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1教师用书（合集五篇）

第一篇：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1教师用书

目录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1课 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 2

第2课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14

第3课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28

第4课 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 45 第二单元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57

第5课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 58

第6课 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 75

探究活动课 “黑暗”的西欧中世纪──历史素材阅读与研讨 88 第三单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98

第7课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99

第8课 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 114

第9课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扩展 128 第四单元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 1

第10课 鸦片战争 143

第11课 太平天国运动 154

第12课 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 167

第13课 辛亥革命 178

第14课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 197

第15课 国共的十年对峙 215

第16课 抗日战争 225

第17课 解放战争 244 第五单元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25第18课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256

第19课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276 第六单元 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292

第20课 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293

第21课 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 315

第22课 祖国统一大业 326 第七单元 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338

第23课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339

第24课 开创外交新局面 351 第八单元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368

第25课 两极世界的形成 369

第26课 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 383

第27课 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 399 说明

本书是为配合本社编写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1（必修）》而编写的供教师教学用的教学参考书。本书注重实用性，力图解决教师在教学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本书内容主要分为教学建议和资料与注释两大部分。

本书按课文顺序编写，单元引言出现在每一单元的开始，对本单元的总体内容及教学要求进行分析。教学建议部分分为教学目标、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教学设计与案例、问题解答四个部分，提出了具体的教学设计和建议，并对教学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供教师教学过程中选用。教师上课时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教学实际作出调整。同时，需要提出的是对教材中【学思之窗】和【学习延伸】的答案提示仅供参考，有些问题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不同看法。

资料与注释部分分为原始资料、课文注释、学术观点、图画说明和参考资料目录五部分。这一部分内容丰富，供教师备课时选用。本册教师教学用书是由富有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和相关领域资深的高校教师及教材编写者集体完成。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以课文先后为序）：张洁、臧嵘、王富友、李卿、张淑兰、杨际平、余桂元、张国刚、赵利剑、陈梧桐、石国鹏、董丛林、宋京红、李伟科、郭文英、马执斌、胡京昌、张兵、纪连海、李隆庚、张爱民、张英、逯遥、姬秉新、孔凡君、金世佩、关劲松、袁腾飞、侯迎晖、韦娅、赵朝阳、王若梅、项东、饶莹、周启迪、陈其、刘颖、姜守明、薄海昆、姚岚、张韬、赵梅、曹卫东、黄光耀、李明、许斌、王咏梅、芮信、耿胜利、王耘、张振海、范多宝、陈春模等。责任编辑：陈其、李卿。审阅：李伟科、许斌。审定：朱明光。封面设计：林荣桓。

根据2006年新修订的《历史1（必修）》教科书内容的变化，我们对该书也进行了较大调整。参加本次修订工作的人员有（以课文先后为序）：王富友、李卿、余桂元、薛志清、姚岚、陈其、韦娅、赵利剑、王耘、许斌、石国鹏、郭文英、胡京昌、纪连海、马执斌、徐雁、李伟科、芮信、逯遥、袁腾飞、赵朝阳、项东、张振海等。本书在修订过程中肯定还存在缺点和不足，恳请广大教育工作者提出批评和建议，以求进一步完善。联系电话：（010）58758693。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1914室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邮政编码：100081。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

2007年4月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单元引言分析

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寓国家本质与形式于一体，是国体与政体的总和。本单元的引言用高度简明概括的语言介绍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与发展的大致过程以及主要特点，从而使我们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宏观上有一个总体地了解和把握。引言的第一部分主要概括了我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王位世袭制、分封制和宗法制以及主要特点。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封建社会的政体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发展、完善与巩固的大致线索。最后一部分笼统地谈到中央集权制对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从而使我们对这一制度形成客观的认识，明白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

在学习建议中，除了提供给学生的那些学习方法以外，更重在强调要打开学生的思维，多方面多角度地引导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学习能力，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乐趣，提高自己综合、全面认识历史和社会的能力，避免孤立片面地来学习和认识历史。

第一课 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重点

西周的分封制与宗法制 难点 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及宗法制 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课教材主要讲述了中国早期夏、商、西周时期国家政治制度的情况、特点及影响。

这一时期年代较为久远，对学生而言相对陌生，一些概念上的理解也显得深奥困难些。建议在教学过程中补充适当的资料如文字、实例、实物、图表等，帮助学生更形象更准确地理解历史概念的含义，以避免单纯地用概念来解释概念，使学生的理解失之于空洞，滞之于表面。

在“从禅让到王位世袭”一目中，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① 夏朝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始创王位世袭等制度。

在学习此目之前，可利用本课导入引导学生简单回忆原始社会的一些基本情况，如禅让制、部落中较为平等民主的人际关系等。目的是为了学习夏朝开创阶级社会各种制度做一铺垫，以便能使学生感受到夏朝政治制度的继承性与开创性相结合的特点。在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选举实行禅让制，在部落联盟内部实行民主选举，“选贤与能”。到禹的时候，夏部落逐渐强大起来，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禹虽然按照传统的禅让制推举伯益为继承人，却不给实权。相反，禹把实权给了自己的儿子启。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禹自己也转化为夏国王。夏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血缘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在国家诞生以后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因此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是一种部族国家，其开创建立的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形成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

② 夏商时期实行王位世袭制，代替了原始社会时期的禅让制。

这一部分内容同学们较为熟悉，可略讲过程，重在引导学生分析世袭制的出现对中国有什么深远的影响。从此中国进入了“天下为家”的时代。“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③ 夏商时期已经有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

学习这一部分内容，一些官职名称相对比较陌生。可以补充一些甲骨文的资料和具体的实例来加以说明，如学生比较熟悉的商朝著名的相伊尹、曾被商王封为“西伯”的周文王等，从而使学生明确夏商时期的行政管理制度已经相对成熟，主要职能的划分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夏商时期，最高统治者为王，身边辅佐自己的重臣往往被赐予“相”“尹”“保”等官名，是当时最高的政务官。下面的官员可大致分为事务官（如臣、尹等）、武官（师）和史官（如卜、册、史等）三类。

在地方，夏商时期方国林立，周王或商王可封赐方国首领为“侯”“伯”等，并对方国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力。如周方国的首领文王就曾被商纣王册封为“西伯”，并赐弓矢斧钺，赋予其征伐的权力。

在“等级森严的分封制”一目中，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① 西周实行分封制的时间始于周武王时期。这一部分内容重在引导学生分析周武王为什么要实行分封制？可以结合分封示意图，补充史料来引导，使学生明确周朝建立以后，周武王广泛推行分封制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目的就是为了对西周境内“王”直辖区域以外的广大地区进行有效地统治。商周时期统治者直接治理的城邦，也就是所谓的“国”其实很小，相传商初有三千国，周初有一千八百余国。最高统治者“王”的直辖版图也不大，孟子曾曰“汤以七十里而王，文王以百里为王”。因此对于“王”直辖区域以外的广大地区，周王则因循前代，用分封诸侯的办法来加强对它们的统治。即所谓的“封邦建国，广建诸侯，以藩卫宗周。”

分封诸侯并非仅是周初的权宜之策，而是西周的一贯制度。到西周中晚期的时候，周王室还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如周宣王时期分封的申国和郑国等。

② 分封制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分封制的内容主要涉及作为西周的最高统治者周王与被分封的地方诸侯之间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分封，就是封邦建国的意思。周王把国都附近的地区划为王畿，由周王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地区分封诸侯，让他们建立诸侯国，镇守疆土，保卫王室。被分封的诸侯，接受周王的册封和礼器，对周王承担纳贡和朝聘的义务，并随周王参与出征、祭祀、吊丧庆贺等事项。如果诸侯间发生了争执或冲突，则由周王进行调结和处理。周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是诸侯们的共同主子，自称为上天之子，故又称天子。诸侯是周王的臣属，必须服从于周王的命令。对于不尽义务或反抗的诸侯，周王有权进行处罚乃至征讨。

周武王死后，在周初的大分封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周公。史称周公“立七十一国”，其中本家姬姓五十三，奠定了西周的政治格局。

分封制也是一种分级立宗制，不仅仅是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其封国内也要进行分封，封其子孙或其他贵族为卿大夫，给予一定的土地；卿大夫在其封地内也要分封，封其后代为士，分给采邑；士以下不再分封。关于分封制的内容，周王与地方诸侯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学习时最好辅之以具体的实例来说明，如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的会盟诸侯；周昭王时期的巡游南方等，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认识。

关于分封制的影响，可先让学生自己来分析解答，后由老师进行总结，肯定它的积极作用。西周实行分封制，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统治，使西周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加上礼乐制度的制定，协调了贵族中的等级关系，社会得以稳定下来。这些受封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分布在天下各地，构织起四通八达的统治网络，形成了对周王室众星拱月般的政治格局。周王室分封宗亲贵族的既定制度，辅之以明确天子权利和诸侯义务的周礼的约束，决定了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内在关系，使中央王国对地方诸侯的纵向联系加强。同时，西周的诸侯国之间或为同宗共祖的宗亲，或为彼此通婚的姻亲，横向联系也比以前密切很多。从强化中央控制能力和促进地方之间的联系两方面来看，西周分封制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③ 西周后期分封制的破坏。

分封制中封国是世袭的，诸侯在自己的封国之内享有行政、军事、经济等权力，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使得周王无法对诸侯势力进行直接地干涉和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间力量的发展与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一些力量强大的诸侯国。西周后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逐渐失去了“天下其主”的地位，不仅不能再对诸侯发号施令，反而在政治上、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于强大的诸侯。春秋战国时期，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争霸中原。社会的发展变化冲击着旧有的政治制度。

在“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一目中，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① 宗法制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血缘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在国家诞生以后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因此夏商周三代是一种部族国家，其政治制度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形成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宗法制由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直接演变而来，它是用规定宗族内嫡庶系统的办法，来确立和巩固父系家长在本宗族内的地位，以保证王权的稳定。宗法制是西周又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与分封制密切相关。

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宗主地位，庶子进行分封。天子、诸侯、卿大夫的法定继承人首先是嫡子中的长子，庶子即使比嫡子年长，也不能作为继承者，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前者是针对嫡子而言，后者是针对众子而言。

按照宗法制的规定，周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的嫡子和庶子应分封到地方去作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国君位，其余诸子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封号，其余诸子分封为士。嫡长子与分封下去的众子有双重关系，在亲缘上是兄弟关系，在政治上又是君臣关系。

分封制下又有大宗和小宗之别。大宗和小宗是相对而言。具体来说，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是所有姬姓贵族的大宗；诸侯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在封国内，诸侯对卿大夫而言是大宗，而卿大夫对诸侯而言又是小宗。在卿大夫的封地内，对于士而言，卿大夫又成为士的大宗。大宗和小宗的划分，明确了下级贵族臣服于上级贵族、全体贵族服从于天子的政治隶属关系。可以以周公辅佐成王的图片为例进行分析和说明。

宗法制只适用于同姓贵族之间，与异姓贵族间的关系则以婚姻为纽带联结起来。周代有“同姓不婚”的约束，姬姓贵族娶妻应娶异姓贵族的女子，而异姓贵族娶妻也多在姬姓贵族女子中寻找。姬姓贵族与异姓贵族互为姻亲的密切关系，是宗法制的重要补充。

② 宗法制的深远影响。

关于宗法制的影响，可以先提出设问，让学生试着自己分析，老师作补充并进行本课的最后总结。宗法制即宗族法规，是一种权力继承制度，将君位的承传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确定下来，完善和巩固分封制，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宗法制下的等级尊卑观念非常严格，等级森严，尊卑有序，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君臣关系为纲纪，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维护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世袭制、宗法制和分封制一起，构成了夏、商、西周时期政治制度的主体，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1）本课内容主要讲述夏、商、西周时期我国古代早期的政治制度，包括王位世袭制、分封制和宗法制。重点是王位世袭制，分封制；难点是宗法制。教师进行教学设计时要从本课的整体出发，围绕本课主旨，突出重点内容，突破难点内容，并作到详略得当。

（2）新课的导入可由学生比较熟悉的“大禹治水”的传说开始，并由此引出“禅让”的含义。这可由学生来讲述。教师在处理“导入框”内容时要着重指出禹不仅继承了部落联盟长的权位，而且享有极高的威望。“这就为他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和王位世袭的实行奠定了基础”一句话，就揭示了“导入框”与“从禅让到王位世袭”一目之间的内在联系。

（3）“从禅让到王位世袭”一目，教学中要抓准四个要点：①禹建立夏朝；②启开始确立王位世袭制；③夏商王权所具有的神秘色彩（即带有神权特色）；④初步建立了由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制度。讲述时教师可引导学生看《戴冠冕的夏禹》图画，并指出“冕”是古代帝王专戴的礼帽，“圭”为古代帝王举行礼仪所持的玉器；此图已不是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形象，而是表示其帝王身分。讲“王权的神秘色彩”时要引导学生看殷墟甲骨图及文字说明。

（4）“等级森严的分封制”一目，教学中要抓准五个要点：①分封制的实行（“封邦建国”），要结合“西周分封示意图”讲。②分封制的内容（主要是规定天子与诸侯的权力和义务）。③分封制的特点是层层分封、等级森严。④分封制的实质是西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王畿”由周王直辖，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建立诸侯国统治，而周天子是天下诸侯的“共主”。⑤分封制的作用及利弊。

（5）“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法制”一目是本课难点，本目教学应在“化难为易，化繁为简”上下功夫。2．教学案例

案例一 ［学思之窗］的处理

师：大家翻开课本第5页，请同学朗读［学思之窗］根据《史记》记载编写的历史资料。生：朗读。

师：资料中的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功臣和名相。请大家根据这段资料，思考：“商朝的相权有多大？” 生：权力很大。

师：是的，但你根据什么得出“权力很大”的结论呢？让我们从材料的有效信息中，看看商朝的相具有哪些权力？

师、生共同归纳：相是商朝中央最高官吏，他参与制定政制，主持政务，辅佐商王、甚至废立商王等权力。

案例二 “宗法制”这一教学难点的突破

① 首先让学生阅读课文中有关宗法制内容，使学生理解：宗法制是根据姬姓家族（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分为大宗、小宗，其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其实质是依据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分配政治权力的制度。

② 引导学生阅读和理解“西周宗法制与分封制关系示意图”，力求弄懂课文中宗法制“与分封制互为表里”这句话：分封制是西周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政体），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分封制带有“家天下”的色彩，“国”乃是“家”的大而化之。从政权角度说，周王是最高统治者，是天下诸侯的“周天子”，是君臣关系；从宗族角度说，周王是姬姓宗族的大家长，与诸侯是兄弟关系或父辈与子侄的关系。③ 引导学生理解宗法制的作用：首先是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其次是调节贵族之间的矛盾，稳定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等级制度），从而加强了分封制形成的统治秩序。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从这段记载，你能看出商朝的相权有多大吗？

解题关键：本题旨在培养和考查解读和获取信息的能力，解题关键在于能否在解读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获取有效信息。

思路引领：首先是从思考题规定的设问角度从历史资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然后再把获取的有效信息提炼、概括为答案。

答案提示：相是商朝中央最高官吏，相权很大，包括参定政制、主持政务、辅佐商王等，甚至有时可废立商王。

【探究学习总结】 本课测评

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什么？ 解题关键：深刻理解分封制和宗法制这两个概念。

思路引领：①分封制和宗法制是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浓厚的宗族色彩。②细心审题，逐问作答。

答案提示：分封，就是封邦建国的意思。周王把王畿以外的地区分封诸侯，让他们建立诸侯国，镇守疆土，保卫王室。诸侯对周王承担纳贡和朝聘的义务，并随周王参与出征、祭祀、吊丧庆贺等事项。周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是诸侯们的共同主子，自称为上天之子，故又称天子。诸侯是周王的臣属，必须服从于周王的命令。

特点是层层分封，带有宗族统治的色彩。

宗法制由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直接演变而来，它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宗主地位，庶子进行分封。嫡长子与分封下去的众子有双重关系，在亲缘上是兄弟关系，在政治上又是君臣关系。

特点是依据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分配政治权力和规定等级秩序。【学习延伸】

你能查查自己姓氏的由来吗？ 解题关键：①本题旨在培养解读材料和查找使用工具书的能力。②读懂材料：以祖先的封地、封国为姓氏的，如陈姓、许姓。

思路引领：请在课后查找有关姓氏的工具书，查查自己姓氏的由来。答案提示：（略）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私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礼记·礼运》

夏启继禹位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

──《史记·夏本纪》

夏商职官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礼记·明堂位》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尚书·酒诰》

西周分封制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所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史记·周本纪》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

──《荀子·儒效》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春秋左氏传·僖公》

宗法制

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宗其为始祖后者，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为高祖后者，五世而迁者也。高祖迁于上，宗则易于下。宗其为曾祖后者，为曾祖宗。宗其为祖后者，为祖宗。宗其为父后者，为父宗。以上至高祖，皆为小宗，以其转迁，别于大宗也。别子者，自为其子孙为祖，继别也，各自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亲，所以备矣。诸侯夺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夺宗何？曰：诸侯世世传子孙，故夺宗；大夫不传子孙，故不宗也。

──《白虎通义·德论》

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陉庭之田。陉庭南鄙，启曲沃伐翼。

──《春秋左氏传·桓公》

2．课文注释 关于王和帝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夏后启是实现我国历史上“五帝”时期向“三王”时期深刻转变的关键人物。“王和帝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黄帝的帝和帝尧、帝舜的帝一样，实际上是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期军事酋长的称谓；而夏、商、西周的王则是奴隶社会的专制君主”。虽然夏王朝的世系自禹始，但禹只不过是氏族社会最后一个最高首领，他为启建立王位世袭的奴隶制夏王朝奠立了基础。

关于王位世袭制

夏代从启至桀，共历13代16王，从王位继承顺序来看，有的是传子，有的是传弟，基本上是以传子为主。传子是不是传长子、嫡子，由于资料匮乏，尚难以推定。

„„

商代从汤至纣，共历17代31王。汤制定了兄终弟及再传兄子的制度，即兄死由弟继承，直到同辈诸弟全不在世，再由长兄之子继承。（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商朝的年代

课本上商朝兴亡年代依据2000年10月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建立于公元前1600年，灭亡于公元前1046年，也即武王伐纣灭商之年。

商王盘庚

盘庚为历史上的名王之一。一般把盘庚迁殷前作为商前期，迁殷后为商后期。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年表，盘庚迁都定在公元前1300年。课本上所述盘庚传位给他的弟弟，《史记·殷本纪》有记载说：“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为帝小乙。商小乙崩，子帝武丁立”。这四代王中，有两代是兄终弟及的，只有武丁父子相承。

纣王子承父位

商朝最后一个国王纣是父王帝乙的少子。《史记·殷本纪》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子谓之纣”。帝辛就是纣，看来当时商王室已颇讲嫡庶，微子启为长子，因庶出不得立，纣为正后所生，虽非长子，却可以继承王位。

周武王

周武王继承其父遗志，终于推翻商朝统治，成为西周王朝的开国之君。武王继任后，继续积极准备灭商。他任命姜尚为军师，负责军事；任命其弟周公旦为辅佐，负责政务；还任命召公、毕公等人为助手。他还营建新都──镐京。周武王抓住商纣王统治分崩离析的有利时机，率军东进，观兵盟津（今河南孟津），大会八百诸侯。这是对商朝的武力试探。孟津之会后二年，商朝统治核心严重分裂，商纣王彻底孤立，伐纣时机成熟。周武王亲率大军伐商，在盟津会合各路诸侯，联合西南地区和江汉流域的少数民族，公元前1046年与商军大战于商都郊外牧野。纣王自焚于鹿台，商朝灭亡。周公

周公是西周初年著名政治家，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因所封采邑在周（今陕西宝鸡东北），因此称为周公。他曾作为周武王的主要辅佐，在伐纣灭商中立了大功。武王死后，“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危难中周公立武王年幼子诵为周成王。同宗管叔、蔡叔、霍叔勾结商后裔武庚叛乱。周公辅佐成王经过三年，平定了叛乱，又一次立下大功。周公借此又继周初武王分封诸侯，进行第二次大分封，据荀子记载“立七十一国”，其中姬姓王族占五十三。姬姓和姜姓占据了周朝统治的重要地区，巩固了周王朝统治。后来周公又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进一步控制东方。他请成王到新都祀典，开始亲政。史书对周公评价很高，《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奄为东方与武庚共为叛乱的部族），四年建侯卫（指分封），五年营成周（东都），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西周分封

周天子把国都附近的地区划为王畿，由王室直接统辖。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分封给许多诸侯，各建邦国。诸侯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为周王的同姓（姬姓）亲属；二为功臣；三为古帝王之后，实际是其他一些较强大的部落或方国的首领。诸侯对天子保持着臣属的关系，要承担各种义务，如：镇守疆土，拱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等。周朝分封大多在周初武王、成王、康王时进行，称为“封邦建国”，目的是为朝廷建立统治屏障。

周初的主要封国有以下几个：

鲁国：是周公旦之长子伯禽的封国，建都曲阜。

齐国：是辅佐武王灭商的功臣吕尚（姜太公）的封国，建都营丘（今山东昌乐），后迁临菑（今山东临淄）。是当时比较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卫国：是武王之弟康叔的封国，建都朝歌，主要统治商的遗民。

晋国：是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国。这里原是夏人的主要居住地之一，戎人也很多。燕国：是周的同姓召（ｓｈàｏ）公奭（ｓｈì）的封国。

宋国：是纣王之兄微子启的封国，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周武王利用他以统治商的部分遗民。这些国家在初封时，与周王室的关系较密切。西周还算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相距太远，彼此的政治、经济联系日渐减少，所以逐渐形成诸侯割据的状态。

西周控制的地区

西周强盛时控制的地区，已远远超过商朝。《左传·昭公九年》引当时周大夫詹桓伯的话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学者们认为，上述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地理分布证明相合。西周控制地域应当是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达海滨，北起辽宁，南达长江，是三代中疆域最大的王朝。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制

周代的王位继承制度基本是承袭商末，但有了比较重要的发展，这就是在“文王世子制”的基础上确立了嫡长继承制度。所谓的“文王世子制”，就是周文王在位时确立武王为世子，文王不在国内，武王代行国政。这种世子制度当时还是处在初创阶段，武王死后由周公旦摄政6年，返位于成王时才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和预先册立太子的制度。根据嫡长子继承制度，择立太子的标准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就是说，在后妃所生的诸子中，必须确定嫡后所生诸子的优先继承地位，而且要以嫡后所生的长子来继承；如果嫡后无子，在众多妃嫔所生的庶子之中，要择立妃嫔家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庶子作为继承人，而不以其是否年长。这种择立太子的标准一经出现，便在其后约3000年的时间内被遵守为正统的定规。（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至西周时期，宗法制进一步完备，与政治结合得更紧密，嫡长子继承制实行得更严格。《诗·大雅·文王》曰：“文王孙子，本支百世”。注曰：“本，本宗也。支，支子也”。郑笺曰：文王“以受命造始周国，故天下君之。其子孙适（嫡）为天子，庶为诸侯，皆百世”。如缺嫡，其补充制度是“无适（嫡）则择立长，年钧（均）以德，德钧则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上述立嫡制度及其补充制度总的说来，比较完备，对于王位世袭起到了顺利执行的作用，对于稳定政局，动员统治阶级以全力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

宗法制度是由氏族公社制中的父系家长制直接演变而来的。其主要作用是用规定宗族内嫡庶系统的办法以确立并巩固父系家长在本族中的地位。此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以始祖的嫡长子一系的嫡系世代相承为大宗，其余各代庶子为小宗。庶子各在本支为大宗，其嫡子、庶子又分别为本支的大宗、小宗。如此推衍传继，嫡永为大宗，庶永为小宗，构成一个庞大的宗支网，状如树之干与枝的关系。周王为姬氏家族的大宗，就是所谓“君之宗之”（《诗·大雅·公刘》）。以周王为首，根据宗法制度的宗支原则与分封制度相结合，将他们的既得利益按照等级分配给各个姬氏家族。（《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

宗法制的核心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嫡子，即兄长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礼记》）。长子立为“嫡子”，为世代相传的大宗。而其余的庶子（即诸弟）即为别子，对长子来说是为小宗。从别子起要自立新宗，他即为这个宗的始祖，即“别子为祖”。别子的嫡长子也世代相传，“继别为宗”，也成了“百世不迁”的宗。而他的诸弟（庶子）不能继别，庶子之子也不能继别，只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即庶子），即“继祢者为小宗”。（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上）》）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至迟在周初已经出现了“宗子”“大宗”等名称。《诗经·大雅·板》中有“大宗维翰，„„宗子维城”，这里所说的“大宗”和“宗子”均指周代贵族中根据血缘关系对族人拥有管辖和处置权的人。这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宗法制度。有的学者认为，在有关商代历史的文献中，也可发现类似的记载。如《左传》所记的周初商朝遗民的“宗氏”和“分族”，可能就是指宗法制度下的血缘团体。但迄今对中国早期宗法制度的了解，主要还是关于周代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Ⅲ》）

3．学术观点

① 夏朝是否已进入奴隶制社会？

这个问题曾经长期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争论，有的认为夏朝只是一个传说时代的王朝，没有考古和古文字的实证；有的学者认为夏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第一个王朝，不仅史有记载，而且也有许多考古资料的实证。近年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遗物的发现，使得史学界大多数专家倾向于夏朝确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看法。例如：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古时代（上）》中认为：

“根据文献记载看来，我们同意夏代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时期的观点。这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关于禹传启的传说，文献中的记载是很不一致的，但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中认为：

“夏朝（前2070年—前16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自禹至桀传17君，14世，共四五百年。夏朝的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四境‘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这里说的江指鸿沟水，„„济指济水„„河指今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之间的黄河；淮即淮水。由此可知，夏朝的领土范围大致东起豫东平原，西至华山，北起济水，南达淮河”。“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出现了文字尚未完全肯定，但已有青铜器出现，包括爵、戈、镞„„，并发现了铸铜的坩锅、陶范、铜渣，经测定所出土的铜爵属于锡青铜，由此确定二里头文化属于中国早期的青铜文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占地1万平方米的大型宫殿遗址„„不同形制、葬式和随葬品的墓葬的存在，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贵族与平民的对立已十分明显。研究者一致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探讨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偃师二里头遗址即是夏都阳城”。

《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张传玺在《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一文中认为：

“禹继位后，社会进一步发展，阶级已经形成，组成国家的各政治、军事要素已经具备，国名‘夏’，禹就是‘夏后氏’（夏朝）的第一代国王”。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也认为：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时建立起来的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四千多年间，中国的政治制度，依次出现过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封建制的政治制度、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人民民主制的政治制度等四种形态„„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即夏、商、西周、春秋时代，实行的是奴隶制的政治制度”。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Ⅲ》中载：

“夏中国古代的第一个朝代。根据文献记载和古代传说，随着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的逐渐解体，聚居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的夏部族，通过与周围地区其他部族联盟的形式，首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王朝，史称夏”。

② “家天下”是从禹还是启开始？

关于我国“家天下”和“世袭制”究竟是从禹还是从启开始的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任莉萍提出：“从禹建立夏朝到启登上王位这一段时期还是‘公天下’吗？既然禹已建立了夏朝，那就意味着在禹的时候已初步建立了奴隶制的国家机器来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因此，禹建立夏朝就标志着‘家天下’局面的出现。而禹死后，其子启登上王位，只标志着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中的说法：“禹即位，立国号夏，夏朝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禹即位号称‘天子’，实际仍是一位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而不是国家的君王„„夏启即位破坏了军事首长由部落联盟酋长会议推举产生的‘禅让’制度，首领职位继承原则由推选变为选子，执行酋长会议意志的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开始变成国家的君王，夏启即位是一件标志着中国国家形成的划时代的大事”。古云天《谈谈“禅让制”向“世袭制”的过渡问题》中说：“把禹视为夏王朝的创建者，是因为当时的夏政权已经具备了一个国家政权的基本职能，但这个国家只处于草创阶段，很多制度仍不完备，禹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王，只有当启确立了世袭制之后，夏王朝才真正地建立起来”；“无论禹把王位传给了伯益还是直接传给了启，他都是中国历史上成功地培植家族势力、让家族势力把持国家政权的第一人。从这个角度说，‘禅让制’向‘世袭制’过渡，或者是‘公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是发端于禹而完成于启。„„他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我们只能说他努力地促使‘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变，而他的这种努力，终于在他的儿子启继承王位的那一刻取得了胜利”。

③ 关于分封制始于何时问题。

以李志庭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分封之制，发端很早，相传禹时已经置有万国，至于商朝的封国，不但见诸古籍，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西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分封制度的。”

以斯维至、田昌五等为代表的学者中，斯维至认为：“传说黄帝尧舜禹时代就已有封建诸侯的事实了。”“在原始社会时代，部落与部落之间本来也常常利用自然林为划分土地的疆界，那么说，黄帝尧舜禹时代已有封建了何尝不可。”“但是我们认为封建就是建立城邦国家，因此真正的封建至少要从夏代开始，夏代史料太少，可不具论。”“汤灭夏，武王灭商，在我国古史上是被认为‘顺天应人’的革命行动，其实它是我国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标志，因此我们暂时假定商汤周武是我国原始国家的建立，因而也就是封建诸侯制度的建立，是应该承认的。”斯维至又说：“我们不妨推断封建制度开始于成汤灭夏以后，武王灭商，它基本上继承了商的制度，因此西周以后封建制度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田昌五认为：“夏代是否有分封制，难以断言，即使有，也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就夏朝统治的全局而言，实带有奴隶制大家族联盟的外观，而这种联盟则是以夏后氏部落为主的地区性部落联盟蜕变出来的。”而“商代存在着分封制，特别是其后期，是不成问题的”。商代“‘外服’中的‘侯、甸、男、卫、邦、伯’就是由商王分封的诸侯，‘内服’中的‘百僚、庶尹、惟亚、惟旅、宗工’等，在王畿内也会有封邑”。

以朱本源、黄中业等为代表认为：分封制始于周初。

黄中业指出，分封一词源于《左传》，“指的是周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分封一词的‘分’字，是说受封的诸侯国是由西周中央王朝分出去的，强调的是诸侯国对周王室的隶属关系；封建一词中的‘建’字，是说由周王室派出的受封者所建立的是国家，强调的是地方政权的建立。而分封与封建二词中的‘封’字，则把两者联系起来，同是指‘授土’”。从分封的情形看：“‘授土’、‘授民’为其核心内容。”“周初实行分封的直接结果，导致了周王朝地方政权机关‘封国’的建立。”而“在商代，商王朝所直接统辖的地区被称为‘邦畿’。邦畿之外，可谓‘方国’林立”。这些方国“当时多数尚未进入奴隶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因而不断地对商王朝进行掠夺。”“从武丁时期起，商王朝经过长达一、二百年的对外战争”，“商代的侯国是商王朝对其四周方国进行武力征服的直接产物”。方国和侯国不同，其重要的区别，前者“对商王朝不存有任何的隶属关系”，而后者则“存有某种程度的隶属关系”。但商代的侯国同西周的封国又有其“本质上的不同”：“商代的侯国不具有商王朝地方政权的性质”，而西周的封国“在事实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周王室的地方政权”。

④ 西周封建论者对周朝分封制和宗法制的不同论点。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般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应从春秋战国算起，其中又分为春秋说和战国说。现在大多数学者主张战国时期我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具体年代为公元前475年。这一种观点是前辈史学家郭沫若等的观点。目前多采取这一观点。第二种是西周封建说，即认为我国自西周开始已进入封建社会，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第三种为魏晋封建说，认为迟至三国两晋我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持这一观点的有著名学者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

西周封建论者对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有他们不同的解释。《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列举西周封建论的观点说：“大多数的西周封建论者都把西周初年的分封制看作是中国封建领主制形成的重要标志。例如，范文澜认为，西周的‘天子、诸侯、采邑主都从分封里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形成一整套的统治体系’。王亚南把周在灭商后逐渐选择和创制的‘封建诸侯以屏藩周室’，分别等级和颁田制禄等一整套办法，概括地称为‘封建制度’。束世澂认为西周的分封既封赐采邑，同时又任命为地方官，这是采邑制的发展和领主制的肇端”。“西周封建论者一般都认为，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把宗法制度看作是中国封建制的特点。范文澜说，西周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上层建筑就是宗法制度，而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就是以宗主为中心，按血统关系的远近来区别亲疏贵贱，从而规定出无可改变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里都是存在的，它对贵族领主来说是一种加强统治的力量，对农夫来说也是一种组织力量。王亚南认为，西周封建制和欧洲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就表现在巩固专制主义的宗法组织上。童书业更径直把西周的封建制称作‘宗法封建制’„„因为它把‘宗法’系统扩大为政治系统，并与封建制度密切结合起来，构成宗法封建制的社会”。

4．图画说明 戴冠冕的夏禹

禹在历史上又称夏禹、大禹、夏后禹等。在古史中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并称“三王”。他的生平事迹与尧、舜分不开，是我国原始社会最后一位杰出圣贤首领，但又是我国阶级社会第一个王朝夏的建立者。从最近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报告》夏商周年表排列，他是夏朝第一个王，建立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这和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于是遂即天子位”的说法是一致的。课本中所用“戴冠冕的夏禹”，用自《中华古文明大图集》，表示了他已是帝王的身份，而这和今浙江绍兴禹庙大殿正中所塑身穿华衮、双手捧圭、头戴冠冕大禹立像是一致的。冕是古代帝王专戴的礼帽，圭为古代帝王举行礼仪所用的玉器。

汉墓画像石中的周公辅佐成王图 这是一幅汉代画像石，见于山东嘉祥宋山1号小石祠堂。这是一座型石祠堂，规模较小。此图见于小祠堂的西壁画像，西壁画像仅有这幅周公辅成王和另一幅孔子见老子两幅历史故事画。画面正中座位上为幼年的周成王，旁有周公辅佐，主题为要求臣子对君上要像辅佐成王的周公一样忠心耿耿。

5．参考资料目录

①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② 韦庆远、王德宝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③ 陈茂同：《历代职官沿革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④《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⑤ 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⑥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⑦〔美〕张光直：《商代文明》，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⑧ 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⑨ 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⑩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争鸣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第二课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重点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三要素：皇帝制度的确立，地方上推行郡县制，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

难点

秦朝创建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和影响 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虽然时间短暂、二世而亡，但它在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并极具开创性。本课以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及其影响为中心讲述秦朝政治制度史。

本课引言内容是秦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和李斯的一场廷辩：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这是关系到秦朝治国方略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从诸侯争霸到秦朝统一”一目，其内容讲了四点： ① 西周灭亡与东周开始，这对与上一课的衔接是有益的。② 春秋时期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局面。

③ 战国时期大国称雄，但是出现了由分裂割据走向国家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势，统一成为历史的必然。得出这一历史结论的史实依据是：战国时封建经济迅速发展，各地区经济联系加强，为统一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需要；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要求统一；大国兼并小国，局部统一扩大，促进了最终的全国统一；各民族的初步融合，也为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战国后期以来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④ 秦灭六国，建立秦朝。

秦统一六国是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商鞅变法后秦国实力增强是秦得以完成统一的主要原因。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用了10年时间，终于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秦的统一，标志着中国进入“大一统”政治时代。从此以后，由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对各地施行有效的政治管理，揭开了此后封建王朝的帷幕。

本目最后着重概述秦的统一，从另一角度看，也是为了展现秦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

“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中央官制”一目，包含两部分内容，而核心问题和重点是君主专制。首先，“至高无上的皇权”主要讲了两点： ① 皇帝称号的由来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天下初定，秦王嬴政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先确定个名号。先秦时期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王”，完成了前无古人的事业、自感功高盖世的嬴政，认为“王”的称号不足以显示其权势和地位。于是，他下令群臣议名号。以丞相王绾为首的群臣请上尊号为“泰皇”。但是嬴政并不满意，决定：“去掉‘泰’字，加上‘皇’字，采用上古‘帝’位的名号，称为‘皇帝’。”“皇帝”之称实际上就是古代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合称。课本第9页［历史纵横］栏中提供的历史材料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皇帝”名号的确立，是秦完成一统大业的产物，显示了皇帝独尊的权势和地位。以“皇帝”之称代替“王”号也反映了神化君权的新统治观念的出现。从此，“皇帝”成为我国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的称谓。② 皇帝制度的创立

在确立“皇帝”称号的同时，秦始皇还规定了许多尊君、维护皇帝最高权力的制度和办法，创立了皇帝制度。皇帝制度的基本内涵主要由三点组成，即皇帝独尊、皇权至上、皇位世袭。

为了显示皇帝独尊作出许多皇帝专享的规定，包括：秦始皇自称为“朕”。此字以前任何人都可以用来表示“我”的意思，但是自秦以后成了皇帝独享的字。还有玺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史记集解》）。以前一般人的印都可以称“玺”，但是现在只有皇帝的御印才可以称“玺”，而且只有皇帝才能用玉质的玺。另外，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史记·秦始皇本纪》）。“制”为皇帝涉及制度的命令，“诏”为皇帝诏告臣民的一般命令。

皇权至上、皇帝独裁，是皇帝制度的核心内容。“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充分体现了皇权专制的特色。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吏由皇帝任免，调动军队的虎符由皇帝掌握，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言即法律”）。公元前213年那场著名的宫廷辩论之后，秦始皇下令取消了殿前议事的制度。这样，秦始皇不仅集国家权力于一身，而且真正开始说一不二了。

总之，皇帝是封建国家权力的最高主宰。这种至高无上的皇权专制不仅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而且也是维护“家天下”的重要保障。它为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中央官制”主要讲述秦朝中央政权机构的组成，这主要讲了两点： ① 中央官制的设置及其职能

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是秦朝中央三个最高官职。丞相是皇帝的第一助手，百官之长，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有左、右二丞相。秦始皇时，王绾、李斯等先后任丞相。御史大夫乃丞相的副手，地位相当于副丞相，负责掌理奏章、下达诏令和监察百官。太尉是秦朝最高军事长官，负责全国军事事务。今天的古籍中没有记载秦始皇曾任命谁任此职，故推断是秦始皇自掌军权。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后世习称“三公”。

“三公”之下为“九卿”。这里的“九”并非确数，言其“多”也。“九卿”是指“三公”以下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主要官职。如掌管刑狱、司法的廷尉、掌管钱谷的治粟内史等。

② 秦朝中央官僚机构的特点

秦始皇所创建的这套中央官僚机构有两个明显特点：第一，它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行政体制。“三公九卿”分工严密，各司其职，但都要围绕着皇权这一中心来设置和运转。最高官职，如“三公”等相互牵制，任何人都无法独揽大权，最终军政大权完全操纵在皇帝一人手中，保证专制皇权不致旁落。第二，充分体现出“家天下”的特点，“九卿”中奉常、宗正、郎中令、将作少府等官职就是为皇室专设的，是为皇帝私家服务的。国与家同治，这是封建时代的统治特点。

“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一目，是本课教材的一个重点。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本目主要讲了三点： ① 秦始皇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

郡县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以来逐步形成的地方行政制度。春秋时期初设的郡县，大多设立在新吞并地区或各国边境线上，并由国君直辖。战国时代，首先由三晋建立起以郡统县之制，且设立郡县的区域也由边境扩展到腹地。秦国在兼灭六国的战争中，在一些新攻占的地区已设郡县管理。秦统一后，经过两次廷辩，秦始皇确定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秦朝在全国始设36郡，后增至40余郡，郡下设县。废分封、立郡县，奠定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一大进步。郡县制的全面推行，对中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

② 郡县两级地方官僚机构的建立

郡，为秦朝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郡级行政机关由郡守主持全郡政务，对上承受中央命令，对下督责所属各县。另设郡尉，负责军务，直接领兵；郡监（也称“监御史”），监察郡之行政，并有牵制郡守的作用。郡下辖若干县。县级行政机构由县令（不满万户之县长官称县长）主持政务，县尉负责军事和治安，县丞负责司法。郡县官吏都由中央政府任免。县以下是乡、里等基层行政机构，详见课本第11页［历史纵横］栏中的材料。

秦时，户籍的保存与管理、赋税徭役的征调以及地方军队的基本编制都是以县为单位的。县级机构是秦朝实行统治最重要的一级机构。秦以后，郡制没有保留到封建社会后期，但县制却长期实行。秦朝县制机构管理的模式，对历代封建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③ 秦朝官僚机构的特点和作用

秦始皇所创建的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官僚机构组织十分严密，其特点是选官不问身份，实行俸禄制度，官位概不世袭，主要官吏由皇帝任免调遣。这套官僚体制的建立，在全国确立起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这不仅确保了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而且有利于统一局面的发展和巩固。

课本最后一段讲了“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和影响”，应以以下两点作为本课的小结。① 利用课本第8页《秦朝疆域图》，了解秦朝疆域的形成

统一后的秦朝疆域非常辽阔，不仅占有原六国的土地，而且北击匈奴、南平百越，使疆域不断扩大，成为当时的世界大国。中央集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和加强国家的统一。

② 秦朝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深远影响

秦朝建立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且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① 本课内容丰富、充实而课时较紧张，因此在整体设计本课教学过程和课时分配上，都应突出重点，详略得当。选择重点要围绕“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这一课题(也是本课内容的中心)，由此可确定“至高无上的皇权”和“郡县制的全面推行”两目作为重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君主专制”指的是国家政权的主宰和中央决策方式，即皇权至上、皇帝独裁；“中央集权”指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即中央控制地方、地方服从中央。在讲以上两目，理解这一政治制度时务须把“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这两个概念搞清楚。

② 要注意学生的主体参与，备课时要设计学生活动，在重点内容的教学中，尽量使用探究式学习方法。探究由疑问始，故教学中要善于设问置疑，此其一。其二，要选择适当的学生活动方式，如投影(或制作软件)典型、简明史料，引导学生阅读、思考，得出相应的结论。又如在讲“郡县制”时可运用教材中“学思之窗”组织议论或讨论。其三，要保证学生活动的时间。

③ 教具和教学手段的运用，既要从本校实际出发，有条件的地方又要力求用好电化教学手段，使其充分发挥其辅助教学的作用。条件较差的学校可使用教学挂图，制作投影片；条件较好的学校可设计、制作教学课件。

2．教学案例

案例一 关于本课导入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是在秦统一中国这一历史背景下实现的。本课导入可采取两种方法：制作“秦统一中国”的课件(地图)，展现空间形象。该图应是彩色的，应该有动感，秦每灭一国，该国都应变成与秦同一颜色，最后由“七雄并立”的色彩缤纷归于“秦一统天下”的同一颜色。制作课件有困难的学校，也可制作“揭贴式”地图，效果也不错。或者采用本课导言的办法，由“到底是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廷辩导入新课。

案例二 讲述“至高无上的皇权”可用此课件(或投影)阅读下列摘编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三则材料：

材料一：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下的第一道重要诏令是“议帝号”。群臣商议后向秦王建议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因此，臣等愿“昧死上尊号”，请王为“泰皇”。秦王不以为然，他提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并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他还采纳了群臣关于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的建议。

材料二：“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

材料三：秦代以前，玺并非最高统治者所专有。春秋战国时，卿大夫及地方官吏的印章均可称玺。至秦代，则是“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据载，秦朝的传国玉玺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请回答： ① 从材料一、三的“皇帝”称号及“制”“诏”“朕”“玺”等规定中，你能得出什么认识? ② 根据材料所含历史信息，说明了什么? ③ 根据材料一，皇位是怎样继承的? ④ 综合以上信息，扼要指出皇帝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本质。

