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马寅初是“始作俑者”

第一篇：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马寅初是“始作俑者”

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马寅初是“始作俑者”

对于思想改造，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意志上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尤其是被迫自我检讨，然而，在理性的层面，其中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却有着试图反省原有立场的理性自觉。

二十世纪的历史有几个至今无法解开之谜，其中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19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究竟是被迫的，还是自觉的？如果二者兼而有之，那么，在什么层面上是不自愿的，在什么意义上又有自觉的成分? 这些年，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出版了若干，最新的著作，便是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作者之前有过一本脍炙人口的《人有病，天知否》，如今这本新著，延续其一贯的风格，书名首先就起得好，从毛泽东诗词中觅来的妙句。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从其与读书人的关系便可窥见全豹。建国之后，让毛泽东最头痛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泽东习惯将知识分子比喻为一根轻飘飘、随处飘荡的羽毛，最终不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皮上，就是皈依于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他知道，像斯大林那样，仅仅靠肃反和暴力，征服得了读书人的身体，赢不了他们的心。延安整风运动的巨大成功，让毛泽东总结出一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攻心之术。

于是，整个五十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运动，而是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1949年，北京高校部分教授的政治学习运动；1950年，清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运动；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其间除了1956年有过一段短暂的“早春”之外，大部分历史岁月，知识分子都在运动的漩涡中挣扎、浮沉，直至反右运动完全没顶、沉没。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运动来了，千钧万力，任谁也抵抗不住。以往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多侧重其外力强制的一面。

“强制说”固然简单明快，却也有一些现象无法解说。

比如，思想改造运动，最初乃是由北大校长马寅初主动向中央提议，后来被周恩来采纳，发展为全面的知识分子“洗澡”运动。再比如，梁漱溟早在1953年就被打倒，被视为反动透顶，脑袋像花岗石一样顽固不冥，无须再费力改造，只是作为反面教员在政协中养起来。然而，偏偏这个梁漱溟，晚年却致力于打通马列主义与儒家思想的任督二脉，在1959年主动撰写长文歌颂大跃进是“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

而在傅雷、沈从文等人的私密家信之中，由衷崇敬毛泽东、赞扬新政权、自我忏悔乃至自轻自贱的词句比比皆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或许，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心理防御机制获得一个现成的解释：当一个人受到强迫和侮辱之后，其心理防御机制会不自觉地将被迫调整为主动，以减轻内心的焦虑。就像一个人被羞辱了，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索性说自己其实是自愿的。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为了维护自尊的体面，将原先强制性的“洗脑”演化为自觉的意识。

这一解释，从常识而言相当痛快，对于某些个案来说也有其道理，但从知识分子整体而言，不免过于简单化，有思想偷懒之嫌。

雷霆万钧之泰山压顶之下，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各奔东西，急剧分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顽固抗拒者，通常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诚惶诚恐，顺势而行。

多数知识分子的态度，我称之为“自觉而不自愿”。按照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说法，自觉，是理性的品格，自愿，是意志的品格，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

对于思想改造运动，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意志上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尤其是被迫自我检讨，然而，在理性的层面，其中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却有着试图了解新意识形态、反省原有立场的理性自觉。

人，本来就是古怪的精灵，大脑与心灵、理性与意志之间的错位和打架，原是寻常之事，何况读过一点书、情感更为敏感细腻的知识分子，更是复杂的两腿动物，无法用非黑即白的简单尺子去度量他们。

先说意志上的不自愿。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此前后的批判运动不同，涉及教育、出版、科技、文艺各界，人人洗澡，个个过关，只要是读过书的，便无所逃避于其间。与思想改造运动同时配套的，还有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内部的“清理中层”。若有违抗，很有可能划入更可怕的专政对象。国家机器、主流舆论和群众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

《故国人民有所思》所依据的史料，基本是当年组织系统的内部文件和情况汇报，其中披露了运动策划者与组织者的动机和谋略。

北京市委布置“烧教授”的计划，提出要对他们“猛火攻、慢火炖”，“打破情面、打下架子、打下尾巴”。知识分子是否愿意接受改造，检讨得是否深刻彻底，不仅与政治划线有关，还涉及切身利益。职称评定以政治立场挂帅，文件明确规定：“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而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对新政权有疏离感的教授，索性借院系调整之际，将他们调离京城，到偏远省份任教。

当然，有大棒子，也有胡萝卜。1952年前后，国家将知识分子纳入国家的干部编制，全部包养下来，让其没有衣食之忧，甚至让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享受超等待遇。京津地区一级教授的工资三百四十五元，而当时小助教收入，最低的五十六元。谁是一级、二级教授，谁是三级、四级教授，除学术水准之外，政治态度是更重要的考量。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冯友兰第一次教授评级，只评到四级，后来拼命检讨，努力表现，才转为一级教授。

马寅初先生是思想改造的始作俑者，他的原初想法不过是一场学习运动，让教师们聚在一起，领会马列主义而已。但一旦被组织接过去，便变为人人检讨、相互揭发的“洗澡”运动。戕害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检讨文化、大批判文化从此在读书人当中扎根发酵，危害无穷。

二十年前北京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一段情节，街道大妈嘲笑当老师的邻居：“知识分子？不会写检讨的还叫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部分精力不是用于研究学问，而是不断地写检讨，想办法如何在运动中过关。最近，一百二十万字的《李慎之的检讨书》正式出版，捧在手里两大厚本，读者的心情却比书还沉重：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在干些什么？假如没有接踵而至的各种政治运动，诺贝尔奖大概早就成为囊中之物了。

真正的读书人对权力与金钱的兴趣不浓，他们最在乎的是面子，面子与人格尊严有关，这是读书人最得以自重之处。最近南京大学的校园话剧《蒋公的面子》在全国大红大紫，解玺璋先生的评论很精彩：蒋介石未必在意自己的面子，更不在乎文人是否给自己面子，“倒是真拿自己面子当回事的，几个文人而已”。

然而，思想改造运动首先要扫荡的，就是文化人的面子。让那些平时令人尊重的大教授“洗小盆”（教研室里检讨）、“洗中盆”（全系师生面前检讨）、“洗大盆”（在大礼堂里全校检讨），在众多学生、同事面前，公开交代自己的反动历史、丑陋思想，用最不堪的语言数落自己、作践自己。对于爱面子的读书人来说，真可谓生不如死。难怪几次全校检讨都没有通过的冯友兰、金岳霖私下见面，两人抱头痛哭。

自我作践还不算难事，只要痛下决心，脸皮厚就行。最难的，还要揭发批判别人，不仅揭发批判，而且还要比谁的调子高、语言毒、态度狠。

读思想改造运动的史料，最让我感慨的，还不是组织上的严厉，而是知识分子同道间的自相攻击。梁漱溟在大会上要求给一个自我辩白的机会，台上的毛泽东默许了，却被底下的民主党派同仁一片怒吼轰下了台。同事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乃至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揭发，连客厅里、饭桌边、床笫上的私密话都被抛出来了。儒家传统的私德伦理被神圣的革命道义论抹杀，从此，知识分子之间，除了革命公义之外，再无私情可言。

