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穿越历史看孔子》读书报告
《穿越历史看孔子》读书报告
四（5）班贺一城指导老师：马敏
《穿越历史看孔子》这本书，让我百读不厌，爱不释手，对孔子产生了极大的研究兴趣，我试着对孔子做了一次专题小研究。
公元前551年，夏历八月三十七日，孔子出生于战乱纷飞的春秋时期。而那时的人们不曾想到这个婴儿十几年后会成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
孔子的母亲名叫颜徵在，父亲名纥，字叔梁，他是当时有名的武士之一，为鲁国立过两次功，曾任陬邑大夫。孔子名丘，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名伯尼，又称孟皮。
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他的母亲便带上孔子和孟皮去他们的老家：曲阜城内的阙里。曲阜在当时是鲁国的国都，如今，中国每年都会在山东曲阜举行祭祀孔子仪式，不仅如此，全国还建立起孔子思想学会；儒家学派，孔子与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并称为四位思想史上的顶级宗师。孔子主张儒教，老子主张道教，苏格拉底主张目的论，但是他们都是以“百善孝为先”为根本和最基础理论，由此可见，“孝”和“善”是多么的重要和分不开呀！
再说孔子，他刚来到曲阜，就被这素有“礼乐之邦”的城市感染了，于是他更加勤奋学习，这也为他日后做为“圣人”打下坚固的基石。
公元前523年，孔子到晋国，向闻名于诸侯的乐官师襄学琴。师襄，春秋时期出生于鲁国，为乐官，他擅长于磐，《史记》里说师襄：“以击磐为官，然能于琴”.孔子向师襄学琴，非常刻苦，他曾三番五次地领会《文王操》的曲调、技巧、志趣神韵和作者周文王的风貌精神。由此可见，孔子在学习方面是很认真、虚心的。也因为他喜好音乐，领悟力、欣赏力都很强，以致后来在周游列国时，在齐国听到了优美的《韶》以后感叹到：“尽美矣，又尽善也！”其实《韶》是世俗结合，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也表达了文化思想，这也让孔子达到了“三月不知肉味”的入迷程度。
在雒邑，孔子遇见了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生于楚国，世代都为掌管周王室的典籍的史官，所以孔子便向他虚心请教六艺：礼（礼仪）、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写字）、数（计算）。他还去请教了周王室的乐官苌弘，他也是孔子的老师之一。他擅长六艺，他还是个占卜、星象家。孔子从他那里体会到了音乐的“美”和“善”,孔子也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兴于诗”于孔子另外一句名言有着详细的解释：“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看来，上一句话是对自己特长的一个小总结，而下句话就是对“诗”的一种具体描述，由此可见，那时的人们早已学会一些有用的学习方法，进而去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怪不得人们都说春秋时期是文化的顶峰、思想的萌芽期。后来，孔子返回鲁国后，不禁对他人感叹道：“老子像龙一样志趣超凡脱俗，能像蛇一样屈伸，又像龙一样应时变化，老子，他真是我的好老师！”这也让孔子明白了世界还很大，比他历害的人还多着呢。
到晚年，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后，便带着弟子们返回了鲁国，此时孔子已经见闻丰富，便开始删改《诗》、《书》，定《礼》、《乐》，修改《春秋》，孔子为此注入了许多心血，是他把中华民族的古代历史文化集合起来，这些书是中华民族思想上的里程碑，更是中国史上一颗闪耀的明珠！
朱熹曾说：“天不出仲尼，万古如长夜。”没错，假如没有孔子，世界上不会出现儒教，也不会出现“尽善尽孝”这个理论。世人都在学习孔子，纪念孔子，领悟孔子思想，他是世界的一代“十全十美”的思想圣人！
孔子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读一本《穿越历史看孔子》帮我打开了圣人的世界，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篇：穿越历史镜像
开头：
穿越历史镜像
历史总是留下众说纷纭的不明与疑惑，而当历史从记载的史册中慢慢的解放或遗失，那种竹简般脆弱的文字不再被人熟识，谁还能相信历史就是曾经发生的事实呢！假如做一些对比和比喻。如果魏蜀吴的“三国”就像雕版印刷，无论经过多少岁月的复印，最后只是生了一股铜锈，洗刷打磨后，还能找到真相的文字。那么替天行道的“水浒”，好似活字印刷，那泥刻的文字，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是丢失了摹刻的模样，就是模糊了文字的形态。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我们只能从琐碎的记载里中找到一点只言片语的文字，对历史人物的记忆更是模糊不清。好在一部文学巨著，从客观与正义的角度，把历史从新还原成镜像。当我们把读时，就完成了一次穿越；当把镜像拍摄成影像时，更是身临其境，我们就像历史故事中的角色，沉沉浮浮，世事沧桑。
