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渭方言与文言文教学的联系

第一篇：通渭方言与文言文教学的联系

通渭方言与文言文教学的联系

在近十年中学文言文教学中我发现，通渭方言与很多古代汉语中出现的字词，在意义、词性、用法、读音上都有着一定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很好地延续和保留了这个词在古代原有的一切属性。但这个字的词性和用法等，在普通话的日常习惯用语中已经不存在或发生了重大改变。基于此，遂收集抄录，对比分析研究，以期交流。

曳【yè】，出自人教版七年级下册《口技》一文。原句是“曳屋许许声”，意思是拉倒被火烧着的房屋时发出“许许”的声音。“曳”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拉、牵、引”。《河中石兽》一文中“棹数小舟，曳铁钯”，翻译出来是“划几艘小船，拿农具”。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一文中的“负箧曳屣”，意思是“背着书箱，拖着鞋子”；唐代柳宗元《柳河东集》一文中的“曳笏却立”也都是如此。这个字的词性和用法在普通话日常习惯用语中已经不存在或发生了重大改变，在通渭方言中其意思、读音、词性、用法则与文言文中的完全一样。比如通渭方言中经常口头表达“你走的时候把我曳上”，打一桶水说成“曳上一桶水”，“我在后头推，你在前头曳”，“牵头驴帮着曳一下车”，等等。

团【tuán】，出自《口技》一文。原句是“众宾团坐”，意思是所有的宾客都围着口技表演者坐着。“团”意思是“围，环绕”。在通渭方言中其读音、意思、用法、词性都与此相同。比如“风太大，大家团住会暖和一点”，词语有“泥团”“线团”“搅团”等。

间焉【jiànyān】，出自九年级下册《左传?曹刿论战》一文“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意思是做官的人的事情，你又参与什么呢？“间焉”的意思是“参与”，其词性为动词。在通渭方言中，“间焉”指硬参与到某些本不应自己参与的事情中去，有过分积极和爱耍小聪明之意，其词性是形容词。比如“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一个小孩子间焉的什么？”“这个娃娃间焉的很。”由此可见，通渭方言中的“间焉”一词，与两千年前的意思相同，词性不同。《口技》一文中“中间力拉崩倒之声”，“间”的意思是“夹杂”，也与此同。

次【cì】，出自九年级上册《陈涉世家》一文中“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意思是又暗中派吴广到驻地旁边的丛林里的神庙中。“次”在这里的意思是“驻扎，停留”。《离骚》中“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次”引申为等候、暂停。通渭方言中也经常用到。比如“你不要次了，再次就来不及了。”“他还在家里次着呢！”其意思是“等候，停留”，与此义相同。

僵劲【jìn】，出自《送东阳马生序》中“四肢僵劲不能动”，其意思是“僵硬”。但在通渭方言中，把“硬”读成【jìn】，意思是“坚硬”，可见这个词在古代和通渭方言中读音和意思完全相同。

扃牖【jiōngyǒu】，《项脊轩志》中有“余扃牖而居”，意思是关起门在屋里呆着。“扃”的意思是关（门、窗），“牖”的意思是窗。在通渭方言中也有，只不过是把扃字读成【jiú】，意思和用法完全一样，且词性都是动词。比如“把门窗扃牖好，不要被风刮破玻璃”。

苫【shàn】，出自蒲松龄《狼》中“主人积薪其中，苫蔽成丘”。这个字在现在普通话日常用语中已经很难找到，其意义和用法已经不为人知。但在通渭方言中却大量运用。比如“苫粪走”，“把粮食苫住”，“赶紧苫一下，快下雨了”，等等。

业已【yèyǐ】，也可作“业以”，意思是已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汉书?东方朔传》：“上默然不应，良久曰：‘吾业以设饮，后而自改。’”王先谦补注：“以、已同。”在通渭方言中，把业字读成【jié】，比如作业读成【zejié】，因此把业已读成【jiéyǐ】。如“这件事情业已过去了”，意思是已经过去了。可以说这个词除读音不同外，意义和用法等完全相同。

失笑【shīxiào】，忍不住发笑，不自主地发笑。《三国志?吴志?步骘传》：“然时采其言，多所济赖。”《吴录》：“后有吕范、诸葛恪为说骘所言，云：‘每读步骘表，辄失笑。’”《文与可画?o?Y谷偃竹记》：“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通渭方言中的失笑一词，其意义、用法、读音、词性等，都与一千多年前的“失笑”完全相同。比如“这个故事太让人失笑了”。

?j惶【xīhuáng】，王实甫《长亭送别》中有“久以后书儿，信儿，索与我?j?j惶惶的寄”。其意思是分别以后，一定要经常给我写信。“?j?j惶惶”一词解释为凄惶悲伤的样子。通渭方言里“?j惶”的意思是想念。比如“没见姑姑这么长时间了，?j惶了没？”放在古文中解释上句，则为“一定要很想我的寄信给我”。因此这个词也与通渭方言有一定联系。

以上这些联系的形成，可能与通渭县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历史上通渭县一直处在中国版图的西北边陲，秦长城横穿通渭全境；宋金时期，修堡筑寨之风盛行，素有“千堡之乡”之称。也正因此，通渭与中原的交流相对少且迟缓，语言的演变也相对缓慢和稳固。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话成为现今的流行用语，很多古汉语中的词汇已经大量的发生改变或遗失。正是这种与中原文化的交流相对稀少和迟缓的原因，使得通渭方言中大量保存了古代汉语一些词汇的原有意义、用法以及读音。通渭方言与古代汉语的联系范围广阔，很多方面都有深入研究的空间和价值。

（责任编辑 陈剑平）

第二篇：普通话与方言的联系和影响

普通话与方言的联系和影响

摘要：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它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方言指地域方言,是指一个特定地理区域中某种语言的变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与影响。

关键词：普通话 方言 联系 影响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国家法定的语言，又是全国通用的语言，它是在北方话和北京话基础上长期形成的，又不断吸收方言成分丰富发展自己，它有比较明确的规范标准，语言规范程度比较高，语言声望最高，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发挥重要的全局性作用。而汉语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为各自地域的居民服务，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记录、保存、传播地域优秀文化；它在普通话之下，受普通话的影响，又吸收普通话成分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又丰富普通话。可以说“普通话在方言之上，又在方言之中”，它与方言是相依共存、互补作用的关系，它们既互相影响又互相丰富，而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

1、方言与普通话的联系

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说过：“在学术上讲，标准语也是方言，普通所谓的方言也是方言，标准语也是方言的一种。”普通话原来是北方方言中的一支，由于它在历史形成中对全民族影响较大，所以大家规定拿它为基础向全国推广，成为全民族和全国的通用语。称汉语的各种方言是普通话的地方变体，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有那种“地方普通话”才是普通话的变体分支，而像上海话、广州话等方言与北京话一样，至少都是中古汉语的分支和地方变体。同一族的语言，主要在地理上的渐变出来的分支，通常称之为方言，分到什么程度是不同的语言了，往往是受政治上的分支的制约，与语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因此从语言学来看，方言和语言没有界限。

