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工业化》读后感（范文大全）

第一篇：《农业与工业化》读后感

《农业与工业化》读后感

yinger

第一次接触张先生的作品，大概是在2012年。当时考研的学校指定的一门考试教材是《发展经济学》，为了应付考试，书上的知识背的滚瓜烂熟，然而更深层次的理解还是有些欠缺。2016年来到华科，获张培刚发展基金会赠书两本：中文版《农业与工业化》以及英文版。初次看到中文版的封面时颇有感触，镰刀与麦穗，非常贴切而又富有深意的设计。怀着一份敬意，现在开始我们的阅读旅程。

回顾张老的一生，几多繁华、几度风雨、几经坎坷。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使得张先生对于农业问题有着切身体会。大学时期在武汉大学求学的经历，为以后积累了坚实的经济基础。1934年大学毕业后，张先生进入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并从事了六年之久的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工作期间，先生多次参与到地方的乡镇调研，并写成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等著作，同时还在多刊物上发表了论文。这一系列的成长工作经历为后来先生到哈佛留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也对后来论文的选题颇有影响。1941年先生进入康桥哈佛大学开始了留学生涯，也正是这段经历，使得先生原有的知识得到极大的升华和提高。1945年张先生完成《农业与工业化》的英文初稿，后该文获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这对于当时的华人来说绝对是极大的荣耀。七十几年过去了，张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中的一些理论在当下仍然适用，如重视农业的发展、改革土地制度、推进农业机械化等等。然后造化弄人，张先生归国后搞了近10年的总务行政工作，后又教了逾十年的政治课，紧接着是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完全无暇自己擅长的经济学术研究。学术生涯停滞了几十年，人生最黄金的时光竟就这样蹉跎。董辅礽教授曾感慨说：“张培刚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过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才华不得施展，人才埋没多年，这无疑不是一个时代莫大的悲哀！

20世纪八十年代，张先生拟将《农业与工业化》内容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为上、中、下三卷。上卷即原博士论文的中译本，分标题为《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中卷分标题为《大战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下卷分标题为《社会主义中国农业与工业化问题研究》。在对三卷书进行详细阅读后，我对张先生的敬仰之情不禁又增添了几分。书中严谨细致的文笔、规范的引用及在当时具有引领性的思想都令我印象深刻。本文的主要着重点是对上卷内容的把握，并辅以中下卷中对相关问题再论述的见解。

上卷开篇总论部分主要是对一些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的评述，主要涉及工业与农业的基本概念及全篇所用之局部均衡、区位分析等方法。关于农业与工业的基本概念，张先生听从库兹涅茨教授的建议放到了附录部分。对于这一点的做法，我赞同杨联陛先生的看法，这两个基本概念的注解非常重要，放到附录部分容易被忽略。张先生在本书中所用的一般是狭义工业，狭义的工业只包括制造业及机械生产。一种工业可以定义为生产一群同类商品的一群生产单位，此种商品的相同性为最大或者相异性为最小。而“农业”一次将用以包括一切形态的农场经营，即包括大规模的现代化农场，也包括小规模的家庭农场。

在论证分析方法部分，张先生主要运用三种方法，分别为一般均衡方法、局部均衡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可以进行总体均衡分析，但由于其前提假定为“完全竞争”、完全“静态”，这不太适用于全文分析的农业与工业问题。故张先生进一步结合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来同时应用动态分析及演进性分析。由于传统的局部分析方法与本文不尽完全匹配，张先生对其进行了相关修补。修补工作主要集中在四点：一是不止着眼于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对其他经济活动也应进行关注；二是以不完全竞争假设替代原有的完全竞争假设，并将厂商理论引入“小组”理论；三是适当应用总体分析方法；四是引入区位理论，尤其是现代的动态区位理论。在中下卷中，张先生对相关分析方法概念进行了相应调整。“总体分析”和“个体分析”及介乎其间的“中观分析”，分别对应着现下流行的概念：“宏观分析”、“微观分析”及“中观分析”，其中上卷中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方法是与“中观”分析的内容联系紧密。另外是重申数量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在上卷书中张先生对一些弹性概念的分析从属于数量分析方法。张先生认为数量分析方法之于经济学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不太赞成一些极端行为。现下数量分析方法遍地开花，期刊论文恨不得每篇都要搞一大堆计量模型，甚至有些生搬硬套，这种情形也未必见得是一件好事。我始终认为，计量只是一种分析问题的工具，经济问题研究的核心仍然是思想最为重要。若是只一味地去追求方法的巧妙性，丢掉了经济学分析最原始最核心的东西，这种做法并不可取。

