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正义的慈悲》有感1000字

第一篇：读《正义的慈悲》有感1000字

读《正义的慈悲》有感1000字

原创： 韩雪

1986年，美国阿拉巴马州门罗维尔一名18岁白人少女被谋杀，出于种种原因，与本案无关的黑人沃尔特·麦克米利安成为警方眼中的完美嫌疑人，被控有罪并被判处死刑。在这个《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珀·李的家乡，著名悲剧故事荣耀笼罩下的地方，再一次上演了无辜黑人蒙冤的故事。沃尔特成了现实世界的知更鸟，被关进死刑区6年后才等来无罪判决。

《正义的慈悲》共十六章，布莱恩·史蒂文森用纪实的笔调，充满同情地描绘了沃尔特如何被冤入狱，又如何艰难获救的故事，展示了司法制度中的偏见给人带来的永久性伤害。同时，他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倾注于书中，一边叙述美国种族不平等的历史和社会现状，一边诉说一名黑人青年研读法学成为律师的从业之路，向公众传达了正义的概念。普利策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得主伊莎贝尔·威尔克森称该书“是一本蕴含伟大力量和勇气的书。它揪紧我们的心，又鼓舞着我们，它是一本司法启示录。”

史蒂文森在《正义的慈悲》最后一章中说：“宽恕只有植根于希望和自由意志，才是正义的。当宽恕给予了不值得宽恕的人，它才是最有力量、最开放和最具变革性的。那些不值得宽恕、甚至不追求被宽恕的人，正是同情心最有价值的部分。”沃尔特真诚地原谅了那些逮捕他、指控他、诋毁他的人，正是他对这些不值得宽恕的人正义的慈悲，让他没有陷入到复仇的“五分钟快感”之中，还给了他一个值得喝彩的人生——一个重新发现了每个人都渴望的爱与自由的人生。世间本就是善良与罪恶并存，欣赏他人美德并以同情态度看待他人的生活，是理解他人罪恶的出发点。罪恶威胁着无辜者，但唯有同情、理解和宽恕才能打破杀戮与复仇的无限循环。在史蒂文森看来，蒙冤者的人性光芒才是对正义的最佳解释，又或者说，宽恕、慈悲才是正义。所以如何对待有权势的人、受尊敬的人并不是一国法律的精髓，“贫穷的反面不是富裕，而是公正。”对待贫穷者、不受欢迎者以及那些被判有罪者的态度，才是衡量法律公正与否的真正标准。

一个人面临的最大灾难之一就是被控有罪，如果法律人心怀偏见，致使冤案大错铸成，对当事人将会是一场真正的灭顶之灾。也许这不可避免，但却可以有效加以防范，更应依法得到纠正。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厉行法治，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心怀慈悲。毕竟正义不仅存在于以牙还牙的制裁和冰冷的法律，更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仁慈和悲悯。只有正义的慈悲才能使人类社会真正少些愤怒和仇恨，使每个人在其中得到真正的救赎。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

第二篇：读《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有感

读《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有感

水文四班 1101010414 应碧茜

作者白落梅以她一贯的优雅文艺的笔调记叙了民国奇女子张爱玲的辉煌却又悲剧的一生。而作为一个“资深多年”的理科生，我只想从我较为纯粹的理性角度浅谈关于张爱玲倾城的一生。

所谓知人论世，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张爱玲其人。

张爱玲系出名门，祖父张佩伦乃满清大官李鸿章之女婿，父亲也就是清朝名臣张佩伦之子，母亲是满清大将黄翼升的女儿黄素琼，后母也是满清大臣孙宝琦的爱女孙用蕃。

可是生在这样的名门望族，张爱玲却非常不幸福：父亲张廷重是个大烟鬼，一辈子只干了几年工作，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用在了抽大烟、逛妓院、娶姨太太上了，无数家产也被他败坏光了。张爱玲的生母不堪忍受丈夫的恶行，在张爱玲四岁时就离家出走远赴欧洲。在张爱玲10岁时，生母与其父离婚。张爱玲的后母也是一个大烟鬼，对张爱玲经常打骂。十七八岁时，在香港读书的张爱玲又遭受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煎熬，险些丧命。

而在张爱玲长大成人后，遇到第一个心动的男人却是“大汉奸”、“负心郎”、花花公子式的男人――汪精卫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让张爱玲身心备受折磨。胡兰成由开始对张爱玲的穷追不舍，到秘密结婚，再到3年后的不告而别、狠心抛弃，对情窦初开的张爱玲可以说是极大的精神折磨。此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有过一次婚姻，她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相识于1956年，对方是个左派作家，两个人于同年8月14日在纽约市政府公证结婚。直到1967年赖雅逝世。晚年的张爱玲孤独地居于美国，于1995年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前夕悄然离世。