故事归于历史，我们要做的就是记忆与传承，或学习，或发扬；故事人物归于历史，就是一座丰碑，虽然只留下镌刻的名字，但那种精神始终不会被遗弃，经常出现在我们周围。往昔的历史事件如今只见一座空空的城墙，斑驳坍圮，物似人非，来往的都是慕名求胜的游客。八百里水泊依旧清澈透明；景阳冈还是幽深僻静；黄泥岗还能看到小憩的身影；罗贯中故里透着散人的意气。历史所有留下的不再只是实物或古人的道具——它们是历史的镜像。从这个镜像中，重新演义，这就是传奇。
重塑道义传奇
每个时代都有道义。《易·系辞上》上曾对道义做过高深的阐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这里的道义涵括的所有的“道”与“义”。从古至今，道义一直是支撑社会信仰的支柱。如果丢失了道义，社会将会进入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人民游离的信仰寻求寄托，当寄托无处收留时，社会就会需要整合。
水浒英雄就是在这种道义缺失的情况下，树立了“替天行道”的大旗。佞臣当道，民声怨言无处可诉，积愤成怒，英雄聚义成就一段道义传奇。当我们从点滴搜寻英雄的足迹时，我们应该接过英雄遗留在历史中的大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的时代从来不缺山道义，但在这个以金钱为衡量的社会中，道义往往又会成为“巧取豪夺”的绊脚石。所以当我们从英雄身边走过时，应把英雄的道义发扬光大。李大钊曾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期专题，我们以此为镜，为水浒英雄的道义传奇著书立说。
结尾：
魂归故里，神归中华
英雄的魂，已经安息在故里，就算时间再磨砺也不会褪去他们给历史带来的改变。英雄的神，已经凝结成一股力量，在华夏大地上，被后世之人膜拜着，崇敬着。“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他们没有被记载到史册之上，因为他们反叛了正统，从一个愚昧黑暗的时代里劈开了霾云，震醒了沉睡的山脉。没落的王朝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外族入侵，随之而亡。反叛并没有改变封建社会的帝王专制，只是改朝换代，继续着封建帝制。反叛的大旗高举时，反叛的是贪官佞臣，并不是反叛帝王皇位，在正统的儒家思想中，反叛着正统中陈腐糟糠。谁对谁错现在评论已经物是人非。尽管他们失败了，悲壮的事迹被传说着，道义也未没落被颂扬着，成为历史与文学歌颂的对象，在后世的目光中，从他们身上从新定义了豪气云天的“好汉”形象。
第三篇：读《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有感1000字
读《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有感1000字
-陈威
抱着以史为鉴的心态，我从学院图书室借了一本《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虽然还没有读完，但我已经深深被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所吸引，我惊叹于红军战士的勇敢和毅力，也被大敌当前，指挥若定的毛主席所折服，更被他们相信人定胜天，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开始，至1936年10月结束，整整两年时间，先后出发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像四条滚滚的红色铁流，途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等14个省，翻阅夹金山，梦笔山，长坂山，虹桥山，大雪山，小雪山等20多座雪山，穿越数百里茫茫水草地，渡过数十条大江，大河；共进行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攻克数十个险要要隘，攻占100余座县城；牺牲营以上干部430余人，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最后汇聚在中国西北部的陕甘宁苏区，总的里程达6.5万里。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人类历史上罕见，无与伦比的军事行动。
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红军巧渡金沙江。原文是这样描述的：“赤军总司令部及其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 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达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同令员。而赤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军所可及。即如赤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