中国地域广阔，语言情况复杂，全国使用一种国家通用语在现代社会是大有好处的。世界上也有些国家没有通用语或者有多种通用语，也不能说不好。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的普通话正式确定为我国的国语，只有近百年的历史。另外，在此以前，另一种以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南音系统的通语在近代历史上影响也颇大，而且大部分的白话文文学作品都是淮河以南的江东文人以此种语言语汇写成的。当白话文成为正宗书面语的“五四”以后，国语的语汇是以白话文语汇为基础的，又转而为后来普通话的口语。如果那时有100个像老舍那样的作家写作，而不是事实上的这样数量的江南作家在写作，那么现今的普通话词汇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面貌。尽管1949年建都北京以后，北京话的词语进入普通话机会较多，但是普通话与北京话在语音和词汇上还有明显的差异，由于普通话在开始推行时，其生活词语的基础主要来源于明清小说白话文书面语，并不是直接用的北京方言口语，所以即使是北京人在生活深处细处表达细腻的事物行为感情的时候，也会常常使用北京方言，因为北京话中生活语汇本土且丰富。方言的词语来自生活中活生生的口语，方言的悠久历史积累了大量生动细腻描绘事物、动作、性状的词汇。目前，普通话作为一种官方语言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词语，但是由于方言作为绝大多数汉族人的母语（第一语言），生存在群众生活的角落，历史悠久，方言所积累的生活词语，自然要比建立在南方人书写的北方话书面语基础上的普通话词语丰富得多。

比如汉语的基础单音动词，我们曾经把老上海话和苏州话的动词与普通话动词做过对照，结果是方言的动词比普通话的动词要多得多，对动作细分的程度也高。用笔者熟悉的上海方言随手拈来举几个例吧。比如上海话的动词“瀊”，是水转圈子“洄溢”的意思，如说“发大水，阴沟里水瀊出来了”，现今大多年轻人不会说这个词了，只好用“潽（牛奶煮沸才说潽出来）”或 “满”或用普通话“溢”代之，却都不能确切表现原词的意思。又如普通话既表抽象又表具体的动词“挤”，在上海话中说“轧”，但“挤牙膏”这种加力使软物或液体从小洞中挤出，上海话中另有一词，叫“抮（读如‘珍’）”。如果摆动身子碰到人地从人群中擦进擦出，这种比较具体的挤的动作，叫“gang（g读浊音）”，还有一个叫“ga（g读浊音）”，有从缝中挤进挤出的意思，所以说上海话中“挤”有各种“挤”法。又如在上海话中“找零钱”用“找”，“找人找东西”是用“寻”的；“挑担”用“挑”，“选东西”是不用“挑”而用“拣”；“穿马路”用“穿”，“穿衣服”是用“着”；“船靠岸”用“靠（挨近）”，“靠着墙”用“隑gei（g读浊音，音近）”的；“削甘蔗”用“削”，而“椠生梨”用“椠（圆转地轻削，音qi）”；“更换”说“换”，如“换衣裳”，而“对 换”是用“调”的，如“调物事（东西），调位置”；上海话一步一步具体的“走”，称“走”，如“钟勿走了”；比较抽象的“走”，称“跑”，如“侬跑过来看看”（你过来看一下），“外面转一圈”称“跑一趟”，普通话的“跑”原来称“奔”；“携带”、“捎带”称“带”，而“引导”、“带领”是称“领”的。如 “我领你去看看。”„„。

普通话现在不应该是急于去覆盖方言，而恰恰相反，在它普通话益扩大使用场合、在深入使用到各地群众的生活领域中去的同时，主动大量地去吸收各地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词语。人民群众的多样化的生活会产生和提供大量的生动活泼的词语。如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时，上海文化处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勇于创新的文化。当年，上海人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见一件就在上海话中造一个新名词，众多新词反映了现代文明在上海的渐进，如“自来水、电灯泡、马路、洋房、书局、报馆、博物馆、足球、高尔夫球、黄包车、三轮车、雪花膏、橡皮筋、沙发、马达、课程、咖啡、可可、色拉、白兰地、啤酒、卡、麦克风、马达、派对、足球、高尔夫球、加拿大、秘鲁、博物馆、图书馆、幼稚园” 等等，那时上海人见一种车子就很快取一个名词，如“三轮车、黄包车、电车、无轨电车、汽车、出租汽车、卡车、摩托车、自备车”，包括一些上海话中原有的有特色的词语“敲竹杠、出洋相、小儿科、像煞有介事”等，都由那些作家和编辑通过上海出版的书籍、报纸、电影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入了当时的国语。

但是后来，由于片面强调了“汉语规范化”，方言词进入普通话受到阻碍，大不如前。学生一用有用的方言词语，就被指为“不规范”，这样他们在长大后写文章也只有在原来那些词典上有的普通话词语中用来用去了。

大陆发行量最大的《新英汉词典》主编陆谷孙教授就有现代的国际的眼光，他还出国且关心国外语言问题。最近他在华东师大报告中说：“英语还有个优势呢，就是它本身的祖宗比较杂，你知道，所以它是比较丰富的。它可用的词汇据估计有四十万左右，一般法语或者德语的词汇在二十万左右了不起了，所以它可表达的，用来表达的这个材料特别的多，特别的丰富。为什么呢？因为它过去既有北方的日耳曼民族的海盗侵入了英伦三岛，带来了日耳曼语系的语言，又有从南边，甚至从罗马带去的拉丁文，从Roman Conquest带去的法语，你看它是这么一个大杂烩，它的祖宗比较杂，所以生出来混血儿大概比较健康一点。所以它有那么多的词汇。林语堂做了个统计说，英语里头会有125种骂人撒谎的话。”

有的人常常以《汉语大词典》中收录了那么多的汉语长期积累下来的词语而自豪，以为汉语是异常丰富的语言，其实《汉语大词典》中一半以上是古代汉语的词语，已经死去，语言与人体一样，不能起死回生。我们要比较的是可用词汇量，《现代汉语词典》上收录的可用词语才65000多条，就算加上大量的专业词汇，加一个倍，13万词语吧。我们的现代汉语可用词语比起英语来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除了积极吸收外来词语之外，方言资源的开发和盘活，会提供源源活水，使普通话不会僵化，普通话应该在与方言的互动双赢中，兼收并蓄，顺其自然地向方言吸收大量有用的活词活语（包括大量的有各地特色的口头熟语）来丰富自己。

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曾对笔者转说过陆谷孙教授在复旦还说过：我到美国，看他们好的电视剧，语言很精彩，有近一半词语听不懂，其中大多是他们的方言俚语。

所以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一个要长，一个要消，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相反的，它们是一种互补双赢的关系。我们应该告别那种斗争哲学的年代，应该站在积极的发展语言的立场上，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让方言和普通话和谐共生。

我们应该脚踏实地，从现实出发，鄙视害人害己的唱高调。根据国家语委公布的确实统计，我国正在使用语言的现实还是：中国人只有8%的人母语（即第一语言，从母亲那儿获得的语言）是普通话，那么多人说得最流利的是本地话，所以我们需要推广普通话。

普通话与方言，在汉语存在的每个角落，分别担任着不同的使用功用，互补通用。不要打压任何一方，应该让它们在和睦相处中自然发展。所以我们的正确做法是：“普及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我们积极推广国家通用语，但在一个像上海那样的普通话基本上得到推广的大城市里，为了更多的人性化关怀，更多的人文精神的追求，更宽容的文化环境，提出保护和传承方言的问题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必须尊重方言，尊重母语，一个大都市在任何场合不能禁止百姓使用母语说话，选择自己喜欢说的语言是语言自由人身自由的基础，不要干涉说话自由。当然，语言是起交际作用的，说话者也会注意听众的可接受度而在不同场合选用哪种适合的语言说话。