回顾张爱玲的一生，不论是亲情还是爱情似乎都辜负了她，唯有文字与她不离不弃。哲学上总是首先是家庭环境。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童年正是塑造一个人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认为内因才是根本，但是我认为造成张爱玲的悲剧的根源在于环境。观的时候，童年时期遇到的人和事即使能渐渐地被时光抛弃、被岁月遗忘，也定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重重的印记，尤其是那些负面的事情所带来的影响绝对不可小觑。毕竟，不记得不代表不存在。张爱玲的父亲曾经狠狠地打过她，甚至把她关在房间里软禁，有病也不给她医治，对张爱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她的母亲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女性，在对张爱玲的父亲失望以后就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自己的发展上面，没有任何犹豫地远赴欧洲，抛下自己的一双儿女。至于张爱玲的继母，如同童话故事里永远的恶毒继母一样，没有给予张爱玲任何关爱。从童年到老年，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孤独如影随形，张爱玲就这样被困在寂寞这座围城里，直到生命的终结。

正是这样自私无情的家庭环境，造成了张爱玲性格上的缺陷和骨子里的冷漠。张爱玲笔下的很多人物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一些她本人的风格特点，比如孤僻，悲观，斤斤计较，甚至是厌世。

其次是社会环境。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岁月，是华夏大地上最黑暗的时光。外有帝国主义洋枪鸦片的攻击，内有晚清政府封建腐朽的统治，还有各地人民或为了国家或为了生存而爆发的反抗和起义。这些都使得那个时代处在极度的动荡之中，不论是所谓的贵族还是百姓都是终日惶惶不安。张爱玲自然也不能幸免。她确实是文学上的才女，但是在那样一个硝烟弥漫的社会，当吃饱穿暖都可能成为问题，还有多少人会关注这些精神的食粮？或许在很多百姓眼里，不论怎样的文字都只能称之为无病呻吟吧。这样的局面使得只能以文字为生的张爱玲饱受贫穷的困扰，她渴望早早地出名的心态也无可厚非了。

如果一定要从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中寻找一个最根本的诱因，我认为那必然是社会环境了。倘若没有列强的掠夺，没有鸦片的倾销，就凭张爱玲的家世即使啃老本也不致落到这样的地步。也许曾经苦苦挣扎在社会的黑暗之中的张爱玲可以如此幻想，但后世的我们在翻阅那段屈辱历史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历史必然的发展趋势，没有如果，所以发生的一切都是因果循环的必然结果。

时代造就了张爱玲命运之中的种种悲剧，但是事物的两面性告诉我们有失必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那样的乱世成就了张爱玲。都说乱世出枭雄，和平年代的英雄之路太难走了，唯有当遍地都是荆棘的时候，只要能开辟出一条道路的人都是英雄。民国时期的大上海在汪精卫等人的统治之下，一切带政治色彩的文学都会被镇压，因此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些别的东西来活跃文坛，而张爱玲的文字正合他们的心。再加上大上海的开放思想和所谓上流人士的各种派对给了张爱玲一个接触中西各种时尚和文化的机会，也给了她一个出名的舞台。一身旗袍的张爱玲惊艳了那个年代的上海滩，她成了民国才女之一。直到后来，即使居于美国，张爱玲依然在中国文坛有一席之地，也让她的生活得以维持。

张爱玲有女人的一切资本：美丽的外表，丰富的内涵，高贵的气质。但她却没有得到女人最想要的东西。我想，即使思想再怎么与时俱进，一个中国女人在骨子里还是不会改变的，她们追求的就是相夫教子的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真。正如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书上写的那样，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不幸的是胡兰成并非她的良人。他毫不迟疑地给出了这样打动人心的承诺，却未曾真正做到过。现世安稳的不可得或许可以说是时代的问题，他给不起；然而岁月静好却是他可以实现的，但他不愿意付出，不愿意以一颗同样的真心来对待满心满眼都是对他的爱的张爱玲。她把心低到了尘埃里开出花来，却等不来胡兰成的珍惜与呵护，那么，张爱玲就只能就此萎谢了。但是她是不后悔的，对这一份不能长久的感情；她最终也是不怨恨的，对那个辜负她的人。胡兰成曾对张爱玲说过，因为相知，所以懂得。而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张爱玲的这一生总在接连不断的磨难中度过。她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可是她的一生却在无数次迁徙中度过。她走边了山河，看遍了人间百态。起初是因为流离而寂寞，晚年想要独处却总是被现实打扰不得不频繁搬家。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认为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为什么出名了却想要离开社会呢?其实，她的一次一次的搬家是在逃避吧。她厌倦了这个冷漠的社会，她逃到美国想找到一块清净的地方，她要逃离世人的眼光，她要一个只有她一个人的“喧闹”的角落。既然想要平静又为何想要出名呢？这样相互矛盾的想法恰恰证明张爱玲其实并不是想要纯粹的平静。她想过平常人的生活，也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她存在过的痕迹。她想要让社会承认她的才华，也想让社会尊重她的生活。她想让人们记住她，也想让人们不要打扰她。