〔说明〕在阅读材料的基础上，教师应引导学生思考、探索课件中设计的几个问题。在探究问题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可采用谈话、问答、议论等多种方式进行，最后可归纳总结出答案。

答案提示：

(1)说明了皇帝独尊的威势和地位；“制”“诏”说明皇帝的话就是法令；“玺”是皇权的集中表现，并为皇权披上了“天命”(君权神授)的色彩。

(2)皇权至上，皇帝独裁；大臣受皇命办事，没有决策权。(3)皇位世袭。

(4)皇帝独尊，皇权至上，皇位世袭。本质是君主专制，即皇帝是封建国家政权的主宰和权力中心。案例三 在讲清郡县制内容后，教师可引导同学思考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不同

教师可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把学过的知识(第一课)与本课有关内容联系起来思考，进行多角度的比较，例如：

其一，分封制是与宗法制相联系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郡县制是在国家大一统的条件下实行的，是按地域划分的。

其二，分封的诸侯爵位世袭，并拥有封地；郡县的官吏由皇帝或朝廷任免调迁，官位概不世袭，官吏只有俸禄没有封地。

其三，诸侯国拥有很强的地方独立性，容易发展为割据势力；郡县则是地方行政机构，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等等。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秦始皇为什么对丞相车骑的多少如此在意?这则小故事反映了什么问题? 解题关键：本题是一道依据材料设计的问答题，旨在培养和考查学生解读信息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解题时，一要理解材料的历史内涵，从中获取有效信息；二要分析有效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作答。

思路引领：本题有两问，审题后要逐问作答。后一问贵在独立思考，运用发散思维多角度分析问题。答案提示：原因：秦始皇认为皇帝独尊、皇权至上；丞相作为百官之首，排场过大，有损皇帝的权威。反映了：①皇权与相权的矛盾；②事无巨细，皇帝独裁；③秦始皇猜忌、残暴的个性。（此问答案具有开放性，只要能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即可。）

【探究学习总结】 本课测评

比较西周的分封制，分析秦朝郡县制对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

解题关键：这是一道比较分析题，解答好此题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即准确理解分封制和郡县制这两个历史概念，以及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知识。解题关键在于精心审题，明确试题的考查范围和重点，以及答题的要求。

思路引领：首先要概括指出分封制的特点，其次要从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不同的角度，分析秦朝郡县制对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

答案提示：西周分封制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实行的，受封的诸侯爵位世袭，拥有领地，可以设置官吏、建立军队、征派赋役，具有很强的地方独立性，容易发展为割据势力、甚至危及中央政权。

秦朝郡县制是在国家大一统的条件下按地域划分的地方行政机构，郡县官吏由皇帝任免调迁，官位概不世袭，没有封地，必须服从中央。

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是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秦朝通过郡县制，实现了对地方政权直接有效的控制，加强了中央集权。

学习延伸

想一想，人们对长城的看法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你怎么看秦修长城？

解题关键：本题旨在培养学生解读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重在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形成探究式学习方法。

思路引领：在解读材料的基础上提炼出对长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后，再探究原因，并概括说明自己的看法。

答案提示：原因：①看问题的立场和角度不同。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认识有变化。看法：①长城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长城的修建对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保卫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经济和文化，有积极的作用。②长城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建筑，是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③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长城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④修建长城给当时的人民确实造成沉重的徭役和苦难，这也是文明演进所付出的代价。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秦议帝号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王曰：“去‘泰’ 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皇帝的行踪不可泄露

„„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秦群臣议治理国家问题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秦朝实行郡县制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

──《史记》卷五《秦本纪》

《汉书·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宣公十一年》：“楚子县陈。”《十二年》：“郑伯逆楚下之辞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十五年》：“晋侯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成公六年》：“韩献子曰：‘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曰：‘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三十年》：“绛县人或年长矣。” 《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晋之别县，不惟州。’”《五年》：“榖启疆曰：‘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又曰：“因其十家九县，其余四十县。”《十年》：“叔向曰：陈人听命，而遂县之。”《二十八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哀公十七年》：“子榖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榖其县十七。”《说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战国策》：“智过言于智伯曰：‘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吴世家》：“王余祭三年，予庆封朱方之县。”则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已为县矣。

《史记》：“吴王发九郡兵伐齐，”范蜎对楚王曰：“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名曰县，其实郡也。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匈奴传》言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则当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

──顾炎武《日知录》卷22《郡县》

三十六郡者，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鄣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东郡、琅邪、齐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巨鹿、邯郸、上党、太原、云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凡三十五，与内史为三十六郡。［正义］曰：《风俗通》云：“周制，天子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左传》云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也。”

《汉书·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注文

秦朝的中央官制

„„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

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一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

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禄比丞相，置长史如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长史。侍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武帝所制，不常置。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

秦朝中央、地方官的主要职能 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 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

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 典客，秦官，掌诸侯归义蛮夷，有丞„„ 宗正，秦官，掌亲属，有丞„„ 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侯、司马、千人„„ „„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侯„„ 将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

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监御史，秦官，掌监郡„„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关都尉，秦官„„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

2．课文注释

秦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战国以来封建经济的飞跃发展，以及由于交通发达和物资交流，使各地区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因而为统一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这一时期货币、度量衡不一，以及关卡林立、以邻为壑的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已严重地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统一又是经济发展的需要。秦统一是通过长期战争实现的，在战争中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由于长期战祸，使人民饱受战争的苦难，人民要求统一。另外，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各族人民的初步融合，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秦向西方和西南方发展，形成了诸夏和西戎、羌、西南夷的各族融合中心；燕赵向北方发展，形成了诸夏与匈奴、东胡、林胡、楼烦等的融合中心；楚向东南、西南发展，形成了诸夏和百越、西南夷的融合中心。所以，战国后期以来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秦通过商鞅变法，在各方面发展很快，具备了实现统一的条件。政治上，秦实行“法治”比较彻底，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制度。经济上，秦居关中又据四川“天府之国”，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奖励耕战，兴修水利，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军事上，秦奖励军功，军队勇敢善战，加之又居险要，大有摧枯拉朽之势。外交政策上，秦灵活地运用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的政策，有效地摧毁了东方六国的统治。最后，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也发挥了他个人的积极作用，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

秦始皇嬴政

嬴政(前259—前210)，秦庄襄王之子，生于赵国邯郸，亦名赵政。公元前246年即王位时，年仅13岁，由丞相吕不韦以“仲父”的身份辅政。公元前238年，22岁的嬴政开始亲政。同年，镇压了嫪毐(ｌàｏ’ǎｉ)发动的叛乱。第二年，免去吕不韦丞相的职务，从此“独治其民”。

嬴政掌权后，重用尉缭、李斯等大臣，谋划灭亡六国的策略，任命王翦、桓(ｙǐ)、李信、王贲、蒙恬等为将军，展开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

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公元前222年，灭燕。公元前221年，灭齐。

秦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灭掉了东方六国。

公元前221年灭掉六国后，秦始皇就派尉屠睢率50万大军南下攻打越族，当年就攻取东瓯和闽越，置闽中郡。在向南越进军途中，为了解决军粮运输的困难，秦始皇派史禄开凿灵渠。公元前214年，取得五岭以南今广东、广西的地方，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公元前213年，秦迁50万人到五岭以南戍边和开垦，和越人杂处。同时，在西南地区开通道路，设置官吏，加强统治。在统一南方的同时，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伐匈奴，夺取河套以南地区。接着又夺取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重设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迁内地3万户到北河、榆中(今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以北)屯垦。并在原秦、赵、燕三国修筑的长城的基础上，修葺、增补、新筑，建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为了巩固统一，嬴政在李斯等人的辅佐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措施。主要的有： 建立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改“王”为“皇帝”。秦统一后，嬴政认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下令大臣“议帝号”。他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自称“始皇帝”，后世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天子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印称“玺”。从此“皇帝”就成了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并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后来，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沿用“皇帝”的称号。在中央，皇帝以下设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治、军事等。丞相之下设诸卿，分别掌管具体政务。地方实行郡县制。中央官员和郡县长官都由皇帝任免，必须绝对服从皇帝的命令。颁布通行全国的秦律。

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轨、驰道。

统一文字，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严禁私学，加强思想控制。

以上这些措施，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也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特别是焚书坑儒，毁灭了大批文化典籍，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秦始皇还用严刑酷法统治人民，大兴土木，增加徭役、赋税，造成“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的悲惨景象。

综观秦始皇的一生，功过十分明显。他统一六国，统一越族地区，击匈奴，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采取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措施，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封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他不愧为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但他统治残暴，以刑杀为威，修建豪华的宫殿、陵墓，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又是历史上少有的暴君。

三皇五帝

三皇五帝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历史人物。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据《史记·五帝本纪》注文中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为天皇、地皇、泰皇(即后来俗说的人皇)。还有说是伏羲、女娲、神农(《文选·东都赋》李善注引《春秋·元命苞》)。五帝，按《史记·五帝本纪》注文中一说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另一说是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他们都是传说中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

秦的中央集权制

韩非总结战国诸子的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秦始皇根据韩非的政治理论，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集一切权力于皇帝，是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下设中央政府，除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官职以外，还有将军(掌征伐)、廷尉(掌刑罚)、治粟内史(掌财政经济)、少府(掌山海池泽的税收供皇室的费用)、博士(备顾问)等官。地方政府设郡、县，郡有郡守(掌一郡政事)、郡尉(辅佐郡守并主军事)、监御史(监视郡守)；县有县令(万户以上称县令，不满万户称县长，掌一县政事)；各级官吏都由皇帝直接任免。中央集权制的职能，主要是统治百姓，此外还有抵御外部的侵扰和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利害冲突。中央集权制巩固与否的关键在于皇帝对法(法律、法令)、术(权术)、势(权势)、度(限度)的掌握和运用。如果皇帝能驾驭权臣、控制地方、管辖百姓，中央集权就是强大的、巩固的，否则就相反。秦末，中央集权运用失度，对农民的剥削压迫超出农民所能负荷的限度，结果农民起来摧毁了秦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和农民阶级的个体土地私有制。秦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经过历代封建王朝的调整与补充，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主要政治制度。

三十六郡

《史记·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都提到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把天下划为36郡。但都没有列举36郡的名目。《汉书·地理志》在各郡国下注称秦郡有36郡，包括《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所置的南海、桂林、象郡。于是长期以来对秦郡的设置过程和郡的名目存在着各种说法。1948年，谭其骧《秦郡新考》考证如下：

内史，为秦京师直辖区，体制与外郡不同，不在郡数之内。

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36郡，按秦置郡先后，为上郡、巴郡、汉中、蜀郡、河东、陇西、北地、南郡、黔中、南阳、上党、三川、太原、东郡、云中、雁门、颍川、邯郸、巨鹿、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砀郡、陈郡、泗水、薛郡、九江、辽东、代郡、会稽、闽中、长沙、临淄、琅邪(ｙá)。其中，黔中、广阳、陈郡、闽中补《汉志》缺。

26年后，增设4郡：南海、桂林、象郡、九原。

后复分薛郡置东海，分邯郸置恒山，分临淄置济北，分琅邪置胶东，分河东置河内，分九江置衡山等郡。这样，自内史以外，秦郡凡得46。

统一车轨、驰道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主要干线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过去的齐、燕地区；一条向南直达过去的吴、楚地区。“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汉书·贾邹枚路传》)。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直通九原郡的“直道”。再加上修筑在西南边疆的“五尺道”，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就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并设有供传递政府文书的人中途休息，更换马匹的驿站。同时秦又规定车轮的间距为6尺，便利交通往来，促进了当时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政令的通达，军队的调遣，以维护国家的统一。

统一文字

汉朝人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叙》里说，战国时期，各国“田畴异(亩，田亩大小不一样)，车涂(途)异轨(车辆的宽狭不一样)，律令异法(法令不一样)，衣冠异制(衣服帽子的式样不一样)，言语异声(说话口音不一样)，文字异形(文字写法不一样)。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于是把原来的史籀大篆简化成小篆，由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这三部书既作为学童的识字课本，又是推行小篆的范本。那时候，因为“官狱职务繁”，迫切希望进一步简化文字。县吏程邈因得罪始皇，关在狱中，他经过十年的悉心钻研，造成了一种更为简便的文字。秦始皇知道以后，很赞赏这种简化的字体，免了他的罪，升了他的官，把他编造的简便文字命名为隶书。隶书到西汉初年就通行全国了。隶书书写简便，跟现在的楷书已经很接近了。

灵渠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一称湘桂运河或兴安运河。秦派兵进入越族地区时开凿。灵渠长34千米，其中4．5千米为人工开凿，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它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成为联络中原与岭南地区的水路通道，是保证秦始皇统一岭南的一项战略工程。灵渠初名秦凿渠，或仅称渠。后因漓水上游为零水，亦称零渠、渠，唐以后始称灵渠。

灵渠的渠道工程非常艰巨复杂。灵渠渠道穿行于丘陵地带，坡度大，水流急，行船困难。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意将河道开凿得迂回曲折，以便延伸流程，杀缓流速，利于平稳行船。同时，每隔一段路程，设置一个“陡门”，又叫“斗门”，就是简单的船闸，可以启闭，以便分段拦蓄渠流，使水位逐段抬升或降下，船只节节前进，安然过山。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的梯级船闸的设计方法。我国用这个方法开凿灵渠，比美国所修的巴拿马梯级运河早两千多年，它充分说明了灵渠设计者的匠心和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才能。

秦长城

秦统一以后，保留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北方的长城，加以修缮和连接，建成一条西起陇西郡临洮，东至辽东郡的长城，长五千多公里。秦长城北边的一段，沿阴山山脉的狼山、乌拉山、大青山往东，经滦河上游直至辽东，位置在现在明长城的北边。秦长城遗迹，至今仍有残存，如山西大同北的“紫塞”，甘肃岷县城西，开城县北均有长城的遗址。这些遗迹有的是用土掺碎石子夯筑，宽窄高厚因地形而异，一般下宽5米，高约1～4米，夯层8～10厘米；有的用石块砌成内外整齐的城墙，保存完好的地段，有的高5～6米，下宽5米，上宽3米。长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到一定的防卫作用，但其作为伟大的建筑工程遗留后世，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富于智慧和独创性的见证。

3．学术观点

① 关于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评价

以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为代表，持肯定态度。

《中国史稿》写道，秦统一中国，“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是有深远的重大意义的。”论者指出：“自从秦统一以后，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在某些时期也出现了分裂割据的状态，但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中国封建社会曾经以它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这与我国很早就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中国古代史》指出：“秦统一以后，‘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人民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秦王朝推行了许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为我国长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公元前三世纪秦统一的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以翦伯赞等为代表，认为应一分为二地看待。

翦伯赞指出，秦对六国旧贵族进行了毁灭性的讨伐，“在黄河南北的大平原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大扫除，使封建领主制留下来的残余一扫而光，然后在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封建社会的这一发展，意味着农民对封建土地所有者的人身隶属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松，或者说是农奴制的废除”。但是翦伯赞又指出：“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道路，是用农民自己的尸骨铺平的。在覆灭六国的残酷的战争中，以及在后来无止境的土木徭役中，死亡的农民是不计其数的，农民用自己的鲜血刷红了阿房宫，但他们得到的报酬是一副新的枷锁、新的剥削制度，新兴地主阶级的赋税和徭役，因此，在农民看来，这不过是以暴易暴而已。”

② 关于“三公九卿”的说法

后人习惯上用“三公九卿”概括秦汉的中央官制，学术界也长期沿用此说法，将秦朝在中央设置的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三个最重要的官职，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置“九卿”。有学者则认为，秦朝的官僚体系实际并非“三公九卿”所能概括的。理由为秦朝并无“三公”，“三公”中的太尉是虚设的，相关史籍中均未见秦朝有一个太尉，在重大军事行动中也不见太尉出场，所谓“三公”，实际只有二位。到了汉代始有“三公”。而且秦朝也没有建置法定的九卿官，在丞相之下达到二千石的官员数目不止九人。

③ 关于“亭”的隶属问题

关于“亭”的隶属，学界始终有争议。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就此，有的学者认为“亭”统属于乡，是乡里之间的又一级基层行政组织；还有学者认为“亭”是与“乡”同级的地方政府，互不相属，“亭”，是属于治安系统的基层组织，为都尉、县尉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能是管理地方治安，及负责接待往来官吏，兼管为官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

4．图画说明 秦始皇像

秦始皇画像是著名画家刘旦宅于1959年参考《历代帝王像》的古画风格创作的。秦始皇头上戴的叫冕或旒冕。冕是古代帝王和诸侯所戴的礼帽，旒是冕前后垂挂的玉串。按规定，帝王的旒应是12串，珠料是白玉。冕上的平板叫板，在冕冠两侧，还对穿一个孔，用来穿插玉簪，将冕冠与发髻拴在一起。在簪的一端，系有一根丝带，戴冕冠时，带从颌下绕过，再系在簪的另一端。在丝带经过两耳的位置时，各垂一颗黄色的珠玉，叫“充耳”。充耳挂在耳边，走起路来一晃一晃，意思是提醒戴冠的人勿听信谗言。“充耳不闻”一语，就是由此而来。与此相称，冕冠上的冕旒垂落下来，正好挡住眼睛的视线，叫“视而不见”，意思是说，戴冕冠的人不必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秦始皇身穿的冕服，按规定冕服上有12种图案，如日、月、星辰(取其照临意)；山(表示稳重)；龙(表示应变)；华虫(一种雉鸟，表示文丽)；宗彝(一种祭祀品，表示忠孝)；藻(水草，表示洁净)；火(象征光明)；粉米(取其滋养)；黼(ｆǔ)(斧形，象征决断)；黻(ｆú，亜形，象征明辨)。鞋是红色的，叫赤舄(ｘì)。腰系黄赤大佩，长二丈九尺九寸。秦始皇腰间左侧戴有玉佩，是用白色玉石制成。当时的制度是“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另外，还佩戴一柄长剑。他目光炯炯，虎视眈眈，一副威严而傲慢的神态。流露出了当年他威震六国、一统天下的勃勃雄心。秦始皇画像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

秦阳陵虎符

虎符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兵权和调拨军队的信物。虎符用铜铸成卧虎状，背有铭文，分为两半，有子母口可以相合。右半留存在朝廷，左半发给地方官吏或统兵的将帅。调动军队时，须由使臣持符验合方能生效。秦朝阳陵铜虎符长8．9厘米，宽2．1厘米，高3．4厘米，中分为二，左右半符各有错金篆书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12字。用虎符调兵是保证兵权在皇帝手中的重要制度。

秦半两钱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统一货币，以黄金（金饼）为上币，用镒（二十两）作单位；以铜质圆形方孔钱为下币，用半两作单位，即“半两钱”。通行全国。同时，废除六国旧币，不准以龟贝、珠玉、银锡之类充当货币，并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秦半两钱直径3~3．6厘米，重8克左右，面铸篆书阳文“半两”2字，史称“重如其文”，即实重为秦衡制中的“半两”。这种圆形方孔币的形状一直沿用至20世纪初。

秦铜权

1991年在陕西华县赤水镇出土。衡器。高5．5厘米、底径9．8厘米、重2063．5克。权即砝码，秦权有铜制和铁制两种。此权身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40字诏书，并铸有阳文“八斤”2字，实测后推算，当时每斤合现今257．925克。

5．参考资料目录

①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②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

③ 白寿彝等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④ 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⑤ 林剑鸣、赵宏：《秦汉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⑥ 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⑦《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⑧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⑨ 白钢主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⑩ 郭志坤：《秦始皇大传》，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11 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争鸣录》，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12 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人教网）高中历史：http:// 13 中国历史博物馆：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三课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一、教学目标

二、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2．教材分析与教学建议 重点

汉元时期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演变的史实。难点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教材内容分析与教学建议

本课的编写依据，是课程标准中相关的学习要点。相关学习要点的表述为：“列举从汉到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汉至元，时间跨度大，内容繁多，平铺直述，线索难以清晰，特点不易突出。基于这种考虑，课文子目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考虑，紧密联系上一课学习要点的内容：“知道‘始皇帝’的来历和郡县制建立的史实，了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承上启下地设置了“中央集权的发展”“君主专制的演进”两个子目。讲清楚这两个子目，学生既复习了始皇帝来历的旧知识，又了解了更多的关于皇帝制度在汉元期间的沿革变化以及君主专制一步一步演进的大致脉络；既能重温有关郡县制建立初期的史实，又能熟悉从汉至元郡县制度曲折发展的历程，进而了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在汉元间的发展状况，分析中央集权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利与弊。讲清这两目，就能掌握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最主要内容，进而也能从中找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即：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内容相当丰富。以广义范围理解，它主要包括国体和政体，也就是国家的阶级内容和政权构成的形式。从狭义范围理解，政治制度主要是指国家的政治体制。它包括国家各级机关的组织结构、形式，职、权、责、利的划分和运用，以及各时期总的国家体制和诸如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监察、考试、选举、政党、财政、文教卫生、人事管理等制度。为了让学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本课又设置了第三目“选官、用官制度的变化”。这一目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提示学生，政治制度不仅包括行政管理制度，也包括考试、选举、人事管理等制度；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让学生了解，由汉至元官吏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及其管理水平。

学习本课，需要掌握推恩令、藩镇割据、行省制度、丞相、三省六部制、察举制、科举制等名词与概念，了解汉元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加强对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解，总结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并进一步认识其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提高分析中国国情的深刻历史洞察力。

本课引言讲述的是有关西汉“七国之乱”的一段史实，揭示了西汉初年中央集权与地方封国分权之间存在矛盾。教师可利用引言向学生提问，平定七国之乱后，地方分权的问题是否得到彻底解决？如果没有，汉景帝的后继者又是如何去削弱封国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汉以后的各代王朝，又是如何面对地方分权问题的。以此导入新课。

第一目“中央集权的发展”，是汉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讲清楚与中央集权相关的政治制度，可为学生总结作史料铺垫，从而得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

教学本目，应注意以下问题的分析。①“汉承秦制”与郡国并行制。

“汉承秦制”。两汉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秦朝，但又有所变化。中央行政设三公，秦时即有，汉朝亦设，但到汉武帝时又形成了“中朝”决策机构，尚书令的权力日显重要。以丞相为首由三公九卿组成的机构，演化为执行机构，被称为“外朝”。东汉光武帝时进一步剥夺三公权限，扩大尚书台的权力，“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这些又是与秦时不同的。郡国并行制。汉仿秦制，实行郡县制，但同时惩戒秦不分封孤立而亡，又恢复诸侯王分封制。西汉初，郡设太守、国设相，作为郡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后封国名存实亡。

② 汉武帝和“推恩令”。汉武帝是中央集权强化进程中关键性的人物之一。西汉建立后，很长时间里，封国的势力一直比较强大。大臣晁错为此请求汉景帝削去他们的“支郡”。晁错的父亲知道后，急忙从老家赶到都城，对晁错说：“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为何也！”晁错答：“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其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回去后老人喝毒药而死，临终时说：“吾不忍见祸逮身。”“七国之乱”后，虽然景帝采取了一些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措施，但地方分权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汉武帝在位期间，采纳主父偃的献策，制定“推恩令”，在政治体制上实行强干弱枝。推恩的办法易于为有关的皇族所接受。推恩法不断加强了中央的统治，也不断削弱了地方的力量，这对于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教学本目时，建议教师引导学生回顾初中所学有关汉武帝大一统的内容，结合本目主题展开讨论。③ 节度使与藩镇割据。唐睿宗为了加强西部与北部边防，于710年开始设置节度使，以掌管地方军政。开元以后，唐政府在沿边相继设立了安西、北庭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经略使。节度使设置之初，对稳定边疆形势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募兵制的实行，使边将得以专兵，节度使的势力不断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尾大不掉，很快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安史之乱后，唐政府不仅对参加叛乱的节度使不予追究，而且还任命安史旧部担任节度使。平叛过程中设置的节度使也大多保留下来。这样，藩镇割据的局面进一步扩大，史称：“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这些节度使名义上是唐政府的节度使，但实际上“虽奉事朝而不用其法令”，中央集权严重削弱。

④ 宋朝加强中央集权。这一部分内容较多，名词概念既多且难，教材没有充分展开，教师只需抓住中央政府从军事、行政、财政三方面削弱了地方的权力，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即可。

⑤ 行省制度的创立及意义。元朝在地方设置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行省之下设路、府或州、县，对边远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进行管理。元朝的行省制度加强了元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行省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中国省制的开端，影响深远。教学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准备一幅今天的行政区划图，让学生进行比较。

第二目“君主专制的演进”，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即朝廷内部的组织结构与权力之争。宰相固然是皇帝的附庸，但在不同的组织结构下，因不同时期皇帝的能力与作为不同，其权力表现也会有所区别。宰相有时会极大地分割皇帝的权力，影响君主的专制。

教学本目，请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的分析。

① 宰相。宰、相之名分别出现于商周及春秋之时，宰相连称始于战国。当时的所谓宰、相或宰相，地位均相当于丞相。后来，宰相一直沿用于整个封建社会。不过，除辽代设置“宰相”外，宰相一般只是一个习惯用语，用以指辅佐皇帝行使权力、处理国家政务的主要官吏，而不是一个正式官名。

② 三省六部制。教学中应注意分析其形成和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形成三省体制。隋朝时三省为中央政府最高统治机构。唐朝时三省分工明确，既有合作，又相互牵制和监督，保证了君权的独尊，可说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造。而隋唐时期在尚书省下设立的六部，则完善了三省六部的管理体制，使此后历朝都基本沿袭了这种制度。

③ 宋朝的政治制度特点。宋朝时的三省六部有名无实。统治者鉴于唐朝藩镇割据局面，不断削弱和分割宰相的职权，以进一步加强皇权。

④ 元朝在加强皇权方面又有了新发展。元朝综合汉蒙政治制度，设立了中书省和枢密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和最高军事机关。同时又设置了统领宗教事务和西藏地区的机构宣政院。

由于课文只正面介绍了中书省，教师可以重点讲述元朝中书省的设置及其特点，其他相关内容，如果学生不提及，教师不必展开。

第三目“选官、用官制度的变化”，其实讲述的是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一个侧面。科举制，是本目的重点。但是，唐以后科举制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况，课文并未过多展开。如学有余力，教师可参考本课“资料与注释”或其他资料，适当予以介绍。甚至可结合现今的高考制度，分析科举制的利弊得失。

三、教学设计与案例 1．教学设计

（1）本课时间跨度大（汉至元长达1575年）、内容丰富，要在有限的一节课内较好的讲完学好，实非易事。教师在备课中应吃透教材、理解教材的编写思路：两条主线：中央与地方的争权斗争，通过分割、限制地方权力，中央集权得到加强；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通过削弱相权，君主专制逐渐强化。三个方面：地方机构的演变，中央官制的演变，选官制度的演变。理解这一点，对于教师从整体上设计教学，大有帮助。

（2）适当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或图表式教学法辅助教学（详见下列案例）。

（3）力求设计探究式教学案例。古人云：“疑为思之始”，探究问题，首先要提出问题，也就是要善于设问置疑。本课内容无生动情节可言，要在探究问题、深化理性认识上多下功夫。

2．教学案例

案例一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可作课件或投影）

引入新材料，创设新情境，提出新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探究。阅读下列材料：

北宋初，君臣讨论国家长治久安之策。宋太祖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争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

宰相赵普对曰：“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治之，无他奇巧也，惟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引自《续资治通鉴长编》）

根据上引材料，并结合课本知识，回答：

① 赵普认为唐末五代以来“帝王易姓，战争不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认为赵普的看法是否正确，并结合史实说明之。

答：主要原因是“节镇太重，君弱臣强”。因为唐朝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持续一百多年，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唐亡后出现的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实际上是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

② 根据赵普的对策，北宋初年实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你能概括指出这些措施的两项基本内容吗？ 答：首先从集中军权入手，把主要将领的兵权收归中央，加强禁军；其次是派文官任地方长官，加强中央对地方军、政、财权的控制。③ 试扼要分析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效果和影响。

答：效果：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成功地防止了地方割据的局面。影响：逐渐导致官僚机构和军队的膨胀，为北宋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提示：回答此问要从课本中多渠道获取信息。］ 案例二 元朝的行省制度

设计思路：引导学生读《元朝行省图》和相关课文，获取图、文中的有效信息，并层层设问，启发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要点。

① 元朝为什么实行行省制度？

学生从《元朝行省图》中应认知：元朝建立了幅员空前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大一统局面。为了进行有效的管辖和统治，元朝建立了行省制度。

② 行省制度是怎样确立的？

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除以大都为中心的中央直辖区（称“腹里”）和宣政院辖地以外，中书省派官员往地方执政，称行中书省。元朝共分设11个行省，在边远民族地区设宣慰司，由此，行省确立为地方行政机构。

③ 行省制度有何作用？

便利了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④ 行省制度有什么影响？

行省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中国省制的开端。行省制度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影响深远，明清沿用此制，至今“省”依然是我国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

案例三 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

设计思路：在利用图示明确三省六部职权的基础上，重点探究其作用和影响。① 三省六部的分工与职权（可作课件或投影）

说明：三省分工明确（中书决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互相制衡；三省长官集体行使宰相职权；尚书省下分设六个行政管理机构。

② 三省六部制的作用和影响

作用：第一，分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第二，减少决策失误，提高办事效率。影响：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造，它使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更加完备，此后历朝基本沿袭这种制度。

四、问题解答 【学思之窗】

宰相李沆与宋真宗的这段故事，能说明些什么问题？ 解题关键：要从相权与皇权关系的角度去说明问题。

思路引领：先要解读历史材料，获取材料中的有效信息；再针对所问作答。

答案提示：说明两个问题：①北宋从宋真宗开始，相权逐步强化，对皇权有所限制。李沆抵制宋真宗扩大财权的企图，不仅想维护相权，也是从有利于治国的角度出发的。②中国古代相权与皇权的消长，总体上虽然朝着强化皇权的方向演变，但其间也有相权强化的时候，并非简单的直线发展。

【探究学习总结】 本课测评

从汉至元，皇权不断加强，请用宰相职能变化的史实加以说明。

解题关键：这是一道大跨度、高概括的论述题，解答此题的关键首要的是精心审题：二是题目的时间范围是“从汉至元”；二是准确把握题目的要求，即运用“宰相职能变化的史实”说明“皇权不断加强”这一历史结论。思路引领：一要依时间顺序（分汉、隋唐、宋、元时段）组织答案。二要运用相关史实说明结论的正确，作到史论结合。

答案提示：①汉武帝重用宠信的近臣任尚书令、侍中等，参与国政，使决策国家政务的实权逐渐由相府向宫廷转移，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②隋唐创立三省六部制，唐时三省长官相互制衡，集体行使相权。这样，就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③北宋增设参知政事（副宰相）、枢密使（掌军权）、三司使（掌财权）分割宰相（中书门下长官）权力，使皇帝得以总揽大权。④元朝设中书省总揽政务，其长官中书令实为宰相，例由太子兼任，实际政务委以左右丞相等。但元朝后期相权大增，有时甚至威胁皇权。

综上所述，从汉至元，通过削弱相权使皇权不断加强。学习延伸

根据以上材料，想一想，这种措施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什么特点？它有何利弊？ 解题关键：解读材料，逐问作答。

思路引领：分三步，首先解读历史材料；再由材料中的有效信息（措施）概括出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最后，要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独立思考，对“这种措施”加以评价。

答案提示：①特点：中央集权，即地方服从中央、中央控制地方。②利：在防止地方割据势力上很成功。弊：过度限制地方权力，层层严加控制，不利于地方和国家的整体发展，是北宋后来形成积贫积弱局面的原因之一。（此问答案学生只要能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应鼓励。）

五、资料与注释 1．原始资料

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元朔二年）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五年）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六百人„„

──《汉书》卷六《武帝纪》

其后更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汉书》卷五三《中山靖王传》

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

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宣帝地节三年置大司马，不冠将军，亦无印绶官属。成帝绥和元年初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去将军。哀帝建平二年复去大司马印绶、官属，冠将军如故。元寿二年复赐大司马印绶，置官属，去将军，位在司徒上。有长史，秩千石。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置长史如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长史。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

按自魏晋以来，宰相但以他官参掌机密，或委知政事者则是矣。无有常官。其相国、丞相或为赠官，或则不置，自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职，其真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

──《文献通考》卷四十九《职官·宰相》

按自后汉，时虽置三公而事归台阁。尚书始为机衡之任。然当时尚书不过预闻国政，未尝尽夺三公之权也。至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其故何也？盖汉之典事尚书、中书者，号为天子之私人。及叔季之世。则奸雄之谋簒夺者，亦以其私人居是官。而所谓三公者，古有其官，虽鼎命将迁之时，大权一出于私门，然三公未容遽废也，故必择其老病不任事，依违不侵权者居之。

──《文献通考》卷四十九《职官·宰相》

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然自汉以来，位号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甞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佗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贞观八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盖起于此。其后，李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也，而同三品之名盖起于此。然二名不专用，而佗官居职者，犹假佗名如故。自高宗已后，为宰相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虽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师、中书令则否。其后，改易官名，而文瓘以东台侍郎同东台、西台三品，同三品入衔，自文瓘始。永淳元年（682），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入衔，自待举等始。自是以后，终唐之世不能改。

初，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

──《新唐书》卷46《百官志》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敝，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朱子语类》卷128 中书不知与兵，增兵多少不知也；枢密院要兵则添，财用有无不知也；管军将帅少兵则请增，不计较今日兵籍倍多，何故用之不足也；三司但知支办衣粮，日日增添，不敢论列，谓兵非职事也；四者各为之谋，以至于此！

──《蔡忠惠公文集》卷18《论兵十事》

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位版，流外较考，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领，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记事之笔；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补阙、舍遗改为司谏、正言，而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郎中、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秘书、殿中二省名存实废，惟内侍所掌，犹髣髴故事，九寺五监尤为空官。六统军十六卫，每遇大礼，朝会，但遣官摄事，以备仪范。天圣中，始以环卫官补宗室子，东宫官不常置，公主无邑司，节度使不食本镇租赋，藩府除授虽带都督之名，而实不行都督之事，京府以及四方大镇，皆有牧尹，而类非亲王不除。诸路无观察、采访，而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特以为右列叙迁之宠，虽有正任遥领，大率不亲本州之务。诸司使付，有东班、西班，又有横班。横班之有职事者，独合门客省、四方馆，略有典掌，其他悉无所领。此其大概也。至于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

──《文献通考》卷47《官制总序》

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版位，流外考校，诸司附奏挟名而已。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宋史》卷161《职官》

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掌总理郡政，宣布条教，导民以善而纠其奸慝；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其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凡法令条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属；有赦宥则以时宣读，而班告于治境，举行祀典；察郡吏德义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软不任事，或奸贪冒法，则按劾以闻；遇水旱以法振济，安集流亡，无使失所。„„县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掌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平决狱讼，有德泽禁令，则宣布于治境。凡户口、赋役、钱谷、振济、给纳之事皆掌之，以时造户版及催理二税。有水旱则有灾伤之诉，以分数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则抚存安集之，无使失业有。孝悌行义闻于乡闾者，具事实上于州，激劝以励风俗。若京、朝、幕官则为知县事，有戍兵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

──《宋史》卷167《职官》

元太祖起自朔土，统有其众，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国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课司，选儒臣用之。金人来归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帅，则以行省、元帅授之。草创之初，固未暇为经久之规矣。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藉矣。

──《元史》卷85《百官志·序》

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分镇藩服，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军四，安抚司十五，县一千一百二十七。

──《元史·地理志》

行中书省，凡十［一］，秩从一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某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至元三年，定一万五千户之上者为上州，六千户之上者为中州，六千户之下者为下州。江南既平，二十年，又定其地五万户之上者为上州，三万户之上者为中州，不及三万户者为下州。于是升县为州者四十有四。县户虽多，附路府者不改。上州：达鲁花赤、州尹秩从四品，同知秩正六品，判官秩正七品。中州：达鲁花赤、知州并正五品，同知从六品，判官从七品。下州：达鲁花赤、知州并从五品，同知正七品，判官正八品，兼捕盗之事。参佐官：上州，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中州，吏目、提控案牍各一员；下州，吏目一员或二员。„„六千户之上者为上县，二千户之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之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之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之下者为下县。上县，秩从六品。达鲁花赤一员，尹一员，丞一员，簿一员，尉一员，典史二员。中县，秩正七品。不置丞，余悉如上县之制。下县，秩从七品。置官如中县，民少事简之地，则以簿兼尉。后又别置尉。尉主捕盗之事，别有印。典史一员。巡检司，秩九品。巡检一员。

──《元史》卷91《百官志》

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明法，有书，有算。自京师、郡、县，皆有学焉。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长吏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之诗，征耆艾，叙少长而观焉，既饯而与计偕。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旧令诸郡虽一、二、三人之限，而实无常数。到尚书省，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课试可者为第。律曰：“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高，试方略策五条，其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自是，有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策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武太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

──《通典》卷15《选举》3《历代制》下

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为盛，每岁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八十人，既而复故。开成间，连岁放四十人，俄仍旧制。太宗即位，旬日之间，放进士三十三人，经科百九十六人，并赐绿袍木简，未命官而释褐，新制也。咸平三年（1000），放进士四百一十四人，并九经而下，共一千五百四十六人。景德初，进士遂至七百八十三人，自是取人日益盛矣。„„

天圣中，初置武举，至皇祐罢，治平元年（1064）复置。制举自乾德二年（964）至治平，应诏人无定数。

──《隆平集》卷2《取士》

2．课文注释 郡国制

汉代地方政权组织。汉初，郡和王国同为地方高级行政区划，郡直隶中央，王国由分封的诸王统治，实行地方行政制度郡国并行制。汉初建立了许多诸侯王国，本来的目的是拱卫中央，加强中央集权，但后来的发展却适得其反。诸侯王依恃其政治、经济、军事势力与中央对抗，并进而觊觎皇帝的位置，以致造成对中央的严重威胁。吴楚七国之乱以后，汉中央为了削弱诸侯王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使诸侯王不复治国，而由中央置国相以治民，职如太守；后又令诸侯王仅衣食封国的租税，王国实际上和郡无异。隋以后，废国存郡，虽封王带有郡县名号，但不回到自己的封地，在京师居住，享受一定政治经济待遇。明代曾分封诸王于各地，靖难之役后，也将权力收回。

节度使 官名。始见于唐睿宗时，以薛讷为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唐玄宗时在沿边地区设九节度使，赐给双旌双节，总揽一区的军、政、财、法事。安史之乱后，内地亦设立，辖境大小不等，因其权大，后多成为藩镇，并将此传于子孙或部下。至五代时废置不常。宋初皇帝收回兵权，节度使则成为勋阶。辽、金亦设，其权小于唐代。元代废。

行省制度

行省之制渊源于魏晋之行台。杜佑说：“行台省魏晋有之。大唐初，亦置行台，贞观以后废。”(《通典》卷22《行台省》)金于中央置尚书省，在全国襟带之地又置行台尚书省，除不置尚书令外，一切官属与中央同。但行台官品均低于中台一等(《金史》卷55《百官志一》)。元置中书省为中央行政中枢，于地方亦曰行中书省。此前的“行台”名义上为中央派出机关，至元代行省制度才完全确立为地方行政制度。当时全国除中央中书省直辖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北部、内蒙中部东部地区称为“腹里”，以及宣政院直辖的吐蕃外，共分置十一个行省，其中在边疆地区还专设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四个行省。元的疆域十分辽阔，岭北行省的治所在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管辖范围除了蒙古高原外，北边一直到北冰洋；东北地区由辽阳行省管辖，省区范围向东北延伸到库页岛和北冰洋。江浙行省泉州路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琉球(即台湾)。西藏虽未设立行省，但属中央宣政院直接管辖，并在西部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设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在东部设吐蕃等路宣慰司，其下设若干万户府；还设置驿站、军站、派驻军队、征收赋税，等等。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喇嘛教，国师八思巴就是吐蕃萨斯迦人(今西藏萨迦)，因此元朝一代对西藏的统治与治理是很重视的。

行省的主要职官，每省设丞相一员，从一品；平章二员，从一品；左右丞各一人，参加政事二人。行省丞相、平章多由蒙古亲王充当，权力极大，“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元朝行省制度的建立，加强了元的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的作用。因此，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实际上是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朝与外朝

西汉自汉武帝时起，为加强皇权，便宠信近臣，令其充当中书令、侍中、给事中等高级侍从官职，出入禁中，与闻国政。这样，管理国家的实权逐渐由相府向宫廷转移，以便皇帝控制，因而出现了“内朝”与“外朝”之分。由侍从皇帝的宫廷机构组织构成“内朝”，掌握了决策国家政务的权力；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构成“外朝”，却逐渐退居到仅只执行政务的地位。

“内朝”也就是“中朝”，《汉书·刘辅传》注引孟康说：“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关于“内朝”和“外朝”的划分，清代学者钱大昕说：“孟康此注，最为分明”。钱大昕还认为内朝、外朝之分，汉初是没有的。“至昭宣之世，大将军权兼中外，又置前后左右将军，在内朝预闻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给事者，皆自托为腹心之臣矣。”钱氏说“史家未明言”。汉武临终前，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四人，受遗诏辅少主。而宰相田千秋竟不得受遗诏。这件事无疑关系重大，它不仅表明已把宰相放在政治核心之外，同时也表明内外朝之分已经形成。

汉武帝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侵夺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宰相是封建国家行政管理的最高长官，为天下政本所在。汉武帝要加强皇权专制，自然会与宰相制度发生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汉武帝便引严助、主父偃辈入值，参与谋议。自霍光辅政，至于东汉，遂成为外戚与宦官专政的局面。外戚当政者则加“将军”名号，宦官专权者又多加“中常侍”。不论外戚还是宦官，都是作为内朝官而专朝政的。

汉武帝鉴于汉兴以来丞相御史二府的职权过重，因而把处于身边的内朝私人秘书“尚书”官的地位提高，又相继设有侍曹、二千石曹、户曹、客曹。诸曹尚书多引用宦官或外戚担任，内朝近臣自大将军、太傅、侍中以下，常领录尚书事以参决朝政。而外朝的长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职权逐渐为内朝尚书台所侵夺。所以，汉武帝以后以至成宣年间，是尚书势盛，内朝权重，与外朝的相府形成权力转移交替时期。

尚书本属于少府，从秦至汉武以前，不过是掌管往来章奏的小吏。但自御史变成监察官之后，皇帝的诏令等事，也成了尚书的专责。武帝时期尚书发展成宫中的重要机构，置尚书四人，分四曹以主众务。常侍曹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主吏民上书事，客曹则主外国四夷事。成帝时又置三公曹以主刑狱事。显然尚书已由公文的传达机关进而为公文的处理机关。而且处理的结果，并不经过丞相，也无需和外朝的相府商讨，而是直接送呈皇帝。汉武帝一面提高近臣和内朝官的地位，使他们“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有时还让内臣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使“大臣数诎”。另一方面又压低丞相的地位。汉武帝所用丞相十三人，下狱死者占其半，生者如田蚡、石庆、公孙弘辈，只能装聋作哑，唯命是从而已。以至于讨论出兵边疆的大事，汉武帝竟说太尉“田蚡不足与计”。汉武帝如此重用内朝官，用近臣、内朝来压制宰臣和外朝，所以当他拜公孙贺为相时，贺竟伏地大哭，不受印绶。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少有的。

