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看孔子德育体系

第一篇：从《论语》看孔子德育体系

从《论语》看孔子的德育体系

白浩强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福州 350007）

【摘要】 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不是零散的，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若要探究孔子的道德思想体系就必须深入钻研《论语》。孔子的德育体系以他的“性相近，习相远”为人性论的基础，强调了人性中善的可能性；以“仁”为核心思想，把“仁”作为其他美德的基础；以“礼”为主要内容，“礼”是重要的道德规范与形式；以“圣人君子”为培养目标，包含了“忠、恕、孝、悌、信、义”等重要德目，采用因材施教、躬行实践的教育方法。

【关键词】 孔子；《论语》；道德教育；德育体系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既是我国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新的文化的开创者，他被誉为“圣人”、“万世师表”，他对后世的影响无人能及。孔子的德育思想是他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部分。孔子首创私学，形成了丰富成熟的德育体系。他开创了我国教育重视德育的传统，为我国德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要想了解孔子的思想，就应当先读专门记录他言行的《论语》这本书。但中国古籍最杂乱无章的，也首推《论语》一书。尽管《论语》的体裁杂乱无章，但这并不影响孔子的思想是完整的有体系的这一事实。

一、孔子德育体系的形成

要了解孔子的德育体系，必须了解孔子德育体系形成的过程和背景。

孔子的德育体系孕育于他成长和学习的过程中。在他开办私学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人生观、政治观。这些观念为他德育体系的形成做了铺垫。孔子在收徒讲学之后，他的德育体系逐渐成熟并且得到传扬。德育的对象正是他的学生，没有学生也就没有教学的主体。

孔子在三十岁时就已经精通古代的大量文献，面对周朝衰落、礼崩乐坏、诸侯纷争和政治**的社会现状，他立志要匡扶正道，以维护周礼为使命，形成了以恢复西周礼乐文明为目标的思想体系。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年老时候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由此可见周公对孔子的影响有多大，可见孔子对周朝文明推崇的程度。在周朝文明的深刻影响下，孔子确定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原则的伦理观，这对他后来德育观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孔子在三十岁左右开始授徒讲学，他早期的弟子主要有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等人，他们在孔子那里主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重点是培养德行、陶冶性情，重视军事外交方面的训练，他的德育思想伴随着他的教育活动逐渐得到传播并且逐步完善。

孔子德育体系的形成与其特殊的背景有关。孔子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得孔子从小就立志好学，孔子所在的鲁国完好的保存了周朝文化，这为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文化背景，周朝衰弱，礼崩乐坏的动荡社会使得孔子肩负起振兴礼乐、教化民众的责任。

孔子名丘，字仲尼，殷商后裔。周武王灭商，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先祖孔父嘉是宋国宗室，按照周朝礼制，因为距离宋国始祖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孔父嘉无辜被华父督杀害，孔父嘉的后代防叔畏惧华氏的逼迫而到鲁国，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孔子三岁丧父，他的母亲颜征在善良勤劳，教子有方，遗憾的是在孔子十七岁时候她也去世了，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磨练了孔子的意志，培养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孔子有言曰：“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不仅少年时代就立志好学，他把学习当成是快乐而有意义的事情，“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正说明了这一点，“韦编三绝”等故事也说明了孔子勤奋读书的事迹。

孔子所在的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当时鲁国的礼制是保存的最好的，也是最繁琐的。孔子十分尊崇尧、舜、禹，非常推崇文王、周公的道德，而且自认为继承了他们的文化遗产。孔子正是受到他们的影响才提出了“敬德保民”、“不施其亲”的主张，这些成为孔子仁爱思想的来源。孔子当时所处的时代，学术下移，“学在官府”的界限已经被打破，所以他才会有机会学习“六艺”，学习《诗》、《书》、《礼》、《乐》、《易》等典籍。这些典籍详细记录了先秦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状况，弘扬了上古圣贤们的高尚品德，为孔子德育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为孔子德育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春秋时代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已经彻底崩溃，原有的社会秩序已经荡然无存。面对这样的社会，孔子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最初，他跻身仕途，曾经担任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和乘田（管理牛羊的小官），官位最高时做过鲁国的大司寇。他想通过从政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并没有得到施展，他周游列国皆不被重用，尽管经过这样的遭遇，孔子也并没有放弃，转而以整理古代典籍和收徒授学为业。社会动荡、人心不古促使孔子尤其重视道德的弘扬，重视对学生道德的教育。

二、“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基础

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是人类自我觉醒、自我认识的开始。千百年来，关于人性论的问题，众多思想家们给出了许多命题，先后出现过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说、性二元论以及性日生论等，这些人性论观点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它们不断充实了中国传统的人性理论。但最早提出人性问题并对人性问题进行阐述的思想家则是孔子，他开创了人性理论研究的先河。

孔子很少谈“性”，综观《论语》，仅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就是说，不管是谁，人性天生都是相近的，但会随着后天的习染而相差渐远。他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多大差别，只是由于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才发生了大的变化。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意思是说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像孔子那样又忠心又信实的人，只是没有他好学而已，这句话说明孔子认为他的德行是学来的；孔子还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些都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强调了人们的知识能力和道德品质主要依靠的是后天的学习。

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理论从普遍意义上承认了人们天生之“性”是相近的，这就使得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思想观念上产生动摇，使得阶级压迫赖以存在的基础产生动摇。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也随之改变，既然人与人之间天生没有太大差别，就不应该出现压迫和倾轧，而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和睦相处。由此孔子提出了人要有“仁爱”之心的思想，才有了“仁者爱人”的待人态度和准则，由我及人，才推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尽管“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到了孔子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在孔子看来，正因为人性的差异是因为“习”的原因，所以才需要教育，需要德育，所以孔子才根据具体的德育环境的要求提出他德育思想用于指导德育实践。孔子的人性观点为社会中个体道德教育的可能性寻找到了根源，他强调了人性中善的可能性，尽管孔子直接谈论“人性”的内容很少，但是“人性论”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无疑与孔子的人性论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孔子的德育体系以“仁”为核心思想

