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课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背景及佛教艺术

第一篇：第七课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背景及佛教艺术

第七课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背景及佛教艺术

教学要求：

使学生了解魏晋风度及石窟艺术基本知识。

教学重点：

佛教美术传承的文化轨迹

教学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美术发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和过渡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美术自身的各个方面都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玄学兴起并成为显学，实质上是自战国、秦汉以来各种哲学思想对世界本质探求的继续和深入。经过战国秦汉以来的哲学思辩，中国的思维模式已实际上成为一种无本体终极的思想。原因在于哲学思辩的逻辑起点已经不是在某一具体的概念之上了，而是转向了“存在”与“存在”的关系之中。

玄学是较早的成体系的以“存在”之间的关系为逻辑起点的哲学思辩。首先，玄学将世界之本元归纳为“有”“无”之间，“玄而又玄不可道也”。对“有”“无”之关系进行审视，晋而推泛至“生”与“死”、“本”与“末”等等。同时，玄学思想又是游弋于先前诸家学派之间的哲学：“以儒释道”、“以道释儒”、“儒道释佛”。这分明就是基于不同思想之“关系”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哲学思维。对于思维活动本身的关注取得了与对思维结果同样的重视，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点——终极概念的缺失使得思维活动本身得到彰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兴盛，除了**时代人之心灵慰济的需要，另外也是玄学思维模式作用的必然结果。玄学的“有”“无”之间的思维模式从原理上消除了不同思想、不同哲学之间身份认同上的障碍——“万物皆自有无之间”。更重要的是，思维起点始自“有”“无”之间，实质上就是允许了用一种已在的思想或哲学去对另一种待解释的思想或哲学进行全方位的解构与重组，使之纳入已在的思维框架之中，并最终实现同化。因此可以说，玄学不仅仅是魏晋时代的显学，而且又是各种哲学思想之“哲学的哲学”。

伴随着玄学清谈对“有”“无”的探讨，出现了对于“形式”问题的讨论，具体是指“形式”与“内容”之关系的讨论，如王弼关于语言本身的表达能力与人之精神的关系的讨论。在这种氛围下，美术自身的问题成为自觉，出现了大量的绘画理论的著作，正式探讨美术形式与美术内容之关系。于是，在此基础上各画科之间也对相互之间 的关系进行讨论，并初步萌发出相互独立存在的各画科。

第一节

社会背景

公元220年，曹操的长子曹丕篡汉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史称曹魏。22l年刘备称帝，建都成都，国号汉，史称蜀。222年孙权称帝，建都建业，国号吴，史称吴。三家鼎峙，互相攻伐，史称三国。经过几十年战争，至265年，司马炎篡魏称帝，同年灭蜀，改国号为晋，建都长安，史称西晋，280年灭孙吴，结束三国混战的局面，统一全国。晋室经八王之乱于317年被迫南迁，建都建业，史称东晋，与北方五胡十六国隔江对峙。南方历宋、齐、梁、陈之更替，北方经北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之变迁，史称南北朝。581年杨坚代北周称帝建隋，589年攻灭南方最后一个王朝陈，统一全国，建都长安，结束长达三百多年的混战局面，为唐代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既是一个大混战的时代，又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既是外来文化源源输入和科技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文学艺术不依附于权势而进入自觉的时代；同时，也是宗教迷信大泛滥的时代。当时的思想界极为活跃。科学文化及文学艺术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魏晋世道混乱，武人弄权，多务实际，礼教束缚遂被打破。曹氏父子推波助澜，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义，文人思想随之解放，清谈之风大兴，魏晋风度成为时代思想解放之标志。南北隔江对峙，战争频仍，生灵涂炭，人们心情苦闷，急需精神寄托之所，佛教乘隙而兴，开窟造像活动相继而起，翻译佛经、研讨佛理形成风气。注重自我心灵净化，成为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文人学士思想行为的突出特点。

与汉代文人相比，魏晋六朝文人淡漠世事，隐居之想颇浓，其思想由外用变为内省，影响于艺术，则表现为艺术已不全为称扬礼教而作，陶冶性情的娱乐功能被强调出来，两汉之载道文艺观变为魏晋六朝之缘情文艺观。载道强调文艺的从属地位，缘情则突出文艺本身的特性，文艺的独立性得到增强。山水诗画的兴起，开辟了新的审美领域，山水、花鸟呈现出独立发展的趋势。山水被视为卧游之景、畅神之具。人物画由两汉的重外形变为重神韵，以形写神说、气韵生动说应运而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特点：

其一、是产生了帝王画家和专职的文人画家。帝王带头搞书画，极大地提高了书画的地位，文人画家深得最高统治者的宠爱和社会敬仰，提高了书画和书画家的身价。文人登上画坛，专职文人画家出现，打破了皇家垄断画坛的局面。绘画进入独立发展的新时代。

其二，宗教美术题材为艺术家提供了自由想象的余地，加之有外来佛教美术可资借鉴，画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对艺术水平的提高极为有利。

其三，产生了系统的文艺理论和画论。以形写神说的理论成为画家自觉的指导思想。

其四，中外艺术的融合，提高并丰富了绘画的表现技巧，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疏密二体绘画风格产生。

其五，绘画技巧有明显进步，刻画形象的能力有很大提高，设色更加丰富，人物画开始有丰富的背景。水墨与丹青开始有独立迹象，对色彩提出的“炎绯寒碧，暖日凉星”表明画家对色彩冷暖性格已有明确认识。

第二节

魏晋风度

一、魏晋风度的概念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的演讲。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这就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二、“魏晋风度”的社会体现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晋风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风采。

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至于前前后后而遭殒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泽厚、余秋雨都曾列过清单加以追悼。原来篡位者竟是这么振振有词，原来杀人者真是这般有恃无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压抑的恐怖，致使魏晋文人一边精心避祸，一边强行理解，仓猝之间行为乖张，出现了种种独特的风度。

魏晋风度究竟是什么？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清谈、吃药和喝酒，组成了风度中的风度。

清谈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词最初使用于东汉末年，可见当时的文人对著名的东汉宦祸是何等的同仇敌忾，这种传统也使魏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不文人相轻的时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头把交椅孔融就是死于多嘴，于是正始名士转而清谈不涉及时事的老庄哲学，何晏、王弼还以“无”字对宇宙的追问开辟了本体论的哲学天地。但何晏是不该带头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随后竹林七贤接班清谈，且一齐喝酒，嵇康还独个儿坚决吃药，结果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了天机：加夏侯玄在内吃药的三个都被杀，只喝酒的阮籍混过去了。

窃想，药使人死，酒使人活，无非因为药越吃越笔挺，酒越喝越摇晃，正的都得杀，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纸黑字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不与司马氏谈婚论嫁是因为连续醉了两个月：正的杀以示严厉，歪的留以示宽宏，司马昭的两手，不亚于曹阿瞒的两手。精通文史哲、会耕地施肥、开处方、打铁的嵇康，就这样弹完了人世间最后一曲《广陵散》。第四代清谈核心是谢安。倘若说，起初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

与山巨源绝交书

〔三国·魏〕嵇康

【作者小传】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省宿县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为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学问渊博，而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因拒绝与当时掌权的司马氏合作，对他们标榜的虚伪礼法加以讥讽和抨击，直接触犯了打着礼教板幌子的谋夺曹氏政权的司马昭及其党羽，结果遭诬被处死。他临刑的时候，有三千名太学生请求以他为师，可见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声望。他的散文长于辩论，思想新颖，析理绵密，笔锋犀利，往往带有愤世疾俗的情绪。有《嵇康集》。

【题解】山巨源，名涛，河内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人，与嵇康等友好，为“竹林七贤”之一。这封信是嵇康听到山涛在由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想荐举自己代其原职的消息后写的。信中拒绝了山涛的荐引，指出人的秉性各有所好，申明自己赋性疏懒，不堪礼法约束，不可加以勉强。他强调放任自然，既是对世俗礼法的蔑视，也是他崇尚老、庄消极无为思想的一种反映。全文奋笔直书，说理透辟，文词犀利，字里行间洋溢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兀傲情绪，具有鲜明个性。

当然，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说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魏晋风度的极致，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三、魏晋风度与佛教的关系

佛教自东汉明帝（58－75年）时传入中国。佛教于东汉方兴之时，所谓术士养生之道，与道教的道术颇和。此间，大乘、小乘都已传入并有所发展。名僧多宗大乘。

“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

“学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静矣。——《四十二章经》

魏晋南北朝僧侣多好老庄，议论时多以老庄解佛理或以佛教解老庄。此时的名僧亦是名士，于佛于道，颇入其微。此间名僧以支盾、慧远、僧肇、僧璨为代表。

1． 心无义。

“心无者，无心于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僧肈《不真空论》（破三家之说：本无、心无、即色）

2． 即色义。

“夫色之性也，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支盾

3． 本无义。

“无在元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故称本无。”——昙济《六家七宗论》

4． 不真空义。

僧肈的《不真空论》，其主旨于印度的般若学颇近。“非有非无”，即有即无，“不落二边”。物无自性，皆随姻缘生灭。

四、魏晋风度的基本主题或特征

1． 自然的发现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宗白华《美学散步》，第183页。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陶渊明《归园田居》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登池上楼》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 《晚登三山还忘京邑》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

“以玄对山水”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嵇康

2． 深情的发现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陆机《文赋》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

——阮籍《咏怀诗》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晋书·阮籍传》

3． 玄谈

或称之为清谈。以三玄为宗：《周易》、《老子》、《庄子》。魏晋真名士，非于世无涉，在其放达归隐之际，心怀家国、人事，然世道不济，才无所用，故多为出世之流。清谈，一则因其社会，一则因其情节清逸。所论者，皆为老庄之言，志在玄远高洁之境。

4． 越明教而任自然

越明教者，任自然。放达无羁，不事权贵，既于入世之时，亦心怀出世之志。所谓“形在庙堂之上，而心怀江湖”是也。此间真名士，性真情纯，形容俊逸飘洒，常为越礼之姿势仪态。后人多垢之。然真名士者，非为作态效颦，率性之举也，以成就一潇洒之人生境界。

魏晋间，名士多为文学艺术名流，其作情真、自然，如出水芙蓉，一反错彩镂金之俗美，佑军之书清洒飘逸，一反隶书之厚重之气。陶诗亦清纯淡雅，入于悠然之境。明教多入世之志，虽有入世之志，然多以礼教、名实束人，况乎其间家国之乱甚矣，故魏晋之流多退而任自然。

魏晋之风，可谓人、文自觉之肇始，思想解放发端也。

5． 音容笑貌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惟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时人目王佑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同上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同上