上卷第二章张先生主要是对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行论述。在任何经济社会中，农业和工业之间总是保持着一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一个国家无论工业化发达到何种程度，都不应忽视农业的发展，只有农业与工业之间维持一种平衡，经济才是健康有序的发展。今天很多发达国家就是很好的例子，如美国、英国、法国等。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先生就论述了农业对于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集中在食粮、原料、劳动力、市场以及资金等五个方面。农业最重要的功能是为整个人类经济社会供应粮食，同时也为其他产业提供原材料，输送剩余劳动力。广大农村地区也是巨大的市场，同时农业的发展也为工业等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金。库兹涅茨教授在1961年将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概括为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取收入的贡献。后来的一些学者将库氏的观点认为是“经典分析”，殊不知这些理论与张先生的博士论文内容大致相似，而库兹涅茨当年还详细看过张先生的英文底稿。后来，库兹涅茨教授凭着一系列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张先生却因种种因素被埋没，这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上卷第三章是有关工业化理论的论述。张先生将“工业化”定义为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而这种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来说明。若从资本角度出发，则是资本的“扩大利用”和“加深利用”的过程。在中下卷中，张先生为了通俗易懂起见，将“工业化”重新表述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区别在于用“生产函数组合方式”替代了“生产函数”一词，更暗含着组合与其产出之间的依存关系。同时为了指出工业化的变化方向和突出特点，又进一步将“工业化”定义增改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向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种对工业化的定义更为广泛，国民经济的进步与发展既包含工业的进步与发展也包含农业的进步与发展。这种定义极大地有别于一些传统的将工业与农业对立起来，或只取其一的做法。按照广义的工业化定义，信息化则是传统意义上“工业化”的深化和拓展。而现在提倡的“现代化”含义及内容则比工业化更为广泛，简言之，“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而“现代化”则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长河。

同时，张先生对工业化中的基本要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工业化中主要有五种基本要素：人口、资源或物力、社会制度、生产技术及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其中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及生产技术是发动因素，资源及人口是限制因素，而社会制度则既是发动因素又是限制因素。这种对影响因素的划分，时至今日，仍有其合理之处。可持续性发展观正是在资源等的限制背景下所提倡的，这与张先生在四十年代的有关于人口及资源的限制作用论述不谋而合。对于人口方面的限制，张先生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方面具有其合理性。由于刚刚读过森的《以自有看待发展》一书，在此稍作一点点对比。森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则是批评略多于褒奖，认为年轻妇女获得自由权才是解决人口的有效合理的途径。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计划生育政策确实起到了抑制人口增长的目的，但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所带来的“女性的消失”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地方。无论两者之间观点有何不同，但都一致认为人口问题确实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重视和解决的一大问题。

上卷第四章张先生主要探讨的是工业化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工业化对于农业生产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谈及积极的一面，工业发展有利于农业技术进步，能够促进农业的改良。张先生认为工业发展是农业机械化和大规模组织经营的必要条件，农业的改革必须以工业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前提条件。

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资本化的”过程，是资本“宽化”和“深化”的过程。这种说法如果应用到农业，则表现在农场操作的机械化和化肥肥料的利用上。现代农业继续运行，归根到底依赖于工业的各个部门提供机器、肥料、动力、储藏设备及运输工具。而当工业化进入到一定成熟的阶段，人们的收入得到提高，这又会诱发人们对更好食物的需要。同时随着工业的发展，一些工业原料的需求方面也会发生变化。考虑到这两方面的因素，农业势必应进行相应的农作方式的重新定向。工业化对农业发展的消极影响则表现在，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优越地位将逐渐让位于制造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同时，同业的工作人口和国民收入所表示的相对重要性也日渐下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坏事，只要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维持着某种程度上的均衡，则经济仍可以维持健康发展。