人是不大容易被陌生人伤害的，而最容易伤害你的，正是你最在乎、有私人情感的朋友和亲人。然而，在强大的“利维坦”面前，人人自危，个个欲苟全性命。

人性其实差别不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激发人性之善，而反之却让天使变成魔鬼。所谓的政治运动，实际是知识分子自己整自己的运动，或者借刀杀人，或者卖友保身，先将仇敌抛出去，随之将朋友推入火坑，最后轮到了自己。

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中，触目皆是这类例子。大学共同体本来是一个以学术权威为中心的礼治共同体，然而运动颠覆了原本的共同体秩序，不断鼓励学生向老师挑战，青年教师向老一辈学者发难。冯友兰的发言被年轻人一再打断，还被指着鼻子警告：“我提醒你注意”如何如何。北大化学系傅鹰教授身为副校长，但在系里得不到尊重，化学系总支屡屡向傅鹰挑衅，试图在人事、学术、教学上由总支独揽大权。傅鹰伤心地说：“青年老年之间这几年伤了感情，过去我们对学生真是用心，现在感情大不如以前，年轻人对老教师也毫无感情，双方如此，自然不易搞好。”

在意志上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在理性上没有自觉的成分。之所以如此，乃有其复杂的思想脉络和历史语境。

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有三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是政治上接受新政权；

第二是思想上接受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第三是学术上接受马列主义方法指导。在第一个政治层面，可以说大部分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都对新政权有所期待。原因无他，乃是他们太痛恨腐败的国民党，共产党初入城时所带来的新气象，让许多知识分子都欣喜不已，对新政权有好感，产生了政治上的认同。

《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有一篇谈的是著名史学大师陈垣。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三次派专机接他南下，这位辅仁大学校长就是不走，他说：“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这一定有个道理。”如同陈垣一样，不少有理性自觉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权背后的意识形态充满好奇之心。

北平刚刚和平解放不久，清华的一些教授自动组织起来，学习自己所陌生的马列主义。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积极态度，包括批判学术上的老友胡适，连胡适在美国都感到诧异，认为是被逼的。其实，未必没有自觉的成分。到1958年，陈垣老先生以七十八岁的高龄申请入党，引起知识界轰动，成为思想改造成功的标杆性人物。他有一句经常被统战部门的工作报告引用的名言：“过去几十年自己太无知了，恨自己接触党太晚了。” 在思想层面，虽然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洛克、哈耶克那一路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结合了社会主义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他们不论在理想境界还是现实问题上，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想并非完全疏离，相反倒具有某种亲和性。许多知识分子愿意慢慢接触和了解新国家意识形态，虽然在学术层面他们还想保持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不过，群众性运动疾风骤雨，如何等得了知识分子的自觉转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顾颉刚抱怨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二十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

思想改造运动自有从延安开始的一套办法，理解要转变，不理解也要转变。这就是向知识分子大喝一声：你的立场站错了！从儒家士大夫到近代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都相信家国天下、士志于道，自信热爱社稷、心系黎民。两千年来，纵然读书人有百般缺点，但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还从来没有被怀疑过。然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之中，知识分子赖以自信与自尊的基石被两种谁也不敢反对的意识形态彻底摧毁了。摆在读书人面前的，是两个非此即彼的立场选择：一个是民族主义：你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还是中华民族立场？另一个平民主义：你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还是平民大众一边？正是这一“态度、立场决定论”，从第一个回合交手，就瓦解了读书人的思想学术防线。

抗美援朝不仅是一场对外的民族战争，也是一场国内的思想运动。知识分子自以为爱国，但为什么你们有如此深刻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结？你们清华留美学堂出身，又在欧美留学多年，喝着帝国主义的狼奶长大，言必称柏拉图、杜威，谈起西方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又了解多少？„„在义正词严、排山倒海的大批判面前，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纷纷惶惶然，感觉自己真的成了与中华民族格格不入的文化买办和学术洋奴，只能举手投降。

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也有另外一种平民主义的立场选择考验着知识分子。新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是阶级斗争，不少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理想、新民主主义路线和唯物史观，但无法接受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相信梁漱溟的说法，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只有“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土改运动当中，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工作团，让他们亲眼见识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这一招果然收到奇效。知识分子原先以为自己与人民大众有天然的感情，一到农村，发现自己早就与社会脱节，与人民疏离。沈从文在给夫人张兆和的家书中沉痛地说：“土改以后，觉得自己在城市中胡写几十年，与人民脱节无一是处，痛苦之极。”

宋代以后的平民主义趋向和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情感，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中根深蒂固，具有价值上的合法性。当组织上要求知识分子检讨自己的思想学术立场，他们在理性上真的以为自己有什么问题，需要认真地反省和检讨。而原先崇尚的个人独立和学术自由，又被批判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个人等同于私，人民等同于公，这样的公私二分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源远流长，个人主义就是与中华民族与人民大众对抗。通过政治上的“分清敌我”，将思想与学术政治化，将学术问题化约为思想立场，将思想取向化约为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和政治失去其合理的边际分界，被整合为一个整体性的立场问题，这使得知识分子全然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自尊，于是自我作践、自我矮化未必不是出于内心的真诚。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失去了自我。然而，思想真的可以通过群众性的暴风雨运动得以改造，得以重新塑造吗？王元化先生在《癸酉日记》之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在江南闷热异常的梅雨季节，回眸那段心路历程，“故国人民”真的应该走出无知与健忘，“有所思”啊。

第二篇：思想政治素质是知识分子素质的灵魂

思想政治素质是知识分子素质的灵魂

一个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落实到一个实际职业中，才会真正发挥自己的真正价值。这里指的是他的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和人性的各种基本价值。而价值又依赖于这个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的实际中，社会实践也对我们的知识分子的素质和价值，客观的提出了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下面我们正面讨论一下：

（一）知识分子的素质是各个行业最核心的素质

无论是我们的大中小学校、各种类型的医院、或者是机关企业现在几乎都是在一定的学历要求下，成为以知识分子为管理和经营的实体了。就拿我们的学校来讲，一个学校教师的集体素质直接决定着，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正如一些教育家讲的：学生不是一两个名师和名人教出来的，而是靠一个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和学生群体熏陶出来的。同样在一个医院里没有高素质的医护人员，患者也不敢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这个医院；一个公务人员素质不好的行政部门在人民群众也是令不行禁不止、“刁民”满地的；我们在强化我们学校建设、医院建设，强化各种机关建设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队伍素质。这个建设的重要性胜过单位楼房设施等建设。实际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的素质问题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中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二）思想政治素质是知识分子素质的核心素质

