽默的表达，但它与书中的内容暗地里有广泛地联系——中国汽车爆炸性的增长过程与城市道路建设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拥堵时的喇叭声，在这场增长跃进中，有国民收入增加后的自觉意识，也有政府刻意的刺激。国外汽车公司从八十年代的无所适从，到新千年慨叹“钱太好挣了”;国内类似奇瑞的公司，从购买国外过时发动机生产线起家，依靠“抄写”设计制造廉价国产汽车并以此获得巨额财富。

在书中第二部“村庄”中，何伟以他观察到的各种生活细节描述了一个京郊农民魏子淇的生活轨迹。魏子淇一家从贫困到小康，原因之一便是汽车年代的到来，城里人将驾车郊游作为时兴的生活方式去追随，魏子淇改造了自家的屋子，使之成为一处“农家乐”，提供农家菜和住宿，他在几年内便获得了比以前种地多几倍的收入，而他在有钱之后，终于也要买一辆车以作为自己的地位标识。

与汽车问题紧密相关的是道路问题。作者何伟写本书第一部分“城墙”时，租了一辆本应是越野之用然而却设计成“city special”的切诺基7250，顺着长城遗迹，经国道、省道、乡间小道这些非高速路从北京一路向西驶去。第二部“村庄”，何伟则见证了乡村道路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些路几乎全为了将城里人引入乡村，并带来经济繁荣。第三部“工厂”里，何伟开始描述高速公路全面铺开的年代，他顺着浙江的高速公路一路开过去，路旁布满了各类工厂，而他采访的其中一间胸罩调节环厂，正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标本，他笔下那些鲜活的老板、中层技术工人、刚刚出来找工作的未成年女工，撑起了这些经济体。

看《寻路中国》时，我沉迷于作者笔下那些中国人、那些最底层人民这十年迅速流变的生活状态，并未注意到“道路”在书中的脉络。掩上书，作者驾车行驶的那些道路开始在脑海中清晰起来。这些仿佛巨型魔术一样铺设出来的城市道路、乡间公路、高速路，将亿万中国人带到不同的地方，将农民的土地与老式生活状态彻底瓦解。这些道路建设的伟岸成绩，由专政者在发展压制一切的观念下，花费巨额资金刺激出来，击垮了中国本来存在的一切其他观念。而中国就是这样继续向前，继续“在路上”。如此一看，书名“Country Driving”真不能再贴切了。

极可贵的，本书作者没有武断地将中国整体的险恶发展状态怪罪到任何人头上，他也没有怪罪中国政府。他在具体的生活中发现，如今的可怕状态很难说有一个具体实在的魔怪在作祟，或者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魔怪的组成部分。

“村庄”的故事中，魏子淇起初说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在一开始也的确如任何一个勤恳的农民，勉力经营自己的生活，后来他主动入了党，参与村级政府的议事，因为他知道这个身份会为他的农家乐经营带来实际的好处，他有村委会的支持，于是从银行贷到款扩大经营。“工厂”的故事里，那些温州老板们与官员们在拉关系上的互动，全部主动得没有一丝抱怨，而中华香烟和茅台酒这些礼品的流转，代替现金成为关系结构中的硬通货币。“工厂”这一部分中，何伟还提到了一个希望找到外国媒体曝光不公的生意人，他与一些镇民一样，因为水利工程的修建而被迫搬迁，却没有得到公平的补偿，他相信那个大坝的融资有严重的问题，并与政府做着斗争，但同时他作为一个地板砖销售商，又在搬迁新镇的工地里做生意并获得利益。

何伟没有批判他，因为他相信这至少是国人弄清真相与基本问题的起点，而解决问题的动力正是经济。他清晰地指出：“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即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也就是说，人们既觉得不满而抗议，但他们又能想尽办法绕过障碍获得丰厚的利益，所以没有人真的想为真正的改革做些什么，而是在现有的恶魔般的体系内继续钻营着。这种矛盾的漩涡处处可见，譬如造成“喇叭语义系统”的原因——城里人他们一方面振振有词地辩论应该如何行车更文明，另一方面上了路就和别人一样刁钻地冲撞，理由当然充分得很：不野蛮一点，在城里是开不走车的，而野蛮地将车开起来，也是一种胜利。

