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课 苏联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教案

第一篇：第16课 苏联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教案

一、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知道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成就和失误； 知道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成就和失误； 知道苏联三十年代肃反运动的严重后果； 理解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二）过程与方法

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学会用发展、辩证的眼光和方法来分析历史。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的认识，理解民主体制的建设和领袖品格对国家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正确评价苏联政治和经济体制，结合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状况，使学生认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对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二、教学要点

重点：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说明：1928～1933年，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先后完成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同时完成了农业的集体化，支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苏联由传统的农业国变成了强盛的工业国，国防力量也大大加强。故为重点。难点： 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模式

说明：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即“斯大林模式”。它在一定历史阶段对苏联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这一模式也存在严重弊端，从长远看，它严重阻碍了苏联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模式”成为本节课的难点。

三、教学设备：

多媒体投影：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斯大林；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图等。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课前复习提问：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领导时期，苏俄在经济上采用了什么政策? 实施结果如何?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指出苏维埃俄国先后实施了战士共产主义者和新经济政策但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农业国，面临着十分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苏联怎样从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导入新课。说明

本环节意在通过对旧知识的回忆，一方面让学生巩固旧知识；另一方面让学生明白，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由此，导入新课。

（二）讲授新课

1、讲授“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指出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的经济、政治体制。请同学们阅读第77页第二、三段，分析斯大林推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原因是什么？工业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让学生分析归纳。说明

本环节意在通过组织学生阅读课文，以培养学生分析理解、归纳历史知识的能力。使学生明白苏联工业化建设的目标是：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

2、讲授“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指出苏联工业化建设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请同学们思考：苏联在工业化建设中为什么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请同学们结合教材回答问题：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 说明

本环节意在训练学生阅读、整理历史知识的能力。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概括。到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建成了6000多家大企业，建立起飞机、汽车、拖拉机、化学、重型和轻型机器制造业等部门。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苏联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1937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基础很差、困难重重的条件下，苏联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就，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所以，制订五年计划的做法，也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沿用。

3、讲授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请学生思考苏联推行农业集体化的原因、方式及其有何积极意义和弊端？ 说明

本环节意在训练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要求学生在阅读基础上分析、归纳，并且，要一分为二地评价历史事件。教师在学上回答的基础上作总结，强调指出农业集体化运动使农业机械化的程度提高，苏联的国防力量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和工业原材料的供应得到了一定保障，人民生活普遍改善。集体农业还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和劳动力，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农业集体化是工业化的继续，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4、讲授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提问苏联的政治体制有何特点？“肃反运动”有何危害？ 说明

本环节意在通过学生分析、整理历史知识，培养学生的分析归纳能力。同时使学生明白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也称为“斯大林模式”，其发展的结果导致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盛行。其危害是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得不到纠正，对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1935年－1938年间的肃反运动是其突出的表现。当时有不少党、政、军干部和知识分子被逮捕或处决，有的普通党员和公民也受到牵连。肃反运动的后果非常严重，影响十分深远，给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

5、组织学生讨论评价“斯大林模式”。我们应当怎样来评价它？它给我们什么启示？ 说明

本环节意在通过对“斯大林模式”得失的分析讨论，培养学生的归纳历史知识和辩证地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在学上回答的基础上教师作归纳，指出“斯大林模式”是在苏联外有帝国主义包围，内部文化落后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它基本适应了苏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在苏联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斯大林以此把苏联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国力的迅速增强，为有效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起过积极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强大的国防为基础，二战期间苏联要打退法西斯的侵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不敢想象的。

但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弊端，是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根据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水平适时调整生产关系，也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的趋势，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长期僵化地执行计划指令，样样管，统统包，压抑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这是造成后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中，直到改革开放前，也一直实行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这也不无打上了斯大林模式的烙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就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斯大林模式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6、小结与练习。结合材料提出问题让学生解答，以巩固所学的知识。说明

教师提供材料让学生阅读理解分析，既培养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又巩固了新知识。材料：“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邓小平

请回答（1）新经济政策是哪一年实施的？为什么说它比较好？（2）材料“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的“模式”指什么？ 它的特点是什么？（3）中国应从苏联模式中吸取哪些教训？ 答：（1）1921年，允许多种经济并存，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2）斯大林模式。特点：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

（3）要农轻重比例协调发展，要维护农民利益，走集约型经济发展道路。

第二篇：工业化的起步教案

第二单元

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第4课工业化的起步

宁强县第一初级中学 初二年级 王富国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了解 “一五”期间经济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 掌握“一五”的主要任务（从背景、目的分析其合理性）

2、过程方法目标：

阅读资料联系理解利用《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交通建设主要成就分布示意图》，说明“一五”期间我国交通运输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分布特点 归纳分析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性质

3、情感态度价值观

爱党情感“一五”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使我国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证明了中共在经济建设方面“进京赶考”的成绩斐然 唯物史观，全国人大的召开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已经基本形成

二、教学重点 “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和1954年宪法的颁布 教学难点 1954年宪法的性质

三、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组织学生回顾前一单元学过的线索，按表格内容“对号入座”：