保护方言的关键是一个坚持让语言顺其自然发展的问题，真正做到平等对待一切语言，让方言文化自由开展起来，充分发挥语言的多种语体和功用，形成自然的双言环境，普通话与方言双轨同行。尊重方言，在传媒和文娱演出、电视节目上适当开放方言的空间，真正做到主体性与多样性和谐发展。说到底，语言无非是为了人类沟通，不是制造高精尖产品，怎样方便轻松就怎样说，不要加以限制。语言使用应听其自然，处理语言变化发展事实时，也应尽量顺其自然选择。

会不会到将来，全国语言统一了，世界的语言就一体化了？这个问题应该由算命先生回答。我们只知道，至少从有人类至今，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世界各地都存在方言，所以有没有方言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只有方言差异的大小程度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现在的现实，让语言更好地持续性发展，笔者认为，人类语言文化的本性是多样性，语言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的差异将永远存在。

2、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 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普通话作为共同语，作为经过规范的标准语，对方言起着示范性作用，规定了方言的发展方向，方言的发展要从属于普通话。

第二，普通话有统一的书面语，方言没有统一的书面语，只能采用共同语的书面语，必然要受到普通话的影响。

第三，普通话作为共同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我国当前广播、电视、电影、书刊、报纸等，都是使用普通话。

第四，当前经济大潮中我国各方言间的流动人口很多，为了相互沟通，他们都使用普通话。这样，使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大，使用人口越来越多，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而方言的使用则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使用范围将日渐缩小。

由此可见，今后方言的发展向普通话靠拢是必然趋势。

如果你认为方言今后不会进一步向普通话集中靠拢，这也没有什么不对。方言产生了这么多年，存在了这么多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并没有萎缩，这本身就说明方言还是有市场的。同时，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方言本身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是地域文化产生发展的源泉，具有非常独特的人文价值。

方言与俗文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俗文学产生的基础，民歌、传说、民间故事、地方戏曲、曲艺等是方言性最强的文学样式。方言本身属于地域文化，而方言又是厚重的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地域文化生存的根基，与地域文化具有一种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五花八门的方言存在，也就没有五光十色、五彩缤纷的地方文化，而这些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融合了当地语言使用者的情感的传统文化，又进一步巩固了方言的地位。

一种语言，包括方言，就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方言）的消失，那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这种多元文化的消失，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可见，方言还会保持其独立性，不会受到普通话影响，不会向普通话集中、靠拢，至少，这种集中、靠拢的时间是无法预见的，可能很久很久。

从这个意义上看，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或许会同共同语永远共存下去，随着普通话的进一步推广，方言在今后的作用和使用范围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但不会被消灭，因为一种方言的消失，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这种损失是巨大的，难以衡量其价值。

参考文献：

1、陆谷孙 《新英汉词典》[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版。

2、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8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10第5版。

4、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研室编 《汉语方言词汇》[M]；语文出版社；2009.03.13第二版。

5、京华出版社编 《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南》[M]；京华出版社出版；1997.08.01

6、岑运强 《语言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第1版

第三篇：方言与对外汉语教学

方言与对外汉语研究

1、问题的提出

现代汉语基本现状是“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普通话虽然“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但毕竟不是一般自然语言，而是一个人为的理想化的标准，一种大力宣传和推广的规范形式。该标准模糊性很大，理解起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况且方言母语总以一股顽固的力量干扰着人们，因此讲一口标准而地道的普通话很难。

人们所讲的普通话大多数是地方性的普通话，类似普通话与方言土语相互妥协、让步的混合语。正因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对外汉语教学其实就是地方性的普通话教学，甚至就是变相的方言教学。既然如此，那么对外汉语教学是不是就成了北京教北京话、上海教上海话、广州教广州话呢？当然不是，既然有了标准，大家都得朝着标准努力；既然都承认这一标准，大家都得克服方言惯性，尽力拿普通话的标准规范一己之言语行为。

然而，事实上有很多语言惯性使我们无法在言语中改变自己，尤其是在一个大的方言环境中，方言习性时时处处从语音、词汇或语法各个方面干扰着我们。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谁都无法躲避这一干扰，更有甚者还乐于接受丰富多彩的方言影响。虽然方言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规范自己的言语行为，还要让学生分别出哪些是标准普通话，哪些是方言习惯。对外汉语教学，表面看来与方言教学无关，事实上其关联不容忽视。大的方言环境、小的个人方言习惯还有教材本身的方言影响，无一不给对外汉语教学带来种种障碍。因此，从方言教学角度矫正留学生的汉语显得尤为重要。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无论是方言语音还是方言语法都直接影响到对外汉语教学效果。方言影响，不仅有汉语方言影响，还有留学生母语方言在顽固地干扰着。方言语音方面，有声母的不同、有韵母的不同、更有声调的差异(因为许多语言没有声调)。方言语法方面，有大的方言环境的影响，更有个人方言习惯的渗透，影响往往潜移默化。因此，对外汉语教学，如果利用一些方言教学的知识，一定会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本文重点讨论方言语音和方言语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影响，以便于我们今后在教学中利用汉语方言知识将对外汉语教学搞得更好。

2、方言语音和对外汉语教学

为了排版方便，本文尽可能采用常见的音标。中括号标国际音标，小括号标汉语拼音。

1）国外方言语音的影响

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如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德国、泰国、加纳和马达加斯加等，其本乡本土的语音特点自然会影响其本人的汉语学习。（1）声调

世界上有声调的语言不多，汉语是最突出的声调语种之一；所以大多数留学生刚来中国常常被汉语四声弄得晕头转向。即使是成绩不错的学生，一不留神也会把去声读成阴平或把上声念成阳平。在普通话中最难的是第三声，因为它是个曲调，留学生念起来总拐不了弯，不是不升不降就是只降不升或者不降只升，把曲调弄成平调、降调或升调。如“老”念成(lao55)、(lao51)或(lao35)，结果“老师”不是“捞师”就是“涝师”或“牢师”；但最常见的还是将第三声念成第二声，又如：

老师=劳师 柳树=留树 李子=梨子 养鱼=杨鱼 旅行=驴行 深浅=身前 朋友=朋游 游览=油兰 下雨=下鱼 没有=煤油 老虎=劳胡 马场=麻长 可以=壳移 好马=豪麻 友情=油情

声调不同于语调，但是英语国家的留学生因为本国语没有声调而将它们混为一谈。英语国家习惯了肯定句用降调，一般疑问句用升调，如果在汉语肯定句的末尾碰上升调字，或者在一般疑问句的末尾碰上降调字，麻烦就出现了。赵元任在这方面有两个名句： a、这个东西要卖，你买不买； b、我姓陆，你姓何。

英语国家的学生往往将第一句念成“这个东西要买，你卖不卖”，意思恰恰弄反了；第二句念成“我姓卢，你姓贺”，结果念成完全不同的两个姓。两种情况都是因为英语国家没有声调，在说话时声调（字调）与语调（句调）混而不清，或者根本不管声调只顾及语调，或者想两厢兼顾而不得。因为“陆”是去声降调，正处在并列句的前半句末尾，在英语正好是起升调；而“何”是阳平降升调，正处于并列句的后半句末尾，在英语又恰好是尾降调，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使他们知道“买”是降升调、“卖”是降调，甚至在单念时念得相当标准；但是许多学生在语流中因为母语的影响而常常只有语调没了声调，结果意思弄得不清不楚或完全不同。

