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正义的诉求》有感：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读《正义的诉求》有感
应用法律系教师：丁芳
《正义的诉求：美国辛普森案和中国杜培武案的比较》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王达人/ 曾粤兴。该书是一本比较中美司法体制与辩护制度的作品。本书将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和中国的杜培武案放在同一面显微镜下进行细微分析，旨在引出中美文化的差异和由此而导致的警察、法官、检察官权力的不同。最终，探讨出正义的真正涵义及不同制度下人们对正义的追求。
辛普森案：美国著名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被指控谋杀，被害人是其前妻妮可及前妻的情人，在被指控谋杀后，辛普森第一时间请其律师代理所有诉讼事宜，并聘请了被称为“梦之队”的明星律师团队为其辩护，诉讼遵循严格、缜密的诉讼程序和严苛的证据制度，最后辛普森被宣判无罪。其实，辛普森能够洗脱罪名，关键在于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获取的证据的效力，即著名的“毒树之果”法则规定。
杜培武案：杜培武是昆明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被怀疑杀害其妻子和她的情人。在案件调查的整个过程中，杜培武遭到了相关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最后不得不供述了自己的“有罪事实”。当发现真凶的时候，杜培武已经承受了26 个月的牢狱之苦，身心疲惫。当然此类案件绝对不止于此，“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等都是忽视程序正义所导致的冤假错案，我国在刑事诉讼中长期忽视程序正义，没有正确认识诉讼程序的真正价值和重要意义，是导致此类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
该书对上述两个案例的介绍，能看出两国的法律精神对于程序正义、结果正义的追求大相径庭，体现在刑事诉讼中便是对程序和实体的正当性的追求。尽管这很有可能会导致“错放一千，不冤一个”等大众从感性上无法接受的后果，但刑讯逼供带来的冤假错案让人细思恐极，虽部分当事人等到了沉冤昭雪，但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从新的刑事诉讼法以及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来看，我国的法治体系正在处于慢慢健全、快步追赶的阶段，人们对正义的追求将得到切实保障！
第二篇：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正方的观点：
1.从文字概念上讲，迟来的正义若不是正义，就会陷入白马非马的逻辑错误。
2.从正义的本质上来讲，正义本身包含两个含义：1.做自己分内的事。（此点，亚里士多德，罗尔斯，苏格拉底等人均有论述）2.纠正的正义，纠正的正义包括补偿的正义和惩罚的正义，即对不义的直接惩罚，对邪恶的报复，对收到损害的补偿。从这个角度讲纠正的正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身就具有事后性和补偿性，如果不承认其为正义，则补偿和惩罚的意义就没有了.（来源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感情）。
3.从个人为权利斗争的角度看，耶林认为，权利遭受侵犯后，如果不能去抗争，无异于自贬人格，无异于精神自杀。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是这个道理。“国家可以为了一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开战，如果单纯就从利益的角度来权衡的话，那是不足够的，战争所带来的生灵涂炭以及给百姓带来的种种破坏绝不是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抵价的，但是，我们仍然会为了我们自身的主权和尊严去抵抗。” 如果追求这种斗争不是正义，其不是让法律消亡，法律的信仰也将不复存在。例如，在八年抗涨之后，我国取得了侵华战争的胜利，我们说，这场正义迟来了，但仅仅是因为我们的仗打了八年，就可以否认这是中华民族的正义之战，否认战争结果之正义呢？
反方的观点：
1.（从本句的出处讲）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为西方法谚语，“ustice delayer is
justice denied”，是从权利救济的时效角度来说的，虽然权利的补救具有事后性，救济性，但权利的恢复和补偿必须以时效作为基础。身遭迫害已是不公，若为此还要受累年诉讼之累，冤屈才得昭雪，无异于对于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一个迟到的高等入学通知对一个曾经渴望上学而又辍学的学生来说是没有现实价值了，徒添被误学子烦恼和惋惜而已。一个被错判的囚徒，面对一张恢复自由的改判通知，那种痛楚和悲怜是无言已尽的。时过境迁，受伤害的人即使得到所谓的补偿，于世亦无异。所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表现了人们对于正义的即时需求。而非仅仅是对于同台复仇的生物情感。”