建国初期的任务（最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建立人民政权

统一大陆、民族团结 保家卫国 满足农民需要

召开新政协、成立新政府 和平解放西藏 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

承上启下，教师讲授：毛泽东和周恩来从西柏坡前往北京“赶考”，已经向全国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但是，由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旧中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国共产党接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经济底子太薄了。虽然经过三年努力，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跟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差距有多大？如何赶上去？请同学们阅读第4课。

组织学生学习和探究新课 第一个五年计划

1计划编制前夕，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什么特点？（仍然属于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不如印度。）

教师过渡讲解：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态，党中央依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条件，决定通过政府制定计划，从1953年到1957年集中力量发展重点项目，带动各行各业全面发展。这就叫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2“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什么？（指导学生阅读15页课文，找到相关内容作好标记，然后加以理解记忆：

a.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b.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c.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科技是发展工业的第一生产力，要靠人才来掌握。）教师小结、过渡：由于“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符合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还得到了当时友好国家苏联的援助，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及时组织学生根据教师的讲解，完成《填图册》第7页第2题的答案。] 3“一五”计划取得哪些重大成就？（组织学生完成《填图册》第6页第1题第1个小题的答案：a.先在课本第17页或地图册第8页上标注出重要企业、新建铁路和公路的位置，接着在填图册上完成答案。

b.教师在黑板上画出示意图，组织学生“对号入座”进行“接龙”活动。）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 这部宪法是什么时候由什么机构颁布的？（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的主要规定是什么？（我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它的颁布有什么历史意义？（由于事先广泛征求意见，经过1.5亿人民讨论，还经过人民代表认真的修改，充分表达了人民的意志，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宪法，也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巩固小结

1.完成课本18页“练一练”：（a.长春“一汽”建成投产 b.试制成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c.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

d.武汉长江大桥建成e.川藏、青藏、新藏公路建成f.东北工业基地形成等）

2.【练一练】

1、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开始于（）

A.1950年

B.1952年

C.1953年

D.1957年

2、下列内容中，不属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的是（）

A.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B.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C.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

D.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和尽快地恢复发展经济

3、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

A．实行土地改革

B．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C．实现国家工业化

D．进行三大改造

4、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的通过是在（）A．1949年

B．1953年

C．1954年

D．1955年

5、我国第一部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宪法是（）

A.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B.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

C.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D.1982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毛泽东在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中提到的桥是（）

A．南京长江大桥

B.武汉长江大桥

C.黄河大桥

D.三峡工程 3.提醒学生预习第5课《三大改造》。

2013年 3月14日

第三篇：苏联解体原因与教训

苏联解体原因

苏共在七十四年间经历了五个领袖集团，对亡党亡国造成最大危害的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彻底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人物，这就使得他们自身在沦落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大叛徒的同时，导致了党员理想信念的坍塌 和党的形象的毁损，由此动摇了党和国家的根基，产生灾难性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苏共”1917 年建立，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经历了国内白卫军和 14 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进攻，以及希特勒法西斯入侵的生死考验，但“苏共”的执政地位没有动摇，党组织还日益壮大。而在1991年，那个没有战争硝烟的年代，“苏共”却丧失了执政地位，被迫解散，也被他原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

“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主要原因是“苏共”内部、特别是领导集体出了问题。戈尔巴乔夫修改宪法第六条，不再确认共产党是苏联的领导核心，成为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法理性原因。苏共领导集体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奉行资本主义“民主化”“自由化”，搞“多党制”，全盘西化，从而加剧削弱、放弃、丧失了“苏共”的执政地位。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应该从自身做起和现在做起。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实践一再证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在于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由于赫鲁晓夫搞全民党降低了党员标准和党组织的先进性，由于苏共中央领导的混乱，由于主流媒体被“自由派”把持并进行错误导向，由于盲目地乱搞多党制多元化等，当时苏共党内党外信仰缺失，社会弥漫着过激和茫然的情绪，党员群众对苏共不再信任，以至于天下大乱，苏共消亡，联邦解体。

教训与影响

一、苏联解体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所谓“改革”密切相关。是自上而下的、有阴谋、有计划一步步实现的。追根到底，是长期国家高度计划、经济结构单

一、物质生活匮乏，国家领导人私欲膨胀、为达到一己私利舍弃人民、不顾人民生死导致的恶果。

戈尔巴乔夫搞乱了苏联，为叶利钦等独联协约密谋者找到了可乘之机，最终他也得不偿失。事实说明：顶层贪腐之念、搞乱了国家、丢掉了一切，搞臭党、国，祸害了人民、个人也得不偿失，其行为是不耻的、命运是悲惨的。

二、马列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选择。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革命最彻底，代表中国最广泛阶层的利益，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历史沿革清晰。尽管犯过错误、尽管面临复杂的考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杂音，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近现代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社会变化最大、人民最有幸福感的时期。

三、马列主义的精髓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是我们认识事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我们常常为形而上学、意识决定认识等观点争论不休，为看不清本质而苦恼、走了不少的弯路。加强和改进学习、准确认识领会唯物论和辩证法，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都会受益匪浅。

四、中国的国体、政体有别于苏联。我们有八个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客观上设计了一套比较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这是结合国情，在国民党一党专制、蒋介石独裁时期放弃了“双十协定”和“民主联合政府”倡议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必然。