在声调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不少学生学会了汉语普通话的四个声调，但是不会在语流中运用。尤其是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在语流中最容易跑调，如有一次韩国学生将“薄嘴唇能变厚，黑眼睛能变蓝”中的“薄/厚/黑/蓝”都念成了第一声。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并不是语流分句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最容易跑调，而是这些字的声调特别容易引起听者的关注。

一般说来，凡节奏点上的音节都应该有准确无误的声调。然而，事实上，在发音时一个词有一个词的声调包络，一个分句有一个分句的声调包络。即声调连读本来就会引起许多变化，有些变化我们能感觉到，有些却毫无知觉；如果我们能将那些感觉没有变化的声调念好了，整个声调包络也就“差不多”念好了。如上述例句，如果将“薄/厚/黑/蓝”四字念清楚了，其余的都念第一声，我们也不会特别刺耳，只是感觉发音含糊而不容易让人理解而已。在这一点上，声母和韵母也是如此。（2）声母 汉语有些声母很特殊，不仅其他国家没有，即使是汉语方言也不一定有。毫无疑问这又给汉语教学增添不少麻烦。

首先是翘舌音声母(zh/ch/sh)和平舌音声母(z/c/s)，不少汉语方言都不能区分，如东南诸方言大多不能分，国外留学生在这样的方言环境中显得相当无奈。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韩国南部学生十有八九不能区分平舌音和翘舌音，他们多数将翘舌音念成平舌音，但也有学生将平舌音念成翘舌音，表现不一。

笔者曾经在中级班做过一个测试，要求他们念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四十是四十，十四是十四。测试结果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无法区分，大多数学生将翘舌音都念成平舌音；不足百分之十的学生知道区分但无法完整地念出来。笔者要求他们回去练习，一个星期之后，能正确念出来的学生仍不足百分之十，大多数学生能辨认但是念起来平翘还是混而不清，甚至有些学生矫枉过正，全都念成翘舌音或平舌音。

韩国大邱学生经常将平舌音念成类似翘舌音的舌叶音，具体地说，他们将舌尖前和舌尖后的塞擦音都念成相应的舌叶音，而擦音却念得很好。何耶？这很明显就是受了母语的影响；因为汉语普通话中的舌尖前和舌尖后音在韩国语中没有音位意义，基本上念成舌叶音（除了擦音念s以外）。由于方言不同或家庭背景和语言习惯等因素的不同，他们或念成舌尖前音或念成舌叶音，或时而舌尖前音时而舌叶音。汉语普通话没有舌叶音，但是从听感看，舌尖后音比舌尖前音更接近舌叶音，即舌尖后音如果发成舌叶音也不会影响之间的交流。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发现韩国学生发舌尖前音特别困难，如： 总是=种系 怎么=整嘛 从来=重来 仓库=娼库 四个=世个 最粗=据初 写字=写志 物资=物知 很脏=很张 孩子=孩鸡 从此=虫齿 组词=主持 字词=智池 次子=赤指 紫色=只是

韩国学生本来能发(s)，但是受汉语舌尖后音的影响，也常常念成类似舌尖后擦音，如：三个=山个、森林=生林、苏州=书舟。如果舌尖前音出现在他们不熟悉的舌尖元音前面，那就更麻烦，如“自己”、“词典”、“四月”。有些学生怎么讲解都不管用，要么发成“知己”、“迟点”、“失约”，要么发成“鸡鸡”、“起点”、“席月”。通过调查发现，这些都是他们家乡方言舌叶音的影响所致。

其次，汉语普通话声母清浊不对立，送气与否却成为区别特征。然而，有些语言恰恰相反，这也为那些国家的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带来不少困难。如有不少日本学生将(b/p)、(d/t)、(z/c)、(zh/ ch)、(j /q)、(g/k)这六套声母都念成不送气音，如：

清白=精白 炕上=岗上 排队=白对 村庄=尊庄 开门=该门 南昌=南张 一篇=一边 每天=每颠 年轻=年经 货仓=货脏 偏胖=边棒 轻快=精怪 亲戚=金记 菜汤=再当 叹气=淡季

在一段时日之后他们能分清送气不送气，但是在语流中还是念不清楚。

韩国有些学生，能分清送气不送气音，但是送气音在语流中常常念得像不送气音。究其原因，这应当是母语的影响所致。韩语塞音和塞擦音[p]/[t]/[t?]/[k]，如果位于词首时，则近于相应的送气音[p‘]/[t‘]/[t?‘]/[k‘]。这种语音环境里的塞音塞擦音，送气流加强而使我们感觉气流的存在，不过与相应的送气音还有差距，即它们形成了另类音——夹于不送气和送气之间的一类音，然而送气的特征较为显豁，更近于送气音。我们认为，正是这种送气特征较为显豁而他们自认为不送气的变音，使部分学生发出一些“不伦不类”的送气音。再者，印尼学生和部分韩国学生不能准确地拼读舌面音(j/q/x)，念出来的结果类似中国分尖团音的方言读法。不过，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们很快就能纠正过来。（3）韵母

在语音三要素中韵母好学得多，但因留学生语种不同而表现出一些差异。

美国和韩国学生发（un）显得艰难，有的念得类似(i)，这与没有撮口呼的汉语方言颇为相似，如“云”、“群”、“军”分别发成“银”、“琴”、“金”，于是：云海=银海，一群人=一琴人，军人=金人。然而，韩国更多的学生将(ü)念成(ui)，很多字念起来就好像是两字的快读，如：

雨=尾衣 鱼=位移 玉=唯一

云=尾银 允=委引 韵=尾阴

院=围堰 园=胃炎 远=伟演

当我们矫正其口音时，他们常常唇圆不到位，念成夹于(i)和(u)之间的音；要么矫枉过正，发音部位都低于(un)；有些学生很难一下子消除母语习惯，发(on)时怎么也保持不了圆唇的状态。与之相反，有些日本学生或韩国学生将不圆唇的(an)发成圆唇的(on)，在语音纠正过程中念成(en)，结果“馒头”成了“门头”、“干部”成了“根部”、“扮演”成了“笨演”。

留学生也有不少人常常不能很准确地念复韵母，如[au]/[eu]/[ui]，[ɑu]之韵尾高元音常常念得较低，念成[ao]；[eu]之韵腹前半低元音念成后半高元音，念成[ou]（我们发现有些留学生将汉语拼音当成了国际音标，结果[au]/[eu]都念成了[ao]/[ou]）；(ui)要么没有了韵头念成(ei)，要么没有了韵尾念成(ue)。这些现象与他们发(?)的读音情况恰恰相反，发(?)不需要动程而留学生往往有由圆而展的过程，结果常常发成了(ui)；而这些复元音动程较大，他们偏偏尽可能缩短动程甚至根本不动，使听感上像没有发好的单元音。例如，韩国学生受其母语的影响，(ao)常常发成(o)，(ou)常常发成(u)，如：

高≈歌 考≈可 老≈裸

候≈户 口≈苦 狗≈骨

走≈祖 手≈数 周≈猪

(ao)听起来就是没发好的(o)，(ou)听起来就是没发好的(u)。韩国学生一开始常常念不好“我们”的“们”，不是他们不会发轻声，而是韵母出了问题。韵母（en)中的（e）在汉语和韩语中的差别较大，汉语常常念成央元音或二号元音，而韩语则可以念成央元音，但是舌位常常低于央元音，即是央元音和六号元音之间的元音，听感上更近于六号元音。因此，在汉语和韩语中，韵母（en)之韵腹其实有着舌位前后和上下的差异，不能不令人关注。此外，日本有些学生分不清前后鼻韵尾，“班”“帮”相混、“音”“英”不分、“万”“旺”不明。