“仁”并不是孔子最先提出的。早在孔子之前就曾多次出现。在《诗经》、《尚书》、《左传》、《国语》中“仁”字都曾出现过。尽管在这些典籍中“仁”字曾经多次出现，但是，“仁”字在其中的意思不尽相同，内涵并不十分明确。许慎《说文》中从“仁”的字形和意思给出了三种解说：一是仁者爱人，一是仁是人应当有的心性，一是自然心性之仁。春秋之后的“仁”大多用的是仁者爱人的含义，表达的是横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正将“仁”之一字深刻诠释并广泛使用的是孔子。孔子明确“仁”为“爱人”，肯定了人的地位；他把“仁”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作为人的追求目标，强调“仁”在道德规范中的主导地位。孔子给“仁”赋予了广泛的含义，把“仁”作为其他美德的基础。孔子的弟子以及后世儒家学者使它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理论体系。

孔子的“仁”具有很多种含义，一切好的品行都可以称为“仁”。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事，孔子有关“仁”的说法有不同的意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此，仁就是抑制自己，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在此，仁就是严肃认真，小心谨慎，自己不喜欢的事物不强加给别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此，仁的意思是爱人。在《论语》中，孔子除了专门回答仁是什么之外还间接提到“仁”的表现、“仁”的标准、“仁”的内容等。要做到“仁”必须懂礼，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这是从细节方面讲要做到“仁”必须“依礼行事”。《论语》中还可以看到孔子认为能做到“仁”的人具有一定的特点，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就是说有“仁”的人言语迟钝。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孔子认为刚强、果断、朴质、言语不轻易说出口这样的人接近仁德。在《论语》中，“仁人”、“仁者”、“不仁”等语更是随处可见。

在《论语》中，还有许多章节讲的是“仁”与其他道德条目的关系。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没有孝悌做基础就不会有仁。所以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樊迟问仁，孔子答道“爱人”，这“爱人”说的是爱亲之后的爱他人，《中庸》中也提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说过“事孰为大，亲亲为大。”这些都阐明了孝悌为仁之本。“仁”包括“勇”，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仁”包括了恭、宽、信、敏、惠，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 “仁”包括了大忠，孔子曾说“殷有三仁”，指微子、箕子、比干。“仁”还包括举荐贤人、以仁者为友、先难后获、好学等。

在《论语》中，“仁”字出现了109次，几乎贯穿全书。从“仁”的意思到仁的范围再到仁的内容、仁的表现、仁的特点等，孔子谈了仁的方方面面，不论从字数、篇幅来讲，还是从思想来讲，都可以看出“仁”在《论语》中的地位，也可以证明“仁”是孔子德育体系的核心。

四、孔子的德育体系以“礼”为规范

虽然“仁”是孔子德育体系的核心，但是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与“礼”结合，以“礼”为规范。“礼”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礼”能够将“仁”的内在道德境界具体表现出来。要想成“仁”，就必须通过“礼”，没有“礼”规定，“仁”就无法体现。

孔子认为“礼”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他非常崇尚“礼”，认真学“礼”。他到了周公庙，每件事情都要发问。当子贡要去掉每月初一祭祖庙的那只活羊时，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认为尽管留下残存的“礼”的形式，也比什么也不留好。孔子能够说出夏朝的礼和商朝的礼，但是由于文献不够而不能作证，而孔子最崇尚的是周朝的礼，主张克己复礼，恢复安定的社会秩序。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他认为礼对于一个人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规范了一个人的方方面面，小到生活起居、待人接物，大到政治、外交、祭祀等，这些都离不开“礼”，都需要“礼”来规范。“礼”包括仪式、礼节、行为准则、宗法制度，礼的含义最多指的是行为的规范。《论语·乡党》篇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说“礼”，记述了孔子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事情都以身作则，依照一定的礼仪制度行事。在具体的道德行为方面，孔子要求不合道德规范的事不看, 不合道德规范的话不听, 不合道德规范的话不说, 不合道德规范的事不做。

孔子认为“礼”与其他的道德品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以“克己复礼”为“仁”，认为用“礼”来衡量言行才能算作“仁”；他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对亲人的生死都必须用相应的礼制；他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要求统治者要用“礼”对待臣子，臣子才会忠心。孔子认为“礼”可以与恭、慎、勇、直等品德相得益彰。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意思是说：注重容貌态度的端庄，却不知礼，就未免劳倦；只知谨慎，却不知礼，就流于畏葸懦弱；专凭敢作敢为的胆量，却不知礼，就会盲目闯祸；心直口快，却不知礼，就会尖刻刺人。

《论语》中有很多篇幅都直接或间接提到了春秋时期社会道德沦丧，礼仪荡然无存的现实，充满了对礼崩乐坏的不满。孔子看到了当时礼制的名存实亡，看到了当时诸侯大夫的犯上作乱，他强烈主张只有恢复周礼，才能让社会重新安定下来。因此他主张统治者要“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认为只有在上位的人以身作则，遵从礼制，然后施行仁政，用“礼”来教化百姓，才能最终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五、孔子的德育体系以培养“君子”为目标

孔子的德育体系说到底是培养人的体系，一切高尚的道德最终都要落实人的身上。在《论语》中具体提出的描述人的称法有“圣人”、“贤人”、“君子”等。这些都是孔子所向往的高尚人格。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以。”可见，“圣人”和“贤人”层次较高，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而“君子”则是常人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理想人格。

在孔子看来，要想成为“君子”，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修养，在此基础上推广至他人。子路问君子，孔子回答“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君子。孔子认为君子应该修养自己来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修养自己来使上层人物安乐；进而使所有老百姓安乐，就算是尧舜也还没有做到。提高自己的修养离不开“仁”，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认为君子抛弃了仁德，就无法成就他的声名，君子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仁”，即使是在仓猝的时候也一定和仁德同在，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和仁德同在。提高自己的修养同样离不开“礼”，孔子说：“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可见，“礼”是君子时时刻刻离不开的规范。