具体工作中，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特别是要吸收有独立性格的、高质量的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参政。优化措施，从组织上、思想上、工作上建立民主参政议政的坚强保障，鼓励民主监督、授权实施监督、调查、质询、弹劾；鼓励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科学参议政事、务实有效执行。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推进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方向。

五、党执政的最根本基础在于人民。只有坚持党的宗旨，整顿吏治，力戒官僚作风、严惩贪腐是我们亲民爱民，保持党的执政地位的最根本方法。是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建立了新中国政权。我们始终是站在人民一边，顺乎民意发展的。

苏联“改革”的最大错误就是抛弃了人民，使人民受苦受难，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窃取国家财产、不顾人民死活。事实告诉我们：抛弃人民的人，终将被人民抛弃。苏共、苏联一夜之间面临加盟共和国倒戈、军队涣散、人民唾骂，这是可怕的、可悲的，是令我们深叹可惜的。顶层的一己私欲导致亡党亡国，教训是深刻的。

当今的中国，经济发展平稳，人民生活幸福。通过观看本次纪录片，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这一切的来之不易。中国共产党曾经带领着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如今更是必须保持廉洁的党风，亲民爱民，才能使自身得到长远发展，才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繁荣和幸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一定要从自身做起，严格要求，做好共产党的基石，做好人民的公仆！

苏共失败、苏联解体，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思考和辨析。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在其所著《忠诚》一书中提出了10多条原因，并且还在进行“沉痛的思考”。我们访俄后对苏共失败的原因概括了四句话：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在诸多原因中，必然有一种是主导的、起决定作用的。从根本上来说，问题主要出在苏共党内，又主要是其领袖人物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背叛了苏联人民，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把苏联党和国家引入了歧途，葬送了几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成果。

一、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篡夺了苏共领导权，他们是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党和人民群众的叛徒。党的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他们都是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说一套、做一套，千方百计骗取党和群众信任。“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推行其反共、反人民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的基本手法就是把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作为突破口。党的历史与党的领袖是密切联系的，“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他们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从否定苏共的光荣历史到否定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最为典型，1939年3月，他在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20分钟的发言中，居然把斯大林恭维了32次。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上同样大肆吹捧斯大林。1954年他还下令刊登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的歌功颂德的社论。他经常肉麻地说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将军”，“自己生身的父母”。但到苏共二十大却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强盗”、“赌棍”、“俄国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把一切最丑恶、最肮脏的语言加在斯大林头上。同时诬蔑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战前“丧失警惕”，战争爆发后“惊惶失措”，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这是连小孩子都难以相信的谎言。试想如果没有伟大统帅的正确指挥，苏联红军怎么能取得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怎么能把侵略者赶出国境，直至攻克柏林呢？这同欧洲许多国家在希特勒进攻面前不堪一击，就连号称强国的法国也在几周内覆亡，不是形成了鲜明对比吗？苏共二十二大后，赫鲁晓夫又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进一步造成党内和群众的思想混乱，并且为帝国主义攻击苏共提供了炮弹：什么苏联大清洗杀了2000多万人(还有说四、五千万的)，农业集体化死了几百万人，等等。斯大林时期的肃反确实存在扩大化的错误，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也的确出现过一些问题。对此，斯大林在世时也是承认的。但说死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则是不顾事实、别有用心地捏造。赫鲁晓夫时期有关部门曾对大清洗被杀人数作过统计，叶利钦上台后设立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解密档案也有记载。据专家考证，实际被杀人数是68.1万多人，而且有些人是罪有应得，至今也没有平反。

怎样评价斯大林和苏共的历史，仍然是总结苏共失败教训的一个焦点。尽管斯大林犯过一些错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存在某些缺陷(一个新生的社会制度是难以避免的)，但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与1913年(一战前的俄国最高年份)相比，社会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了。最集中的表现是打败了德、日法西斯，可以与美国抗衡。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邱吉尔曾指出：他从沙皇手里接过的是木犁，撒手人寰时留下的是原子弹。有的说，“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是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这是不客观、不全面、需要商榷的。苏联垮台前夕，虽然经济发展停滞，但其经济总量仍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其先进科学技术可与美国并驾齐驱，即便是轻、重工业比例存在不协调现象，群众生活困难，但不至于导致失败。更何况苏联解体是在斯大林去世38年之后发生的，怎么能把失败的原因归罪于早已去世的人呢？斯大林在世时除战争年代外，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是比较快的，1946—1950年总增长94%，年均增长14.2%，1951—1955年总增长67%，年均增长10.8%。苏联经济发展迟滞发生于勃列日涅夫掌权的中后期，1976—1980年年均增长4.2%，1981—1985年年均增长3.6%。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则基本停滞，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大幅度蒸发，物价上涨，商品奇缺。即使这样，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改革调整，苏联经济就不能焕发新的生机吗？戈尔巴乔夫坚持“新思维”、“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不仅不能使苏联起死回生，而恰恰是加进了砒霜。还需要指出，所谓“斯大林模式”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戈尔巴乔夫引进、逐步扩散的，并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对“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对存在的缺陷、不足应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而改革调整。不应把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归罪于“斯大林模式”，而应归罪于那些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人。

二、苏共在理论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迷失了前进方向，在思想战线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列宁曾深刻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理论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决定着行动的目标和方向，关