2.（从正义的本质讲）从正义的本质来看，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构成人类生活基本的条件。对方显然采用功利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所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正确的组织的，”，然而，这也是现代正义观所批判的（罗尔斯），这种观点追求的观点无视弱者，追求总体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忽视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差别和追求。按照对方观点，正义确实可以无所谓时效，因为，即时迟来，善亦弘扬，恶亦被压制。社会成本从善恶的角度看似乎并没有太大减少，但是，这种冷眼旁观的正义的伸张，却是对遭受不幸之人尊严的最大不尊重。现代社会的正义观，以罗尔斯为代表，认为，“保证公民自由的前提下，要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社会制度的设计只要能给最少受惠的成员带来补偿就是正义的”，换言之，人不能成为手段，要成为被关怀的最终目的。仅仅追求事后的惩恶扬善而忘记时效，其实就是将对人的惩罚作为维护社会成本的手段，却没有对受伤害人的关怀。正义的本质中就包含了即时救济的意思，因为只有这样，受伤害的人才能有可能真正得到补偿。
3.（反驳对方第三点），换言之，在今天这个辩题下，我们讨论的不是要不要为权利斗争，要不要伸张昭雪的问题，（因为正义的要求，要求对非正义行为进行惩罚和对受伤害人的补偿），而是肯定了要对权利进行维护，一定要保护弱者的前提下，该不该及时进行保护的问题。这是一种时效性的价值追求，是一个应然问题。如果对方辩友承认，正义要及时得以伸张的话，就真正的明白了辩题的意义。对方的所有煽动性言论，都仅是在混
淆争论点，没有对其“迟来”做对于积极追求的解释，一切都是徒劳的。在抗日侵华战争的时候，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奋起反抗，从一开始就积极追求着打到侵略者，是对及时正义的积极追求，所以是正义的。只不过，战争的客观规律导致了时间的拖长。就如诉讼的用时来讲，一般是几个月到几年，是制度的设计，在本题语境下，应当是讨论诉讼制度是不是该缩短，或者对冤狱的审判该不该及时纠正的问题，而不是讨论，经过几个月的诉讼的来的权利斗争的结果是不是正义的问题。一个应然的价值追求，才是这个辩题的本质。
第三篇：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般说来，正义和非正义是人们评价法律制度正当与否的两个对立的价值标准。但是，相对于过于理性、抽象、含混的正义标准而言，非正义具有较为明显的确定性和可感受性。一项法律制度设计得再合乎正义的要求，人们往往也会熟视无睹，或者认为“本来就应当这样”。但是，某一制度或者司法实践一旦明显背离了正义的基本标准，形成一种为人们所公认的非正义，那么直接遭受这种非正义的人就会产生深深的被忽视、被贬低、被看轻甚至被侮辱的感觉。这种感觉经常会促使受伤害者奋起抗争，去“讨个说法”，甚至直接造成冲突的升级。因此，如果说人们对正义并不十分关注的话，那么非正义却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那些直接受到不公对待的人
什么是非正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非正义主要是指实体裁判上的不公正。例如，法院对无罪者判决有罪，或者对罪轻者判处了过于苛厉的刑罚。当然，近一段时间以来，程序的正义受到较为广泛的重视，一项法律决定的制作过程如果使人受到无视或者轻视，那么一种程序或过程上的非正义也就随之发生了。程序上的不公正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如裁判结论在制作中不允许利害关系人直接参与，控辩双方受到明显的不平等对待，裁判者对控辩双方中的某一方有所偏袒，裁判者随意地作出裁决，而不明确告知裁判的理由，等等。但笔者这里所要分析的是一种特殊的程序非正义，也就是由于正义来得过于迟缓或者不及时而造成的非正义。为了便于说明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实际发生的案例。
１９８４年７月，河南某县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幼童王某被他人杀死在离家不远的玉米地里，凶器是他割草用的镰刀。县公安局经过摸底排查，村民吴留索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同年９月，吴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县检察院批准逮捕。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８日，某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吴留索故意杀人罪成立。认定的依据有三个：一是吴在公安机关预审中对其犯罪事实所作的供认；二是河南省公安厅对杀人现场的脚印所作的司法鉴定书，结论是脚印是吴留索所留；三是吴有犯罪的前科，曾因奸淫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随后，中级法院展开公审大会，对吴进行公开宣判，判处死刑。在公判大会上，吴留索当场喊冤并提出上诉。
１８８５年４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不开庭审理认为，作案工具上并无吴留索的指纹，现场的勘验材料与吴的口供存有出入，因此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中级法院则将案件退回检察机关补充侦查。１９８６年，市检察院再次以故意杀人罪对吴留索提起公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审理，再次以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由于一直无法补充新的证据，此案久拖不决，吴留索则长期被羁押在县公安局看守所。