《论语》中还提到了君子从多个方面提高自己的修养。君子必须庄重，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即使读书，所学的也不会巩固；君子吃食不要求饱足，居住不要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君子做什么事情，没有规定要怎样和不要怎样，只要怎样做合理恰当，就怎样做；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从而不至于离经叛道；君子对于措辞说话要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才罢了；君子对于事业，以合宜为原则，依礼节实行它，用谦逊的言语说出它，用诚实的态度完成它；君子庄矜而不争执，合群而不闹宗派；君子给人民以好处，而自己却无所耗费，劳动百姓，百姓却不怨恨，自己欲仁欲义却不能叫做贪，安泰矜持却不骄傲，威严却不凶猛。

提高自身修养成为君子不仅有描述性的要求，更是有数量上的要求。孔子说：“君子之道有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①孔子还说君子有“三戒”：少年时血气未定，要戒色，壮年时血气方刚，要戒斗，老年时血气衰竭，要戒得。君子有“三畏”：怕天命，①《论语·宪问》。怕王公大人，怕圣人的言语。君子还有“九思”：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脸色是否温和，考虑容貌态度是否端庄，考虑言语是否忠诚老实，考虑对待工作是否认真，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人请教，将要发怒是考虑有什么后患，看见可得的考虑是否是应得的。在《礼记》中还提到君子有“三患”，有“五耻”，这些都从数量标准上对君子作出了要求。

在《论语》中不仅有孔子对“君子”人格的直接表达，还有从侧面来说明君子的特点的。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行为合乎君子之道：他的容颜态度庄严恭敬，他对待君上负责认真，他教养人民有恩惠，他役使人民合乎道理。此外还有从反面拿小人和君子对比的。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和小人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君子怀念道德，小人怀念乡土，君子关心法度，小人关心恩惠。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与此相反。君子安详舒泰，却不骄傲凌人，小人骄傲凌人却不安详舒泰。君子通达于仁义，小人通达于财利。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别人。通过比较，突出了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差距。

六、孔子的德育方法

孔子的德育体系包含丰富的内容，在他实施道德教育的时候所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循循善诱”、“以身作则”等直到当代社会依然是广大教师们耳熟能详的词语。从古至今，这些德育的方法和德育原则为人们的教育提供了借鉴，为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因材施教”就是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的对受教育者施以不同的教育内容。孔子通过了解，熟悉了学生的个性特征，针对弟子们提出的同样的问题，给出相应不同的回答。例如，《颜渊篇》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讷’，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本篇一共记载了颜渊、仲弓、司马牛、樊迟等4人关于仁德的提问，一样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却各不相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几位学生对仁德的理解各不相同，存在不同的误区，孔子的不同回答正好依据各人的情况，因材施教。

孔子善于用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广为学生们称赞。他的学生颜回曾深有体会的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这里的“循循然善诱人”正是孔子教育方法的特点，他能够循序渐进，巧妙地发人深思，不仅使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而且使学生的能力得到提升。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很会抓住时机，在适当的时候给学生以启发，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孔子在教育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躬行实践，言行一致。他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他认为书本上的学问，大约同别人差不多。但是在生活实践中做一个君子，他还没有成功。他说：“力行近乎仁”，在孔子看来，如果将道德认知付诸实践，在与人交往或者做事情的时候能够以已知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这样就算是仁了。他说：“说得多，做得少，君子以为耻。”他认为大言不惭的人，实行起来就不容易。他十分重视“听其言而观其行”，要求学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这些都反映了孔子在教育的过程中重视道德实践，重视言行一致。

孔子在德育过程中重视及时的给予学生表扬和批评。当学生做的好的时候他会毫不吝啬的赞赏，学生有不对的地方，他也会直言不讳的说出来，孔子对学生以表扬为主。孔子曾经称赞子贡能够举一反三，可以同他讨论诗经；表扬过闵子骞，认为他很孝顺，孔子还表扬过子夏，认为子夏是能够启发他的人。最受孔子赞赏的是颜回，《论语》中多次出现孔子对他的评价，说他“不迁怒，不二过”、“其心三月不违仁”等，反复的称赞颜回有修养。当子路听到孔子夸奖他而高兴时，孔子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及时的指出他太好勇敢的这个缺点，好勇的精神大大超过了孔子，这就没什么可取的了。孔子还指出端木赐不安本分，去投机猜测行情。总之，他以学生不同的心理特点为依据，及时、适当的给予表扬和批评，从而促进学生发扬优点，改正缺点。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 M ].中华书局,2009.[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3] 陈戍国.《四书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4]方武.孔子道德思想体系阐释[J].沧州师专学报, 2000,(5).[5]郭鲁兵.孔子的道德理论及其特点[J].湖南大学学报, 2009,(7).[6]黄钊.关于孔子的道德教育学说探析[J].武汉大学学报, 2004,(1).[7]崔华前.孔子的德育思想探析[J].唐都学刊, 2005,(1).[8]侯长林.论孔子的德育思想[J].铜仁学院学报, 2007,(1).The Analysis of Confucius' moral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alects

HAOQIANG Bai（College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Confuciu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are not scattered but a complete system,Therefore,if we want to explore Confucius' moral ideological system,we must dive into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The basis of the theory is “their natures are almost the same,while their habits become widely different”,which emphasizes the possibility of goodness in the human nature.Besides,it also regards “benevolence” as the core and the basis of other virtues,with “ritual” as the main cont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moral standard;With “saint gentleman” as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including “loyalty, filial piety,will,righteousness,faith,” and other important virtues.At the same time,the system prefers the teaching methods,for example,teach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or practising practical education methods.【Key words】Confuciu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alects;moral education;moral education system

第二篇：从论语看孔子的为政思想

从《论语》看孔子的为政思想

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在治国中他主张以“礼”治国和以“德”治国。礼治最重要的就是“正名”，每个人都要按照礼的要求规范言行，履行义务；德治强调进行道德教化，正己正人。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排斥“法治”，他认为法治不过只是为了避免人们获罪的一种手段，并不能培养百姓的羞耻心，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仍在，而“道之以德“和“齐之以礼”的治国方法却能从根本上达到教化百姓，安定社会之功。