或者人们一方面痛骂政府，另一方面自发地组成了国考的大军。又或者一方面做一个口头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以这种名声博取良好的生活条件。这些情形，为数众多，千篇一律，司空见惯。这种矛盾漩涡令我们失去了洁身自好的可能，毕竟，连出家的地方也都一片乌烟瘴气，和尚一边念经，一边收着香火钱来办公司。

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何伟带来的新闻写作方法。他像魔术师一样把自己观察到的种种细节粘合在一起，组合成一幅令人担忧、却并非漆黑一片的中国图景，最重要的是，我看得到有生命力的人。我一度想，是否因为他是个外国人，未曾卷入国人的真生活，才得以如此客观地描述我们的当下。但似乎又并非如此，像《南方周末》、《新世纪周刊》、《凤凰周刊》等等做深度报道的报刊，也都尽量以详尽的调查，将许多问题揭露与展示出来。但他们的文章缺乏令人感动的魔力，不是将细节堆叠得毫无生命力，就是观点并非从细节中来、而将细节强行纳入预设的观点中。我看完他们的报道，总是看得到问题，看不到人。现在国中即便是最好的新闻报道，也还缺乏对具体的人的关怀，太注重对不公事件与观点的关怀。

正是何伟描述的这些生动的人，让我觉得我可以更加不相信《新闻联播》，但我也确认了另一样早就在警惕的问题，即我也不能全然相信门户网站的新闻全面负面化。这种负面新闻的排列在当下有令执政者警醒的意义，这些网络编辑们努力地让我们看到官媒之外的真相，这是极可贵的。在官媒把持主要传播渠道的时候，这些门户网站的斗争是抵抗1984状态最有力的武器。

而我们自身要做的是，避免每天早晨起床看到这些新闻就觉得自己深陷于一个恶毒的世界。这会让我们忘记了真正经历的生活，忘记去体察事情运行的真正缘由。其中最可怕的，就是忘记我们自己乃是造成这个恶毒世界的一份子。

我们有必要在《寻路中国》的细致观察中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做一次重新的考量。我仿佛第一次得知我并不是在一片漆黑中行走，而是看清了一些无可救药的肌理，又看到一些被治愈的可能性。也许最好的状态就是，叫嚣者继续叫嚣，愤怒者继续愤怒，反抗者继续反抗，探路者继续探路。我们需要喧嚣的声音，而每一个生活者，必须在喧嚣中心的宁静地带继续生活。

第二篇：思想汇报—寻路中国

思想汇报

敬爱的党组织：

最近我看了一本名叫《寻路中国》的书，作者是彼得·海斯勒，就想看一下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是怎样的。如果说一两百年前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典型形象是“停滞的帝国”，那么现在大概就趋于另一极端：一个不停快速变化的国度。悖论的是，可能由于生活在其中，或过于热爱速度，中国人自己对这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有时看得还不如外国人清楚。

凭着外国人身份和细腻的内心使他能够批判性地进行体验，敏感地觉察到一种异文化的特别之处，其中有许多是中国人自己太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意的。中国农村地区将谷物晒在公路上（“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司机们像赌气和比赛一样惊悚地在各种路段（即便是在弯道和隧道里）相互超车的习惯、“国际宾馆”在多数城镇都有„„这些中国人早已习惯的现象，在他笔下都显示出一种异常神奇的色彩，有时让人啼笑皆非，但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那个在不断动荡变化的中国真实的现实场景。

这倒并不是基于肤浅恶俗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对浮躁和怪异的现象进行讥讽，他只是说明了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独有的特点：不同时代的观念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相互矛盾的现象彼此相邻；在看似没有任何变化的表面下事物却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很多事物似是而非，人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却仿佛这根本天经地义。他不是为了谴责和嘲笑，他只是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个动荡和浮躁的变迁过程中，人们常常必须同时过两种以上不同的生活，正如他所言：“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于是整个社会展现出一种既快速前进，又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情景。