系到革命的胜利或失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奋勇前进的旗帜。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才能正确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和策略，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其活的灵魂在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果只强调基本原则而脱离实际，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只强调具体情况而违背基本原则，就会陷入修正主义。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的典范。苏共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全党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造成党内外思想的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赫鲁晓夫上台后没有根据苏联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技术革命兴起的新形势，进行理论上的创新，而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提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三无世界”(没有战争、没有武器、没有军队)以及“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主要是苏美联手共同主宰世界，推行其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与我们提出的党际关系四项基本原则、国家关系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是不同的)等一系列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理论，并在中央和全党占了统治地位。勃列日涅夫虽有所修补，但基本上坚持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到戈尔巴乔夫则走的更远，提出了“新思维”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以及“民主化”、“公开性”，思想上搞“多元化”，经济上搞“私有化”，在党章上篡改党的指导思想，在宪法中取消党的领导。这些所谓理论，完全背叛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解除了苏共和苏联人民的思想武装，为资本主义复辟开了绿灯。苏共有很多同志对戈尔巴乔夫的倒行逆施强烈不满，甚至提出尖锐批评，但没有人从思想、理论根源上予以批驳，造成其错误思想泛滥，污染全党。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不打自招：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面对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现状，他说：“我生活的目的已经达到”。他还说：“我找到了自己为了实现同样目标的伙伴，首先是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他们为击败共产主义立下了大功。”

一、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千万不能挖祖坟

否定马列主义、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开国领袖，就是挖马列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祖坟。苏联 1917 年10月革命胜利后，在伟大领袖列宁和斯大林的正确领导下，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如加加林成为世界登月第一人，可见当时苏联的综合国力足以强大。自从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几乎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国领袖列宁、斯大林）。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批得一无是处、把马列主义描绘成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抓住了斯大林在建国初期的“大清洗”（镇压了一些人）。大书特书所谓斯大林的罪行。并且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墓中挖了出来——真的挖了祖坟。在客观上，搞乱了苏联人民的信仰和思想。反而帮了敌人动员起更多的反动势力，来反对苏联共产党。由此可见，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否定了真正的马列主义领袖、没有了旗帜——指导思想、信仰，肯定是一盘散沙。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国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也上演过苏联的“相似”一幕吗？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两个凡是”。特别是“理论务虚会”上，谩骂、攻击、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嚣尘上。也有以反对个人迷信为由要捣毁毛主席纪念堂。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大内参》分发到所有县（处）级党委(我亲眼看过几期）。是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发出，暂时平息了那场**。但是，我国从此出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淡化、边缘化。同时也将旗帜和信仰淡化、边缘化。造成道德、诚信缺失，一切向钱看、五毒六害泛滥。当前，我们如果仍然不认真解决旗帜、信仰的问题，那是极其危险的。

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除此之外都是死路

世界上其实只有两条路可走，唯有走社会主义之路，才能避免亡党亡国。其他什么路，都是死路。“究竟应如何看待苏联解体”文章中指出，我们面前有三条路：资本主义的老路、改革开放前的死路、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的活路。我对这“三条路”的表述质疑。1.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世界上只有资本主义一条路（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就是剥削和被剥削一条路）。是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创造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二条光明路。除了上述两条路，其实并没有其他的什么路。2.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难道不是社会主义路吗？究竟是什么路——全国人民会共同回答：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们走的社会主义的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的一种形式（模式），不能认为计划经济就是僵化的非社会主义经济。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敢全盘否定计划经济。苏联的登月、我国的“两弹一星”，是它们自己飞上天的吗？事实是党领导全国人民，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综合实力送上天的。3.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如果真是死路，那么我们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岂非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苏联赫鲁晓夫上台，主要忙于否定斯大林，在经济体制上还来不及触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底线。是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所谓改革。大肆否定苏联当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首先把原有公有制企业搞得一团糟。并且借口商品贫乏，大量向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商品，供各级高层领导享用。“究竟应如何看待苏联解体”文章中写道：苏联当局，将“改革”变成了“改向”（从史实看，当时苏联没有明确提开放）。我认为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主

“公有制”这基石。致使苏联经济社会一派乱糟糟。为日后的亡党亡国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党就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总路线和总方针。十分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但是，在具体实践中，不少方面走了样，特别是在以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根本性质的问题上，已经出了不少问题。真如胡总书记最近指出：“虽然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们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规模还是复杂性都世所罕见”。我们有理由相信，党中央已经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一定能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正确、胜利的航向。

三、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才能兴党强国

得人心者得天下。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凡是背离人民的政党、国家，迟早会灭亡。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我们常常把共产党比作种子、鱼；把人民比作土地、水。无论是苏联，还是我国，共产党的一切胜利，都是紧紧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的。革命胜利了，共产党执政了，如果脱离了人民，就会走向失败。苏联共产党，依靠工人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到了第三、第四代，党的各级高官，高高在上，严重脱离工农群众，又不愿意倾听人民心声。造成大多数工人、农民，生活贫穷。而，各级领导干部，进口的物品应有尽有。渐渐地失去了广大工农群众对党、对领导的信任。直至苏联共产党灭亡，基本上没有人民群众起来维护这个党、这个国家。