第三节 石窟艺术

一、佛教东渐与石窟艺术大发展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说法不一，多数专家认为，西汉末传入中国，东汉时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南北朝时期大发展，唐时达极盛。为了宣传佛教教义，为佛徒提供崇拜对象，历代统治者都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营建石窟，绘制壁画。中国石窟造像，最初是摹仿外国的，或是由外国艺人直接制作。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崖刻舍身饲虎图像，为我国现存佛教造像中最早的实物，系东汉末年即公元二世纪所作。中土僧寺之建始于东汉明帝的白马寺，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隋唐。我国现存石窟主要有：新疆克孜尔石窟、库木士拉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甘肃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南北石窟寺、马蹄寺石窟、水帘洞石窟拉硝寺，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以及河北响堂山石窟等（唐以后者另计）。其中保存壁画较多者，主要有克孜尔石窟和敦煌石窟。此外，龙门石窟内有一些精彩的浮雕线刻画。

二、重要石窟寺 1.新疆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七公里处，凿建于木札特河河谷北岸悬崖上，现有洞窟236个，是天山南北最大的石窟群。开窟年代约在公元三世纪，至唐代吐蕃废弃。

克孜尔壁画以其带有明显的外来影响和鲜明的龟兹风格著称于世。壁画手法取凹凸法，注意烘染，富立体感。壁画布局统一中有变化。壁画内容大同小异，但形象多样。男女老少、高矮胖瘦、性格刚柔，神态各异；飞禽走兽、花草树木，栩栩如生。如224窟顶部的《子母鹿图》画子鹿正在吮奶，母鹿回头爱抚地嗅子鹿，线条简练，色彩单纯，母子之情，真切感人。

克孜尔千佛洞中的独幅画主要有焚棺图、涅槃图、说法图和娱乐太子图，多画在洞窟的显要位置。其中“娱乐太子”是克孜尔千佛洞中反复出现的题材。所谓娱乐太子是指净饭王夫妇为了不使太子出家，用美女笼络太子的情景。如118洞北壁《娱乐太子图》（图5－2）将释迦绘于画面中心，四周围以伎乐、舞女和露出妖淫媚态之宫女。在女色诱惑面前，太子无动于衷，面带愁容，表现了释迦为实现远大理想不为女色所动的高尚品质。画面四边以二方连续的缠枝莲为饰，显得富丽堂皇。

克孜尔石窟118洞北壁《娱乐太子图》

《说法图》在克孜尔千佛洞中是更为多见的题材，多画在洞入口上方半月形壁面上或中心柱正壁上方半月形壁面上。画家巧妙地利用这块半月形壁面，把释迦画在正中，显得高大而突出，再围以弟子，造成了众星拱月的效果。如80洞正壁《说法图》（图5－3），释迦身着薄衣透体袈裟，稳静端坐正中，其左侧弟子们皆头戴宝冠作女相，衣装华丽耀目，表情均作微笑状，气氛温和静穆；其右侧弟子们则多着龟兹时装、作男相，表情激烈，面容威武，有的蓝胡子满腮，有的红胡子遮面，作出不驯服的姿态。画面一刚一柔，一温一烈，动静各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克孜尔石窟80洞正壁《说法图》

2.敦煌石窟

在晋废帝太和元年（公元366年），有个对佛教很有修养的乐尊和尚，从远道西游到沙洲（今敦煌）东南角一座有三个耸立危削的山峰，名为三危山的地方。太阳快要沉入无边无际的沙漠里了，和尚还未找到住处，四顾苍茫无着落。正在这时，眼前忽然出现奇景，迎着夕阳，那三个高耸的山峰发出灿烂的金光。当时在和尚的幻觉中，好像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虔诚的和尚被突然的奇景惊呆，情不自禁感叹道：“这是圣地呀”，欢喜之极，顶礼膜拜，便许下了造窟的誓愿。其实，和尚看到的是三危山含有矿质的山石在夕阳反射下的效应罢了。从此，他到处化缘筹资，请来工匠，在这沙漠上开凿起石窟来。这就是后来被称作第一石窟的乐尊窟。

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许多善男信女来顶礼朝拜。建造石窟者也随之多起来，开始从和尚到王公贵族，又由地方大小官吏、有钱商人到普通百姓。根据自己不同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在那里布施不同功德。到唐朝武则天时已成为拥有1000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了。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通向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丝绸之路”。千百年来，碧天黄沙的丝路贯通着中西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而敦煌，地处丝路南北三路的分合点，当年曾是一座繁华的都会，贸易兴盛，寺院遍布。以艺术形象宣传思想的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沿路留下了大量的石窟文化遗产，其中以莫高窟为主体的敦煌石窟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

敦煌石窟是敦煌郡内诸石窟的总称，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五个庙石窟等。其中莫高窟建窟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其余诸窟，均系莫高窟的分支。

莫高窟在今甘肃省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与三危山之间的断崖上，开凿于苻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说开凿于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一千多年间凿窟建寺活动从未中断。现存洞窟492个。木构建筑多已毁灭，仅存唐宋木构窟檐5座、彩塑2000余躯，壁画45000余平方米。

彩塑及其艺术特征。莫高窟属于玉门系砾石，不适合雕刻，故大多为泥塑，现存者包括圆雕、浮雕、影塑，大小3000余身。其中基本完好的1400余身。但大多已经后代重塑或装銮，有的已失原貌。早期（北凉、北魏、西魏）彩塑的主要内容有弥勒像、思惟像及表现释迦生平事迹的苦修、降魔、成道、说法等像。其形像组合，北魏、西魏多为一佛二菩萨，北周多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形像风格明显的分为两种，一种是西域式，圆脸、直鼻、体壮、半裸披巾，衣纹密集，如曹衣出水，有犍陀罗遗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禁穿胡服。此后敦煌所建窟之塑像及壁画，均为中原汉式，面目清秀、褒衣博带，高冠大履，风流潇洒，俨然南朝士大夫风貌。

敦煌石窟 北凉《交脚菩萨》

敦煌石窟 北魏彩塑一铺

敦煌石窟 北魏彩塑佛苦修像

敦煌石窟，北魏《思维菩萨》

敦煌石窟 彩塑菩萨

壁画内容十分丰富，大体可分为：①佛、菩萨及天神像；②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及与此有关的因缘故事；③中国传统的神话题材故事；④经变故事；⑤佛教史迹故事；⑥供养人；⑦装饰图案和建筑图。早期（北周以前）壁画主题侧重宣扬忍辱、苦修、无原则的施舍和自我牺牲，即以“六度”为基本内容。主要包括“萨埵那舍身饲虎”（图5－4）、“尸毗王割肉贸鸽”、“虔者尼婆梨王剜身燃千灯”、“沙弥守戒自杀”、“须者提搬兵复国”等，系佛教本来的传统题材，与隋唐壁画以表现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变为主，宣扬欢乐和幸福的主题大相径庭。

敦煌石窟《萨埵那舍身饲虎》

壁画的表现形式，早期简单粗率，后期复杂严密。北凉多采取主体式单幅画并列的组画形式，如275窟的“尸毗王割肉贸鸽”。北魏和北周多为横卷式连环画，画面出现几十个情节，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构图多变而巧妙。画面布局主要有四种形式：其一，从一头向另一头按顺序横排下去，如296窟（北周）的“五百强盗成佛”（图5－5）；

敦煌石窟《五百强盗成佛》

其二，波浪式构图，如296（北周）的“微妙比丘尼现身说法”；其三，从两头开始，到中间结束，如257窟（北魏）的“郯摩迦深山奉亲”；其四，是螺旋形（或曰S形）构图，如290窟（北周）的佛传故事图。

敦煌壁画技法的演变过程大致是：隋代以前铁线描，土红线打轮廓，赭色晕染明暗面，再赋色，最后用墨线提醒。隋代画面趋于细致繁丽，把西域的凹凸法与中原的染色法结合起来，孕育了唐代的新画风。唐以后出现兰叶描，土红线打轮廓、墨线提醒，着色浓重，丰富华丽，画面显得金碧辉煌。也有以线为主体的，充分显示线描本身的美感。宋元出现折芦描和钉头鼠尾描，线描的适应能力进一步加强，宋元壁画的色彩趋于冷瑟单纯，突出线描的表现力。

3.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西郊16公里处的武州山北崖上，现存洞窟53个，现存造像5l000余尊。

石窟寺初建于北魏中期，由皇室直接经营。北魏天兴元年（公元398年）由盛乐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方佛教曾一度兴盛，太武帝灭佛以后暂时受挫，不久文成帝登基又恢复佛教。从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开始，云冈的造像活动与北魏政权相始终，从未中断。

北魏在云冈从事造像活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从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至献文帝皇兴五年（公元471年）为第一阶段。此间北魏政权稳固，社会比较安定，造像活动也处于兴盛状态，有名的昙曜五窟就是这个时期造建的。昙曜五窟中第18、19、20三窟在全云冈石窟中开窟最早。19窟为这一组的中心窟，内容为三世佛。主尊释迦牟尼坐像高16.8米，偏袒右肩。另二身倚坐佛雕在左右耳洞中，均高8米。第20窟正中雕释迦坐像（图5－6），着右袒袈裟，结跏跌坐，高13．7米。两侧雕二立佛，构图呈金字塔形。第18窟居中主尊立像毗卢舍那，身披千佛袈裟，偏袒右肩，右手按衣结于胸前，左手自然下垂。第17窟正中雕交脚弥勒像，高15.6米，着偏袒左肩袈裟，薄衣贴体。第16窟雕释迦立像，高13.5米，褒衣博带，施与愿印。昙曜五窟的开凿，主要目的是为皇帝祈福，因此追求皇权与神权结合的艺术境界，成为五窟造像的突出特点。

云冈石窟 第20窟释迦坐像

孝文帝继位后至迁都洛阳前的20多年间（公元465-494年）是北魏营建石窟最兴盛的时期。中期造像的目的主要是为僧徒和上层官僚提供禅观对象，因此明显趋于中国化和世俗化。与内容相适应，中期造像在艺术手法方面也灵活多样了：技法进一步成熟，形象个性鲜明，内心刻划入微。如第5窟明窗左下的菩萨（图5－7），面相清秀，双目微启，头略低垂，口含微笑，表情异常温静恬美，俨然一位纯真俊俏的北方少女形象。此像雕造手法洗练，眼、眉、口、鼻大胆的用线处理，清晰明快。

孝文帝迁都（公元494年）之后，营建石窟的中心转移到了洛阳，云冈的开窟活动进入末期。目前发现最晚的纪年题记为延昌五年（公元516年）。

4.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之南25公里的龙门山。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年（公元494年）由平城迁都洛阳，于是龙门继云冈之后而成为皇室贵族开窟造像的活动中心。孝文帝元宏（公元467-500年）推行汉化的结果，使得龙门北魏的造像一改云冈一期形象特征，除古阳洞中个别龛像和魏字洞造像因系迁都前所建，尚保留一期特征外，其它均明显汉化。古阳洞主尊及胁待菩萨，宾阳中洞、火烧洞、莲花洞、石窟寺等都是这个时期开凿的。