一切都快速改变的结果，就是人们受一种强烈本能的驱使，不管怎样先干起来再说。虽然地图不断更新，但总是赶不上建设工程；制度和规则常常滞后于发展中的新事物，而人们也似乎越来越不在乎各种社会规范。于是，“打左灯，向右转”并不鲜见，而很多事都要打擦边球，其“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伴随着这种急于求成心态和惊人活力的，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做事方式，它和还未文明化的朴实心理结合在一起，体现为一种粗俗的坦率。在读这本书时，能隐隐感觉到，作者实际上喜欢这种粗俗的坦率。他也喜欢中国人面对压力的那种态度：即便在压力极为沉重的环境下，他们也不会失去常态。

彼得•海斯勒接触最普通的中国人，从他们的变化和视角来体会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因为只有普通人的变化最能说明中国是否真的改变了，又是什么样的改变。总的来说，透过外国人的视野，我们有必要在《寻路中国》的细致观察中对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做一次重新的考量。我仿佛得知我们并不是在一片漆黑中行走，而是看清了一些无可救药的肌理，又看到一些被治愈的可能性。

第三篇：寻路中国读后感

在路上寻找中国的真相

——读《寻路中国》有感

我读的这本书叫《寻路中国》，它的副标题是“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它引发了我关于中国在短短三十余年间如何从一个最大的农业国到最大的世界工厂的无穷想象，我想知道这些深刻重大而又细小微妙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也想借一个外国记者的视角，沿着连接中国广阔农村与城市的道路，去找寻隐去的乡村的背影，去还原一个真实的影像中国。

这本书的作者叫彼得·海斯勒，他的中国名字叫何伟，他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的是他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从2001年夏天开始的此后七年中，他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也是中国道路交通建设的高速发展期。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可以说飞速转动的车轮和迅速扩张的道路交通网是“中国速度”最形象最贴切的标志，而这一让世人瞩目的“中国速度”不仅屡创经济奇迹，也改变着我们记忆里的中国。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作者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作者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过程；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由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寻路中国》追踪经济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以及时代在个人命运投下的暗影。它还研究了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而是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作者经常在一个地方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实地记录。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还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他面前一点点展开。这本书还是彼得·海斯勒“中国三部曲”的最后一本，这三本书横跨了中国从1996至2007年的历史时期，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推动历史车轮的决定因素。

在浙江的沿海山区中，何伟发现了一片几乎不为外人知晓的新兴产业区，在那儿，一个城区生产一种产品。比如说，温州生产世界上70%的打火机；义乌生产世界四分之一的塑料吸管；而大唐镇生产世界三分之一的袜子。当地的企业家们都来自农村家庭，大多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但已经掌握了发财的秘诀。何伟还遇见了一位小老板，他花了一个小时在信封背面描画他的新工厂。他的产

品是胸罩背后的金属小挂钩，设备是根据一位一字不识的技术员对以前操作过的德国机器的记忆仿造出来的。他雇佣的员工们大多是有着惊人耐力和决心的年轻女性。何伟与他们的家庭深入交谈，一同进餐，拜访他们简陋的家——除了他们偶尔从老板那里争取点儿额外的奖金外，何伟看到在很多方面政策的缺失或不到位。

所以在中国，我认为在表象之下的中国，实际的中国，跟大家认识的，就是跟真实的中国之间距离非常大。何伟给我们提供的东西就是通过自己的姿态，自己的亲自考察，来试图用自己的一种真诚描述他眼中的中国，眼中的中国内陆，我认为这个态度影响非常大。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对中国的认识方式，会改变很多。这种摆脱书本到实际生活当中去脚踏实地的认识事物的方式，能抛弃很多教育、宣传给你的东西。

第四篇：寻路中国读后感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读《寻路中国》有感

“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这段让我茅塞顿开的言论正是出自《寻路中国》作者的笔下。

《寻路中国》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的新书。也是今年的两大话题书籍之一。该书主要讲述了作者何伟在2001年到2007年驾车漫游中国大陆的经历。作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读完该书之后，让我想起苏东坡《题西林壁》里的那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未料到一个外国人竟能如此了解中国。甚至比许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该书分为三条线索：《城墙》、《村庄》和《工厂》。它首先叙述了作者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特写了农民魏子淇一家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小镇浙江丽水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从1996年至2007年，十年时间，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海斯勒说：“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性因素。”