如此矛盾而独特的女子，就是张爱玲，也唯有张爱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张爱玲。民国的月亮早已下沉，张爱玲的故事却永远不会消逝。我们不会忘记那个在民国风雨中走来的一身华美旗袍的女子，她注定是灰暗的民国年代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三篇：读《宽容与正义》有感

读《宽容与正义》有感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看了秦风编著的这本《宽容与正义》，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与日本对待战争和人民态度的截然不同。其实我有点害怕看到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我不敢看那些血腥的画面和叙述，根本无法想象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残忍。我们记住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教训与未来的发展。

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结束后，以德报怨，善待日军战俘并人道援助300万日俘日侨顺利归国的一段历史，体会了中华民族的宽容与大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巨大创伤。其中的残酷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只有当时深受其灾难的人民能够体会的，但是有些人连生命都没有了，又该怎样去讲出来啊！我想我此刻可以理解作家张纯如在写了《南京大屠杀》后为什么会自杀了？任何一个人看到日本侵华的最真实的残酷时，都会很难受，甚至无法忍受的。张纯如她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人，根本无法接受这样血腥的黑暗的历史，她无法从中走出来。她只想让世人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并提醒世人“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不仅我们中国同胞这样子，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些关于战争年间外国人在中国的纪实，有一位外国女子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最后被迫离开中国，她很难过，伤心离开，最后在回去自己国家的路上跳海

自杀了，她为自己不能帮到中国苦难人民而难过，为日本的残忍行为而心寒。

日本侵华战争中，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日本民族，这都是一个深重的灾难。一些中国人在战争时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就被残忍地杀害了，我不知道日本的军队该是怎样的没有人性。对于日本人民来说，他们受骗了，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很多，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对于参军者来说，那是家破人亡，战死异国。在战争中，美国在长崎，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历史的灾难，在现代他们依然因为这原子弹的伤害痛苦不堪。我想起了那一部电影《南京，南京》里面的一位女人，她在被日本军捉住时，经过日本军角川君时说了一句：“杀了我！”她知道被日本军有多恐怖，所以她宁愿死在她朋友手上。她死在了一个有人性的日本军手上。最后日本人角川君帮助两个中国人逃出南京后，他也自杀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这场战争并不是他所接受的那样正义，日本来中国并不是拯救他们，只是让他们陷进苦难中，他也没办法接受日本的这场战争。

对于不能忘记的历史，我们是怎样的态度啊？笔者之所以写《宽容与正义》这本书，是他想要将最真实的历史展现在人民面前，让所有的人去正视战争历史，更好地向前发展，不要歪曲历史的真实面目。由当日日本犯下的罪恶，我想每个人民都不应忘记的，现代社会的日本究竟是怎样看待以前

犯下的错误的呢？那些右翼分子在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等行为，让我们人民感觉到历史被颠覆了，我们中国先辈所受的灾难和凌辱，该是如何的忍痛啊，就这样被掩盖了吗？

我们中国人知道“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认为《宽容与正义》这本书的目的，是世界所有正义人士所追求的，没有人要冤冤相报，我们追求的只是真正的和平与发展。这本书用相片与文字真实地记载了抗战的历史，中国军民是如何对待日本人的以及日本的恶行，里面的一些照片记实是我没有勇气看的，我在看这本书时被闪了一下内心深处，一直以来我都只是很笼统的知道日本军队对中国很残忍，但当很深刻地去了解时，我真的感觉到很痛苦的，我会莫名的心痛，只为我的先辈承受的惨痛。在我小的时候，也从我的爷爷奶奶那里听他们讲述日本当时侵略中国的恶行，他们那时的生活真的很艰难，同时还要时刻警惕日本军队，看着自己身边的人不是因为自然规律而死亡，却是在日本的刀下身首异处，这里面真的有太多的残酷和无奈了。