这些语音现象的产生受留学生母语的影响，也有该国方言的痕迹，更有言语学习过程中的“惰性”的作用。虽则如此，相比而言，韵母纠正起来要容易得多，不需要两个星期就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如何纠正这些语音偏误？纠错方法很多，但我们认为如下几点非常重要。

首先，我们教师必须具有足够的语音知识，尽可能用浅显易懂的发音原理帮助学生去纠正语音偏误。

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是大学生，最起码也是高中生；老师如果通俗易懂地给他们讲解发音原理，一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讲解元音的时候，元音舌位图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元音舌面图，一般都能事半功倍，如利用(?)与(i)和(u)的关系解释(?)的发音原理。只要看看元音舌面图，其发音方法、发音部位以及与其他元音的关系就一目了然。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幅图，然后重点介绍学生发音中出现的主要发音问题，如[y]。[y]就是[i]的圆唇元音和[u]的前元音，即先发[i]，然后舌位保持不变，将展唇改为圆唇就是[y]；或先发[u]，然后唇形保持不变，将舌位由后部移向前部也是[y]。反复练习[i/y/i/y/i/y]或[u/y/u/y/u/y]，效果一定不错。实践证明，练习[i/y/i/y/i/y]效果更佳，因为唇形是外在的容易掌握，而舌位是内在的难以把握，稍不注意就牵动了其他。

其次，让发音较好的学生以身说法，谈谈自己的练习心得。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学生的接受能力不一，有的稍加点拨就能就正好，可是也有学生讲了七八遍还是弄不明白。这时候，如果我们让发得好的学生示范，或帮助那些学得较慢的学生，见效很快。比如，韩国学生发[y]常常受母语的影响，发成[ui]，有些学生怎么也不能改变嘴唇的动态动作。发音较好的学生跟他讲发音心得，在“跟我学”的过程中甚至用手固定其嘴唇的圆唇状态，发出来的音就非常像[y]了。

再次，如果老师能了解学生母语的语音特点，尽可能有针对性地纠错，效果更为明显。

比如“哥/颗/鹤”的韵母和“解/茄/鞋”的韵腹，写法相同而发音却大不相同。韩国不少学生发不好舌根音后面的这个(e)，有时候示范发音也无济于事；如果我们指出韩语中也有类似的语音(_），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再利用语音图，讲明汉语的这个(e)比韩语中的舌位稍低一些嘴唇稍大一些；他们就会领悟其中的奥妙，很快就会掌握其发音方法。

在教学中纠错方法很多，根据自己的特长或学生的特点，老师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而，我们认为元音舌位图不仅不可小视，一定要在教学实践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汉语方言语音的影响

北京话不等于普通话，所以即使在北京也有北京土话的影响；上海位处吴中，对外汉语教学有难懂的吴语影响；广州地处南粤，留学生无法摆脱具有十一个声调的粤语的影响。

南昌话也是如此，其地方特色给留学生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也不小。南昌话有19个声母，65个韵母，7个声调。在声母上，最突出的是：（1）(n-)和(l-)洪混细分，洪音都念边音，如“男的”念成“蓝的”、“那里”说成“癞痢”、“哪个”问成“罗个”；（2）平翘舌不分，都念平舌音，如“致使”成了“自死”、“南昌”成了“蓝仓”、“诗人”成了“私人”。

在韵母上，南昌市和南昌县现在很复杂，一般都有撮口呼；而新建一带却没有，如“落雨”念成“落委”、“鱼”成立“泥”、“虚心”变成了“稀心”。在声调上，南昌话有入声调且有塞音韵尾，如“一月”念(it5n?e1).。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这些特点影响最大的是：没有翘舌音和缺少撮口呼或撮口呼与普通话不对应。以南昌话为代表的赣方言大多如此，如余干、新余、赣州都平翘不分。留学生在学校上课，与中国学生交流，去商店购物，接触的都是带浓厚地方特色的普通话或者南昌话。因此，南昌话有特色的语音对留学生影响很大，尤其是南昌话没有而普通话有的语音（如翘舌音），对留学生更不利，使留学生缺少很多锻炼的机会，严重影响他们学好这些特色语音。

一个人获得的第一语言多半是方言。现在的小孩即使生活在普通话的环境中，也会接受大的方言环境兼以小的家庭方言氛围给予的影响，因此他们说的不是纯正的普通话，而是地方性的普通话。特别是权威性的方言，当地人乡音更加不改，自我感觉良好，动不动一句方言以示身份，其他地方的人也有意无意地向权威方言靠拢。于是在北京形成京派普通话，在上海形成海派普通话，在广州形成粤派普通话，在长沙是湘派普通话，在南昌是赣派普通话。

再者，语言本身具有惰性。大家都觉得能交流就行，差不多就行。这一“差不多”的思想以及第一语言的根深蒂固的惯性，促使我们不肯刻意去改变乡音。有了这些，普通话水平再高的教师，在课堂里也会不自觉地露出一两句方言。如平翘不分的方言，翘舌音(zh/ch/sh)都念成平舌音(z/cs)；有浊塞音的方言，细音前面的[l-]念成浊塞音[d-]；泥来不分的方言，“南天门”说成“蓝天门”。又如不少南方方言，(i)/(u)/(?)都擦化为(j)/(w)/(?)，(ei)/(uo)单音化为(i)/(o)，还有低元音高化，如“赵州桥（(zhao51zhou55qiao35)）”说成(zeu51zeu55 qieu35)。

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某个方言区的老师应当尽可能地让学生了解到其中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以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觉地去区分鉴别。

3、方言语法和对外汉语教学

1）大的方言环境

世事似乎有个定律：不良影响总是甚于好的熏陶。南昌高校的外国留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常常是一句不知什么时候学来的“好啊好啊”，一口的南昌语法，有的连“啊((uo))”的发音也昌味十足。问他们从哪里学来的，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此无他，大的方言环境的影响所致。在现代汉语中，方言语法差异似乎是最小的。然而，细细追究，其中的不同也颇让人吃惊。就拿“好啊好啊”为例，北方人多用一个字“好”，“好啊好啊”听得颇为刺耳；但是在苏州如果说“好”或“好啊好啊”而不说“好的”，当地人马上就发现你不是苏州人。再如语气词“啥”多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是江淮一带人氏的方言特征。

语气词尚且如此，其他诸如比字句、被字句、把字句、否定句以及是非问或双宾句等等差异更不用说了。如赣方言大多有这样的比较句“我大你不会细似你”，比字句可以不出现“比”字而出现“似”字。普通话中的“我比你大”具有潜语境，即无需指明谈论的话题，交谈的双方知道说的是年龄，“我比你大”即“我比你年龄大”；该句赣方言具有相同的表达效果，但是表达形式迥异。

被字句和把字句，在不少方言里表达形式混为一谈，如赣北方言“伊把人家杀死了”，意思有二：一是伊（他）把人家杀了，死的是别人；二是他被人家杀了，死的是“伊（他）”。意思一和普通话相同，意思二却让人莫名其妙。这种特殊情况在课堂里不会出现，但是下面的情形却经常会发生，即不用“被”而用“让”、“帮”、“等”、“给”、“叫”的被字句。如：

① 道场里的谷下（全部）让水冲跑了 ② 地里的麦帮风吹跑了 ③ 灶上的瓢等小李借走了 ④ 床上的被絮给雨打湿了 ⑤ 锅里的汤下叫人喝光了

在这些方言被动句里，“让”、“帮”、“等”、“给”、“叫”不是动作意义（“允许”、“帮助”、“等待”、“给予”、“喊叫”）而是用于表示被动语态。尤其是“让”和“叫”，和普通话里的兼语句非常相似，极容易引人犯错误。