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南部，在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是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正壁雕一佛二菩萨二石狮，南北两壁各凿三层像龛，龛内雕像（佛或菩萨）。窟中列龛大小数百个，雕造装饰十分精美华丽。特别是在额和龛额的设计上，诡形奇制，变化多端，刀法圆润流畅。雕像背光及龛楣雕以火焰纹、缠枝莲、飞天、伎乐、佛传故事，供养人等，亦极精雕细刻之能事。龛间之礼佛图、飞天、佛传故事等更是雕绘结合的精品，如北壁二三层间的一幅礼佛图浮雕，描写了北魏上层贵族妇女礼佛的行列，画面人物体态修长，衣纹流畅，有迎风飘舞之势。

河南龙门石窟古阳洞礼佛图浮雕

宾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北部，是龙门石窟中继古阳洞之后开凿的第二大窟，由皇室直接经营，在北魏龙门石窟中具有代表性。从景明元年（公元500年）至正光四年（公元523年）仅完成了宾阳中洞，北魏政权即已覆灭，南北二洞由隋唐续毕。宾阳中洞造像组合为正面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南北二壁各为一佛二菩萨，洞门外两侧各有一力士，整体布局严整，主次分明，有很强的感染力。正壁主尊体积最大，通高8.4米，几乎充满正壁。繁复的头光组成灰色背景，衬托着主尊头部。主尊面容端庄，大耳轮，眉高而长，形如初月，双目广长微下视，神情严肃而慈祥，手足指短而厚，严格按照佛教规定的“八十种随形好”塑成。在北魏石窟造像中，宾阳中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无论从整体设计，形象布局，性格刻划，或从雕琢技法等方面看，都是十分成功的。

河南龙门石窟宾阳洞正壁主尊

莲花洞位于龙门西山中部偏南，开凿于北魏晚期，洞中最有特色，最有艺术价值者是窟顶莲花图案藻井和龛楣浮雕伎乐天及龛内佛传故事。

5．巩县石窟

位于河南巩县西北7.5公里的洛河北岸，石窟开凿在邙山岩层上。创建于北魏晚期，原名希玄寺。现存大窟5个，摩崖大像3尊，佛龛约1000个，摩崖造像龛238个，总计造像7700余尊，铭刻186方。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至唐宋。此处造像风格与龙门近似，但规模小。其中之飞天、帝后礼佛图艺术价值较高，堪称佳作。

河南巩县石窟飞天

6.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在甘肃天水县东南45公里处，秦岭山脉西端。现存洞窟194个，泥塑像、石雕像7000余身，壁画1300多平方米。据今存第115窟张元伯造麦积石室一区并发愿文墨迹，此处造像始于宣武帝景明三年（公元502年）九月，但从造像风格看应始于十六国。大致可分三期：一期为前秦至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前（约公元384-494年），塑造手法接近云冈昙曜五窟。二期自太和年间至北魏亡（约公元495-534年）。此间由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民族间进一步融合，南朝文士风度直接影响到北朝艺术。三期为北周至隋统一（约公元557-581年）。此间出现了麦积山凿窟以来规模最大、结构最宏伟的崖阁式大窟，如位于东崖最高处的第四窟（俗称七佛阁、散花楼）。北周时期更多地是流行中小窟龛，北周造像特点明显，完全摆脱北魏以来流行的那种秀骨清相形，代之以敦厚壮实的崭新风格。隋继承北周传统而更趋简化。

麦积山石窟雕塑，充分发挥泥塑的特点，塑绘结合，线面结合，较之石刻变化丰富。有的外表朴实无华，内涵丰富，以“写意”取胜，如123窟（属二期）右壁坐佛两旁之童男童女，虔恭侍立，面庞圆润，表情淳真，女童头梳双髻，穿厚圆领束胸长裙，衣纹只以阴线刻出，整体感颇强。有的以华丽繁褥见长，如 85窟（属二晚期）右壁的坐佛。

麦积山石窟123窟北魏雕塑《女侍童》

综观南北朝的石窟艺术，可以明显地看出，作为外来艺术，初被引入中国时，开始总不免带有生吞活剥的成分，但很快就中国化了，从洞窟形制到形象服饰乃至精神气质，都换成了中国人熟悉的式样。佛教艺术追求的是一种崇高美，它要为人们创造一个倾心向往的彼岸世界，佛教形象是可敬可亲但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秘群体，佛教石窟圣地几乎都无例外地选择在远离闹市、山清水秀的幽僻之处，因为环境本身容易引起人们对另一世界的联想。佛教教义宣扬众生平等，可是佛国世界却等级森严，在艺术处理上采取了“不平等”的形式：佛居中心位置，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侍立两旁，如众星托月。主尊一般个体大，型体厚、表面平、形式稳，与其严肃的表情相一致，而弟子或菩萨一般则个体小，型体薄，表面圆，体态富动感，与其轻松的表情相统一，构成了主次分明、动静相间的整体，取得了感化人心的效果。

原文：

嵇康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尝谓之知音。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功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飧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驰之阕；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庭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钩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注1]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始终，真相知也。足下见直木必不可为轮，曲者不可为桷，盖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自卜已审，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忄良忄良liang)，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以此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淹，而能不营，乃可贵耳。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共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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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1〕，吾常谓之知言〔2〕。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3〕，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4〕，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5〕，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6〕，多可而少怪〔7〕；吾直性狭中〔8〕，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9〕，惕然不喜〔10〕，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11〕，手荐鸾刀〔12〕，漫之膻腥〔13〕，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14〕，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15〕。老子、庄周〔16〕，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17〕，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18〕！又仲尼兼爱〔19〕，不羞执鞭〔20〕；子文无欲卿相〔21〕，而三登令尹〔22〕，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23〕。所谓达则兼善而不渝〔24〕，穷则自得而无闷〔25〕。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26〕，许由之岩栖〔27〕，子房之佐汉〔28〕，接舆之行歌〔29〕，其揆一也〔30〕。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31〕，殊途而同致〔32〕，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33〕。且延陵高子臧之风〔34〕，长卿慕相如之节〔35〕，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36〕，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37〕，母兄见骄〔38〕，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39〕，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40〕。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41〕。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42〕，不攻其过。又读《庄》、《老》〔43〕，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44〕。此犹禽鹿〔45〕，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46〕，则狂顾顿缨〔47〕，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48〕，飨以嘉肴〔49〕，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50〕，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51〕。至为礼法之士所绳〔52〕，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53〕。吾不如嗣宗之资〔54〕，而有慢弛之阙〔55〕；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56〕；无万石之慎〔57〕，而有好尽之累〔58〕。久与事接，疵衅日兴〔59〕，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60〕，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61〕，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62〕，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63〕，性复多虱〔64〕，把搔无已〔65〕，而当裹以章服〔66〕，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67〕，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68〕，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69〕，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70〕，则诡故不情〔71〕，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72〕，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73〕，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74〕，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75〕，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76〕，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77〕，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78〕，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79〕，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80〕，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81〕，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82〕，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见直木不可以为轮，曲木不可以为桷〔83〕，盖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业〔84〕，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85〕。不可自见好章甫〔86〕，强越人以文冕也〔87〕；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88〕。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89〕，去滋味〔90〕，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91〕，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自卜已审，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92〕，令转于沟壑也〔93〕。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94〕，如何可言！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若嬲之不置〔95〕，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96〕，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以此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97〕，无所不淹〔98〕，而能不营〔99〕，乃可贵耳。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100〕！若趣欲共登王途〔101〕，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怨〔102〕，不至于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103〕，欲献之至尊〔104〕，虽有区区之意〔105〕，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106〕。嵇康白。



嵇康谨启：过去您曾在山嵚面前称说我不愿出仕的意志，我常说这是知己的话。但我感到奇怪的是您对我还不是非常熟悉，不知是从哪里得知我的志趣的？前年我从河东回来，显宗和阿都对我说，您曾经打算要我来接替您的职务，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实现，但由此知道您以往并不了解我。您遇事善于应变，对人称赞多而批评少；我性格直爽，心胸狭窄，对很多事情不能忍受，只是偶然跟您交上朋友罢了。近来听说您升官了，我感到十分忧虑，恐怕您不好意思独自做官，要拉我充当助手，正象厨师羞于一个人做菜，要拉祭师来帮忙一样，这等于使我手执屠刀，也沾上一身腥臊气味，所以向您陈说一下可不可以这样做的道理。

我从前读书的时候，听说有一种既能兼济天下又是耿介孤直的人，总认为是不可能的，现在才真正相信了。性格决定有的人对某些事情不能忍受，真不必勉强。现在大家都说有一种对任何事情都能忍受的通达的人，他们外表上跟一般世俗的人没有两样，而内心却仍能保持正道，能够与世俗同流合污而没有悔恨的心情，但这只是一种空话罢了。老子和庄周都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人，他们的职位都很低下；柳下惠和东方朔都是通达的人，他们都安于贱职，我哪里敢轻视议论他们呢！又如孔子主张博爱无私，为了追求道义，即使去执鞭赶车他也不会感到羞愧。子文没有当卿相的愿望，而三次登上令尹的高位，这就是君子想救世济民的心意。这也是前人所说的在显达的时候能够兼善天下而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意志，在失意的时候能够独善其身而内心不觉得苦闷。从以上所讲的道理来看，尧、舜做皇帝，许由隐居山林，张良辅助汉王朝，接舆唱着歌劝孔子归隐，彼此的处世之道是一致的。看看上面这些人，可以说都是能够实现他们自己志向的了。所以君子表现的行为、所走的道路虽然各不相同，但同样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顺着各自的本性去做，都可以得到心灵的归宿。所以就有朝廷做官的人为了禄位，因此入而不出，隐居山林的人为了名声，因此往而不返的说法。季札推崇子臧的高尚情操，司马相如爱慕蔺相如的气节，以寄托自己的志向，这是没有办法可以勉强改变的。每当我读尚子平和台孝威传的时候，对他们十分赞叹和钦慕，经常想到他们这种高尚的情操。再加上我年轻时就失去了父亲，身体也比较瘦弱，母亲和哥哥对我很娇宠，不去读那些修身致仕的经书。我的性情又比较懒惰散漫，筋骨迟钝，肌肉松弛，头发和脸经常一月或半月不洗，如不感到特别发闷发痒，我是不愿意洗的。小便常常忍到使膀胱发胀得几乎要转动，才起身去便。又因为放纵过久，性情变得孤傲散漫，行为简慢，与礼法相违背，懒散与傲慢却相辅相成，而这些都受到朋辈的宽容，从不加以责备。又读了《庄子》和《老子》之后，我的行为更加放任。因此，追求仕进荣华的热情日益减弱，而放任率真的本性则日益加强。这象麋鹿一样，选自鲁迅校本《嵇康集》 如果从小就捕捉来加以驯服养育，那就会服从主人的管教约束；如果长大以后再加以束缚，那就一定会疯狂地乱蹦乱跳，企图挣脱羁绊它的绳索，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顾；虽然给它带上金的笼头，喂它最精美的饲料，但它还是强烈思念着生活惯了的茂密树林和丰美的百草。