在我长期的教育和管理学生的过程中，基本将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归纳为（1）思想政治素质；（2）职业道德素质；（3）职业的文化修养素质；（4）从业的能力素质；（5）健康的身心素质；（6）富有魅力的、带有行业特色的、风度仪表的，外在素质；（笔者在K12中小学教育教学网上，曾经发表过《从学生的外在素质实施内在教育》，就是我计划写的六篇文章之一；现在我写的《思想政治素质是我们的素质的灵魂》也是我要写的六篇文章之一）从1986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是我教育学生的法宝性讲座。在我参加的一些保险公司人员培训中，听来听去也体会到各个行业对自己行业从业人员的要求，几乎完全也可以归纳为上述六个方面。

在上述六个方面里，虽然人的外在素质是认识一个人第一感觉和第一素质，但是属于我们常讲的身外之物。我有时对学生讲：一个人要培养那种“在脱光衣服时，也具备的优秀素质”。其实这里我是在要求学生在培养自身素质时，注重培养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文化修业素质、能力素质和身心素质。这些素质时一个人的身内之物，一个人最宝贵的素质！在这里起着灵魂和主导作用的时思想政治素质，当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好的时候，必然具备崇高的敬业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力素质和文化素质。并逐步陶冶健康的身心素质和魅人的仪表风度，必然利于自己的职业需求。

那么我们要确立的思想政治素质究竟是什么样的内涵和外在呢？我们归纳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可以列为以下三点：一是确信人类社会是有高级而美好发展前景的社会阶段的。他相信自己的现在努力正是为着社会的高级阶段的发展；二是实际的爱国主义精神；三是坚持真理的政治态度。任何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就是在这三方面形成和发展各自的外延。1：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地把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列为思想政治素质的首位。这对于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员来讲是毫无疑问。但是现在我们教师队伍和各种行业的知识分子队伍已经是由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信仰的人员组成，假如我们再不与时俱进的发展我们的统一的信念，就不会形成团结统一的凝集力，也就不会形成思想政治素质的结合交点。分析古今中外的进步党派的指导思想、观察各类成功者的思想政治素质，我们会发现他们再思想政治上交织点都是科学的宇宙观、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相近的人生观。他们都相信宇宙是可以认知的、也是可以征服的；他们相信人类的发展永远是发展的、而且是由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的；也许他们不把未来的社会叫做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叫做英特纳雄奈尔，但是他们也相信未来的社会有着自己的高级阶段；他们绝对不相信地球的毁灭、也不相信人类在毁灭和颓废；他们相信我们的一切落后和腐败问题都会得以战胜；他们也不相信反科学的歪理邪说，他们相信：停止的观点、骄傲自满的观点、无所作为的观点、悲观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在个人行为上他们以献身为人类的文化发展不懈的工作。无论是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爱迪生，还是中华民族史上的英雄豪杰与现代的雷锋、张海迪、以及无数无数名我们的教师和广大的公务员、知识分子

和人民群众，我们都恪守着这种思想的信念，脚踏实地地敬业和奉献着。反之正是那些在思想和信仰上产生错乱的人，在行为上颓废和堕落，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社会完了”“信仰和誓言没有用了”“不捞白不捞、不吃白不吃、不贪白不贪”，于是乎他们就对人类、对社会、对党和人民失掉了革命性。我们分析那些形形色色的社会发展史中的败类和当代的贪官腐败分子，不难看到它们构成社会发展中的寄生虫，其根源就是产生对社会发展的信念上。我们从小就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从小就讲社会发展史、但是要形成指导自己一生的行为理念，还真需要一生的不懈坚持！

当然一个人的思想政治素质还需要解释不少内涵：例如：还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需要科学的思维方法、还需要坚持基本的原则等。没有明确的这些内在的基本内容，那么树立对社会发展进步的信念完全是不可能的。

2：思想政治素质的第二个组成成分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确切的说就是：一个人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展现的活力。我非常认可我们习以为常的爱国主义的滔滔演讲。而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更体现的是对自己所属民族利益和国籍利益的忠诚和热爱。

我们经常讲到祖国两个字。那么什么是祖国呢？祖国是自己所属的国家。在英文译文为：母亲的土地。人不能没有祖国！甚至于连祖国不强大都不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家庭都是祖国给予的。就凭这一点，“母丑”“家贫”都不会改变他对祖国的情感。甚至于会在享受生命的同时，也竭尽自己的人生义务。对于他来讲：祖国不仅是他生活成长的土地，更是他成功的摇篮。没有祖国就没有他的一切。固然他的言行都会充满无限的活力、充满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也深知自己所属对自己的需求，脚踏实地的承担社会职责和义务。

在我的一生中接触过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在工厂接触过工人、在北大荒接触过农垦战士、在原始深林里接触过质朴无华的林业居民、在草地上我接触了无数的少数民族兄弟、在油田我接触了石油工人和干部，这一切人们都实实在在地告诉我：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是祖国山河的植被！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共产党员就是我们共产党的植被！我们的党和祖国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壮丽、伟大、光荣、正确。我终生不会忘记在30年前，我也26岁，我在东北一个小村庄实习时，在火炕上听两个26岁的生产队长和党支书，讲他们当年是如何在村口跪在全体要逃难的乡亲们面前，恳求父老乡亲们留下来的故事。这个村子连着两年马厩失火，全村的乡亲们绝望了，全村的乡亲们要逃难了。也就是那一年，他们俩刚好从部队复员回到村庄，一再劝阻背井离乡逃难的百姓，在他们劝阻无效的时侯，他们这两位共产党员就跪在村子口，恳求全村的乡亲们“再晚逃难一年”，让他们当一年的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看一看。就是这样他们上任的。他们用自己的复员费为村子里买了牲口，而且还带领全村的乡亲们艰苦奋斗，不到一年就扭转了百姓寒心的生活困境，稳住这个差点消失的村庄。这两个共产党员虽然没有电影里常见的高挺形象，而且还是曲腿跪下的形象，但是他们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共产党员。他们的经历教育了我一生。尤其是极其深刻教育了我：应该怎样对待对待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个母亲的土地。他们战场上誓死保卫祖国土地的战士一样可贵。而祖国的繁荣昌盛就是靠敢于为祖国和人民竞折腰的共产党员。爱国主义是我们报效祖国的最基本的思想政治的动力和底线！是我们思想政治素质的最基本的组成。

3：坚持真理的政治态度是我们思想政治素质的第三要素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人类乃至宇宙之间各种事物变化规律的日趋完善的总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理论也是真理；我们知识分子学习和传播的各种学科的定理定律也是真理；还有我们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遵循的教育教学规律也是真理；就是我们在社会管理、城市建设规划也有真理的指导。历史上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坚持真理、哥白尼坚持日心说也是坚持真理、教师传播知识和批改作业也是坚持真理、我们的国家不断地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克服人治坚持法制，也是坚持真理。一个人民教师在坚持真理的基点上必然激发职业素质的发展和展现。他会一生坚持学习，他会活到老学到老、永无止境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会追求广博的相关科学知识、追求精深的专业技能、他在人群中永远是勤奋学习的表率；他会钻研学生，他分析学生的前提下，科学地开发和指导学生，决不会急功近利地拿学生做违背教育科学的事。他会探索越来越好的教学方法；他会一