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明确“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共同富裕。但是，在改革开放中，随着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分配上“按劳分配、改革开放成果人民共享”的分配原则，受到了冲击，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民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主要根源。如不尽快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其后果很难想象。

四、坚持加强党的建设，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方能永葆执政青春

“成也在党，败也在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的亡党亡国，千个原因、万条理由，致命的是共产党自己。其中，党内腐败、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等等。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最终没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手里。因此，加强和改善执政党的建设，是至关重要、头等重大的问题。

我们的党，已经有不少成熟的经验。但是，总感到监督体制缺失、不到位现象还十分严重。特别是目前，党内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贪、腐金额越来越大，这就是最好的例证。比如，党的组织纪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紧跟其后的，个人怎么监督组织、下级怎么监督上级、全党怎么监督中央。这一体制从来没有制定过。还有，党外个人、组织、特别是人民群众如何对执政党监督？都没有明确的、相关的规定和制度。世界上无数事实证明：没有监督的权力是放肆的权力；终将是腐败的权力；也一定是走向灭亡的权力。比如：党和国家的领导，为了加强对各级领导的监督，早就提出要公开领导干部的财产和家庭情况，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但是，至今八字还没有一撇。其理由是“条件不成熟”。这明明是在忽悠老百姓（用上海方言说是“捣浆糊”）。相对贫穷落后的延安时期已经可以公开。现在电子科技时代倒反而“条件不成熟”了。事实是：差距太大，不能公布、或者不便公布吧了。

综上所述，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前途都掌握在执政党手中。执政党的生死攸关，都在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在高级领导肩上。愿“苏联亡党亡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后的一次。

第四篇：苏联的改革与解体

苏联的改革与解体

一、赫鲁晓夫改革1953-19641、背景斯大林模式（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模式）使苏联在二战后短时间内取得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成就。但是，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执政。

2、改革的经过及其内容：在经济、政治方面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

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斯大林模式，但并未根本改变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1）经济领域：1.工业方面：精简中央管理机构，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管理权和企业厂长的经营权。2.农业方面：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改组农业拖拉机站；扩大农业企业的自主权；一垦荒地，大力推广种植玉米。

（2）政治领域：批判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观点，平反冤假错案。

3、改革的效果：并未根本改变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4、勃列日涅夫改革 ：经济改革的重点是重工业，军事实力有所提高，改革仍没能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制约。

二、苏联的解体

1、戈尔巴乔夫改革（1985年上台）背景：苏联经济发民面临停滞局面。改革过程：（1）首先把经济改革作为重点，但没取得成果。

（结果：导致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

（2）接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表现：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国家权力分散

（结果：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趋势随之加强）

2、“八·一九”事件：1991年8月19日，由8名苏联高级官员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政变，试图挽救苏联解体命运，不到三天，政变失败。“八·一九”事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失去领导地位，叶利钦控制了全局。

3、苏联的解体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解体。

11个国家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后来格鲁吉亚加，增加到12个国家。

第五篇：经济学家与苏联新经济政策

经济学家与苏联新经济政策

刘长江

2012-10-29 16:13:49 来源：《唯实》(南京)2006年8/9期

作者简介：刘长江，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南京210004

刘长江(1951—)，男，湖北宜昌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阶级政党与国家政权。

内容提要：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变化，经济学家在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中的作用在我国的研究中仍然是一个空白。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终结的过程中，苏联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苏联面临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农村经济问题的设想方案，对苏联共产党的政策选择都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关 键 词：苏联 经济学家 新经济政策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我国已经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集中在苏联共产党特别是领袖人物的社会主义观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和终结所起的作用，比如对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分析，一般都强调斯大林的错误，当然有的研究也提出当时的客观环境的作用。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在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新经济政策却不研究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和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显然是一个缺陷。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苏联经济学家在苏联共产党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与终结提出一个基于经济学分析的解释。

一、恰亚诺夫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最初选择

1921年3月，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期间，喀琅施塔得发生水兵暴动，这促使大会决定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苏联正式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已有的研究都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内战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已经不能继续忍受余粮征集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已有研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苏联共产党在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曾经面临选择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苏共并没有凭主观想象或者自己的理论认识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尽管苏共当时的领导人具备良好的理论素养，但他们仍然向经济学家征求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意见，而这恰恰是我国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注意的主要环节。苏联经济学家的意见对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苏联共产党对于在各个经济领域应该分别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作为世界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苏共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仅仅通过政策调整转变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并不能解决苏联农村的发展问题，不能解决在农村中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基础的问题。所以，当内战还在继续时，苏联共产党就委托当时苏联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李托森科和恰亚诺夫分别提出可供党进行选择的农村发展方案。由此可见，新经济政策并非仅仅是对农民不满做出的应急反应。

李托森科方案建议在苏联农村建立拥有大片土地，使用雇佣农业工人的大型农场主经济。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斯托雷平改革的继续和变种。恰亚诺夫方案认为，苏联农业应该依靠家庭农户经济的发展，通过国家监督和引导，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恰亚诺夫的方案实际上是一个在苏联农村发展小农经济的方案，他的合作化设想也不同于对合作化的一般理解。这两个方案于1920年6月被送到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前身)和农业人民委员会，经过这两个机构的反复讨论，最终苏联共产党选择了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1]