案件久押不决的情况经新闻媒介披露后，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在各界压力下，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案发所在地的县法院审判庭重新开庭审理。在法庭上，吴留索否决了所有的证据，并声称自己无罪，当时所作的口供系刑讯逼供的结果。一个多月以后，一审法院认定吴留索故意杀人罪成立，并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注：此案曾由《南方周末》于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０日作过报道。）
在这一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吴留索在法院未曾作出生效法律裁判的情况下，一直连续被羁押了长达１４年多的时间。如此长的未决羁押时间在改革开放以来确属十分罕见。对于这
一案件，当地的“公检法”很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解释。例如，犯罪人作案手段极其凶残，案件在当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公检法三机关”都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破案压力；吴留索有明显的作案动机和嫌疑，只是定罪的证据还不充足；在当地群众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将吴留索改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会带来十分消极的社会影响……吴留索一直被关押在公安局的看守所，一来可以对他实施“保护性拘禁”，二来有助于获取准确的口供，以便查明真相，不枉不纵。
但是，谁来关心吴留索的命运呢？“公检法三机关”仅凭着一些显然既不充分也不十分可靠的证据，就将他关押在看守所，并且一直把他从青年关押到人近中年。他还要不要置地造房，娶妻生子，要不要为父母养老送终呢？假如“公检法三机关”因为过于自信而把案件搞错了，那么１４多年的羁押期间岂不就将吴留索的一生都给毁掉了吗？作出这一假设绝非空穴来风，因为我们的“公检法”经常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但又不时地“有错必纠”。而河南当地的法院在定罪问题上之所以再三犹豫不决，也不过是因为案件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又假定这一案件“确实”像法院屡次判决认定的那样，吴留索在１９８４年杀害了王某，那么在长达１４年的时间里，法院一直不作出生效裁判，吴留索一直作为嫌疑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其前途、命运甚至生命一直处于不确定和待判定的状态。换句话说，吴留索等待“政府”处理一直等了１４年，这对他公平吗？
很明显，这一案件令人想起了那句源自英国的法律格言：“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ｅｌａｙｅｄｉ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ｄｅｎｉｅｄ）！
有人可能对此辩驳：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只不过这种正义晚到一步而已。
实际上，迟来的正义之所以为非正义，倒不是因为实体结论发生了错误或者造成了实体上的不公正，而是由于实体结论的过迟产生而造成了程序过程上的不公正。这种正义的迟到现象所损害的是司法裁判的及时性（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
这种司法裁判的及时性一般有两个看似矛盾的要求：一是裁判的形成不得过于迟缓，二是司法程序的运作不得过于急速。换言之，及时性讲求的一种典型的“中庸之道”，是在过于迟缓和过于急速之间确定的一种中间状态。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过慢和过快构成了与程序正义直接违背的两种极端。
首先看过慢所带来的后果。一般来说，裁判结论形成得过于迟缓会导致结案周期的任意延长，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可能大量地流失，了解案情的证人可能出现记忆的模糊或者丧失，甚至死亡。即使是那些“当年”直接负责办理案件的“公检法”人员，也会因事过境迁而无力提供有关案件的一些必要线索。这些都会导致案件的事实真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难以查明，判决结果出现错误的机率在增加。可见裁判过程的迟缓和低效率，所带来的很可能不是公正的裁判结论。
退一步说，即使迟来的裁判仍然是正义的结论，但有关各方却因为这种结论的迟到而受到直接的伤害。对于被告人而言，案件的久押不决会使他长时间处于未决羁押状态，人身自由受到长时间的限制，其自由、财产甚至生命等实体性权利也因此一直处于待判定的状态，其法律身份和地位也一直处于不确定的局面。而对于被害人而言，案件一直不能形成生效的裁判，结论“真正”的凶手无法被及时地绳之以法，其随犯罪的发生而来的报复的欲望得不到
及时的实现，其权益也得不到及时的恢复和补偿。
这种迟来的裁判所造成的非正义对于不同的被告人、被害人所带来的影响有所不同。但事实上，被告人、被害人往往对此都较为敏感。这种非正义感经常使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其他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产生一种受岐视甚至被抛弃的感觉。他们会据此认为，司法裁判机构并没有将他们“当回事”，他们只不过是国家来维护治安的手段或者工具，其人格尊严和应得的权益受到了深深的忽略和无视。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不满的往往不是自己最终被判处什么罪，科处多少刑罚，而是在裁判过程中所受到的对待方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在西方犯罪学界广为流行的被害人“第二次伤害”（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ｒｍ）理论，说的就是被害人因为在司法程序中受到忽略和慢待而产生了被伤害、不公正的感觉，这里的“加害者”可能是代表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的警察、检察官，也可能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法官。