从这段精彩的描述中，治军严格的红军部队形象便跃然纸上。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渡河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红军的后面，紧跟着国民党的大部队。如果没有成立渡河司令部，没有对将士渡河的严格要求，渡河效率必定大大降低，国民党军一旦追上来，后果不堪设想。在危机面前，红军的反应充分体现了平时训练的严格以及红军领导人杰出的指挥才能和超人的智慧，这应该就是红军常打胜仗的原因吧。
回想自己，进入大学以后，不仅感觉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做事更是拖拖拉拉，没有效率。读到本书红军渡河这一段后，我才幡然醒悟。原来大学并不是我初入时想的那么自由，想要在大学成长，不荒废四年青春，就需要自己的自律。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学的规矩就是自己的自律，也是我们常说的梦想。
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我总是会想起红军这段艰难又伟大的长征岁月。以此来激励自己，世界上没有什么困难是人不可以征服的。“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
第四篇：历史读书报告
历史读书报告——《1898年中国故事》
本书的内容正如其标题一般，描述了发生在1898年的中国的那件大事——百日维新。在历史上，这是一次失败的维新，在守旧的清廷压力之下，这场堪称思想启蒙运动的维新变法运动，纵使得到了当朝皇帝光绪的支持，也最终流产。主导这次维新的青年俊才们惨被迫害，朝廷中开明有为的大臣遭贬，一股新兴的改革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可这也是一场成功的运动，他带动了中国原本老态龙钟的思想，让革命的潮水涌向了这篇干涸的土地，最终他间接造成了那之后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思想维新运动的兴起，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的理念。
本书着重描写了当年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维新活动的人们在这短短的百余日里的经历。维新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康有为开展这次维新的最初的中间人——翁同龢，亦新亦旧的张之洞，已经当时的戊戌六君子。他们在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中，活跃在京城皇宫，创办各种学会，挥洒这自己的才华力图给中国一个美好的未来。虽然最终失败，但是这些风云人物带给我们的震撼是如今正繁荣向上的中国不能忘却的。
在书中，详细描写了康有为上京之初的事情。那是的康有为仍是一个无名小卒，却因为清廷软弱守旧的态势几次上书朝廷力图改革。甚至在未入京前便开始为了中华存亡开始了看似荒谬实则饱藏着爱国之心的巴西移民计划。“欲开巴西以存吾种”虽然是现在看来及其可笑的移民计划的理由，但是这种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而远虑至此的精神却是当朝许多大官绝对无法拥有的胸襟。考虑到时代变迁以及当时的时局和思想的不同，康有为在初入京城时的言论虽有许多过于激进甚至空想的成分在内，但是有许多观点在现在仍值得我们深思。《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分析的关于中国面临的危机时他提到：德国占领胶州湾势必给了诸位列强开了一个头，引起了瓜分的风潮。即使是如今的中国国力强盛，却也免不了面临着周边国家带来的领土威胁，在当时一个软弱的政府顽固守旧听人列强开先河瓜分国土，如今倘若有一个国家成功的在中国的领土纠纷中占得上风，中国无疑也会面临更多的领土纠纷。国土的完整，的确需要强盛的国力，然而即使当今世界舞台上强盛的中国，也不能避免领土的纠纷。那么对当时并不昌盛的中国，政府的强盛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政策在历经了一系列的战争之后充分的暴露了它的不足，康有为在此时提出的变法维新无疑的完全正确的选择。
但是，康有为的确为中国提出了极为明智的变法之路，却也避免不了一些观点上的不合理。如他同样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到的策略：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虽然在康有为自己看来也是使国家完整的下策，但是从如今看这实则也是不可行的理论。中国幅员辽阔，这也使得统一成为了每个当权者的同等大事。从春秋战国到五代十国，多少混乱的时代都是因为群王自治，称霸一方而导致，如果听任疆臣自治只会带来同样的效果，使得原本混乱的中国更加衰弱。更不用提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如果盲目自治只会使得本来就不多的国力分散，更加容易被列强殖民统治，这样所谓的：大清王朝不至于尽亡“就成为了空谈。可见康有为尽管有着当时一般文人没有的觉悟和胆量，但是终究是一人之力微薄，亦或是救国之心急切，难免有激进而不切实际的言论发表。但这瑕疵掩盖不了康有为为国家做出的努力以及他的爱国精神。