阮籍嘴里不议论别人的过失，我常想学习他但没有能够做到；他天性淳厚超过一般人，待人接物毫无伤害之心，只有饮酒过度是他的缺点。以致因此受到那些维护礼法的人们的攻击，象仇人一样的憎恨他，幸亏得到了大将军的保护。我没有阮籍那种天赋，却有傲慢懒散的缺点；又不懂得人情世故，不能随机应变；缺少万石君那样的谨慎，而有直言不知忌讳的毛病。倘若长久与人事接触，得罪人的事情就会每天发生，虽然想避掉灾祸，又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还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都有一定的礼法，国家也有一定的法度，我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但有七件事情我是一定不能忍受的，有两件事情是无论如何不可以这样做的：我喜欢睡懒觉，但做官以后，差役就要叫我起来，这是第一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喜欢抱着琴随意边走边吟，或者到郊外去射鸟钓鱼，做官以后，吏卒就要经常守在我身边，我就不能随意行动，这是第二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做官以后，就要端端正正地坐着办公，腿脚麻木也不能自由活动，我身上又多虱子，一直要去搔痒，而要穿好官服，迎拜上级官长，这是第三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向来不善于写信，也不喜欢写信，但做官以后，要处理很多人间世俗的事情，公文信札堆满案桌，如果不去应酬，就触犯礼教失去礼仪，倘使勉强应酬，又不能持久，这是第四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不喜欢出去吊丧，但世俗对这件事情却非常重视，我的这种行为已经被不肯谅解我的人所怨恨，甚至还有人想借此对我进行中伤；虽然我自己也警惕到这一点而责备自己，但是本性还是不能改变，也想抑制住自己的本性而随顺世俗，但违背本性又是我所不愿意的，而且最后也无法做到象现在这样的既不遭到罪责也得不到称赞，这是第五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不喜欢俗人，但做官以后，就要跟他们在一起办事，或者宾客满坐，满耳嘈杂喧闹的声音，处在吵吵闹闹的污浊环境中，各种千奇百怪的花招伎俩，整天可以看到，这是第六件我不能忍受的事情。我生就不耐烦的性格，但做官以后，公事繁忙，政务整天萦绕在心上，世俗的交往也要化费很多精力，这是第七件我所不能忍受的事情。还有我常常要说一些非难成汤、周武王和轻视周公、孔子的话，如果做官以后不停止这种议论，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张扬出去，为众人所知，必为世俗礼教所不容，这是第一件无论如何不可以这样做的事情。我的性格倔强，憎恨坏人坏事，说话轻率放肆，直言不讳，碰到看不惯的事情脾气就要发作，这是第二件无论如何不可以这样做的事情。以我这种心胸狭隘的性格，再加上上面所说的九种毛病，即使没有外来的灾祸，自身也一定会产生病痛，哪里还能长久地活在人世间呢？又听道士说，服食术和黄精，可以使人长寿，心里非常相信；又喜欢游山玩水，观赏大自然的鱼鸟，对这种生活心里感到很高兴；一旦做官以后，就失去了这种生活乐趣，怎么能够丢掉自己乐意做的事情而去做那种自己害怕做的事情呢？

人与人之间相互成为好朋友，重要的是要了解彼此天生的本性，然后成全他。夏禹不强迫伯成子高出来做官，是为了成全他的节操；孔子不向子夏借伞，是为了掩饰子夏的缺点；近时诸葛亮不逼迫徐庶投奔蜀汉，华歆不硬要管宁接受卿相的位子，以上这些人才可以说始终如一，是真正相互了解的好朋友。您看直木不可以做车轮，曲木不能够当椽子，这是因为人们不想委屈它们原来的本性，而让它们各得其所。所以士、农、工、商都各有自己的专业，都能以达到自己的志向为快乐，这一点只有通达的人才能理解，它应该是在您意料之中的。不能够因为自己喜爱华丽的帽子，而勉强越地的人也要去戴它；自己嗜好腐烂发臭的食物，而把死了的老鼠来喂养鸳雏。我近来正在学习养生的方法，正疏远荣华，摒弃美味，心情安静恬淡，追求“无为”的最高境界。即使没有上面所说的“九患”，我尚且不屑一顾您所爱好的那些东西。我有心闷的毛病，近来又加重了，自己设想，是不能忍受所不乐意的事的。我已经考虑明确，如果无路可走也就算了。您不要来委屈我，使我陷于走投无路的绝境。

我刚失去母亲和哥哥的欢爱，时常感到悲伤。女儿才十三岁，男孩才八岁，还没有成人，而且经常生病。想到这些就十分悲恨，真不知从何说起！我现在但愿能过平淡清贫的生活，教育好自己的孩子，随时与亲朋友好叙说离别之情，谈谈家常，喝一杯淡酒，弹一曲琴，这样我的愿望就已经满足了。倘使您纠缠住我不放，不过是想为朝廷物色人，使他为世所用罢了。您早知道我放任散漫，不通事理，我也以为自己各方面都不及如今在朝的贤能之士。如果以为世俗的人都喜欢荣华富贵，而唯独我能够离弃它，并以此感到高兴；这样讲最接近我的本性，可以这样说。假使是一个有高才大度，又无所不通的人，而又能不求仕进，那才是可贵的。象我这样经常生病，想远离世事以求保全自己余年的人，正好缺少上面所说的那种高尚品质，怎么能够看到宦官而称赞他是守贞节的人呢！倘使急于要我跟您一同去做官，想把我招去，经常在一起欢聚，一旦来逼迫我，我一定会发疯的。若不是有深仇大恨，我想是不会到此地步的。

山野里的人以太阳晒背为最愉快的事，以芹菜为最美的食物，因此想把它献给君主，虽然出于一片至诚，但却太不切合实际了。希望您不要象他们那样。我的意思就是上面所说的，写这封信既是为了向您把事情说清楚，并且也是向您告别。嵇康谨启。

第二篇：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盛行的原因

The reason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alligraphy popular

Min Yu

(.School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 China, 550004)Abstract: Th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of prosperity, is by a variety of conditions and reasons.Special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orn live calligraphy artists wisdom and passion, the Han Dynasty calligraphy art foundation, papermaking to mature into the art of calligraphy provides lightweight inexpensive carrier, the invention of paper and promotion, promote social civilization rate rises greatly, also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calligraphy into a brand new era;metaphysics, Taoism Buddhism prevailed, liberated the thought of people, ethnic fusion promoted between ethnic culture and art exchanges, broaden their horizons, expand their minds, enrich people's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and creation the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calligraphy has injected new blood: theoretical writings that lead into the creation of calligraphy conscious stage, people create a unique aesthetic concept, method of creation, style and genre, constructed to“ Saint” Wang Xizhi and his son Wang Xianzhi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instream system;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on the art of calligraphy, general preferences, promot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calligraphy, calligraphy art popular for cultivated soil.Keywords: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calligraphy art;popular;reason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流行的原因探微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流行的原因探微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流行的原因探微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流行的原因探微

余敏余敏余敏余敏

（贵州财经学院教育管理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4）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中国书法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繁荣，是由多种条件与原因促成的。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激活了书法艺术家的灵智和激情，汉代书法艺术的奠基作用，造纸术的成熟为书法艺术提供轻便廉价的载体，纸的发明与推广，促使社会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也使书法艺术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时代；玄学、道教与佛教的盛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民族融合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文化艺术的交流，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展了人们的胸襟，丰富了人们的艺术修养与创作题材，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理论著作的涌现使书法创作进入自觉阶段，人们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审美理念、创作方法、风格流派，建构了以“书圣”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为代表的主流体系；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书法艺术的普遍喜好，促进了书法的推广普及，为书法艺术的