过于迟缓的裁判是形成非正义的一种源泉。但是，司法裁判是不是形成得越快越好呢？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如果说裁判过迟、久拖不决会使被裁判者产生被慢待的感觉的话，那么，过于急速的裁判则容易使被裁判者无法充分而有效地参与裁判的制作过程，其权益也同样会受到忽视。在以前强调“从重从快”地惩治犯罪的时期，很多地方经常发生在短时间内使犯罪嫌疑人受侦查、起诉、第一审、第二审、死刑复核直至执行死刑的情况，民间甚至有案发７天后被告人被定罪并被剥夺生命的传言。这就是典型的裁判过于快速的例证。
裁判过快会大大限制被裁判者参与裁判制作过程的机会。毕竟，程序正义的维护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加以保证的。没有必要的时间投入，被告人、被害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调查证据、准备防御和有效影响裁判结论方面，就很难有所作为。没有必要的时间保证，诉讼各方在法庭上也难以展开充分的举证、质证和辩论，使得法庭审判往旆因此而流于形式。
裁判的急速进行对裁判者的公正形象也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因为裁判者在极短的时间里无法从容不迫地审查证据、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辩论，也难以冷静地对案件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细致的评议。根据人类生活的基本经验，过于快速的裁判往往是在外部压力下造成的，因此快速裁判经常与裁判不独立如影相随。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那么法庭审理过程就将彻底失去决定裁判结论的能力，这种裁判往往与各方的参与甚至法庭审理过程毫无关系，而成为外部权威强加而来的非理性结论。到了这种地步，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也就随之丧失殆尽了。
归根结底，司法裁判活动不应过于迟缓，否则，“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裁判也不应过于急速，否则，“急速而来的正义”会走向正义的反面。裁判制作过程无论是过于迟缓还是过于急速，所造成的都是程序上的非正义
第四篇：迟来的正义
《迟来的正义》观后感
“残忍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犹使我而不忍闻······”数十年前，鲁迅先生曾为刘和珍君的死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然而，当《迟来的正义》从我眼前掠去时，这句话又重新闯入我的脑海。
“位高权重的犯罪者为何逍遥法外？”这掷地有声的诘问一次又一次钝痛了我的心。
一个不到四岁的小女孩遭人猥亵，这是多么残忍的现实，犯罪者本该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在时间的推移中，罪恶成为泡影，渐渐不了了之。官方的说法很是笼统，“观察再观察，”似乎观察就可以让一切水落石出，就可以让受害者自愈，多么可笑的应付啊！
媒体的曝光让整件事有了一个转机。原来，那罪犯是某县中级任命法院的副院长。事件至此，似乎让人找到了一些头绪，结果迟迟不能尘埃落定的原因居然是一个副院长的头衔。警察局局长在人们的反复逼问下，终于给出个“这是中国特色”的荒唐应付，邓爷爷要是听到这句话该有多么的痛心，他一手规划的完美社会成为了“袒护罪恶”的“保护伞”，呜呼哀哉！
我总是在想，如果媒体没有揭露出事件的真相，结果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受害者蒙受伤害艰难度日，犯罪者逍遥法外为所欲为。法治社会下的黑白颠倒和本末倒置更令人发指，本是惩治罪恶，维护正义的手段却丧失了它最初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难道我们真的要如此坐以待毙吗？法院的副院长知法犯法，坚决应该严惩不贷，何来请示上级，等待批准？
还会有多少不分青红皂白的袒护，还会有多少申诉无门的泪水，还会有多少遥不可及的正义？值得庆幸的是，这迟来的正义维护住了一个幼女最纯洁的尊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能只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法治的国家里，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我渴望更加澄澈的天空，更加清新的空气和更加美好的生活，我需要一种来自社会的安全感。我不敢想象还有多少像这《迟来的正义》一样的可悲现实，我只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他不能缺少的就是良知。一旦淡漠的人心泛滥成灾，那么残酷的刑罚也难以抵御罪恶的滔天。
我只能说，我不要死了的真实，我要活着的正义！
第五篇：读《宽容与正义》有感