随着192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决定从余粮征集制转向农业税，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农村的发展也走上了按照以恰亚诺夫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政策与法令所设定的轨道。这个轨道就是在苏联农村通过引导小农经济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为此，苏维埃政府在1922年11月15日制定了土地法，这个法令“特别致力于创造一些满足个体耕种发展的条件，因为这种个体耕种在经过改革的米尔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2]。

恰亚诺夫为什么建议发展家庭农户经济即小农经济，苏联共产党为什么采纳了恰亚诺夫的方案而拒绝了李托森科方案，这些问题在我国已有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没有任何分析，而这对于认识新经济政策为何终结却具有重要意义。

恰亚诺夫不仅是苏联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他被当代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认为是经济思想俄罗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3] 恰亚诺夫在经济学理论上提出的最著名的论断是，小农经济具有长期稳定性，这明显与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的见解不同。他认为，在苏维埃制度下，农业要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能通过将一部分农民无产阶级化来实现。因此，农民家庭农场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在生产力未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以个体家庭农场为单位进行经营，比大规模土地集中经营更具有优越性。农业发展应走以农民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制道路。因为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将分散的土地集中为大规模的生产单位，而且还将从前的大部分土地分割为更小的生产单位。农民家庭农场一体化的最主要组织形式只能是纵向一体化，并且只能采用合作制形式。[4] 恰亚诺夫对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建议反映了他对小农经济的一贯看法。

苏联共产党对于采取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则有一个认识变化过程。列宁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的发展导致了旧的农民的分化、瓦解和消亡，被新型的农村居民所代替，这就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中农地位很不稳固，能爬到上等户的极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他们多数沦为下等户。列宁还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进步意义，[5] 并认为，形势根本不容许恢复旧的小农经济。

但后来列宁改变了对俄国农村发展的认识，促使列宁认识变化的是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为在俄国农村建立资本主义大农业而推行的改革造成的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列宁肯定了斯托雷平改革具有经济上的进步性，也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本质是：“想加速农民的彻底破产，保存地主土地，帮助一小撮富裕农民‘经营独立农庄’尽量夺取更多的村社土地。”[6] 这样的改革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在斯托雷平教训的敲打下，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越来越好的战士。”[7] 因为，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生活的愿望，像一根红线贯穿在俄国革命中。一位农民代表在杜马发言时态度坚决地表明了这样的愿望：“无论你们争论多久，都不可能创造一个星球，那就意味着你们必须给我们土地。”[8] 对农民愿望的认识和把握成为后来列宁决策的一个主要依据。

在1917年2月革命以后，在俄国农村发生了广泛的农民自发夺取土地的起义，苏联共产党及时提出了自己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赢得了相当部分农民的支持。有了苏共在夺取政权以后颁布的法令的支持，农民把大部分地主、国家和教会的土地据为己有，“这些夺回的土地使一部分农民的地位得到显著改善。”[9] 在这个过程中，俄国农村发生了从已经建立的大农业重新转变为小农经济的变化，家庭农产经济即小农经济构成苏联农村经济的主体。十月革命前后发生在农村的重新分配土地构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也成为俄国农民支持苏共的重要条件，如果苏联共产党采取消灭小农经济的政策，将失去农民的支持。

苏联共产党与恰亚诺夫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在农村发展问题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苏联共产党采取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农村经济政策的基础就不足为奇了。这是苏联共产党执政以后，在国家重大政策制定中与经济学家的一次有成效的合作。

二、康德拉季耶夫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联经济迅速恢复。这使许多共产党人开始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场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但是，1923年发生的危机影响到苏联共产党对新经济政策实际执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0] 1923年，苏联经济出现了极高的通货膨胀，而且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价格控制。工业制成品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急剧上升，市场上的食品减少，城市的工人罢工则充分说明了粮食供应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危机对苏联共产党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工作小组开始对市场的作用重新进行评估。1923年12月，工作小组建议，为了使农民从新经济政策中继续获益，应该对商品的批发价格和食盐等商品的零售价进行管制。危机对后来苏联发展的影响在于，苏联共产党认为，不受控制的市场将与农民的利益相抵触。为此苏联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专门的价格控制机构，对国有部门的产品实行价格控制，但这个控制的效果仅限于城市。苏联共产党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新经济政策同时被看作是实现工农联盟的有效途径，而工业产品价格也必须为加强工农联盟服务。但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康德拉季耶夫同样被认为是经济思想俄罗斯学派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长波理论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的几乎每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会提到这个理论。十月革命以后，康德拉季耶夫曾经是苏联金融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在1920年，康德拉季耶夫开始领导莫斯科经济行情研究所的工作，“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市场行情进行研究的学术机构”[11]。对研究所的工作，他强调重点注意价格研究。1922年，研究所开始出版《经济学公报》月刊，康德拉季耶夫主持该刊的编辑出版。该刊的每一期都直接送交苏联政府各有关部门。1920年，康德拉季耶夫组织建立了苏联第一个价格指数，1926年研究所编制了分别针对私营、国有和合作社的价格指数。康德拉季耶夫对苏联宏观经济的分析就是依据研究所从全国各地得到的经济数据进行数量分析。康德拉季耶夫对苏联经济政策的作用还在于他参与编制了苏联农业和林业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在1924年1月提交国家计委。