汉武帝为什么要把职掌朝政的实权，由外朝的宰相转移给内朝的尚书呢?主要因为：(一)内朝官地位很低，可以减少对他们盗权窃柄的顾虑；(二)内朝官多是皇帝宠幸的近臣，能很好地贯彻皇帝的旨意，不致受到外朝大臣的牵制；(三)内朝官多由外戚、宦官充任，这些人本是卑微之徒，皇帝可以随意更换，这样既能保持外朝相府传统地位的稳定性，又可以加强皇权对相权的制约力量。

尚书省

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中枢机关。汉代设尚书台隶属少府，但自武帝以后即与闻政务，东汉更由其综理政务。魏始以尚书台为独立机构，国家正式政务中枢。刘宋时“曰尚书寺，亦曰尚书省”(《通典·职官四》)，南朝梁时正式称省，置尚书令、左右仆射各一人，又置吏、祠、度支、左户、都官、五兵六曹。至隋唐正式确立三省制度，尚书省成为执政的宰相机构之一，主要职任在负责指挥执行各项政策，领导六部行政。其首长称尚书令，后因唐初李世民曾居此职，遂不再复设，以左右仆射为首长。唐高宗时改称中台，首长则称左右匡政，随之又改称南省，首长仍称左右匡政。武周时曾改称文昌台、都台、中台，其首长称文昌左右相。唐玄宗时曾改尚书省首长为左右丞相。又因其官署地处皇城，在太极殿之南，故有唐一代尚书省别称“南省”。至唐睿宗景云年间，尚书省降为中央的政务执行机关，不复有相府地位，其首长如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号，即不再为宰相之任。直至宋神宗元丰改制，尚书省首长左右仆射复为宰相，尚书省地位渐高于中书、门下二省。金代实行一省制，以尚书省为相府，尚书令总领纲纪，左右仆射为尚书省实际首长，为宰相之任。元代尚书省三置三废，基本上是中书省一省制，此后遂不复有尚书省之设。

三省

中国古代皇帝之下的三个最高政务中枢机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的合称。尚书省由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尚书台发展而来，南朝梁时正式称“省”。但其成为正式政务中枢机构后，又为皇帝所不信任，曹魏时即以皇帝新的秘书机构秘书监改称中书省，以分割尚书省的权力。随着中书省权势日盛，皇帝又恐其侵犯到自己的专制大权，晋时即将皇帝身边的侍从机构侍中寺改为门下省，参与机密，出宣诏命。魏晋南北朝时，三省之制业已形成。隋正式确立三省同为相府，三省长官共为宰相的格局。唐进一步完善，形成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的权力运行方式，确立了三省相互制约的政府体制。但由于最高权力始终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最后决定权无不取决于皇帝，因此，事无巨细，遍经三省，往往流于形式，影响效率。故至中唐，由中书门下政事堂行使宰相权力，中书、门下二省渐趋合一。宋初虽置三省，但形同虚设，行政中枢为别置于禁中的中书省。宋神宗元丰改制，又复唐三省之制，至南宋，三省长官互兼，以尚书省为相府，实际上取代了中书、门下二省。辽和金初亦仿唐制置三省，金朝不久即行尚书省一省制，元和明初实行中书省一省制，洪武十三年(1380)中书省亦被废。

中书省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的政务中枢机构。魏始置，以秘书监改称而来。其首长称中书令、中书监，出纳王命，权尊势隆。晋时有“凤凰池”之美誉。北朝中书省虽不及门下省为尊，但仍得参与密议，号称“西台”，其首长有“西台大臣”之称。隋初因避祖讳改内史省，以内史令为首长。与尚书省、门下省共为相府。下设内史侍郎、内史舍人、通事舍人等数十人。唐武德三年(620)复称为中书省，唐高宗时曾改称西台，武周改称凤阁，唐玄宗改称紫微省，旋复旧称，其首长由内史令改中书令，再改西台右相、内史、紫微令、右相，至唐肃宗复称中书令。其下设有中书侍郎为副长官，中书舍人、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起居舍人、通事舍人等官亦属之。集贤书院、史馆等机构归其统辖。因中书省职在秉承帝旨，参与决策军国要务，故其地位显要。自唐高宗后，政事堂设于中书省，更显其权尊势隆。但随着翰林学士院和枢密使参与决策筹划，中书省职权也多归其间。宋代中书省仅掌册文、复奏、考帐等事务，但别置于禁中的中书省号称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文武二柄，为宋初之宰相府。宋神宗元丰改制，复唐三省之制，三省长官互兼，但以尚书省为重。辽初设政事省，旋改称中书省。金初亦有中书省之设，旋废去；元则以中书省总政务，为宰相府。其首长中书令例由太子兼任，实际长官为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因元仅中书一省，故六部亦转归其指挥。明初曾仿元制，惟不设中书令，但至洪武十三年(1380)废省，此后不复有中书省之设。

门下省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的中枢机构之一。由皇帝的侍从机构侍中寺改设。秦汉有的加官，掌殿内文书往来和侍从皇帝，故称侍中。东汉时置寺隶于少府，因其常在皇帝身边代皇帝披阅尚书奏事，渐有参与机密之权。晋始改寺为门下省，掌“尽规献纳，纠正违缺，监封玺书”(《通典·职官·门下省》)，北朝尤重门下省，政出其间，其长官侍中为宰相之任，副长官黄门侍郎也有“小宰相”之称。隋沿置，与内史、尚书二省同为相府，其长官为避祖讳改称纳言，副长官仍旧，下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等属官，并统城内、尚食、尚药、符玺、御府、殿内六局。唐沿隋制而略有损益。曾有东台、鸾台、黄门监之改称，其长官称侍中，并相应有纳言、东台左相、左相、黄门监之改称。又其官署所设的位置，也有北省、左省之别称。下设给事中、门下录事、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左拾遗、左补阙等官，并统起居郎、城门郎、符宝郎、弘文馆。在职权上，隋时三省尚无明确划分，唐则以门下省掌审议封驳。自唐高宗时门下省迁入禁中，与中书省渐趋合并，有中书门下政事堂之设。宋虽仍置门下省，但仅主朝仪等事务。宋神宗元丰改制后，门下省复唐制。在南宋时，三省长官互兼，中书、门下实为合一，权不及尚书省。辽及金初亦曾置，迨及金海陵庶人正隆元年(1156)废之。元明清皆无门下省之设。

六部

第二篇：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师教学用书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历史必修第三册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2005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主编 朱汉国 副主编 马世力 编委 王子今 刘 军 郝瑞庭 本册主编 王子今

前 言

本册教师教学用书是配合人民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第三册》的教学而编写的。教师教学用书力图贯彻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切实有效地帮助教师顺利完成《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所提出的各项教学目标。

教师教学用书的教学内容与教科书严格一致。本书体例以“专题”为单位设计。每一专题编有“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和“本专题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专题中的每一“学习内容”，大约用1学时完成。每一学习内容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教学目标。以课程标准和课文内容为依据，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明确提出每一“学习内容”的具体学习目标。

2．教学内容分析。包括学习内容的解读、具体教学进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等。

3．问题解答。就课文中“想一想”、“议一议”、“材料阅读与思考”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解答提示。

4．教学评价建议。教学评价重在对学生评价，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是多元的，每节课只能对学生学习的某个或几个方面进行教学评价，教学评价建议是供教师参考用的案例。

5．历史问题注释。目的是帮助教师更好地备课，拓宽教学知识面，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信息。

本书由教育部历史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组织编写。参加编写的有：马世力、吕厚轩、吕艳、刘汝明、夷萍、陈红、陈芬芳、陈宇、李星驰、李美、李东海、张雪萍、周巩固、周莉莉、周百鸣、周建新、徐贵亮。

由于时间紧迫，本书中如有错漏之处，真诚地希望广大教师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及时改进。

编 者

2004年6月

目录

专题一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专题二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专题三

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

专题四

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专题五

现代中国的文化与科技 专题六

西方人文精神的声源与发展 专题七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辉煌 专题八

19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

专题一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充实了人类的思想宝库，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本专题着重讲述了从先秦时期直到明末清初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的大体脉络。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经历了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到汉代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舞台的历史演变。但在社会演变过程中，由于内力与外力的不断影响与冲击，儒家思想也经历了自身的历史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浓厚的时代特色。

儒学对中国文化影响十分深刻。具备儒学史的基本知识，对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是十分必要的。此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在介绍儒学的发展进程时，也应当注

意到儒学对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若干文化内涵的吸收。随着历史步伐向近代化的迈进，儒学的文化地位和历史价值受到质疑。在古代思想文化的教学内容中，也可以引导学生联想儒学在现代的历史命运。

本专题是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精华的概要讲述，学生在学完本专题后，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的主要脉络有清晰的认识，并能结合各个阶段的特征进行分析、归纳。

教学活动建议：

◆收集一些社会生活中的实例，说明传统思想文化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阅读《论语》、《老子》和《庄子》中的精彩片段。

◆分小组收集资料，讨论宋明理学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通过讨论，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

◆阅读宋明理学家们的相关著作。

◆分组搜集资料，在课堂上或班会上讨论明清之际思想活跃局面出现的原因及其影响。

◆学完本专题后，可以组织学生撰写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变迁历程的小论文，在活动课上阅读交流。

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使学生了解儒学从兴起到逐渐成为正统思想的历程。儒学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变化，自然有必要予以说明。学习内容“

一、百家争鸣”和“

四、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分别介绍了一前一后两个思想文化活跃的时期，但是前后有所不同。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按照儒学由兴到衰的发展变化过程，指导学生理出一条主要线索，然后分阶段归纳史实、特征及发展变化的原因。纵横结合，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多维度思考与分析问题的能力，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演变过程。

难点：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资料十分丰富，思想流变的线索比较复杂，而教材的容量有限，教师有必要帮助学生进一步锻炼研读古文和查阅有关工具书的能力，要指导学生不仅满足于教材中提供的材料，还应当多方涉猎，既要读一些古代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又要读一些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系统评价地著作。

■一 百家争鸣■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

[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掌握诸子百家的思想特色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主张；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材料以及自己的学习所得，进行推理分析，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并学会用观察法、比较法等方法学习有关问题。学生要能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地比较、概括和阐释。

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式教学，设计具有针对性、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并对学生在探索过程中的表现予以及时而恰当地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活跃而繁荣的文化盛况的介绍，使学生对这一中国文化史上的光辉时段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更加热爱祖国历史与文化，有志于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二）教学内容分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当时社会大变革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个时期，思想家们探讨治国治民的理论，研究国家的产生与形成，探索宇宙人类的起源。总之，对世界、社会和人生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影响较大的有儒、道、墨、农、兵、名、阴阳、法等学派，教材主要讲述了儒、道、墨、法四家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孔子和早期儒学]

这个题目讲述的是早期儒学的形成及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主张。

儒学以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基本文献，其创始人和奠基人是中国春秋

时期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孔子。孔子一生以治国安邦为己任，主张以礼治国，维护国君在诸侯国中的绝对权威，他的学说主要集中在《论语》一书中。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和“仁”，主张在人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可见孔子学说是以人为本的学说。

孔子毕生从事文化事业，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孔子讲授的课程主要是六艺，教育内容以《诗》《书》《礼》《乐》为主。另外，孔子对教学规律有深刻的见解，总结出因材施教、启发式、学思并重等教育方法。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教育思想的精华，也是教育学的重要财富。

战国时代，孟子、荀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继承孔子“性相近”的人性学说，提出“性善论”；发挥孔子“德政”思想，提出“仁政”的学说，主张统治者要善待百姓；提出五论说。荀子提出“解弊”的理论，取百家之精华，纳入早期儒学体系；他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重要思想；深入讨论“礼”的思想；主张“性恶论”。

关于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否矛盾，教材做出了解释并指出二者在最终目标上的一致性。

教学建议：在讲述完本板块后，可指导学生归纳总结孟子、荀子在哪些方面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及早期儒学的基本特征。

[老庄之学]

教材首先简要说明中国古代道家学派的特征：以“虚无”的“道”为世界的根本，以因循自然的“无为”，“逍遥”为处世的方法。其代表人物为老子与庄子。

老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老子》一书中。“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老子的思想，蕴含了朴素的辩证法内容：他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反”具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两个含义，认为相反的事物间都不可避免地无条件地相互转化；他还指出“弱者道之用”，阐述了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方法论原则。这些思想的产生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老子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抱着消极悲观的态度，主张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

庄子学术思想的渊源是老子的自然主义。他把“道”作为世界的最高原理，强调事物自生自化；他提出

“齐物论”，就是齐一万物，认为一切事物都没有质的稳定性和差别性，它们的存在是不真实的。庄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庄子》一书中，该书擅长用寓言阐发道理，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富于奇特的想像。

教材对老庄之学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美学产生的影响做出了肯定的评价。

教学建议：教师可启发学生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分析老庄之学产生的社会基础。

[法家思想]

教材首先指出了法家呼吁改革的思想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发生了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早期法家思想家们都是政治实践家，他们在各国积极推行变法改革，其变革的主要特点为：奖励耕战和严刑峻法。当时在各国进行变法的有李悝、吴起、申不害和商鞅。李悝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创始人，他在魏国进行了变法。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最为有名。教材对李悝变法和商鞅变法的内容作了讲述，教师可以结合变法内容进行分析和归纳其作用和局限性。在变法的政治实践中，战国法家逐步形成了重“法”、重“术”、重“势”的不同学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韩非思想的历史贡献包括：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的主张，体现了进步的历史观；主张遵循客观规律行事，提出用“参验”的方法检验人的言行及知识的真伪。

教材最后对法家学派的理论与实践所起的作用及其发展、消失的历程做了简要的叙述。

[墨家的主张]

墨家学派基本特征：提倡刻苦简朴的精神，具有苦干和自我牺牲精神。墨家学派的主旨是“兼相爱，交相利”，其创始人为战国初期的墨翟。其组成人员多为生活艰难的小生产者。

墨子的思想主要有：提出非攻、尚贤、尚同、非系、非命、节葬、节用等一系列主张，贯穿讲求实用的精神；他认为认识以客观的感觉实践为来源。提出判别知识的“三表法”；建立了“类”、“故”等中国最早的逻辑术语。

墨家学派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对古文化作出了贡献。建立了由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推理的初步基础。

墨子死后，后期墨家的主要思想活动是专门探讨逻辑学问题，形成“墨辩”学派。汉代以后，墨家学派逐渐消失。

教学建议：讲述完教材内容后可分组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本课重点：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

本课难点：联系相关史实，判断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三)问题解答

[议一议] 法家怎样论述改革的意义?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种思想的文化意义?

答案提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通过变法改革适应社会发展这种改革的思想包含有合理的因素，体现了进步的历史观。

[想一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阶段，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思想文化活跃的局面?

答案提示：春秋时期，周王室地位衰微，诸侯国迅速发展，出现了争霸的局面。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转变成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为了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诸侯争用客卿，采取礼贤下士的态度。政治上的宽松，打破了西周以来的“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学移民间，大批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站在各自的利益上发表论说，传播著述，以求他们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于是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一个最活跃的百家争鸣局面。

[自我测评]“六经”包括哪些典籍?答案提示：《诗》、《书》、《礼》、《乐》、《易》、《春秋》。

[材料阅读与思考]

1．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对于推行改革有怎样的意义?

答案提示：他认为如能强国利民，可以不法古，“不循其礼”。反驳了“法古天下，循礼无邪”的守旧观点，大胆破除传统的禁锢，从而促使秦孝公确定变法图强的决心。

2．商鞅既然批评效法古人，为什么在论辩中仍然要以古人事迹作为驳斥对方的依据呢?

答案提示：商鞅在论辩中所列举的古人的事迹，都是古人不因循先人的典型事迹，可以反证他“治世

不一道，变国不法古”的理论。他要效法的是这些古人的做事原则而非具体做法。另一方面，商鞅在论辩中仍然要以古人事迹作为驳斥对方的依据，也说明我们民族尊古的传统有十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即使改革家也难以彻底摆脱这种影响。而论辩中用古人事迹说明问题，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也是一种有利的策略。

[知识链接] 稷下学宫

通过稷下学宫的文化作用，说明百家争鸣的气氛对于思想和文化的进步有重要的意义。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了解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阅读、分析历史资料的能力。

[评价方法] 过程评价法，历史调查法等。

[评价过程] 设计过程评价表格来记录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热情等方面的变化，评价的项目可以预先设计在表格里，也可以随时择取。表格可以与学生学习档案放在一起，也可以挂在教室的墙上，让学生随时了解自己的进步。

对学生在历史调查活动中的参与情况、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的能力进行记录，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历史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与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相结合，对学生做出较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另外，如果条件许可，教师可以运用录音机、摄像机等现代化手段进行记录，增加评价的可信度。

[评价总结] 评价的方法有多种，教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灵活采用多种评价方式，了解学生学习兴趣方面的变化，力争对学生进行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五)历史问题注释

[儒]

“儒”的名称在商代就有了，是对一种宗教职业人员的称呼。有人认为，“儒”字可能是从“需”字演变而来的。因为这种教职人员主持祭祀仪式需斋戒沐浴，所以用一个人洗澡的形象来代表他们(“需”字甲骨文像人洗澡的样子)。殷代甲骨文中又有“丘需”一词，按照古籍的说法，九家为一井，四井为一里，四里为一丘，即一百四十四家为丘。丘是一个基层单位，相当于一个古代的村社。“丘需”就是管理一个村社的教职人员，主要职责是主持祭祀，接待宾客。与这两项职能相适应，儒要掌握那些与迷信掺杂在一起的古代天文知识

和礼仪规则。那时宗教和政治合一，儒的宗教职责与政治职责是分不开的。

春秋时代的儒，已经不是与政治结合的教职人员了，而成为以传统礼仪知识谋生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出任于朝廷，能够为公卿尽其忠顺；入居于家中，能够对父母兄弟尽其孝悌；遇到丧事，则尽力按“礼”的规定办事。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一公元前479)是中国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伟大的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从事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并兴办私学。他“有教无类”的理论基础，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更可贵的是他的“庶、富、教”思想。他直观地看到了发展教育事业和社会物质条件的关系，并把教育的地位摆得较为恰当。他在教育工作中特别注意研究学生，他对学生个性特征有深刻的观察和分析。由于他的教育因人而异，宋代朱熹把这种教育原则概括为“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后人就简称为“因材施教”。

在中国教育史上，孔子是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原则的人。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很重视立志，他认为立志就是确立目标和理想。一个人有明确的努力方向，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要求学生立志于学和道。他还重视学行结合、言行一致，对夸夸其谈、巧言令色的作风表示深恶痛绝。他最注意“行”，提倡“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耻其言而过其行”。他认为评价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他还认为一个人犯了错误不要怕批评，提出了“过则勿惮改”的名言。他也非常重视道德信念的培养和意志性格的锻炼，要求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因困难、仓卒而违背道德标准；要“宁死善道”，在必要时宁愿“杀身以成仁”，以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

[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理性与道德观念，即生而性善。“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天生具备的“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即是仁义礼智之端，故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人性之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品行

恶者并非其性亦恶。他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以性善作为其“仁政”的理论基础。唐李翱著《复性书》，认为人性善，而“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至宋，张载、二程、朱熹则认为性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天地之性”至善，人之恶者均由“气禀”昏浊所致。

[祭酒]

祭酒，官名。古代通常请年高望重者主持祭礼，因此祭酒便成为对长者或官署首长之尊称。东汉时，始置博士祭酒。后来历朝沿置，为国子监或国子寺之长官，主管全国教育事业。历代均以儒学优长、年高望重者任此职。清末废国子监，改设学部，祭酒更名为学部尚书。

[天行有常]

“天行有常”，是荀子提出的思想。荀子(约公元前286一公元前238)名况，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在《荀子•天论》中写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就是说，天道的运行自有其规律，不会因为尧是圣王就存在，也不因为桀是暴君就不存在。这种规律，如果顺应，就会得到吉庆，如果违抗，就会遭遇凶险。注重生产，节省用度，天就不会使之贫穷；懂得养生，适时运动，天就不会使他生病；专心一意遵循天道，天就不会令他遭祸。然而，荀子又认为，人事又是可以自为的。

[老聃]

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聃是谥号，春秋时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东)人，生卒年不详。他曾担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吏，后又为柱下吏，通晓上下古今之变，晚年隐居于沛，躬耕授徒，讲德论道，后西入关中，客死于秦。入战国后，他的语录流传渐广，经整理成《道德经》上、下篇，即今本《老子》。在《老子》书中，把宇宙万物的本看作“道”或“朴”，有时称“无”。道是万事万物的本体，是超绝时空的绝对存在，是永远不可感知的精神实体，而它所惟一取法的，正是纯抽象的“自然”。这个玄之又玄的道，永远依照自然的法则，在那里循环运转，“周行而不殆”。只有通过“静观玄览”，即“以玄观玄”，才可能有所领会。所谓“不出户，知天下”，“其出弥远，知其弥少”。由此出发，《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命题，意识到一切事物都寓于正反两方面的对立中，它们互相依存，又自然地互相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

所伏”，“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一书在思想辩证方法上，蕴藏着无比精湛的智慧。老子政治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向往原始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他主张：“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思想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他提出了无为原则。认为只有“无为”才可以“无不为”，强调必须“无为而治”，“我不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哲学思想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世界认识的高峰，直到今天还受到中国和世界的重视，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庄周]

庄周，又称庄子，战国时思想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生卒年说法不一，一般认为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他一度做过管漆园的小吏，曾穿着补缀的衣服，捆着绳的草鞋去见魏王，也曾向监河侯借贷度日，经常以钓鱼、打草鞋为生。

庄子一向不慕功名，无意于仕途，长期过着隐居生活，对一切抱无所谓态度，生不足喜，死不足悲，其妻死，竟“鼓盆而歌”。《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楚庄王闻其名，用厚币相聘，许以为相。他表示宁为“孤豚”，不作“牺牛”，甘愿逍遥物外。这在仕人往来熙攘，求官逐利的战国时代是不多见的。

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现存的《庄子》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文字雄美，想像丰富，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善于通过寓言故事来说理。《庄子》一书不但反映了庄周的哲学思想，而且显示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

庄周继承和发展了老聃的“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物质实体，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他否认有神的主宰，认为万物的生长和发展，是按照客观规律进行的，自然界本身就有它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他说：“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

对于万物生成和发展的总的原则，庄周也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辩证观点。他说，事物的生灭是“气”的离合，变化不能离开物质，离开物质就没有变化，事物只是变化，并不是消灭，事物的变化过程是永不停止的。庄周认识到客观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这是他的哲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地方。

庄周在对待哲学的根本问题上，采取的是唯物主义态度，但他的思想方法是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在庄子看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者乐生恶死，死者乐死恶生，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世界上的其他事物，如大小、寿天、是非等也是如此，以此类推，世界上就没有是非、善恶之分了。他认为以个人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危险的，不可能的。在认识论上，庄子走入了唯心主义歧途。

[邯郸学步]

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说寿陵少年学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然而不但没有学到邯郸人的步法，连自己原来怎么走路也忘记了，只好爬着回去。成语“邯郸学步”，比喻生搬硬套，机械地模仿别人，不但学不到别人的长处，反而会把自己的优点和本领也丢掉。

[墨子]

墨子(约公元前468一公元前376)，名翟，鲁国人，有说是宋国人。春秋末战国初时期的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平民出身，是小手工业者。他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土”和“贱人”。墨子曾做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弃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子是躬行实践的教育家，在教育方法上有重大贡献。

一、指出教与学是不可分的统一体。他把教与学比作和与唱，“唱而不和，是不教也，智多而不教，功适息”。

二、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他以撞钟为例，说：“扣则鸣，不扣亦鸣”。要求教师不要处于“待问后对”的被动地位，应主动向学生提出问题，做到“不扣亦鸣”。

三、提出“量力所能至”的自然原则。他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自然发展安排教学程序，做到“深其深，浅其浅”，使学生能“浅者求浅”，“深者求深”，这说明墨子已经看到教学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

四、强调学以致用。他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意思是学习的目的在于行。而且，他还认为判断一个人行为的好坏，必须把行为动机的“志”和行为效果的“功”结合起来。

[吴起]

战国时期卫国人。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吴起是一个极有才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在鲁国为将，后又在魏国任职，受到谗害，奔楚，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吴起在魏、楚二国为卿相，他所推行实施的政策体现出其法家思想。吴起主张国君要对老百姓施以德政，他反对游仕之士，提倡多于实事。吴起罢除无能无用的官吏，奖励耕战，打击了楚国世袭贵族的势力。楚悼王死后，楚国贵族作乱攻吴起，吴起被射杀。

[申不害]

申不害，申国人，楚国灭申，申氏成为楚人。申不害从楚至郑，成为郑之贱臣。战国初年，韩国灭郑，申不害遂成为韩国人。申不害主张国君以“术”来统御臣下。术，即权术。他认为，国君不要相信任何人，要用自己的眼睛去亲看，亲听，独自处理政事。申不害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申不害反对臣下越职行事，他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申不害以术治国，对韩国政权的巩固起了良好作用，但这种术的结果，使大臣们人心离散，人人惶恐，最后危及国家的生存。

[韩非]

韩非(?一公元前233)，战国末年思想家，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出身于韩国贵族家庭。韩非在政治上主张变法图强，积极向韩国君主献计献策，却不被采用，于是他转而埋头于著述之中，写出了《说难》、《孤愤》、《五蠹》等十余万字的作品。他把法、术、势思想熔为一炉，从而大大丰富了法家学说的思想内涵。这些作品传到秦国后，受到了秦王的高度重视。秦王赢政曾经发出感叹说：寡人能够见到这些作品的作者并与他有所交往，即使死掉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于是发兵加紧攻打韩国。韩国国君只好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来到秦国后，受到了他的同学李斯等人的诬陷而被下于狱中，不久自杀身亡。

[参验]

《韩非子•奸劫杀臣》：“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参””，比较；“验”，验证。韩非主张根据名实关系而确定认识的是非，用“参验”之法审查言论是否正确。提出“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韩非子•八经》)要求从各方面考察言论得失，包括自然(天、地、物)和社会(人)。批判儒家不经“参验”而肯定三千年前的“尧舜之道”，“非愚则诬也”。(《韩非子•显学》)

■二 儒学的兴起■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掌握汉代儒学兴起的相关内容，分析其对中国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过程与方法] 学生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材料及自己原有的相关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并学会用独立思考与同他人合作学习和交流相结合的方法，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

教师要予以适当的指导与及时而准确的评价。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通过对本课的学习，加深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的认识，培育学生重视传统思想文化、尊崇传统思想文化的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恰当评价，可以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二）教学内容分析

[“焚书坑儒”批判]

这个题目讲述了“焚书坑儒”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大致过程，影响及汉代以来主流文化对它的批判四个方面的内容。

随着秦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文化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去不返，于是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经典，以古讽今。针对这种情况，为了维护专制统治，遏止思想文化的泛滥，秦始皇制造了“焚书坑儒”事件。“焚书坑儒”事件否定了先秦思想文化成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浩劫，文化进步的正常路径被阻断，儒学的发展也因此进入低潮。教材举了“孔壁中经”发现的故事证明秦代焚书确实使儒学的传播受到限制。

汉代以来的主流文化对“焚书坑儒”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焚书坑儒”成为两千年来文化专制政策的开端。

[罢黜百家]

教材对汉武帝时代的政治、文化体制进行了描述，指出这一时期伴随着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的确立，儒学思想逐渐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

在汉武帝确立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的过程中，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推行一套以确立儒学独尊地位为核心的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建议皇帝倡导学术，推行教化，养士求贤，政策要适时“更化”；他提出，应当禁绝与儒学相异的学术，使文化的一统与政治的一统相一致。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完成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体制与文化政策的转变。

教材对罢黜百家的文化政策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一方面遏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另一方面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汉王朝加强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历史文化的发展。

[太学的出现]

汉王朝对文化教育重视的表现之一就是太学的创建。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的官立学校，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太学的创办是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采用了公孙弘制定的具体方案。

教材接下来对太学建立后在汉代的蓬勃发展做出了描述，指出太学的兴立，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文化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为普通地主阶层子弟入仕提供了机会。

太学生接受儒学教育，其中的民本思想对他们的观念倾向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和民间有较密切的联系，对于弊政的危害有比较直接的感受，因此他们的思想言论对国家政策有一定的影响，东汉时期形成了太学清议的政治现象。这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较早的史例。当时太学生的议政运动，使黑暗的政治势力被迫有所收敛。

[从察举制到科举制]

这个题目讲述了汉代儒学兴起以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进历程。

汉代以前的选官制度是“世官制”，汉文帝时，已经通过察举方式选拔官员，但这种制度还不完备。到汉武帝时代，察举制得以基本成为正统的政制，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察举

制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地位已经得以确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隋唐时代，开始实行更为完备的选官制度——科举制。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来选拔官员，儒生开始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

教材接下来对科举制度的作用进行了客观的评价。消极作用：儒生成为专制政治的仆从，儒学成为执政者奴化臣民的工具；整个知识阶层成为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使得专心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考试内容的单一化，导致士人知识结构的狭隘。积极作用：促成了普遍持久的读书风尚，有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将考试本身作为选官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追求公平公正的出发点。

本课重点：儒学在汉代的兴起及其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本课难点：对“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太学兴起及科举制度形成进行客观评价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1．为什么秦王朝不焚禁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答案提示：秦王朝焚书的目的是为了遏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体现的是实用之学，对社会和国家直接有益，不构成对政权的威胁。

2．汉武帝是以“雄才大略”著称的帝王。在我们以前学过的历史知识中，能不能总结出汉武帝有哪些突出的历史成就?这些成就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策有何关系?

答案提示：汉武帝改革仕进制度，大力选拔人才；实行“推恩令”，解决了诸侯王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问题；惩治豪强，打击不法贵族；推行盐铁官营；铸“五铢钱”，统一货币；抗击匈奴，保持了北方边疆的和平稳定；开通丝绸之路。汉武帝大力推行儒学教育，提拔儒生担任高级行政职务，为以上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进行了理论准备和人才准备。

[议一议]

1．《后汉书》记载，汉明帝曾经亲自到太学讲学，和诸位儒生就儒家经典的内容相互辩论，前来太学门前围观听讲的人不可胜数。汉明帝这样做，说明了什么?

答案提示：说明了儒学地位的提升。说明了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对儒学和教育文化的重视。

2．古代儿童启蒙读本中有这样的内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我们今天应当怎样来看待这种文化现象?

答案提示：反映了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能够因学得仕，并不受到家族等级的严格限制，也反映了社会对文化的普遍重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以仕途为惟一理想归宿，人人汲汲于功名利禄，使得专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中国古代士人价值取向和社会人才流向的这一特征，也是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严谨完备以及科学的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我测评] 汉代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反映了怎样的文化趋势? 答案提示：反映了儒学地位提升，统治者注重儒学教育的文化趋势。

[材料阅读与思考] 谈谈你对“焚书坑儒”事件及其影响的看法。

答案提示：先对文中两段史料关于“焚书坑儒”的态度进行阐述与分析，然后再阐明自己对这一事件及其影响的看法。注意“焚书坑儒”事件发生的特殊背景，以及儒学在秦灭亡的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知识链接] 博土

博士是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文化称谓，现今依然沿用。但是“博士”的涵义在不同的时代又有所不同。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考查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评价方法] 过程评价法、撰写历史习作等。

[评价过程]

将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记录到历史学习档案中，考查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热情等方面的变化，有利于对学生的历史学习进行长期、稳定的综合考查和较为全面的评价。

撰写历史习作是体现探究式学习方法的内容之一，学完本课后，通过让学生撰写“焚书坑儒”事件的影响，科举制度与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等历史小论文，重点考查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

及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另外，对于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教师可以运用现代化的教育设备进行记录，提高评价的可信度。

[评价总结] 教师在评价过程中一定要客观公正。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灵活采用多种评价方式，对不同的学生可以采用不同方法，对同一学生在不同时间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

(五)历史问题注释

[李斯]

李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秦代著名政治家。他年轻时当过小官，后拜荀子为师，学习治国之道。学业完成以后，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楚国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惟有秦国具备统一天下、创立帝业的条件，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秦国，先在吕不韦手下做门客，取得吕的信任后，当上了秦王赢政的侍卫。李斯利用经常接近秦王的机会，劝说秦王抓紧“万世之一时”的良机，“灭诸侯成帝业”，实现“天下一统”。秦王嬴政欣然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先任命他为长史，后又拜为客卿，命其制定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策略和部署。

公元前237年，秦国宗室贵族借口韩国水工郑国在秦搞间谍活动事件，要求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在被逐离途中，写了《谏逐客书》，劝秦王收回成命。他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说明客卿辅秦之功，力陈逐客之失，劝秦王为成就统一大业，要不讲国别，不分地域，广集人才。秦王看了《谏逐客书》深受感动，于是取消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不久又提升他担任廷尉。《谏逐客书》不仅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秀文章。鲁迅先生曾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李斯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辅佐秦王政制定了吞并六国、实现统一的策略和部署，并努力组织实施。秦国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先后灭了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屡建奇功。

秦统一后，由于过去各诸侯国长期分裂割据，语言、文字有很大差异，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极端不利。李斯及时地向秦始皇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并亲自主持这一工作，他以秦国文字为

基础，废除异体字，简化字形，整理部首，形成了笔画比较简单、形体较为规范，而且便于书写的小篆(也称秦篆和斯篆)，作为标准文字。他还亲自用小篆书写了一部《仓颉篇》，作为范本，推行全国。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鲁迅先生说，李斯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殊勋”的。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收藏有李斯亲书琅邪刻石，山东泰山岱庙现存有李斯篆书的秦二世诏书刻石的残片。李斯还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人们所熟知的“焚书坑儒”，也是李斯建议为打击儒生以古非今、诽谤朝政，为巩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一事件的发生自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但毕竟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对中国秦以前文化典籍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后，李斯为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附和赵高伪造遗诏，立少子胡亥为帝，赵高篡权后又施展阴谋，诬陷李斯“谋反”，将其腰斩于市，并夷灭三族。

[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一公元前87)，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在位，是西汉时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期间，颁布“推恩令”，后又剥夺大批王侯爵位，进一步削弱割据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他派人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大量移民到西北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并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大工商业者操纵经济的活动。他先后派卫青、霍去病打败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增设郡县，加强了同西域和西南的经济文化交流；又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建议，从思想意识领域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在他统治期间，西汉出现强盛的局面。但他连年用兵，徭役兵役不断增加，国力耗损，农民不断破产流亡。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一公元前104)，汉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为汉武帝所采纳。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

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贤良文学]

汉代选任官吏的科目之一。始于文帝时期，为贤良方正和文学两种，前者为能直言极谏者，后者为经学之土，由大臣，地方官察举推荐，简称贤良或文学。这种官选为特进或特科，不同于孝廉、秀(茂)才等岁举或常科。

[太学]

太学，即古代国立大学，西周已有大学之名，《大戴礼记•保傅》：“帝入太学，承师问道。”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设五经博土，弟子50人，西汉太学遗址已无迹可寻，惟一保留的太学遗址最早者就只有东汉太学了。

东汉太学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佃庄乡太学村，原东汉洛阳城东南部开阳门外。太学是中国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东汉太学始建于建武五年(26年)，建武二十七年(51年)建造太学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至顺帝时达到空前规模，“凡所结构达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汉质帝时，太学学生多达3万余人，王充、张衡等都曾就读于该太学。解放后经勘察发掘得知，太学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夯筑房基排列有序，井井有条。汉灵帝时著名书法家蔡邕等，以隶体书丹刻经石46块，立于太学讲堂前。太学在约两千年前就有如此宏大规模，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察举制]

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文帝开始的。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书•文帝纪》)。汉武帝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一是对于察举人才的标准有了明确的新规定，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举，开创了以儒术取士的标准。二是取士包括德行、学问、法令、谋略四个方面的内容。三是察举分岁举和诏举两类。岁举为常科，每年推举。科目有孝廉和秀才。孝廉始为孝与廉两科，后

来连称为一科。察孝廉的对象是地方六百石以下的官吏和通晓儒家经书的儒生，由郡国每年向中央推举。有名额限制，东汉和帝时制凡满20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20万人的两年举一人，不满10万人的三年举一人。边境地区郡国人少，10万人以上则可以岁举—人。孝廉的出路最多的是在皇帝身边当郎官，然后再由郎迁中央或地方官吏。举孝廉是察举常科的主要科目，是入仕的正途。举秀才的对象为现任官吏。到东汉为避刘秀讳，改秀才为茂才。秀才由州推举，所以人数比孝廉少得多。秀才的出路大多充任地方县令，比孝廉任用为重，但名额少。诏举，是由皇帝下诏察举人才，是临时性的特科。其特点是：诏举常在灾异之后举行。诏举人数不限，由诏令临时规定。诏举科目很多，也不固定。无论岁举孝廉、秀才还是诏举贤良文学，到中央以后均需经过考试。考试办法有对策(命题考试)和射策(抽签考试)两种。对策多用于考试举士，射策多用于考试博士弟子。凡属诏令推举之士一般是由天子策试；郡国岁举之孝廉、秀才则由三公府考试。儒生考经学，官吏考举奏，通过考试选出优等生，报皇帝录用。考试实际是量才录用。察举制在西汉到东汉初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封建国家选拔了大批有用之才。以后随着政治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到东汉晚期，已成为豪强或官吏安插私人亲信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网罗人才的作用。

[清议]

清议，指由古代乡里、学校对官吏的批评发展而成的社会舆论。春秋晚期，“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东汉末，强宗豪族及官吏、名士、太学生，以风谣和品题的形式，奖褒公卿，裁量执政，其言论称“乡里之号”，“学中之语”，又称“公论”。党锢祸起，“清议”从是非、臧否人物转为“发言玄远”的“清谈”。但评论官吏、朝政的风气仍为历代所继承。顾炎武《日知录•清议》：“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里选举，必先考其生平，一沾清议，终身不齿。”宋、明两代太学生的议政更为突出事例。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土的办法，所以叫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多年。

隋朝统一全国后，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

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土，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往，乌聚云合。”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土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土”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土及第后，以博

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土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崭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中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即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他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土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土，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忠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需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宋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誊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土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对其义理，不甚重视，认为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帖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考试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

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康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他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

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土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土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待，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愈演愈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三 宋明理学■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

[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了解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观点。分析宋明时期儒学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培养学生理解古代思想家主要学术观点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结合教材内容的学习，在教师的指导下搜集相关资料，加深对宋明时期儒学发展的认识。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分析宋明理学与传统儒学的异同，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并且要注重同他人，尤其是具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学习和交流。

学会用观察法、比较法、阅读法等学习相关问题。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宋明理学及其代表人物相关知识的学习，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的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初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树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为祖国文化宝库增益新的内容的人生理想。

(二)教学内容分析

[儒学的困境与儒学复兴运动]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的地位空前上升，成为历朝历代正统的主流思想。然而随着汉末谶纬迷信的泛滥，儒学的权威性又被严重削弱，儒学原有的各种社会政治功能，如为政权合法性提供证明、为君臣父子和各种社会关系提供特定的行为规范、为社会各阶级的成员提供普遍的道德准则等等，也随之受到损坏。魏晋以降，玄学的流行，道教的兴起，尤其是佛教的传播，更是直接冲击着儒家的核心价值信仰，瓦解着儒学提振人心、安顿灵魂的力量。唐末五代之际，已沦为考据之学的官方儒学，几乎丧失了规范社会、支撑人心的实际作用。

唐代中后期，韩愈率先提出了复兴儒家之道的主张。他激烈地反对佛教和道教，宣称儒家的仁义是最高的道，并引《大学》为其依据。他最早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且以孟轲之后道统的惟一传人自任。与韩愈同时的李翱，则提出必须从“性命之源”的高度来理解孔子之道。他找出《中庸》作为儒家的“性命之

书”，并仿照佛教的佛性之说发挥其意。韩愈和李翱的理论建树虽然不高，但他们却为北宋的儒学复兴和理学创立开了先声。

在赵宋王朝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北宋士大夫们在总结唐末五代历史教训的过程中，掀起了以复兴儒学为目标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胡瑗、孙复、石介、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他们标举《春秋》“尊王攘夷”之旨，批评唐代政治的根本弊病是不重儒家的纲常伦理，致使女后专政、臣子不忠、权臣跋扈，从而导致唐朝长期陷入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将政治失败归结为思想的迷乱。他们认为，要巩固中央集权，实现长治久安，必须以唐为鉴，复兴儒学，重振纲常，以儒家文化为立国之本。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这些思想家特别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他们将背离儒家传统的佛教和道教统统视之为夷狄之教。在他们的持续努力下，研习儒经义理之风逐渐兴起，士气随之大变，重忠孝、讲廉耻、励气节的社会氛围终于逐渐形成。理学就是在这场儒学复兴运动中孕育而生的。

[“北宋五子”与理学的创立]

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五位理学家，并称“北宋五子”，是理学的开创者。为了与佛老思想相抗衡，他们将儒家的忠孝节义提升到了“天道性命”的高度，形成一整套囊括天人的严密的思想体系，这就是理学，又称新儒学。

周敦颐和邵雍主要以《周易》为思想资料组织其理论体系。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为世界本原，经阴阳、五行而至万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式；其中人得阴阳之秀气而最灵，性情齐备，而善恶分、万事出。他认为，圣人以人性之“中正仁义”为“人极”，它是人之太极，也是天地之“诚”。这样人与天地万物的本原合而为一，人只需修其本性之诚，就可以明辨善恶、成贤成圣、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憾。邵雍将《周易》的六十四卦打乱，并按照类似二进制的规律重新排列，得出整齐的横图和圆图，分别表示宇宙生生不已的秩序和循环运行的规律，将自然与人生、空间与时间打成一片，以解释宇宙万象和人类命运。他把传统的易学称为“后天之学”，而把自己的易学称为“先天之学”，以为它是伏羲画卦以前就有的本然天理。他认为，太极就是先天的心或性，就是儒家的道，万化万事由此而出；守此先天之本，“以物观物”，就可以不动心而应万变，去利欲而得安乐。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自觉地将宇宙的自然结构与人的精神结构融合起来，寻找其

统一的本原，以作为儒家价值的终极支撑，从而为儒家信仰经营一个精神自足的归宿之地。尽管他们的体系不够精致完备，他们对宇宙的自然结构和人的精神结构的探索还不够深入，并且他们的理论带有明显的道家痕迹，但他们毕竟为理学的建立确定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张载对理学的创立有重大的贡献，有的学者认为他开创了理学中的“气学”一派，是理学中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张载认为，宇宙万象是气之聚散的结果，气源于“太虚”，“太虚”不是虚无，而是无形的“气之本体”。“太虚”的根本性质是“太和”，“太和”不是绝对的同一，而是包含着阴阳、动静等差异性的矛盾的统一。这个矛盾统一的“太和”及其在气化中的展开就是道。人是气化的产物，因而人之性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前者纯善，后者是私欲的源头。修养的目的是变化气质，返回到本有的天地之性。通过“大其心”而“穷理”，就可以“尽性”，可以人心合天心，达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不为生死所动。在理论上，张载严格区分了天、道、性、心等概念，准确地表达了理学的宗旨和精神，同时还实现了中国古代人性论的一次重大突破，为沟通天道和人道、重建儒家的价值权威奠定了一块关键性的基石。

程颢、程颐兄弟又合称二程，他们确定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确定了论证仁义即是天理的本体论思路，从而使理学获得了典型的理论形态。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援引天道来论证人道，另一方面又要按照人道来塑造天道，通过这两个过程的不断循环，最终才能把握天人整体。理学为了回应佛老的挑战以捍卫儒家信仰，必须对天人整体之说重新诠释，必须对天道和人道作出更深刻的理解。张载把最高的本体归结为气，使儒家价值与最高本体之间有了距离。二程直接以理来概括天人的共同本质，使儒家价值上升到了绝对的高度，从而初步完成了对天道的重塑。人是天地之精华，因而人能最集中最完备地体现天理，这就是“天命之性”；由于气化的偶然性，人的禀赋又各不相同，这就是“气禀之性”。于是二程又得出了与张载相同的二重人性论的结论。二程认为，天理人性的核心就是“仁”，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仁”的境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廓然而大公”，“应物而无累”，不但能化物于无形，而且能获得高度的主体自由和极大的精神满足，这就是“孔颜之乐”。获得仁者境界的主要方法，是涵养和穷理。程颢强调涵养，程颐则主张涵养与穷理并重。有人认为，理学的两大派别在二程那里已初见端倪：程颐是“程朱理学”的主要代表，而程颢则是“陆王心学”的先驱。

[朱熹与理学的成熟]

南宋思想家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全面总结了北宋以来的理学成就，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理学体系，这个体系大致包括三个部分：本体论、修养论以及社会政治理论。

理学的本体论，是通过抽象的理论思辨研究天人合一的内部结构的学问，其目的是论证儒家价值的绝对权威。在理气关系方面，二程强调理，张载强调气，朱熹则以二程为主，部分吸收了张载的思想。朱熹认为，理比气更根本，理逻辑上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发挥程颐“理一分殊”的思想，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分殊”决定了万物各有其理，“理一”决定了万物之理终归为一，这就是“太极”；万物之理虽然各不相同，但其中都包含着共同的“太极”，所以“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在心性理论方面，朱熹着重发挥了程颐的“性即理也”、张载的“心统性情”、张程的二重人性论等思想，论证了人与宇宙的同构性，论证了最高的天理就是人的内在本性。

理学的修养论，是以本体论为基础的关于个人实践的学问，目的是通过各种方法去掉自己非本质的东西，彰显和扩充自身的本性，使自己达到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修养论一般包括“工夫”和“境界”两个方面。朱熹的工夫论非常完整细密，他区分了“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系统阐述了“格物致知”、“主敬涵养”、“省察”、“克己”等多种思想命题的内涵。他强调学习和修养应当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朱熹的境界论，则详尽地探讨了“仁”之境界的各个方面。在他的理论体系中，“仁”，是一种原初的宇宙生命意志，是人的爱心乃至一切道德价值的终极源泉。仁者必然无私无畏，大智大勇，襟怀洒落，仁民爱物。仁者境界与佛老境界的最大不同，就是在获得精神的自足和自由的同时，彰显着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

理学的社会政治理论，是以道统论为依据的社会实践的理论。理学家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本体论和修养论，就是为了重建儒家信仰，而重建儒家信仰的目的，则是为了更积极有效地干预现实政治。朱熹对道统论的坚持和发挥，可谓不遗余力。道统论认为，儒家的道十分深奥，历史上只有少数圣贤才能修得并传承下来。道的价值内涵是“三纲五常”，但知道其表面的意思还不算“真知”，只有达到仁者境界，将儒家价值作为自己的生命支柱并以此支配自己的全部言行，才算得道。用这个标准衡量，朱熹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即：秦汉以来的所有帝王都是无道之君，所以才导致了现实政治的长期黑暗。他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由于道掌握在儒家手里，所以儒家拥有干预政治的天然权力。朱熹认为，儒家干预政治的关键，就是要设法“正君心”，因为只有君心得正，才能正纲常、正百官，而后实现国治、天下平。

自二程表彰《大学》、《中庸》，将其与《论语》、《孟子》并列后，朱熹又进一步将这四种儒学经典集为《四书》，并为之注解。从此《四书》的地位高于《五经》，成为理学的主要教科书。

朱熹在历史上被誉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一代“宗师”，地位仅次于孔孟。他的思想作为官方正统儒学，影响了其后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

[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指理学体系中以陆九渊和王守仁为代表的一派。

宋明理学的重心转向了在儒家信仰支配下的生命实践。

陆九渊，自号象山居土，南宋思想家，是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提出的核心命题是“心即理也”，意思是本心就是天理。他不是用逻辑的思辨来论证这个命题，而是用自己的体验来展开和印证这个结论。他的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而已”等等，据说都是他的体验所得。他说：“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为学只是理会此。”他批评朱熹的理学“支离”，说了很多，却不能使人当下感奋，挺立起对儒家价值的坚定信念。因此他反对埋首书册，日积月累地追求外在的知识，主张于人生日用处直接体悟，“发明本心”，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这叫“先立乎其大者”。他认为“物欲”和“意见”是人心之蔽，所以要用“剥落”工夫，即通过师友琢磨，将其扫除。陆九渊的心学理论虽不严密，但他的思想言论却具有很大的冲击力，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明代人，是心学的完成者。他论证了“心即理也”的命题，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之说，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他认为，人是天地的心，“灵明”是人的心，因此，宇宙“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这个“灵明”就是天理，就是本心，就是良知。“人心是天渊”，这个深不可测的宇宙的深渊，是一切价值的终极源泉，没有这点灵明，天地万物和社会人生都将成为毫无意义的虚无。由此他推出了一连串结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由于人人都有良知，“愚

夫愚妇与圣人同”，所以只要识得此理而不失，则“满街都是圣人”。学以至圣的修养关键，只在“致良知”。“致良知”的具体方法，不外乎静时“存养”，动时“省察”，时时处处不忘“存天理，灭人欲”。为了遏止伪善流行，他特别标举“知行合一”之旨，强调“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他晚年对“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肯定，开启了王门后学的一支流入狂禅，走向带有近代个性解放色彩的自然人性论思潮。

心学着重强调，学问的目的在于做人，就是强调应当明白做人的道理并努力实行。因此心学主张扫落枝叶，直奔主题。在本体论方面上，心学不纠缠于理气关系或宇宙结构的争论，直接从心性出发来谈宇宙本体；在修养论方面，心学反对客观知识的艰苦探求，要求直接返身内求，讲究所谓体认本心。心学的出现，标志着重建儒学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大体完成。

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宋明理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特征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既是本课重点又是难点。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比较多，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头绪多而乱，容易混淆。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用列表形式加以区分。也可以各有详略，重点介绍一两位思想家的观点，使学生形成深刻印象。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1．《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载：“(二程)昔见周茂叔(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为什么理学家特别重视“寻找孔颜之乐”?