可见，大的方言环境确实会给留学生许许多多不良影响。

2）个人方言习惯

大的方言环境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影响很大，语言惰性也使我们难以消除个人的方言习惯。

比字句“说不过你”，方言中形式多样，有的地方可以“说你不过”，也有地方“说不你过”，鄂东南赤壁、崇阳一带三种形式都可说，最不通行的反而是“说不过你”。

安徽宿松、江西都昌、湖口等地，表示动作完成不是“V＋了”而是“V＋着”，恰恰与普通话的动作进行时巧合，如“我吃着饭”意思不是“我在吃饭”而是“我吃了饭”。

当然，这些与普通话完全相反或迥异的语法，我们说话时不会出差错；我们能意识到的方普差异的语法，也不会出问题，如湖口话“我两个伊侬”即“我和他”的意思。然而，有两种情况容易出问题： 第一、自我感觉与普通话相同而实质迥异的语法。如上文所列的“好啊好啊”的例子，南昌话多了这么一个语气词“啊”，远比普通话亲切、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但是没有普通话那样干脆，显得有些拖泥带水，听多了用久了，“啊”的涵义也就虚了。苏州话中的“好的”异曲同工，恐怕这些都是中国南方和北方在言语方面不同的地方。第二、表层显示相同而深层大不相同的语法。又如“人是人不像人”，九江一带方言意思是“虽然是人但是言行不像个人”，从语言表层形式无法辨析，只有从音渡节奏、语气语境等深层次挖掘其内涵。再如“我偷只爸爸偷只爷爷”，从普通话角度看，这是一般并列复句，其实赣北方言却是并列双宾句，意思不是“我偷一个爸爸偷一个爷爷（叔叔）”而是“我偷一个给爸爸偷一个给爷爷”。

这些个性化的方言，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上一般不会出现，但并非一定不会出现。稍不留神，顺口溜出，对留学生的影响恐怕更甚于大的方言环境。

3）教材中方言偏向

人们总以为教师不会出错，教材更不会出错：实在是一个错觉。上文指出教师可能出现的问题，这里我们就谈谈教材中出现的一些方言偏向。

语言教学注重口语，无可厚非；然而口语也应该有个规范，并非学一切口语。笔者认为对外汉语教学还是应该以现代汉语为规范形式，着重现代汉语的口语规范。这些理论讲出来似乎大家都懂，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不少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材在这方面做得的确不够。撇开与本文无关的文字、标点及词汇等方面（多存在较大的问题，需专文论述），单说语法一项问题就不少。如：

① 由于电脑普及的缘故，推动了在家办公这种新的工作方式的发展。（缺少主语兼关联词错用，将“由于„的缘故”五字去掉）② 所有这些淡水湖、咸水湖都被水汽所笼罩着。（“被„所„”结构误用，去羡余成分“所”）

③（鲁班）发明了许多生产工具，因此人们非常敬爱他。（“敬爱”是形容词，应改为“敬重”或“尊敬”）

中学课堂甚至高考试卷作为病句让学生修改的句子，竟然堂而皇之进入对外汉语教学的课本，成了外国留学生练习效仿的范句，真有些让人费解。这并非编者对现代汉语的无知，也不是有意与现代汉语规范过不去；而是过于强调口语、掺入了方言成分的缘故。

强调口语不是坏事，问题是强调什么样的口语。口语不是信口开河，不是随口方便而语，也不是编者方言习惯口语；而应该是现代汉语白话文典范著作的样板口语。网络作品、当代杂志篇章能否成为典范，当由时间来检验，当由社会公众来证明；不能由某人说了算，更不能不加挑选随手拿来让人效尤。有些教材甚至整本地选用非典范做品（大概是留学生作品），问题更多。如： ① 杰 克：小姐，我们的票！

服务员：你们怎么刚来啊？你们看错时间了吧！（副词错用，“刚”应为“才”）

② 大概他们觉得骑自行车比坐公共汽车要方便多了吧？（“吧”不是疑问语气词，问号改句号或感叹号）③ 拿万斯来说吧，他能说出许多北京跟美国的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句子有歧义，“许多”应放在“不一样”前面）④ 看，太阳都多高了！

（既不是问句，也不是感叹句，“多”应该改为“这么”）

⑤ 今天上午上课的时候，老师刚说：“现在我们做几个练习。”我忽然

觉得头疼，没上完课，就去校医院了。

（直接引语最好改为间接引语：今天上午上课，老师刚给我们布置练习，我就忽然觉得头疼；所以没上完课，去校医院了）

⑥ 当然，北京也有自己的风味。但是，我觉得北京的小吃最有特色。不少外国人也喜欢吃北京的小吃。

（前两句并非转折关系，应该去掉“但是”；第二个句号改逗号，后面 的 “也”去 掉更顺畅）⑦ 要换的衣服和毛巾、肥皂。

（有歧义，应该改为：毛巾、肥皂和要换的衣服）⑧ 他们自己母语。

（中心语是一般名词，定语后要加“的”，形成组合式偏正结构）⑨ 他们都“哈！哈！哈！”地笑了。

（“哈哈哈”是句中的一个成分，怎么还用三个感叹号）

过于强调口语，无意中曲解口语，结果无意中走与现代汉族民族共同语相背离的路子。这无怪乎有些人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与现代汉语完全是两回事了。

笔者不敢妄言，但想提出几点看法：首先，重新评估早先的对外汉语教材（多选现代典范作品），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而不是全盘否定；其次，参考国内中小学教材，尽管国内各种教材进行过多少次改革，但是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选大家认可的典范作品；再次，参考各种优秀英语教材，考察那些教材，发现所选范文多是标准英语作品，也不是一味注重口语而乱了章法。

4）留学生母语的影响

留学生的母语语法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老师在课堂里也应该多做些相应的比较，使学生能够了解其中的不同，以便在表达时尽可能不会出错。

印度尼西亚留学生学习都比较努力，但是语法常常出错。印欧语系句子成分的位置和汉语非常相似，但是状语有着较大的差别。印欧语状语要么前置，要么后置，一般不会出现在主语和述语的中间；而汉语普通话除了前置之外，一般都位于主语和述语的中间。因此，印尼学生经常会造出如下句子： ① 我们见面了在学校操场上。② 他出生在雅加达1991年。③ 你喜欢吃饭和朋友们在一起吗。

④ 我爸爸妈妈来了中国南昌今天中午十一点。⑤ 我的同屋来中国学习汉语为了爸爸妈妈。由于母语的影响，他们很难一下子改掉这种“不良”习惯；即使知道在汉语不能这么讲，但是在交谈中稍不注意又“旧病复发”，用母语的句式套用汉语。

韩国学生也不例外，尽管他们很少出现印尼学生那样的错误，也不太会出现“主语+宾语+述语”的母语句式；然而，无论是初级班的还是中级班的，许多学生都经常讲一些句子让我不知所措。一开始，我老是感到莫名其妙；时间长了，才发现他们喜欢将这些准宾语放到述语的前面。如：