当1923年危机发生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除了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还因为商品流通水平的下降，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价格的上升。而且，由于许多工业企业在价格形成中的垄断地位和政府采取的宽松的信贷政策，这促使工业品价格比农产品价格上升得更快，并可能对农民出售农产品造成消极影响，甚至对农业生产造成消极影响。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对政府为克服危机而采取的政策起到了一定作用。[12]

新的措施采取以后，经济形势暂时恢复了正常，但到1925年年底，通货膨胀压力再次出现。而苏联农业在1925年以后，几乎进入停滞状态，工业的快速发展却要求更多的农产品。整个国民经济在1927年前后遇到新的严重困难，到1927年年底，“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13]。

经济困难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双方仅仅停留在党的路线与政策是否正确方面，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对经济形势进行真正科学的分析，即便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布哈林也没有(实际上是不可能)提出一个真正建立在经济学分析上的意见，所以党内的争论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对于1926年秋季出现的工业品零售价格上涨，苏联共产党认为是“投机”的结果。几乎没有人思考宏观经济的变化。从宏观经济角度对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的是康德拉季耶夫。

从1925年9月开始，行情研究所将注意力集中到苏联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并在1926年提出自己的分析结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应该归因于对货币供应的限制和商品市场均衡的恢复。但是，苏联共产党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对工业产品价格的控制上，而且在1926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始进一步降低工业产品价格。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米高扬认为，如果要维护工农联盟，使工业产品的价格有利于农业就是非常关键的。而布哈林也认为，降低工业产品价格将对农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行情研究所在1927年2—3月的报告指出，国有企业与合作社的价格在下降，但私营企业的价格在上升，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贸易条件在恶化。在1927年5月，研究所的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价格运动证明，国家采取的降低价格的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降低工业产品价格的政策的后果是，能够运送到农村的工业品比过去更少了。这些产品中的大多数分配给小商人，他们将这些产品运到农村，再以高价卖出去。所以，《农民报》抱怨说，农村的工业产品价格并没有下降。“降低价格的政策不仅没有降低工业产品在农村的价格，反而通过这些产品在农村的价格大幅上升而使它们在城市的价格显得更低。”[14] 这就对农业造成了新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实际上是一个苏联的宏观经济可能再次失控的警报，但苏联政府的政策反应仍然是降低工业产品价格，进一步控制私营商业活动，增加货币发行量。所有这些措施导致的结果是对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加强。行情研究所总结了1927年7—9月宏观经济的变化，指出：购买力的上升主要是日用工业品价格下降的结果，同时农业丰收和大批农村居民离家务工带来的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对于购买力上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需求的迅速增加通过一些日用工业品的短缺充分反映出来。根据这样一个分析，行情研究所从宏观经济角度提出了苏联农业困难的原因是货币政策。

思考康德拉季耶夫和他领导的行情研究所从宏观经济角度对苏联1927年遇到的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共产党的确希望执行有利于农民和农业的农村经济政策，他们的实际政策却具有内在的矛盾，结果不但没有能够创造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环境，反而导致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苏联共产党认为通过对工业品实行价格管制就可以改善农业的贸易条件，提高农村的福利。如果要对价格实行管制，就必须降低货币发行量，这样才能保持市场均衡。但在对价格实行管制的同时，苏联政府却不断实行货币扩张，所以当时苏联的经济政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政策。康德拉季耶夫等人的研究没有得到重视，其原因也许是苏联共产党对宏观经济缺乏必要的基本了解，“他们并不理解在实行价格管制的条件下货币的作用，或者说他们不了解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激励之间的联系”[15]。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苏联共产党对于小农经济如何能够与市场接轨缺乏认识。这就使苏联共产党采取的本意在帮助农民的政策，实际上却带来了相反的结果，这显然也是苏联农业遇到困难的重要原因。而农业遇到的困难是新经济政策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涅姆钦诺夫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再选择

尽管斯大林等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听取康德拉季耶夫对宏观经济的分析结论，但他们仍然希望经济学家能够对如何解决苏联农业遇到的困难提出建议。1927年10月，刚建立的农村发展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为农村发展问题征求经济学家的意见。康德拉季耶夫、恰亚诺夫等都对苏联的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恰亚诺夫重申了他一贯的观点，在苏联农业发展只能走家庭农户经济达到纵向一体化(合作化)农业的目标，要以不同形式促进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在此前后，恰亚诺夫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对苏联农业发展的看法，“实际上对即将到来的集体化提出了自己的选择方案”[16]。康德拉季耶夫的专长虽然是宏观经济研究，但他仍然以最快的速度提出了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他的建议主要包括，市场条件，对农业的技术改造，而且他的结论是，农业发展像过去一样，首先是个体农户的发展问题。[17] 鉴于当时苏联出现的经济困难与工业发展速度过快有关，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要克服经济困难，应该适当减低工业发展速度。

虽然斯大林在1929年对恰亚诺夫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但恰亚诺夫的另外一些观点显然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在1927年甚至在1928年，他并没有改变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具体想法。康德拉季耶夫的观点则在1928年4月被布哈林指责为彻头彻尾的富农纲领。然而，在1928年5月，斯大林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对于苏联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看法。