在这里，我只是想说，日本社会的主体力量是和平的，我们对于日本的民众没有记恨的意思，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现在日本的右翼分子，他们只是一群人，一种歪曲思维的象征，他们破坏中日之间的交往，更破坏了今天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将不被世界所容忍的。

正如笔者所说的“战争已经过去的，应该谴责的是导致战争的错误思想，而不是无辜的战争后代”。今天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他们的先辈也有在天皇的愚政骗局下支持与参加了战争，最后搞得家破人亡。我想在今天这个时代，日本民众是理智的，他们可能不再会轻易相信这样的战争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让我们铭记历史的教训，以更好地向前发展。

第四篇：读《木腿正义》有感

读《木腿正义》有感

程序正义万岁！

15行管 吕晨凯

冯象，上海人。出生于50年代，父亲冯契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1968年上山下乡，远赴云南边疆，从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后获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耶鲁法律博士。

《木腿正义》一书共收录冯象以前的31篇文章，其中上编16篇谈法律，属于带有学术性的法律杂文；下编15篇谈文学，学术性较强，也包括一些访谈文章。

——上述两则资料来源于百度百科

我们都会说，法律的目的是维护正义。可我们是否有想过，这里所说的正义，究竟是实体正义，还是程序正义呢？冯象先生在《木腿正义》开篇便阐发了关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关系的思考。

他以乐悉尔《假马丹行传》中的故事作为材料：有一个名叫马丹的人在与新娘白特兰完婚后突然离家出走。后来马丹的父亲去世了，留了一大批家产给他，并托马丹的叔叔彼埃尔照管。一天，马丹回来了。但是再后来马丹对遗产细节的追问使叔叔彼埃尔难以回答。于是彼埃尔收集线索发现这个新马丹是个冒名顶替的骗子，便告发新马丹，即农民阿尔诺。在庭审上新马丹巧舌如簧，对答如流，对指控一一辩驳。终于，一个木腿人即真正的马丹闯进法院，经过隔离提审、当庭对证、亲友指认，真相大白。阿尔诺被处以绞刑，焚尸灭迹。

这个看似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完美无缺，一个不少的案件，有人却从另一角度看出了不寻常：结合当时社会背景，妻子白特兰完全有可能为了摆脱活守寡、争取有夫之妇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主动接受新马丹。如此一来，即使阿尔诺受到法律制裁，但争议并非完美，作为妻子的白特兰，内心深处是背叛马丹的。另外，叔叔彼埃尔对遗产也存在着不义行为，在最后也没有受到应有惩罚。由此看来，真正的正义远未实现。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承认，这个案件，实现了程序正义。木腿正义是跛足的正义，来得太慢、太晚，但毕竟是来了，如我们常说的那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确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在过程与结果的抉择中徘徊，我们纠结于过程的齐备，还是结果的满意。在许多方面，我们更倾向于后者，那句“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便试妥当又巧妙的证明。

实体正义讲究无罪之人无罪，有罪之人有罪，罪刑适当，量刑有据，这果真点出了正义要害，但我们真的实现得了吗？记得法理老师讲过：程序的正当性决定结果的妥当性。我们可以看到，“妥当”是修饰结果，“正当”才是形容程序，我深以为然。我想说，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与基础。程序正义，万岁！

就在几个月前，快播涉黄案吸引了整个法律界的关注，还博得了社会各界的眼球。当然，许多网友也不明觉厉地发出“快播无罪”之类的调侃。至于快播有没有罪，这涉及的即是实体正义。因为案件结果并未公布，我们也无法断然判定其实体正义是否真的实现。甚至，哪怕判决公布，我们也不好说谁对谁错。我要谈的是，至少，这次全程直播的王欣快播涉黄案在程序正以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无论结果如何，至少，庭审的场面记在每个看过的人心里。可以想象，之后案件的判决，若是没有做到民心所向、众望所归，那是要承受巨大压力的！

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说过：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上却反映了某种司法实践上的无奈。这就需要提到《木腿正义》中另一篇文章——《秋菊的困惑和织女星的文明》。

秋菊的男人和村长吵架，村长踢了秋菊男人要害。秋菊要村长认错，村长不屑一顾。于是她一级一级告状。后来，秋菊难产，村长领了人冒着大风雪，走了几十里山路把他送到医院救了秋菊母子一命。没相当，正当秋菊感恩不尽等待村长来家吃儿子的满月酒时，上级却把村长以伤害罪带走了。结局的场面则是秋菊一脸的尴尬。

故事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实体正义的确实现了，但我们打心眼里是不愿这个“正义”发生的。实体正义也算是外来词，那我不知是否可以引用冯象先生书中之言：“国家法律的现代化过分强调了与国际‘接轨’，而在运作中压制了民间法及其他传统规范的成长，忽略了这些非正式法律和规范曾长期有效地调整着的那些社会关系。”