一、为国以礼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西周王室衰微，诸侯专权，统治秩序日渐混乱，这种情况令孔子感到十分气愤，更坚定了他推行“以礼治国”的决心，他认为只有礼治才能使社会恢复到井井有条、国泰民安的状态。孔子认为以“礼”作为基本的社会制度才能使政权长久。“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礼治自古就有而且是一脉相承的，实行礼治的国家可以沿袭百代。

治国以礼最重要的措施是“正名”。孔子在于弟子讨论为政的首要问题时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特别注重礼治制度中的等级名分，礼治制度之所以产生，是为了确定与其名分相符的思想和行为，正名就是使名实相符，而所谓刑罚，则是对违反礼治者的惩罚。当然，在孔子看来，为了避免诸侯僭权，严格的君臣关系也是以礼治国的重要方面。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在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君主居于最高统治地位，效忠君王便是臣子最大的“礼”，任何僭越君主的行为都是有损“礼治”的。孔子所推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为了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僭礼，从而达到政治环境的安定有序。

孔子礼治思想的实质，就是依据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形成各种名分。按照名分，确定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依据这些规范和准则，制定有关社会政治的礼法制度。所有的人都按照礼治规定，等差有序，贵贱有等，各处其位，各奉其事，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遵循礼的角色规范，规范言行，履 行义务。这在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下是十分必要的。

二、为政以德

孔子在为政中同样主张“以德治国”。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即是说当政者运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就好像北极星安居其所，其他行星自然而然地有序地环绕着它一样，将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归顺。要用道德教化感化百姓，让每个百姓遵守孝悌之意，培养他们拥有良好的品行，而非用严法来约束百姓。他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因此，统治者要想“正人”，首先要“正己”，这样才能为百姓垂范，令百姓信服，引领百姓走上正道。

“仁”是孔子道德伦理学说的核心，孔子主张实行“仁政”。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因此，统治者要首先具备这五种品质，才能成为百姓拥护的仁君。在选贤任能方面，也要遵循严格的道德标准。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任用贤才，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邪恶的人之上，是使百姓服从的重要条件，同时也可以使邪恶的人改邪归正。

孔子认为“为仁由己”，强调自觉行仁。他认为仁并不难达到，关键在于内心有没有这种要求，内心有这种要求，并努力践履，就可以实现仁。孔子“仁”的思想体系，有两个基本内涵，即“修己”与“安人”。“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无论是“修己”还是“安人”都离不开仁，“修己”实质就是“求仁”，“安人”实质则是“行仁”。在“修己”和“安人”二者之中，“修己”是本，“安人”是“求仁而得仁”之后的效用。因此，孔子思想从“修己”之道开始，心正而身修，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心不正，身不修，又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呢?因此，“仁”，也就是道德修养，成为儒家治国的必由之路。

在治国中，以礼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和相互渗透的。仁是内心的道德情感，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仁是礼的基础、灵魂，礼是仁的体现、落实。没有仁，礼就徒具形式；没有礼，仁就无所依托。同样，“道之以德”是“齐之以礼”的基础和手段；“齐之以礼”又是“道之以德”的目标和根本要求，“齐之以礼”还可以使民德归厚，也是“道之以德”的一种手段。

孔子的治国思想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这也是他的治国思想未能得到充分实施的原因。他过分强调了道德教化和礼制，而不推崇使用法律等强制措施约束人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从根本上是不符合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的。孔子推行仁政，而并不是每个君主都是仁君，统治者的根本目的是控制人民，巩固政权，并不会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教化人民，他们倾向于用一种更加直接的手段——刑罚，使人民臣服，运用武力使四方归顺，因而德治只能说是法律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能单单作为治国的根本。

孔子像事件看法

对于孔子像搬离天安门的事件，网上众说纷纭，大多怀疑其中掺杂着太多政治用意，然而不论是否存在政治用意，不可否认的是，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始祖，千年以来一直受到国人的尊敬与景仰。

由于网络控制原因，我们现在很难了解到“立像”与“撤像”的原因始末，然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孔子文化是受到世界人民承认的优秀文化，否则就不会有孔子学院在全世界的建立。我们常说在认识一种文化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文化毕竟发源于封建文化的土壤，难免有其时代的烙印，这就需要我们辩证的去看待它。在新文化运动和文革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全盘否定了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每一次否定都是对一种文化信仰的抹杀，因而，我们的信仰越来越淡薄，我们的心才越来越浮躁。中国现在之情形之所以缺乏信仰，过于浮躁，在前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太容易受到政治宣传和领袖任务的鼓动，而后期却是由于我们被抽离了革命的精神信仰而盲目碰撞的结果，因而，我们看见人浮于事，我们见义不为冷漠处之，我们争名逐利自私利己，我们互相谩骂自以为是„„

不论是“立像”时人们所说的“愚民政策”，还是“撤像”以后猜测的政治倾向变化，我们都太容易把一个事件进行简单化的归类。不论是政府还是人民，如果缺乏了“三思而后行”的精神，根本就无法“立信”，更不用说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据考证，当今人们的幸福指数甚至不如宋朝，为什么科技高度发达，生活其方便的今天甚至比不上一千多年前的朝代？也许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物质欲望太多，“乱花渐欲迷人眼”或许才是现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吧，欲望随着选择的增加而倍增，而精神上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何其可悲！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苛责人民如何如何，拥有一个为人民所信服的政府也是政通人和的关键。人民怨声载道无处倾诉反而压制，这只是回避问题、激化矛盾的不理智的做法。孔子所提倡的仁政思想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恭、宽、信、敏、惠”也是每一个心里装着人民的政府应有的品质，也是真正能够使人民信服的品质。我们不需要动不动就谈道路、谈主义，我们需要的是寻找一个脚踏实地的理由，让我们感到幸福以及获得真正自由的理由。