在发生了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以后，斯大林虽然要求使用“紧急措施”来保证粮食收购任务的完成，但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仍然没有决定改变农村经济政策。在1928年2月给苏共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中，斯大林完全没有提出改变既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任何要求，并表示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与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中央的错误有关。布哈林反而表现得更激进，他在1928年4月的报告中比斯大林更尖锐地谈到要与富农进行斗争，并强调：有一些共产党人看不到加紧进攻富农的必要性，他们丧失了阶级觉悟，不想与富农作斗争。[18]

不过，仅仅过了3个月，斯大林的立场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推翻了自己在2月指示中的主要论点。这时，斯大林不再认为粮食收购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党首先是中央的错误，他观点鲜明地指出：这个困难，“首先和主要是因为十月革命使我国农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使它从生产商品粮食极多的地主大经济和富农大经济转变为生产商品粮食极少的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19]。斯大林接着指出，无论何种形式的大经济(大地主和国营农场、集体农庄)，都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生产的商品粮更多，而小农经济多半是消费性的、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不可否认，斯大林虽然推翻了自己过去的看法，但这一新的观点具有合理性。1928年5月斯大林立场的转变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转变与反对派的主张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斯大林不是从阶级关系而是从农业生产方式出发提出了问题，当然他没有忘记阶级关系问题。什么因素使斯大林的立场在3个月内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使他从生产方式来看苏联遇到的经济困难并得出新的结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其实，斯大林的新结论并不是他自己的发现，而是受到了当时苏联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一份研究成果的启发。涅姆钦诺夫同样是经济思想俄罗斯学派的杰出代表甚至是最杰出的代表。后来移居西方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列昂惕夫曾经满怀敬意地回忆在祖国学习经济学时与青年时代的涅姆钦诺夫的交往。[20]

涅姆钦诺夫运用统计方法对革命前后农产品的粮食商品率进行分析后指出：在1917年前，70％的商品粮是由使用大量雇佣工人(1913年人数为450万)的大经济提供的。革命以后，这个经济的土地被分割，家庭农户的数量增加了8—900万。1928年家庭农户生产的粮食比革命前增加了差不多40％，但这些粮食几乎全被他们自己消费了。家庭农户出售的粮食仅为其产量的11.2％。斯大林和布哈林曾经认为，农民不愿意出售粮食，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低于工业品价格。但涅姆钦诺夫通过计算指出，在1917年前，农民所生产的粮食的商品率只有14.7％，而现在农民生产的粮食的商品率比革命前还下降了3.5％，所以，即使存在这样的影响，程度也不大。涅姆钦诺夫指出，1926年农业丰收，农民生产了40亿普特粮食，但他们只出售了4.66亿普特粮食，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却迅速增长，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得不实行供给制。[21] 所以，当时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不是人们一贯认为的，农民有粮食却由于种种原因不想出售，而是因为农民没有多少可以出售的粮食。

正是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成果使斯大林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在1928年5月斯大林向未来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干部详细比较了革命前后不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商品率，革命前，地主生产的粮食的商品率为47％，富农为34％，贫农和中农为14.7％，总计商品率为26％；革命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粮食的商品率为47.2％，富农为20％，贫农和中农为11.2％，总计为13.3％。在详细比较以后，斯大林明确表示：“这就是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不能把我们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看作简单的偶然现象。”[22] 既然粮食收购遇到的困难不是偶然现象，困难就不是某个应急措施可以解决的。既然困难的根源在于苏联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又是苏共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结果，最终解决粮食收购困难的出路也只能是实行政策的根本转变，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时可供苏共选择的只有这样一些方案：1，恢复被十月革命消灭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经济，虽然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一种选择，但有人有这样的想法；2，降低工业增长速度，同时也就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增加；3，集体化，本质上也是要建立一种大经济；4，继续保持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但要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纵向集体化。

斯大林实际面临着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的难题。根据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成果，斯大林提出了问题：“出路究竟何在呢？”回答是，首先出路在于从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其次在于扩大和巩固原有的国营农场，建立和发展新的大规模国营农场；最后，出路在于不断提高中小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23] 一旦得出了如此肯定的结论，苏联经济政策的大转变就不可避免了。

将斯大林的分析与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进行对比，不难看出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对斯大林的影响。的确，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给了斯大林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11年后，在1939年召开的苏共18大，斯大林在自己的报告中还不断强调：著名的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同志计算出，战前50亿普特的粮食总产量中，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粮大约13亿普特，当时粮食生产的商品率达到了26％。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粮食产量的商品率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涅姆钦诺夫同志认为，大生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1926—1927年的产量的商品率大约为47％，个体农户经济的商品率大约12％，现在我国农业是世界上商品率最高的。[24] 能够得到斯大林如此高度评价的经济学家，除了涅姆钦诺夫可能再无他人。而且，如果没有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斯大林是否会在1928年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或者是否会以农业集体化的方式来结束新经济政策，显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С.Г.Кара-Мурза,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Книга1, http: //www.kara-murza.ru/books/sc_a/sc_a_content.htm。

[2]Charles Bettelheim.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1917—1923[M].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p236.[3]Abalkin, The Russian School of Economic Thought, Russian Social Science Review, vol.43, no.2, 2002.[4]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页。

[5]列宁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

[6]列宁全集：第二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7]列宁全集：第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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