第五章张先生从工业化对农场劳动的影响角度进行论述，讨论工业化对于农场劳动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这里的农场劳动包括直接参加农场工作的劳动者，即所谓狭义的农场劳动，和间接帮助农场业务的劳动者，例如家庭农场中的“外界决定的劳动”。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及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的机械化水平会得到大幅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劳动力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或者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学术界关于工业化对劳动力的影响的看法并不统一，有人属于乐观派，而有的人则属于悲观派。那么机器等的使用，是否会对就业者产生冲击，是否会带来一定的失业？机器的影响是有利还是有害，首先要看社会制度以及引用机器的目的性。张先生认为，机器的大量使用在短期内，会引起劳动力的结构调整，甚至会引起临时的失业。但是从长期看，改良的机器以及较高效率的管理并不一定会产生永久性失业，也不一定会产生永久性“技术失业”。

那么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在农业收入中的相对份额是否增加了？劳动的相对份额的继续下降，是工业化过程中各种基本特征之一。一般认为工业化也是用资本（机器）替代劳动的过程，这种替代作用的发生是通过各种节省劳动的发明所实现的。虽然从生产的观点来看，劳动的份额必定下降。但这并不表示农业劳动者不能从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中得到益处，从长远来看，仍是利大于弊。

上卷第六章张先生着重谈论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也是本书尤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在前面章节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基要部门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这些基要部门包括交通运输、工具母机、钢铁及其他基要工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农业国家的工业化，就一定要是制造工业变得独占优势。一个国家，即使它的农业生产仍居优势或与制造工业并驾齐驱，只要它的运输业和动力业已经现代化，农业已经根据科学路线“企业化”了，我们仍可认为它是工业化了的国家。这一段话无疑是本书内容的重中之重，也是张先生思想的一个精髓。农业国搞工业化，不能只一味地重视工业，在工业化的同时不能忽视和放弃农业的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在工业化启动初期并未坚持这种观点，大力发展重工业，以工业为主。农业和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由于这种巨大的牺牲，使我国农业在改革初期变得异常脆弱和滞后。广大农民收入低下，购买力低下，这一系列问题最终也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张先生论及中国农业在工业化中的作用涵盖三个方面：

1、当工业化达到使人民获得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准时，农业的地位将不免要下降；

2、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将只扮演一个重要而又有些被动的角色；

3、农业可以通过输出农产品赚取外汇，帮助发动工业化。然而中国农产品输出的扩张性很可能是不大的。所以发动工业化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他渠道。

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上可能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来应对新的变化，影响调整的因素有很多，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政治等因素。例如政府的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等政策，也对农业调整的方式有着直接影响。

1、农业将继续是中国粮食供给的主要来源，但农业将面临一些调整。粮食需要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食物需要的转变等；

2、农业以及林业和矿业，将是给制造工业提供原料的主要来源；

3、农场剩余劳动力从农场转移到工业；

4、广大农村地区可以成为工业产品的巨大市场。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土地资源不能移动，劳动力资源移动限制较多，那么在国际上能够移动的唯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尽管资本的移动也有各种限制和阻碍。而资本总是趋向于从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移至较不发展的国家，这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工业化的进度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可用资本的数量，故张先生认为在本国资本的基础上，应该适度引进外资。在中下卷中，张先生对近年来一些国家引用外资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提供了几点建议和意见。首先，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时要严格掌握与有效控制外资利用的总规模；其次，要注意选择外资的方式和债务结构，尽量避免风险；再次，外资的使用应主要用于本国力所不及的生产建设方面，有利于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升级，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出口创汇产业和企业，放在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以及放在引进先进适用的技术，对国内现有企业的技术装备加以更新改造等急需的方面；最后，一定要谨慎地、循序渐进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对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应慎之又慎。

农业国的工业化，势必会对一些老的工业国的地位等产生冲击，但同时又会促使国际分工向一个新的路线和水平发展。至于新的国际分工的性质和程度如何，既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安排，同时又决定于生产技术的变动，可供利用的资源，以及两者相互引导的关系。

在本书的最后结语部分，张先生对中国的工业化展开了几点讨论。

1、工业化的激发力量必须在农业以外的来源中去寻找。

2、工业的发展对于农业的改革及改良是一个必要条件，尽管不是一个充分地条件。

3、对于农业的改革和改良，除了从工业的发展得到激发和支持外，最重要的是以土地改革的强烈政策为前提条件的农场合并。

4、中国的工业化在某些生产行业方面无疑地对于老的工业国将会有一些竞争的影响。在中下卷中，张先生对中国的农业农村问题进入了更为细致的讨论，尤其是土地制度、农业比较利益、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与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农业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的发展。