第三篇：从《论语》看孔子的孝道思想

从《论语》看孔子的孝道思想.txt你看得见我打在屏幕上的字，却看不到我掉在键盘上的泪！自己选择45°仰视别人，就休怪他人135°俯视着看你。从《论语》看孔子的孝道思想.txt-两个人同时犯了错，站出来承担的那一方叫宽容，另一方欠下的债，早晚都要还。-不爱就不爱,别他妈的说我们合不来。从《论语》看孔子的孝道思想

摘要:“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孔子之前,华夏民族对“孝”的阐释已经蔚为大观,本文从儒家经典《论语》入手,结合前人观点和其他儒学著作,阐发孔子的孝道思想,并探究《论语》中的“孝”对今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孝;论语;孔子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美德之一。其实,孝的思想早在孔子以前就已产生,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之中“孝”字从老从子,象征老人扶子之行,象征年轻人搀扶族中老者。“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诸父诸祖亦应善事。”(《金文诂林》卷八)在远古的氏族和部落社会之中,“孝”的意义是很广的,是指对本族中年长者的尊重、敬爱、赡养和祭祀[1]。随着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长时间的发展,“孝”也由对族中老者的尊敬变成对父母的关爱,成为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甚至在今天,对生者的“孝”更为受到重视。但是综观《论语》里的孝道思想,跟上古时期更为接近,那就是“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义务,还是忠于国家的品德基础,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士的标准之一,在孔子那里,孝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是精神上的抚慰和祭奠。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之下,传统宗法社会中维持人际关系的孝道思想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子弑父、臣弑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整饬社会秩序,重建孝道伦理的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的前提。《论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有子所说的一句名言:“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也。”这句话是说,孝悌是做人的根本, 人之行莫大于孝, 为人者如果做不到孝, 那其他的品质也就无从谈起。有子继承的是孔子的思想,可是说这是对孔子孝道思想的延展,孔子自己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在另一本儒家经典《孝经》中还有一句话说:“孝乃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儒家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强调为圣人的必要准则,而孝作为仁的内核,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有子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犯上和作乱即为不忠,孝悌者鲜犯上而无作乱,是忠君爱国思想的拥护者。我们现在常说“孝顺”一词,似乎孝敬就代表着顺从长辈或者权威的意志,那孝是不是就是愚忠和逆来顺受?很多人因此产生误解,批判《孝敬》的愚昧和保守。其实,仅就这一点,孔子早就给出了答案。有一次,曾子问孔子,“孝”是不是就等于“从父之令”,缺乏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价值的准则呢? 孔子的回答是:“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在“孝”之外,孔子还用了另一个道德的准则“义”来规范它的实行。如果上级或者长辈言行不已,就可以阻止或者不执行。可以看出,“义”作为一个概念是超越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的,《荀子

第四篇：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思想

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思想

（李国伟）

［摘要］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教育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论语》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料，所以对《论语》的教育思想进行解读，对我们的教育实践的指导和教育理论水平的提升都将大有裨益。因此本文主要是以《论语》中孔子的言论为原材料，以他的教育目的、教育方法以及孔子对教师的要求这三方面作为切入点，浅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关键词］论语

教育 启发式教学

因材施教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教育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涉及面非常广泛、注重学以致用、实际运用，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深远影响。他的思想，集中的体现在《论语》中。因此，《论语》是我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一部影响卓著的典籍。它在我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很深广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论语》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料，所以对《论语》的教育思想进行解读，对我们的教育实践的指导和教育理论水平的提升都将大有裨益。因此本文主要是以《论语》中孔子的言论为原材料，以他的教育目的、教育方法以及如孔子对教师的要求这三方面作为切入点，浅析孔子的教育思想。

一、《论语》中的教育目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视其社会作用，也重视其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大学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 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齐家、治国)，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很重视个人的发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儒家促进个人发展的理论基础。但儒家的个人发展不是只强调“自我”而不管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而是“己欲利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完善人格为目标、和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思想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

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为了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

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 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 卫灵公》)。

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即孔子所说的：“若藏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 宪问》)由于“不欲”含有“克己”之意，按“克己复礼为仁”的说法，“不欲”含有可达仁之意，故可解释为“仁”。可见培养具有上述弘道与行道志向与德才的君子或志士就是孔子教育的培养目标。

二、《论语》中教育方法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更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叩其两端、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一）、启发式教学。他只有八个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 语• 述而》)。“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

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不仅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顺序出现两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孔子认为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去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矛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二）因材施教。孔子近乎完美地实行“因材施教”，其基础就是对学生的充分了解。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他认识到“知人”的重要，因此他十分重视“知”学生，认真分析学生个性，甚至只用一个字即可准确地概括，足见其备学生之细致认真。这样，充分了解学生之“材”，才能因其“材”而施教。如果缺乏了这个必备的前提，何谈“因材施教”呢？那么，如何“知人”呢？孔子的方法大致有二：第一，是“听其言”。这是了解学生的重要途径，第二，是“观其行”。也就是把学生的一举一动置于教师的视野之下，全面细致地观察其行动。另外还可以通过观察其所处环境，如观察他所结交的人来间接地了解其本人。

具备了“因材施教”的基础，如何实施呢？《论语》中孔子所采用的多种方法，可以作为他山之石。

第一，对不同智力水平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从学生智力水平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学生大致分为“上智”、“中人”、“下愚”（《论语·阳货》）三类。孔子弟子中，既有“闻一知十”的颜回，又有“闻一知二”的 子贡，智力水平参差不齐。智力较低甚至于“下愚”的学生，只能教给他们与智力水平相符的知识，否则，“欲速则不达。”如同是“问仁”，孔子的回答却不尽相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言讱。”（《论语·颜渊》）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如“问礼”、“问政”、“问君子”等。