丝不苟地科学从教；在坚持真理地思想指导下，实施素质教育，他以高尚的师德律己，也不怕唇枪舌剑、不怕诋毁、不计荣侮，一个真正能承担素质教育的教师，应该是学生心目中鲜艳的旗帜，他代表党和人民的教育使命、他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他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他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学生心灵世界的开拓者和品德行为的塑造者。

最近在我们《钟声教育》网站的数学论坛上，我就遇到一位古稀老人，他在辅导小学二年级的孙女时，发现在目前现行的小学数学教材中，有一个从清朝时期就遗留下的错误叙述的知识点，他为了让今后的少年儿童不再受到误导，而得到健康的教育，连续四年（我又加上了2005年），给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和教授写了不少信件，一直得不到让他满意得安慰和理睬。这位七十多岁老前辈自己不会打电脑，就把信件抄写好，然后请人打成电脑文件，自己再去网吧去发出。今年春节的三十晚上又开始起笔，初三定稿，又发表在我们的《钟声教育》的数学论坛上了，我真为这位古稀老人追求真理的精神感动了！但是我们的教育专家是太少吗？我们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在一次高考阅卷中，有个试题标准答案需要修改。在我们的教育部门是无法纠正，面对天不应地不理的实际，最后麻烦了三位科学院的院士联名上书才得以解决。由此推理：这位老人的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得不到回音了。从四年前是俩位老人的呼吁，结果其中一位老人已经驾鹤离去，我们现在在世的谭老前辈以“雪里行军、情更迫”的精神，在朋友的帮助下，又在我们《钟声教育》网站的数学论坛钟发表了十几篇论证性的文章，我们这位老人简直要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要把牢底坐穿”。我们的教育专家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是不是该拿这位谭老前辈对青少年负责的，社会责任感当一面镜子呀！

上面三方面是综合一体的、是不可割裂和单一的。当你具备了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热爱、当你具备了对社会发展的坚定信念的时候，你才会对真理的宣传捍卫、形成自己的人生时务、只有你在具备爱国主义情感的时候，你才会真正享受到祖国和民族的价值、你才会具备对社会发展的献身投入、只有这样你才会具备对真理的切实追求，实践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思想政治其实就是在这三个方面互相依托、互相建构、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

一个人在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健康的建构以后，一定在道德素质上、在文化修养素质上、在从业能力素质上、身心素质上、以及他展现给外人的风度仪表素质上，都会找到自己最佳点！因此我们必须体会到：思想政治素质是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素质的灵魂！

（三）当前还是要坚持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教育

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坚持对知识分子的鼓励、信任和全力依靠的。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依靠的最佳时代。但是我们的一些获得知识的分子，不识时务，以自己的知识和学历为资本，拿自己的知识做了不少祸国殃民的勾当。例如：利用化学知识、为一些厂家在食品中，掺假。制造假腐竹、假奶粉、假粉丝；在企业中制造盗版书、盗版光盘、盗版软件；在教育系统里，长期搞地方（或地区）试题控制教学，践踏青少年的学习生活，建立自己地区的应试教育网络和体系；在社会上搞伤害人民利益的野蛮规划、搞暴利或暴力拆迁；在体育比赛中的不断更新的兴奋剂；在伤害人民战争中的导弹火药；在人民生活中搞虚假广告等等。这一切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甚至于识高级知识分子的直接参与和策划。依毛泽东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生存和发展在一定地阶层或阶级地范畴里，每个人也依赖依存在一个阶层和阶级范畴之内，每个人都打着不同的社会烙印。

知识就是力量！一点也不假！我们的中华民族还是养不起那些，奢华堕落的知识分子的！我们的国家还需要脚踏实地的，为着中华民族振兴而奋斗的知识分子！那些贪婪、奢华、堕落的知识，对社会的破坏、对人类的践踏，也是不可低估的破坏力量！

我们也有必要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对任何人、当然有广大的教师、医生、工程师和各种专家们加强思想政治上的要求和强化，在相信社会向上发展、在爱国主义上、在坚持真理上，提出毫不妥协的要求！其实这是最大限度的开发我们每个人的最大潜力。也为我们每个人奠基了最佳发展点！《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就是在紧箍咒的约束下，唐僧才开发了它们的潜力，而完成取经的伟大事业的！我们只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吸取教训，克服整人的负作用，一定会开发和焕发全体人民的社会积极性的！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原来是对学生的一个讲座稿，现在做了修改，奉献给理解我的同志。其实其他同事需要时，还是改成对学生的讲座的，但是在事例上需要再加充实。）

第三篇：儒林外史是知识分子的痛史

《儒林外史》是知识分子的痛史

一、《儒林外史》中知识分子对面子的维护

《儒林外史》里，吴敬梓以精确的白描手法和幽默、讽刺的笔触描绘了一个时代文人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向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可笑可悲的性格命运，使我们感受到知识分子文化和精神的严重危机：

（一）周进等贫苦知识分子用一生博取功名

周进等知识分子是用生命考取功名的，这恰恰体现了“爱面子”的性格。在那个社会里，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只有取得功名，才算是为自己争脸。周进为了维护面子，实现理想，一直参加科举，但考到了六十多岁也只是一个童生，这成为他平生最羞耻也最遗憾的事。也正因为他不能取得最低科名的秀才，梅玖、王惠都将他踩在脚下，私塾最终将他辞退。他所有的面子都因为科举的失败而丢失。为了维护面子，周进始终没有放弃科举，在知道几个商人想替他捐监生时，他说“便是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最终他成为国子监司业，飞黄腾达。而当初残忍讽刺他的梅玖却冒认门生，将周进以前的对联妥善收藏起来。这体现了当时社会人们对于面子的维护，也体现了科举制度对于人性的摧残和世态的炎凉。

（二）娄三等出身官宦的假名士附庸风雅

娄三这一类跟周进等人相比，荣华富贵是生来就有的。但他们这些假名士为了取得“举荐”，赢得面子，弄虚作假，成为了封建时代的寄生虫，体现了这些知识分子对于面子的追求和内心的虚伪。娄三等所谓的名士一味的模范古代文人的腔调或议论永乐篡位，以显示自己的见解卓越，给自己的脸上贴光。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对精神进行欺骗，企图维护自己所剩不多的面子，最终只是表现了自己的虚伪与庸俗。

（三）迟衡山等君子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

迟衡山可以说是《儒林外史》中真正的君子。他表里如一，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文中写到迟衡山想要为南京第一贤人吴泰伯设专祠，想要大家学习礼乐，成为人才。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这正是他对于自己的定位，是他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所存在的。但这里，我们也 可以看到这类人的责任感也是从另一个方面维护了自己的面子和尊严。

二、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涵,使人笑过之后又倍感痛心。

《儒林外史》的很多人物都有生活原型,而又是经过典型化了的人物。很多人物身上交织着悲喜剧的命运,使我们时而觉得他们可笑,时而又为之伤心。

周进和范进是全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这样两个典型。他俩都让举业和富贵功名麻醉得精神变态。周进为不能举业,竟不惜一死,向一号板一头撞去,鲜血不止,被人救醒后还痛哭不止,当众人答应周济他参加科举时,他跪在地上发誓:来世做驴做马,也要报答人家的恩德。这简直使人难以置信,年过花甲的老人为了举业如此颠狂。