结束完本书的阅读，我只觉得感触颇多、思考颇多、想法亦颇多。当前我国正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党和政府对贫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等问题的高度重视。工业化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而现代化建设则好比人类社会历史的长河。未来的路还很长，愿我们共同努力，一起加油，一直在路上！

第二篇：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的现代化

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的现代化

中国的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是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紧密相连的。有人说，正是由于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无私奉献，才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积累，使新中国仅用３０余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欧美国家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历史进程。

但是，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而且农村中的某些固有问题比建国初期更加复杂和严重。

中国农民对工业化的奉献是不是得不偿失？中国的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是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紧密相连的。有人说，正是由于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无私奉献，才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积累，使新中国仅用３０余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欧美国家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历史进程。他们进而认为，在建国初期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９０％以上、现代工业还不到国民经济的１０％的基本国情下，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层层封锁和包围之中，要打下工业化这一前无古人、震古烁今的宏伟基业，只能要求甚至强迫农民兄弟做出牺牲。这既为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概言之，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中国的工业化注定要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但是，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剥夺农民为代价的工业化必定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农业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农民的职业化（多数农民脱离土地从事其他职业）、乡村的城市化和农业的产业化。工业化期间，我国的农村人口翻了两番；乡村贫穷落后依旧，城乡差距拉大；农业生产仍沿袭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一句话，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而且农村中的某些固有问题比建国初期更加复杂和严重。若以“三农”现代化而不是工业化的标准来衡量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农民几十年的巨大奉献是不是得不偿失？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是不是当时中国惟一的选择？

至少，优先发展重工业＋农民供奉＝工业化的新中国工业化的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

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奉献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苏联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通过义务交售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给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等来剥夺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苏联剥夺农民太苦，我们不要效仿。但建国初期的经济形势，使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完全落空。一方面，土改消灭了解放前商品粮的供应主体——地主阶级，同时，农民翻身得解放，人均粮食消费普遍增加；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使城市人口每年以数百万的速度递增，粮食供应空前紧张。在此情形下，国家被迫实施对粮食以后逐渐扩及到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这项政策要求农民除口粮外，一切剩余均须低价（有时甚至低于成本）交售给国家。为降低交易成本，国家还逐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在农村普遍建立了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为３０多年的统购统销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

中国工业化对农业剩余的攫取，其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制度之健全在世界史上难有望其项背者。据经济学家计算，建国３０多年来，国家从农业获取的农业剩余竟达６０００多亿元，接近同期国家对工业的投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每年为国家提供的农业剩余２００多亿元，每个农业劳力人均达８０元。作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其每年收入的近一半用于交农业税、“公粮”和集体提留，剩下的另一半支付社员的口粮。所以，据笔者的考察，生产队的分配名为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口”分配。风调雨顺之年，不过２００多公斤口粮而已。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主要特征便是落后和贫穷。人民公社２５年，社员年均增加口粮１市斤，年均增加收入１块钱。河北承德地区的一个“三靠”（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生产队，由于连年亏损，生产队欠国家的钱款，要由工分来均摊。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社员接受生产队长派活的前提条件是不记工分，社员请假却要记工分。山西保德县一个生产队１９７９年分红时，不仅没有分钱，还要每个劳动日倒贴给生产队８分钱，社员把这样的分配叫做“分黑”。到１９８０年，全国近７４％的生产队年人均收入低于１００元，近２亿农民终年食不果腹。

为了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国家推行以统购统销、户籍、就业、教育等制度为支柱的城乡隔绝政策，形成了壁垒森严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几十年来，几亿农民政治上无升迁的机会，经济上没有改善的可能，终年被牢牢地箍在土地上为国家工业化默默劳作。

在工业建设依赖农业剩余的前提下，中国农业的缓慢增长，主要通过成倍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逐年递减不仅是农民贫穷、农村

落后的重要根源，而且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城乡差距的拉大。因此，像中国这样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重工业的突飞猛进往往造成工农业的比例失调和城乡的长期隔绝，这样的工业化模式不仅不能最终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更不要侈谈什么现代化了。