第二，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教育。孔子认为，学生的个性特点千差万别，因此教学的方法应有所不同，教学的内容应各有侧重，不能千篇一律。如前文所引《论语·先进》篇，由于子路“好勇过我”，遇事鲁莽，故孔子就给他泼点冷水，告诫他凡事要谨慎考虑，多听他人的意见再行动；由于冉有胆小怕事，遇事退缩无主见，故孔子就给他加油打气，鼓励他更加果敢大胆地行动。

第三，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进行教育。孔门弟子年龄参差不齐，有与孔子年龄相仿的，如秦商、子路；有与孔子差一代的，如颜回、子贡；也有差别特大的，如子张、子骄。不同年龄的学生有不同的需要，应区别对待。

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孔子说：“君子有三个方面需要戒备：年少的时候，精力还没有稳定，要戒备因为美貌而产生的感情和欲望；等到壮年的时候，精力正是旺盛的时候，要戒备争斗；­等到年老的时候，精力已经衰弱，要戒备贪得无厌。”）

对三类学生他分别提出了应注意的方面，很值得我们珍视。学生各有不同的兴趣爱好，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 也》）弟子中，颜回好仁，子路好勇，子贡好商，冉求好政。孔子根据其不同的兴趣爱好分别设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使其特长都得到充分发挥。

尽管“因材施教”这一概念并非孔子本人提出，但是从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看，他确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家。

三、《论语》中对老师的要求

《论语》中有关教学的言论极多，表明了孔子对于教师的要求甚高，而其中的许多要求对今天的教师依然有指导作用。本文把孔子对老师的要求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孔子要求教师承认教育对象有差别的事实，进而要求教师悉心研究自己的教育对象，逐个了解学生的品格、智力、才干等。在孔子看来所谓学生并不只是受教育者，而是一个能与传道者结合在一起的实体。他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篇》），即在真理面前，老师不应让学生屈服于自己。以学生为主体，就要做到不完全凭借人为的规定来判断师生的名分。他更加鼓励学生在老师面前不要谦让甚至有时候学生也可以做老师，“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为政篇》）。孔子对学生主体地位如此重视，如此平等地对待学生，在当时等级深严的社会是难得可贵的。孔子这种以学生为主的教学理念，使他能够获得学生的尊敬。由于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以学生为主体，他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非常慎重。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患，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思义。”（《季氏篇》）孔子认为这“九思”对教师非常重要，只有遵守了才能慎言、慎行，做到充分重视学生。

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就要做到因材施教。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篇》），即具有中等以上才智的人，可以给他讲授高深的学问，在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给他讲高深的学 问。这是孔子在智力上认识到不同的学生是有差异的。他对自己的学生进行授教时就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这在孔子与子贡的谈话中可得知。子曰：“女与回也熟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公冶长篇》）颜渊能“闻一知十”，端木赐只能“闻一知二”，此外“闵子待侧，喑喑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先进篇》）这些都是孔子在教学时发现的。孔子认为只有注意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教师才能对症下药找到培养学生的最佳方法。孔子这种以学生为本，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的教育思想，是今天我们在教育上所提倡的，只要我们克服其教育思想中的弊端，就能达到古为今用的目地。

其次，教师要以身作则，不断学习。孔子认为每一个教师都应该不断学习，才可以做到“诲人不倦”。他刻苦看书以至“韦编三绝”，为学“乐”而“三月不知肉味”。教师要以身作则首先要对自身的学识有充分的认识。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即是承认自己所不知道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断学习。孔子对自己的知识就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篇》）孔子对教师学识的认识是“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在《论语》中，对教师的要求集中在如何提升教师的素质上。“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何于我哉？”（《述而篇》）就是说把所见默默地记在心里，努力学习而不厌倦，教导别人而不知疲倦，这是孔子对教师最根本的要求。孔子要求学生好学乐学，自己就“好古敏求”，“学而不厌”；他要求学生“不耻下问”，自己就“每事问”，虚求教；他要求学生确立志向，自己就“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身为教师，孔子始终保持“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篇》）的忧患意识。这种以身作则的学习精神，使他发出了“朝闻道，夕死矣”（《里仁篇》）的感叹，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早晨知道真理，即使晚上死了也值得”。孔子这种学习精神给他的学生带来极强的震撼力，颜渊经常感叹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赡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子罕篇》）就充分说明了孔子这种以身作则，不断追求进步的学习精神使学生不敢丝毫放松，也使到孔子的学识能够不断随社会的发展而更新，成为一个优秀的传业授道者。这种教育思想正是一名教师所必需拥有的，在他所处的时代有这样的思想是非常不简单的。

再次，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作为一名教师就必须要有良好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学生接受最大限度的知识。孔子创造的教学方法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在《论语》中就有很多教学方法方面的言论。例如及时启发，孔子认为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前提下，应该根据学生思维的开展及时进行启发。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篇》）即不到学生想求明白而不能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想说而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就不要再教他了。此外孔子亦说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篇》）又说：“言之未及而言，谓之躁，言及之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篇》）孔子这些言论就是要求教师抓住学生思考的适当时机对学生进行启发。如因材施教，孔子在进行授教时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就是阐述因材施教的最好理念。如循环渐进法，子贡问孔子：“何为斯可谓之士矣？”孔子并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在启发子贡的基础上，逐步开启他，孔子告诉他，首先是“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 ”，其次应该“宗族称孝，乡党称弟 ”，再次应该“言必信，行必果”。（《子路篇》）孔子认为培养学生接受知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就需要有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此外还有善于适时评价、学思一致等教学方法也是具有独到之处的。相传孔子的弟子有三千，在《论语》的记载中，可证明为孔子学生的有三十多人，后来许多学生都成为政治、文化上有影响的人物，这个客观事实说明了孔子在教育上的巨大成就。因此，本文认为孔子在长 期从事教育工作，在教学实践，教学方法上总结出的一些可贵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

综上所述，《论语》中孔子的教育言论虽分布在各章里，但将它们归纳出来，能清晰地看到孔子的教育理念。孔子作为一位终生奋斗不息的教育家，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创立了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其教育思想，在古代漫长的年代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孔子教育思想中有许多精华，如何更好地研究他，吸收它，并将它进一步发扬光大，是当前教育界的一大任务，也是孔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继承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继承孔子教育思想的积极方面，让其在新世纪再放异彩。