费孝通《乡土中国》有言：中国正处在从想吐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私法不能彻底推行。也就是说，在中国广大农村偏远地区，过分地“捍卫”法律权威也是存在风险的，法律明明是民主的象征，在此时却成了阻碍人们和睦交往的绊脚石，不得不说，有时候，民间自然法远比实体正义的实现来的实在、有效，至少，乡亲还是乡亲，没到撕破脸皮的境地。

司法完善历程已经在中国拉开序幕，关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讨论也各说纷纭。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有这样一句话：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也许这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愿望，但是人们可以在无尽的岁月中无限地接近它。同样，实体正义也许永远无法完全实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尽善尽美的程序正义，无限地去走近它！我毫不忌讳地支持程序正义，不为其他，单一句“程序的正当性决定结果的妥当性”足矣！

第五篇：柏拉图的正义观——读《理想国》有感

柏拉图的正义观

——读《理想国》有感

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理想国》为柏拉图早期著作，与《法律篇》不同，它体现了柏拉图早期的思想。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理想国》一书是柏拉图的一篇重要对话录，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通过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他的眼里“哲学家”有着特殊的内涵。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是政体。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存在于天上的模范国家。

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是具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而其他人也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作为一门知识，也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它，进而有资格执政，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于

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这样，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他坚信只有哲学家才可拯救城邦和人民，哲学家是理想国必然的统治者。

正义问题是贯穿全书的线索：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等人的谈话因正义问题而起，是否正义又成为双方对话过程中讨论的主题和价值标准。

色拉西马库斯说，“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由于谁强谁统治，并且严格意义上的强者是不会犯错的，他认为对己有利的事情就一定在事实上对己有利，因而统治者制定的法律都是本着利己的原则的，所谓正义就是执政者的利益。色拉西马库斯从强者的视角出发，他眼中的正义无疑带有某种主观主义倾向，反应了个人对利益的诉求，而苏格拉底正是从一种相对客观主义的角度来对他进行批判。苏格拉底从技术的视角对正义进行考量，正义在于每一种技艺尽其本职，使受照管的对象得到利益；在于技术服务于它的对象，因而与人群差别无关。政策和法律同样作为一种技术，只有当它为全体人民提供最大的利益时，才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并服从，这个情况下的政策法律才是正义的。

然后，格劳孔提出“正义是弱者的妥协”，认为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衷，正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人都是在法律的强迫下，才走到正义这条路上的，那些做正义事情的人是因为自己没有本事作恶，或者是因为正义行为带来的名声。虽然一切负有教育责任的人都谆谆告诫：为人必须正义，但是他们的谆谆告诫从来不颂扬正义本身，而只是颂扬正义带来的好名声。在阅读本书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也被格劳孔所说服了：现实中的情况好像真是如此，没有人心甘情愿实践正义，因为从不正义那里确实能够从正义那里得到更多的利益。人们在乎的是自己的行为“被看见”：的确有人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的行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未得到承认，但他们相信自己的行为一定会被后世所认可的，他们“内在”的“美”一定会被后人所“看见”；否则，谁还会正义凛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看不见”，还有意义吗？正义和不正义都只是手段，重要的是名和利？人们通过不正义得到赤裸裸的现时的利益，通过正义得到名声，谁会选择一种既得不到名又得不到利的行为呢？

正义的本质成了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苏格拉底先从城邦入手，讨论城邦的正义问题，再通过人与城邦的类比来阐明个人正义的本质。接下来的几卷涉及了教育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文艺问题﹑男女平权﹑政治问题﹑共产问题等一系列城邦中出现的问题。由于个人无法单靠自己达到自足，人们为了各自不同的需要而集合在一起生活，因而建立了城邦。不同人禀赋的不同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出现，城邦的正义在于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这三种团体各司其职，达到城邦整体的和谐和利益的最大化。相类似地，个人的正义在于他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各起各的作用，当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时，一个人的心灵才是一个有秩序的和谐整体。不正义意味着在城邦或个人中，这三部分之间的争斗不和而导致三者的混淆与迷失。做正义的事在内部造成正义，做不正义的事在内部造成不正义。正义意味着心灵的健康，它美和坚强有力；不正义意味着心灵的疾病，它丑和软弱无力。于是，当一个人不正义时，他心灵的本质已坏，就算拥有再多的利益，财富和权力，也被认为是死的了。苏格拉底至此为我们阐明了正义的内在真正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