行培育了沃土。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 书法艺术；

流行；

原因

魏晋南北朝书法在我国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的成就和影响，被认为书史上第一座里程碑。这个时期，作为文字的意义，书法完成了隶向楷转化的关键一环。作为艺术的意义，书法在形象、情性与神采上，出现了本质的突破，书法由形体美上升到意境美、神韵美的追求。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物质财富日益积聚扩大, 教育得到逐步推广普及, 中国的书法由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品, 开始变成被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喜好、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从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 到民间知识分子, 学书善书者、欣赏收藏者层出不穷不断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理论的高度来欣赏、创造。随着传刻、摹写、翻印等技术的出现, 书法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涌现出色彩斑斓、异彩纷呈的艺术形式，中国书法艺术开始进人繁荣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流行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1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充满充满充满充满战争和苦难的时代战争和苦难的时代战争和苦难的时代战争和苦难的时代，，激活了书法艺术家的激活了书法艺术家的激活了书法艺术家的激活了书法艺术家的灵智和激情灵智和激情灵智和激情灵智和激情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政局混乱，多灾多难的时代，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政治腐败，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文人们纷纷逃避现实，游山戏水，品藻人物，精神上追求自由和解放，书法创作中追求个性情感的抒发，由隶书衍生出来的楷书、行书、草书逐渐成熟，书法艺术取得空前发展，是我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特别是东晋书法，追求神韵，意趣和创新，讲究个人情感的抒发，书法理念有了质的飞跃和升华，后人称之为“晋书尚韵”。2前朝书法的奠基作用前朝书法的奠基作用前朝书法的奠基作用前朝书法的奠基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继承了东汉书法遗风，隶书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变隶书的波为撇，碟为捺，或横、或勾挑，圆转变为方折，笔画简便而趋于妍美，楷书遂成为主要书体。并且书体出现多样化，草书、行书相继出现，而今草书的出现又促进了行书、楷书的迅猛发展。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独具风格，尤其是北碑书体，他继承了汉隶的笔法，结体严谨，笔姿厚重，沉稳大方，雄健挺拔，给人以粗悍之感，这是由于汉代书法的风神和遗韵所至。东汉开年，书法成为一种艺术。著名学者蔡邕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魏晋南北朝时，众多的书法家创造出风格多样的书法艺术。曹魏的钟繇开始把隶书转化为楷书。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代表作是《兰亭序》和《黄庭坚》等，王献之的书法也极高，被称为“二王”。东汉末，由于书法的大发展，出现了赵壹《非草书》、蔡邕《九势》、《笔论》等论述书法的文章，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势》、卫夫人的《笔阵图》、传为王羲之的《书论》、《笔势论》等著作，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书法的发展和繁荣。3纸的发明与技术改进纸的发明与技术改进纸的发明与技术改进纸的发明与技术改进 3.1纸的发明与技术改进为书法艺术提供了轻便廉价的载体。纸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早期古代人书写用竹简，非常笨重，不利于文化艺术的传播普及。后来人们用缣帛书写，虽然轻巧，但太昂贵，这都限制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东汉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等造成的植物纤维纸，价廉质轻，使用方便。因此，纸的发明与推广，促使社会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也使书法艺术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纸的制造技术进入成熟阶段，不仅能制造白纸、黄纸、青纸等，还能制造五色纸。纸张不仅质地优良，而且外表精美，成为达官贵人馈赠佳品。3.3.3.3.2魏晋南北朝时期，造纸技术有了革新提高。在造纸的原料方面，除用楮树皮外，又开始用桑树皮以及藤皮；在设备方面，创造了帘床模，这种竹制的纸模可以移动，放在框架上，可以反复捞出无数的纸，提高了工效；在加工制造技术方面，加强了碱液蒸煮和舂捣，使纸品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纸的品种也增加了，例如，出现了色纸：以染料染纸增加美观；涂布纸：以涂料涂刷在纸的表面，以解决纸张透印问题和改善光滑度，后来进一步把涂料直接加入纸浆中；施胶纸：在纸张表面涂刷胶矾水，以防止洇水，增加光度。这些高质量的纸，纤维均匀，表面洁白，达到“妍妙辉光”的程度。为防止纸张虫蠹，这时期发明了“潢治法”，就是用黄蘖和雌黄等防虫材料，对纸张进行处理，可以预防纸张被虫蛀蚀。潢治法从此成为造纸技术的传统工艺，被普遍采用。东晋时期，会稽剡溪一带造的藤纸、黄纸，质量上乘，特别受人欢迎。4儒释道融合儒释道融合儒释道融合儒释道融合，，促进思想的解放促进思想的解放促进思想的解放促进思想的解放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家开始碰撞融合，并逐步影响到社会文化的不同层面。书法艺术作为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钟繇、王羲之等书法大家，一改古质书风而流美妍媚，其背后的思想渊源与道家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士人崇道、谈玄是魏晋时期特有的社会现象，老庄思想成为上层知识分子行为的理论基石，而书法则成为他们自我陶冶的重要手段，道家思想促成了书法理论的嬗变，并影响到书法艺术风格的转变。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情感理论和体道理论都有了更加细致、明确的发展。书法艺术家们从艺术本质的角度来分析书法在形式构成上的美学特质，其中道家思想的影响极为明显。整个北朝，佛教大盛，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并进而定为国教，成为统治者的法律标志。随之而起的便是兴建寺庙。仅洛阳一地，寺庙多达1300多所也正是这个原因，随之产生了大量优秀的造像碑记。特别是洛阳龙门大量开凿石窟，造像祈福，造像总数超过万尊，造像题记2000余块，而且内容及艺术风格迥异，使龙门石窟成为书法艺术的宝库。随着儒家思想的衰退，老庄哲学和佛学乘时而起，老庄思想突破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这也为东晋书法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少数民族积极吸收汉族先进文化，推进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不同民族的审美意识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少数民族的豪放不羁，质朴清晰的气息揉进了汉族文化艺术中，同时崇尚雄健强悍的审美心理也在传统运笔结构的基础上产生了积极作用。5书法理论著作以及书法家对魏晋南北朝书法理论著作以及书法家对魏晋南北朝书法理论著作以及书法家对魏晋南北朝书法理论著作以及书法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的促进作用时期的书法艺术的促进作用时期的书法艺术的促进作用时期的书法艺术的促进作用 东汉开始。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书法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更加自觉地向前发展。这不仅是书法流行的重要原因，也是它流行的重要表现。第一步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代崔瑗的《草书势》。该书讲了草书的起源与生命力，运用形象感受阐述了草书艺术的特色。东汉还出现了第一位书法理论家蔡邕。他著有《笔赋》、《笔论》、《篆势》、《九势》等。他从书法艺术角度论证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共同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书法艺术的力度问题。大书法家钟繇的《贺克捷表》被人们誉为“正书之祖”。西晋书法家卫恒的《四体书势》，讲述了书法及其理论发展的历史渊源。在书法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审美理念、创作方法、风格流派，建构了以“书圣”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为代表的主流体系。南朝书法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宋有“四妙”，即指羊欣的真书，孔琳之的草书，萧思话的行书和范晔的草书，在南齐有王僧虔。书法艺术作为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钟繇、王羲之等书法大家,一改古质书风而流美妍媚,其背后的思想渊源与道家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兰亭集序》文学美主要在于“天人合一”的精神的直接呈述，《兰亭集序》的书法美主要在于“天人合一”的直接呈现。主体人格的对象化，自由精神的感性化，自然率直的现实化，生命意识的宇宙化和宇宙精神的主体化，即天人合一的人与物化。所以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研究，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和艺术特点，逐步培养艺术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体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奇魅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出人意料的是，这么一个动荡时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却是有其辉煌灿烂成就的。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文学家、诗人、艺术家。如曹子建、陶渊明、谢灵运、顾恺之等等，而且还前所未有的出现了评论诗、文、书、画的著作。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录》等等。而以论书、品书法的文章为最多，如羊欣、王僧虔、萧衍、陶弘景、肩吾、袁昂等等，都有著述行世。足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之盛为前所未有。6魏晋玄学的兴起为书法提供了强大的理魏晋玄学的兴起为书法提供了强大的理魏晋玄学的兴起为书法提供了强大的理魏晋玄学的兴起为书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论支持论支持论支持 玄学的兴起导致“尚韵”书法氛围的出现.佛教道教的广为传播不仅和玄学一起对书法的理论产生影响,而且诸多的物化成果如写经的兴盛,寺庙、道观以及石窟的林立扩大的书法传播的范围,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带来的书法收藏、品评之风的出现在书法家与爱好者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使书法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最终带来的中国书法史上第一次书法高潮的出现。兴的玄学骤然勃起，被压抑数百年的名、法、道诸家思想重新涌现在人们的思辩领域。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政府不能执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相反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的宽容态度。而且魏晋人尚玄学，“魏晋风度特别重枧从容镇定。喜怒不形于色，担当大事应有雍容气度的‘稚量’；重视对人物的德才、仪表等等品评鉴定的‘品目’、‘品藻’。这些反映到艺术上来，就是一种和恬姨美，在这种美学追求下，书法艺术出现了神韵异常、风度翩匍的行书字体．出现了王羲之这种人品字品高妙的书圣，晋字就具有了与唐诗、宋词、元曲同等的地位。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财富日益积聚扩大，教育得到逐步推广普及，中国的书法由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品，开始变成被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喜好、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中国书法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是由多种条件与原因促成的。造纸术的成熟为书法艺术提供轻便廉价的载体;玄学、道教与佛教的盛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书法艺术注入了新活力;民族融合丰富了书法艺术的题材与风格;理论著作的涌现使书法创作进入自觉阶段;社会各阶层人民对书法艺术的喜爱,为它的繁荣培育了沃土。从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到民间知识分子，学书善书者、欣赏收藏者层出不穷。随着传刻、摹写、翻印等技术的出现，书法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涌现出色彩斑斓、异彩纷呈的艺术形式。书法艺术开始进人自觉的艺术实践阶段，人们不断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理论的高度来欣赏、创造。开始出现了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世家，这一系列的原因促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的流行。启示启示启示启示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充满战争和苦难的时代，仍然激活了王羲之、王献之等著名的书法家，他们创造了许多经典之作。在这个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书法艺术多姿多彩，展现了它的活力和风采，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那么，中国的书法艺术定是残缺的。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因为它不仅展现了中国书术的神奇，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让我们能够体会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我们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艺术中反思，让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及其特点，逐步培养艺术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体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奇魅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三魏晋南北朝书法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书法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着，它用自己独特的魅力踩着历史的舞步烘托出社会的背景和时代的声音。这告诉了我们汉字书法艺术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艺术,它在中国文化的哺育下成长,表现中国文化内韵、传达中国文化精神。随着时代发展和进步的需要,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让世界了解汉字书法、认识中国传统艺术。References（（（（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参考文献））））[1]Li Zhiping.Weijin calligraphy arts,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PHIL 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1998, sixth.李志平.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管窥，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第六期.[2]Zi Fengting.Weijin calligraphy art prevalent reas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forum, 2008.08(upper affairs).訾封亭.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盛行的原因，科教文汇，2008.08（上旬刊）[3]Wang Rongfa.Wang Xizhi of the St.faith in Taoism and calligraphic art, Chinese Taoism, 2009.6.王荣法.书圣王羲之的道教信仰与书法艺术，中国道教，2009.6.[4]Gu Yongzhi.“Preface of Lanting Pavilion”.literature and calligraphy beauty opportunity, Journal of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ol.13.No.4.顾永芝.论《兰亭集序》文学与书法美统一的契机，常州工学院报，Vol.13.No.4.[5]Yu Qianqian.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calligraphy basic content and influenced the later generations,“ popular literature” 2011 the 01 period.宇倩倩.浅谈魏晋时期的书法基本内容以及后世影响, 《大众文艺》 2011年01期.[6]Zhang Kefeng.Wei Jin and South and North Korean theory and painting theory will pas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2007.41-60.张克锋.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画论的会通,《西北师范大学》,2007.41-60.[7]Wu Huiping.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alligraphy study of cultural geography, dissertation, 2003 吴慧平.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文化地理研究，学位论文，2003.[8]Xie Jianjun.Taoism and calligraphic art--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alligraphy theory for example,“ Chinese religion” 2010 the ninth period 谢建军.道家思想与书法艺术——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理论为例, 《中国宗教》2010年第09期.[9]Li Yulong.Chinese Characters Calligraphy Art on modern design, 2011 01 period.李玉龙.汉字书法艺术的现代设计性探析,2011年01期.[10]“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Chinese calligraphy art heyday”, Po artists network, source: Art in the network 2008-03-24.《魏晋南北朝－－中国书法艺术的鼎盛时期》，博宝艺术网，来源:中艺网2008-03-24.[11]Liu Ta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volume”, 2002.12, G3395, Twelfth pages.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2002.12，G3395，第12页.