答案提示：理学家认为天理的核心就是仁，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仁的境界。仁者不但能化物于无形，而且能获得高度的主体自由和极大的精神满足，这应当就是所谓“孔颜之乐”。而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这体现在传统儒学家的言行中。

2．老聃是中国人，为什么石介说他是“自胡来入我中国”?

答案提示：石介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儒学学者有意将在文化渊源上原本属于中原文化的道家之学及道教归于与中原文化有本质区别的蛮夷文化的范畴之内，以贬低道家文化，进一步抬高儒学的地位。

[议一议]

1．朱熹的理学思想，在他生前被官方诬为“伪学”，而在他死后却被官方奉为儒学正宗，为什么? 答案提示：朱熹的思想，与当时官方所尊奉的传统儒家思想不一致，所以被诬为“伪学”；而实际上他对儒学的发挥在本质上进一步适合了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因此，随着社会发展，他的理学思想逐渐被官方奉为儒学正宗。

2．王守仁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表明了他对于文化作用的认识。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看待他的这种忧虑?

答案提示：他肯定了文化对于人心影响深远的事实，肯定了精神力量的作用。尽管他在某种意义上夸大了这种作用，但是他的忧虑又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否定和轻视文化的作用。

[自我测评] 简要说明韩愈思想和宋明理学的关系。

答案提示：韩愈激烈地反对佛教和道教，宣称儒家的仁义是最高的道，并最早提出重视太学，最早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韩愈的思想是宋明理学创立的先声，为理学创立打下了基础。

[材料阅读与分析]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王阳明所说的“良知”?

答案提示：“良知”的说法，出自孟子。王守仁借用“良知”一词，又指出“良知即是天理”(《与马子莘》，《明儒学案》卷一○)，又是对孟子的发挥。他认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体者也。“良知”就在”人心中，不需要向外探求。他还强调“良知”就是基本的“是非之心”，“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所谓“良知”，“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王守仁“致良知”的命题，是对朱熹“致知”命题的修正，然而更加明白简易，因此也容易获得更多的信徒。

[知识链接] 道统

“道统”指儒家学术继承的正统关系。强调“道统”，有总结学术源流的意义，也有宣扬自身正统，排斥不同学术意见的意义。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理解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收集、整理历史资料的能力。考查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评价方法] 过程评价法、撰写历史习作、学生自我评价法等。

[评价过程]

设计过程评价表格来记录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热情等方面的变化。评价表格包括教师填写的内容和学生自我填写内容两部分。教师及时将这些情况反馈给学生，使其对自己的情况充分了解，有助于学生认识学习目标以及控制学习进程，增强历史学习的责任感。

以课堂讨论的内容为基础，让学生撰写相关历史习作，考查学生历史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评价总结] 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学生，灵活多样的选择评价方式，对学生的各个不同侧面进行评价，形成对每一个学生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五）历史问题注释

[谶纬之学]

西汉末年出现，伪托神灵预言，以之解经述史。由于光武帝相信图谶，谶纬之学在东汉一代大行其道。但谶纬之说，穿凿附会，以之理政决疑，为害不浅。章帝时，曾集群儒于白虎观讨论经义，由班固写成的《白虎通义》，系统地吸收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使今文经学逐渐谶纬化。桓谭、张衡等反对今文经，力辟娥纬之学。王充更著《论衡》八十五篇，破除儒家的天人感应和谶纬的鬼神妖异之说。

[韩愈]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又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李翱]

李翱，字习之，祖籍陇西(今甘肃一带)，唐代著名儒学家，理学的先驱。李翱自幼就受到儒学的熏陶。据他后来在《复性书》中说，自6岁开始，他就读书，“但为词句之学”。所谓“词句之学”，大约就是章句训诂之类。15岁以后，他已“志于仁义”，对儒家思想进行独立思考。李翱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少。今有《李文公集》18卷，另有他与韩愈合著的《论语笔解》2卷流传于世。他的思想观点主要集中在《复性书》、《从道论》、《命解》、《去佛斋》、《平赋书》、《正位》、《学可进》、《杂说》、《答朱载言》、《论事流表》、《疏用忠正》、《疏屏奸佞》、《疏改税法》、《疏绝进献》、《疏厚边兵》等文章中。

在《复性书》中，他阐述了一个以《中庸》为传授中心的“道统”。他说：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唯节行、文章、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他认为儒家的性命之学，到秦汉以后就趋于废缺，至唐代衰落到了“极于剥”的地位，儒家的“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他以《中庸》为主要的理论依据，旁采《易传》、《大学》、《乐记》等儒学经典，综合老子的“复归”、庄子的“心斋”以及佛教禅宗、天台宗的部分思想，建立了自己的心性学说。

[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以母舅龙图阁学土郑向任分宁(修水)主簿，调南安军司理参军，移桂阳令，徙知南昌，历合州判官、虔州通判。熙宁初知郴州，擢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所到之处，都很有实绩。“在合州郡四年，人心悦服，事不经先生之手，吏不敢决”。晚年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星子县城。曾游览庐山，为庐山的山水所吸引，在其自为诗中道：“庐山我爱久，买田山中阴。”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遂定居于此，并将原在故里的母亲郑木君墓迁葬于庐山清泉社三起山。敦颐卒，亦附葬于母亲墓旁。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儒学案》中写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

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在以后的七百多年的学术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

周敦颐著有《周子全书》行世。濂溪书院是他讲学的讲坛，他的学说对以后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朱熹]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江西婺源人。绍兴十七年秋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先后被授予朝奉郎、朝散郎，历任泉州同安主簿、秘书省秘书郎、知南康军、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江东转运使、漳州知府、湖南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

淳熙八年十二月，任直秘阁受命巡视台州时，上书弹劾前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宰相王淮包庇，朱熹不畏权奸，连上书十次，终于罢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职。并上奏朝廷，指出当时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提出“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策。

朝廷识其才，多次委以重任，朱熹力辞不受，致志于理学。先后主管台州崇道观、武夷山冲佑观、华州云台观、西京崇福宫、西太一宫、南京鸿庆宫，讲学庐山白鹿洞书院，著书立说。一生著作甚多，收入《四库全书》的有四十部。其哲学思想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关于理学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

庆元三年，韩佗胄擅权，排斥赵汝愚，禁道学，朱熹受牵连被斥“十罪”，革职回家，于庆元六年三月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陆九渊]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抚州金溪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他从小就聪明好思。

三、四岁时就向父亲提出“天地何所之”这样深邃的哲学问题。

七、八岁，“举止异凡儿，见者敬之”。他读古书，见“宇宙”两字，别人解说道：“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他顿然大悟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乾道八年(1172)登进士第。在京师，“士争从之游，言论感发，闻而兴起者甚众”。初调隆兴靖安县主簿，后改建宁崇安县。经人荐任国子正，复除敕令所删定官。他慨叹于靖康间北宋被灭的惨痛事件，和四方志士交结，并曾上书陈五论：一论仇耻未复，愿博求天下之俊杰，相与举论道经邦之职；二论愿致尊德乐道之诚；三论知人之难；四论事当驯致而不可骤；五论人主不当亲细事。除将作监丞，因给事中王信反对，落职还乡。九渊当时名望已高，每开讲席，学者群集，“户外屡满，耆老扶杖观听”。他自号“象山翁”，学者尊为“象山先生”。光宗即位，他被起用知荆门军。当时荆门是南宋边地，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实际防务极差，连城墙也没有。他“乃请于朝而城之。”经过他一年左右的认真治理，“政行令修，民俗为变。”绍熙三年卒，谥文安。

陆九渊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企图由此证明所谓“天理”即封建等级秩序、封建道德教条，都是人心所固有，是恒久不变的。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他和朱熹两人，虽然“所学多不合”，曾在鹅湖展开过有关“理”与“气”的大辩论，但是，他们友谊极厚，书信往来，论辩不已。九渊曾在朱熹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泣下。

[纲常]

儒家的“纲常”指的是：“三纲五常”，它是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道德关系和最基本的伦理思想。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三纲五常”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道德，在儒家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永恒不变的“天理”，“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谁也不能更改，也不能违反。

[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原名云，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学者称阳明先生。父王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守仁少受儒家教育，暇好骑射兵事，善射。15岁随父游居庸关、山海关等要塞。弘治五年中举人，寓京师父亲官署，遍读朱熹遗书。为决疑虑，“格”竹七天，无所得且罹疾。十二年中进士，值西北告急，疏陈“蓄村备急、舍短用长、简师省费、屯田足食、行法振威、敷恩激怒、捐小全大、严守乘弊”八事。后隐居，养病于绍兴阳明洞等地。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专权，矫诏逮捕戴铣等，守仁时任兵部主事，抗疏救援，“宥言官，去权奸”，“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要武宗“开忠谠之路”，触犯刘瑾，受廷杖，贬为龙场(今贵州修文县治)驿丞。刘瑾伏诛后，调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间事学术活动。曾数次率部镇压农民起义军。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学说，终完成“心学”体系。57岁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明史》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

■四 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的主要主张，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

[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掌握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的主要思想。结合当时时代特征，把握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脉络。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材料及自己搜集到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在对明清之际思想家的了解过程中，运用比较法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进一步激发学生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通过对明清之际思想家们大胆批判传统文化的行为的学习，使学生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人格，培养健全的意志，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

（二）教学内容分析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次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思想家们对儒学传

统教条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与修正。

[李贽的反正统意识]

李贽生活在理学占思想统治地位的时代，但具有浓厚的反正统意识，对正统思想发出了大胆挑战。他的反正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他认为“理”就在百姓日常生活之中，辨别是非的标准不能以圣人为依据，儒家经典也不是“万事之至论”，他还提出“童心说”，以此反对礼教的虚伪与官场的欺诈；他主张男女平等；在诗文写作的风格方面，也主张“真心”，反对当时盛行的摹古文风。

教师可引导学生对李贽反正统意识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

[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说]

继李贽之后，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将这场思想活跃运动推向了高潮。这三位思想家都参加过明末的抗清运动，都对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黄宗羲精研天文、算学、地理，是浙东史学的创立者。他的思想为中国近代的反专制思想家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武器。他思想的最精彩之处是敢于批判君主专制。他提出君臣平等的思想；他主张将学校作为决定是非的最高机构，限制君主的权威。黄宗羲认为工农皆本的思想，反映了明末传统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相呼应。

[顾炎武思想的启蒙精神]

顾炎武在历史、地理、音韵、考据、金石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开近代考据学的先河。他一生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作为自己的理想。他也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君主专制。他的主要思想主张包括：深刻揭露了君主专制的暴虐与官僚士大夫的腐败；具有试图改革弊政，拨乱反正的强烈愿望。他注重实学，所写著作中囊括了各种关系国计民生的实用资料和具体分析。

[王夫之的“孤秦陋宋”批判]

王夫之是清初的一位思想巨人，写下了100余种，800余万字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73种，470余万字，收入《船山遗书》。在一定意义上，王夫之的哲学思辨代表着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顶峰。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循天下之公”，猛烈抨击“孤秦”“陋宋”，深刻揭露了秦始皇及历代帝王之私。他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具有浓厚的哲学基础。他对《周易》，老庄，佛学，西学都有深入钻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王夫之对传统儒学的部分内容也作了发挥。他提出“以身任天下”的高尚目标，并且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唐甄论“凡为帝王者皆贼”]

清初的唐甄是经世致用之学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对专制君主的大胆批判。他把历代帝王看作贼，反对把帝王神化。同时唐甄对“官”，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教材最后对唐甄的上述思想作了客观的评价。一方面，唐甄的大胆言论，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唐甄对专制主义君权和官吏腐败行为的批判，着眼于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没有上升到制度批判的层次。在他的思想深处，仍寄希望于贤明君主。他提出的为君之道与治国之道，仍然没有跳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

本课重点：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的主要思想。

本课难点：在于通过对这些思想主张的学习，分析明清之际儒学发展的特征及主要原因。教师要指导学生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分析思想文化的变化。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1．李贽认为自私心是人类的天性。他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看待李贽的这一认识?

答案提示：李贽在这里强调的是坚持和维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同时，主张承认个性的意见，也是有意义的。李贽所说“私”和“心”的关系，实际上也肯定了思想的独立性。

2．明清之际，从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到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从顾炎武批判“百王之弊”到王夫之“孤秦陋宋”论、唐甄的“凡为帝王皆为贼”论，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思想界的活跃。有的学者认为，上述命题不仅展示了思想家们丰富多彩的个性，也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资源。

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答案提示：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启发和鼓励学生各抒己见。

[自我测评] 答案提示：略。

[材料阅读与思考]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对于易白沙所代表的清末民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影响?

答案提示：结合明清启蒙思想家对专制帝制的批判，予以说明。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与他人合作交流的能力，搜集与处理信息的能力。

[评价方法] 过程评价法、撰写历史习作、进行社会调查等。

[评价过程] 通过学习档案记录学生在课堂中学习历史的兴趣变化，参与讨论的积极性，思维敏捷性等方面情况，结合书面测试情况放入学习档案中，并将情况及时向学生反馈。

通过进行社会调查，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历史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撰写历史习作，重点考查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等。

[评价总结] 对学生的评价是多角度，多层面的，教师在具体运作中要灵活多样地采用评价方式，力争形成对每一个学生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五）历史问题注释

[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明王艮开创的学派。因艮籍泰州，故名。代表人物还有王栋、何心隐、李贽等。王艮为王守仁弟子。重视平民教育，主张学不别老幼贵贱贤愚，故从其学者多奔走四方。传授对象有灶丁（盐业生产者)、樵夫、陶匠、农民、商人以及士大夫等。提倡“百姓日用之道”与“尊身立本”之学，兼容佛、老及民间宗教。主张以经传“印证吾心”，怀疑经传“何足用”。重视功利，反对道学禁欲主义。其后学李贽进而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成为背离正宗儒学之异端。黄宗羲称其学派中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非复名教

所能羁络”，“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李贽的“童心说”]

李贽，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回族。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为避当朝皇帝朱载厘的讳，遂称李贽，号卓吾(又称笃吾)，又号温陵居土。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绝假纯真”的“童心说”，以次反对封建礼教的虚伪与官场的欺诈。

李贽《童心说》写道：“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场阿辩也。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

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腐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为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腐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之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言哉!”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初八生干浙江余姚。黄尊素子。天启三年(1623)补仁和(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员，课余好读野史、小说。六年闰六月初一，父被魏忠贤害，祖父书“尔忘句践杀尔父乎”8字于墙，励其为父报仇。崇祯元年(1628)正月，怀疏袖锥赴京讼冤，至京，魏忠贤、崔呈秀等已被罢斥自尽，天启朝冤案获平反，其父追赠为三品官予以祭葬。上书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出袖中锥刺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并偕死难诸家子弟，祭奠于诏狱中门，哭声惊动宫廷，崇祯帝叹为“忠臣孤子”，朝野咸誉“姚江黄孝子”。是年秋至绍兴，师事刘宗周。崇祯三年，乡试落榜，遂将时文制艺束之高阁，攻读经史诸子百家，并涉猎西方自然科学。家藏书读之不足，向绍兴世学楼、山阴澹生堂、南中千顷斋、吴中绛云楼等借抄读之。与弟宗炎、宗会被儒林称为“东浙三黄”。同年在南京加入复社，六至七年，在杭州加入孤山读书社，此前后，与弟及好友在余姚组织梨洲复社。十一年，与顾杲等发布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罪行的《留都防乱公揭》，十五年入京，周廷儒欲荐为中书舍人，力辞不就，南归余姚。

[《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年，是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呼唤民主政体的名著。作者黄宗羲。

“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有《原君》、《原臣》等论文21篇。《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责任，乃“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学校》主张扩大学校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属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黄宗羲所设想的未来学校，相似于近代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机构。这部书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见天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重视和赞许。

[复社]

复社，崇祯二年成立于吴江(苏州)，由云间几社、浙江闻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因以“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故名曰“复社”。在政治上，复社作家自认为是东林党继起者，坚持和阉党斗争，明亡后，不少复社文人又成为抗清复明的斗士。复社领导人物是张溥，他在文学方面，既推崇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又以“务为有用”为口号。他的散文称名一时，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记》。

[《日知录》]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游历北方，誓不与清廷合作，致力于著述，与黄宗羲、王夫之被后人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在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只有八卷本行世，是康熙九年在江苏淮安付刻的，称为符山堂本。顾炎武去世后，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稍事整理，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三十二卷，是为遂初堂本。

《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糜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自1668年(时年45岁)以后，舍弃江南故里，漂游北国，足迹遍布华北、山东和西北，尤其

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研究。每到一地“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皆出自实践”。(《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一路“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潘丰《日知录》序)他在旅途中以一骡二马载着应用书籍随行，每到险要地方，便找老兵退卒或当地百姓详细询问曲折原委，坚持实地考察、调查研究，遇有与平日所知不合，便在坊肆中翻书对勘，将其收获心得，注之其旁，旁又不尽，便别为二集曰“别录”。

“别录”实际上是一些读书札记，是作者为了准备著书长期积蓄的一些资料长编。在他50岁时，将这些原始材料编订成册，存于篇中，总名为《肇域志》。有人考证认为这是出典于《尚书•尧典》：“肇有十二州”，以此表示明代整个疆域。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书一分为二：“—为舆地之记，—为利病之书”，前者即《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

[王夫之“循天下之公”的思想]

王夫之在经历了明清兴革的社会剧变之后，为了求顺于理、求适于用，达到经世致用的救世目的，通过对历代政治得失特别是明朝覆灭原因反思探讨，提出了他的社会政治改良思想。就其思想的特点而言，他基本上承续了儒家的传统理论。

天子与天下的关系上，他提出了“一姓之私”与“天下大公”的区别。他在《读通鉴论》中写道：“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私，而抑非一姓之私也。“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他认为，天下并非天子一家一姓的私有，而是天下生民之公有；一姓之兴亡，国祚之长短，实是一家一姓的私利；而民众之生死，天下之兴亡，才是天下之公义。他还指出：“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他认为，天子不可将天下视为一姓私有之天下，而应将天下视为天下生民公有之天下；天子治理天下，不可贪求一姓之私利，而应循从生民之公义。他说：“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黄书•宰制》)基于

对一姓之私与天下大公的严格分辨，王夫之虽然认为天子者是天之所命绝乎臣民而尊者，但如果天子不能循从天下大公、生民公义，那么天子之位也是“可禅，可继，可革”(《黄书•原极》)的。可见，王夫之并不是绝对维护君主至尊权位的，他对君主权位的维护是建立在天子能够循从天下大公、生民公义的基础上的。天子与臣吏皆各有其应具的职责和权力，天子如果专权独断，而使百官无权无责，就会导致天下混乱。他特别提出了天子与宰相的分权机制的重要性。他说：“宰相无权，则天下无纲，天下无纲而不乱者，未之或有。权者，天子之大用也。而提权以为天下重轻，则唯慎于论相而进退之。相得其人，则宰相之权，即天子之权，挈大纲以振天下，易矣。”(《读通鉴论》卷二六)其次，王夫之又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主张。他认为，各级政府机构均有其自身的具体权力和职责，中央与地方皆应实行分统的管理方法，即“天子之令不行于郡，州牧刺吏之令不行于县，郡守之令不行于民，此之谓一统。”天子之权要“分其统于州”，州牧刺吏要“分其统于郡”，郡守要“分其统于县”。王夫之指出，中央与地方分权，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法，“上统之则乱，分统之则治”(《读通鉴论》卷一六)。

[唐甄的儒学思想]

唐甄(1630—1704)，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甄，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今四川达县）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中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为官仅10个月因“逃人诖误”而去职。

唐甄是清代初期重要的社会启蒙思想家。他的一生“困于远游，厄于人事”(《潜书•潜存》)，虽生活贫困潦倒，仍然专心究治天下之法，志在彰扬圣人之道。他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历30年而成的《潜书》中。原为《衡书》13篇，“衡”表示“志在权衡天下”之意，后因“连蹇不遇”，只得将其潜存起来，遂加以补充，改名为《潜书》。《潜书》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学术，重在阐发“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之学；下篇论政治，旨在讲求实治实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术。因此，《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潜书•潜存》)此书不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时的儒学思想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甄的著作尚有《春秋述传》、《毛诗传笺合义》、《潜文》、《潜诗》、《日记》等，然除其中若干诗文尚存外，其余或已失传。

唐甄认为，在自秦以来的专制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君主，不仅是掠夺天下人财富的最大盗贼，而且是惨杀天下人生命的罪恶凶手。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唐甄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君主至尊权势的取得和专制极权的统治，是建立在杀天下之人、掠天下之财的残暴野蛮行为上的。他指出，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就是一部“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悲惨历史。他说：“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潜书•止杀》)“盖自秦以来，屠杀两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潜书•全学》)唐甄认为，虽然“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潜书•室语》)暴虐君主是残害天下人的罪魁祸首，他们并非什么“德比唐虞，功过汤武”的仁君圣人，而是“惨刻少恩，谲诈无实”(《潜书•仁师》)的独夫民贼。唐甄进一步揭露说，窃国屠民的残暴无道的封建君主，是导致国家**、民众涂炭的根源。他说，自秦以来，“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潜书•鲜君》)。民之不乐其生，源于君之无道。他指出：“治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女子寺人”、“奸雄盗贼”乱天下，皆由君之无道所致，“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潜书•鲜君》)。对于这些祸国殃民、恶贯满盈的君主，唐甄说：其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匹夫无故而杀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潜书•室语》)

唐甄又无情痛斥了专制制度下大小官吏的残暴罪行。他指出，遍布四海的贪官污吏，不仅不去推行贤明君主的善政，而且日夜猎取天下民众的财富。他们“明于家而昧于国”(《潜书•存言》)，莫不谋私而贪利。对于贤君的善政，他们“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不去躬行实施，相互欺瞒推诿，对于民众的疾苦，他们坐视不救，弃置不顾，“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饿，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潜书•栀政》)唐甄指出，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其害甚于穷凶极恶杀人越货的盗贼匪寇。他说：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潜书•富民》)因此，“天子宽仁而恤民”，四海民众仍困穷，天下依旧难治理，皆是“公卿之过也”(《潜书•存言》)。他说：“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

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潜书•考功》)因此，对残害弃虐百姓的贪官污吏，必须尽行革除，严惩不贷。

唐甄在对专制时代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的揭露批判中，深刻地认识到，无道君主的专制统治，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和四海民众的穷困，然其最终根源，则在于自秦以来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因此，唐甄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启蒙思想，阐述了救治现实社会政治弊端的具体措施。

进一步阅读建议：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顾建华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谭家健主编：《中国文化史概要》(增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李玉洁：《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祝瑞开：《两汉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吴乃恭：《宋明理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陈祖武：《顾炎武》，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专题二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古代中国曾经有许多发明创造，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宝库。“四大发明”等贡献，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放射着永久的光辉，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丰富多彩、成就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都创造出灿烂的精品。本专题的教学，应当让学生认识古代中国的科技进步，领略古代

中国的文化成就，在初步了解中国科技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科技和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也应当启发学生思考中国科学技术后来发展滞后的原因。

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于突出说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主要成就，采用多种教学手段，特别注重文物资料的利用。

难点：是涉及范围比较宽阔，如对于古代文化的介绍，既要涉及先秦散文、《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时代特征的区别，又要关照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以及建筑艺术、工艺美术等艺术门类的不同。

■一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概述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认识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知识与能力]

掌握中国古代科技进步的基础知识，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了解纸、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史。了解、认识科学领域中的其他相关知识。

了解科学技术进步给人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

充分利用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等资源，发展学生收集和处理资料信息和获得新知识的能力。

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观、科学的方法。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及教师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判断分析，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

学会运用阅读法、观察法、讨论法、推理法、概括法、实验法等来学习了解相关问题。

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式教学，向学生展示大量历史材料的同时，要利用相关的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学会

第三篇：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师教学用书专题二

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师教学用书专题二

主编 朱汉国 副主编 马世力 编委 王子今 刘 军 郝瑞庭 本册主编 王子今

专题二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古代中国曾经有许多发明创造，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宝库。“四大发明”等贡献，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放射着永久的光辉，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丰富多彩、成就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都创造出灿烂的精品。本专题的教学，应当让学生认识古代中国的科技进步，领略古代中国的文化成就，在初步了解中国科技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科技和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也应当启发学生思考中国科学技术后来发展滞后的原因。

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在于突出说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主要成就，采用多种教学手段，特别注重文物资料的利用。

难点：是涉及范围比较宽阔，如对于古代文化的介绍，既要涉及先秦散文、《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时代特征的区别，又要关照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以及建筑艺术、工艺美术等艺术门类的不同。

■一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概述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认识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知识与能力] 掌握中国古代科技进步的基础知识，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了解纸、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史。了解、认识科学领域中的其他相关知识。了解科学技术进步给人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

充分利用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等资源，发展学生收集和处理资料信息和获得新知识的能力。

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培养和训练学生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观、科学的方法。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及教师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判断分析，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

学会运用阅读法、观察法、讨论法、推理法、概括法、实验法等来学习了解相关问题。

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式教学，向学生展示大量历史材料的同时，要利用相关的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学会收集、整理、运用相关的历史学习资料。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深入体验，主动探究，独立思考。能运用已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材料解释相关的现象，表达对社会和历史的想法和自己的观点。教师应随时关注并予以恰当的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了解和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和对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弘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科技文化的自豪感，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操。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通过对科技知识的了解，及积极主动的观察、感受、体验，学习到坚韧刻苦的精神，踏实细致的作风。培养崇尚科学的精神，坚定科学的思想。

（二）教学内容分析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科学技术发展曾经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教材介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展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揭示了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课文通过大量的考古材料、文献资料等概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变化的历程。◆首先，教材从总体上概括了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情况，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接下来，教材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几方面介绍了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

[纸的发明] 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革和推广了造纸技术。新的造纸术使旧的不便书写的麻纸变成了至今大致结构没有改变的良纸工艺。在蔡伦造纸术出现之前，商代用甲骨，西周用青铜器，春秋时用竹简、木牍、缣帛作为记事材料。汉代，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缣帛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造纸术就因此应运而生。据20世纪中叶以来在新疆、陕西、甘肃等地出土的麻质古纸，专家确认为西汉麻纸的片状纤维物，说明造纸术可能出现在蔡伦之前，而且可能与人们对纺织用麻的处理过程有关。但这些西汉麻质古纸上都没有发现可以辨识的书写文字，加上对化验分析结果解释不同，对西汉是否已出现了造纸术学术界尚有很大争议。《后汉书•宦者列传•蔡伦》对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记载，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准确记载造纸术发明的文献记录，有比较大的影响。《后汉书•宦者列传•蔡伦》记载：蔡伦造纸之前，书写记事的纸实际上是丝织物(缣帛)，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渔网，经过挫、捣、抄、烘等一系列的工艺加工，制造出植物纤维纸。蔡伦造的纸被称为“蔡侯纸”。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项最杰出的成就。八世纪左右，阿拉伯人才开始用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造纸。

[指南针和方向测定技术]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利用磁铁在地球磁场中的南北指极性而制成的一种指向仪器，有多种形体。

战国时期，已发现磁石吸铁的现象，并用天然磁石制造“其柄指南”的“司南之勺”。此后，经过长期的实践，人们发明了人工磁化的方法，造成了更高一级的磁性指向仪器。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四《杂志一》中留下了历史上对指南针的最早记载：“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世界上关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记录。西方直到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美洲的时候才发现了地磁偏角，比沈括的发现晚了四百年。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补笔谈》第三卷的《药议》中又记载道：“以磁石磨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沈括不仅记载了指南针的制作方法，而且通过实验研究，总结出了四种放置指南针的方法：第一种是“水浮法”，就是把灯芯草剪成几小段，横穿在指南针上，让指南针浮在水面上。第二种是把指南针放在指甲上，叫做“指甲旋定法”。第三种是把指南针放在碗边上，叫做“碗唇旋定法”。第四种是把指南针用线吊起来，叫做“缕旋法”。此外还有所谓“指南鱼”，就是把人造磁铁片做成鱼形，放在水面上指示方向。至晚在北宋后期，指南针已用于航海，南宋时，使用“针盘”导航。这种针盘还使用“浮针”，元朝发展成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经盘。由于宋代期间与阿拉伯地区海上往来频繁，指南针很快就传到阿拉伯地区，其后又传到了欧洲。欧洲关于指南针的记载最早见于1190年。

[火药的发明和使用] 火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据史书记载，中国古代的炼丹家在长期的炼制丹药过程中，发现硝、硫磺和木炭的混合物能够燃烧爆炸，由此诞生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唐代大医药学家孙思邈(581—682)在《孙真人丹经》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

人类最早使用的火药是黑火药，黑火药主要是硝酸钾、硫磺、木炭三种粉末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遇火易燃，燃烧起来相当激烈。燃烧时发生的主要反应是：2KNO3+S+3C=N2↑+3CO2↑+K2S。体积很小的火药点燃后，由于氧化还原反应迅猛进行，在短时间内放出的热量，使产生的大量气体体积迅速膨胀，增至几千倍，假如反应发生在密封的容器中，就会发生爆炸。易燃烧能爆炸的混合物为什么又称为“药”呢?这是由于它的主要成分硝石(硝酸钾)、硫磺是古代中医治病用的重要药材，火药在发明之后亦被列为治湿气、避瘟疫、治皮肤病的药类，更重要的是火药的发明来自长期炼丹制药的实践，因而被称为药是十分自然的。

人们发明了火药，很快在军事上发挥了它的作用。在北宋初年火药技术已较完备，并开始使用在军事方面。最初研制推广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药武器。稍后，曾公亮、丁度等人编著的《武经总要》中记录了多个制造火药的处方，根据不同的军事需要，配制不同的火药。比如有所谓毒药烟球火药法，蒺藜火球火药法，火炮火药法等等。这些处方非常具体、详尽、实用，这些处方与后世黑火药的处方已十分接近。

自宋初开始，火药应用于军事上。宋元时期许多史料都有关于火炮的记载。北宋末年，在宋、金战争中发明了“霹雳炮”、“震天雷”等杀伤力较大的火炮。据《金史》记载，“震天雷”威力很大，火药发作声如雷震，热力达半亩之上，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甲铁皆透”。到了元初，出现了铜铸火铳。这种武器具备了炮的雏形，有较大威力。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元朝至顺三年(1332年)铜火铳是已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铳。明代以后，火药兵器有了更大发展，出现了具有手榴弹、地雷、水雷等现代武器雏形的兵器，以火药作为推进动力运送火药至敌方爆炸的火箭也出现了。火药及其武器最初是被宋兵使用，稍后，金兵也研制发展了自己的火药武器。蒙古人在同金兵的战争中俘虏了金国工匠之后也掌握了火药及其武器，并且在西征时把火药传到阿拉伯地区。大约在8、9世纪时，中国火药的主要原料——硝石传到了阿拉伯、波斯等地。在12世纪后，阿拉伯等国的书上才提到硝石。阿拉伯人叫它为“中国雪”，波斯人则叫“中国盐”。欧洲人是在13世纪从阿拉伯人那里知道了火药，他们学会制造火药是在14世纪中期以后的事。

火药的发明开始了军事方面的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技术和战术革命，各种各样的火器被制造出来了，火器的强大威力改变了战争的面貌，改变了军队的编制、战法和整个指挥系统。火药的发明对经济、社会生产和文化娱乐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印刷术的进步]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又一伟大发明。印刷术的发明对于文化、教育、科技的宣传普及，对世界的文明和进步，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们在进行文化学习时首先要互相传抄教材，这样做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错。为了提高效率，避免抄错，汉灵帝的大臣蔡邕借图章的办法，把文章刻在石上，再涂上墨，然后用纸拓印就成为书了。这是最早的印刷术。但是，拓印有很大局限性，不仅费时费力，且难以存放保管。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的迅猛发展，对印刷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石版拓印根本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当时的印刷品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宣传品。隋唐时期佛教盛行，佛像、佛经需求量很大。二是刻印诗集、音韵书和教学图书。唐代诗歌盛行，流传甚广，男女老少十分喜爱。三是历法、医药等书籍的印刷。唐代农业已有很大发展，各地农村出于掌握农时的需要，民间刊印的历法书十分盛行。医药在唐代也得到发展，有关书籍也大量刊印发售。另外科举考试已制度化，社会对书籍需求量非常大。造纸和制墨等生产技术出现之后，逐渐发明了“刻版印刷术”(亦称“雕版印刷术”)。这种技术是把图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

宋代的雕版印刷术更加发达。宋代刻工技术优良，纸墨装潢精美，后世藏书家对宋版书十分珍视。宋初，最艰巨的雕版工程是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于成都开始版印全部《大藏经》，计1076部，5048卷，历时12年才雕印完工，雕版有13万块。可见，雕版印刷虽然是印刷术中一项重大的技术发展，但仍然是费工费时。大部分书往往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完工，存放版片又要占用大量地方。印量少又不重印的书，版片印完后便成废物，造成了人力、物力、时间浪费。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从根本上解决了雕版印刷的缺点。据宋代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曾采用泥活字排版印书，这是现知活字印刷的最早记载。因此，史学界都把毕升当作活字印刷的发明人，庆历年间为中国(也是世界)活字印刷之始。毕升用胶泥制成泥活字，一粒胶泥刻一个字，经过火烧处理使之变硬，成为供排版用的活字粒。毕升的活字印刷术以边上有框的铁板为版，铁板上放入松香、蜡以及纸灰的混合物。排版时字粒就排放在铁板上，排满一版即在火上加热。松香、蜡等遇热融化，然后用手板将排好的活字粒压平，冷却后便成为可供印刷之用的字版。印完后，松香、蜡再加热融化，将活字取出以备再用。从沈括记载的毕升泥活字印刷工艺看，毕升采用的泥活字印刷，从活字制作、拣字排版、印刷，到拆版还字，工艺相当成熟。毕升活字印刷术的基本原理与二十世纪盛行的铅字排印方法完全相同。它较之雕版印刷既能节省费用，又能缩短印刷时间，非常经济方便。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印刷技术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影响十分深远。

本课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积极主动参与的意识；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运用科技解决实际问题。

本课难点：科学技术领域中的知识、资料等内容，科学技术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了重要作用，都需要逐步引导学生理解；还要让学生认识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双重性问题(如核技术正负两方面的作用)。

（三）问题解答

[议一议] 1．鲁迅在《电的利弊》一文中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他在《随感录》中还写道：“火药除了做鞭爆，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什么用处么?”我们在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的时候，应当怎样理解鲁迅的话? 答案提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虽然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但是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却阻碍了科技推广和进一步的发展，使近现代中国的科技落后于先进国家。

2．有哪些原因促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经取得领先于世界的重大成就? 答案提示：国家的统一；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文化传播的需要；教育的进步；个人对科技的探究等。

[自我测评] 简要总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科学成就和文化教育。

答案提示：以纸的发明为例，从现有资料看，纸的发明和普及是在汉代。应当启发学生通过课外阅读，重视纸向世界其他地区普及的历史过程。有关指南针和方向测定技术，应当提示学生注意相关发明对世界航海技术进步的意义。关于火药的发明和使用，可以引导学生理解鲁迅的有关论述。对于印刷术的发明，应启发学生通过相关课外资料说明问题。

[材料阅读与分析] 应该怎样理解李约瑟的这段话? 答案提示：儒家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广。

[知识链接] 建议启发学生发现其他类似的资料。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评价学生对科学技术史领域中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

重点评价学生参与的过程。学习科学技术史的兴趣、技能、思维水平和活动能力；要注意对学生的个性差异、智能表现差异进行观察和评价，发挥每位学生的优势。

评价学生在学习和各种活动中表现出的态度、精神、价值观、方法。如：评价学生学习的兴趣；相互学习，相互合作，积极竞争的精神；崇尚科学，观察、实验的方法；发展科技、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感等。[评价方法] 观察法、活动法、问答法、个人作品档案法、测验法、学生自我评价法、课堂教学评估记录法等。

[评价过程] 通过观察评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否浓厚，学习动力是否强烈；能否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能否大胆想像勇于创新；是不是乐于合作与交流，乐于采纳别人的意见，乐于改进自己的学习或研究；能不能关心科学技术，热心参与有关活动，发展对自然和社会的关怀和责任感。

通过活动评价学生参与科学学习活动是否主动积极，是否实事求是；观察是否全面，提问是否恰当，设计是否合理，表达是否清晰，交流是否通畅；搜集、整理信息、进行合理解释的能力、动手能力、同伴之间交往合作的能力如何；要注意鼓励学生进行科学探究活动、理解科学探究过程，获得科学探究的乐趣，逐步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

通过让学生回答课后材料阅读与思考中的问题，评价学生阅读和理解历史资料的能力。

通过让学生实践活动，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科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评价总结]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情况自行选择评价的方法和过程，要综合采用观察、记录、调查、访问、讨论、作业、测验、考试、评议、档案、自我评价、家长评价等多种方法进行评价。尤其要注意对过程的评价，评价结果应及时反馈给学生，以便及时改进学生的学习。

(五)历史问题注释

[蔡伦] 蔡伦(62—121)，字敬仲，桂阳(今湖南郴州)人，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入宫为宦。章帝章和元年(87年)任尚方令，掌管宫廷手工作坊。和帝元兴元年(105年)发明造纸术。安帝元初元年(114年)封龙亭侯。安帝建光元年(121年)去世，葬在封地。