① 老师说的，他一点点懂。② 老师，我同学一会儿要迟到。③ A：你来很久吧。B：我半个钟头来了。

④ 金教授办公室我好几次去了。⑤ 这个月十多天晴了。⑥ 请老师再一遍说。⑦ 我很长时间在这里等。

⑧ 下车后我还要二十多分钟走才到家。

这也是母语的影响，很容易引人误解。这些成分是比较特殊的成分，在汉语里有人认为是补语，也有人认为是准宾语。有人认为这是矫枉过正的结果，即韩国学生误认为这是状语，就将所有这些准宾语都放到了状语的位子上。

4、结语

1）方言态度

方言环境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影响的确不容忽视，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一棍子将方言扼杀。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是理想化的语言规范形式，然而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标准的方言或说是方言的标准化。现代汉语包括民族共同语也包括各种方言，它们之间没有截然的分界线，现实状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方言态度，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表现很不一致。有的如对待牛鬼蛇神断然拒绝，有的如对时髦新潮欣然接纳，还有的视方普如一物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断然拒绝者，会因为分不清方普之别而一直无所适从；欣然接纳者，会由于没了章法而最终茫无头绪；最有害的是“无所谓”的态度。“无所谓”的态度在国内学生方面似乎真的“无所谓”，但对国外留学生却是另外一回事。

就语言本身而言，确实大家能交流就行。如果有一定的语境，“姓张”说成“姓赃”不会造成误会。然而，外国留学生不同于中国学生，汉语是中国学生的母语，语境完全可以补足言语中意犹未尽的东西；国外留学生却不同，他们正在经受语言之间的激烈碰撞，正处于文化之间的剧烈摩合期，汉语文化性的东西大多不能成为他们已有的知识背景，即其语境范围很窄，因此无法补足中国学生所能领略的东西。再者国外留学生正处于汉语言学习之时，规范教育非常重要，“无所谓”的方言态度危害极大。

这种态度危害之一是消融留学生微辨细分的积极性；危害之二是留学生稚嫩的汉语理论触角过早深入复杂的方言环境，最终因无法辨析方普、失去规范而茫然无措；危害之三是留学生西施效颦，所学的汉语恐怕会成为“四不像”。

对待方普，我们的态度是：普通话可以容纳各种方言不少的合理成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汉语规范性的语言形式，既然有了标准，我们就应当尽量消除方言分歧而向标准靠近；但是方言也并非洪水猛兽，有了方言基础，有利于我们宣传和推广普通话，也有利于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使我们的方言知识在各种教学中都有用武之地，更有利于留学生用学会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去适应千姿百态的汉语方言。如果认识到这些，我们可以利用汉语方言教学理论，解决对外汉语教学中出现的种种方言问题，如方普差异问题，以便汉语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

2）语言和言语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说话是运用语言进行思想交流的行为。

从运用角度来说，言语无拘无束而语言颇受拘束。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言语包括张口说话的言语动作和所说所写甚至所想的言语作品；语言却是言语中较为确定的部分，是运用言语的有效规则。从表现形式看，言语是个人的，有个人特点；而语言是社会的，有共同性和社会性。从哲学角度看，言语是具体的而语言是抽象，二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

然而，二者关系相当密切。言语是语言的具体运用，是语言规则在个体身上的多姿多彩的体现；而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是从言语中抽象概括出来的模式。抽象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它必须以个体语言的形式存在；没有规则制约的言语也没有，它总是以生动的外在形式展现语言的规范模式。

外语教学总是喜欢走向极端，曾经过分强调语言而忽视言语，结果学会了语言而不能很好地应用。现在，我们认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言语而忽视了语言，结果是“无法无天”，能张嘴讲两句就行。对外汉语教学也是如此，目前就是忽视汉语的语言教学，而过分强调言语的重要地位。

在教学中，我们应该理清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言语是重要的，或者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学一门语言并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该了解该语言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法则。如果只注重言语而忽视语言的教学，无论怎么说都是不成功的教学；同理，只学习言语而忽视语言的探究，不管他说得多么流利都不能说他真正了解了这门语言。我们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就是因为没有摆正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才出现许多问题，才导致教材出现了许多不该有的病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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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普通话与方言

普通话与方言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海南岛，在这座小岛上有一种海南人民人人都会说的方言，那就是海南话。海南自古就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社会，算得上是移民之地。南宋末期，几十万福建莆田人为躲避东南沿海倭寇骚乱而迁至海南岛，带来了莆田话和闽南文化，促进了海南话的形成。加上海南岛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受北方官话影响较小，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和语调得以保存至今，可谓是古汉语的活化石。虽然保存着闽方言的许多重要特征，但又表现出了不少的变异，这就是今天的海南方言海南话，亦称为琼语，汉语方言之一，属汉藏语系闽方言，海南话的书写形式是汉字，如何说就如何写，反之亦然，即说写一致。

普通话与海南话的差异，在声调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因为海南话的发音系统多保留着中古汉语的特征，所以这也是造成普通话和海南话的发音差别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普通话的声调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四个，而海南话却有八个，分别是阴平、阳平、阴上、阴去、阳去、混去、阴入、阳入。由于普通话没有入声，因此重复发音的字很多，造成许多字都读成相同的音，也就是同音字。普通话里的同音字数量，远远超过海南话的同音字数量。而海南话有入声，使得海南话的发音更加丰富多彩。比如说，分别用普通话和海南话念这15个汉字：试、市、视、室、氏、释、适、誓、势、似、饰、逝、谥、舐、示。用普通话来念的话，全部都发shi这个音，用海南话来念的话，却没有同音字：six【试】、sic【市】、diq【视】、siux【室】、dic【氏】、zig【释】、dik【适】、duaic【誓】、dix【势】、sud【似】、dig【饰】、jid【逝】、ig【谥】、maix【示】、jic【舐。除此之外，在发音上，海南话只用平舌音和不送气音，不用翘舌音和送气音，这又造成海南话的另一个特点就是： 省气省力。并且，海南话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语法和发音，海南话里有内爆音（implosive）：[b<]，[d<]在普通话和全国各种地方方言的发音系统里，是不多见的。不是从小训练，很难掌握。非洲少数地区、中国个别地方的方言也有内爆音，但都是“不完整”（不成系统）的，全世界可能只有海南岛有一整套完整的内爆音发音系统，十分珍贵。

在从词汇上的对比，也可以看出海南话与普通话的区别。海南话最明显的是保留了不少古汉语词语，如吾（我），汝（你），禾（稻子），索（绳子），面（脸），箸（筷子），行（走），走（跑），耍（玩）”等。将稻子称为“禾”，将跑称为“走”，将玩称为“耍”； “箸”是指用以夹取东西的物品，引申为筷子之意。还有海南方言中“去番”、“番货”指的是“出洋”、“洋货”。其中的“番”字就保留了古汉中对“外国”的表达。此外，海南话中将“天亮”称为“天光”也是来自古汉的说法。