范进更是可笑,这个被老岳父骂得狗血喷头、长就一副薄命相的“现世宝”为中举的喜讯搞错了神经,在集市上丑态百出。若不是老岳父的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位举人老爷恐怕永远难以醒转了。

这是两个多么滑稽近乎小丑一样的形象,简直丢尽了读书人的脸。然而,我们仅仅认为这是作者对他们的嘲笑,是不够准确的。通过这两个人物,我们仿佛看到无数知识分子在科举的道路艰难地跋涉,有的得意,有的碰壁;不管得意还是碰壁,实际上却成了满腹八股文、无一点真正用处的蠢物。看到这两个人物,我们不难联系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这个人物实际上属于笼进、周进同一类人物,只不过他更落魄,命运更悲惨,更令我们同情。

三、通过潜意识的描写,可以看出人物灵魂受害之深,处干麻木和不觉醒的程度。

首先,小说深刻地刻划了人物心灵深处情与理的矛盾。在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支配下,王玉辉的人格陷于分裂状态。他一方面是“天理”的忠实奴仆,诚心诚意地鼓励女儿绝食殉夫,认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另一方面又为人的情感和良知所左右。结果女儿果真殉夫之后,精神陷入了痛苦的深渊。通过王玉辉这个具有复杂心理内涵的形象,我们看到了程朱理学是怎样以无形的屠刀栽害着知识分子心灵的。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还有“马二先生游西湖”。众所周知,马二先生也是作者着力刻划的知识分子形象之一,作者对他迂腐而忠厚的性格作了善意的讽刺和批评。自然,他所谈的那套举业经,是那么迂腐而酸楚。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他有浓厚的道学气,见了着时装的妇女不敢仰视,见:了茶铺的老板,他宁可躲开。在这个人物身上好象没有人欲,甚至连美丽的西湖景色也无所欣赏,不感兴趣。一路只是吃,又没有钱,他一会儿看女儿,一会儿又写他怕看女人,用笔散漫,似乎与表现这一人物无关。其实这正揭露了马二先生心灵的隐秘,揭示了“天理”与“人欲”的矛盾。马二先生观察女人可谓细矣,连她们的发型,衣着,甚至脸上的疤痕都没有放过,这说明其心灵深处并非对女子丝毫没有兴趣,但同是这位对女人观察细腻的马二先生,与女人真正打了个照面,竟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段游西湖描写,真实而逼真地刻划出被封建礼教和科举制度扭曲灵魂的马二先生一类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把“人的欲望”、“对美的追求”只能完全、彻底地隐藏在内心深处,而行动一上,不敢丝毫超越封建礼教的规范。

更可怕,可悲的是,他们既是八股文的忠实信徒,又成了它热心的宣传者。自身受害不算,还将毒剂扩散在他人身上。如匡超人就是受其鼓动走上这一道路的。可见,马二先生这类知识分子受害之深,危害之大。其次,作者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在科举道路上竞进的男士,也给我们刻划了一不醉心举业的女姓,这就是鲁编修女儿一一鲁小姐。她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恰好相反,丫生下来,就与脂粉、描红绣凤无缘,偏偏喜读圣贤之书。正如乃父所云,如果不是女儿之身,十个状元也挣回来了。她心强命不济,自身无法走上科举之路,想找个代替自己实现光宗耀祖理想的丈夫,然而其夫对科举之事无所用心。她只有把唯一希望寄托在年仅四岁的幼子上。她每天课子到四更,无疑在摧残儿童。由此可见,科举制度不仅摧残男士的心灵,妇女也难逃其害。

四、通过典型描写,控诉科举制度使人蜕化变质,使我们对其越发痛恨,对知识分子的受容更加同情。小说揭示了在科举制度的腐蚀下,不少人蜕化变质,最为典型的是匡超人。

作者是用匡超人的际遇和蜕变,来控诉“文章举业”怎样毒害了明清两代难以数计的读书人。吴敬梓在匡超人形象中寄寓了他对人生的感慨,包括了他对历史的思索,还凝聚了他对生活的发现。作者用对比手法为我们塑造了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匡超人。前一个匡超人,朴实、忠厚,对老人至孝,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年青人。

变质后的匡超人虚伪、自私、奸诈到了极点:停妻再娶,趋炎附势,替人做“枪手”,甚至于诽谤自己的启蒙老师马二先生,借以抬高自己。这惊人的蜕变仿佛在表现匡超人的人生悲剧,实际上是表现了众多本质善良、积极上进的青年被科举取士制度腐蚀的悲剧。

五、作者笔下理想人物的前途渺茫,正说明当时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首先,杜少卿应当说是作者笔下重要的理想人物之一。有人说,这就是作家生活中的原型。起码这个人物身.上多少有作者的影子,可以说,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他不应举,不做官,守着妻儿在繁华的南京过快活日子。他身.上有一种叛逆精神,放达不拘礼仪,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高洁品质和不同世俗的理想。小说详细描绘了他乘醉携妻子,穿过繁华的街落畅游清凉山的场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这方面的品格。这样的举动,在现今社会中,当然算不了什么,然而在当时,无疑象爆炸了一颗炸弹,引来无数人来围观,来看“西洋景”,只看得众人眼花缭乱,目瞪口而,杜少卿的处世哲学,也只是一种独善其身的行为。即使有些反抗,并不是对封建社会的正面冲击。这种反抗还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

作者在小说结束前描写的“四大奇人”显然寄托着他对未来的希望。四个奇人,一个是无家无业,寄身和尚庙的;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一个是开茶馆的;一个做裁缝的。既非名宿,也非乡绅,完全是一个新的阶层。可是作者对这个新阶层并不很了解,他叛逆的一生是在封建仁层中度过的。因此,“四大奇人”写得是失败的,象浮光掠影一样,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吴敬梓笔下的理想人物都是没有出路的,等待他们的自然也是悲剧命运,只是结局与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等不同罢了。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塑造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尽管他们的性格迥异,生活道路也各有不同,但异途回归,终究逃脱不了悲剧命运。在这个意义上说,《儒林外史}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血泪史。作者是满含辛酸泪,十分痛心地诉说这一历史的。但封建社会的衰朽已不是谁能挽回的,这是杜少卿等人也是吴敬梓思想的悲剧。

作者对儒林士子的一些丑态是有嘲笑,象对周进、范进这样富有喜剧色彩的丑角的描绘,不无这样的态度。但对江河日下的封建制度和毒害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更多是冷笑和惨笑。

第四篇：中国古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是汉章帝（定稿）

中国古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是汉章帝

——驳“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 同刘桂生、刘伟杰、管怀伦、张进等商榷

孙景坛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江苏 南京 210001)