[放马滩纸] 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幅纸质地图。这幅纸质地图的纸质薄且软，纸面平整光滑，用黑色线条勾绘出山脉、河流、道路图形。因墓内积水受潮，已残破成为有规则的碎片，现碎片长5．6厘米，宽2．6厘米。放马滩出土的麻纸是目前所知较早的实物纸张，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目前，史学界、科技界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大家一致认为，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纸张是目前世界上所知最早的纸张实物，这比蔡伦造纸要早300多年。

[宋水浮法指南针] 据有关资料记载，指南针的发明年代很早，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关于指南针的用法，他曾经做过关于指南针的4种试验，其中就有水浮法(即把指南针放在有水的碗里，使它浮在水面上，指示方向)。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可以说是世界上指南针使用方法最早的详细论述。北宋晚期的寇宗爽所编的《本草衍义》中详细地讲到在指南针上穿几根灯草，就可以浮在水面上了。

水浮法，在中国指南针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已经发现的古代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可以看出，中国从两宋起，历元、明到清初，水浮法指南针在航海上和堪舆上都一直使用，有的还使用到清代的中后期。沈括的方法，仍然为近代罗盘和地磁测量仪所采用，就世界范围来说，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为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和麦哲伦环球航行提供了条件。这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而现在航空和航海使用的罗盘，就多以水浮磁针作为基本装置。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这是记录在《论语•为政》中的孔子的话。全句是：“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大意是说，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地说出，就能减少错误。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地施行，就能减少懊悔。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这是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说的话，见于《论语•为政》。原文是：“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大意是说，由啊，我告诉你的话，你明白了吗?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真知啊。

[中国古代农学] 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农业科学技术理论是最丰富的，农业科学技术始终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唐代光是关于畜牧兽医、园艺、经济作物、农具的著述就有20多种。明清两代的农学著述更是空前，共有250多种。中国古代有些农书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例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就得到达尔文的高度评价，他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说：“如果以为选择原理是近代的发现，那就未免和事实相差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指《齐民要术》)中已经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至于农业科学技术实践也是最丰富的，实践的领域是最宽广的，实践的社会效应是最大的。

[中国古代医学] 成书于战国晚期的《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的经典，为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奠定了基础，其后各代的医书都是沿着这一方向和道路发展的。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此后很多朝代都有医学家对中医药学进行科学的总结。明代李时珍是集大成者，他的《本草纲目》对世界医药学和生物学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达尔文在自己的名著《人类的由来》中也引用了李时珍《本草纲目》的材料。中医学的医疗技术更为世所称道，历代名家辈出。例如汉代的华佗以精巧的外科手术和先进的麻醉术而闻名历史，他还精于针灸，提倡体育锻炼防病治病，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后世各朝代也相继产生了一些突出的医家，他们为中医学的发展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二 中国古代艺术■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概述汉字、绘画起源、演变的过程，了解中国书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脉络。了解京剧等剧种产生和发展的历程，说明其艺术成就。[知识与能力] 以文字、画面及有关声像资料，使学生得到有关古代中国文化艺术的基础知识，同时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应当比较全面地体验古代艺术的各种形式，认识其丰富内涵。相互之间要加强交流合作，取长补短。

教师应注重直观教学，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把视觉媒体、听觉媒体、视听媒体及综合媒体结合起来展示古代中国的精美艺术，增强教学的直观性，调动学生的情绪。

可利用多元智能理论，充分发挥学生艺术方面的潜力，利用讨论、分组表演、自由创作等形式，给学生提供发挥和展示才华的平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同时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了解中国古代艺术多姿多彩的风貌，培养学生体验美，发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丰富生活内容，培养内心的艺术情操。

通过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学习，观察，体验，提高学生自身的艺术修养，激发对祖国文化的自豪感，增强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教学内容分析

◆中国古代艺术种类繁多，名家辈出，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从传统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到书法、篆刻、绘画、雕塑，艺术门类齐全。这些艺术门类既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借鉴、融合、吸收，不断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

◆教材展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主要门类，着重介绍了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戏曲等方面的内容，勾画出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总体脉络。

[“出鬼入神”的书法艺术] 中国书法是一种独特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殿堂中的一朵奇葩。中国的书法艺术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影响深远。

甲骨文，是殷商时代刻于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书法已经开始用抽象、简化的线条描述事物，具备了运笔和结构的意趣，初步确立了汉字书法空间的结构美，与绘画拉开了距离，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方向。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起源于商代，盛行于周代。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形体较甲骨文方正整齐，笔画也更加均匀对称。金文的线条能较多地体现书法笔意。

战国最有代表性的篆书作品是体势方整、笔画圆活、雄浑古朴的石鼓文。石鼓文是刻在唐代初年在陕西凤翔南发现的10个鼓形石上的书法作品。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后来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石鼓文的书写者在字形结构各部分之间的组合规律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使它成为书法艺术空间塑造在早期的第一批理性成果，其审美指向至少决定了往后数百年的秦汉书法发展的轨迹。

小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经过整理规范后推行全国的文字，所以也称秦篆。小篆是在大篆基础上发展简化而成。其结体圆长、笔画粗细匀称、藏头护尾、不露锋芒。线条非常美观。代表作有秦李斯所书《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

隶书盛行于汉代。隶书有古隶和今隶之分，古隶即汉以前的隶书，又称秦隶。今隶即汉以后的隶书，亦称为“汉隶”。隶书打破篆书屈曲圆转的形体结构，变纵势为横势，成宽扁状，左右舒展，笔画讲求波磔，横画为蚕头燕尾形状，是一种具有浓重装饰趣味的字体。隶书艺术以两汉成就为最高，今遗存有不少这一时期的碑刻和简牍书作品。《张迁碑》、《曹全碑》为其代表。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涵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隶书的产生，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楷书又称正书、真书，属隶书的变体。其形体方正，笔画有严格的法度，点画、钩弋、撇捺构成长短正斜、俯仰照应，比篆隶更富变化。楷书名家有曹魏的钟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钟繇擅长隶、楷、行各体，尤以楷书影响最大。他的楷书承袭了东汉隶书的遗风，八分开张，左右波挑，势巧形密，自然古雅。他写的《贺捷表》颇有鸿鹄飞张姿态，被梁武帝萧衍评为“群鸿戏海，舞鹤游天”。在他的楷书中，还有隶书的笔意。王羲之世称王右军，其楷书师法钟繇，草书学张芝，也学李斯、蔡邕等，博采众长。他的书法被誉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给人以静美之感，恰与钟繇书形成对比。他的书法圆转凝重，易翻为曲，用笔内厌，全然突破了隶书的笔意，创立了妍美流便的今体书风，被后代尊为“书圣”。王羲之作品的真迹已难得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摹本。王羲之楷、行、草、飞白等体皆能，其《乐毅论》、《黄庭经》等，是楷书杰作。

唐代是楷书的鼎盛时期。唐代书法，各体皆备，名手辈出，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完全可以和辉煌的唐诗相媲美。欧阳询(557—641)是唐初十分重要的书法家。他的书法用笔峭刻劲绝，法度森严，笔画瘦硬，结体平正而险绝，端庄严整而不呆板，所以，他的字为后来学书者所重视。他与当时著名的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家。他们的字都深受王羲之的影响，风格偏于瘦硬。

盛、中唐之际，书风发生了改变，代表人物是颜真卿。颜真卿—改先前书风，开创了深厚雄健、气势磅礴的书体。他的用笔以中锋铺毫，沉稳厚重，点画刚峻丰满，如浇如铸。挫折方笔峭劲，捺画力运奋拔。字的结体左右向内抱合，劲力内充而气象开阔，以拙为巧，风格雍容大度，宽博雄伟，称为颜体。颜真卿是唐代的史臣，为国捐躯。后人评他的字时，以为同他的人格一样，正直忠烈，刚胜于柔，内美外溢。

唐代后期的柳公权创瘦硬挺拔、结体遒媚的柳体。柳公权出于颜体，但避开颜体的肥壮，而变为瘦硬森挺，多方笔而斩钉截铁，中宫收紧，四维开放，使人感到既紧峭，又舒和。于是，柳公权又开了新体。唐代楷书，特别颜体和柳体，世称为颜筋柳骨，是对王羲之书体的一种突破，它的最大特点是充盈其中的力量感和外在形式上表现的峻峭严谨、刚劲果断。

宋代楷书名家有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此外，宋徽宗赵佶独树一帜，亦堪称道。元代赵孟fu用笔圆转秀劲，风神妍媚，一变宋代书法风尚，后世称为赵体。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和赵孟fu并称为中国古代“楷书四大家”。

草书独立成体是在汉代，其发展可分为章草、今草和狂草三个阶段。章草产生于隶书盛行的汉代，横画和捺笔保持隶的波磔，它是由隶书简率的写法演化而来，所以又称为“隶草”。章草结体简约，一字之中笔画牵引相连，但字字之间彼此独立，章法取直行纵势。章草名家西晋有陆机，其代表作是《平复帖》。著名刻帖有三国时的《急就章》、西晋的《月仪帖》等。今草又称小草，是在章草基础上，采用楷书体势笔意发展形成。历史上很多人认为，今草为后汉张芝所创，尊他为“草圣”。事实上，今草于魏晋发展至东晋趋于成熟，东晋王献之在继承他父亲王羲之草书基础上，创造了今草的新风格，且流传至今。王羲之的《十七帖》和王献之的《鸭头丸帖》都是今草的传世名作。今草的明显特征是：以圆转的笔势取代章草的方折；脱去含有隶意的章草波磔，加强点画之间、上下字之间的笔势牵连引带，连绵不断。

狂草又称大草，始于唐代，较今草更为狂放，其用笔大起大落、连绵不断、一气呵成。狂草的成就，是唐代书法高峰的另一方面的表现。代表人物是张旭和怀素。张旭的狂草左驰右骛，千变万化，极诡异变幻之能事。张旭的草书虽狂虽草，但不失法度，一点一画，皆有规矩，他的楷书亦有相当高的成就。张旭传世的作品不多，可见到的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怀素的书法热情奔放、豪迈恣肆，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当时的诗人李白、钱起等都有赞美他书法的诗篇。把他的字与张旭的字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笔画偏肥而前者偏瘦。

行书介于楷、草之间，书写时简易、流畅。行书的结体有的近于楷书，有的近于草书，近于楷书成分多的称为行楷，近于草书成分多的称为行草。行书的点画常常强调游丝引带，而笔锋使转遒丽明快，活泼自然，好像行云流水一般。行书经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变革，使其达到非常完美的境界。王羲之的行书最能表现雄逸流动的特色，他的代表作品有《兰亭序》。历代书法家都推它为“天下第一行书”。通篇写得从容不迫，章法自然，气韵生动。《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风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被元代鲜于枢评为天下第二行书的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此帖本是稿本，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但正因为无意作书，所以使此幅字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宋代四大家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都擅长行书，并往往在行书中流露自己的感情和意趣。元代赵孟fu的行书风格温文尔雅。明代董其昌的行书则章法疏朗、风格淡雅秀逸。

[画中有诗] 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手法，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绘画(即中国画)。中国绘画的最早遗迹可上溯到远古的岩画和繁荣于新石器时代彩陶器上的非常丰富的装饰纹样。如在西安半坡村遗址发掘出的人面鱼纹盆。

夏、商、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绘画已有了相当的进步。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一幅《人物龙凤图》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作品中的杰作。后来又在附近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另一幅帛画，即《人物御龙图》。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绘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画的基本表现手法。

秦汉王朝，绘画艺术走向繁荣。汉代宫廷官署及政治性建筑物上多有壁画，用以宣扬礼教，褒扬功臣，如西汉麒麟阁，东汉云台画功臣像、鲁灵光殿壁画包括天地神灵历史人物等。汉代墓室壁画及画像石、画像砖，特别是陆续出土的帛画，对了解此一时期的绘画面貌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

三国两晋南北朝处于长期分裂混乱之中，绘画艺术仍在曲折中得到发展。佛教美术勃然兴盛，遍及南北。中原地区寺庙壁画现虽已荡然无存，但石窟壁画如新疆克孜尔石窟，吐峪沟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特别是敦煌莫高窟都保存有大量的这一时期的壁画，展示出高超的艺术造诣。这一时期，山水画和花鸟画开始萌芽。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追求精神状态的刻画及气质的表现，突出体现了这一时期绘画的水平。这一时期的绘画以被尊为“画祖”的顾恺之最具有代表性。顾恺之是中国著名画家和绘画理论家。顾恺之的作品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三幅卷轴画摹本了。它们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卷轴画。

隋代画家展子虔以《游春图》这—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画卷而被载入史册。《游春图》的出现，对唐代青绿山水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被视为“开青山绿水之源”，在山水画发展上具有奠基意义。唐代是中国画走向成熟的时期。唐代绘画体裁仍以人物画为主，宫廷衙署及寺观壁画占相当比重，褒扬功勋的功臣画仍在继续，石窟及寺观壁画较南北朝有着更大的发展，佛寺壁画中流行大型的经变题材，在佛教壁画中西域画风仍有流行。但具有鲜明中原画风的作品占了绝对的优势，对后世影响更为深远。人物画家吴道子，是盛唐时期中国最负盛名的画家，被历代誉为“画圣”。《送子天王图》是宋人对他作品的临摹本。继吴道子之后，在唐代中期又产生了两位重要的人物画家，这就是擅长描绘宫廷女性的张萱和周方。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是描绘天宝年间杨贵妃的妹妹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带随从出游的场面。周方绘画曾受张萱影响。他的肖像画颇能传神，善于抓取对象的神态特征。《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调琴啜茗图》都是他的代表性作品。萌芽于东晋南北朝的山水画至此时有了明显的进步，富丽精工而富于装饰性的青绿山水得到社会的欣赏，水墨山水也相继开始抬头。

宋代绘画是继唐以后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座艺术高峰，可以说宋代是中国画艺术的鼎盛时期。宋代有国立画院，是全国绘画创作的中心。宋代绘画在内容、形式、技巧诸方面都出现群彩纷呈、多方发展的局面。最有建树的是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和《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就是宋代画院的画师。《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绢本设色长卷，图中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京在清明时节的繁华热闹的景象。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内容丰富，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修养和表现能力。同《清明上河图》一样气势宏大的还有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五代两宋时期山水画发展最为显著，宋代山水画家辈出，各有专长和创造。以赵佶为代表的院体花鸟画都具有高度水平。南宋梁楷、法常的花鸟画已开水墨写意之先导。文人学士中流行的墨竹、墨梅、墨花、墨禽更着重表现主观情趣，与民间画工及宫廷花鸟画的高度写实、刻画入微的画凤迥然不同。与宋王朝先后并立的辽、西夏、金等王朝统治下的多民族聚居的中国北部地区，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涌现出一批少数民族画家。辽金地区的文人土大夫绘画在北宋文人画传统基础上加以发展，对元代文人画有着直接的影响。

元代山水花鸟画则有较大的发展，其中著名的书法家赵孟fu是一个代表。他重视神韵，追求清雅朴素的画风。他还强调书画同源，书法入画，这是中国画在形式美方面的重要开拓。他在这方面的提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代中、晚期具有影响力的是所谓的“元四家”，即黄公望、倪瓒、吴镇和王蒙。他们的山水画代表了中国山水画史上的一个高峰。“元四家”的作品更注重笔墨技巧，更讲究意境神韵，使山水画的美学价值更加提高。他们的作品偏于淡远、萧疏、幽深，对后来的明清山水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代画家中最强大的画派是吴门画派，即苏州画派。吴门画派的领袖沈周同他的学生文征明、唐寅，再加上仇英，合称“吴门四家”。沈周的大幅画如《庐山高图》，长林巨壑，一气呵成。唐寅字伯虎，是沈周的学生。他多才多艺，疏狂放任，不墨守成规，山水、花鸟、人物皆精，工笔写意俱佳。他留下的作品较多，如《孟蜀宫妓图》、《桐阴清梦图》等。吴门画派的笔墨技巧和表现手法，以及对意境的创造，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清代前期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朱耷和石涛。朱耷又名八大山人，是一位极富个性的画家，他画的鱼、鸟等动物个个桀骜不驯，他画的景物也都是荒山怪石，松枝败叶，表现了他孤高冷傲和对现实不满的情绪。石涛自称苦瓜和尚，在山水画方面成就卓著。清代曾经崛起一个革新画派——“扬州八怪”。所以称他们为怪，是因为他们在作画时不守墨矩，离经叛道，而且大都孤傲清高，行为狂放，所以称之为“八怪”。“扬州八怪”中最有名的是郑燮。郑燮，号板桥，擅画竹、兰、石。“扬州八怪”的艺术大都取材花鸟，以写意为主要表现方式。他们在创作中重视个性，力求创新，不同程度地突破传统美学规范，带有某些反传统的意义，作品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令人耳目一新。

明清绘画中另一值得瞩目的发展是民间绘画的书籍版画插图和年画的繁荣兴盛。书籍刻印精益求精，借插图以吸引读者，绘形写景，备极生动。年画则由于雕版套色技术的成熟得以进步推广普及。明清年画继承了宋代绘画的传统，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手法，描绘社会生活，表现神话传奇及英雄人物，反映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手法活泼自由，色彩红火热烈，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金声玉振] 中国是世界上音乐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当最早的人类开始制造原始工具和进行集体劳动时，原始音乐便在他们的劳动节奏和劳动呼声中萌发。原始时代的古乐表演形式常是诗歌、音乐、舞蹈不同程度的结合体。

传说中夏代的代表性乐舞是《大夏》，又称《夏八佾》。夏代的乐舞还有《九招》和《九歌》。《招》即《韶》，可以说《九招》就是《韶》在夏代的发展形式。传说夏的末代王桀有歌舞伎三万余人。

商代的代表性乐舞名大huo又称《韶huo》或huo。商代另一乐舞是在“桑林之社”中用的《桑林》。“桑林之社”既是祭祀祖先，也是男女聚会结交的活动。此外，商代还有一种求雨的舞蹈，称《雩》。雩(yu)，是古代求雨的一种祭祀仪式。周代的代表性乐舞有《武》和《象》。《武》又称《大武》，歌颂周武王伐纣战争的胜利和国家在周、召二公辅佐下得到有效治理的情形。《象》又称《三象》，歌颂周成王讨伐殷人叛乱的胜利。西周这些与礼仪结合的音乐，被称为雅乐，其基本风格特征为庄严肃穆。周王朝已建立了庞大的音乐机构——大司乐。

春秋时期，教育家孔子编定《诗经》。其中300篇是可唱的民间歌曲，流传于民间。战国时期在南方出现了《楚辞》中的《九歌》，是中国古代大型的声乐作品。《九歌》里的湘君、河伯、水鬼等都是神的名字，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祭神宗教歌曲。

秦朝设置了管理国家音乐文化的机构——乐府。这一机构在汉武帝时又得到加强。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都曾经亲自作歌。乐器进一步发展是秦、汉时期音乐的又一特点。

西晋时形成南北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民族的融合。5世纪末，南方的清商乐流入北朝；6世纪初，南方的鼓角横吹曲被称为“北歌”。

383年，前秦的吕光征龟兹，龟兹乐被带到凉州，与中原音乐结合成“秦汉乐”(后称“西凉乐”)。4世纪中叶更有天竺国(印度)音乐传入，高丽音乐等也于5世纪中叶陆续传入。频繁的音乐文化交流，对当时的音乐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甚至将音乐看成为精神寄托的避难所。三国阮籍的古琴曲《酒狂》即是一例。清商乐与琴曲占主导地位，音乐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

唐朝政府设立了庞大的音乐机构，同时执政者也曾致力于制订雅乐。燕乐又称宴乐，即宴饮之乐。是隋、唐时期汇集在宫廷里的俗乐的总称，它包括汉族、少数民族、中国和外国的音乐。从隋初的七部乐到唐贞观时的十部乐，包括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和高丽乐。不入十部乐的还有扶南、百济等和属于鼓吹系统的鲜卑、吐谷浑等多种伎乐，十分丰富多彩。燕乐包括各种声乐、器乐、舞蹈乃至散乐、百戏等多种体裁、形式，而其主体则是歌舞音乐。歌舞音乐中，当时的雅乐，实际已受燕乐颇大影响，具有多种成分交融的特点。像《秦王破阵乐》等著名乐曲，既用于燕乐，也用于雅乐。宋元时期主要的说唱音乐是鼓子词、诸宫调。鼓子词的音乐是用一首曲子反复咏唱，中间插入散文讲说，以说唱故事。诸宫调是用同一宫调的若干首曲子联成一个套数，把不同宫调的若干套数或单曲连接起来，用以说唱长篇故事。如董解元作词的《西厢记诸宫调》。诸宫调的形成和发展，为戏曲音乐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宋元时期的音乐，形成了以杂剧、南戏为中心的南北曲音乐系统，成为影响到歌舞、说唱、以至器乐等多种音乐体裁的巨流。

明清两个朝代是中国专制制度渐趋衰落的时期，明中叶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成了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催化剂。这一时期，民歌、说唱音乐、器乐等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明清时期曾有许多杰出的音乐理论家。他们宝贵的音乐艺术论著为音乐艺术和音乐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朱载育的十二平均律理论，在世界音乐史上记录了光辉一页。

[宫廷舞和民间舞] 中国古代的舞蹈与音乐往往结合在一起。音乐、舞蹈最早产生于生产劳动之中。但远古的乐舞和巫术也有密切的关系，远古人以为通过乐舞可以得到神灵的庇护和赐福。在甲骨文中“舞”和“巫”是一个字。殷商尊神，祭祀是头等大事。巫师也就是职业的音乐家、舞蹈家，地位显赫。他们对中国远古的音乐、舞蹈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周朝建立与宗法制相一致的礼乐制度，确立宫廷雅乐体制和乐舞的教育体制，以强化其统治。西周制定了十分严格的乐舞制度，如对参加祭祀乐舞的人数，也明确规定了各方面的区别和限制，如“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如有违反就是“僭越”或是“非礼”，要受到谴责和制裁。但是到了东周“礼崩乐坏”，“雅乐”逐渐丧失了活力，民间乐舞以其清新活泼，富有生命力的锐气，取代了僵化了的雅乐。

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崩乐坏”给民间舞蹈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民间群众舞蹈和贵族士大夫家女乐(专业艺人)的兴盛，使舞蹈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诗经》中的《国风》绝大多数是北方的民歌。南方的民歌，则保存在伟大的诗人屈原整理的楚国的《九歌》中。这些民歌在演出时，据说有舞蹈相伴。秦始皇创设乐府，并首倡“角抵”之戏。角抵的起源为原始社会的格斗游戏——武舞，反映了黄河流域黄帝领导的氏族与蚩尤领导的氏族间的一场激烈战争。汉代宫廷乐舞汲取了民间乐舞鲜活生动的风格，有很显著的发展。武帝时，专门设立官署乐府机构。乐府的工作人员和歌舞艺人达800余人，负责收集和改编散见于民间的歌舞。由秦的“角抵”发展而来的“百戏”是汉代盛行的大型歌舞，集中体现了汉代音乐、舞蹈艺术的高度发展的水平。

三国时代，曹操统治的北方，杂技百戏仍盛行不衰，曹丕设立了“清商署”。此后魏晋、南朝的俗乐总称之为《清商乐》。

两晋南北朝继承了汉魏乐舞贴近社会生活的传统，西曲、吴歌、杂舞等盛行一时。

唐代设立了专门的乐舞机构，如太常寺、梨园院、教坊司等，以培养高层次的人才。舞蹈家公孙大娘、杨贵妃、梅妃、谢阿蛮、李可及等如群星丽天。唐代宫廷伎乐除《清商伎》为汉族乐舞外，《西凉伎》则为西域乐舞和中原汉族乐舞的混合体，其他如《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都是少数民族乐舞。外国乐舞则有《天竺》、《高丽》两部。西域少数民族乐舞中以《龟兹乐》最为重要，《龟兹乐》指今新疆库车一带的乐舞，至今库车仍被赞之为“歌舞之乡”。唐代乐舞最著名的是歌颂帝王功德业绩的《秦王破阵乐》、《庆善乐》、《上元乐》等。唐代用于宫廷宴会的乐舞称燕舞，分堂下(立部伎)和堂上(坐部伎)两种。燕舞要比雅乐有更多的娱乐成分和更高的观赏性。其大曲，是最辉煌的部分，代表了燕舞的最高艺术成就，把中国宫廷乐舞推向了顶峰。其中《霓裳羽衣曲》，把传统的清商乐和印度佛曲糅合在一起，集中了唐代和前代的音乐舞蹈精华，令人叹为观止。

宋代的宫廷乐舞为诗歌、舞蹈、大曲结合起来表演的“队舞”，有72人表演的《小儿队舞》和153人表演的《女弟子队舞》。元明清各代虽也有燕舞，尽管规模可观，但是已无昔日辉煌。宫廷演出，逐渐让位于戏曲了。

[戏曲] 中国戏曲有久远的起源。

有的学者认为，戏曲最初的源头，可能与汉代的一些民间“百戏”表演节目有关。杂剧、南戏是宋元两代新兴的戏曲。杂剧在北方，经过宋金时代的发展，到元代达到鼎盛时期。杂剧和南戏到明代出现不同趋向，杂剧渐趋衰微，南戏转向兴盛。由于南戏在中国南方不断流传，与各地民间音乐结合，并根据各地语言音调不同，而不断派生出多种南方戏曲声腔，有：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江西的“弋阳腔”，江苏的“昆山腔”等。

“昆山腔”亦称“昆曲”。它的音乐绝大部分是经过长期积累的南北曲曲调，并非昆山一地产物。南北曲在明代已走向融合，而昆曲就是南北曲的集大成者。但由于昆曲适应上层观众需要，创作和表演上过分追求文雅和雕琢，到明末清初便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多种地方戏曲声腔兴起的新局面。

明清时期，杂剧、南戏都有所发展，新兴起了多种戏曲音乐。

本课重点：通过学习古代艺术的内容使学生逐步理解艺术的特点和表现形式。

本课难点：培养学生学习古代艺术的兴趣和培养学生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加强学生欣赏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1．《淮南子•本经》中这段话记录的传说有什么意义？

提示：“天雨粟，鬼夜哭”，说明文字的巨大威力。文字的发明，使人类的经验得以流传，使得人类的智慧得以发挥。人类将摆脱以往的愚昧和黑暗。有关“仓颉作书”而导致异象的传说，说明了文字出现在文明史上震撼性的冲击，也反映了人民对发明文字的祖先的无限景仰和钦佩。

2．下面《韩诗外传》中记载的一则故事，请你读后谈谈自己的感想。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少选之间，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钟子期死，伯牙擗琴决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与鼓琴也。提示：高山流水觅知音，是两千多年来广为传诵的一段友谊佳话。表现了对友情的一种美好而高尚的理解和追求。而其中的媒介，是音乐。可见，音乐可以表现人的思想，抒发人的情感，沟通人的心灵。音乐有提高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净化人的精神世界的神秘功效。

3．为什么中国戏曲表演具有强烈的舞蹈美感?发达的古代宫廷乐舞和民间舞蹈，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答案提示：中国的戏曲表演从艺术渊源来说，与舞蹈有紧密的文化联系。发达的古代宫廷乐舞和民间舞蹈，在戏曲产生和成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议一议] 1．在当今汉字输入有电脑、美术字库丰富多彩的时代，中国传统书法艺术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有，其价值何在? 答案提示：有。中国传统书法不仅有传递知识文化的功能，还有修身养性的价值。有助于提高人们发现美，欣赏美，鉴赏美的能力。有助于潜移默化增加自身修养，提高品德的功效。中国传统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舍弃的民族文化遗产。

2．下面这段文字蕴涵什么哲理?它仅仅说的是一种绘画艺术观点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

答案提示：董其昌的这段话，强调读书实践的结合，强调感受自然，感受社会，感受人生，对于艺术创造的意义。这不仅仅是一种绘画艺术的观点，同时也包含着人生哲理。

3．为什么戏曲产生后能够取代乐舞，在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占据了主流地位? 答案提示：戏曲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表现灵活，形式多样。表演方式继承了音乐、舞蹈以及传统百戏的诸多手段，因而受到民众的喜爱。市民经济的发展，也为戏曲的完善和普及提供了重要的条件。统治者因个人喜好为基点的提倡，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自我测评] 中国古代的书法和绘画有哪些名家名作? 建议启发学生除教材中涉及的代表作者和代表作之外，列举若干其他的名家名作。

[材料阅读与分析] 《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段话的意思是：音乐和政治是相通的。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答案提示：同意。艺术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形式，必然会对当时的社会存在有所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说法是成立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教师可举例说明。例如：周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礼”和“乐”相结合，成为政治规范的象征。“乐”，也是政治文化构成的一部分。

[知识链接] 鼓舞

可以指导学生举一反三，提出其他类似的例证。

(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评价学生对中国古代艺术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评价学生有关书、画、乐、舞诸方面最基本的概念和技能的理解过程情况。

重点评价学生参与的过程。学习中国古代艺术的兴趣、技能、思维水平和活动能力；要注意对学生的个性差异、智能表现差异进行观察和评价，发挥每位学生不同的优势。

[评价方法] 观察法、活动法、问答法、个人作品档案法、测验法、课堂教学评估记录法等。

[评价过程] 设计观察表格来记录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参与热情等方面的变化，观察的项目可以预先设计在表格里，也可以随时择取。表格可以与学生档案放在一起，也可以挂在教室的墙上，让学生了解自己的进步。

对学生在参与教学活动中表现，如探究问题、语言表达、人际交流、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方式方法、想像的形象性与生动性，以及对中国古代艺术理解的程度和学生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的能力进行评价，及时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记入表格，作为整体评价学生历史学习业绩的依据。

[评价总结] 评价的方法有多种，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可采用各种办法，来了解学生学习兴趣方面的变化和学生不同的能力。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老师可采取多种方法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加强对学生的了解和认识。对不同能力类型的学生给予相应的鼓励，发挥他们的长处，提高他们的学习自信心和自豪感，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五)历史问题注释

[书法] 书法，是中国源远流长的艺术形式。

西汉著名学者、文学家扬雄在他的《法言•问神》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书，心画也。”这里的“书”虽不是专指书法，但它最早论述了有关中国书法理论的根本命题——书法同书法家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和书法艺术表情达性的特质等问题，对后世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唐代书法艺术的鼎盛，书法大家、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书法理论也兴盛起来，大批成系统、有分量的书论著述陆续问世，对细部技法的探讨和对书法创作规律的剖析逐渐代替了对书法艺术总体印象的阐述，涉及了书法艺术的各方面，体现了唐代“尚法”的风气。

由于各种原因，宋代的书法无法与唐代相比肩，却能另辟蹊径，一时帖学盛行。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有所革新和发展。宋人主张书法创作不应受法度的束缚，不必斤斤计较于点画、布置等具体方法，而应重视作品中的风神意韵及书家的内在精神与气质，自由地抒发其胸臆，力求创新。它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反映。

元明两代的书法艺术没有多大发展，帖学仍然盛行，尚未走出书法创作的低谷。在书论方面，由承继晋唐之法，对宋人“尚意”书风进行否定，进而重视书法艺术的形态美，标举魏晋风格。

清代是书法艺术发展继往开来的一个时期。从清中期开始便逐渐形成了帖学与碑学明显分流的格局，而且帖学逐渐由盛转衰，碑学则日渐兴盛。对清代碑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促进了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并对近现代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书法重视对审美风尚的总结与引导。如汉魏时书论中的“尚象”、晋时书论中的“尚韵”、唐时书论中的“尚法”、宋时书论中的“尚意”等等，无一不是对各个时代书法艺术实践中审美风尚的总结，而通过总结反过来又指导书法创作的实践，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繁荣。

古人对书法艺术的研究全面而系统。有关著述论列了从上古至清末书法发展的历史，保存了中国书法发展历史的完整面貌。又如对书体演变历史的研究，论及了大篆、小篆、八分、楷书、行书、章草、今草等书体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概念、特点等各个方面，系统而全面。再如对书法技法的研究也是极为深入、全面，大凡用笔、用锋、执笔、结体、用墨、布白等等，皆有详细而精到的研究。

重视书品与人品的关系，也是中国书法的传统之一。扬雄所谓“书为心画”，认为书法艺术作品是书家思想意识、德行、品格的直接反映。这一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宋书论家朱长文在其《续书断》中就认为，一个人书法艺术的高下与他的品格修养有很大关系。近代书论大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更明确地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他认为通过书法不仅可以看出书家的“学”、“才”、“志”，而且可以想见书家其人。人品好书品必定好。

东汉蔡邕的《笔论》中，曾经运用丰富、美好的比喻，来强调书法创作的体势应融入大自然各种生动的形态。自此，历代书论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孙过庭《书谱》中写道：“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在这里，作者就运用了一系列生动形象的比喻——实际上是博喻，来比拟钟繇、张芝和二王书法的神妙景象。中国书法的自然主义传统，由此也可以得到体现。

[仓颉作书] 相传汉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只因有了汉字，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才得以延续传播，世界文化才显丰富灿烂。

[郑燮] 郑燮，江苏兴化人，字克柔，号板桥，乾隆进士，著名诗人、书画家，作品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名列“扬州八怪”。“扬州八怪”包括郑燮、罗聘、黄慎、李方膺、高翔、金农、李蝉(shan)、汪士慎八位画家。乾隆八年，乾隆见到郑燮所作《樱笋图》，即钤了“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玺。乾隆十三年，乾隆东巡时，封郑燮为“书画史”。

徐悲鸿曾在郑燮的一幅《兰竹》画上题词：“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悲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

[中国画] 中国画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之中，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独特的民族特征，并被历代艺术家发扬光大。中国绘画的强大生命力，首先在于历史上优秀的画家(包括民间劳动者出身的工匠)适应本民族的审美要求，不断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作品。魏晋以后，出现了有文化素养和优越条件的专业画家，但多数作者仍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联系。中国传统绘画不仅注重画品，而且注重人品道德，郑燮画竹，声称以慰天下之劳人，他又题诗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显示他对人民一定程度的同情。不少画家在民族危难之际，大义凛然，宋代李公麟家小吏赵广，虽画名不显，但靖康之难，金兵迫令其画所掳妇人，赵广宁肯被割断手指也决不屈从。他们用画笔赞颂正义、歌颂自由，在不同程度上发泄对腐败黑暗势力的不满，歌颂大自然的壮美或秀丽，借描绘花鸟虫鱼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高尚的情操。

中国绘画艺术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拘泥外表形似，而更强调神似。形似只有外表的逼真，神似才能表现内在的本质精神。汉魏绘画擅长表现动态气势，已神气迥出。一些文人画家侧重于神似而不拘泥于细致刻画，苏轼甚至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见解。元明以后写意画勃兴，实践上有了更多的创造探索。如朱耷花鸟画的奇特变形，石涛等人山水画的蓬勃生气，都达到以神造形、表现强烈鲜明的主观感受；齐白石则坚持似与不似之间，也极为强调神似。

中国传统绘画重视笔墨，以线作为塑造形象的基本手段，不仅表现对象形体，而且具有形式美感，能体现出不同的气质和个性，从而大大加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东晋顾恺之作画如春蚕吐丝，纤柔优美，紧劲连绵。吴道子的线描豪放健美，笔不周而意周，画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唐代即提出书画用笔同法，元代以后，更重视吸取书法用笔入画，丰富了绘画的表现技巧，直至清代扬州八怪及吴昌硕所表现的金石气到了高峰。

中国传统绘画既要求画家重视修养，读万卷书；同时又要重视丰富生活的体验和感受，行万里路。要求诗、书、画的完美结合，要有诗一般凝练而富有感情色彩的形象和意境。元代以后，更注重书画题跋，以诗文抒发情感，唤起观赏者的联想和共鸣，使画面境界因诗而丰富提高。如王冕题画：“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徐渭题墨葡萄：“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齐白石题不倒翁：“白面乌纱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倏忽将尔来打破，浑身何尝有心肝。”都达到借物抒情言志、诗画珠联璧合的境地。诗、书、画多种艺术形式的聚合，是中国传统绘画独具的特色。

[工笔] 中国画种类很多，以题材来分，有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类，以表现方法来区别，则可分为工笔、写意、兼工带写等。

工笔用细致的笔法作画，着重线条美，丝毫不苟。宋代的院体画，明代仇英的人物画，清代沈铨的花鸟走兽画等都是工笔画。[写意] 在中国画的表现技法中，凡粗略简化用笔，或点染，或浓墨，笔随意走，称为写意。写意画不重视线条，只重视意象，强调通过简练概括的笔墨，着重描绘物象的意志神韵，如南宋梁楷的减笔人物，明代徐渭、清初八大山人朱耷以及现代的齐白石等人的作品都是写意画。所谓兼工带写，是工笔、写意两者兼有的画法。由于工笔画耗时多，现代画家多喜欢采用兼工带写。

[山水画] 以描绘自然风景为主体的绘画称为山水画。山水画根据技法的不同，可分为水墨山水、青绿山水、金碧山水和浅绛山水等形式。山水画中多以石青、石绿为主色的画称为青绿山水。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青绿山水。青绿山水又分大青绿和小青绿两种。前者设色浓重，装饰性强，看上去辉煌庄重，有欣欣向荣、草木华滋之感。如宋代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后者在水墨淡彩基础上薄罩青绿，如南宋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卷》。金碧山水比青绿山水多泥金一色，先以石青、石绿为基础，最后在轮廓处勾金，通过这道金线，把山水画装饰得更加绚丽辉煌。唐朝李思训的金碧山水就很有特色。浅绛山水是在水墨勾勒皴染的基础上，敷设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这种设色特点始于五代董源，盛于元代黄公望，元代以后山水画家多以此为宗。水墨山水，即是用水墨而不着色而画的山水画。五代后梁画家荆浩的全景式山水画《匡庐图》即是水墨画。中国历代文人画家崇尚水墨，随着中国文人画的发展，由此水墨画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明代晚期董其昌的水墨山水画《赠稼轩山水》是其中一例。

[伯牙] 伯牙，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乐师。《荀子•劝学》中有“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之说。《吕氏春秋•本味》的记载为：“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钟子期死，伯牙擗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与鼓琴者。”后世小说言伯牙姓俞，实无根据。

[十面埋伏] 《十面埋伏》是琵琶大曲，又名《淮阴平楚》。乐谱见于明代华秋苹所编《琵琶谱》。系描写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最后决战时的情景，全曲最初为13段，后为9段。《十面埋伏》是中国十大古乐曲之一。其他九种是古琴曲《高山流水》、古琴曲《胡笳十八拍》、楚调组曲《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古筝及琵琶曲《汉宫秋月》、古琴曲《阳关三叠》(又名《阳关曲》)、古琴曲《梅花三弄》(又名《三六》)、古琴曲《渔樵问答》、古琴曲《平沙落雁》、琵琶大曲《春江花月夜》(又名《浔阳琵琶》、《浔阳夜月》)。

■三 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 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

[知识与能力] 初步了解、认识文学领域中诗词曲赋等各种不同形式的风格和特色，知道和掌握一定数量的名家作品；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文学资料的能力；拓宽文化视野，提高赏析和运用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及教师提供的材料以及自己的日常积累，通过阅读，讨论，分析，评论了解各个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特色。

学生通过阅读、观察、练习、欣赏、表演、评论、创作等方式积极参与教学；通过独立思考并对所学的内容进行比较、概括和阐释；学会合作学习和相互交流。

教师应注重启发式教学，设计具有针对性、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探究，积极参与。并对学生在参与和探究过程中的表现予以及时而恰当的评价。

教师应注重调动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要求学生推荐自己喜爱的作品，并对作者和作品加以介绍，说明推荐的理由。利用学生出于爱好而积累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加强师生互动，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探究。教师亦可组织学生分组讨论、评价、举办文学作品欣赏会等方式，从历史的视角赏析文学作品。[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了解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通过文学家、诗人的艺术创作，把学生带进文学的殿堂。让他们感受古人的呼吸、思想、情操。全面增强自己的文化修养。

通过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国情，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心。

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培养学生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操，使学生品格得到升华；在积极主动参与学习过程中，使学生的合作精神及竞争意识得到增强。

通过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使他们理解和尊重各国、各地区、各民族文化。

（二）教学内容分析

◆中国古代文学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中国文学体裁丰富，佳作迭现。上古的神话，先秦诗歌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先后相继，又一脉相承，各领风骚数百年，构成中国文学的壮丽画卷。

[诗的经典]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产生于3000年前的周代，成书干春秋时期。《诗经》收集的是中国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的诗歌作品，共收诗三百零五篇，都可以合乐吟唱。《诗经》按乐调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国风》，指地方乐调，是从周代十五个地区采集的民间歌谣。《雅》分《大雅》《小雅》，是周代王畿之地的音乐，大多是宫廷宴饮的乐歌。《颂》有《周颂》《鲁颂》《商颂》，是皇家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

《诗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全方位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诗经》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获得显著的艺术效果。“赋”是直接的叙述和抒写，“比”是比喻或比拟，“兴”是起兴发感，多用于一首诗的发端。“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是《诗经》中创作形象思维的重要表现手段，对后人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辞的魅力] 先秦诗歌的另一辉煌成就是楚辞。楚辞本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地区的一种诗歌样式。楚辞具有鲜明的南国地方风格特征，它突破了《诗经》的四言为主的格律，代之以参差错落，更为灵活的长短句式。有别于《诗经》现实主义的艺术倾向，“楚辞”以其想像的丰富，情感的炽烈，语言的瑰丽，开辟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广袤天地。

屈原是楚辞创作的杰出代表，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留下姓名的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其中《离骚》2490字。共373句，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楚辞”因此又名“骚”。《离骚》是屈原用他整个生命熔铸成的伟大诗篇，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执著的个人追求融会成激越的精神力量。《离骚》中奇特的想像和瑰丽的语言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楚辞的其他作者宋玉、贾谊等的作品都继承了屈原的传统，使“楚辞”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独特文体。

《诗经》、楚辞历来合称“风骚”，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2000多年来一直被历代诗人视为学习的典范。

[汉赋的风采] 赋，从骚体演变而来，是一种散文和韵文并用的文体。

西汉早期的赋，以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最为著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汉文帝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听说长沙卑湿，自以为寿命不得长久，于是为赋以吊屈原。又著《服鸟赋》，发抒内心的怨郁哀伤。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的作品中有赋七篇。

《汉书•司马相如列传上》记载：“(司马相如)以訾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的创作条件，是由梁孝王提供的。《西京杂记》卷四又写道：“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所附诸游士的赋作，有枚乘《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公孙乘《月赋》、羊胜《屏风赋》、邹阳《几赋》等。枚乘的《七发》，开汉武帝时代长篇赋的先河。

汉武帝时，赋的创作走向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汉赋文辞华丽，用语夸张的特征在这时形成。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作家是扬雄。东汉时期，则班固、张衡的作品地位最高。

除了他们之外，两汉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大多都是赋的重要作者。收入《文选》，归入“赋”类的汉赋，有贾谊《服鸟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王褒《洞箫赋》，扬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班彪《北征赋》，傅毅《舞赋》，班固《西都赋》、《东都赋》、《幽通赋》，班昭《东征赋》，张衡《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思玄赋》、《归田赋》，马融《长笛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祢衡《鹦鹉赋》，曹植《洛神赋》等。今人辑《全汉赋》，收录83家，293篇。

有些赋作家期望以这种文体作为讽谏的工具干预政治，例如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就有批评汉武帝神仙迷信的意图，不过，这种讽谏往往并不能真正发生实际的效用。