所以，问题还不在于中国农民被剥夺的太多、为这个“工业化”付出的代价太大，而在于这个巨大的代价是不是换来了工业化的初步实现（中国经过３０余年的努力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这个结论值得商榷），还在于这个巨大代价的结果并没有显著改变中国乡村的贫穷与落后，因而也就没有全面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这样的工业化其历史价值和真正意义何在？我们的结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前提之一，从本质上讲，是“三农”的现代化。脱离此点的现代化，只能使中国的现代化徒增困难，多走弯路。

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５０年后，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但“三农问题”不仅远没有解决，而且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建国初变得更加尖锐和严峻了。

中国仅以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２２％的人口，这是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不错，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的半数，而且多山和丘陵、土质较差、水资源极度匮乏，凭这样的条件养活了近１３亿人口，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已超过９亿，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多得多；世界上大约每３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我们现在是以占世界近４０％的农民养活仅占世界７％的非农民！这恐怕就不是尽人皆知的了。这一让我们时常尴尬、又不情愿承认甚至有时有意无意地竭力掩饰的事实，足以证明中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当欧美各发达国家正在或已经迈入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仍是如何使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尽快实现现代化。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９·１１事件”之后，以欧美各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进入全面衰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７％的年均增长率。有人甚至预言，再过半个世纪，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将独领风骚。面对过于乐观的预测，理智的中国人不得不提醒世人：如果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国人在土地上为百分之二十多的本国人刨饭吃，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民国家！

怎样安置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的农民勤劳朴实、机智并富有魄力、耐力。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神州大地开始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一场农民解放自己的革命。这场发端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冲破了排斥农民的“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而且在于开始正视中国的基本国情，把“三农”的现代化作为这场革命的主题。中国现代化之门开启了。

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创制各种制度使几亿剩余农村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从事其他非农职业。近２０年来，千百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去开辟新的天地，寻求新的生活。家庭承包责任制不仅使农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而且为农民脱离土地、进城打工经商创造了条件；崛起于８０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为村民提供了１亿多个就业机会；遍布全国、几乎与乡镇企业同时兴起的近２万个小城镇，使近３０００万农民告别了世代相沿的村居生活；星罗棋布于各大中城市边沿的所谓“浙江村”“河南村”等，也有近３０００万农民工生活于其中。近２亿农民不再依赖土地过活，这是现代中国的大事件，是一场意义极其深远的社会革命。

然而，曾几何时，这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我国的大中城市人口膨胀，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即使敞开城门（比如改革户籍、就业制度），亦断难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力；乡镇企业在经过了８０年代中、９０年代初两个高成长期之后，体制、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短期内亦难有大的发展；依托于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变为大中城市的卫星城还是依赖乡镇企业的兴衰而沉浮？尚难预测。由上而知，村民们弃农务工经商的规模和速度，短期内很难再现八九十年代的辉煌。

日前，国家土地管理局公布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一点，有７００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０．７亩，５００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０．５亩。据社会学家在中原地区的调查，眼下一对夫妇加一台拖拉机可耕种５０～１００亩地，而当地每个农户平均承包的责任田还不足８亩。由此推知，农村一多半劳力处在闲置或半闲置状态。这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不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如此。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数以亿计的农民脱离土地投入其他职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职业转移浪潮。但是，仍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局面。据人口学家的推测，到２０５０年中国人口将达到１８亿，到那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将是多少？这将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战栗的数字。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的世纪难题。说它难，一是难在农村人口还在以每年数以千万计的速度增长；二是难在现有的数亿农村剩余人口无从安置。但这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撇开了农民和农村，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成功，这是已为中国近现代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家庭承包已走到尽头了吗？新世纪“三农”现代化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家庭承包制的制度效应并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持久如初，制度效应递减的趋向日趋明显，农村经济制度短缺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另一瓶颈。支撑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是所谓国家对土地的管理权、集体的所有权和农户的长期使用权。但目前的有关法令对“三权”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确。在实际过程中，“三权”交叉、“三权”主体相互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视承包地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抗捐拒税（河南的一个行政村，村民集体抗税达数年之久，上级派县公安局的一个处长亲任村委会主任，也被轰出）；村集体不尊重农户的土地使用权，随意更改承包合同，甚至背着村民把农民的承包地租让给村外的公司，引发村民的过激行为；某些上级部门利用行政权力，滥占耕地，乱建所谓开发区等等，不一而足。地权不稳，投资预期自然不佳，土地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不可避免，农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还有，家庭承包还造成了土地的细碎化经营。家庭承包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的“均田制”，即以分配承包地的方式承认每一个村民的村落成员权。中央要求土地承包１５年甚至３０年不变，但在实际执行中，大部分地区为适应人口的随时增减，往往是“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有的地方甚至每年一调。另外，土地的质量、位置亦大有讲究，这在山区尤其如此，像豫西南地区就有“三山六坡一分川”的说法。人口的增减、土地的好坏等都是决定承包地调整的重要因素，当平均“地权”是承包地调整的惟一目标时，土地的细碎化经营就不可避免了。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贵州湄潭县一朱姓农户，７口人分得７份承包地，共计１２８块！如此分散的土地经营，怎样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没有土地的规模经营，就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要实行土地的规模（集中）经营，被规模经营排斥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安置？