第三篇：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诞生于古印度。在我国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之间，佛教辗转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隋唐时期是佛教繁荣时期，此后，佛教便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进步。佛学的思想、文化、艺术在中华文化的长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舶来文化，它逐步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推崇，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世界观的整体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宗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它是如何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高度发展繁荣？这是我们主要谈的问题。

佛教的传入，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

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这件事记载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

还有一种说法，汉明帝夜梦神人飞行于殿前，不解，问于群臣。通人傅毅回答道：“此即天竺得道者，号之曰‘佛’。”汉明帝遂派蔡愔等十二人去往西域，求取佛法。永平十年，蔡愔等人用白马将取回真经佛像驮到洛阳。明帝下令敕造精舍，是为白马寺。传说《四十二章经》即在此译出。

传入之事，众说纷纭，或玄幻，或写实，或光怪陆离。但不管怎样述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佛教传入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其作为宗教，在传入时，利用了当时人们神异玄幻的思想观念。佛教传入最初期，信奉者大多是王室贵族，如桓帝宫中立祠，楚王斋戒祭祀。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理解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土黄老之学的无为之道、省欲去奢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出现了以黄老之学解释佛教教义，佛与老子同祭的现象。

与此期间，不少印度西域僧人相继抵达中原，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开始大量译著佛教经典，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乘佛教经法，有的外来僧侣还进行佛法的宣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迷迦谶。西域人士的译著工作，对于中国深入了解和理解佛经义理有一定推动作用。而成书于三国孙吴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更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牟子认为，佛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神仙、真人等有相似之处。《牟子理惑论》的诞生，说明了佛教在中国有其独特的信仰特征，而不像儒学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规范。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使汉王朝土崩瓦解，历史推进到我国自秦统一以来第一次分裂时期——三国时期。黄巾起义是以道教的另一派别“五斗米道”作为思想依托的农民起义。因此，进入三国后，曹魏政权对于道教采取打压的政策。而因早期佛教以道家黄老学说解释教义，所以佛教在此期也受到了禁止。而佛教由于其自身外来特性，加之当时其势力影响还是有限，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后期打击力度有所减弱。所以当道教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机会时，却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并出现了汉人受戒后的“中国第一僧人”朱士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中国再次统一后，佛教发展有了新的趋势，这一时期虽然仍以翻译佛经为主，但佛教思想日趋与西晋时风行之学说——玄学相结合，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即《般若经》越发受到重视。《般若经》是由西晋名僧竺法护历时十多年翻译而成。“般若”意为“智慧”，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合称为“六波罗蜜”，是脱离生死苦恼之方法。《般若经》基本思想是“一切皆空，空即一切。”这与玄学思想有相似之处，迎合了西晋士人尚玄学，尚清谈的意趣。这引起了士人对于佛教的极大兴趣。此后，对于《般若经》研究的士族知识分子层出不穷，一大批著作相继问世，西晋迎来了般若学研究的全盛时期。此时，由于大量外国僧人来华，宣佛讲法，形成了洛阳和长安两大佛教中心。

西晋国祚稍短，五胡祸乱中华，便使中国又一次分裂，而此时的佛教，也随着政治的南北对峙，而逐步形成了佛教南统和佛教北统的变化趋势。南北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佛教的发展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同之处。但总体上，这一时期可谓中国佛教发展集中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爆炸式的影响，崇佛礼佛风气呈上升趋势，佛教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更是成为中国灿烂的文化瑰宝，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段时间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但对于后来隋唐时期佛教发展乃至于而后儒释道三教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晋偏安江南，中原世家大族大举南迁，也将魏晋以来玄学思潮带入了江南这片热土上。由于东晋政权是倚靠这些士族门阀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北方士族在南方势力极大，影响力极大，其士人风气更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风尚。在玄学盛行的背景之下，士大夫崇尚“清谈”。并常与名僧交往，承袭了魏晋时期佛玄交融的思想。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道“然吾人观西晋竺叔兰、支孝龙之风度，东晋康僧渊、帛高座等之事迹，则《老》《庄》清谈、佛教玄学之结合，想必甚早，王、何、嵇、阮之时，佛法或以间为学士所眷顾。”这正是描绘这一现象的写照。玄学清谈和佛教般若学思潮甚至受到东晋帝王的推崇，风靡朝野。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致道安书》中记载“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佛教正是在这样一种玄学思潮“笼罩全社会”的环境下向前发展。正是凭借佛玄之间的特殊关系，佛教成为东晋社会文化领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出现的“贵族佛教”是使东晋佛教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士族名流纷纷与名僧交往，研究佛理，其中不乏地位显赫之人，如丞相王导。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以慧远为代表的“庐山僧团”。他提倡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对当时佛教理论界和世俗士族界都产生巨大影响。

相对于南方，北方的十六国时期的佛教发展则成为了佛窟艺术的展览厅。佛教石窟源于印度，随佛教入华而一并进入中国。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龟兹石窟等都是典型代表。

5、6世纪，北方石窟艺术到达极盛时期，体现佛教犍陀艺术向中国传播渗透。

南北朝时期，我们迎来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我们采取相比较的方式来认识，这样有助于我们厘清南北佛教发展的轨迹，形成一个“整体中华”的佛教发展背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南北双方都对佛教加以利用。利用佛教的教义和理念，对人民大众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强化集权统治。南方统治者重在对佛教教理进行利用。刘宋一代，帝王十分崇佛。侍中何尚之曾说道：“百乡之家，人持五戒···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可见，帝王与臣子对佛教教理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到梁武帝萧衍时期可谓达到极盛。佛教在当时几乎成为了国教，梁武帝本人更是四次“舍身”，捐款亿万两，还试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打压反佛思想。筹资建寺成了当时社会风气。唐代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描绘这时的南朝景象。

北方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则表现在国家对佛教的控制上，利用与限制并存。导致佛教依附于政权得以发展。北魏时期，佛教兴盛发展，却出现了道武帝灭佛事件，大量僧尼还俗，寺院损毁。北周武帝时期也出现灭佛事件。这属于佛教总体发展中的插曲，并未阻碍佛教进步。但从推崇与限制并存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朝统治者在面对佛门人数众多，影响到国家财政税收时，对佛教的打击是赤裸裸的，毅然采取强硬手段。当佛教风气稍弱后，又加以鼓励，以控制百姓思想。北朝对于佛教的管理，还体现在僧官制度上。北魏时期，设立玄昭寺作为管理全国僧众的机构，设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纳三人，以法上为大统。北朝僧官又立沙门统强化管理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朝佛教的独立性减弱，依赖政府政策。北朝名僧道安在《二教论》中，主动将佛教纳入国家意志，借国家力量提高佛教地位。从社会教众发展来看，北朝佛教在民间以广泛传开。南方则主要在士族之间流行。北朝时期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疑伪经，则是佛教大众化的强力证明。我们通常把从天竺取得的经书称为真经，由中国人撰写的佛经称为疑经，或断定为伪经。由于信仰者数量扩大并逐渐下移，使得深奥的佛学经典已经不能满足广大百姓需求。疑伪经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佛教教众基础扩大，信徒民间化、大众化的势头。佛教在这一时期被更多人接受。

从信仰方式来看，南北朝的差别则更加明显。此时南朝对于佛教崇拜的主体仍为帝王和世族大家等上层人群。这些人获得过完备而系统的文化教育，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属于知识精英阶层。他们长期把持着南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脉搏。这些上层人士由于地位较高，身份显赫，所以他们更容易接触到佛学研究精英和名僧，而且这种风气在当时极盛。加之玄学之风挥之不去，清谈仍是士大夫阶层的爱好兴趣。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致使南朝人们对于佛经、佛理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士大夫与名僧对于佛教义理常大加谈论，互相交流观点。政府也重视翻译经书和讲经说法，积极推动佛学著述，出现大量研究作品。所以形成了南朝佛教尚辨析，重义理，佛学研究诸派别形成发展的特点。

相较之下，北方佛教信奉形式则形成了重实修，轻义理的特点，特别重视禅法。由于北朝大量民间信徒，他们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理论基础，难以分析解释深刻的佛学奥义，而“修行”等方面的实践对于他们则更加适合。菩提达摩禅师是北朝时期禅学的重要代表，他以《楞伽经》为指导，展开高度自觉的实践，代表了禅学的发展方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表现在诸多方面，而繁荣之下也蕴藏着诸多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不少专家学者对于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使得我们对于这段佛教文化的看法呈现出多侧面，多角度的特点。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连年战争，社会动荡不安，为佛教发展提供了条件。任何宗教发展都必然依托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宗教的产生能够满足当时人们的心理诉求，提供憧憬希望，那么这种宗教便可得以广泛认可和发展。三国以来，中原地区战火连天，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人们面对悲惨现状渴望摆脱但无力改变。人们渴望从痛苦中解脱，需要宗教作为精神寄托。而佛教的“四谛”说和“十二因缘”说更是迎合了人们的心理。这两种理论，都宣称世界是苦的，而真诚信佛，可以让人摆脱尘世苦痛。佛家“因果报应说”“生死轮回”说，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世积德，则可以升入极乐世界。可见，佛教教义具有一定的麻醉性，并且易懂。这就使得佛教吸引了更多信徒。

二是玄学风气对于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魏晋玄学思想以笼罩之势控制着整个社会。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入华后，面对这样强大的文化气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而佛教文化则另辟蹊径，转而依附玄学，找到自身教义和玄学思想相契合之处，将其放大。巧妙地利用了主流思想，使得佛学思想很快受到了广大社会的认可。并为其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三是统治阶级的支持和鼓励。自晋朝以来，各时期政府都有鼓励佛教发展的政策。无论出于教化百姓的目的也好，或借助佛教加强统治也罢。他们都从客观上推动了佛教的兴盛。以至于佛教成为一种潮流和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崇佛礼佛现象更是在梁武帝时期可以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北方多为少数民族政权，他们认为，自己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相异。佛教也为外来宗教，与中原文化相异，所以，他们自应崇拜。十六国时期后赵武帝石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可见，少数民族君主对佛教的认可。这大大促进了佛教在华兴盛繁荣。

四是佛经的译著和佛学人才的推动。在这一时期，大量佛经传入中国。或由外国人翻译，或由中国人翻译，这是大量佛经流传于社会，佛教思想教义得以广泛传播。其中不乏《般若经》、《维摩诘经》等佛学重要著作。在这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非凡才华的佛学天才，像支谦、道安、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他们对于佛学义理、教义、思想的研究，对于后世佛教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对时人哲学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工作是开创新的。

我们不得不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一种文化，它的发展是惊人的。佛教，在古老的东方，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佛教文化都以一种特殊的姿态，伴随着中华文明一同前进。关注佛教的发展史，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了解，让我们对一定的历史问题和现象，有更宽泛的认识。研究古代佛教兴盛的社会原因, 对于认识现代宗教的流传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方立天，华方田《中国佛教简史》