［摘 要］自1993年笔者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后,学术界基本认同了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的观点,但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这也不妥。中国古代存在“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是事实,始作俑者是东汉章帝,标志是白虎观会议和删《史记》。

［关键词］汉章帝;白虎观经学会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杨终;史记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71(2010)03-0092-06

从班固到“五四”,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在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涵是“思想专制”,或“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1993年笔者发现此说不妥,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说。［1］经多番论辩,［2］现“汉武帝搞思想专制”说虽已偃旗息鼓,但“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 号的思想专制’”说却悄然兴起,如刘桂生教授［3］和刘伟杰博士［4］等就是此说的代表,但这也值得商榷。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存在“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是不争的事实,始作俑者是东汉中期的汉章帝。本文就想对此谈点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现代“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的提出

199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刘桂生教授在一篇大作中指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因为近人认为,“汉武帝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了儒学的一统,禁绝和摧毁了儒学以外的百家诸子,以致中国文化学术日衰,国运日蹙”,“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5］他主要给出了三点理由:

首先,不能把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解成“思想专制”。他说:“董仲舒对汉武帝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并不能断定他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禁止’、‘禁绝’儒学以外的学派活动,甚至要求‘从头到尾’加以‘摧毁’;也没有建议在全社会范围内只让儒学一家独存。”“皆绝其道”、“邪辟之说灭息”,“也不能由此就引申、推断出董仲舒要求颁布禁令,并采取暴力禁绝其他学派的活动与流传”,等。［6］

其次,认为“汉武帝搞思想专制”不符合实际。他说:“对历史名词的理解是否正确,最有力的检验者应该是历史的实迹。前人也曾批陈,汉武帝与董仲舒是否真的独尊了儒术,罢黜了百家,可疑之处甚多,与此说相悖的史实不胜枚举。汉武帝本人用人、施政就不是只从儒学一家。„„所以,硬要说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定儒学为国教,实在是张大 其词,于史无据的。”［7］ 再次,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没有“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他说:“在我 国从汉代到清中叶,从来没有人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作禁绝摧毁其他各家。这一点,只要查一查《四库全书传记资料和集部篇目索引》及《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两书所收从汉至清论董仲舒者共二十二家的言论就能明白。”这二十二家学人是:司马迁、班固、吴兢、郑樵、孙复、张栻、刘敞、黄震、真德秀、郝经、方回、张宇初、冯从吾、乔宇、朱睦絜、史鉴、孙承思、陈廷敬、朱轼、陆陇其、戴钧衡、刘毓崧等。［8］

2007年,刘伟杰博士再次提出此说,论据与刘桂生教授基本相同。［9］

二、“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的理论渊源

应当说,“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的出现,与中国近现代传统文化反思密切相关。

早在1905年,当梁启超、章太炎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并直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许之衡先生就第一个站出来,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涵解成了“非思想专制”,并由此认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非思想专制”,从而认定“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许先生的说法后来得到了柳诒徵、戴君仁、徐复观、李定一等先生的支持。［10］但是,他们的说法未能得到学术界主流思想的认可,一直是学术界的非主流观点,所以笔者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没有提及。

可是,1994年,管怀伦先生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先生商榷》中,重拾了许之衡先生的观点,对笔者进行批评。他说:“罢黜不是消灭,独尊也是崇尚”，［11］即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成“非思想专制”,进而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其实,他这样批评笔者是不当的,因为许先生与笔者一样,都认为“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而管先生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的实质还是“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要知道,管先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涵是“非思想专制”,笔者的内涵是“思想专制”,所以,笔者“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的意思是“汉武帝‘搞思想专制’子虚乌有”,他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的意思是“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确有其事”,二者的意思有别吗？管怀伦先生误导了很多读者,其中有许多知名学者上当,如王志轩博士、陆剑杰和李零教授等,他们都认为管先生的观点是“汉武帝搞思想专制”,实非。①然而，至少有一个学者,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刘桂生教授真正读懂了管怀伦,于是在1998年提出了“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

刘桂生教授的“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第一时间遭到了笔者的批评,［12］后此说一度沉寂。

如果说管怀伦先生与笔者的商榷是学术批评的滑铁卢,那么,2005年,《南京日报》记者李冀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晋文——他的笔名)教授对笔者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对“子虚乌有”的批评,因为他们二人与笔者一样,都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涵解作“思想专制。”［13］张教授说:“无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都是思想专制,无非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在学术界早已成为定论。”［14］可是,当笔者要看看他们手中关于“汉武帝“搞思想专制”的实证时,李冀记者没有作答,张教授的学术却成了“变色龙”,很快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内涵也解成了“非思想专制”,成了管怀伦第二。［15］在学术界,张教授比管先生更具有迷惑性,因为他先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思想专制”,后又偷换成“非思想专制”,很多读者都转不过弯,以为他是真正的“汉武帝搞思想专制”说的代表,然而,亦非！可是,只有刘伟杰博士从中看出了端倪,在2007年,再次提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刘博士可能以为,连秦汉史专家张进都向“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说屈服了,也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成了“非思想专制”,只要此解成立,后来一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都不是“思想专制”,这在逻辑上显而易见。

三、“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之商榷

笔者认为,刘桂生教授等的“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根据并不充分。

第一,不能把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说成“非思想专制”。再看董仲舒原话：“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这里:

1、“绝 ”和“灭”,不用解释,都是“损毁”的意思,有“搞思想专制”之嫌。

2、此建议脱胎于李斯 的“焚书议奏”,李斯说:“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16］李斯还允许博士官私藏“《诗》、《书》”,董仲舒要求“绝、灭”六艺之外的所有文献,比李斯更厉害。为什么李斯的建议是思想专 制,董仲舒的建议不是？逻辑上说不通。

3、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外,董仲舒还是“三纲”学说的创立者。众所周知,“三纲”是中国古代“打儒家旗号”的专制理论,也 是“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的总根,从“三纲”可以推出“搞思想专制”。 第二,不能用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反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非思想专制 ”。刘教授用“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的事实,反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来就 是“非思想专制”,不合逻辑。这个问题不能反推。要知道,如果反推,必须要证明:汉武帝“ 尊儒”与董仲舒的建议有因果关系,即采纳的完全是董仲舒的建议,并不折不扣地实施了。如果汉武帝“尊儒”采纳的不是董仲舒的建议;或采纳的是董仲舒的建议,但没有不折不扣地实施,都不能反推。刘教授在论证中没有给出二者有因果关系的证明,只是含混地说“汉武帝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管怀伦、张进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都是从卫绾说开去的,［17］所以这一说法不能成立。事实是:汉武帝“尊儒”活动开始于建元元年,建议者是儒家帝师王臧,正式“尊儒”的时间是建元六年,完成者是丞相田蚡,与董仲舒无关。［18］因此,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思想专制”无疑。