第三篇：农业工业化,一个甲子的等待

农业工业化,一个甲子的等待---写在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博士论文诞生六十周年之际

按中国农历，一个甲子就是六十年。六十年前的哈佛大学博士张培刚，写出了他的世纪名篇《农业与工业化》，并因此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唯一获得威尔士奖者，这一奖项相当于今天的诺贝尔奖，因此张培刚也是迄今为止华人经济学家中获奖级别最高者。１９４９年，张

培刚放弃了国外提供的优厚待遇，留在中国，期待着他的农业工业化梦想能获得实践。然而，历史无情地捉弄了他，作为发展经济学之父，当他的外国同行学术如日中天并屡获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却被逐出经济学教学岗位，搞起了基建工作，甚至被发落到偏远的农村放牛挑担。四人帮下台了三十年过去，他又重新拾起梦想，研究了“新发展经济学”，继续对中国农业工业化抱以期待，盼着让广大中国农民能早日放弃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原始耕作方式，享受现代工业文明的益处，然而岁月不饶人，又是一个三十年过去，农业工业化却仍然不见有多大动静。

——农业工业化，永远有多远？

曾闻“南有张培刚，北有马寅初”之说，不重视马寅初的人口理论，结果是中国的人口大爆炸，不重视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理论，结果却是令人发指的大灾荒，导致我国大跃进饿死数以千万计的农民。

有人曾指出，解放初期中国的大跃进带来的灾荒就是执行刘易斯模式的政策，忽视农业的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大量农业劳动力迁移到效率低下的城市工业部门的结果。其实用张培刚先生的“推――拉”理论可以得到更完美的解释。同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和刘易斯的不同在于他强调了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认为工业化不能牺牲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发展，因此把农业工业化放在了工业化的重要环节。农业工业化的意义在于其将首先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释放大量剩余劳动力（农业工业化优先带来农业繁荣就意味着不会饿死人），从而构成劳动力向城市或其它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如果此时城市工业部门劳动收入能够明显高于农业生产，则可以构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拉”力，如果制度不对农村人口流动构成障碍，这一“推”一“拉”就会使整个工业化进程顺利启动并良序运转。然而，刘易斯模式只强调“拉”而忽视了“推”。而我国则通过剪刀差强行地“拉”动工业化的巨轮，加上毛泽东近乎疯狂的激情，全国人民“拉”劲疯长，大炼钢铁、大跃进、大办公共食堂，结果这一“拉”就拉出了大毛病。

张培刚模式的合理性还在于其完全符合马斯洛需要金字塔理论，因为一国把提高农业效率放在首位，也就意味着一国国民底层需要将优先得到保证，然后随着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新生的发展动力便向上蕴集，构成上推力，促进上层的产业繁荣，而上层的产业则对底层剩余劳动力构成拉力。大跃进的失败便在于重拉轻推，优先生产并不能满足国民基本需要的工业品，导致了拔苗助长。

由此可见，中国的工业化或现代化，有“拉力”而无“推力”必出大毛病。

——但反过来，有“推”无“拉”也不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由于农业效率的大幅提高，导致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形成――推力有了；农民进城创业，有的办起了民营企业、有的经商发财，有的成为打工族，可惜的是占据中国工业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改革屡战屡败，并未构成足够的“拉力”；同时，我国的二元户口制度，僵化的土地产权、以及农村教育投资的滞后导致劳动力结构平坦化，也造成“拉”的力量不足。