再说张之洞的《劝学篇》。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朝廷忙着跟洋人签条约，京城却因为来了一群维新派人士而兴起了学会风潮。各大学会打着传播新思想的旗号张扬的开始在京城传经布教。这时候，因为由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的高调已经光绪皇帝对维新派人士的保护，张之洞写出了《劝学篇》。这个曾经在洋务运动上大放光彩的朝廷要员并不赞成康有为等人的活动，但是他却有着一个和维新派有着极大相似处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写《劝学篇》，无疑是因为康有为的势力在京城一般读书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而这位重臣虽然思想开明，却对目前这个看似稳定的封建主义社会的安稳表达了自己的信任。他对康有为等人的不满大概便来自于他们激进的思想对中国现有的政治体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是的社会开始浮动，不再像从前那样麻木的安定着。无疑，希望社会安稳国泰民安的确是一位臣子应该想的，张之洞稳中求变的思想不得不说是极其正确的。中国在那个年代已经接近了战火的洗刷，政局再不像从前那般稳定。此时维新变法，对本就不平静的中国造成的影响一定会更加的巨大。然而这位朝廷的臣子在《劝学篇》中表现的，更多的是他封建主义的思想。尽管他西学为用的思想让人眼前一亮，但是事实证明，张之洞只能是守旧派里的先进人士，而不是维新派中得守旧党。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过了洋务运动这样的大面积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却在紧接着到来的战争中，继续了颓势。事实证明，仅仅西学为用是不够的，洋务运动并没有真正彻底的改变这个已经逐渐衰弱的国家。而张之洞在改革大潮中宣讲中国经典文化，看似是在为中国的文化存根留底，为保留国家的底蕴而“劝学”，不过实则是守旧派的思想罢了。如今看来在那个时代中，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和平的维新没有成功，于是武力斗争的改革时代紧随而来。
无论是谁，都随着历史的车轮淹没在了过去。那场乱世中的维新虽然失败，却留在了我们心中。纵使思想有多么不成熟，纵使结局有多么惨烈，但是百日维新带给我最大的震撼，是维新派人士那爱国的心。他们没有高官厚禄，甚至与朝廷中的皇室成员，守旧派重臣为敌。但是他们依旧一封封的起草着文书，顶着压力上奏，为了中国的富强策划全新的政府，以前热血的成立学会传授新思想。那个人人只求自保的年代里，他们不顾一切的为了心中的祖国梦奋斗。我们古老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浸染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每个人心中的旧文化旧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倘若我们活在那个年代，帝制大概就如家常便饭一样让人习惯。然而就是这样的思想浸染中，青年才俊们为了国家的未来，大胆的去打破这几千年的叹息之墙，与在中国堪称绝对权利的皇室斗争，只为改革国家，与列强作战，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精神，我们应当学习，不能忘却。本书的最后，用“那原本充满希望的1898年中国故事终于在极度失望中落下帷幕”作结，实在让人感伤。当戊戌六君子献身维新运动，当百日维新终成梦，我们也只能感叹命运弄人，让中国只能走上充满血泪的武装革命之路。但是维新成功与否，在看完了这本书后，我已觉得并不重要。看着这群拥有先进思想的文人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奔走劳累，宣讲自己的思想感化大众，书写一封封奏折企图唤醒朝堂上的人们的热情，一次次慷慨激昂的面见尽管激进，却让人感受大这群：狂妄“的年轻人为了祖国的未来挥洒热血的热情。在随后到来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后来彻底推翻了帝制的辛亥革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次百日维新的影响，这些运动或许不都是正确的，但是都有一个目的——保家卫国。正式从百日维新开始，为了维新奔波的人们唤醒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求生渴望，让新文化开始萌芽，推动了中国近代的革命事业。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混杂的时代，充满着侵略，反侵略，改革，守旧，战争…….但正所谓乱世出人才，在这激昂的年代，无数的才俊出现，留下了他们的墨迹，他们的辉煌，也间接造就了我们如今的和平幸福的生活。出现在百日维新中得人们只是这个时代的一小部分，但已经用他们燃烧的心感染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个时代，不因为它的屈辱亦或是荣耀，而是因为那个时代孕育出的人们。历史不能忘记这些带给中国无数精神财富的人们，我们不仅梗不应该忘记，还应学习他们的精神，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做有目标有理想，有热情的新一代人，让自己成为能让时代记住的人！