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中国。而这却是大部分人生活的中国。作者字里行间充满了幽默和诙谐。例如在《城墙》这一部分，作者逐一描述了：“可怕”公路告示牌——“前方路段已经死亡33人”，通往内蒙古草原的高速公路上整齐排列着一个个假警察的雕像。透过他的描写，我发现原本习以为常的种种，其实是如此可笑，而我生活在其中，却浑然不觉。书中还提到：“在中国，很多驾驶员使用道路的方式直接沿用行人使用道路的方式——人们怎么走路，就怎么开车。他们还擅长于即兴发挥。他们可以把人行道作为超车道使用，如果能够快那么一点点的话，他们可以在环岛交叉路口逆向行驶。收费站也可能十分危险，因为多年排队的经验，使人们形成习惯，总在不断地估量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并以此快速做出判断。驶近收费站时，驾驶员们喜欢在最后一刻变换车道，因此事故频发。”

同时他又调侃了中国驾驶考试的试题：“

352题如果别的驾驶员停车向你问路，你应该：

a）不告诉对方。

b）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

c）给他指一条错误的道路。

这类东西方差异的冷幽默无时无刻充斥在全书的各个角落。

如果认为作者只满足于调侃一下中国，那就太小瞧作者的功力和《纽约客》的用心。作者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事实上作者十分客观，不像通常西方人评论东亚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十分中立和客观的描述改革中的中国。通过它的描述和分析，对于同样的问题，我意识到自己看待问题有

点过激。可以说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价值观。让我更中性的看待目前中国的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作者认为目前中国的一些不良现状正是经济飞速发展和改革所必需付出的牺牲。中国之所以和美国发展过程不同的原因，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一样，而不是中国比美国差。

除此之外，作者还一针见血的挖掘出了中国的很多现实问题：

说到“温州模式---经商策略很简单：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P276），而作者却看到“„„根本的问题似乎是缺乏一套完善的体系。工厂没有设立管理委员会，没有制定投资计划，没有人在乎法律契约，也没有人在乎预先订好规约”(p349)，而且，“在经济开放区，没有人想什么长远的事情，也没有人反思过什么事情”（p348）”

“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和中小创业者的积极性，而这些私人投资者正好充当了抵御金融危机的缓冲器。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应对经济衰压力的准备：大家见惯了动荡和艰难时世，心里都很清楚，机遇总会有来有往”“中国人已经在改革开放时期学到了很多新的技能，他们变得反应敏捷、足智多谋、善于思考。不过，他们也会耐心等待---这是他们所具有的一种古老的品德，跟这个国家一样历史悠久”（p405）

从这本书上我不仅看到了中国年的变迁和发展，也在这中间感受到了中国人的一些特质和社会现象，它是真真实实存在的，通过这本书我了解了一个立体的中国。它正处在变革之中。虽然有着诸多不足之处，但这都是快速变革当中必须要经历的。有进步必然要有牺牲。中国的崛起将带给世界一个全新的格局。因为近两百年来，都是欧美在领导整个世界。然而近年来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正在飞速发展。据高盛公司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将达到美国的经济总值。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亚洲国家占据世界总人口的1/3，这么多人正在走向发达和进步，这是世界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必将带来世界重大的变革。处在这样变革时期的中国年轻人，我时常问自己，我的能力是什么？我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才能顺应这种变革？这也是此书除了开阔了我的视野以外，更引人思考的内容。变革中的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第五篇：寻路中国读后感

读《寻路中国》有感

我的老家在浙江绍兴，虽然不在浙江南部，不过温州丽水我还是有些了解的，我的很多高中同学都是温州或丽水人，甚至距离嵊州只有十多公里。所以《寻路中国》的第三部分所描述的情况相对于前两者对于我来说更为熟悉。