中国今天的困境，用张培刚的理论来解释，似乎是“推”有余而“拉”不足。

其实并非“推"”真的“有余”，而是因为工业结构的不合理（低效国企仍占太大比例）、我国二元户口制度及僵化的土地产权两大制度障碍导致了拉力的严重不足，从而使农村本来并未真正释放的”推力“就变得相对有余了。

之所以说我国并未达到“推有余”的境界，要从农业的现状来看。按照张培刚的观点，农业的“推力”必须在农业工业化完成后才会真正释放出来，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生产力的释放并不是靠的农业工业化，我国的农民至今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从事着极其原始的生产。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效率提高和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者这一“推力”形成，本质上是制度松绑的结果，好比奴隶身上的镣铐解除了一层。

——所幸的是今年居然出现了民工荒，很多经济学家为此发愁不已，各种招数想了不少，却未找到根本办法。其实最好的办法还在张培刚那里。

很简单，农业工业化一搞，农业效率进一步提高，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增加，民工荒自动消失，还有什么办法比这一招更能解决“民工荒”？中国，是通过农业工业化进一步释放“推力”的时候了。

拔苗助长是不行的，发展经济，最关键还是要善于培养由下向上的“推力”，农业工业化后农业效率提高了，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就对上构成一股上推力，借助这股上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乡镇企业

等非农产业就发展起来了，新的产业的效率进一步提高，又会导致新的剩余劳动力，并构成更高一层的上推力，如高新技术产业。所以，重新拾起张培刚的梦想，从农业工业化做起，以推为本、以拉为辅，一推一拉，就可以实现中国经济的节节攀高。

农业工业化，张培刚已经等了一个甲子，整整六十年，千万别让老头儿再等一个甲子了。张培刚今年已经９２岁了，仍然精神饱满、思维清晰，我怀疑上帝让他长寿是寓含深意的，他的眼睛长得象两把精致的手术刀片、眼神如电，暗含着一种也许连他自己都不自觉的嘲讽意味。他的长寿也许就是为了以嘲弄激励世人，尤其是我们的政客们。“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四篇：读《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

读《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心得体会

通过阅读《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这本书，让我对知道我省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重要时期。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促进互动发展,是科学把 握现代化建设规律,从我省全局和长远发展出发作出的推 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抉择。我觉得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工业化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我省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省委九届四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 “ 一主、三化、三加强”基本思路,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开创了我省加快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我省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总体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不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性不够。从发展阶段看,我省刚进入工业化中期,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双加速”时期。只有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以下简称“两化”),促进互动发展,才能加快缩小我省与全国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才能有效避免工业化城镇化不同步、不协调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顺利实现现代化目标。新型工业化是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和开放合作;新型城镇化是以新型工业化为内在动力,推动区域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更加注重区域协调、城乡统筹、产业支撑、城镇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推进“ 两化”互动发展,就是要做到时间 上同步演进,空间上产城一体,布局上功能分区,产业上三产结合。

当前,我省正处于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攻坚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面临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实施扩大内需发展战略、启动建设成渝经济区和国内外产业向西部大 规模转移等重大机遇。加快推进“两化”互动发展,是推进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是遵循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规律、提升区域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是把握我省发展阶段 性特征、重塑“四川经济版图”的战略举措。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加快推“两化”互动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抢抓机遇、顺势而为,统筹兼顾、大力推进,努力保持“两化”快速推进势头,不断提升我省在西部和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

二0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第五篇：工业化与城市化融合发展

工业化与城市化融合发展中政府作用

纵观当今世界60亿人口中，主要工业国人口约为10亿，所占比例不足17％，而超过21％世界人口作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的高速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现象，也必然产生许多人类发展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挑战和问题。

1、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世界的工业化发展整体是推进城市化水平的进程，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化水平呈现反方向的推动作用，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推进。我国的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而出现，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是农村要素不断转化为城市要素和城市要素不断向农村扩散的双向互动的过程。我们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受传统体制的约束，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分离，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适应的关系正在逐步得到确立。

2、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艰难曲折

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始于1953年开始执行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并没有沿用其他国家一般采用的轻纺工业起步的工业化道路，而是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赶超”的强烈意识是采取重化工业战略的基本动因，而前苏联的发展模式又似乎提供了一个可学习、借鉴的“榜样”。为了