江苏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神乌傅(赋)》，被看做中国古代文学史资料的重大新发现。全赋约六百六十字，以其风格之独特，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李杜诗篇万口传”]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最繁荣最辉煌的时期，据《全唐诗》及其有关补遗所载，现存诗有52000余首，作家2300多人。数量之多，内容之广，风格流派之繁，体裁样式之全，均堪称空前。唐诗发展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其中尤以盛唐、中唐两个时期的诗坛最为光辉夺目。

初唐诗坛是一个变革、创新和逐步成熟的阶段，一扫以往浮艳之风，走向反映社会现实的道路。广为传诵的诗句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涛声”等。其代表人物有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陈子昂。盛唐时期是唐诗的鼎盛时代，诗星璀璨，各种风格流派，异彩纷呈。有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注重山水景物，风格色彩清丽。王维的《山居秋暝》，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等诗篇以清新秀丽的语言描绘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注重战争和政治斗争题材，描写奇丽、寥廓的边境景色，抒发驰骋沙场，建立功勋的壮志和慷慨从军、抗敌御侮的豪情；同时也反映征夫思妇的幽怨。风格豪壮雄放。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走马川行》等诗篇描绘了边塞雄奇壮丽的风光景物，表达了边关将士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最能代表盛唐时代气息的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其代表人物分别是“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李白的诗作现存900多首，表现了盛唐时代社会生活风貌。他的诗气势磅礴，热情奔放，潇洒飘逸，想像丰富。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批判精神。李白的诗篇是我国诗史上不可多得的浪漫主义杰作。《将进酒》、《蜀道难》、《望庐山瀑布》、《静夜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都是千古绝唱。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由盛转衰的时代，一生贫困失意，颠沛流离，所以他的诗中饱含忧国忧民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杜甫的诗为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那个时代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画卷。他的诗被后人誉为“诗史”。作为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风深沉浓郁，跌宕有致，真切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杜甫一生作诗1400首，名篇有《望岳》、《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

中唐是唐诗的繁荣时期。此时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著名的有韩愈、孟郊、柳宗元、元稹、刘禹锡、李贺、白居易等。白居易是杜甫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具有正视现实、抨击黑暗的精神。在艺术上语言通俗流畅，风格平易近人。其中《长恨歌》、《琵琶行》、《秦中吟十首》等是他的代表作。

晚唐是唐诗逐渐衰落期。最有影响的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时称“小李杜”。李商隐在七律诗上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形成了一种富艳精工和深于情韵的风格，尤其是几首表现爱情的《无题》诗，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感情缠绵，意象朦胧，具有非常强的艺术感染力。杜牧的七绝以清新峻逸，流走明快，语浅意深见长。“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等，都是杜牧的名句。

唐末，出现了皮日休、罗隐等诗人。他们继承了新乐府运动的精神，用诗歌针砭时政。唐诗，就在这一批现实主义诗人手中落下了光荣的帷幕。[宋代词苑] 宋代是词高度繁荣的时期，词成为宋代文学的标志。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和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1330多家将近20000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

北宋初期，词的创作主要是小令，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追求深婉精致、含蓄蕴藉的风格。北宋前期在创作风格上与晏、欧—派完全不同的词人是柳永。柳永采用民间新兴的曲调作词，大量写作篇幅较长的慢词，扩展了词的体制，改变了宋初以来以小令为主的单一格局。柳永词的内容、风格和形式体制，都突破了宋初以来词的狭小格局，突破了士大夫自我欣赏的范围，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因而在民间广泛流传。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当时—位西夏归宋官员的话：“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可见柳永词影响之大。

到北宋中期，苏轼进一步变革了北宋前期以绮艳婉约为主的风格。词被苏轼当作了抒写主体心志性情的体裁，可以用来言志说理，探究人生意义，表达哲理思考，容纳更为广阔的生活内容。这种以诗为词的创作特色，不仅大大扩展了词的抒情功能，而且提高了词的艺术地位，对宋词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苏词的艺术风格也非常丰富，有的缠绵深婉，有的飘逸洒脱，有的清新明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开创了豪放清旷的新词风，从内容到风格都使人耳目一新。他的这类风格的作品虽然不很多，但在绮艳婉约之外另立一体，显示了新的发展方向，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北宋中后期，词的创作十分繁荣，名家辈出，风格多样。稍早的晏几道上承花间、南唐的词风，而以清新优美的笔调抒发男女间的离合悲欢，别具深挚哀婉而风流蕴藉的个性，其音调之和谐优美，文字之清丽精工，代表了北宋中期小令艺术的最高成就。另一大词人秦观，慢词深婉缠绵，小令凄清妩丽。晏几道和秦观都真正做到了抒情内容与形式及文辞的完美结合，而他们词中浓重的感伤情调，又充分体现了词体的抒情特长，因此他们向来被看做“古之伤心人”，而他们的词则被视为婉约词正宗。由于众多词人的努力，北宋中期以后词坛多种风格竞相发展，形成了歌词制作的一个高峰。

北宋最后一位大词人是周邦彦。周邦彦集北宋词之大成，言情体物更为精巧、缜密、典雅。周邦彦词在南宋受到普遍的喜爱，特别是他在音律和词法方面的成就，更受到南宋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一派词人的推崇，对南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周邦彦又被看做是北宋和南宋之间承上启下的词人。

李清照是南宋初的杰出词人。她的词带有多愁善感的气质，早期作品多写闺阁生活、离愁别绪，南渡之后，连遭乱离，她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巨大变化，词作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后期作品低回婉转，凄切哀伤，内容、声调、风格都与清新明丽的早期词有了很大的不同，虽只是个人的悲痛，却是国破家亡现实的真实写照。她的女性的感受与笔触，与词体的婉约柔美的本色风格天然契合，在抒情的真切自然这一点上，具有别的词人不具备的优势和成就。

南宋前期影响最大的词人是辛弃疾。辛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词史上向来以“苏、辛”并称，把他们看作宋代豪放词的代表。苏词高旷，辛词沉郁；苏词多表现对历史、现实和人生的超越，辛词更多体现对社会、功名和事业的执著。他们是宋词中并峙的两座高峰。在辛词的影响下，南宋词坛上出现了一批学习辛词风格的爱国词人，形成了所谓“豪放词派”，或称“辛派”。代表人物有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

南宋另一位大词人姜夔则在辛派词之外另立一宗。姜夔是著名音乐家，能自作乐曲，现存80多首词中，有17首注有乐谱，这是迄今仅存的一批宋词乐谱，是十分珍贵的古代音乐文献。姜夔为人性情孤高，作风清雅，不随流俗；姜词的优秀之作具有明静幽冷、清空深远的意境，是高度诗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在语言风格上，他追求清冷的色调和瘦硬刚健的力度，既不同于传统婉约词的软媚，也不同于辛派词的雄放，在南宋词坛独树一帜，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两宋词人的不断努力，词在不断变革和创新中走向了全盛。到了宋末，由于词乐和文辞都趋于僵化，创作失去了新的活力，词终于走向了衰落，其地位就被另一种从民间兴起的音乐文学形式散曲取代了。

[元曲与市民社会] 在文学史上，元曲与宋词并称，因为在宋元时期词与曲是两种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学样式。曲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金代以至北宋，走向繁荣是在元代。曲在元代发展为散曲和杂剧。

散曲是可以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散曲按其体裁分为支曲和套曲。支曲又称“小令”，是只用一个曲牌填制的单—曲词。套曲是指两个以上的支曲按一定的规则排列组成完整的一套，一般都有尾声，并且要一韵到底。《金元散曲》共收元人支曲3800多首，套曲400多首。这些作品题材广泛，举凡抒情、怀古、写景、咏物、叙事、谈禅，以至揭露社会矛盾，反映民间疾苦等无不入曲，但是更多的是表现闲适隐逸和男女风情。元代散曲传世作家有200多人。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被后人称为“元曲四大家”。

元杂剧是在中国古代多种表演艺术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剧本。这比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参军戏或宋杂剧可说已起了质的变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是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戏曲形式，有一套严格的体制。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故事，而且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文艺形式之一。

关汉卿是元杂剧成就最高的戏剧家，是元杂剧的奠基人。他一生创作了近七十种剧本，留存下来的有十八种，代表作为《窦娥冤》、《蝴蝶梦》、《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调风月》等。王实甫是元朝前期与关汉卿齐名的戏剧家。《西厢记》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丽堂春》和《破窑记》等作品。

元代前期是杂剧的黄金时代，除了关、王之外，还有许多杰出的作家和优秀作品，主要有：康进之的《李逵负荆》，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杨显之的《潇湘雨》，石君宝的《秋胡戏妻》，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尚仲贤的《柳毅传书》等。元前期的杂剧创作中心在北方，后期逐渐转移到南方。元后期的杂剧不如前期繁荣，呈现衰微的状态。而产生于南方的体制比较自由的“南戏”迅速发展起来，取代了杂剧的地位。

[明清小说的人情世界] 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已经粗具规模。当时小说分“志怪小说”与“轶事小说”两大类。历史发展到唐代时，人们将小说称为“传奇”，其情节更为曲折完整，人物性格更加鲜明，文辞更趋华丽铺陈，结构更显宏阔架巨。内容大体为神怪故事、恋爱故事和侠义故事等三类。宋元话本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崭新阶段，自此开始，通俗、生动的语言得以广泛应用，结构布局与人物刻画中的现实手法较之前期的小说有了较大进步。元末明初，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一大批长篇章回小说问世。章回小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惟一形式，其人物与内容依托历史，《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此后，从《开辟演义》、《水浒传》至《清官演义》，历史小说大量兴起。继《西游记》之后，神魔小说风靡一时，较成功者为《封神演义》。明清时期中国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当推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以及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清代的蒲松龄以《聊斋志异》将中国文言小说推至高峰。此后，《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一批经典之作问世。《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红楼梦》成为中国历史小说的四大名著。

明清小说对世俗人情的描写，十分真实生动。这与市民社会关注和热爱这种文学形式是有关系的。

(三)问题解答

[议一议] 1．屈原所说的香草、众芳，有什么象征意义? 答案提示：屈原所说的香草和众芳，象征具有高尚品德的君子，有益社会的贤才。这段文字，姜亮夫的译文是：“我既种了九块地的兰蕊，又种了百亩的芳蕙。也种了五十亩的留夷与揭车，连马蹄香与白芷我也为你收集。”“我希望的是枝枝叶叶长得茂盛而美丽!等到了成熟之时我将量材采取。虽把我自己弄病倒了，又有甚么关系呢?我最哀痛的是这些众芳枯萎污秽!”(姜亮夫：《屈原赋今译》，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至第10页)袁梅的译文是：“我已栽种了春兰九畹，又种植了香蕙百亩。我一畦畦地栽种那留夷、揭车，又杂植那杜蘅与芳芷无数。”“希望它们枝叶繁茂，长得高大，待其长成之时，我将收获而归。虽则枯萎零落又有何妨，哀伤的是众芳竟然荒芜杂秽。”(袁梅：《屈原赋译注》，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5页至第6页)2．查询三句引用词的出处，思考其中蕴涵的哲理。

答案提示：人欲成就大事业，必然经过彷徨、执著、成功的三部曲。必须先有所思考确立方向，再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才能在不经意间取得成功。前二者是成功的基础。所引的三句诗分别出自于：

《蝶恋花》(晏殊)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远知何处。

《凤栖梧》(柳永)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青玉案》(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3．选择一部(篇)你最喜爱的古代白话小说，写一篇鉴赏短文，或是做一场鉴赏演讲。

答案提示：应当提醒学生，尽量不选择人们过于熟悉的篇目。作文和演讲，可以参考别人的文章，但是不允许从报刊和网上全文移用现成的成果。[想一想] 1．赋是一种延续相当久远的文体。你读过哪一时期哪位作家的赋? 答案提示：引导学生思考时，不必受时代的限制。

2．杜甫吟诗说李白“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想一想其中的深意。

答案提示：引导学生思考时，可以从这样两个思路考虑：1．应当怎样看待逆境；2．应当怎样看待声名。

3．探究元杂剧兴盛的原因，思考当今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前景。

答案提示：元代经济的发展为杂剧的兴盛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开封、大都、杭州等城市兴起以及勾栏瓦肆繁盛为杂剧提供了依据；农村的节日和庙会是演出日，一些著名演员也经常到各地作场。这样就保持了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元朝的疆域广大，交通发达，密切了国际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杂剧的兴盛也有一定的作用；元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百姓怨怒已极，有口难言，要求在艺术上得到反映；元初废科举，许多文人与民间艺术相结合，从事杂剧创作；元杂剧本身是—种很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形式。这些都为元杂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今中国戏剧艺术能否有新的发展，除了经济条件而外，国人对民族文化是否真诚地重视，以及戏剧艺术本身的因时变革也是重要的因素。

[自我测评] 你能够分别举出唐诗、宋词、元曲中三组具有代表性的名家名作吗? 答案提示：必要时，可以向学生推荐相关的参考资料。

[材料阅读与思考] 答案提示：应当引导学生畅所欲言，如实说出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启发学生找到其他与所举材料观点类似的古人言论。

[知识链接] 答案提示：可以启发学生用所学的文学作品为例，就对“境界”的理解发表意见。(四)教学评价建议

[评价目标] 评价学生中国古代文学相关知识的了解情况。评价学生有关诗、文、词、曲诸方面最基本的概念和技能的理解过程情况。

重点评价学生参与的过程。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兴趣、技能、思维水平和活动能力；要注意对学生的个性差异、智能表现差异进行观察和评价，发挥每位学生不同的优势。

评价学生学习的兴趣；相互学习，相互合作，积极竞争的精神和能力；理解和运用古代文化的能力；评价学生在学习和参与活动时的心理变化和内心体验。

[评价方法] 观察法、活动法、问答法、个人作品档案法、测验法、学生自我评价法、课堂教学评估记录法等。

[评价过程] 通过观察评价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否浓厚，学习动机是否强烈，想像力是否丰富，是否勇于创新，观察评价学生合作交流以及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通过活动评价学生参与中国古代文学学习活动是否主动积极，表达是否清晰；交流是否通畅；搜集、整理信息、进行合理解释的能力；通过学生的欣赏、表演、评论、创作等过程，获得参与与探究的乐趣，增强学生动手能力，逐步提高他们的文学艺术素养。

通过让学生回答课上和课后材料阅读与思考中的问题，评价学生阅读、理解等能力。

通过让学生实践活动，考查学生欣赏及运用文学知识的能力，以及表现出的精神和面貌。

[评价总结]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情况自行选择评价的方法和过程，要综合采用观察、记录、调查、访问、讨论、作业、测验、考试、评议、档案、自我评价、家长评价等多种方法进行评价。尤其要注意对过程的评价，评价结果应及时反馈给学生，以便及时改进学生的学习。(五)历史问题注释

[屈原] 屈原(前339？一前278？)，名平，字原。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战国末期楚国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计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位深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初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青莲乡，有《李太白文集》三十卷行世。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唐代中后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后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春望》等。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土，下邦(今陕西渭南)人。白居易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他所写的《秦中吟》、《新乐府》，敢于针对当权者的弊政，反映人民疾苦，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他又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白居易的叙事诗如《长恨歌》、《琵琶行》，描写细腻，生动感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影响极为广泛。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现存诗3000多首，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忆江南》等。

[柳永] 柳永(987？—1055？)，字耆卿，初号三变。因排行七，又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属山西)，后移居崇安(今属福建)。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乐章集》存世。

[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属于四川)人，是中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在当时文学艺术界很有名气。

苏轼是一位全才，在诗、词、文、画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平，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喜欢用夸张比喻手法，在艺术表现方面有自己的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对后来文学界很有影响；他的词和辛弃疾并称“苏辛”，属于豪放一派。苏轼，以他广阔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给当时的词坛带去了新鲜的空气。他有意以诗为词，终于从他开始打破了词坛婉约一统天下的局面。苏轼在词史上的另一贡献是使词摆脱了音乐的附属地位，把词发展成了独立的抒情诗。他最早倡导文人画，开创了湖州画派。他擅长画竹子，作品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他是“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之一。他擅长行书、楷书，他的书法吸取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等各家之长，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再去进行创造，不是简单机械地去学习古人。他在拿笔上运用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方法，注意书写工具的改革。总而言之，苏轼在诗、书、画、印等几个方面中都流露出传统的思维观念，提倡发自内心的艺术创作道路。

[关汉卿] 关汉卿(约1279—1368)，元代剧作家，号已斋(一作一斋)，大都(今北京市)人，一说祁州(在今河北)人，或说解州(在今山西)人。约生于金末或元太宗时，贾仲明《录鬼簿》中的悼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关汉卿曾写有《南昌一枝花》赠给女演员珠帘秀，说明他与演员关系密切。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关汉卿的代表作。

[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儒林外史》全书56章。全书用生动的笔法，有力抨击了专制时代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第四篇：高中生物必修教师用书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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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语文必修③教师教学用书

林黛玉进贾府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全书共120回，后40回文字一般认为是高鹗所补。本文节选自第三回。

《红楼梦》的前五回属于全书的序幕，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下文情节的展开作了必要的交代。本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一个从未进过贾府的少女林黛玉的眼光，对贾府的环境和主要人物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随着林黛玉踏入贾府，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贾府这个簪缨世家的气派：宁、荣两府是奉皇帝之命“敕造”的，“荣禧堂”的匾额是皇帝御笔所赐，室内陈设的“待漏随朝墨龙大画”显示着对君王的忠诚与尊敬，来往的宾客也都是“座上珠玑昭日月”的豪门贵族，表明贾家的尊贵地位。就连仆妇们的吃穿用度、交接礼节，也不是寻常人家可比。这是作品中人物所生活的环境，也正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里，他们形成了各自的性格。

除了环境描写，这一节最主要的作用是介绍了几个主要人物。这一节中人物的出场，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林黛玉美貌多情，体弱多病，生性敏感，言行小心谨慎。自从母亲（贾敏）去世以后，林黛玉在家“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兄弟姊妹扶持”，于是投奔外祖家，“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过去就“常听得母亲说过，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吃穿用度，不同凡响。现在置身其中，“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比如邢夫人留她吃晚饭，她婉言谢绝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领了赐去不恭„„”这既表明了对邢夫人的尊敬和感激，又表明了自己顾全大局礼节，说明她待人接物处处留心。再如在王夫人房中，她不接受王夫人让她东坐，因料定那是贾政之位，是绝不应该坐的，便向挨炕的椅上坐了。在贾母房中吃饭时，为座位事黛玉更是推让了一番，直到贾母做了解释，她才肯入座。林黛玉时时处处持这种谨慎态度，是她将要寄人篱下的思想反映。这是课文所反映的黛玉性格中的重要一面。至于课文中关于黛玉的外貌、神态、风韵的描写，则反映了她美貌多情、体弱多病的特点。王熙凤是一个精明能干、惯于玩弄权术的人。她为人刁钻狡黠，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由于对上善于阿谀奉承，因此博得贾母的欢心，从而独揽了贾府大权，成为贾府的实际掌权者。课文从四个方面展示了王熙凤的性格特征：出场，肖像，会见黛玉，回王夫人。

作者写王熙凤出场是《红楼梦》中极其精彩的一笔。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然后才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难怪林黛玉“纳罕”，觉得与那些个个“敛声屏气，恭肃严整”的人们相比，这张张狂狂的来者，实在是“放诞无礼”。贾母说“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作为贾府里的“老祖宗”能够用这样戏谑的语言与之谈笑的人不多，这除了说明王熙凤的性格泼辣以外，更说明她是深得贾母宠爱的特殊人物。

接下来，作品具体细腻地刻画了王熙凤的外貌，并且通过外貌的描写，透露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肖像描写包含服饰和容貌两个内容。在服饰方面，选取头饰、裙饰和服装三个要点，极力铺陈王熙凤集珍珠宝玉于一身的华贵之气；在容貌方面，则着重写她那一双“三角眼”，两弯“吊梢眉”，含威不露的“粉面”，未启先笑的“丹唇”，表现她美丽的外表后边隐藏着的精明和狡黠。

林黛玉进贾府王熙凤的内心世界，在她会见黛玉时的举止言谈中表现得很充分。她见黛玉先是恭维──因为她知道黛玉是贾母最疼爱的外孙女，所以不惜恭维到令人肉麻的地步：“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继而拭泪──因为提到黛玉的母亲，她想到贾母定会为女儿去世而悲伤，所以便抢先“用帕拭泪”；最后转悲为喜──因为她见贾母笑了，便匆忙完成了这个情感的转变。王熙凤在《红楼梦》中初次露面，作者就这样入木三分地描绘了她察言观色、机变逢迎的本领，揭示了她在贾府中得宠的原因。

课文写王熙凤回王夫人虽然是几笔带过，但它却进一步说明王熙凤的善于机变逢迎。

贾宝玉是封建贵族家庭的叛逆者，他具有反对封建束缚、要求自由平等的思想。他蔑视世俗、卓然独立的种种表现，反映了他对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反抗。课文对贾宝玉的描写，有三个重点：出场前的侧面勾勒，出场后的肖像描写，《西江月》两首词的总结。

在宝玉出场以前，作品首先通过侧面描写介绍了一般人对宝玉的看法和他在贾府中的地位。贾府内外有许多人都对宝玉持贬斥的态度：王夫人说他是个“孽根祸胎”“混世魔王”，“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黛玉也曾听母亲说过，她这个“衔玉而诞”的表哥“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这些贬斥说明贾宝玉的所作所为是与封建的正统观念相抵触的，是与世俗的常情格格不入的，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叛逆者”。但由于他“自幼”受“老太太疼爱”，他在贾府便居于“无人敢管”的特殊地位了。然而，贾宝玉出场后的肖像描写，却与别人的议论形成反差。在黛玉看来，宝玉是一个眉清目秀、英俊多情、任性率真的年轻公子，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惫懒与懵懂，而且感到非常眼熟，产生了亲切感。

后人的两首《西江月》似贬实褒，表面上是用世俗观念批判贾宝玉，而实际上却是贾宝玉叛逆性格的真实写照。他不愿受封建传统的束缚，厌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因此，被人们看做是“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他要求独立不羁、个性解放，因此被人们看做是“行为偏僻性乖张”；他不顺从封建统治者对他的要求，不安于他们所规定的本分，因此被人们看做是“富贵不知乐业”“于国于家无望”的“不肖”之人。其实这正是作者用正文反作的方法，对贾宝玉的赞颂。

二、问题探究

1．贾府的人个个“敛声屏气”，为什么独有王熙凤“放诞无礼”？

这是作者透过林黛玉的眼光、感受，给王熙凤的一个总的评价。她的第一次出场可谓与众不同，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穿戴则是珠光宝气，绚烂华艳，说起话来更是八面玲珑，乖巧机变。她的“放诞无礼”是由她在贾府中的地位决定的。她是贾家大太太邢夫人的儿媳，又是二太太王夫人的内侄女，在这个大家族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作为贾府的管事少奶奶，她独掌这个封建世家内务的大权，决定着众多人物的命运。更重要的，她以自己的机智诙谐、口齿伶俐、善于逢迎，赢得了在大家族中处于最高地位的老祖宗贾母的信任和欢心，因此可以大权独揽，地位稳固。而她自己的性格又是泼辣能干，精明过人，所以得以在这个肃穆森严的大家族中纵横捭阖，为所欲为。

2．在世人的眼里，贾宝玉是个怎样的人物？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他？

在这回的出场中，作者首先借王夫人之口，对他的性格特点做了一番渲染，称他是“孽根祸胎”，家里的“混世魔王”，叮咛林黛玉不要理他，而黛玉也听母亲说过这位表哥“顽劣异常”。而两首《西江月》更以批判的眼光对宝玉进行了贬斥。这些描写，实际上在明确地告诉读者，作者要塑造的是一位不同于其他贵胄公子的封建叛逆者的形象，是一位与当时的正统世界格格不入的人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宝玉的叛逆性格只能以“似傻如狂”“行为乖张”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却包含着对封建道德规范的蔑视，对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和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的反抗，寄寓了作者对未来世界的理想。

3．本文的语言有什么特点？ 《红楼梦》的语言是汉语运用到炉火纯青程度的典范。它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融会了古典书面语言的精粹，又经过作家的高度提炼加工，形成了生动形象、准确精练、流畅自然、富有生活气息与感染力的文学语言。其叙述语言是接近口语的通俗浅显的北方官话，用词准确生动，新鲜传神，如林黛玉初进贾府被贾母一把搂在怀里，众人无不掩面而泣的情形，非常富有感染力，令人读来感同身受。而《红楼梦》中的人物语言更是达到了个性化的高度，每个人物的语言都能准确显示出各自的身份和地位，形神兼备，表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历来为人所称道。如本文中王熙凤的放诞机变、八面玲珑，林黛玉的小心谨慎，贾宝玉的任性率真等，无不得到具体体现。

关于练习

一 本文的中心事件是什么？透过林黛玉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出贾府是个怎样的大家庭？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整体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

参考答案：

本文的中心事件是林黛玉来到贾府，与众人见面。透过她的眼睛，我们看到，贾府是一个社会地位和气派非比寻常的豪门旺族，是皇帝信任和赏识的簪缨世家，礼节繁复，等级森严，仆从如云，吃穿用度豪奢。通过这些描写，小说交代了作品人物所生活的典型环境。

二 同为小说的主要人物，王熙凤和贾宝玉的出场有什么不同？作者介绍这两个人物各用了什么艺术表现手法？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了解小说艺术表现手法的高明与丰富。

参考答案：

王熙凤和贾宝玉是贾府的中心人物，也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他们的出场却有很大不同。王熙凤出场，‚不见其人，先闻其声‛，同时运用对比手法，通过林黛玉的感受，突出了王熙凤的与众不同。又通过服饰、外貌、语言、动作等描写，细致入微地刻画这一人物的精明能干和善于逢迎。而对贾宝玉，则更多的采用了侧面描写与正面描写相结合的手法，先通过众人之口，从反面入手，突出了这一人物的顽劣异常，不合常规，致使黛玉心生‚蠢物‛印象。及至见到真人，却是一位清秀俊朗的年轻公子，欲扬先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又通过他的对话与‚发狂摔玉‛的行为，突出了这一人物的真性情与在贾府中特殊的地位。

三 品味下列人物的语言，分析他们的不同身份和性格。

王熙凤：

1．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2．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

3．这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过这两日到的，我已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

贾宝玉：

1．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2．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3．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

林黛玉：

1．只刚念了《四书》。

2．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赏析人物语言，进而分析人物性格。参考答案：

王熙凤：

1．王熙凤说话张扬，虚情假意，难怪林黛玉纳罕，觉得此人‚放诞无礼‛。然而这‚放诞无礼‛正说明王熙凤在贾府中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是《红楼梦》写人物出场极其精彩的一笔。

2．王熙凤逢场作戏，做表面文章，明为称赞林黛玉，暗里投合贾母的心意。这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

3．王熙凤接过王夫人的话，表白自己能干，办事周到，也反映出她的机变。

贾宝玉：

1．信口开河，痴狂之至。贾宝玉与林黛玉一见如故，有一种心灵感应。贾宝玉的语言正是这种感情契合的内心反映。然而在世俗的眼光中，这些话却成了疯言疯语。其实，疯傻痴狂的外壳，重情不重礼的内核，正是贾宝玉语言的特征。

2．蔑视权威，大胆挑战封建正统教育。

3．因为在家中的特殊地位和贾母的娇宠，因此养成任性率真的性格，说话行事无所顾忌，随心所欲，与林黛玉的处处小心谨慎形成鲜明的对照。也表现出他不相信宿命的反叛精神。

林黛玉：

1．林黛玉规规矩矩，照实回答外祖母，显得有教养。

2．这里用降调，改口回答宝玉，可见林黛玉进贾府‚步步留心，处处在意‛的谨慎态度，这是她欲寄人篱下的心态反映。因为前边听贾母说姊妹们‚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明显地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她连忙改口。四参考下面的资料，以“话说贾宝玉”为题，谈谈你对这一人物形象的看法。有条件的话，最好读一读《红楼梦》全书。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一部《石头记》──后来叫做《红楼梦》，本来就是以宝玉一生的遭逢经历为主体的书，雪芹十年辛苦，百种艰难，费尽精神心血、笔墨才情，所为何事？只为写出宝玉其人而已。„„照一般情形讲，作家既然竭尽心思去描写刻画他的主人公，那一定是把最美好的词语来赞美颂扬他。„„可是，曹雪芹却一反常例。他专门以贬笔写宝玉，他对宝玉很多不敬之词，一部书中几乎尽是说宝玉的坏话。”（周汝昌《红楼小讲》）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扩大阅读视野，培养独立思考和品评作品的能力。

参考答案：略。

教学建议

一、为使学生理解本文的内容和这一节在全书中的作用，可简要介绍一下《红楼梦》的主要内容、主要人物关系、贾府各院落的位置。

二、教学时可抓住小说对不同人物的不同描写手法，把分析人物性格与特点作为教学的重点，体会《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

三、《红楼梦》的语言是母语运用的最佳典范，无论是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运用得十分纯熟，因此，学习本文，要注意揣摩语言，体会小说语言运用的高妙与精彩。

四、越是伟大的小说，内涵越是丰富与深邃，对其中人物的评价越易见仁见智。尤其对于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这样一些性格复杂、立体化的人物，人们的看法也越易多种多样。教学时要注意尊重学生个人的理解，引导他们更加全面与深刻地把握人物的性格与精神特征，理解小说的深刻内涵与精神价值。

有关资料

一、与课文有关的内容

《林黛玉进贾府》节选自《红楼梦》第三回，是全书序幕的一个组成部分。《红楼梦》的序幕由前五回构成，分别从不同角度，为全书情节的展开作了必要的交代。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因此，为了学习《林黛玉进贾府》，有必要了解一下前五回的内容。

第一回是开篇。先用“女娲补天”“木石前盟”两个神话故事作楔子，为塑造贾宝玉的性格和描写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故事，染上一层浪漫主义色彩。在“女娲补天”的故事中，作者特意描写了一块“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的顽石，这便是随贾宝玉一起降生、又为贾宝玉随身佩戴的“通灵宝玉”。它对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有隐喻作用：一方面暗示他无“补天”之才，是个不符合封建社会要求的“蠢物”；另一方面也暗示他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的思想性格，具有像从天而降的顽石一样的“顽劣”性，难以为世俗所改变。“木石前盟”主要交代了这块“无材补天”的顽石与绛珠仙草的关系，说明这顽石在投胎入世之前，曾变为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了一棵“绛珠仙草”，使其得以久延岁月，后来遂脱去草木之态，幻化人形，修成女体。在这顽石下世之时，她为酬报灌溉之德，也要同去走一遭，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这绛珠仙草便是林黛玉的前身。正因为有这段姻缘，在林黛玉初见宝玉时才有“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的感觉；贾宝玉也觉得“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至于“还泪”之说，正与节选部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了。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相照应。

第二回是交代贾府人物。通过“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简要地介绍了贾府中的人物关系，为读者阅读方便，开列了一个简明“人物关系表”：

（注：画线人物，冷子兴演说时已不在世；括号内的人物，是上一个人物的配偶。）

第三回是介绍小说的典型环境──通过林黛玉的耳闻目睹对贾府做了第一次直接描写。林黛玉进贾府的行踪是这一回中介绍贾府人物、描写贾府环境的线索。

第四回是展现小说更广阔的社会背景。通过《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介绍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关系，把贾府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来描写，使之更具有典型意义。同时由薛蟠的案件自然带出宝钗进贾府的情节。

第五回是全书的总纲。通过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利用画册、判词及歌曲的形式，隐喻含蓄地将《红楼梦》众多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发展和结局交代出来。《红楼梦》只流传下80回，遗失了结尾，因此，对于《红楼梦》中人物的命运的了解，基本上是依据这些隐喻揣摩出来的。

二、谈谈《红楼梦》第三回的人物出场描写（李希凡）

从《红楼梦》庞大而复杂的艺术结构来看，它的前五回都可以称之为“楔子”，因为它们在小说情节发展中，各自担负着不同的任务。按照曹雪芹原作手抄本（甲戌本）第三回的回目应是“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程高本改成“托内兄如海荐西宾，接外孙贾母惜孤女”）。从这回目上也可以看出，这一回的情节是提供两条线索：一条向社会政治生活方面扩展开去，介绍贾府的显赫社会地位，即通过表现四大家族的贾、王二府并力把贾雨村起复为金陵知府，以维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和权益，揭露他们为非作歹的罪恶；一条是向贾府家庭生活深入，介绍这“风流富贵之家”的礼教习俗，揭示封建贵族的膏粱锦绣种种，为主人公们提供具体的生活环境，并借助于小说主人公林黛玉的眼睛，描绘了荣国府几个主要人物的出场。前者是虚写，一带而过，为第四回的具体展开埋下伏笔；后者则是实写。尽管这一回登场的人物很多，除男主人公贾宝玉以外，荣国府的女眷夫人小姐──邢夫人、王夫人、李纨、贾氏三春全部露面了，但是，作为人物出场的精彩描写，作者在这一回目中，仍然只按次序重点突出了荣国府的三个主要人物：

第一个是“诗礼簪缨之族”的宝塔尖儿，荣国府太夫人贾母。

第二个是“机关算尽太聪明”的荣府管家王熙凤。

第三个是小说男主人公荣府继承人贾宝玉。这三个人的出场描写，在作者的精心处理下，显示了绝不相同的艺术特色。

这一回的开头是写由于林黛玉幼年丧母，孤苦无依，奉父命来投奔外祖母家，对于外祖母家的情况，在母亲生前已有所闻。加之她又细心敏感，一到贾府，就“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因此，在贾府众人前来迎接远客之机，便通过林黛玉的眼睛，写出了众人的出场。她首先看到的是，围绕着她外祖母的气派和礼仪。《红楼梦》无论是作为反映四大家族的衰亡史或宝黛爱情的悲剧，都离不开荣宁二府这个生活舞台。而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贵族宗法之家，荣国府这个“老祖宗”──太夫人贾母，是祖辈硕果仅存的宝塔尖儿。从日常生活来看，晨昏定省、打牌看戏、观花赏月、大筵小宴，有哪一个热闹场面，离得开这位老祖宗呢？荣宁二府上下男女几百口，有儿子、侄子、媳妇、孙子、孙女、重孙媳妇一大群，还有数不清的男女奴仆，一呼百应，环绕在她周围。她虽不是贾府家政、财政大权的掌握者，但却是这一贵族之家的无上威权的偶像。正是适应着贾母在荣府的地位，作者并无过分渲染，只是通过林黛玉的“感觉”，写了围绕她周围的“敛声屏气，恭肃严整”的氛围，而且仅仅吃饭的一个场面，就概括地描写了她平素享受着怎样的供奉：

王夫人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便是贾母的后院了。于是，进入后房门，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寂然饭毕……

这气势，这氛围，这礼仪，无一不在表现这个膏粱锦绣之家的繁文缛节，又无一不在渲染这位“老太君”无上威严的地位，为此后围绕着她在小说情节发展中的奢侈荣华的享受，做了一次很好地铺垫。

当然，从这一回情节发展需要来讲，这样写贾母，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描写荣国府的另外两个“主儿”──王熙凤和贾宝玉，因为这两个“主儿”都是她膝下承欢的宠孙。不过，贾母的这个出场描写，从艺术上讲，主要还是适应于情节发展的需要，并未突出地表现性格。而把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当做刻画性格的艺术手段，王熙凤的出场要算一个卓越的例证。对于她，作者采用的方法是，一开始就把光束集中在性格刻画上，而且是一下子就全面地展示了她多面的性格特性：“一语未了，„„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

这个出场之所以写得好，首先就在于作者精心的艺术安排。如上所说，王熙凤在贾府以至小说情节中既然如此重要，又要在一个场面上集中揭示她多面的性格锋芒，就不能把她的出场安置在贾母接见黛玉的场面上，因为那样不仅会由于贾母和黛玉骨肉相见的悲痛，腾不出场面来展开对她的刻画，也不能单独介绍她，而且不能通过黛玉的眼睛点示出她在贾府中的特殊地位，当然也更难于充分描绘她的个性特征在出场行动上的表现。因此，作者把她的出场，安排在黛玉已和贾府诸女眷都见过面、都在场的情境里，黛玉对于贾府的家规已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时让她出场，就有了她单独活动的广阔天地。而这个众人都在的场面，也便于多面地表现她的性格，使读者看见她活跃在场面上不以为怪。

“未写其形，先使闻声”，她一出场，立刻就引起了林黛玉的特殊感觉：“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林黛玉在前面所看到的，是贾母这位“老祖宗”在这大家族中的威严，所有后辈，包括邢、王二夫人，在“老祖宗”面前，也只能恭恭敬敬、垂手侍立，何况今天还有远客到此，这大家礼仪是失不得的。而这“来者”，在这样的场面里，居然敢如此放肆，并且这“来者”一到，这位“老祖宗”就有了笑容，还开起玩笑来，可见其平日更无拘无束了。

有了这第一次出场的描写，以后再在日常生活中写王熙凤在贾母面前的所谓承欢应候，随便说笑，随意阿谀，就使读者觉得很自然了。同时，也正是通过她这种放诞无礼的出场，才能表现出她深得这位贾府老祖宗的宠爱，正是这种宠爱给了她特殊的地位。正像“甲戌本”脂批所说：“第一笔，阿凤三魂六魄已被作者拘定了，后文焉得不活跳纸上。”

紧接着是具体地展开了对她的出场行动的描写。可以说，由于曹雪芹精湛的艺术表现能力，王熙凤的每一个行动，几乎都显示了她性格的一个侧面。看到林黛玉的容貌，立刻就联系到“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短短几句话，表面上是称赞了林黛玉的风姿，实际上却是在阿谀贾母，又不忘安慰迎春等那些嫡亲的孙女儿，真是面面俱到，圆滑之至！提到黛玉母亲的去世，立刻假哭起来，但一听到贾母的责备，瞬即又转悲为喜，赤裸裸地表现了她的善于逢迎和做作。拉着黛玉问长问短，又询问下人对黛玉的安置情况，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待客热情的表白，来炫耀她在贾府中的地位和仪威；一方面又是为了在贾母面前表现她对黛玉的关切。答复王夫人给黛玉选料子裁衣服的话是为了显示她的精明能干，早有准备，实际上也是在表现她的随机应变。如脂批所说：“余知此缎阿凤并未拿出，此借王夫人之语机变欺人处耳。”

王熙凤声势非凡的出场，虽然是通过林黛玉的眼睛反映出来的，却是何等深刻地、全面地展现了她的性格特征，使她的出场描写，成了她整个性格的缩影。

如果说王熙凤的出场描写的特点是立即进入性格刻画，没有任何铺垫，而贾宝玉的出场，作者在渲染氛围、布置局势上，却是下了相当的功夫。早在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就重点介绍了这位生得“更奇”的公子： 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作宝玉。……那年周岁时，政老爷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爷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大喜悦。独那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样。说来又奇，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在这第三回贾宝玉出场前，作者又通过王夫人对黛玉的嘱咐，做了一番渲染，称他做“孽根祸胎”，说他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不要黛玉亲近他，理睬他。此所谓：“不写黛玉眼中之宝玉，却先写黛玉心中早有一宝玉矣！”这一切给林黛玉造成了“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的印象。在这里作者采用的是欲扬先抑的手法，包括批宝玉“极确”的那两首《西江月》：“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都是表面的贬，实质却在褒。这一切都应当从正面理解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当宝玉正式出场，林黛玉“吃一大惊”，原来这却是一位“外貌最是极好”的年轻公子──“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而且黛玉眼中的这个宝玉，又是她心中早有的另外一个宝玉──使她“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这奇异的互相厮认，虽然也有意地渲染着那三生石畔还泪宿债的神秘色彩，以掩护它的叛逆性的思想内容，但这种布局和氛围的渲染，却密切地联系着小说中心情节的发展线索。尽管它也在某些侧面上展示了贾宝玉的某些性格特点，而它显然又完全不同于王熙凤出场的全面展开性格的写法，它的重点是在为宝黛爱情创造一个纯真优美的艺术境界。

总之，从《红楼梦》第三回贾母、王熙凤、贾宝玉这三个人物出场的艺术处理，我们可以看出，在曹雪芹的笔下，他们都是在作者的创作构思中经过一番匠心经营的，或交融着突出性格，或关联着情节发展，以各自不同的姿态，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充分发挥了它们应有的作用。

三、传神文笔足千秋──析《林黛玉进贾府》（胡梅君）

《红楼梦》中的人物，总计四百有余，是一切说部中鲜有的。对主要人物的刻画，各具情态，各有性格，无不栩栩如生。《林黛玉进贾府》一节中，贾府主要人物就出现了十余人之多，而曹雪芹的变化多端的手法，或虚、或实，或正、或侧，或以环境衬托暗示，或以衣饰精雕细刻，或用比较的方法，或借人物自身的活动，或取个性化的语言来实现人物性格特征。在人物描写、性格塑造方面，真可谓三寸柔毫，鬼斧神工！

王熙凤是贾府之中杀伐决断，威重令行的铁腕人物。曹雪芹在王熙凤的塑造上，是不遗余力的，仅在这第一次的出场中，王熙凤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夫人、小姐、丫鬟、仆妇俱都屏声敛息的时候，当贾府中最高权威者──贾母正和远来的黛玉叙谈的时候，王熙凤就放诞无礼地扬声说笑而来。人未到，声先闻，只这一笔，就透露出王熙凤在贾府中的特殊地位：王熙凤是贾母膝前戏彩娱亲的“老莱子”，只有王熙凤的诙谐，能给老祖宗解颐。贾母也最需要这个孙子媳妇的凑趣，所以，王熙凤才这样无所顾忌地登上舞台。

雪芹又不吝笔墨地描摹了贵族少妇王熙凤的衣饰、容貌、体态、神情：头上珠光璀璨，身上彩绣辉煌，吊眼扬眉，苗条风骚，春风满面，笑里藏刀。雪芹又借贾母的笑谑透露了熙凤的为人：泼辣刁狠。这还不够，又借人物的语言、动作，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内在，不是给读者以抽象的意念，而是把活生生的王熙凤置于读者之前，使读者从鲜明的意象中，对人物做出判断。

且看王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那赞美黛玉的话语，句句为贾母而发；抽帕拭泪，转悲为喜，处处为贾母而做。熙凤之权谋机变，见风使舵，声形现于纸上，令人可叹可畏。接着是对黛玉的一串问话，又一连的嘱咐，继而又是分派仆妇打扫房屋，一边分派，又一边亲手给黛玉捧茶捧果，又同时回答王夫人的问话„„雪芹笔下的王熙凤真是光华四射，八面玲珑。这位荣国府中庶务大权独揽者的机敏与才干，就在这里已露出了峥嵘头角。安富尊荣的贾母，是贾府中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权威，是贾府中的塔尖，王熙凤深知：要在这个大家庭中“挥霍指示，任其所为”，就必须首先占领这个塔尖。因此，熙凤才以全副精神，讨好贾母。王熙凤又是王夫人的内侄女，凤姐之得宠于贾母，正是王夫人深为希冀的；凤姐办事的圆熟干练，也正是王夫人极为得意的。王熙凤上有贾母的宠爱，内有王夫人的翼庇，居孀而恬淡的李纨和未出阁的迎春姐妹，又岂能与熙凤媲美，因此，王熙凤在贾府中才得以如此活跃出群，旁若无人。