近年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浙江，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市场几乎全部由外来务工人员抢占。去年年底我的舅舅去劳务市场找工作，去那边看了看就回来了：“人山人海，还多是外地人。”随着住房需求的猛增，当地人凭着出租房屋每年就有不菲的收入，房价更是疯长。我外婆家就有平均会有七八家房客，来自江西、贵州、安徽等地，多是一家子还有亲戚都住一起。出来打工的年轻人往往年纪比我小得多，初中没毕业，在各个地方做临时工，不停地换着工作。去年年前，大部分住户都回老家过年了，还剩下一家人。白天一家子人都出去工作了，留下两个孩子。大的女孩五六岁，带着自己两岁左右的妹妹。姐姐每天洗衣打扫甚至喂饱自己和妹妹。我不知道小小年纪的她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可思议的任务的。我外婆去顶楼洗衣服，她们就搬个凳子坐在远处看，不敢搭话，问她她就回一两句。除了看看电视，就和妹妹待在屋子里。这样的孩子在附近何其多，幼儿园的学费对于当地孩子来说都太高，何况是她们。离家在外，甚至方便了她们的父母逃避计划生育。我所知道的一家江西人在生了六个女儿后托我外婆将刚出生的小女儿送人，准备再接再厉。

外来人员充裕了当地的劳动力，却为当地人歧视。由于外来人口

实在太多，有部分人口也会失业游荡。远在他乡甚至也是无后顾之忧的一个理由，于是给当地治安找点麻烦。本地人就更为敌视和疏离外地人。但他们还是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你远远观望我，我暗暗察看你，融入到同一个城市的夜色里。

浙江人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早期收益者，有很多像温州人那样精明的浙商活跃在中国商场上。在上个世纪末还是小学没毕业的乡下人，在上海浙江打地铺闯荡几年，经过几度破产和东山再起，到现在基本上也已经稳固了自己的小江山。很多中国人在急速转型中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通过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展现给让人，然后内地人被这种现象所吸引，纷纷出外淘金，“学不成名誓不还”。

外界的变化速度太快，而人们急切的渴望摆脱贫困和落后。于是不只是现在的外出淘金者，包括已经在市场经济中获益的小有所成的人们，都不可避免的陷入到一种狼狈尴尬的境地中。书中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随着急速转型的社会快速地适应的人物——张宝龙，他是“新兴”的风水先生之一，他论起市场经济时精明跟他论地理风水时的精明分毫不差，他的名片上列出了二十七个不同的服务项目，从选择配偶到选择坟地——这就是“从头到尾一条龙服务”。中国人的智慧与能干可见一斑，他们能够在疯狂的环境中努力适应，在新旧社会体制转变的夹缝中坚韧生存。有一部分人从这种焦虑中脱颖而出，成为胜利逃亡者，但是绝大部分人犹如现在迷雾里，更多的是无力和茫然。

作者在书中描写到很多中国社会在与现代文明融合碰撞的过程

中出现的无数不伦不类的现象。转弯不知道打转向灯，用火烘烤冻住的输油管，盲目的学习西方的潮流，引进一些西方已经淘汰的事物再发展。一方面这些现象引人嗤笑，另一方面我们也为看到了人们的蹒跚进步而喝彩。毕竟，他们是不易的。

在这里再提一点由书中作者对中国政体和媒体传播导向的看法想到的。前几天看了陈力丹的一本关于新闻学的一本书。曾经我们国家的报纸被要求“每句话、每个字都要代表党，都得体现党性原则。”这种说法在1956年党中央124号文件中就批评了，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这类绝对的说法直到80年代中期才不知不觉消失。但是中国的媒体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报道方式和引导倾向，即使没有上面的指示，还会自觉自发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做，除了缺少破旧的勤力，更多的是什么原因呢?一位老太太摔掉了牙齿，补个牙都要归功于共 产 党的领导，在镜头前倍儿识大体地感谢党感谢政府。我想中国的政府不能也不需要依靠这种虚伪的空话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历史上任何国家或政党都不可能依靠虚假来维护自己的统治，用谎言来展示它的正义性和正确性。既然如此，早早走出这种乖圈吧，让大实话变成生活的主旋律！

何伟的故事写得很平缓，没有大的波折和起伏，但还是打动了我。作家之所以能用他笔下的故事打动读者，考的并不是他的妙笔生花，更准确来说，应该是他对生活的敏锐触觉。凭着这种触觉，作者通过笔将它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于是读者也仿佛能触到那奇妙独特的一处，这就是作者的胜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