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社会原因》 张岂之《中国历史》

第四篇：古代音乐史--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汉魏晋南北秦朝时期 1976年春在（秦始皇）墓附近出土了一枚带有（乐府）字样的钟，由此证明（乐府）建立于（秦）。（汉武帝）下令将乐府进行改组扩建。3 汉乐府被撤销是在公元（前6年）。4 汉武帝时的协律都尉是（李延年）。5 汉武帝时乐府最高长官叫（协律都尉）。（李延年）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乐官，其乐官名称叫（协律都尉）。7 李延年用胡曲造（二十八解），所使用的胡曲是《摩诃兜勒》。8 李延年根据胡曲《摩诃兜勒》再创二十八解，《摩诃兜勒》是由（张骞）带入我国的。9 司马相如有一张名琴叫（绿绮），楚庄王有一张名琴叫（绕梁），蔡邕有一张古琴叫（焦尾琴），齐桓公有一张古琴叫（号钟），夏桀有一张古琴叫（妹喜）。10 相和歌是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演唱）形式。相和歌中的但歌进一步发展为用（管弦乐器）伴奏的音乐形式。12 相和歌又称（汉大曲），后来这种音乐形式进一步发展成为（纯器乐合奏）形式，这种纯器乐合奏形式的乐曲又被之为（但曲）。13 相和歌的表演形式是(丝竹相合，执节者歌)。14 汉乐府歌曲是（宫廷）特制的艺术形式。15 相和歌的高级形式叫（大曲）和（但曲）。16 相和大曲是（汉代）的歌曲艺术，它的表演形式是（丝竹相合，执节者歌）.17 相和大曲是相和歌的高级形式，其曲式结构由（艳）、（曲）、（乱或趋）三部分组成。相和歌的歌词大都是叙事性的，它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孔雀东南飞》）。19（鼓吹乐）是汉族原有军乐与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相融合的产物。20 鼓吹乐有（黄门鼓吹）、（骑吹）、（横吹）、（短箫铙歌）。21（杂技）、（幻筹）在汉代被称之为（百戏）。汉代统治者为了发展百戏，大致采取了（四种）措施。张衡的《西京赋》和李尤的《平乐观赋》描写的是（百戏）表演。（京房）这位大乐律学家利用三分损益法的原理推算出了（53）律，他为了凑数，故推算到（60）律。大乐律学家（京房）是（西汉）时期的人。26（七盘舞）与（踏鼓舞）有相似之处。《琵琶赋》是汉代（傅元）所作。这里所说的琵琶是现代乐器（阮）。28 汉代的赵飞燕能歌善舞，并且还能演奏（古琴）乐器。

29（董仲舒）的音乐思想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思想。30 四弦曲项琵琶是公元

（四）世纪传入中国的。31 《蔡氏五弄》是：（秋思）、（渌水）、（幽居）、（坐愁）、（游春）。

蔡邕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大音乐家、琴家、书法家，他创作的著名古琴曲叫《蔡氏五弄》。

曹操的《神龟虽寿》一歌词被乐工谱入乐府相和歌的（瑟调）曲中了。34 佛曲传入中国后是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的新佛曲。35 中国佛曲的草创阶段大约是在（三国）时代。

中国佛曲从开始就植根于民间音乐的土壤之中，但也不能否认或完全否认它仍有原（天竺）音乐的特点。

《兰陵王入阵乐》是指戴面具表演的歌舞，当时叫（大面）。38 踏谣娘这一表演形式产生于（北齐）时代。39 龟兹乐的古产地是现在的（新疆库车）。40 西凉乐的古产地是现在的（甘肃西北部）。41 高昌乐的古产地是现在的（新疆吐鲁番）。

康国乐的古产地是现在的（中亚的撒马尔汗附近）。43 安过乐的古产地是现在的（乌兹别克共和国）。

疏勒乐的古产地是现在的（新疆英吉沙城）。45 天竺乐的古产地是现在的（印度）。

清商乐是在（相和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清商乐乐曲的中间或结尾处常用（和、送）的曲式，采用这种形式主要原因是使乐曲（构成组曲）形式。

吴歌最早是一种（徒歌）形式的歌曲。

西曲发源于现在的（南京以西）地区。是一种（独唱性质）的歌曲。50（北歌）是在我国北方民族中产生的民间歌曲叫（伐北）。51 古琴曲《广陵散》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演奏代表作品。52 古琴曲《聂政刺韩王曲》又叫《广陵散》。

古琴曲《碣石调幽兰》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首用（文字）记载弹奏手法的乐曲。

阮籍创作有一首著名古琴曲流传至今，它叫《酒狂》。

《梅花三弄》原是用（笛子）演奏的乐曲，后改为用（古琴）曲。“三弄”是说（主要曲调）在三个泛音出作了（三次重复）演奏，所以叫三弄。56 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的五弦琵琶用（指）弹。

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的四弦曲项琵琶用（拨）弹。

四弦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在公元四世纪传入我国，当时用的是（皮弦）。59 阮这种器乐是以竹林七贤之一（阮咸）名字命名的。60荜篥这一乐器为

第五篇：第九课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共）

第九课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

及工艺美术

教学要求：

使学生了解三国魏晋南北朝书法及工艺美术基本知识。

教学重点：

魏晋书法的艺术特点 授课过程：

第一节

三国时期书法艺术

汉字书法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与世界各国文字相比，汉字书法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鲜明的民族个性。历来书品与人品有机结合的理论，成为汉字书法艺术的精髓。

三国时期，从书法的历史发展来说，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楷书与草书已日臻成熟。汉字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字体的规范化，而楷书正是规范化的表现，草书则含有实用与审美两方面的功能，它可以大大提高汉字的书写速度，同时，古代“书者，如也”、“书品即人品”等理论在草书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狂放不羁者，表现为书法的豪放飘逸，沉稳成熟者则表现为凝重圆润。当然，这并不是说楷书不具备审美效益，楷书自有楷书的妙处。总之，小小毫锋凝聚着万千品性，奇妙异常。

三国以前，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等阶段，加上楷书、草书，从中可以发现，汉字的发袭规律是由简到繁，繁简交替，又发展演变为由繁到简三大阶段，总的趋势是从繁杂到简单，从难写到易写，这是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必然。

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另一面，是时代决定着书法的发展进程，三国时期，书法艺术的提高有四个方面的社会原因。

其一，魏晋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书法艺术迅速发展变化的基础。钟繇认为“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意谓书法创作犹自然元气赋予万物，从而产生、创造了奇异美妙的艺术。这种崇尚自然、提倡自然天成的思想，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其二，物质条件的进步是书法艺术成熟的前提。此时，作为书写材料的笔、墨、纸、砚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纸张的改良与运用，使笔墨发挥了圆润、柔韧的特长，消除了简帛呆板坚硬的束缚。这为书法各种风格争芳斗艳铺平了道路。同时，楷书的出现，使汉字的实用功能大大提高，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书写的书法家，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其三，碑铭文大量出现，加强了汉字的实用价值，客观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提高。记功刻石，祭祖立碑成为一时所尚，蔡邕就是一个以书写碑文著称当世的著名书法家。

其四，与书法达到繁荣期同步，传统的书法理论与文艺思潮相适应，取得了可喜成就，指导了书法艺术向至淳至美的发展。

有了这几个条件，便奠定了三国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1、钟繇及其书法艺术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

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曾祖父钟皓“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三国志·魏书·钟繇传》引《先贤行状》），祖父钟迪因党锢之祸而终身没有做官。父亲早亡，由叔父钟瑜抚养成人。

传说钟繇小时长相不凡，聪明过人，他曾经与其叔父钟瑜一起去洛阳，途中遇到一个相面者，相面者看到钟繇相貌，便对钟瑜说：“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这个孩子面相富贵，但是将有一个被水淹的厄远，请小心行走）。结果，走了不到十里路，在过桥时，钟繇所骑马匹突然惊慌，钟繇被掀翻到水里，差点被水淹死。钟瑜看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感到钟繇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便加倍悉心培养，钟繇也不负厚望，刻苦用功，结果长大以后便先被当时颍川太守阴修举荐为孝廉，做了尚书郎，并在阳陵（今陕西高陵）任县令，后因病去职。钟繇还在宫中任过廷尉正及黄门侍郎，成为皇帝身边侍从官，董卓之乱时，钟繇随曹操平乱，献计献策，深得曹操重用。当董卓挟持献帝刘协时，钟繇又与尚书郎韩斌一起商议，救献帝出长安，因钟繇屡立奇功，被拜为御史中丞，又迁侍中、尚书仆射，并被封为东武亭侯。钟繇对曹操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当马腾、韩遂诸将恃强居于关中时，曹操便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之职持节监督，终于说服马腾、韩遂诸将。官渡之战时，袁绍与曹操相持不下，钟繇及时送一千余匹马给曹军，为曹操大破袁军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曹操写信给钟繇说：“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对钟繇之功劳予以彰扬。

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战争，钟繇又率军抗敌；不久，袁尚旧部河东太守郭援陈兵河东，气焰嚣张。钟繇部下欲躲避而去，钟繇说：“袁绍正当强盛之时，郭援来关中暗中与袁绍互通情报，郭援之所以没有立即公开与袁绍联合起来，是担心我们的威名，如果不理他们而躲避起来，那么就会让他们感到我们怕他们。这里的百姓都仇恨郭援之兵，纵然我们躲开了，这些百姓能全部躲得了吗?这就是我们没有打仗而先失败了。况且，郭援刚愎自用，头脑简单，一定认为我军很好对付。如果他们渡过汾水安营扎寨，在他们未渡河之前就攻击他们，我们可大获全胜。”这时，马腾又派遣儿子马超带领精兵追击郭援。果然不出所料，郭援不经认真考虑，便欲渡过汾水，众将阻止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当郭援兵还未渡过一半河水时，钟繇率军猛然攻击，郭援大败。钟繇趁机杀了郭援，并同时降服了单于。之后，钟繇又连续打败了河东卫固的叛乱及边境地区张晟、张琰、高干等敌寇的骚扰。立下了赫赫战功。

钟繇曾在洛阳为宫，当时皇帝下诏征河东太守王邑入京，而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不愿应征，百姓亦因王邑政绩卓著而不想让王邑走，于是王邑属下官吏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等分别去找钟繇，要求留下王邑。但皇帝诏书已下，而且新任命的河东太守杜畿此时已来到河东。因此钟繇未答应卫固、范先等人的要求，反而按皇上之意要求王邑尽快交付印绶。王邑一气之下，自己拿着印绶径自从河东来到许昌交给皇帝，钟繇看到事已至此，认为自己失去了职责，没把事情办好，于是上书自劾请罪。

但献帝并未听从钟繇自劾的意见。由此可见，钟繇作为封建官吏，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有功受赏，有过自罚，这种精神、品德足以为后人效仿学习。

献帝从长安迁到洛阳，钟繇又官徒关中，经过几年努力，钟繇使荒凉的地区变得民实殷富，为后来曹操征伐关中各地打下了物质基础，钟繇因此功又被任命为前军师。公元220年魏国建立，曹丕任命钟繇为大理寺卿，后升为相国，廷尉，进封为崇高乡侯。旋又迁职太尉，改封平阳乡侯。深得曹丕重用，曹丕曾对左右大臣称赞钟繇及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公元227年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其食邑人口达到一千八百户，并迁为太傅。可见曹氏对钟繇极为重视。钟繇晚年因膝关节疾病，朝拜皇帝甚为不便，明帝曹睿便让钟繇入朝时免去拜礼。由此还首开凡三公有病皆可不拜之先例。