参考文献：孔子 《论语》 三秦出版社 2008年1月

第五篇：从论语看孔子其人的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范文之 《从<论语>看孔子其人》

2009-08-13 17:5

5《从<论语>看孔子其人》文献综述

学 生：xxx 长江大学文学院

指导教师：xxx 长江大学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其德行、思想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成为中华民族智慧和道德的化身。孔子在逝世之后，后世的人们不断将其美化乃至神化。在整个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已不是一个七情皆备的人。而是一尊笼罩着神秘光环的神。我们对他崇拜有余而亲敬不足。在“打倒孔老二”的声浪中，孔丘似乎又凶神恶煞，让我们避之不及。无论学者对孔子及其儒学的态度如何，但是孔子是人不是神已成共识。《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古人云：“言为心声”，那么通过孔子的言行，透过《论语》，我们够更好地认识孔子，了解他的个性，理解他的思想，真正走进他的心灵世界。

一、对孔子生平的研究

孔子生平，在他逝世之后，被人们不断地反复地考证。关于他生平事迹之类的人物传记，不胜枚举，最早较完整的记录孔子生平的应属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自宋以来，研究孔子的队伍更为庞大，尤以清代最为壮观。今人钱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博取众长，自成一家，著《孔子传》一书，对孔子的一生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较为可信。他在《孔子传》前言中说：“本书之写定，皆博稽成说，或则取其一是，舍其诸非，或酌采数说，会成一是。”「1」尽管学者们对目前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些许疑问，但目前的考证资料对我们十分有益，为我们深入的地研究孔子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二、对孔子思想的研究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它体现了孔子学说的根本精神，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的精神又是通过一些具体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所表现出来。学者们正式以仁为本，对孔子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哲学宗教思想等进行研究。

1、政治思想

北宋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那么《论语》的治国思想、孔子的治国智慧究竟是什么呢？

孔子追求仁爱，反对暴行，希望能够用仁德去感化百姓，提高百姓的素质，让四方都来臣服，实现大同世界。蔡泳华对孔子的王道思想进行研究，他认为孔子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准则，要求统治者能推己及人，用仁的思想来办事，简言之即“孔子提倡仁政，反对残杀”。此外，他还提出孔子思想的另一方面：“礼乐教化”。[2]姚公则直接从孔子的礼乐观入手，认为孔子直接从“礼

为政本”的角度提出了德治主义的仁政，从礼乐并言的角度提出了乐的教化作用。“礼使人相互敬重，乐使人和谐流畅，与物通情。”[3]观点颇具特色。颜佳华在《孔子的治国智慧》一文中指出，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孔子认为“为政”必先“正名”，同时他提出 “孔子主张德治”的观点。[4]儒家思想有所谓“内圣外王”之说，李振纲认为：“外王之道在孔子那里叫做‘德治’”。

[5]此观点较为中肯。在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仍在大力推行德治，由此可见孔子的智慧。

国家的兴旺强盛离不开新鲜血液的注入，在人才的选拔上，孔子亦有一套自己的看法： “学而优则仕”，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学生，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去辅佐统治者。颜佳华认为，孔子在人才的选用上不拘一格，不求全责备，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用人观，“主张任人唯贤”，“向群众走访”。[6]此观点颇具特色。

2、哲学宗教思想

孔子不仅对为政有着精辟的见解，对现实的人生也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中国人一向不太擅长逻辑与抽象思维，对于富有启示性的深刻道理，也多用形象而富有诗意的语言表达出来。李泽厚认为孔子很少抽象思辨和“纯粹”论理，他的所问所答是一种深沉的理性思索，“并非柏拉图式的追求，也不是黑格尔式的逻辑建构，却同样充分具有哲学的理性品格，而且充满了诗意的情感内容。”[7]见解独到精辟。曹文星认为，《论语》记言的最大特点是精辟深刻，富于哲理性，它是夫子对生活深邃的观察和透彻的认识结晶，是用丰富的阅历获得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性体认凝聚而成的，因而“语语珠玑，掷地有声”。[8]袁行霈认为，《论语》以形象简洁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道理，令人回味无穷。[9]此观点言简意赅。《论语》中许多言简意赅，富有哲理性的语言，对人有教化功能，钱穆强调读《论语》是学习做人。李泽厚认为儒学执著的追求人生意义，对于超道德、伦理的“天地境界”的体认追求和启悟，“成为人民安身立命、精神皈依的归宿。”[7]此观点较深沉。孔子的哲学宗教思想是建立在他对人生深沉思索的基础上，而其功能又是直接作用于人生。

3、教育思想

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同时又是一个极为平易可亲的人，翻开《论语》我们可看到孔子与门人弟子间那种水乳交融亲密无间的道谊？？。孔子把自己一生大部分时间于精力投注到教育事业上，并总结出一系列教育原则和方法。匡亚明称孔子是“我国古代首创启发式教学法的教育家。”[10]彭熙认为，孔子启发式教学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地积极主动性，通过教学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11]陈斐通过《论语》对孔子的生命化教育观进行可探讨。他认为孔子对于学生不论亲疏贵贱，均一视同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生命，有教无类”。

[12]

文章还指出，孔子不但不偏袒任何一个人，并且还注意到尊重生命的差异性，独特性，做到因材施教。同时还注意培养学生的自觉性。此观点把教育与生命联系在一起，颇具特色。李明从教师素质观去窥探孔子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孔子