第三,认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与文献不符。应当说,刘教授的证明,尽管差不多穷尽了经、子、史籍,但却把于此有关的文献和学者都刻意避开了:如,他在列举二十六史时,剔除了《汉书》;在列举二十二学人时,只列了班固及其《汉书·董仲舒传·赞》。［19］事实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就出自《汉书》。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董仲舒传》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另外,刘教授又把重要的史藉,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排斥在了书目之外。《资治通鉴》是 古今史家的必读书,作为史学家,刘教授怎么可以抹掉《资治通鉴》呢？在《资治通

鉴》里,有完整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专制)’”说。另,早于司马光的孙复,在他的《睢阳子集补》里也有此说。［20］传统至今,学术界讲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以班固的《汉书》、孙复的《睢阳子集补》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依据的。还是张进教授坦诚,说:“《史记》中通篇没有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独尊儒术’的记载。数百年后(一百年多年后——引者),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中方才有此一说。”［21］

第四,认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没有历史根据。必须指出,虽然汉武帝的“尊儒”没搞思想专制,但后世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思想专制”的皇帝大有人在。如,明朝的“李贽案”就是一个典型: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李贽因非议孔子,抬高秦始皇等,被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所弹劾,说他“惑乱人心”,“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这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后来,万历皇帝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罪名,将李贽逮捕,并焚毁其著作。李贽最后自杀于狱中。［22］试问:这是不是“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关于刘伟杰博士的说法,拟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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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虎观会议”是中国古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开端

笔者认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涵是“思想专制”,汉武帝“尊儒”没搞“思想专制”，因为他采纳的不是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的建议真正被采纳是东汉中期的事。汉章帝才是中国历史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时间是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先要搞清什么是“思想专制”？应当说,传统至今,学术界对此并不真正清楚。如, 在研究汉武帝是否“搞思想专制”时,张进教授认为,汉武帝搞的思想专制是“和平的”(后来他悄悄地放弃了这种说法)。［23］又,王葆玹教授认为,“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说来就是将博士七十余人的建置加以削减,将其中传习诸子书的博士罢黜。”［24］支持王教授说法的刘松来教授则增加了“郊祀制度”等问题。［25］实不妥。笔者认为,“思想专制”的底线是:必须“有文献被毁,或有人被整”,没有“毁书整人”,就说是思想专制,可能会混淆思想专制与非思想专制的质的区别。所以,“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的基本要件是:有某一“打儒家旗号”的学者制造一种专制理论;这种专制理论被统治者采纳为政策、法律乃至法典;用这些政策、法律或法典“毁书整人”。三者缺一不可,其中“毁书整人”是最根本要件。

第二,“白虎观经学讨论会”是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的里程碑。《后汉书·章帝纪》记载,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秦暴,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师承,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于戏,其勉之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 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关于白虎观会议,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只是为了“统一经义、统一经学”。现在有人批评说,汉章帝“并没有统一经义的意愿„„只是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而已。在会议上,学者各持己见、互相辩难,即使不敌,其学说也并不会被罢黜、被取缔。”［26］其实都不妥。他们忽视了 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在白虎观会议上,一种专制学说被堂而皇之地塞进了法典,正逐渐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这一专制学说就是《公羊》,《公羊》在会上被定“春秋学”的博士科,而《公羊》是唯一“打儒家旗号”主张专制的学派。董仲舒发挥《公羊》所创立的专制理论“三纲”也被正式写进法典。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白虎通·三纲六纪》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是以纪纲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与“三纲”相配套了专制理论,既然“三纲”已被写进法典,搞“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也就没了政治和法制层面上的障碍了。不看到这一点,无疑是没有把握白虎观会议的本质。 第三,中国古代第一个被“思想专制”的文献和学者是《史记》及作者司马迁。要搞思想专制,历史就不可能不留痕迹,不会像张进教授说的那样“和平”;像王葆玹、刘松来教授说的只是“某些制度建设”那样轻松,思想专制从来都有“暴烈事件”发生,只不过是血腥的程度不同而已。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远不如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搞得惨烈,但应都叫“思想专制”。白虎观会议也是如此。虽然在会上,没有学说“被罢黜、被取缔”,但据《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记载:会后,杨终“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太史公书》即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说,汉章帝在会后下令,让杨终将《史记》大肆删毁,由原来的五十多万字,删剩了十万字,面目全非。《史记》的名字也由原来的《太史公书》,贬成了《史记》,这就是今天《史记》名称的由来。我们今天见到的《史记》,是南北朝时期重新恢复的。传统至今,史学界的话语权被公羊派所把持,此事一直未被提起。直到现在,还有学者如张进教授,仍继续在坚持司马迁的史学罪案。［27］汉章帝打击《史记》确有其事,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的铁证。

第四,为什么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始于汉明帝？诚然,班固在《典引序》引明帝永平十七年的诏书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这里,汉明帝批评《史记》是真,但他没有把思想专制定为国策,也没有对《史记》进行损毁,因此,他的批评不管正确与否,都属“非思想专制”范畴。而汉章帝已突破了“非思想专制”的质的界限:不仅召开经学会议,把宣扬思想专制的董仲舒的学说当作了治国的主要思想,还公然下令损毁《史记》,而损毁《史记》是“搞思想专制”的根本证据。

五、正确认识汉章帝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作俑者的意义

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是汉章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更好地理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现在,对笔 者的这一观点,虽多数学者都能正确解读,但也有人说:“孙景坛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没有得到真正实行”,甚至把刘桂生教授的“中国古代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与笔者相关联。［28］其实,笔者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核心是说“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同时说“中国古代也没有从汉武帝后一直在搞思想专制。”但笔者没否定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思想专制”,也没说“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所以,笔者把汉武帝“尊儒”概括为“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以便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留给“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的人。从笔者这里,不能逻辑地推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而且,在笔者读到刘桂生教授的大作后,已撇清了与他的学术关系。［29］

第二,能更好地理解管怀伦、张进教授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说是不妥的。张进教授曾指责笔者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是“拾人牙慧”, 然而 ,笔者的看法是新观点已被公认,②而他与管教授的“确有其事”说才是真正的“拾人牙慧”:管教授因袭许之衡先生,张教授因袭管教授。而他们俩的因袭,即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成“非思想专制”,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如:可逻辑地推出,“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误导读者,“汉武帝是第一个搞‘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的皇帝;不能正确认识汉章帝的“白虎观会议”和“删《史记》”是“思想专制”,以及如何对“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进行科学地概括,等。

第三,能更好地理解“汉武帝搞思想专制”说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作的伪。应当说,班固和其父班彪都是《公羊学》和董仲舒的狂热拥护者。班固直接参加了“白虎观”会议,是会议的记录者和《白虎通德义》的整理者。打倒司马迁和损毁《史记》,虽有杨终的作用,但班固也难逃干系。如,上引《典引序》,班固自述说:“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郤、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邪？’臣对此《赞》贾谊《过秦论》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绝’,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耶？’臣具对素闻知状。”于是,汉明帝才下诏批评司马迁的。此前,班彪还对司马迁进行过人身攻击。［30］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明确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而说《春秋》(公羊)事得失„„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意思就是:《董仲舒传》不是历史,而是“古为今用”。由此,他的《董仲舒传》是中国古代影射史学的活标本。班固作伪“汉武帝搞思想专制”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为汉章帝“搞思想专制”制造理论和历史根据。