另外，相对于普通话海南方言存在逆词序的现象 “逆词序”，顾名思义就是指有关词语在排列的次序上不合乎寻常的现象。比如，“二哥”、“三哥”，在海南方言的文昌话里却是念成“哥二”、“哥三”；还有像普通话里说“公猪”“母猪”“母鸡”等，在海南话里念做“猪公”“猪母”“鸡母”。或许是因为保留了文言文的遗风和古汉语词语，所以有时候海南话的表达方式常常让人不知所谓，觉得莫名其妙。举例说，海南话说儿子的妻子不称做儿媳妇，而叫做“新妇”，吃饭不叫吃饭，而叫做“食糜”，睡觉不叫睡觉，叫做“偃憩”等等以外，还有一些与普通话相比另类的说法，比如，海南话里喝水和喝茶不说喝而用“吃”就是“吃水”和“吃茶”，太阳叫做“日头”，毛巾叫做“面帕”，眼睛就做“目仁”，眼泪叫做“目汁”，开车叫做“驶车”，喝酒叫做“啜酒”等等。另外，还有一些独具本土特色的词语，“睡眼”是睡觉的意思。如：时间到了，你该去睡眼了。“麦仔”是女孩的意思。如：这个麦仔长的很可爱。但这个词一般是文昌人的说法。“半脑”字面意思是脑袋长了一半比喻一个人不精明，笨的样子。如：这个人有点“半脑”，你要是和他一组你就完了。在海南话中，这个词一般是用来骂人的。“色水”比喻一个人讲究面子，讲究排场，爱装腔作势。如：跟某某一起走真是败我“色水”。“细时”指的是小时。在海南话中，将“小”称为“细”又如将“小心”称为“细心”，将小年元宵节称为“细年”等说法。

海南话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口音，语音、声调和词汇也会有不同的区别。而最近有出现海南的小孩不会说海南话的现象，这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保护方言的重要性。普通话是我们的民族共同语，民族共同语和方言并不是相互对立的。普通话的推广并不是以方言的消亡为前提。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各方言地区的人民不仅会说自己的方言，还会自然的运用普通话，又能自觉地在社会公共交际中使用普通话，这是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普通话和方言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而海南方言，可谓是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对于海南人民来说更是不可丢弃的。丢方言等于丢文化，文化传承不能丢了方言。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护和传承我们的方言，传承方言就等于捍卫文明，而传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明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子女的责任。

林彦汝

第五篇：浅谈中学生写作与文言文学习的联系

浅谈中学生写作与文言文学习的联系

语文课程的主要目标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使他们具备实际需要的语文能力，其中写作能力尤为关键，是伴随人一生的重要技能。引导学生在文言文学习中感悟大师的写作技法，是提升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

一、叙述

叙述，是把人物的经历，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陈述出来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包括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原因、结果六个基本要素，要求交代明白，线索清楚，详略得当，曲折变化。教师可引导学生写作时，有意识地学习文言文的叙述方式，以增强作文的可读性，使文章更加生动，更具感染力。

以叙述中的曲折变化为例。文言文《鸿门宴》的叙述，既为学生再现了历史真相，也为他们提供了写作的技巧。文章的主体部分是写鸿门宴上的明争暗斗，可谓三起三落，情节曲折，非常精彩。当刘邦前来谢罪的时候，项羽看到他谦卑有礼的样子，便不再和他计较了，于是在鸿门设宴以释前嫌。故事发展至此，似乎没有什么波澜了，可在宴席上却发生了一番着实让人心惊胆战的“暗战”。范曾再三示意项王趁机除掉刘邦，可项羽并未做出任何反应，此时范增找到项伯，暗示他要将刘邦置于死地。行文至此，本以为刘邦已命悬一线，然而项伯的出现，又使情节发生了转变。正在这紧张的气氛中，豪气冲天的樊哙闯入帐中，单看他的神情，再一次让读者屏住呼吸，以为一场不可避免的厮杀即将开始。然而项王的一个“坐”字使气氛再次缓和，刘邦趁机逃离宴席。这一部分一波三折，险象环生，正是使用了曲折变化的叙述方法。“文似看山不喜平”，可见叙述不宜过于直、过于平，而应是曲折变化的。

二、议论

议论，即说理、评断，是作者通过事实材料及逻辑推理明辨是非，阐述道理，表明自己见解和主张的一种文字表达方式。

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写议论文时，借鉴文言文提出中心论点的方法。如《鱼我所欲也》一开篇就提出了中心论点：“舍鱼而取熊掌”“舍生而取义也”。这是运用比喻论证的手法表达在“生”和“义”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应该“舍生取义”的观点。先设比喻而后提出论点，鱼和熊掌是人人皆知的美味，而熊掌更佳，二者不可兼得时，取其中最佳者，合乎情理也符合逻辑。作者运用了类比推理，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引出“生”与“义”的论题，显得自然、明确。此外，还可让学生在写议论文时，参考文言文中如何运用确切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让论点有据可依。同时，还要运用恰当的论证方法，如排比和对比的方法，以增强文章的论证效果，使文章的可读性更强、结构更缜密。

三、描写

描写是散文写作时非常重要但也很难熟练掌握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即描绘、摹写，是对人物、事物、景物等具体对象进行生动细致的描摹、刻画，力求做到形象生动，具体可感。

以人物的描写为例。中学生在描写人物时，大部分都会对人物的语言、动作、外貌等进行描写。教师要有意识地带着学生一起学习文言文中有关人物的描写方式。如司马迁在《鸿门宴》中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项羽、刘邦、樊哙等，这里以樊哙为例来谈谈可用哪些方法刻画人物。首先从语言描写上，“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一句，既符合当时紧张的形势，又使樊哙英勇的形象跃然纸上。其次从动作上描写，以“带剑拥盾入军门”“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立而饮之”“拔剑切而啖之”来表示樊哙的无所畏?帧⒅倚挠⑽洹Ｗ詈蟠油饷采厦栊矗?用“?_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写出了樊哙当时的愤怒和无所畏惧。

教师可以通过文言文教学，让学生体会用哪些描写方式来塑造人物形象，怎样使各种描写方式用得恰到好处，从而使人物形神兼备。如在语言的描写上要符合人物当时的性格特征，在动词的选择上要体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在人物的外貌描写上要能够凸显其个性特征。

四、抒情

抒情，就是作者在文章中进行各种情感的表达，它借助感情充沛的文字，渲染各种主观情绪，以强化文章的艺术感染力。正所谓“情动于衷，而发于言”。因此在写诗作文时，一定要先打动自己，然后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正如先贤所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可见，必须要有真情实感，才能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佳作。例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文由事入景，由景生情，高兴时万物俱明，悲伤时风云惨淡；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通过描写滁州琅琊山幽静而秀丽的山水，既抒发了作者愿意与民同乐的亲民思想，也含蓄地表达了以山水之乐排遣人生失意的复杂情感；袁宏道的《满井游记》则描写了北京郊外的早春景象，细腻而独到，抒发了作者颇为自得的轻松喜悦心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的《前赤壁赋》，更是别具风格，悲乐之间超然旷达。文章一开头描写秋夜在赤壁泛舟的景象，如果说“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江景波澜不惊，而从“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中便折射出诗人的惬意情怀。当“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美妙境界出现时，诗人便“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飘然欲仙的感觉呼之欲出，江上泛舟的畅游之乐，溢于言表。这正表现了苏轼潇洒旷达、随遇而安、超然世外的性格。然而，洞箫声起，“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诗人念及身世，岂能不发出“哀吾生之须臾”“托遗响于悲风”的悲叹呢。只是人生短暂、功名如烟，而江上的清风明月长存，天地无私给予的美景，正可以沉醉其中而自得其乐。诗人悟透了人生后，转悲为乐，超然物外。文章由景生情，由情绘景，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阅读的快感、美感。

当然，文言文除了在表达方式上对中学生的写作有所帮助外，还在素材的积累、语言的积淀、篇章技法等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对文言文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形成纯粹、精炼、典雅的语感。可见，文言是白话的根基。古代文言名篇之集，犹如一座宝山，若入宝山空手而归，岂不惜哉。所以，不仅要让学生读之、悟之、化之、用之，而且还要让他们做到“摩古文之技法，写时代之华章”。

（责任编辑 郭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