读《宽容与正义》有感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看了秦风编著的这本《宽容与正义》，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与日本对待战争和人民态度的截然不同。其实我有点害怕看到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我不敢看那些血腥的画面和叙述，根本无法想象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残忍。我们记住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教训与未来的发展。
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结束后，以德报怨，善待日军战俘并人道援助300万日俘日侨顺利归国的一段历史，体会了中华民族的宽容与大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巨大创伤。其中的残酷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只有当时深受其灾难的人民能够体会的，但是有些人连生命都没有了，又该怎样去讲出来啊！我想我此刻可以理解作家张纯如在写了《南京大屠杀》后为什么会自杀了？任何一个人看到日本侵华的最真实的残酷时，都会很难受，甚至无法忍受的。张纯如她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人，根本无法接受这样血腥的黑暗的历史，她无法从中走出来。她只想让世人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并提醒世人“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不仅我们中国同胞这样子，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些关于战争年间外国人在中国的纪实，有一位外国女子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最后被迫离开中国，她很难过，伤心离开，最后在回去自己国家的路上跳海
自杀了，她为自己不能帮到中国苦难人民而难过，为日本的残忍行为而心寒。
日本侵华战争中，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日本民族，这都是一个深重的灾难。一些中国人在战争时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就被残忍地杀害了，我不知道日本的军队该是怎样的没有人性。对于日本人民来说，他们受骗了，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很多，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对于参军者来说，那是家破人亡，战死异国。在战争中，美国在长崎，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历史的灾难，在现代他们依然因为这原子弹的伤害痛苦不堪。我想起了那一部电影《南京，南京》里面的一位女人，她在被日本军捉住时，经过日本军角川君时说了一句：“杀了我！”她知道被日本军有多恐怖，所以她宁愿死在她朋友手上。她死在了一个有人性的日本军手上。最后日本人角川君帮助两个中国人逃出南京后，他也自杀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这场战争并不是他所接受的那样正义，日本来中国并不是拯救他们，只是让他们陷进苦难中，他也没办法接受日本的这场战争。
对于不能忘记的历史，我们是怎样的态度啊？笔者之所以写《宽容与正义》这本书，是他想要将最真实的历史展现在人民面前，让所有的人去正视战争历史，更好地向前发展，不要歪曲历史的真实面目。由当日日本犯下的罪恶，我想每个人民都不应忘记的，现代社会的日本究竟是怎样看待以前
犯下的错误的呢？那些右翼分子在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等行为，让我们人民感觉到历史被颠覆了，我们中国先辈所受的灾难和凌辱，该是如何的忍痛啊，就这样被掩盖了吗？
我们中国人知道“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认为《宽容与正义》这本书的目的，是世界所有正义人士所追求的，没有人要冤冤相报，我们追求的只是真正的和平与发展。这本书用相片与文字真实地记载了抗战的历史，中国军民是如何对待日本人的以及日本的恶行，里面的一些照片记实是我没有勇气看的，我在看这本书时被闪了一下内心深处，一直以来我都只是很笼统的知道日本军队对中国很残忍，但当很深刻地去了解时，我真的感觉到很痛苦的，我会莫名的心痛，只为我的先辈承受的惨痛。在我小的时候，也从我的爷爷奶奶那里听他们讲述日本当时侵略中国的恶行，他们那时的生活真的很艰难，同时还要时刻警惕日本军队，看着自己身边的人不是因为自然规律而死亡，却是在日本的刀下身首异处，这里面真的有太多的残酷和无奈了。
在这里，我只是想说，日本社会的主体力量是和平的，我们对于日本的民众没有记恨的意思，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现在日本的右翼分子，他们只是一群人，一种歪曲思维的象征，他们破坏中日之间的交往，更破坏了今天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将不被世界所容忍的。
正如笔者所说的“战争已经过去的，应该谴责的是导致战争的错误思想，而不是无辜的战争后代”。今天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他们的先辈也有在天皇的愚政骗局下支持与参加了战争，最后搞得家破人亡。我想在今天这个时代，日本民众是理智的，他们可能不再会轻易相信这样的战争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让我们铭记历史的教训，以更好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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