第五篇：历史读书报告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历史学读书报告
作者：
尹艺钧（竹居）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本书的作者是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唐研究》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编委、《中国学术》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荣新江教授。
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中古中国与一些外来文明之间的一些关系，其应属于荣教授的学术大成之作。
荣新江教授主要是通过栗特人这一线索来阐明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而荣教授本身就是研究栗特人与沃教的学术专家，在此书中他引用了很多学术资料与观点。
本书一开始便引入了丝绸之路的话题，点明了中外之间联系的条件，并把它当做是“对话之路”。中国在影响世界，世界也在影响中国。
其第一篇介绍的是胡人的迁徙与聚落，但主要介绍的是栗特人（即昭武九姓）。栗特人是一个来自东西方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在商业为主要诱惑条件下，大批栗特人迁往中国内陆，并在迁徙沿线形成了一系列的栗特人聚落，开始了逐步“汉化”的过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胡化中国）。其第二篇介绍的是胡人与中古政治，不过侧重点依然还是在栗特人身上。其中包括高昌与中西交通的记述，突出了高昌在西域诸国中的地位。另外在此篇中还特别详述了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问题（如果我们根据陈寅恪先生“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的观点来看安禄山的话，他无疑是个地地道道的粟特人）﹑在唐朝的波斯景教家庭和敦煌归义军的问题（其曹氏政权，荣教授认为是栗特起源）。
其第三篇介绍的是“三夷教”在中国的流行。三夷教即指沃教、摩尼教和景教。在这里，荣教授详细探讨了“三教”传人中国的时间以及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
其第四篇介绍的是荣新江教授对一些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的评价。集大家之言，聚名家之论，成一家之学。
中古时期的西域,不只民族众多,而且语系复杂。但最关键的是它又在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这中西方四大文明和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这东西方五大宗教的中心。荣新江教授研究西域史，用的是实证史学的方式，而实证史学讲究“穷尽材料”,在这方面无疑荣教授是非常杰出的。
写出这本书，是需要大量的资料搜集的，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资料的繁琐复杂会让人难以承受，这也正是实证史学的难度所在。虽然荣新江教授在引述资料的时候，也出现过一些纰漏（比如说，吐鲁番文书所记“垔吴”即史籍所见“伊吾”，是王素于1983年最早提出的，而并非如论集所说是姜伯勤先生），但这丝毫也降低不了荣教授在此书上所下的心血。
本书紧紧扣住栗特人这个中心，把中国内陆与西域（包括中亚和伊朗地区）很自然而然的联系在了一起。不得不说，这是此书成功的一大因素。但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这个栗特中心论也是此书的一个致命缺陷。要研究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如果单纯从栗特这个民族出发的话，往往会遗失很多方面。的确栗特在整个西域民族中与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但这并不能代表中西交流的全部。
为了能够更好的研究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的关系，我认为荣教授应该增加一点篇幅用来介绍吐火罗人、大月氏人、塞种人与中古中国的关系，并且也可以详细地研究论述一下栗特人与吐火罗人、大月氏人、塞种人以及突厥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可以更好的延伸一下中国内陆与西域的关系，甚至可以更好的向南延伸到印度，更好的向东延伸到波斯与叙利亚，向北可能会延伸到古罗斯人。这样的话，《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本书的厚度将大大增加，内容的拓展性也将更为完善。