钟繇因其德高望重，功勋卓越，与曹魏皇室关系极为密切。曹丕早在做太子时，随曹操到孟津征战，听说钟繇藏有一块玉玦，便想得到它，但又难于启齿，便密令别人转为传意，钟繇听说后，马上送给了曹丕。曹丕感动之余，写了著名的《与钟大理书》以示谢意。钟繇也写了回信表达内心隐情，二人关系极为友善。

文帝曹丕还曾赐给钟繇“五熟釜”（一种器皿），而且亲自作铬文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于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

钟繇对国家大事倍加关心，当他看到战争使人口骤减后，便给曹操提议减死刑为肉刑，目的是既惩罚罪犯，又可以推动人口的增长。但没有被朝廷通过。原因是“非悦民之道”。到了文帝时，钟繇再次提及，但还未议审便遇到战事，于是只好作罢。曹睿即位，钟繇第三次上书，阐述恢复肉刑之必要，但最终被以司徒王朗为代表的反对者推翻，明帝曹睿也以吴蜀未平为由而搁置一旁，不复处理。肉刑是一种残酷的刑法，曹魏以前已不复使用，钟繇因要推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主张恢复肉刑，但毕竟它已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土壤，最终没有得以实施。

钟繇晚年经常数日不朝，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人们告诉他，这是个妖怪，你要把她杀了。后来，这个妇人又来找钟繇，不敢向前，站在门外。钟繇问她为什么不进来，妇人说：“您想杀死我。”钟繇说：“没有的事”，说完殷勤邀请，于是妇人便进到他的屋中。钟繇想把她杀了，但是感到杀死她十分遗憾，而且又下不了手。但最终仍砍伤了她的大腿，妇人立即跑了出来，用衣中棉絮擦血，血流满路。第二天钟繇让人去沿着血迹寻找，结果找到一座大坟墓中，棺中有一个漂亮的妇人，外表容貌身体如活人一样，穿着白绸衣衫，坎肩上绣有花纹，左大腿受了伤，妇人用坎肩中之棉絮擦腿上的鲜血。

这个故事当然纯粹是“小说家言”。

钟繇死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四年（230年），死时明帝穿孝衣凭吊，并谥之为成候，下诏赞其“功高德茂。”

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法成就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据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载，钟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韦诞没有给他，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钟繇忽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日，终于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马上命人急救，钟繇才太难不死，渐渐复苏。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块，不理不睬，钟繇无奈，时常为此事而伤透脑筋。直到韦诞死后，钟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这件事也是小说家们的虚构，韦诞比钟繇还晚死二十余年，钟繇怎么能去盗韦诞的摹呢?而且，钟繇身为皇朝重臣，怎肯如此失礼？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为书法的提高确实作了不懈的努力。

另据《书苑菁华》记载，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在学习过程中，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空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谈天，就在周围地上练习。晚上休息，就以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划了个大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厕所中，竟忘记了回来。这说明了钟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在苦练的同时，钟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如经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

钟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对于弟子门生也同样以严要求。据说钟繇的弟子宋翼学书认真，但成效不大，钟繇当面怒斥，结果宋翼三年不敢面见老师。最后宋翼终于学有所成，名振一时。对于儿子钟会，钟繇也常常苦口婆心，百般劝诫，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钟繇、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大小钟”。

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八分书），“行押书”指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一般地认为有“五表”、“六帖”、“三碑”。

“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叫《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但都不是钟繇的真迹。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说，《宣示表》是唐代所传王羲之临本。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以他临摹钟繇的真迹非常成功，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的情况。《宣示表》真迹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说：

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王导）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调元》、《力命》、《贺捷》三表，也是后人临本，但成就亦较高。《荐季直表》可信性最强，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贞观”玉玺，宋徽宗赵佶“宣和”、宋高宗赵构“绍兴”，以及清乾隆“乾隆真赏”等御印，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后几经辗转，毁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今仅存其影印件。

《荐季直表》艺术成就很高，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为“无上太古法书，天下第一妙迹”。

“六帖”指《墓田丙台》（简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简称《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六帖”全部为临本，《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体，是上乘之作。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巳远离钟体。

“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简称《乙瑛碑》）、《魏上尊号碑》、《受禅碑》，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钟太尉书”，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此时钟繇只有3岁，显然是误传。

钟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历代评论成就极高。梁武帝撰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称赞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庚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此外，明岑宗旦、清刘熙载等都给以极高评价。

作为书法家，钟繇对书法的看法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书论较零碎，散见于后世文集中。刘熙载《艺概·书概》云：“钟繇书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也记载有钟繇大致相同的话说：“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以天地、天人来论述书法艺术，指书法艺术中存在的自然之气，把对自然奥妙的领悟运用于书法创作中，可以达到出神入化、赋造化之灵于笔端的境界。正因这种创造与太自然之钟灵毓秀气脉相通，故谓“非凡庸所知”。实际上，这种看法主要指书体的自然流丽，平淡真淳，多天工而少人为。以自然状书势，在书法艺术中追求自然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

卫恒《四体书势·隶势》载钟繇语曰：“鸟迹之变，乃惟左隶，（益蜀）彼烦文，从此简易。焕若星辰，郁劳云市”，此语见于《初学记》，内容主要谈隶书的演变及其笔法。

张彦远《法书要录》收有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所谓十二意指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主要也是指用笔方法、间架结构等。

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竟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昶、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

总之，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作用。

2、其他书家

钟会，字士季，钟繇少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受其父影响，在书法上有独到成就，梁武帝萧衍称其书“有十二意，意多奇妙”（《古今书人优劣评》）。唐代张怀瓘《书断》赞其“书有父风，稍备筋骨，兼美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汉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书法上，学习师宜宫的书法艺术，以善八分著称。后来依附刘表，不久归于曹操。曹操非常喜欢其书法作品，认为超过了其师。因此，每逢宫殿落成题字，均邀梁鹄书写。

曹操不但是个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书法上也有独到成就。晋代陆云给陆机的信中说：“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可见曹操亦喜欢书法，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与钟繇、梁鹄的关系中看出。现在发现曹操的唯一墨迹为“衮雪”二字，这是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张鲁到汉中，经过栈道咽喉石门（今陕西褒城）时，看到河中景象所书，字刻于河水礁石上。“衮雪”二字表现了河水汹涌澎湃的流势，河水冲击石块水花四散溅出，水大石众，犹如滚动之雪浪，故云“衮”（滚）雪”。此石现存陕西博物馆，左端书有“魏王”二小字。

韦诞，韦诞原官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待中，与卫觊、邯郸淳等皆因善书而有名，魏室宝器铭题等皆韦诞所书。曾师邯郸淳。

邯郸淳，善篆书，有名。卫恒《四体书势》古文序云：“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邯郸淳的书法成就很大，《魏略》言其“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可惜其墨迹早巳不传。

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少以才学著名。建安中任曹操司空掾属，累迁至尚书。魏时任侍中，与王粲等同掌礼仪制度。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成就较大。死后谥为敬侯。邯郸淳传古文后，卫觊写《尚书》，后来让邯郸淳看，邯郸淳竟没有辨别出来。到魏正始时，邯郸淳的书法消失殆尽，但卫觊仍致力于科斗文的书法创作。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汲县百姓盗掘魏襄王墓，得到策书十余万言，其中就有敬侯卫觊之书。

胡昭，字孔明，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初避乱于冀州，袁绍征之，辞而不就，隐还乡里。曹操为司空丞相，多次请之，胡昭无奈，只好应命见曹操，但到了之后，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仍恳求归去。曹操不得不无遗憾地说：“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胡昭便居于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颇有德行于世。胡昭在书法上亦取得了较大成就，当时与邯郭淳、卫觊、韦诞并有声名。此外，在书法艺术上较有成就者如刘德升（善行书）、刘胜（钟觊师）、孙子荆、关枇杷、师宜官（梁鹄师）、宋翼（钟觊弟子）、崔璀（蔡邕弟子）以及蔡琰等，可惜事迹多巳无考。

晋司马防残碑

此碑出土时仅存上半段，中裂为二，残高106厘米，残宽98厘米，正面余文15行，共142字。碑额称：“故汉司隶校尉京兆司马君之碑颂。”碑额雕蟠螭文，这种雕饰尚在由汉碑头向隋唐碑首过度阶段。就碑余文研究。为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残碑，书体在隶楷之间，是由隶书转向楷书的过度书体，书法峻逸，在陕西地区发现晋碑仅此一石，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王羲之——乐毅论右军的正书中，智永认为乐毅论最佳，后人多半认同。梁朝时就已有临摹本，是今日所见最早的摹本；唐朝年间又有不错的重摹本；快雪堂帖所刻的则流于妍媚无力了。宋代高绅曾获古刻石，一般以为是此帖的祖石，刻法精绝，碑文自「海」字之后残缺不全，世称「止海本」，石亡之后翻刻就没有令人惊叹的作品了。现今流传下来的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笔画瘦而行狭者，如快雪堂帖，另一种是笔画肥而行润者，例如宋拓的清仪阁本，浑古遒劲，堪称杰作。右军的正书，遒古平寓秀丽，足为后世典范。其他如黄庭经、东方画赞、曹蛾磈等也都是小楷之杰作。

王羲之出身于一个书法世家的门庭他的伯父王翼，王导；堂兄弟王恬，王洽等都是当时的书法名手。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王羲之七岁那年，拜女书法家卫铄为师学习书法。王羲之临摹卫书一直到十二岁，虽已不错，但自己却总是觉得不满意。因常听老师讲历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使他对东汉「草圣」张芝的书法产生了钦羡之情，并决心以张芝的「临池」故事来激励自己。

为了练好书法，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跋山涉水四下钤拓历代碑刻，积累了大量的书法资料。他在书房内，院子里，大门边甚至厕所的外面，都摆着凳子，安放好笔，墨，纸，砚，每想到一个结构好的字，就马上写到纸上。他在练字时，又凝眉苦思，以至废寝忘食。

他认为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禳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吧！」王羲之求鹅心切，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这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

二十岁时，有个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导家去选女婿。当时，人们讲究门第等级，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和侄儿听说太尉家将要来提亲，纷纷乔装打扮，希望被选中。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躺在东边的竹榻上一手吃烧饼，一手笔划着衣服。来人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郗太尉。当他知道东榻上还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时，不禁拍手赞叹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啊！于是郗鉴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王羲之。这故事便成了「东床」和「令坦」两个典故。

在他身上出现的成语还不只这些，据说有一次，他把字写在木板上，拿给刻字的人照着雕刻，这人用刀削木板，却发现他的笔迹印到木板里面有三分之深。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

王羲之一生最好的书法，首推【兰亭集序】。那是他中年时候的作品。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得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一位，到兰亭的河边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诗。

作完了诗，大家把诗蒐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序】，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这篇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今人所见，皆为《兰亭序》临摹本。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苔惊蛇”，王羲之的书法是极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