第四,能更好地理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点。”在笔者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几乎都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专制)’”为基点。然而:

1、不符合史实。汉武帝“尊儒”与董仲舒无关,这么反思,没有科学依据。

2、会制造“汉武帝学术冤案”。汉武帝没搞思想专制,却被扣上了“专制皇帝”的帽子,这是制造冤假错案。

3、学术悖论。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皇帝,如果他“搞思想专制”,怎么能获得成功？必须指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历史进步的基本规律都是以自由、民主、开放为前提,差别只在程度大小;专制祸国殃民,害人害己,从来就没有好结果。以往的传统化反思一面宣扬“汉武帝搞思想专制”,一面宣扬“汉武帝雄才大略”,不合逻辑。

第五,能更好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

1、为“‘五四’反专制”正名。根据刘桂生教授和刘伟杰博士的“中国古代无‘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说,“‘五四’反专制”是空对空。而“汉章帝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说明中国古代确实存在“打儒家旗号的思想专制”,“‘五四’反专制”没错。

2、能找出“‘五四’反专制”的缺陷。“‘五四’反专制”,从批“汉武帝‘搞思想专制’”出发,是批错了对象,应批汉章帝;把孔子当作“搞思想专制”的总后台,也批错了对象,应批《公羊学》、董仲舒的“三纲”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白虎观”会议和“删《史记》”,等。

3、不要把“集权”与“专制”混为一谈。集权可能导致专制,但“集权”不等于专制,集权有民主成份,合理的“集权”就像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样,是理性之光;而专制,则是彻头彻尾的反动,二者的质的差别不能混淆。［31］

4、“王臧尊儒”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汉武帝“尊儒”,采纳的是自己老师王臧的建议,具体应叫“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即“以儒为主,悉延百端”,不搞“思想专制”。［32］这是汉武帝能成为“雄才大略”皇帝的思想基础。

5、“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死路。汉章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搞思想专制”后,经过一代人的奴化教育,汉朝最终走向解体。后来,凡是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思想专制”的朝代,如宋、明,都孱弱落后。［33］而唐代的鼎盛,在于他们不尊“公羊”、董仲舒,以及不搞“思想专制”。［34］

最后,让我们高举“‘五四’反专制”的大旗,理性、科学、深入地重新反思传统文化,为加快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和理论依据。

注释: ①管怀伦说:“仅从现在的社会影响来看,不计评论,该文(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引者)的基本观点至少已经被王志轩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被阉割的历史探索》和庄春波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考辨》一引再引,北大著名教授李零所著《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更是完整地引入拙文最后整个《结论》部分。”参见http://tieku.baiso.org/189295/25.html.管怀伦.陆剑杰——对我学术成长发挥特殊助力的哲学家(散文),参见http://tieku.baiso.org/189295/23.html.如,李零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管怀伦。”(《丧家狗:我读〈论语〉》)参见http://.［31］孙景坛.论“五四”时期反专制的局限性［J］南京社联学刊,1989,增刊;“五•四”批孔献疑［J］,南京社会科学,1999,(8);中国古代“术家”的“反人本主义”思想与行为之批评——对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七大“以人为本”的历史思考［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增刊. ［33］孙景坛.明代历史定位问题新探［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4,(4);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4,(8).

［34］孙景坛.唐代“贞观之治”的儒治问题新探［J］.南京社会科学,2006,(6).（原载《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03期，这里在文件格式的转换中，可能有小的误差，批评和引用时，望核对原文。）

第五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思想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什么和 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指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革命的思想理论 —— 马克思主义。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被译介传播至中国,进而与中国工人 运动相结合,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对于 “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 这个问 题,似乎是 “ 人所共知 ” ,不需研究。其实不然,因为对此进行追根究底式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机,作一番探讨,很有必要。

自 1840年开始,中国逐渐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灭亡的危险促使中国的先 进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 幻想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富强中国。但当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 展刚刚开始起步时, 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相继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阶 段,资本输出和争夺海外殖民地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所以,帝国主义列强极力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控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限制其民族经济的发展, 以保证它的投资场所和对落 后国家的掠夺。这样, 当中国刚刚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时, 它充分发展的可能性就已经 消失。正因如此,在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处在艰难的境地,民族工业的发展既 是缓慢的, 又是残缺不全的,中国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三民主义行不通,实业救国遭 受挤压, 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 那么苏联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经毛泽东等 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就是必然的选择。

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发展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摆脱资本主 义的世界市场体系,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从而跨越了资本主义的 “ 卡夫丁峡谷 ” , 实 现了历史发展的飞跃。邓小平同志在概括中国这段历史发展过程时指出:“ 人们提出这样一 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 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 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 由此 可见, 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解释:不是某些人或某个党派的主观 意愿, 而是世界历史的文明借鉴和两极分工, 才使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跨越了资本主 义,义无反顾地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所做出 的一种选择。近代以来, 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寻求中国的再生之路, 中国几代志士仁人进 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从洪秀全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前赴后继、历尽坎坷。他们 向西方学习,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学术等方面广泛接受了西方的影响,从社会 “ 大 同 ”、君主立宪到资产阶级共和国,都曾经强烈地吸引着中国人民的注意力。然而结果却令 人失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先进知识分子在对世界大势和中国历史进行精心观察和深刻 总结的基础上, 在对种种主义、种种学说进行广泛了解和诸多比较的基础上,独立思考、自 由争论。儒学的纲常深入人心, 流毒太深。如果不改变其在中国的文化统治现象, 以至彻底 的摧毁它, 它必然会成为皇权复辟的护身符, 以及国家走向富强的阻力, 必将使革命的果实 化为乌有。致力于文化启蒙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激昂的号角下, 用《新青年》杂志吹响了向传 统的文化统治 —— 儒学进攻的冲锋号。他们积极倡导 “ 破除迷信 ” , 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此次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 鲁迅、陈独秀、胡适等成为了其中的代 表。民主和科学也成为了他们的口号。在开始时, 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共同影响着中国的先进 知识分子, 在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最终选择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也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 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开辟了一 个新的历史时代, 它构成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直接前提。五四运动爆发后, 极大的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五四运动中, 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 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 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在这时发挥了某种先 锋和桥梁的作用, 使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起来, 这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 相结合的过程。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 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中得 到传播。为了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需要,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 国兴起了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也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思想。1920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进一步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并使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表示了中国的先进 知识分子正式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这一选择是历史的必然, 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的伟大 转折,它使中国政治和文化的重建有了可能,使民族和国家有了希望,使中国革命从 “ 山重 水复疑无路 ” 走向 “ 柳暗花明又一村 ” ,使中国的革命走向了一个新的时代。

回顾历史,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随意的, 而是在总结历史的经 验教训上不断探索而做出的决定。因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思想才是符合中国实 际情况, 能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状况的革命方式。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不断经受挫 折后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