关于《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本书，的确有很多东西让我不能认同。
其第一点，书名问题。刚开始看到书名的时候，我以为里面指的“外来文明”肯定有西域文明（今新疆地区）、北部草原文明、中亚文明、西亚文明、北非文明、阿拉伯文明、西欧文明„甚至是美洲文明。但当翻开目录之后，吾大呼上当。里面只着重介绍了西域文明（新疆和中亚地区），捎带脚的提了一下西亚的波斯与北部草原的突厥。开玩笑的说，这就是典型的欺骗消费者（如果不是这本书好看的话，我早就打电话给“消协”了）。最后给荣教授提个建议，下次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希望能把书名改成《中古中国与西域文明》，这样会更好一点。
其第二点，安禄山的种族问题。安禄山出生于突厥，这一点毋庸置疑。其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且阿史德氏在突厥国中的地位是仅次于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的族姓。由此可以推断，安禄山的生父应为突厥的一大显门望族，荣新江教授在此忽略了安禄山的生父问题（只是简单了附和了一下安生父是栗特人的观点），而转向了安禄山的养父。安禄山母亲的地位高贵，再嫁之人也应是富贵身。安禄山的养父是胡将军安波注兄安延宴，是一个依附于突厥的胡人部族。关于这个安姓部族，很多史学前辈（也包括荣教授）都认为它是属于栗特种族的。这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当时在突厥的栗特人又很多，很多史料与考古发现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意大利富安敦教授在所著《质子安世离及其后裔》一书中，因新、旧《唐书》记安重璋在请求改安姓为李姓时，说他所自出的武威安氏与安禄山“同姓”或“同宗”，从而怀疑安禄山是武威安氏的亲属，而富安敦教授认为武威安氏是东汉人质的安息王子安世高的后裔，这样一来，安禄山就成为波斯人而不是栗特人了。
虽然富安敦教授的观点有不少漏洞，但这种说法我们也值得研究一下。唐朝时，的确是存在过安世高一支的后裔，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
但也许有人会说，安禄山是营州人，与河西相差千里有余，怎么又可能说安禄山就是武威安氏呢？其实不难理解，突厥曾经控制过河西地区，安氏被胁迫进入突厥也是有可能的。
武威安氏，主要在河西地区，而栗特人在河西有一系列的据点，说武威安氏是栗特种裔，似乎也不为过。但栗特与波斯都在中原以西，河西走廊又是一块沃土。试想一下，东汉安世高一支经历过东汉末年与西晋末年的动荡以及十六国时期的战乱，他们还会本分的呆在两京地区吗？相对而言，西北地区或许更为安全，而且更靠近他们自己的家乡波斯。
对于武威安氏的种族问题，以后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进一步的探究。（前提是建立在我比较勤奋的基础上的）
或许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只不过还没有发现而已。说实话，我只花了一个下午去看这本书，所以也算不上是什么精读，因为我只在里面找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其实关于栗特与沃教的研究，史学界不乏大家。像我国的陈垣、陈寅恪、唐长孺、张广达、姜伯勤、陈国灿等先生，还有日本的桑原骘藏先生和藤田丰八先生，加拿大的蒲立本教授等等。荣新江教授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但却是很优秀的一个。
这本书里关于栗特与沃教的研究，应该是目前比较权威性的。在这里或许会有很多人不解，研究中古中国与西域外来文明的关系为什么要如此强调栗特人的地位。
其实随着近年来对丝绸之路和中外关系研究的不断升温，史学界越来越开始关注栗特这个处在“十字路口上的民族”了。
栗特这个民族原先是在中亚地区，后来随着经商的需要逐步东迁。而在东迁的过程中，栗特人在中原不断的被汉化，同时栗特人也参与到了汉人胡化的过程。
所以说，栗特这个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研究它，不管是对于中国史来说，还是对于世界史而言，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神秘地带”。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部由论文汇聚而成的著作，是目前研究中古时期中西文明关系的大成之作，无疑对后来的史学研究具有相当大的示范作用。
它的意义与价值或许早已经超过荣新江教授对其的预估了，但这都不重要。因为历史总会证明某些东西的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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