对教师的德有着明确的要求：德、才、艺必须兼备。他在文中指出：孔子作为教师，的确宣称有教无类。德就是要求老师有完美的品质，崇高的敬业精神，做到“有教无类，关爱学生”；“谦虚宽厚，师生平等”；“严谨求实，诲人不倦”。在才？？方面要求老师“好古敏求，不耻下问”；“内省慎行，温故知新”；“君子不器，由博返约”。在才？？方面的需求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尊重个性，因材施教”；“启发诱导，鼓励创新”；“褒贬结合，教学相长”。[13]此观点有较强的系统性，比较完整的反映出孔子的教育思想。王桂宏先生在细读《论语》的基础上从学习的状态、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阐释孔子的学习观，要求做到“学、思、行”相结合。[14]以学论教，以引起当代教育者的反思。观点较独特。综上我们可看出孔子不仅是一位学而不厌的学者，更是一为诲人不倦的良师。

三、对孔子言行的研究

孔子不仅是思想的巨人，亦是行动的巨人。他严格恪守“言必行，行必果”的准则，做到言谈举止事事小心谨慎。

1、为人处世

儒家学说提倡“中庸”之道。孔子把中庸当作是为人处世的方法论，在这种思想的知指导下，孔子有条不紊的行动着。

孔子乐于交友，把交友看是人生的快乐。鲁金华认为孔子的交友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极为深远，因此，他对孔子乐于交友的原因，结交的对象以及如何交友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交友有助于修身培德，对于结交的对象应“首先选其中的‘中行’者，其次是‘狂’者或是‘狷’者”。[15]对于如何交友也进行了概括总结，“交朋结友，诚信为先”；“忠告劝导，不可则止”；“与友共勉，互激互励”。「？」鲁的观点分明清晰，较妥当。李国榕从人际关系中考察孔子的心理卫生思想，他在文章中说：“孔子主忠信，诚实可靠，把对自我的情感推己及人”[16]这种行为十分符合心理健康的标准。用现代术语审视古人心理，他的观点颇具特色。

与朋友交往，诚信为先，那么在家庭生活中，孔子对于如何处理好成员内部之间的关系又有何见解呢？李国榕认为，“在家庭关系中，孔子认为应以‘孝悌’作为最根本的调节原则”。肖依新在文章《为人风范百代楷模》中对孔子的品格进行了探讨，认为“宗亲敬长是孔子品格中影响极为深广的一面”。[17]立论妥贴。马莉英说：“孔子重孝，但并不是对父母的错误也不谏，而是采取委婉的态度。”[18]

孔子对朋友，对家人尽心尽力。对社会更是默默地奉献自己。然而他却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可以说是在贫贱交加，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以恢复周礼为己任，为寻找实现“仁政”的社会理想的机会，周游列国长达14年之久，虽屡次碰壁，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李国榕认为“孔子把实现充满仁爱精神的美好社会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不屈不挠的追求着。到了晚年，孔子意识带自己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确实

是强行而不得，于是他机智地采取了内心的生理与心理的保护机制，转而聚徒讲学，把自己为竟的事业寄托在教育中，寄希望于众弟子。”[16]观点较贴切。孔子的基本仕隐观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庆茹在《凤兮凤兮何去来》一文中对孔子的仕隐情结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孔子在救世精神及仁政理想的指导下，孔子突破其仕隐观的束缚，积极入世，最后在理想成空的情况下怀道归隐。”[19]马莉英认为“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体现出一为智者的豁达。”[17]此观点真实的反映出孔子的心路历程，较为妥帖。孔子就这样一直淡泊名志，宁静自得的方式面对世间的纷扰。我们不得不佩服孔子的伟大。

２、生活起居

孔子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十分注重个人修养，即使闲居在家也不例外。马莉英在全面考察孔子的的品格是说道：“孔子闲居时，是一副整洁和乐而舒展的样子。”[17]李国榕则从孔子闲居在家的作风认为孔子的身心十分健康，他说：“孔子闲居在家时，穿戴也是整整齐齐，且神色安宁愉悦。”[16]杨素萍则从孔子的衣食方面看孔子的礼制思想，他认为孔子对衣着颜色、佩饰的特别要求反映出他深厚的礼制思想。[20]孔子不仅对穿戴有有严格的要求，对饮食也特别讲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焉。”人的生存离不开事物，孔子也不例外，并提出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名言。雷绍锋从孔子及其弟子的艺术观着手，认为孔子不但在家居、穿戴的方面讲求艺术，在食物的制作过程中亦讲求艺术美，要求做到“色、香、味、形”俱全。[21]李国榕认为孔子“主张节制饮食，反对暴饮暴食，主张饮酒适度，反对畅饮无度。”[16]此观点有着极强的适用性。姚振黎则从孔子的饮食关悟出饮食卫生能与人为善，延年益寿。[22]此观点较新颖。

孔子待人接物重礼尚往来，温文尔雅，对朋友对社会都有着十分高明的交际手段。然而与人交际，言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姜斌从言语的价值与功用和成功的言语入手，挖掘孔子的言语观，他在文中指出“言语是人们社会交往的日常工具，它关系国家与个人荣衰，是道德伦理的载体。”“成功的言语，以‘知人’为前提，以言中为标准。”[23]观点有一定的特色。周新永抓住《论语》的文体特征，研究孔子的讲话艺术，他认为孔子丰富的讲话艺术，对于今天来说仍然是值得学习、借鉴。[24]立论较稳妥。鲁金华十分重视孔子的言语交际原则，他认为“时然后言与慎于言”是孔子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两条言语交际原则。［25］此观点概括性极强，准确精辟。

由上我们可看出孔子无论是与人交往，还是生活起居都据礼行事，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虽事事严谨，但孔子也有直率的一面。许晓晴抓住《论语》中“诗可以怨”中的“怨”字，大做文章。他认为“孔子的怨、在范围上是广泛的，绝不仅仅是怨上政，而是一切事情都可以怨，只要怨是合理的，有助于社会利益的，就应该明确的表达出来。”[26]此观点颇有新意。

通过孔子的言行，我们看到孔子威严而又不失亲切，透过孔子的思想，我们看到孔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博大的胸怀。他伟大的同时而又人情味十足，他严谨却又适度地放纵自己的情感。他不仅是位谆善诱的良师，同时又是一为慈祥的父亲。诚如司马迁所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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