雪芹写贾宝玉的出场又和熙凤全然不同：寓褒于贬，欲扬故抑。先借王夫人的伤心语评价宝玉：“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致使黛玉心中疑惑：“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甚至以“蠢物”目之。及至相见，却是“看其外貌最是极好”的年轻公子。然而，生他养他的母亲，却说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这正是雪芹运用了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法，并非只为追求文笔的跌宕。

对于贾宝玉这个内在充满了矛盾，又和外在“正统”世界格格不入的人物，在世俗眼中，必然呈屈光不正的显像。即使在父母的眼中，由于卫道者与叛逆者的矛盾，其道德观、是非观，决不能一致。

“摔玉”构成这一回中的高潮，“摔玉”是宝玉性格鲜明的突出表现。摔玉的缘由是因黛玉的“与众各别”的美所引起，在宝玉看来，神仙也似的黛玉应该有“通灵宝玉”，竟然没有！于是宝玉顿时痴病发作，把自己与生俱来的“宝玉”狠命摔去。摔玉写出黛玉的美，写出宝玉的“痴”。这第一次的摔玉又引出了后文多少次的因玉而起的种种波澜。“玉”是天命的象征，宝玉的摔玉正表现出他对天命的反抗，对世俗的鄙弃，对礼教的蔑视，还有什么比这一行动更能说明宝玉之叛逆性格呢？

至于林黛玉给读者的印象，除了在她进贾府的活动中表现出的才高思深、眼明心细、娴于辞令外，又从众人的眼里介绍了黛玉：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怯弱。至于宝玉所见的黛玉比熙凤所见更精细，由表及里，由概写到特写，而且突出点明了黛玉的“眉尖若蹙”，四个字预伏下黛玉的结局：长愁何能却病？怯弱安得永年！

四、浓妆淡抹各相宜──王熙凤、林黛玉肖像描写比较谈（张超）

肖像描写是文学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也是“小说中最困难的一部分”（马卡连柯语）。《红楼梦》中的肖像描写极富特色，绘形传神，富有创新意义。中学课本所选《林黛玉进贾府》一回，是众多主要人物亮相登场的重头戏。作者调动多种手段，进行大量异彩纷呈的肖像描写，或工笔细描，或虚笔写意，浓妆淡抹，各具佳妙，给文学画廊增添了光彩夺目的“群芳谱”。

王熙凤出场时的肖像描写，可谓工笔，作者浓墨重彩，为大管家琏二奶奶画“行乐图”：

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色宫绦，双衡比目玫瑰珮；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这是透过黛玉之目，让王熙凤第一次与读者照面。对其服饰、姿容进行了静态写生式描绘，从头到脚，精细入微，直至“最后的钮扣”（易卜生语）。传统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肖像描写，是以“白描”擅长，不事渲染雕琢，用笔简练传神，是有别于西方文学的一大传统艺术特色。譬如《诗经》中对美女的描写“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三言两语；《聊斋》中对美女的描写，甚至简练得只须一字──美。《红楼梦》继承这一传统，但又不囿于这一传统，更多的是创新。对王熙凤这等穷形尽相至谨至细的肖像描写，此之前实为罕见，无怪乎脂砚斋也慨叹道：“试问诸公，从来小说中可有写形追象至此者？”可以说，这是曹雪芹的创举，是对中国文学表现手法的丰富和发展。何其芳说：“《红楼梦》与其他古典小说不同，具有一种近于油画的色彩。”鲁迅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我想这“打破”之中，也该含有对王熙凤肖像描写的赞叹吧！

此处作者不惜重墨，淋漓尽致地铺陈王熙凤的装束衣饰，决非泛笔闲文，而是寓意颇深。作者写贾氏姊妹，只简笔勾勒，而林黛玉这样的主角，却用了“虚笔”（当然，黛玉之虚笔与次要人物减笔，手法用意皆不同）。按说，像黛玉这样的萃曹公毕生心血凝铸而成的主角，本应不惜笔墨详写精绘，可果真那样，不仅与写凤姐的肖像（包括后文的宝玉）之手法雷同单调，也不会起到理想效果。写黛玉这样“与众各别”的人物，须有与众不同的手法。作者抓住其最生动典型的气韵神情：“罥烟眉”，清、淡、秀；“含情目”，性灵之光；“愁、娇、泪”，暗示其悲剧命运，并寄寓深切的同情，使人顿生爱怜。全书都很少写其服饰，对黛玉的肖像是“虚多实少，绝去形摹”，此处更是“穿戴竟无一字提及”，这是为什么呢？想黛玉身为大家闺秀，又是出门在外，去“钟鸣鼎食”“与别家不同”的贾府，以她自尊的性格，行动言语尚恐被人耻笑了去，其衣着肯定也不凡。但真要像写王熙凤那样，重彩详绘其服饰，势必喧宾夺主，减少人物寄人篱下的辛酸感，削弱其凄凉的悲剧色彩。因此，写黛玉衣饰不仅是次要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当然，人们可以根据作者对其形象的塑造，想象着给黛玉着装，那须也是类似“翠竹临风的潇湘馆”的环境之于林黛玉，应是淡而不俗，清丽高雅，合其“潇湘妃子”自然洒脱的“风流态度”，而决非王熙凤式的珠光宝气。再者，作者用虚笔写意展示黛玉的肖像，还为突出其才情女子超尘拔俗的空灵感：那种脉脉之情袅娜之态，那种欲说还休的柔媚，“娇羞默默同谁诉”的眉目，那聪明灵慧的谈吐，都从这独具匠心的肖像描写中显示出来。黛玉是集中国三千年文化于一身的理想化身，她的美不仅在外貌，更在精神气质──书卷气、灵秀气、孤傲气。她有的是才，而绝少世俗的所谓“德”；她是一位“才女”，而非“淑女”。显其神而略其形，正是为免落俗臼，使这一形象更加美好理想，更浪漫富有魅力。谁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呢？在曹氏笔下，林黛玉的形象不是呼之欲出吗？另外，如此笔法写黛玉不仅是表现人物独具特色的美，也是情理的需要。因为此处的黛玉是宝玉眼中的黛玉，作为锦衣玉食的贵家公子，且“最喜在内帏厮混”，见惯了腻红肥绿，华衣艳饰，兼其与生俱来的“怪癖”，他怎会去留意黛玉的穿戴而不被其“与众各别”的“形容”所吸引呢？在宝玉眼里，她那“弱柳扶风”的身姿就显得脱俗飘逸，“风露清愁”的眉目就显得崇高深刻，通身的“灵淑之气”能使他的灵魂清爽、净化，难怪他要发出“女儿是水做成的骨肉”之类的奇论。此处的肖像描写，在表现黛玉性格的同时，不忘展示宝玉的性情。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林黛玉进贾府》一回中，黛玉的肖像实际上是分三次描写来完成的：一次通过众人之目，客观地介绍黛玉的不俗气质和病弱身体；二次借熙凤之目，用对贾母的奉承心理去发现、感受黛玉的自然美；而第三次是通过与黛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宝玉之目，方是最全面真切深刻的感受。还是脂砚斋见得透辟：“不写衣裙装饰，正是宝玉眼中不屑之物，故不曾看见。黛玉之举止容貌，亦是宝玉眼中看，心中评。若不是宝玉，断不能知黛玉终是何等品貌。”脂砚斋不愧是曹雪芹的知音。

相反，作者独让王熙凤浓妆艳饰，遍体锦绣，用当时关于美女的标准来衡量，此等笔墨明有微旨，与其说是褒赞，勿宁说是贬低。清代言妇女美，在娇羞媚态，服饰“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李渔语）。着极奢极丽之服，满头翡翠，环鬓金珠，过事修饰，过事刻画，是俗气，不是美丽。老舍先生说得好，“真正美丽的人，是绝不多施脂粉，不乱穿衣服的”。王熙凤把自己“包装”得如此妖艳凌人，气势如火如荼，不正是表明了她生性奢侈，对荣华富贵无餍的追求吗？如此等精心设计的“与众姑娘不同”的装束，出见初来乍到的林黛玉，又何尝不是为了在黛玉面前表现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在贾府中显赫的地位，露骨地炫耀自己拥有华贵的服饰呢？应该说她的目的还是基本上达到了，就连并非少见多怪的侯门金贵黛玉，都对其衣饰惊诧不已，可见其辉煌华艳的程度，热烈的“色调”折射出凤姐志得意满的心态，又和处于鼎盛时期的贾府“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气氛相协调。真是“物带世情”。不过，王熙凤的文化修养太低了，虽然聪明能干，但她太缺乏文化情调的熏陶，不谙高雅为何物，她除了衣食享受和权力之争外，并无多少精神生活可言，其风度气质，与出身书香、受过教育特别是经古典文学陶冶的林黛玉的诗人气质，大相径庭，因此，她的炫耀也是低品位的，显得俗不可耐。可见穿戴服饰与人格、志趣、情操、修养是密切相关的。曹雪芹深知这一点，他如此描写王熙凤的肖像，正是欲借此揭示这一反派角色风骚庸俗的性格和空虚贪婪的灵魂。

作者还一再着力描写王熙凤的眉形目态，此回借黛玉所见，告诉读者，王熙凤有“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在后文王熙凤素服赚尤二姐入大观园时，又一次写到她的眉眼：“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两次描写，同中见异。第二次不仅写其形，更写其神。丹凤眼、柳叶眉，原是很美的，而曹雪芹却偏偏把美丽的丹凤眼配以三角，让秀气的柳叶眉高吊两梢，这就不尽美了。即便仍可算得上漂亮，但已决非温柔敦厚之形象。我们翻开麻衣相法，便会发现，“三角眼”“吊梢眉”乃为狡黠、狠毒、性巧、通变、邪淫之相。曹雪芹不一定真迷信相法，但他把王熙凤眉目写成这般形状，似乎在依循这种普遍流行的唯心主义哲学，借以揭示王熙凤这“胭脂虎”的性格为人：美艳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丑恶的灵魂，奸诈、冷酷、阴毒。“心较比干多一窍”的林黛玉，初与王熙凤相见，就一眼看穿了这一点。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此二人的肖像，皆非由作者代为旁述，都是透过他人之目（宝玉或黛玉），由一个特定的视角完成的。这样用他人的感受写人的外貌，不仅富有感情色彩，而且有利于双方性格的表现──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笔墨经济，一举两得。写二人肖像，异中见同，手法巧妙。

果戈里说：“外形是理解人物的钥匙。”肖像描写之所以显得“重要”和“困难”，是因为它必须巧妙地传达人物的性格内涵，不是为外形而刻画外形，须是为性格而刻画外形。没有个性特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肖像，是不能起“钥匙”作用的。曹雪芹正是依据这一原则，挥动巨如大椽、细似金针的妙笔，写熙凤侧重于“与众姑娘不同”的“打扮”；绘黛玉着眼于“与众各别”的“形容”。一实一虚，或浓或淡，巧施丹青，因人敷墨，描绘出个性鲜明的肖像。王朝闻先生说：“曹雪芹是借肖像描写这一艺术手段，服从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可谓语切肯綮。

《红楼梦》博大精深，其艺术匠心，管窥蠡测不足道万一。由此二人的肖像描写之一斑，可窥见天才艺术家曹雪芹丹青妙手的高明。

（选自《名作欣赏》1996年第3期）

祝福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最初发表在1924年3月15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后收入作者的第二个小说集《彷徨》，是《彷徨》的第一篇。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从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劳苦群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出发，通过他们在封建传统思想与传统道德摧残下痛苦的人生命运，深刻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是《呐喊》《彷徨》的主要内容。这篇以妇女命运为题材的《祝福》，就鲜明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一追求。

围绕着鲁四老爷家的几次祝福，小说塑造了祥林嫂这样一位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与中国广大农村妇女一样，她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仅仅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要，但就是这样可怜的要求，也被封建的思想文化与冷漠的社会所拒绝。小说通过一系列的情节展示了她不幸的命运。小她十岁的丈夫死了，她为了逃避被卖的命运逃到鲁镇，在乡绅鲁四老爷家做工，工作繁重，工钱不多，然而她反而很“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然而，厄运并没有放过她，婆婆还是打听到了她的地址，派人把她从鲁镇抢回家，转卖到山里。对此，她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一路上只是嚎，骂”，“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还拜不成天地”，然后她又“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最后还是被强迫成婚。幸而婚后的生活还算幸福，她生了个儿子，“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她真是交了好运了”。然而好景不长，第二个丈夫不久得伤寒死去，只有儿子是她的希望。封建思想的“三纲五常”的规矩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然而不幸的是，唯一的儿子又被狼吃掉，大伯收屋，生活无着的祥林嫂只能第二次来到鲁镇，继续在鲁四老爷家帮佣。但是，由于改嫁，她在众人的眼里已经成为不洁之人，不仅在鲁四老爷眼里“败坏风俗”，而且在鲁镇普通民众中处处受歧视。祥林嫂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恐惧无比。捐了赎罪的门槛之后，才发现这根本不能洗脱自己的“罪恶”，她的精神终于彻底崩溃。最终被鲁四老爷辞退，乞讨为生，最后在人们年终的祝福声中凄惨地死去。

小说通过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把批判的锋芒直指造成其悲剧的社会环境和封建伦理道德。

在祥林嫂不幸的人生中，她周围的人是如何表现的呢？

1．祥林嫂再嫁 婆婆为了小儿子的婚事，心安理得地把祥林嫂卖掉。

祥林嫂被婆家绑架捆走，四叔四婶首先想到的是给自己家惹了麻烦。

小叔子为了自己的婚事，和别的男人一起强按着嫂子的头拜堂。

鲁四老爷主张：这种人虽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祭祀不能让她沾手，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2．儿子被狼吃了

鲁镇的男人毫无同情心，听了这悲惨的事，“没趣的走了开去”。

女人们倒是“陪出许多眼泪来”，同情心也算有些，“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这是什么样的心理呢？分明是拿祥林嫂的伤心事当她们无聊生活中的调剂罢了。当阿毛的故事不再新鲜时，她们就“烦厌得头痛”了。

3．祥林嫂头上的疤

阿毛的故事镇里人味同嚼蜡了，从柳妈处又传出新的故事来。于是鲁镇的人们“发生了新趣味”，像阿Q头上的疤一样，祥林嫂头上的“疤”又成了他们生活的调剂。祥林嫂诉说阿毛的故事时，还希冀着鲁镇人的善良，现在她已经彻底绝望了，“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

4．祥林嫂的死

鲁四老爷的诅骂：“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对死人也不宽容。

家里的短工很“淡然”：“穷死”的，有什么好惊奇的。

“我”开始有些“惊惶”，“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心地已经渐渐轻松”。“活得有趣的”众人，“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年。

可以说，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四大绳索编织成严密的网，将祥林嫂捆绑在其中，直至她窒息而死。婆婆的转卖，大伯的收屋，使祥林嫂的生活一步步走向深渊。而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则从精神上摧毁了祥林嫂存在的价值。小说只给鲁四老爷这一人物设置了六句话，共57个字，但这几句话都字字如铅丸，沉而重，冷而硬。作为“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是一个封建思想的坚决捍卫者。他思想僵化，反对变革，反对一切社会变革。他向“我”大骂康有为，康有为主张变法，但是他维护帝制。而当时已经是共和时代了，可见鲁四老爷还停留在什么时代。开始他对祥林嫂，只是“讨厌她是一个寡妇”，感到不吉利罢了，还能容忍。后来祥林嫂再嫁回来，女人再嫁，这在封建理学的伦理观念中，是女人最大的罪恶，鲁四老爷是不能容忍的，害怕玷污了祖先。正因为他在精神上迫害祥林嫂，才让她生存的信心彻底毁灭了。即使祥林嫂被扫地出门，穷困而死，他也要骂一声“谬种”。

另一方面，作者谴责的笔也指向了祥林嫂周围一大群不觉悟的有名无名的群众：短工的麻木、鲁镇群众的奚落、柳妈迷信的精神威胁„„他们与祥林嫂同属受压迫剥削的劳动者，然而偏偏信奉“三纲五常”，并用统治阶级的观念审视、责备、折磨祥林嫂，使她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对她的悲惨遭遇，他们最初还能“陪出许多眼泪来”，然而，不久他们就厌倦了，她的悲哀成了渣滓和笑料。文中的柳妈是个“善女人”，“吃素，不杀生”，与人为善。但是她对待祥林嫂，却没有像对待其他生命那样具有同情心。她对祥林嫂的再嫁不以为然，认为祥林嫂“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否则，像她这样再嫁过的人，到了阴间地狱，会因为有过两个男人而被阎罗大王锯成两半。对祥林嫂最后的精神崩溃给了毁灭性的一击。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封建思想道德是以多种形式存在于民众头脑之中的，迷信的鬼神观念也演变成了封建礼教的工具。

作品的深刻之处还在于，祥林嫂的悲剧还有她自身的原因；她满足于做稳了奴隶的地位，她的出逃、抗婚等反叛行为的背后却是“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道德。因为，对于被封建思想禁锢的妇女来说，再婚是最耻辱的事情。她的捐门槛是出自封建夫权下的精神恐怖，一句话，她始终以封建礼教的是非为是非。正是这种“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无情地绞杀了祥林嫂的精神和肉体。

二、问题探究

1．小说中的“我”是个怎样的人？在文中起什么作用？ “我”是一个对鲁四老爷充满憎恨，对鲁镇保守、冷漠的社会气氛感到愤懑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虽然无力拯救祥林嫂，但却是小说中唯一深刻同情祥林嫂悲剧命运的人。相对于漠然的短工、麻木迷信的柳妈和鉴赏祥林嫂痛苦的民众，“我”依然不失为一个有正义感、有觉悟的新党。“我”的忽说有鬼神忽说没有，都是建立在对祥林嫂是否有害的担心上。另一方面，小说写出了“我”对祥林嫂虽然深切同情，但却无力挽救的困境，深刻地表现了在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禁锢着整个社会思想的情况下，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那种欲救拔而不能的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

“我”是小说的视角，祥林嫂的故事就是通过我的观察和叙述才得以展现的。“我”也是祥林嫂故事的唯一的批判者，正是从“我”的视角出发，祥林嫂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底层妇女的命运悲剧才得以被关注和审视。

2．谁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

从犯罪学的意义上来说，大家都不是凶手；然而，从精神实质上来说，又都是凶手。许寿裳说《祝福》的主题：“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在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礼教的驱使下，占统治地位的鲁四老爷等人，自然极力维护封建的思想统治，就是普通民众，在两千年封建统治的禁锢下，精神上也受到极大的毒害，往往成为冷漠、残忍的看客和无意识的凶手。可以说，祥林嫂身边的每个人，几乎都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迫害与虐杀祥林嫂的行动中来。鲁迅曾将他们命名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他们的“杀人”多是以语言、表情来完成的：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他们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

„„后来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气，只要有孩子在跟前，便似笑非笑的先问她，道：

“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

当然，这种封建的思想观念和封建礼教也为祥林嫂奉为圭臬，因此，她才会对再嫁以死抗争，并且内心一直有极强的罪恶感，才会去捐门槛赎罪。可以说，封建礼教和愚昧、冷酷、自私的社会环境、社会氛围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根本原因。

关于练习一 有人说，祥林嫂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有人说，祥林嫂是被鲁四老爷之类极端冷酷的人“杀”死的；也有人说是柳妈的一席话葬送了祥林嫂。分班或分组讨论：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把握小说的主题，深入思考小说的思想内涵，发表个性化见解。

参考答案：

参见“问题探究”2。

二 联系课文内容，分析以下句段。

1．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四叔为什么骂祥林嫂是“谬种”？）

2．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特意”“满足”表现了这些老女人怎样的心理？）

3．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

（说“大家咀嚼赏鉴”祥林嫂的悲哀，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4．“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柳妈是善女人，不杀生，可是为什么认为祥林嫂应该“撞一个死”？）

5．“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

她讪讪的缩了手，又去取烛台。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

她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开。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

（四婶前后两次不让祥林嫂动祭具，祥林嫂两次反应大不相同，为什么？比较一下，“祥林嫂，你放着罢！”和“你放着罢，祥林嫂！”在表达上有什么不同？）

6．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能不能改成“她一手提着一个内中放了一个空的破碗的竹篮，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下端开了裂的竹竿：她分明纯乎是一个乞丐了”？为什么？）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分析小说的精彩语句，揣摩其中的思想感情。

参考答案：

1．鲁四老爷是封建思想的坚决捍卫者，他反对社会的一切变革和破坏他所信奉的统治秩序的行为。女人再嫁，这在封建理学的伦理观念中，是女人最大的罪恶，鲁四老爷是不能容忍的。这样‚罪恶深重‛的女人‚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死去，不是更显得与这个社会作对吗？所以他要愤愤然地骂祥林嫂‚谬种‛。2．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冷漠。这些老女人‚特意‛寻来，听祥林嫂悲惨的故事，并不是真心地同情她，而是作为无聊生活的一种调剂。‚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猎奇之后得到一种‚满足‛，以他人的痛苦，填补了自己空虚的生活。

3．说‚大家咀嚼赏鉴‛祥林嫂的悲哀，表现了作者对民众冷漠麻木的心灵的批判和激愤之情。

4．柳妈也是当时普通民众的一个代表，她们把佛家的阴间地狱观念与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一套‚阴间报应‛思想，相信阎王会把再婚过的祥林嫂锯成两半。这是封建的思想观念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说明当时社会封建礼教的天罗地网是多么严密，使可怜的祥林嫂无处遁形，并最终从精神上摧毁了她。

5．（1）祥林嫂第一次感到‚疑惑‛，她并不明白自己的‚罪过‛；而第二次她已经捐了‚门槛‛，认为自己已经‚赎罪‛了，可以被‚宽恕‛了。可是四婶的断喝让她明白自己永远不能被这个冷漠的社会‚接受‛。她的精神崩溃了。（2）‚祥林嫂，你放着罢！‛‚你放着罢，祥林嫂！‛两句话的语气是很不一样的，后者命令的意味更强烈，态度也更严厉。

6．不能改。因为文中的‚空的‛和‚下端开了裂‛分别是前面句子的修饰语，把它们单独放在后面，是为了强调和突出，改了就没有这种效果了。‚已经‛二字表明祥林嫂做乞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是此时此地的事，因此也不能省略。

三 小说中三次写到祥林嫂的外貌。这三次肖像描写可以说代表了她人生的三个阶段。试找出来，仔细品味，谈谈它们各表现了祥林嫂怎样的生存状态，其中的变化又说明了什么。

设题意图：分析小说的肖像描写，体会精彩的白描手法和它们的潜在含义。

参考答案：

祥林嫂的三幅画像可以说分别代表了她三种不同的人生状态。第一幅是一个以精神力量抗拒着人生灾难的、对生活充满着希望的青年妇女形象。她的生活是困苦的，‚脸色青黄‛，但精力是充沛的，两颊是红的，她的穿着反映了她旺盛的生命力量，也反映了她内心世界的明净。第二幅画像是一个精神受到挫伤、意志的支柱在生活的重压下已经动摇但仍在勉力维持着的习惯打扮。脸色和眼光表明她已经失去充盈的精神力量。第三幅画像则是一个精神完全枯竭的妇女形象，不仅物质上一无所有，而且精神上毫无寄托，是一个从肉体到精神都垮掉了妇女形象。四电影《祝福》有这样一个情节：祥林嫂捐了门槛，仍然被禁止参与祭祀活动，于是拿起菜刀，跑到土地庙怒砍门槛。你觉得增添这个情节妥当吗？写一篇短文，说说你的看法。

设题意图：换一个角度，引导学生思考祥林嫂的性格和命运。

参考答案：略。

教学建议

一、鲁迅以文学为启蒙的工具，其作品一直贯穿着“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学习他的小说，要注意引导学生联系时代背景，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也不妨联系以前所学的鲁迅其他作品，加深对鲁迅思想与艺术表现手法的认识。

二、学习这篇小说，要注意理清小说的情节线索，从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出发，深入思考造成她悲剧的社会原因。可以让学生自己分析、思考：祥林嫂周围的人们为什么对她如此冷漠、残酷？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怎样的社会现实和国民心态？

三、建议用讨论的方式完成练习，让学生各抒己见。

有关资料

一、关于祥林嫂的死（唐荣昆）

我认为，祥林嫂的死，是《祝福》情节发展的主线，可以说，《祝福》的整个情节内容，都是围绕着一个“死”字开展的。这样，也正好体现了鲁迅所指出的，短篇小说艺术表现的特点：“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小说的主人公祥林嫂，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鬼神宗教观念，这种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辩护的，极端野蛮、荒诞的意识形态残害致死的。

可见，小说开头的关于“祝福”气氛的描写，就为祥林嫂的死，提供了一个最恰切的环境。接着介绍了人物所赖以生活的这个家庭。其主人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厅堂的布置，几案的摆设，处处显示出令人窒息的死气。要知道，中国的宋明理学对于处在封建等级制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来说，是最残暴最苛虐的一种思想体系。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稍有触犯，则赐死、沉塘。各地志书、家谱的记载，以及《烈女传》《儒林外史》等书中关于烈女、节妇的血泪故事，至今使人不寒而栗。

祥林嫂不幸生活在这样禁锢重重、腐朽愚妄的封建观念和习俗如此浓重、强烈，真如泰山压顶的环境里，还有什么生路可言呢？她的死，是必然的了。

果然，在追叙人物一生几次重大的波折之前，作者便让我们预先知道：祥林嫂已经死了。而且，在临死之前，她脑子里产生了对于鬼神观念的“疑惑”──“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

这“疑惑”非同一般，不可等闲视之。千百年来，由于长期封建制的野蛮统治，造成了中国劳苦百姓的麻木、愚昧；他们，尤其是其中的妇女，有谁怀疑过人类社会之上，冥冥中还有一个鬼神世界主宰着？而这样的一位祥林嫂，竟对它表示“疑惑”了，这是破天荒的事。要知道，对鬼神的“疑惑”，就是对封建统治意识的“疑惑”，也就是对中国劳动妇女传统命运的“疑惑”；这一惊人的意念，从一个备受禁锢、束缚的弱女子的头脑中产生，真是谈何容易啊！任何人读到这里，都会从心里提出一个问号：祥林嫂心中的“疑惑”是怎样产生的？

作者这样鲜明、醒目地通过人物之口指出这一“疑惑”，事实上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悬念；这一悬念是贯串至终篇的。可以说，自此以下的全部描写，都是为了解答这一悬念，充实这一悬念。同样地，作者也是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难题：怎样用具体描写，来证实祥林嫂心中这一“疑惑”的出现，是合理、自然而又真实、可信的。这一悬念和难题解决好了，作品就获得了成功。

要看到，祥林嫂是以她的整个生命，也就是以她的死来换得这一可贵的“疑惑”的。

以往的分析评论大都认为，将祥林嫂迫害致死的是封建宗法制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钱谷融先生在《祥林嫂是怎么死的？》（载《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增刊）一文中认为：祥林嫂“主要就是被程朱理学所崇奉的旧礼教迫害死的”。这样，就将《祝福》的“思想锋芒”阐述得更鲜明、更准确、更符合作品的实际和作者的原意了。

我认为，在钱先生精当分析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作者在描写祥林嫂被旧礼教迫害致死的过程中，同时也写到了“死”的另一面，那就是她的活力。小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祥林嫂有强烈的活的愿望，而且希望尽可能地活得体面些。她有顽强的生命力，她是最能活下去，也是最应该活下去的人。就是这样具有旺盛生命力，这样耐活的人，终于被迫害死了；封建礼教的罪恶，真是令人发指。作者充分写出祥林嫂的活力，正是为了拿来衬托她的死的冤屈和悲哀。

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妇女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对任何事情，任何处境，只有服从认命，不能有自己的选择；所谓“妇者，服也”。此外，还有“节烈”观念，这世上最“昏迷的强暴”来束缚摧残妇女。

作为贫苦的劳动妇女的祥林嫂，她当然不可能认识整个封建礼教的野蛮和不合理；但是，她在承认和遵从一切妇道条律的前提下，却为自己能比较安稳地活下去──“做稳了奴隶”，做了尽其所能的最大的努力。

正如前面所述，落后、愚昧的中国劳苦百姓，对于为封建统治辩护的鬼神宗教迷信，历来是无疑义地信奉的。而宗教迷信的要义，说穿了无非就是胡乱编派给你什么前世的罪孽，凭空应许给你来世的幸福，目的是要你做一个现世的驯羊，一任他们剪毛剥皮，至死而无怨。祥林嫂当然不可能抗拒、背叛这“从来如此”、世代相传的鬼神迷信观念。──她的“疑惑”是临死之前才产生的。然而，对于现世的悲苦的命运，她并不是一味驯顺地接受，相反地，是一再挣扎、苦斗过的。

统观祥林嫂的一生，她善良、本分，又能吃苦、耐劳，是个“拼命硬干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她又能思考，有决断，而且勇于行动。──丈夫死后，只身从婆家逃出来，在鲁四老爷家当佣人，为的是做一个不依赖他人的、自立、自守的“未亡人”。对于野蛮的暴力绑架，她做了“出格”的反抗；说明她不是逆来顺受，任人随意摆布的。与山里农民贺老六结合之后，一度生活过得还安稳，人也胖了，“交了好运了”；可见她又不是那样顽固、执拗地死守“节烈”，而是思想圆通，能面对现实的聪明人。听信了柳妈的劝说，她立即采取行动，──到神庙里去捐门槛，为的是变被动为主动；她不甘心被人轻贱蔑视，被认为是“不干不净”，她要做一个跟旁人一样的正常的人。

及至一切挣扎、苦熬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被宣判为有罪。从鲁四老爷家被赶出来之后，祥林嫂陷入了彻底的困境，显然是无法再活下去了。这时，她体力虽已不支，但脑子还是能思考的。面对死亡，面对死后酷刑的恐惧，她回首一生悲苦的经历，终于不能接受这“有罪”的宣判了。她想到，鬼神不是以公正、慈悲为怀的吗？为什么对自己是那样的不公，那样的残忍无情呢？她从自己切身的痛苦经历中，引申出对鬼神世界的“疑惑”了。

祥林嫂见到“我”时这样说道：“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从这说话的语气来看，问题不是偶然提出，在她，是慎重思虑多时的了。再从她对提问对象的选择来看，祥林嫂确是一个有见识、爱思考的人，并不是一般懦怯昏庸的弱女子。

这里，无妨拿她与《故乡》中的闰土作一比较：少年时代那样天真、活泼、机灵的闰土，几十年生活的困苦压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与儿时的好友，读书“出门”的知识分子“我”见面时，只会叹息生活“非常难”。由于他相信鬼神，相信命运，视一切不平，一切苦难为命中注定；所以“老爷”二字，很自然地从他口中吐出，不带一点儿怨愤和不平。对于现世生活的质疑问难，更是谈不上的了。而祥林嫂呢，由于所受的打击、迫害，尤其是在精神上的，远远甚过闰土，加之她对一生所遇的种种不幸，历来是采取主动挣扎苦斗的手段；而且她又是那样爱思考的人。于是，临死之前，那种世道不公，神鬼不灵的怨愤之想，就很自然地在心中升起。

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祥林嫂，是相当理想化的人物。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劳动妇女群中，是很难找到像祥林嫂这样的妇女的。她身上具有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不只是勤劳、质朴。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理想化并没有失去真实性。要知道，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在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为主要任务的《呐喊》集中，而只能出现在《彷徨》中。因为创作《彷徨》之时，鲁迅已侧重考虑到如何探路前进的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祥林嫂就以她的不寻常的死，以及死前对旧世界统治的“疑惑”，去警醒和教示一切活着的人，沿着这一“疑惑”继续“求索”下去。

祥林嫂到底是怎样死去的呢？

关于这，历来的评论者大都认为没有必要细加考究，因此不作明确的判断。电影《祝福》的处理是：祥林嫂最后是由于冻饿，倒毙在风雪交加的野地里。后来有个别论著也袭用了这一判断（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上31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认为祥林嫂最后是“惨死在祝福时的雪地里”。其实，这在鲁迅原作中，是找不到什么根据的。

我认为，祥林嫂是自杀而死的。在别无生路可走的情况下，最后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而事实上，人物的自杀，也是作者在小说中作了多方的暗示，“将意思传给别人”了的。

试想一想，当祥林嫂被鲁家赶出来之后，已是体衰力竭，人们将她视为不洁的异物，任谁都不会同情关心她的了；她所面临的唯一结局就是死亡。与其慢慢地挨着，冻死饿死，倒不如尽快地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祥林嫂就有这勇气。究其一生，她虽是受尽迫害，受尽摧残的妇女，但也时时显示了她的不断挣扎的主动性。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抉择──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祥林嫂来说，也是采取了主动的手段的。我认为，只有认识到、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心目中的人物性格才是完整的、统一的、一以贯之的，也才是符合作者的原意的。

再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祥林嫂一出现，便那样郑重其事地向“我”询问人死后的情状。必然地，她早已埋下了死的念头了。

且看鲁四老爷对她的死竟如此恼怒：“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如果是一般的冻饿而死，他的反应不会那么强烈：“偏偏要在”──可见是死者主动选择的行为。

再从“我”在祥林嫂死的前后一系列心理反应来看：回答了她关于灵魂有无的问话之后，马上便“心里很觉得不安逸”，想到“我的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倘若“因此发生了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而且，“我”“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当鲁家短工告诉“我”，祥林嫂“死了”时，“我”的反应也是强烈的：“‘死了？’我心里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而且特别追根究底的要问个明白：“怎么死的？”短工的回答却是“怎样死的？──还不是穷死的？”由于这是凶死，在年关祝福时，短工忌讳说出真相，所以只好这样笼统地回答。中间的破折号是停顿之意，说明短工有所犹豫和踌躇。短工显然没有按“我”所要求的回答。但“我”知道祥林嫂准是自杀而死，于是内心“惊惶”了一阵，“还似乎有些负疚”。

作者接连用好几段文字反复叙写“我”心中的不安、“预感”和“负疚”的心情，其目的是在强调突出祥林嫂的不寻常的死。

还应该看到，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笔墨，着力描写的，由于祥林嫂的惨死，在“我”心中引起的系列反应，是寄托了他对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的劝喻的。

很有意思，作者笔下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新派人物。他能看清社会的黑暗，心中有所不平，对封建守旧派（自己的“四叔”）产生强烈的憎恶和反感。──从“话不投机”到“决计要走”。

遇到祥林嫂那样严肃认真地向“我”提问，使“我”措手不及，敷衍了事的回答之后，心里立刻产生了一连串的不安；但随后又想“我”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给人“解决疑问”，“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多么圆滑乖巧的一种应世手段啊！

待知道祥林嫂的惨死，起初“我”“还似乎有些负疚”，接下去，就不这样了。“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一走了事，何必自寻烦恼。城里的“清炖鱼翅”“价廉物美”，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我”就是以吃点儿喝点儿的行动来求得内心暂时的“平衡”。呜呼！“人和人的感情”，竟是那样的“不相通”。

小说结尾一段，再次借写祝福的气氛，写景中的幻觉：

„„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里包含了对封建礼教吃人罪恶的愤懑之情，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自嘲的独白，表现了对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颓唐心情。说到底，“我”是在社会斗争面前抱着玩世不恭的逃遁态度的，一个苟活的知识分子。

显然，作者对这一人物是有所谴责和批判的。因为，五四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希望，更多的还是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在1925年3月写的《通讯》一文中，他曾说过：“现在”“也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华盖集》）

《祝福》写祥林嫂的死，一方面固然揭露控诉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一纽结，将不同身份，不同思想状况的两个人物串在一起，发生碰撞，引起对比。让读者看到，一个是地位卑微，身上有许多封建意识束缚的劳动妇女，在她那低贱、狭小的天地里，却向来是那样的勇于行动，勤于思考，临死之前，终能悟出一个对鬼神观念的“疑惑”来。另一个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知识分子，他有清醒的头脑，有一定的是非爱憎之心。也许是由于经历过多挫折，磨损了他的锐气吧，而今变得圆滑世故，遇到现实问题绕着走，更不爱深思探究，袖手旁观而心安理得了。

我认为，作者这样写“我”，其用意是在劝喻中国知识分子“都摆脱冷气”，不要“自暴自弃”，积极投入到改革社会的“韧”的战斗中去，“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而且要更多地、更深切地了解劳苦大众的苦难，看到他们身上的可贵品质。

继《祝福》之后半个月，鲁迅写了《在酒楼上》；这篇小说着重刻画了一个青年时代怀抱“改革中国”的壮志，中年成了苟且敷衍、得过且过的、软弱退缩的知识分子吕纬甫。我想，作者笔下这一人物的出现，也可以反证《祝福》中的“我”是寄托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劝喻的意图的。

（选自《名作欣赏》1986年第4期）

二、祥林嫂的悲剧性到底何在？（沈振煜）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和伟大的反封建战士，鲁迅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国农民的命运。在短篇小说《祝福》中，他又挑开了很少为世人所知晓的生活一角──农村妇女创伤累累而又麻木愚钝的心灵世界，向读者提供了祥林嫂这个深受封建主义压迫与残害的悲剧典型。可是，究竟怎样认识祥林嫂的悲剧？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祥林嫂是一个善良、朴实的贫苦农村妇女，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用自己诚实、勤恳的劳动，换取一种最起码的“人”的生活。然而，诚如鲁迅在杂文《灯下漫笔》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从来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祥林嫂的一生，便始终在这两者之间浮沉。祥林嫂本是卫家山一家以打柴为生的农户的儿媳，当比她小十岁的丈夫死去后，为了逃避婆家的转卖，她逃到鲁镇，做了鲁四老爷家的女工。她食物不论，干活不停，“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这在她，似乎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但“好”景不常。不久，她就被跟踪而来的婆家人抢走，捆绑着塞进花轿，以八十千大钱的价格卖给深山里的农民贺老六做老婆。绑架式的买卖婚姻，以暴力强逼再嫁的遭遇，再次表明了祥林嫂的奴隶地位。幸而新丈夫“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加上有了孩子，她就又感到满足了。旁人也认为她“交了好运了”。可这种“满足”和“好运”，其本身就带有悲剧的性质。因为她所感到满足的，并非是不受压迫的“人”的地位，而是“安分耐劳”的奴隶式生活。但即便是这种奴隶式的生活也不得长久。第二个丈夫不久死于贫病，儿子阿毛又被狼活活地吃掉了，族中的大伯收去了房屋。祥林嫂走投无路，只好再次到鲁家帮工。她虽然蒙受了如此巨大的不幸，封建宗法势力却不能谅宥她的再醮兼再寡。最后竟将她当牛做马的资格也剥夺了，使她落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更加可悲的境地。可见，这种自觉的奴隶性格，正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内在原因。

祥林嫂的悲剧，还表现在她不仅受到封建主义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更遭致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的残酷精神虐杀。封建礼教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但封建族权又允许出卖守寡的媳妇。祥林嫂要遵奉礼教守寡，可宗法势力又强迫她再嫁，她无论如何行事都是错的。由此可见封建礼教的极端虚伪。小说中的鲁四老爷──一位“讲理学的老监生”，便俨然是封建礼教的化身。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家帮工，鲁四老爷就皱起了眉头，分明“讨厌她是个寡妇”。祥林嫂被婆家抢走，鲁四老爷只说了句：“可恶！然而„„”佣人被绑架，他不免感到有损自己的尊严和役使的利益，但一想到祥林嫂的婆家有权处置守寡的媳妇，他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一言一行，完全是从维护封建礼教出发的。因此，当第二次失去丈夫、死了孩子的祥林嫂再来帮工时，鲁四老爷便视之为“败坏风俗”的“谬种”，吩咐祭祀、祝福之类的事情决不许祥林嫂沾手。祥林嫂周围的世界，也被封建伦理道德所支配。“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祥林嫂全不理会这些事，她心中怀着一位仁慈母亲的巨大悲哀，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述儿子阿毛被狼吃掉的惨事。开始，镇上的人们颇有些同情，但不久，“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祥林嫂哪里知道，在那个冷漠的世界里，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正当她被心灵的创痛苦苦地折磨时，迷信的柳妈又对她讲述阴间的惩罚，这更使她感到极大的恐怖。为了“赎罪”，祥林嫂不惜将积年的工钱到土地庙去捐了一条门槛，自以为能够恢复“人”的地位。不料，在冬至祭祖时，她又一次遭到主人的断喝：“你放着罢，祥林嫂！”这一打击使她的精神趋于崩溃。从此，她的记忆与体力大不如前，终被鲁家赶走，沦为街头的乞丐。到了这等地步，鬼魂和地狱的梦魇仍然咬噬着她的心。她不仅生前哀苦无告，还须怀着更大的恐惧走向死亡。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摧残虐杀，正是祥林嫂悲剧的根本所在。

祥林嫂的悲剧还在于，她一生顺从封建礼教，到头来却被封建礼教活活吞噬；她受尽封建礼教与迷信的迫害，却又被摧残麻木得自觉和不自觉地去维护封建礼教与迷信。比如，她反抗再嫁，固然表明不愿被婆家当做牲口一样地出卖，要维护自己作为“人”的起码的尊严，但支配她采取“出格”的反抗的内在原因，还是那种“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祥林嫂花了极大的代价去捐门槛，也表明她信服了神权迷信，要以门槛作为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好赎了自己一世的“罪名”，免得死后到阴间再受酷刑。封建势力的高压与愚弄，就是这样残害、扭曲了祥林嫂的灵魂。通过这一完整的悲剧性格，《祝福》异常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道德极端虚伪、残酷的本质，向整个封建宗法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选自《中国现代文学采英》，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老人与海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海明威是20世纪上半期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也是当时“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一方面他继承了马克·吐温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方面又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进行了革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195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他后期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创作特色。当年他获得普利策奖，两年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与海》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名叫桑地亚哥的老渔夫，连续84天没捕着一条鱼。后来，他独自一人出门远航，在海上经过三天两夜的搏斗，终于捕到一条足有一千五百多磅的大马林鱼。然而，在归航途中，一条条鲨鱼陆续围了上来，尽管老人奋力拼搏，但还是没能抵挡住凶猛鲨鱼的进攻，等他回到海岸时，大马林鱼只剩下了一副巨大的骨架。

课文节选的是老人与鲨鱼搏斗的情景，是小说临近结尾的部分，也是小说情节的高潮，约占全书的六分之一。从书中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老人与鲨鱼的搏斗共分五个回合。用鱼叉杀死一条灰鲭鲨，鱼叉被带走，大马林鱼被吃掉40磅；用刀子杀死两条星鲨，大马林鱼被吃掉四分之一；用刀子杀死一条犁头鲨，刀子折断；用短棍击退两条星鲨，大马林鱼半个身子都被咬烂了；用短棍劈打成群结队的鲨鱼，短棍丢掉又用舵把，大马林鱼再也没什么可吃的了，只剩下残骸„„五个回合的搏斗结果却是一无所有，“他知道他终于给打败了，而且一点补救的办法也没有”。