尽快实现“赶超”目标，采取了比前苏联更强的强制性积累，试图在远比前苏联落后的基础上跨越轻纺工业阶段而建立重化工业体系。在经济制度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创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以保证能够通过高积累的方式集中大量建设资金，进行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建设。

1984年开始的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和农民的活力，从而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上兴起了一股农村工业化潮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大创举。从90年代初期起，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每年2000万到3000万的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向城市涌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初步形成，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农村地区加入到工业的行列中。

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要时期开始，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市场对资源配臵的基础性作用，产业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以至于后来的对外开放成为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器。因为中国的工业化是依靠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而获得加速发展的。

3、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共同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推动力量。还应该看到中国仍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问题和矛盾仍很突出：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技术创新能力薄弱、产品的附加价值低；工业化过程中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高；国有企业还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突出问题等等。

与很多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一样，城市化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住房拥挤、环境卫生差、周期性失业以及学龄儿童入学困难等等，这些问题危及到社会稳定和企业发展。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社会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作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其中对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也进行了科学阐释。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总书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臵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今天，中国工业化道路任重而道远。

4、从发展过程中各国政府的作用对我们的启迪

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相随，政府是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解决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包括住宅问题、失业问题、疾病问题以及教育问题，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平稳运行创造条件。

二流动人口是城市化过程的必然现象，城市化过程中的一切政策都应该有利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相对稳定地就业和生活。否则，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长期不被城市接纳，长期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徘徊，只会造成多种社会问题的积累，甚至于为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隐患。因此，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需要直面流动人口问题，通过经济

发展和制度创新积极地解决问题，才有可能使进入城市的农民逐渐在城市中稳定下来，完成中国的城市化过程。

5、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融合发展给我国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

（1）正确处理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的关系

任何国家工业化的成功与发挥本国政府的积极调控作用是分不开的。在工业化进程中，各国政府必须适时采取一些必要的调控政策，才能较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形成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有力地促进工业化革命。如美国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有些一直沿用至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如土地所有权还不能实现顺畅流转、专利制度等产权保护制度尚待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管理制度尚待普及，教育人才制度亟需健全等。这些都是我国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重大障碍，因此，必须加速建立和健全这些已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同时，还不能忘了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来讲，我们还有很多幼稚产业需要保护，要理直气壮地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应有权利。对内则要尽快消除地方保护、区域封锁等，加快实现全国贸易自由化，形成统一大市场，加速我国工业化进程。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加大市场调节作用，只有通过市场化来推进工业化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将工业化与城市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政府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关键作用。因此，加速工业化必须是政府引导和市场驱动并举，国家政策投入与市场基础作用相结合，既需要“看得见的手”宏观调控，也需要“看不见的手”调节市场，以确保我国工业化进程健康发展。

（2)加快制度创新

首先就应改变不合理的政策，突出改革创新和政策调整，推动人口和要素集聚，促进产业调整和结构升级，从而启动城市化能随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而相应推动的动力机制。因为城市化的动因来自要素所有者对更高收益的追求，若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受到市场外力量（主要是制度和体制）的障碍，经济主体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就会受到抑制，这样，城市化就难以和工业化相适应，必然导致城市化滞后。因此，政府只能通过制度创新为城市化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建立要素在区域内正常流动的制度，使要素在城乡间能合理流动并有效配臵，从而使经济主体追求城市化的内在要求得到合理的实现。为此，政府还应积极的引导和培育市场，以便市场的作用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还要努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形成强劲持久的城市化动力。好在我们已经开始通过改革逐步消除历史形成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将更有力的促进农村小城镇的发展。

(3)搞好城市化发展规划

通过政府的规划和规划的实施，整合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从而加快发展步伐。总之，整体规划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并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同时政府应具有开放式眼光，兼顾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引导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序发展。

(4)提高整体管理水平，完善公共管理机制

宏观管理上要逐步完善管理体制，加强法治力度，严格执法，以提高整体宏观效率； 总之，在推进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政府不能

去抢夺市场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而且政府应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即政府主要起引导、促进的导向作用，而市场是基础和主导。只有这样，才能既克服政府原先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不适当的角色定位所造成的阻碍城市化发展的体制和制度障碍，而且通过其角色的重新定位，不仅能更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更能以其新的制度保障和政府对城市发展的合理规划贯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并不断地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从而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健康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在制度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和协调区域经济、稳定经济环境、控制人口增长、保护生态平衡、实行社会保障等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并能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