这是一场人与自然搏斗的惊心动魄的悲剧。老人每取得一点胜利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后遭到无可挽救的失败。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他又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不屈服于命运，无论在怎么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他都凭着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进行了奋勇的抗争。大马林鱼虽然没有保住，但他却捍卫了“人的灵魂的尊严”，显示了“一个人的能耐可以到达什么程度”，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一个失败的英雄。这样一个“硬汉子”形象，正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小说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里，海明威描写了一些拳击师、斗牛士、猎人等形象，在这些下层人物身上，他塑造了一种百折不挠、坚强不屈、敢于面对暴力和死亡的“硬汉子”性格，《老人与海》中桑地亚哥的形象就是这种性格的发展与升华。小说中的大海和鲨鱼象征着与人作对的社会与自然力量，而老人在与之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勇气，不失人的尊严，虽败犹荣，精神上并没有被打败。可以说，这样一个形象，完美地体现了作者所说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的思想。海明威的作品，得力于他多年新闻记者的功底，形成了一种简明、清新、干净的散文文体，人称“电报式风格”。在本文中，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结构上的单纯性，人物少到不能再少，情节不枝不蔓，主人公性格单一而鲜明。本文中直接出场的人物只有老渔夫桑地亚哥一个，情节也主要是围绕大马林鱼的捕获以及因此而引来的与鲨鱼之间的搏斗，可谓单纯而集中。海明威曾经对《老人与海》的原稿进行了两百多次的校阅，正如他自己所说，“《老人与海》本来可以写成一千多页那么长，小说里有村庄中的每个人物，以及他们怎么谋生，怎样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一切过程„„”然而他砍伐了所有的冗言赘语，删去了所有别人写过的东西，删去了解释、讨论，甚至议论的部分，剪去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除了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使小说单纯而集中。

老人 与 海2．避免使用过多的描写手法，避免过多地使用形容词，特别是华丽的辞藻，尽量采用直截了当的叙述和生动鲜明的对话，因此，句子简短，语汇准确生动。在塑造桑地亚哥这一形象时，他的笔力主要集中在真实而生动地再现老人与鲨鱼搏斗的场景上。鲨鱼的来势凶猛，老人的沉着迎战，机敏矫捷，都写得生动逼真。如写鲨鱼出现的情形：“当一大股暗黑色的血沉在一英里深的海里然后又散开的时候，它就从下面水深的地方窜上来。它游得那么快，什么也不放在眼里，一冲出蓝色的水面就浮现在太阳光下。”这段描写没有一个比喻句和形容词，但鲨鱼的凶猛、快捷，形势的紧迫却立刻展示在读者面前，清新洗练的叙述文字和反复锤炼的日常用语，使人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文中对大海的描写粗犷简洁，犹如一幅水墨山水画，读来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

3．鲜明生动的动作描写和简洁的对话。海明威善于从感觉、视觉、触觉着手去刻画形象，将作者、形象与读者的距离缩短到最低限度，而且很少直接表露感情，他总是把它们凝结在简单、迅速的动作中，蕴涵在自然的行文或者简洁的对话中，由读者自己去体会。如写老人与鲨鱼搏斗的场面：“老头儿用鱼叉攮到鲨鱼头上的时候，他听得出那条大鱼身上皮开肉绽的声音。”这种描写本来都是老人的所见所闻，但读者读来便会过电一般油然而生出同样的感觉，同惊惧，同紧张，同喜悦。海明威“打定主意放手让读者去如实地吸取印象”，而“不挤到对象与读者之间去碍事”，他要让对象与读者直接沟通，这也是这篇小说的场景描写如此震撼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4．着力追求一种含蓄、凝练的意境。海明威曾经以冰山来比喻创作，说创作要像海上的冰山，八分之一露在上面，八分之七应该隐含在水下。露出水面的是形象，隐藏在水下的是思想感情，形象越集中鲜明，感情越深沉含蓄。另外，为使“水下”的部分深厚阔大，他还借助于象征的手法，使作品蕴涵深意。

二、问题探究 1．老人为什么说“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这句话是桑地亚哥的内心独白，也是小说的核心精神，它生动地揭示了桑地亚哥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追求，也是作者海明威的思想观与价值观的反映。这句话意味着，人生的使命是奋斗，是与命运做不懈的抗争。人生下来虽然面临种种自然与社会的挑战，也许这些挑战强大到足以把人的肉体消灭，但一个人只要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不屈服的精神，人就永远是胜利者。小说中的老渔夫桑地亚哥虽然最终没能保住大马林鱼，但在与鲨鱼搏斗的过程中，他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勇气，不失人的尊严，是精神上的胜利者。

2．文中的独白有什么特点？在文中起什么作用？

本文除了有关老渔夫桑地亚哥与鲨鱼搏斗场面的描写，还有大量人物的内心独白，它们忠实地记录了桑地亚哥的内心活动，写出他在海上漂泊的这几天的心态，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老人的思想与感受。这些内心独白不仅深刻揭示了主人公那内心的自豪感、坚毅以及寻求援助的孤独感，而且闪烁着深邃丰富的哲理光彩，丰富了小说的思想，构成小说的重要特色。海明威早期小说中的硬汉子多是“哑巴公牛”，言语不多，缺乏思想，而老渔夫桑地亚哥却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具有坚强的理性，是用思想支配行动的人，因此成为海明威小说中刻画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

关于练习

一 桑地亚哥是位怎样的老人？在你看来，他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人生的成败到底应该如何衡量？同学们之间讨论一下。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把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参考答案：

桑地亚哥是海明威笔下‚硬汉子‛的典型代表。他孤身一人出海捕鱼，但运气不佳，连续84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但他从不懈气，而是继续出海远行，经过三天两夜的奋斗，终于捕获一条大马林鱼。但在归航途中，大马林鱼却被鲨鱼吃掉了。在世俗的眼光看来，他也许是一个失败者，但在海明威笔下，他却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英雄，是一个无论在怎么艰苦卓绝的环境里，都凭着自己的勇气、毅力和智慧进行奋勇抗争的勇士，是一个捍卫了‚人的灵魂的尊严‛的人。这个问题还可以扩大一点看，人生的道路是艰难的、充满坎坷的，不要向困难和厄运屈服，需要的是勇敢、顽强战斗的精神。小说热情歌颂了人性中最宝贵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也是老人身上所蕴涵的能够打动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人们心灵的地方。可以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允许有不同看法。

二 海明威的小说往往采用直截了当的叙述和生动鲜明的对话，句子洗练，形成独特的风格。试以下面两段为例，细细体会他的语言特点（自己可以再找一些）。

1．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一大股暗黑色的血沉在一英里深的海里然后又散开的时候，它就从下面水深的地方蹿上来。它游得那么快，什么也不放在眼里，一冲出蓝色的水面就浮现在太阳光下。

2．两条鲨鱼一道儿来到跟前，他看见离得最近的一条张开大嘴插进死鱼的银白色的肚皮时，他把短棍高高地举起，使劲捶下，朝鲨鱼的宽大的头顶狠狠地劈去。短棍落下的当儿，他觉得好像碰到了一块坚韧的橡皮，同时他也感觉到打在铁硬的骨头上。鲨鱼从死鱼身上滑下去的时候，他又朝它的鼻尖上狠狠地揍了一棍。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揣摩精彩语句，体会海明威小说的语言特点。

参考答案：

1．这段描写没有一个比喻句和形容词，但鲨鱼来势凶猛快捷，形势的紧迫却立刻展示在读者面前，清新洗练的叙述文字和反复锤炼的日常用语，使人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它鲜明地体现了海明威的文字特点，如避免使用过多的描写手法和形容词，没有华丽的辞藻，句子简短，语汇准确生动等。

2．这里所写的是老人与鲨鱼搏斗的情景，多用动词，鲜明生动。它将形象与读者的距离缩短到最低限度，这些描写本来都是老人的所见所闻，但读者读来会不由自主地生出同样的感觉，同惊惧，同紧张，同喜悦。这种感情作者并没有直接表露，而是把它们凝结在简单、迅速的动作中，蕴涵在自然的行文中，由读者自己去体会，显示了海明威高超的语言表现力。

三本文除了对事件的叙述，还有大量的人物内心独白。找出来，分析一下，看看它们对表现人物性格和揭示小说主题起什么作用。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了解内心独白的意义，加深对人物性格和思想的认识。参考答案：

参见“问题探究”。

教学建议

一、学生对海明威可能比较陌生，教学时要尽可能多参考一些资料，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搜集，以期能对他的作品和风格有个大致的了解。

二、本文虽是节选，但篇幅依然很长，可引导学生通过快速阅读抓住主要梗概，如桑地亚哥与鲨鱼搏斗的五个回合，把握小说的主要内容，进而对重点段落和人物的内心独白进行细读，揣摩小说的语言和行文特点。

三、本文充满哲理和象征意味，学生生活阅历比较简单，理解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可以结合文中人物的经历和语言进行分析和揣摩，联系生活中的例子来理解和把握。

有关资料

一、生平与创作

厄纳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美国当代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芝加哥郊区的一个医生家庭。父亲嗜好渔猎和各种运动，母亲喜欢音乐和绘画。海明威的性格、爱好深受父母的影响。1917年中学毕业时，正值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因眼睛有病而未能入伍，进堪萨斯市《星报》担任见习记者。报社要求“用短句”“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写报道，这为他日后文体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次年，海明威怀着年轻人的正义感和好奇心投笔从戎，随着红十字会的车队开赴意大利抗奥前线，由此揭开了他传奇式一生的序幕。在战场上他勇敢无畏，多处负伤，为此得到意大利政府的表彰。战争结束后，他带着浑身伤痕和一颗迷惘的心回到祖国，重操旧业，并开始写作。两年后，他以记者身份旅驻巴黎，结识了侨居法国的美国名作家斯泰因、庞德和菲兹杰拉德等，在创作上颇得他们的提携。1926年，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问世，使海明威成了欧美文坛上的新秀。这部作品表现了第一次大战后西方青年一代迷惘、颓唐的精神状态。残酷的战争摧毁了他们的人生理想，于是他们沉醉在放荡不羁的生活中，消磨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女作家斯泰因读了此书后，称海明威为“迷惘的一代”。从此，他便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1929年，海明威发表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旧译《战地春梦》），使他跃入名作家之列，这是一部具有强烈反战思想的作品。它通过一个美国青年亨利与英籍护士凯瑟琳的爱情悲剧，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欺骗性和残酷性，从客观上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是摧毁青年一代的社会根源。亨利是又一个“迷惘的一代”的典型，作品描写了他志愿参战──厌战──反战的思想变化过程，真实感人，但又流露出人类无法逃避这场灾难的悲观情绪。作品中电文式的对话，情景交融的环境气氛渲染，已显露出海明威风格的特色。此后，海明威又写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其中以《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为最佳。前者以文笔的洗练、结构的紧凑而著称；后者是一篇典范的意识流小说，通过作家哈里清醒时和昏迷中两股意识的交叉流动，表现了他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反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明威改变了他对生活的“迷惘”状态，始终活跃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场上，既是一名有正义感的记者，又是一个自觉的反法西斯战士。在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法西斯的斗争年代里，他数次赴西班牙，热情支持他们的斗争。1941年春，他曾来我国访问，写了6篇有关我国抗日战争的报道。1944年他在欧洲采访时，违反战地记者不得参与战斗的规定，亲自投入了解放巴黎的战斗。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一部歌颂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旧译《战地钟声》，1940）。作品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是一个美国青年教师，他志愿到西班牙参加反佛朗哥的斗争。作品通过他潜入敌后协助游击队炸毁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的战斗活动，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的反法西斯斗争精神。在生命垂危之际他还认为：“这个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是值得为之战斗的。”乔丹是海明威笔下“硬汉子”形象画廊中思想境界最崇高的一个。作品虽然只讲述了乔丹三天内的活动，但它运用意识流手法，通过主人公的大段内心独白，把现实与往事交织在一起，回顾了他的主要经历，表现了他对当前斗争的看法和态度，使得叙事高度集中和紧凑。

1945年海明威回国后，长期隐居在古巴哈瓦那郊区。他又恢复了30年代的冒险生活，经常到深海去捕大鱼，到非洲去猎猛兽。在旅游时，接连两次飞机失事，他虽死里逃生，但身上又增加了许多伤痕。他在创作上曾一度出现衰竭现象，但195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挽回了他的声誉，并获1954的诺贝尔文学奖。晚年，海明威身患多种疾病，兼之旧伤复发，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严重影响了他的写作。从此，他精神抑郁，痛苦不堪，终于于1961年7月2日，在美国爱荷达州的别墅里自杀身亡。

海明威是个正直严肃的作家，但他的创作思想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始终是现实生活的一个健全的观察家和理解者”，是个热爱生活、积极干预生活的入世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消极悲观的宿命论者。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在塑造了一系列永不服输的“硬汉子”形象的同时，又常常把描写“死亡”作为自己作品的主要内容。

在40多年的创作实践中，海明威探索了一条自己的创作道路。在短篇小说《死在午后》中，他用“冰山”作比喻，阐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冰山在海里移动之所以显得庄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的部分露出水面。”他的文体风格以简约含蓄著称，“他以朴素的词汇，简约的语句和生动的日常用语纯洁了美国语言，并使之充满生气与活力”。在散文文体上开了一代新风，“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

（选自陈应祥主编《外国文学》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二、关于《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在海明威的创作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是作者创作思想和艺术探索的总结性作品。

这篇作品叙述了一个古巴老渔夫桑地亚哥的一次不平凡的捕鱼经历。作品通过他同大自然的顽强拼搏及其失败的遭遇，象征性地表达了在生活中人应当勇敢地面对失败的主题，同时，又流露出人在斗争中必然失败的悲观主义思想。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硬汉子”的典型──桑地亚哥的形象。他是个饱经风霜的老渔夫，在生活中虽屡遭厄运，却从不服输，在精神上始终是个强者。桑地亚哥的一生极为不幸，在加勒比海上打了一辈子渔，只落得孤独而贫苦的晚景：老伴早已去世，膝下无儿无女；过冬没有御寒衣，连顿黄米饭拌鱼这种渔家的家常饭也吃不上。但他是个乐天派。作品写道，在他那衰老的身体上，只有那双眼睛“跟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画龙点睛地突出了他主要的性格特征。后来，他连续84天在海上打渔一无所获，连他的小徒弟曼诺林也因他“背运”而被家长强迫离开了他的船。然而，老人既不唉声叹气，也不怨天尤人，在第85天的黎明，又满怀信心地独自出海了。这回他好不容易捕到了一条比他的小船还大的马林鱼，但在返航途中又被鲨鱼啃了个精光，只剩下一个鱼头和一付庞大的骨头架子。老人回到家里，疲乏得沉睡不醒。但他刚一醒来，立即又跟小徒弟计划出海捕鱼之事了。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老人永不气馁的精神。

作品主要通过追捕马林鱼和搏击鲨鱼这两件事，集中表现了老人的“硬汉子”性格。在深海上，上了钩的大鱼把小船拖得离海岸越来越远，太阳落了星星出，星星落了太阳升，一直拖了两天两夜。这是一场双方毅力和耐力的竞赛。在追捕过程中，老人精疲力竭，头昏眼花，右手受了伤，左手直抽筋，又缺乏食品。为了保持体力，他不得不用难以下咽的生鱼肉充饥。本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要割断钓丝，放弃捕获物，便可摆脱困境。但他却从未闪现过退却的念头，而是以无比顽强的意志，忍受了饥饿、疲劳和伤痛的考验。在他看来，“痛苦在男子汉不算一回事”。他充满自豪感地说：“我也要让它知道什么是一个人能够办得到的，什么是一个人忍受得住的。”他冒着小船被颠覆的危险，始终对它穷追不舍；即使它跑到天涯海角，也准备奉陪到底。结果，大鱼没把他拖垮，他却把大鱼拖垮了；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终于制服了这条大鱼。但这仅仅是对桑地亚哥的第一场考验。他在返航途中同鲨鱼的搏斗，比追捕马林鱼更惊险。当凶狠贪婪的鲨鱼接二连三地袭来，甚至成群结队地来吃大鱼时，极度疲乏的老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重新振作精神，奋不顾身地迎战它们。他先用鱼叉对付；鱼叉被受伤的鲨鱼带走后，就用船桨打；船桨折断，再用棍子打„„打得又准又狠，鲨鱼不是死亡，便是负伤逃窜。虽然最后他还是失败了，但仍不愧是个英雄。“可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桑地亚哥的这段自白，是对“硬汉子”精神的高度概括。这种“硬汉子”性格，贯穿于他的一生之中，体现在他的一切方面。平时看报，他最关心的是垒球赛的消息，最佩服那个垒球名将；回忆往事时，他常常想起年轻时跟黑人大力士进行扳手赛的场面；即使是做梦，也常常梦见海滩上的狮子。

老人在与厄运搏斗的过程中，也时时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在那远离人烟的深海上，老人非常想念那个小徒弟，一再自言自语：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在他艰难的斗争中，他太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了。不过，桑地亚哥还是幸运的，他得到了孩子的同情和照顾。曼诺林从五岁起就跟老人出海，不仅从他那儿学会了打渔的本领，而且也学到了师傅的“硬汉子”性格。作品结尾时，孩子不顾家长的反对，决心跟老人一起出海。老人与孩子这种真挚动人的情谊，给老人孤苦无依的生活带来了温暖，也给作品增添了令人快意的亮色。

海明威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著名的“硬汉子”形象，他们大都是斗牛士、拳击家、战士、渔夫和猎人。这些人在面临困难和绝境时，都表现得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不拼搏到底决不罢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固然是为了生存，但更主要的是为了维护人格与尊严，有的还为了正义的事业。桑地亚哥是作者对他笔下的“硬汉子”形象所作的一个哲理性的总结，提到了人类的永恒的本质特性的高度。同时，这些形象也是作者本人的写照。有的评论家称海明威是一头“老狮子”，这正是“硬汉子”的美称。

海明威在桑地亚哥身上体现了人的自尊自强的巨大精神力量，这与他早期作品中“迷惘的一代”的形象是大相径庭的，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然而《老人与海》整部作品的调子比较低沉。桑地亚哥尽管是个强者，由于他进行的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孤独的斗争，失败是必然的。作品的悲观主义情调与作者的宿命论思想是分不开的。海明威说：“作品是一场悲剧这个事实并不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相信生活就是一场悲剧，而且知道它只能有一个结果。”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给海明威的颁奖词中指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在这部小说中，海明威独特的叙事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作品的成功得力于他那高度简练的叙事技巧和那简约、含蓄的语言风格。他憧憬如何以最简单的词句来表达最复杂的意思，尽量使语言朴素无华。作品起首就用一个并列复句交代了老人的职业、年龄及眼下的困境：“这是一个自己驾驶着小艇在墨西哥湾流里打渔的老人，他现在已经出海84天而没有捕到一条鱼了。”接着，紧扣题目，集中描写老人在海上的一次捕鱼经历，对主人公的历史以及他的生活的环境，寥寥几笔就交代过去了，对其他有关人物也只勾勒出一个大概轮廓。这样，就把文字压缩到最大限度。作者在叙事状物时没有矫饰，很少用比喻，只是纯客观地叙述，大笔的勾勒。贝茨指出：“海明威所孜孜以求的，是眼睛和对象之间、对象和读者之间直接相通，产生光鲜如画的感受。”试看作品中的一幅画面： 陆地上面的云彩现在像是巍峨的山峦似的升到上空去，海岸只剩下长长的一条绿色的线，背后是一丛淡青色的小山。现在是深蓝色的了，深得几乎变成了紫色。他低下头朝水里望去时，看见深蓝色的水里纷纷筛出的红色的游走的小动物，和太阳幻成的奇异的光辉。……

作者仅用几笔粗粗的线条便勾勒出了空、陆、海三界的变幻着的画面，层次清晰，色彩明丽，像一幅印象派的风景画。作品中那段著名的刻画老人肖像的文字，简直是一幅肖像画，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海明威的文笔流畅，却又含蓄，因而作品的意蕴丰厚。作者擅长使用象征暗示的手法，以增强文字表达的内容的深度。读者能够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理解力，透过那浮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即作者已写出来的部分，去探测那隐藏在水面下的八分之七──即作者省略的部分。表面上看，作品采用的是写实手法，写的是一个古巴老渔夫及其在海上的冒险经历；实际上，作品中的形象却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寓意性。马林鱼、鲨鱼和狮子都是自然界中强者的化身，大海则是厄运的象征，桑地亚哥则是人类中的“硬汉子”代表，他那捕鱼的不幸遭遇就是人类总是失败的一幅缩影。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品采用了反衬法和内心独白等艺术手段，使桑地亚哥的形象活生生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并震动读者的心弦。反衬法借助于对立面之强来烘托主体性格之强。黑格尔说过：“人格的伟大和刚强的程度，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的程度才能衡量出来。”桑地亚哥的刚毅顽强，是借助于马林鱼之顽强、鲨鱼之凶狠来烘托的。作品用了不少篇幅着力渲染鲨鱼之凶猛和残暴：那鲭鲨有着“又粗大又尖长的蓝色的头，两只大眼和那咬得格崩崩的、伸得长长的、吞噬一切的两颊”；那贪婪的星鲨，在饥饿时会去咬桨或者船舵，咬水里游泳的人，趁海龟睡觉时把它的腿和前肢咬掉。这个年迈体衰的老人，正是在同这些自然界的强暴者的搏斗中才发出夺目光彩的。

桑地亚哥是孤身一人在海上捕鱼的，作者主要通过内心独白这一艺术手法来揭示人物的心灵世界。作品描写的内心独白分无声的和有声的两种。如在同马林鱼决战的时刻，桑地亚哥在心里命令自己的各部分器官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拽吧，手啊，我想。站稳啦，腿。替我撑下去，头啊。替我撑下去。决不要昏过去。这一次我会把它拽过来的。”这段无声的内心独白，表现了老人坚韧不拔、斗争到底的非凡决心。老渔夫还常常喜欢自言自语，时而对鱼说话，时而对鸟说话，实在没有说话对象时，就自己对自己大声嚷嚷。这种有声的内心独白，更体现了老人的孤独。

（选自陈应祥主编《外国文学》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三、《老人与海》赏析（杨仁敬）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时称赞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老人与海》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它体现了海明威独特的艺术风格。

《老人与海》的故事很简单，人物只有老人桑地亚哥和小孩曼诺林两人，情节也不算复杂。从表面看老人虽然失败了，但在精神上他并不屈服，诚如他所说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编者注：本文所用译本与课文不同。）这部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是一曲打不败的失败者的赞歌。

作者采用白描手法，按照故事的发展来叙述老人桑地亚哥在海上的遭遇。小说开门见山地破题，一开始就用寥寥几笔把整个故事点了出来：“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84天，一条鱼也没逮住。”接着就介绍了老人的外貌和家境以及他和曼诺林的情谊，然后把故事逐步铺开。

故事的叙述是多角度的。在直叙中有插叙，在插叙中交织着老人对往事的回忆和对眼前事物的感慨。老人出海不久便梦见孩提时见过的非洲海滩、海峡和大山；第二天又想起曾与一个码头上大力士比手劲的胜利情景；后来在同鲨鱼搏斗时记起垒球名将老狄马吉奥勇战对手的一幕，这些都增添了他必胜的信心。他常梦见狮子，思念曼诺林，在茫茫大海上自言自语，这也给他带来了力量和勇气。他有时也议论“杀鱼是不是罪过”，对受伤的左右手感慨一番。这些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往往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叙述者的人称不断改变──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交替使用，使单调的捕鱼过程显得多姿多彩，引人入胜。

作者把桑地亚哥的行动写得丝丝入扣，分外逼真。如出海前他与曼诺林如何做好准备，出海后怎样观察海面下饵，鱼上钩后如何捕捉以及最后怎样竭尽全力跟鲨鱼搏斗，都作了十分精确细致的描写。作者善于捕捉叙述对象的动作，动中写人，用白描的手法加以勾画，将老人的具体行动如放鱼饵、杀鱼吃和抓海豚等写得层次分明、栩栩如生。作者有时平视取景，展现了水天一色、风平浪静的广阔画面；有时侧视取景，把镜头集中在小船的一侧，摄取老人与马林鱼或鲨鱼拼搏的特写场面；有时则仰视取景，从大鱼受伤腾空而起到掉落水面不动，使画面具有立体感。这些多角度的描写给故事的叙述增添了光彩，把作者丰富的捕鱼知识和经验跟高超的艺术技巧熔于一炉。

作者在描写人物时特别注意传神，以简洁的字眼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比如写桑地亚哥老人，“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像海水一般蓝，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尽管皱纹、疙瘩和伤疤象征着生活对老人的摧残，但老人的眼睛却反映了他的乐观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性格。

在朴素的叙述中常常衬托着五光十色的景物描写。老人在海上三天三夜，风云变幻莫测，小船由近而远。“海岸只剩下一长条绿色的线，背后是些灰青色的小山。海水此刻呈深蓝色，深得简直发紫了。”用颜色的变化来显示海水的深浅，告诉读者老人与小船离港湾越来越远了。海上的日出，在水中映出斑斓的异彩，云块的聚散预示气候的变幻和鲨鱼的逼近。这些优美的抒情笔调使小说的叙述大为增色。此外，生动的比喻和精彩的对话也交相辉映，呈现出作者朴实无华、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

《老人与海》写的是一个老人，却展现了一个世界。小说内容十分丰富，涵义深刻，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读后回味无穷。

（选自《外国文学名著赏析词典》，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四、海明威的文体风格（赫〃欧〃贝茨赵少伟译）

海明威的第一个短篇《在密执安》是1921年在巴黎写的；就我所知，没有什么记录说明它当时引起过轰动。它和另外15个短篇一起收入题为《在我们的时代里》的集子；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记录说明它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不过确实有过一场文学革命。这些短篇虽然不如《没有女人的男人》一集收的短篇那么好，那么出名，从中却可以看到海明威的写法已经处于有意识的、高级的形成阶段。

这是个什么样的写法？它何以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首先，海明威是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

海明威所孜孜以求的，是眼睛和对象之间、对象和读者之间直接相通，产生光鲜如画的感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他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他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除了古老神圣、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直到最后，通过疏疏落落、经受了锤炼的文字，眼前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

但是海明威这样净化文风，还不限于写景的范围。在他以前的一个世纪，长篇小说的对话向来都给一大套精雕细镂的老规矩压得东摇西摆，迈不开步。长篇不知想了什么办法，居然活了下来；短篇却一直岌岌可危。按照这套老规矩，角色说的话要具备作家所强调的抑扬顿挫、风味、情绪、含意。于是：“他带着明显表示的愤怒又重复了一遍”；“她鼓起勇气，用忧郁的音调说”；“他犹豫不决地宣称”；“他声音惊恐、结结巴巴地讲”；“他夹进来说”；“他低声笑着插了句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文字填料一块块塞满了上起狄更斯、下至四辨士平装本的每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交谈。

海明威把这套老规矩一扫而光。代替它的，只是他自己靠选词适当来促人联想的本领，以及文字的先后顺序──不管角色心里所感觉的，谈话中所吐露的是愤怒、遗憾、绝望还是柔情，说得是快还是慢，是意在嘲弄还是表示痛恨。一切语调和情绪都隐含在似乎偶然间仓促作出的字句安排中（“我觉得挺好，”她说。“我没有什么不舒服。觉得挺好。”）；海明威对读者唯一的请求，就是同他合作，把握住这些语调和情绪。

也许没有一个新教徒能冒充理解天主教徒的心灵；也许正是由于天主教的缘故，海明威始终专注于死亡的主题。他的短篇看起来好像写了各色各样的主题：拳击、斗牛、违法手术、打猎、战争、捕鱼；所有这些都是涉及体力的主题。而其实海明威只有一个主题──死。它潜伏在绝大多数他的短篇小说背后；它是《午后之死》的整个问题所在；它是《永别了，武器》坚持不移地向之步步逼近的高潮。就海明威而言，肉体的活跃和肉体的绝灭这一对孪生观念是吸引极强、永不消减的磁性所具有的两股力量。正像他在《午后之死》中说的：“一切故事，讲到相当长度，都是以死结束的；谁要不让你听到那里，他就算不上一个真正讲故事的人。”所以死亡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对于死的忧惧使海明威老想畏避，正如想到自己爱动感情使他老想畏避一样，直到最后他不得不写这个主题：《杀人者》中暴徒们要行凶把人弄死，《乞力马扎罗的雪》中那个汉子由于坏疽而渐渐死去，《白象似的冈峦》中写人畏死，《打不败的人》中写斗牛士怎样看待死，《世界之都》中写西班牙男孩怎样看待死。有一个时期，在一些短短的速写里，他避开了它，但是肉体生而复灭这个永恒矛盾的磁力迟早又把他拉了回来。尽管由于误会，他的散文作品招来了铁石心肠、无可救药的恶名，而在这层散文的硬甲下，却以旋律的逐渐低沉透露了死的哀愁：

两个男仆抬起了帆布床，绕着那些绿色的帐篷兜了一圈，然后沿着岩石往下走到那片平地上，走过那两股浓烟──现在正亮晃晃地燃烧着，风吹旺着火，野草都烧光了──来到那架小飞机前。

在这样一段文字的后面或者说下面，有一种出于个性、别人永远无从效法的节奏，有一种本人独具的节奏、个人内心的悲郁、对于死的深沉忧惧。这一点正是大西洋两岸上千个海明威的模仿者再学也学不到家的：因为这些小海明威们被他那平易粗放、街头硬汉般的文风所吸引，如雨后春笋，到处破土而出──这些只识皮毛的临摹快手为数上千，却谁也不懂得，像契诃夫曾经指出的，一个人写得越冷静越不露声色，作品产生的感情可能越深刻越动人。其实海明威很容易受到情绪的感染，因此他总是努力把他自己，把他的思想和感受从作品表层上铲掉。由于这个缘故他遭到奥尔德斯·赫胥黎先生奥·赫胥黎（1894—1963），英国小说家、随笔家。达尔文的战友、《天演论》作者托马斯·赫胥黎之孙。的谴责。这位先生写下海明威一心要脱离正规这句话的时候，自己简直就是干枯理智的化身；赫胥黎指责海明威属于那一类“知书达理的人，他们千方百计假装愚蠢，掩盖自己受过教育的事实”。

海明威对此作了答复，而且答复得好：

作家写小说应当塑造活的人物；人物，不是角色。……如果作家想写的那个人物谈论旧时代的大师，谈论音乐，谈论现代绘画，谈论文学或者科学，那么他们就应当在小说里谈论这些问题。如果人物没有谈论这些问题，而作家叫他们谈论，那么这个作家就是一个伪造者；如果作家自己出来谈论这些问题，藉以表现他知道的东西多，那么他是在炫耀。不管他有多好的一个词儿，或者多好的一个比喻，要是用在不是绝对必需、除它无可替代的地方，那么他就因为突出自己而毁坏了他的作品。

这段话实际上既是猛然一击，反驳了赫胥黎和那些受到了过多教育、觉得现实生活处处都俗不可耐的才智超群之士，又是一篇自白，为海明威本人和他的写作主张作了辩护。海明威本来可以补充一句：别说写个活人，就连除了充当分析家手术台上的生物解剖标本而外，还有点感情血肉的一个角色，赫胥黎也没有写出来过。他本来还可以说，他自己虽然主要写的是不久要死的一些人，而赫胥黎笔下的角色，还没等赫胥黎来写，就已经死了。事实上他补充的，是下面的话：

小说中的人物不是靠技巧编造出来的角色，他们必须出自作者自己经过消化了的经验，出自他的知识，出自他的头脑，出自他的内心，出自一切他身上的东西。

作家的目标和意图不能比这说得更清楚了；而且在我看来，如果需要证明的话，这里已经决然无疑地证明了，所谓海明威铁石心肠（就是说，没有感情、哑巴、麻木等等）的传说从来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海明威明白，也极有必要使所有短篇小说家都明白，要在纸上表达很多很多东西而又一字不写这些东西，是可以做到的。倘能预先不必像收支对照表那样在一张白纸上分栏写满描写词汇，而能传达情绪和气氛，掌握暗示的艺术，用一句话说明两件或者两件以上不同事情的艺术，那就把短篇小说家要干的活完成了多一半。因为海明威凭着一种简洁利落的新风格掌握了这门活计，废除了一大堆向来被认为决不可少的文学道具，所以他曾经是而且至今还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作家。

（选自《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蜀道难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蜀道难》原本是乐府古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李白之前的古辞，也多咏蜀地山川之险。如南朝陈著名诗人阴铿的《蜀道难》云：“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不同时代的人反复来写的同样题材，在文学批评中叫“母题”，诗文、小说、戏曲创作中往往有之。因为有了原型，就不难找到可歌可咏的话题；因为加入了新的创造，也还可以驰骋才华，藉古出新。乐府诗题就像现在的命题作文一样，每一代人都希望翻出新意来。

关于李白这首诗的主旨，前人争论颇多，争论的焦点在于有无寓意。唐代孟棨的《本事诗》和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都记载李白初到长安会见贺知章，出示《蜀道难》，博得“谪仙”雅号的事。可见这是李白的一篇习作，大抵以驰骋文采为高，未必有什么寓意。李白年轻时多模仿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诗文，以超越古人为能事。杜甫曾论李白诗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从诗意来看，这是一篇送友人入蜀的诗歌，写于长安。同类题材的作品在李白集中还有五言律诗《送友人入蜀》和《剑阁赋》，可以相互印证。因为贺知章的赏识，李白名声大振，从此奠定了“诗仙”的地位，《蜀道难》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杜甫称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也是指《蜀道难》这首诗而言的。毫无疑问，李白以他丰富的想象，卓越的艺术构思，纵横飞扬的辞采，创造出了一个神奇的艺术世界，可以说是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

诗以惊叹发端，未语先嗟，直抒情怀。在极尽的夸张中，在叹词的前呼后拥中，实词“危”“高”得到了无以复加的渲染，给全诗定下了一个基调，树立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标格，具有先声夺人的气势。接着，诗人并没有对蜀道作静态的描摹，而是抛出了一个动态的比喻：“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没有飞机的年代，人们想游历天空，恐怕是最难的事了。李白虽然在谈论“蜀道难”这个传统的话题，却能推陈出新，创造出奇妙的比喻，令人为之一振。而后，诗人将笔锋一转，引出“蚕丛及鱼凫”，寻觅蜀国那古老的传说，那如梦似幻的过去，增加了蜀道的历史感和神秘色彩。由于地理环境的相对独立，古代的蜀国自成一方，与秦地交通隔绝，没有往来。物换星移，年复一年，长安西边那高高的太白峰，也许只有飞鸟偶尔穿越，进而飞掠峨眉之巅。后来，终于由壮士和美女，打破了秦蜀之间的沉寂。大自然的造山运动本来是先于人类的，“五丁开山”只不过是神话。但一经诗人引用，就给人类对山川的开发披上了神秘的色彩。这就是诗的语言，诗人想当然地杜撰了自然史，创造出一个神奇的艺术世界，而无视自然本身的逻辑。经过了一番神话般的寻根，诗人才直面现实，认真对待起“蜀道难”的问题。山的高危非目力所及，故有“六龙回日”之玄想；水之回环容或可睹，故有“冲波逆折”之细状。“黄鹤”两句，是用反衬的写法来写“蜀道难”：“黄鹤”善飞，却为之垂翼而“不得过”；“猿猱”善攀，却为之敛容而“欲度愁”，这就生动地暗示出行人入蜀的艰难。“青泥”以下几句，才正式写到了人类的“经验”。“百步九折”写出路途的艰难，“扪参历井”道出山的高危，“以手抚膺坐长叹”则是人们典型的无可奈何情态。诗至此，才隐隐约约地透露出送别的话题。

原来，诗人在第一段中极力渲染“蜀道难”，并非故作惊人之笔，而是出于对友人的关怀。在亲切地询问友人“何时还”之后，诗人又旧话重题，再议“蜀道难”。这一段与第一段相比，描写的角度有所不同：第一段主要是虚写，把自然力加以“神化”；这一段则是实写，更贴近了游人的实际。鸟是悲鸟，树是古木，这气氛令人胆寒。仿佛飞鸟也缺乏安全感，雌雄相依，不敢失伴。又怎忍，月夜惨淡，空山寂寥，子规声断！歌咏至此，诗人又迫不及待地从这悲怆的情境中挣脱出来，再一次高呼“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还不忘了追加一句“使人听此凋朱颜”！继而，又以四个整齐的七言句，再写山之高危，壁之险绝，水之湍急咆哮，再一次强调山高路险，又一次高呼“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阅读 鉴 赏蜀道难“剑阁峥嵘而崔嵬”以下，诗人对友人继续施以心理战，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突破”。如果说高山还可以绕过，绝壁还可以躲开，那么蜀中要塞剑阁又怎么能回避呢？它绵延三十多里，群峰如剑，两山如门，形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至此，诗人在诸多险情报告中，又引进了人的因素，增加了对可能出现的恶劣社会环境的预警。“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两句，化用了西晋左思《蜀都赋》中“一人守隘，万夫莫向”的句子，还有西晋张载《剑阁铭》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的句子；“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两句化用了张载《剑阁铭》中“形胜之地，匪亲勿居”的句子。诗人在这里借古说今，暗寓了蜀道之难自古而然的意思。“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四个短句，危言耸听，迷离恍惚，亦实亦虚，亦虚亦实，令人捉摸不定，让人不寒而栗，而总归为“凶险”二字。诗的结尾，重申“不如早还家”的老调儿，重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以“侧身西望长咨嗟”的感叹作结，可谓“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二、问题探究

1．如何理解这首诗的主旨？

关于这首诗的立意，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为忧虑房琯、杜甫而作，认为作者写此诗是担心身为剑南节度使的严武会危害在蜀的房琯和杜甫；

二、讽刺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入蜀，首倡者为给李白集作分类补注的元人肖士；

三、讽刺四川军阀章仇兼琼；

四、“即事成篇，别无寓意”，以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和顾炎武《日知录》为代表。经今人研究，前三种说法，或于史实不符，或于时间不对，都很难成立。所以我们以第四种说法为基础，认为本诗的主题是“送友人入蜀”，是沿袭乐府古题的“即事成篇”之作。纵观全诗，叙议结合，多扣诗题，看不出有什么言外之旨。如果说除了担心友人旅途艰险之外还有什么寓意的话，也不过是笼而统之地为友人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感到忧虑，这其中还掺杂了含蓄而执著的惜别之情。当然，也不能否认这其中有以蜀道喻世途艰难，功业难成的意思，不过要理解成处处有深意，就未免牵强附会了。

2．如何把握这首诗的艺术特点？

《蜀道难》作为李白的成名作，其成就主要在于艺术方面。现存资料表明，李白没有由秦入蜀的经历，他二十四岁离开蜀地，“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沿长江东下，就再也没回去过。可见《蜀道难》纯系想象之辞，不过是借送友人入蜀，展开想象的翅膀，作了一番升天入地的艺术之旅。想象之丰富，比喻之奇特，笔法之夸张扬厉，韵律之流转华美，应该是本诗主要的艺术特色。前人也是多从这些方面来解读此诗的，如北宋欧阳修《太白戏圣俞》诗云：“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李白诗说：“太白七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

3．如何理解“西去”与“西望”？

巴蜀在秦陕的南面，本诗如何说“问君西游何时还”，如何说“侧身西望长咨嗟”？这是当时的习惯说法。从长安入蜀，先要西行一段，然后南折。古人宏观的地理观念比较淡薄，故而形成了这样的表达习惯。唐诗中写由长安入蜀而称“西去”的比比皆是，而称唐玄宗逃亡到蜀也称为“西巡”“西幸”或“西迁”。

4．如何理解“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课本中的注释是一种解释，即“守关的将领倘若不是（自己的）亲信，就会变成叛乱者”，这样，把“狼与豺”理解为“比喻叛乱的人”，而“化为狼与豺”的就是指守关的将领了，这样理解比较曲折隐晦。另一种解释是，“狼与豺”比喻异类，“化为狼与豺”是指死亡，即不复为人之意，其主语是“友人”。这种理解比较直接。

5．如何理解“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几句诗的诗意？

这几句诗主要是用夸张的手法极写蜀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险恶，奉劝友人不可以久居，不是实指。诗歌的语言本来就有不惊人不足以为美的特点，杜甫就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有些记山野景物的诗也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如“前有毒蛇后猛虎”（《发阆中》），“空荒咆熊罴，乳兽待人肉”（《课伐木》），“人虎半相居，相伤终两存”（《客居》）等。

关于练习

一 朗读并背诵这首诗,说说全诗为什么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对诗意的转折和抒情的变化有什么作用？

设题意图：让学生通过朗读和背诵，加深对诗意的理解。另外，让学生抓住关键语句，掌握这首诗篇章结构、内容转换和韵律变化的一些规律。

参考答案：

这是一首乐府诗，虽然没有了乐律可依，但却自成一格，具有歌行体的特点，即音韵流畅激扬，节奏回环往复，情感逐次升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既是作者咏叹的主题，也是诗意转折和抒情变化的标志。它在第一段出现，像晴天霹雳震撼人心，开启出一篇‚奇之又奇‛的文字；在第二段出现，承前启后：承接前面的‚畏途巉岩不可攀‛，引发后面的‚其险也如此‛；在第三段出现，曲终奏雅，再三致意，其殷切关心之意，溢于言表。从形式上看，每次呼出这句话，都完成了一种韵律的转换，即抒情、议论和描写之间的交替。

二 与李白同时代的诗评家殷璠称本诗“奇之又奇”，试以第一段为例，说说诗人展开了哪些艺术想象，奇在何处。

设题意图：通过对本诗第一段的赏析，让学生体会这首诗想象丰富奇特的特点。

参考答案：

在第一段中，诗人展开的艺术想象有对蜀王开国的遥想，有对‚五丁开山‛的叙述，有对蜀道山高水急的描绘。诗人善于借助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展开想象，给‚蜀道难‛的命题增添了神秘色彩；还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夸大险情，令人触目惊心；此外，还用飞鸟猿猱来做陪衬，写它们的无计可施，来反衬人行的艰难。由于想象丰富和写法独特，就创造出了一个‚奇之又奇‛的艺术世界。

三 这是一首乐府古诗，句式以七言为主，杂以其他长短句，参差错落，如行云流水，一气贯注。试给下列诗句划分节奏，并体会不同句式的表达效果。设题意图：让学生给不同的诗句划分节奏，体会这首诗的音律美，同时考察背诵语气的准确性及对诗歌内容的理解。

参考答案：

1．噫吁嚱，危乎/高哉！

2．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3．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4．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5．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6．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四 唐代孟棨《本事诗》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回，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试发挥联想和想象，改写成一则小故事。

设题意图：阅读这则小故事，了解一下李白的逸事，增强读诗的兴趣。通过这样的改写练习，提高学生文言与白话的语言转换能力。

参考答案：略。

提示：首先要读懂原文。以下解释可供参考：

自蜀至京师：这是笼统的说法，李白出蜀后并未直接到京师。逆旅：即旅店。

贺监知章：即贺知章，字季真，号四明狂客，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因官至秘书监，故称贺监。

未竟：没完。

金龟：一种随身佩带的金质龟样饰物。

期不间日：会面不隔天，即天天见面。

称誉光赫：指李白因此声名显赫。

教学建议

一、参考“有关资料”部分的作者介绍，结合初中学过的李白诗歌，对诗人的生平和创作做一个简要的概括，了解诗人的个性及创作风格，为阅读诗歌作准备。

二、引导学生参照课文注释，大体读懂诗意，在此基础上熟读成诵，并及时纠正学生在诵读中断句和语气上的错误。结合练习第一、三题，提醒学生体味这首诗的韵律美，可划出韵脚及一些容易破读（读错）句子的节拍。

三、参考“课文研讨”部分的分析及“有关资料”部分的鉴赏文章，结合练习第二题，引导学生品味这首诗的艺术特点，注意要让学生结合具体的诗句来谈，不能泛泛而论。进而可对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展开讨论，不要求观点一致，但也不能一味地鼓励“求异思维”，对过于偏颇的论析可通过辩驳的方法去粗取精，以期最大限度地接近诗歌的本意。

四、整个教学过程要发挥学生的感悟能力和想象力，引导他们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比如旅游、交游）和读书经验来理解诗歌，这样才会对诗歌有细腻的感受和深刻的体会，进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